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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流放農民那樣凶殘的流放，把人們赶到荒山僻野公然置于死地，這樣的事從前沒有過，以后也沒有再發生。但是，我國的流放地卻通過其它方式并按照它自身的規律一年比一年更加“茂密”：流放的人數越來越多，流放地的人口密度越來越大，流放制度越來越嚴酷無情。 大致可以划分以下几個時期。二十年代的流放似乎是設置勞改營之前的過渡階段，或者叫預備階段；那個時期很少有人最后以流放了事，几乎所有的人后來都被扣進了勞改營。 從三十年代末起，不知是否由于流放人數太多的緣故，流放這种行之有效的限制与隔离形式開始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了。戰爭年代和戰后，流放同勞改營并列，規模日益擴大，地位日益鞏固。流放有优越性：不需要投資修建工棚和營區，不需要警衛開支，而且它可以一次處理大批人，尤其是婦女儿童。（各個較大的遞解站里都備有經常性的母子牢房，關押帶孩子的婦女，這些牢房從來沒有空過。）流放還可以保證在短期間內可靠而永遠地清洗宗主國本土的任何一個重要地區。這樣，流放制度的地位就鞏固下來了；而且從一九四八年起它開始發揮新的全國性作用，即作為垃圾場和儲存池的作用：可以把古拉格群島處理下來的殘渣廢料扔到這里，讓這些東西永遠不會再登上宗主國的本土。一九四八年春，對勞改營下達了一項指令：犯第五十八條的罪犯刑滿之后，除少數例外，一律“釋放”到流放地去。也就是說，不能輕率地把這些人釋放到不屬于他們的“宗主國”里去，而應當把每個人從勞改營的崗樓下押送到流放移民村的警備隊部去，從一個籠子移進另一個籠子。由于流放地區是有嚴格划定的，所以這些地區總起來又似乎构成了蘇聯（“宗主國”）与古拉格群島之間的某個單獨的（雖然層次互相交錯）國家。与其說流放地是洗淨罪惡的“煉獄”，毋宁說它是一個沾染罪惡的污穢池，從這里只能進入古拉格群島，而絕不能進入“宗主國”本土。 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流放地補充了大批人員，那是從解放了的德軍占領區押來的。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又從西面的几個共和國押來許多人。這些流放者的洪流加在一起（甚至不必包括流放的農民在內）遠遠超過五十万這個數字的几倍，甚至几十倍！須知，曾被稱為“各族人民的監獄”的沙皇俄國在整個十九世紀中流放的人數總共是大約五十万人。 那么，究竟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國公民因為什么罪行遭到流放（或曰“強制遷移”）呢？（“流放”与“強制遷移”之間的區別盡管不是一直被遵守，至少是時常提及的，這大概是因為這种區別可以給某些人帶來行政上的樂趣吧。米·伊·布羅多夫斯基因信仰宗教受到迫害，他對于未經法院判決就流放他感到震惊。可是，伊万諾夫中校卻鄭重其事地對他解釋說：“正因為這不是流放，而是強制遷移，所以無須經過法院。我們并不認為您是罪犯，所以并沒有剝奪您的選舉權呀I”也就是說，沒有剝奪他的公民自由權利中這最最重要的一項權利嘛！……） 可以舉出几條最常見的可判處流放的罪狀： l）屬于有罪的民族（詳情請看下一章）； 2）已在勞改營服滿刑期； 3）居住在有罪的環境中（諸如；叛逆的列宁格勒、西部烏克蘭、波羅的海沿岸之類游擊隊運動活躍的地區等）。 此外，本書開始時提到的各种人的水流中也有些支流溢出來，沒有流入勞改營，而是進入了流放地。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斷地被拋到流放地來。是些什么人？一般說來，是勞改犯人的家屬。但他們的家屬也并非全被流放，流放的也不僅僅是他們的家屬。要想說明流体的流動問題，就要有流体力學方面的各种知識，否則只好放棄這個想法而單純地去觀看那毫無意義地洶涌翻滾的波濤。在這個問題上也一樣：我們沒有可能透徹地研究和描寫各式各樣的動机和原因，來說明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把各种不同的人忽而送進勞改營，忽而又流放。我們只能觀察，我們看到的是一幅由各种移民混成的五色繽紛的圖畫，這里有從滿洲來的移民；有孤零零的外國公民（這些人即使在流放中也不能同周圍的流放者結婚，這是蘇聯法律所不允許的，因為對方即使也是流刑犯，但還是蘇聯人嘛！）；有高加索人（但誰也不記得遇見過格魯吉亞人）；也有中亞地區的人——這些人雖然當了俘虜，卻沒有被判十年勞改，而只判六年強制遷移；甚至還有一些當過俘虜的西伯利亞人被送回老家來，這些人在故鄉西伯利亞可以像自由人一樣生活，不必到警備隊部報到登記，他們只是無權离開家鄉到外地去。 我們不可能知道流放的全部類型和情況，因為我們的消息只是來自一些偶然的談話或信件。假如沒有A·M·阿勒。夫的來信，讀者恐怕就不會知道下面這個故事了。一九四三年，維亞特卡地區的某村里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該村的農庄庄員科茹林，一個正在前線作戰的普通步兵，似乎是已被送入懲戒營，或者就是已經被槍斃了。于是，執行人員（讀者已經對這個詞有所了解；它是劊子手的雅號）馬上來到科茹林妻子的住處（她有六個孩子，最大的十歲，最小的六個月。還有兩個大姑子也住在一起，都是年近五十的老處女。），立即把她一家九日赶出家門，裝上雪橇，只允許帶一點點東西，在嚴寒中赶到六十公里外的維亞特卡省基洛夫市去了。只有天知道，這九個人怎么會沒有凍死在路上。在基洛夫市的遞解監獄里關了他們一個半月，后來又押到烏赫塔附近的窯場。兩個大姑子每天只有到泔水池里撈東西吃，后因神經錯亂倒斃街頭。母親帶著几個孩子靠周圍當地人們的幫助（是無思想性的、非愛國主義的、甚至很可能是反蘇維埃的人們的幫助）總算沒有餓死。后來几個孩子長大了，都到軍隊服役，而且成了所謂“政治思想和戰斗訓練全优的优秀戰士”。一九六0年母親回到了家鄉，可她家的房子早已無影無蹤，連一根木頭、一塊爐磚也沒找到。 把這樣一個情節編進偉大衛國戰爭胜利的花環中去有什么不好呢？不，他們不要。因為這沒有典型性。 那么，對偉大衛國戰爭中的殘廢者的流放又應該編進什么花環里去呢7這應該再哪一類流放呢？關于這种流放我們几乎一無所知（确實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請讀者回憶一下，戰爭末期在我們的集市茶館旁和電車里曾有多少并不年老的殘廢人在游蕩啊！后來，不知不覺間，這些人很快就消失了。他們也曾形成一個洪流，也是在一個運動中被流放到北方的某個小島上去了，因為他們不該為了祖國的榮譽而在戰爭中使自己的樣子變得那么難看。這也是為了使我們這個民族——在各种田徑賽和球類比賽中都取得輝煌胜利的民族——顯得更加健美嘛！這些在戰爭中不走運的英雄們現在生活在某個無名小島上，當然，無權和廣闊的外界大陸通信（但畢竟還有极少數的信件送出來了，所以我們才知道），他們自己的生活自然是比較“簡朴”的，因為他們憑自己的勞動所得是不可能富裕的。 這些人似乎今天仍舊在那里度過自己的余年。 處于蘇聯和古拉格群島之間的這個巨大的污穢地，這個流放的王國。既包括大小城鎮，也包括偏僻的鄉村和荒野。流刑犯都盡量爭取到城市里去，人們堅信城市對我們這些人來說更好過些，尤其是比較容易找到工作，那里的生活也比較像人的生活。 卡拉干達市可說是流放王國的首府，至少是它的一顆明珠。我是一九五五年，在大規模流放結束之前，看到這個城市的。（警備司令部批准我這個流放者到卡拉干達吉些日子，因為我准備到那里去結婚，未婚妻也是被流放的。）當時，它還是個饑餓的城市，一進它的大門，离工棚般低矮的火車站不遠，就有一所頗有象征性的磚房：它的牆壁用許多木頭柱子戳住，以免倒塌。有軌電車當時并不開到車站旁邊，（因為地底下到處是坑道，怕塌下去。）新市區中心的一面石牆上刻著大字。廣煤炭就是（工業的）糧食！”這里的商店里确實每天賣黑面包，流放到城市就有這點优越性。這里還可以找到當壯工的工作，還有比當壯工更好的工作。至于其它食品，貨架上通常是空空的。也有集市貨攤，但价錢之高使人不敢問津。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三，至少三分之二，是沒有居民證的、在警備司令部備了案的人。走在街上常會遇見從前勞改營里的囚犯同我打招呼，特別是從埃克巴斯圖茲營出來的人。這里的流放者的生活又怎樣呢？他們在工作上受欺壓，工資是被壓低了的，因為人們在走過逮捕一監獄一勞改營這段災難的歷程之后，并不是都可能表現出自己應有的知識水平的，要論資歷就更不必說了。他們有時就像不能同白人同工同酬的黑人一樣。不高興嗎？你可以不干！居住條件非常糟糕：流放者大都租賃人家的沒有隔牆的走廊角落、黑暗的小板棚或舊倉庫住。房租很貴，因為是私人房。一些在勞改營里被糟踏得不像樣子的、裝著假牙的中年婦女日夜夢想著能有一件“出門穿的”線呢短上衣或一雙“出門穿的”鞋。 卡拉干達市面積很大，人們住得往往离工作地點很遠。有軌電車從市中心到城郊工厂區要咯吱咯吱響上一小時。有一次，我坐在電車里，對面是一位疲憊不堪的婦女，穿著一條髒裙子和一雙破涼鞋，抱著一個嬰儿，孩子的包布也很髒。她不住的打瞌睡，孩子便從她無力的雙手滑落到腿上，眼看要掉下去。旁邊的人對她減：“孩子掉了！”她急忙睜開眼抓住孩子，但沒過几分鐘又瞌睡了。她在抽水站上夜班，今天白天是在城里跑了一天想買雙鞋，可是沒有買到。 卡拉干達的流放生活就是這個樣子。 据我所知，江布爾市比卡拉干達好得多，它位于哈薩克斯坦富饒的南方地帶，物价很便宜。可是城市越小，越不容易找到工作。 還有葉尼塞斯克市。一九四八年，格·斯·米特羅維奇等一批人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遞解站被送到這里。負責押送的中尉對囚犯們提出的問題給了很肯定的回答。“會有工作嗎？”“會有！”“有住處嗎？”“會有！” 押解士兵把囚犯交給警備司令部，自己輕松地回去了。而流放者卻不得不鑽到河邊翻過來的小船底下或集市的敞棚下去睡覺。他們無法買到面包，因為面包按戶口卡片配售，新來的人沒有住處，落不了戶；而要找到住處，則需要先付租金。米特羅維奇這時已成殘廢，他原先是個畜牧專家，所以他請求警備司令部按他的專業管他安排工作。警備司令向明情況后立即想出了一個主意，他馬上挂電話給區地政局： “喂，給我送瓶好酒來吧，我給你們分配去一個畜牧專家！” 在這里，“對怠工者要按第五十八條第14分條論處，重新送回勞改營！”這一條對任何流放者都不能成為威脅，誰也不怕。九五二年葉尼塞斯克發生了一件事：定期登記的日子到了，絕望的流放者們來登記時一致要求警備司令重新逮捕并把他們送回勞改營。這些成年人們在這里靠勞動養活不了自己！警備司令把他們驅散了；“內務部不是你們的職業介紹所！”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區距坎斯克二百五十公里的塔謝耶沃更加荒涼。流放到這里的是日耳曼人、車臣人、印古什人以及刑滿的囚犯。這里不是新開辟的，也不是隨便想出來的地點，它距离曾以制作鐐銬聞名的罕達拉村不遠。但有一點是新的：整個鎮子全是土房，屋里全是土地。一九四九年押來一批第二次被判刑的人。火車是傍晚到達的。下車后把他們領到一所小學校里。晚間，一個委員會到學校來接收“勞動力”，有內務部區分局局長、林業公司代表和几個集体農庄主席在場。可是，站在委員會面前的都是在勞改營經過十年折磨的老弱病殘，多數是婦女。噢，英明的政府就是把這些人從危險的城市送到這嚴酷的地區來開發原始森林的呀！來人一致拒絕接收這种“勞動力”。內務部只得強行分配。把一些最不中用的、干瘦得快死的人留給那個沒有派代表來參加分配的鹽厂（其實那個代表是來遲了）。鹽厂位于馬索爾加河上的特洛伊茨克村（這里自古以來就是流放地，早在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代就曾把一些舊教徒流放到這里）。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這里的制鹽技術水平仍然是：馬拉水車把鹵水提到鐵盤上，然后熬鹽。燒柴從森林里取。新來的老太婆們就是去干這种活的。有一位知名的造船專家也被分配在這一批里，倒是給他安排了一個接近他的專業的工作：把鹽打包裝箱。 有一個叫科尼亞澤夫的六十歲的船工，科洛姆納人，他已經不能工作，只好乞討度日。遇到好人便讓他在屋里睡一夜，通常是睡在大街上。殘廢收容所不收他，醫院也不留他。在一個冬天的夜晚，他爬到党的，即工人階級政党的區委會的台階上，凍死在那里了。 把釋放的囚犯從勞改營押送到泰加森林流放地時，囚犯确實不明白這种“釋放”有什么意義。而且是怎樣押送來的呢？是在零下二十度的嚴寒中坐著敞篷卡車，穿著釋放時發的！日衣服和破舊的布鞋。押送士兵們則穿著短皮大衣和氈靴。在勞改營時，還有升了人的工棚可住，而這里住的卻是代木工的土房，入冬以來就沒有升過火。勞改營里有嗡嗡叫的油鋸，這里也有。兩處都是只有使用這种油鋸才能掙到你的一份夾生面包。 因此，一九五三年，當林業公司副經理列博維奇來到葉尼塞河沿岸蘇和布吉姆區的庫澤耶沃時，新來的流放者們犯了一個錯誤。當健康、英俊、穿得干干淨淨的副經理到來時，流放者望著他那皮面大衣和養得又白又胖的面孔，一面行禮、一面說： “您好！首長公民！” 而副經理卻不以為然的搖著頭說： “不，不！為什么叫我‘公民’呢？咱們現在都是同志，你們已經不是囚犯了！” 副經理把流放者召集到唯一的一間土屋里，在瑟瑟抖動的小油燈的微弱光線下開始訓話。他的話每個字都像一顆釘在人們棺材上的釘子： “你們在這里不要抱！臨時態度，要作長久打算。你們确實是得永遠住在這里。所以，你們應該盡快地投入工作！有家屬的可以把家屬接來，沒有的應該在你們中間找人結婚，不要等待了。安排生活吧！生儿育女吧！也可以申請貸款蓋房子，買奶牛。同志們，要投入工作，要開始勞動！國家需要我們提供木材！” 這位同志坐小汽車走了。 這里允許結婚，也可以說這是一种优待。而据雷特茨回憶說，在科雷馬河沿岸的荒僻的村落，例如在雅戈特諾耶村，雖然也有未被放回大陸的婦女，可是內務部不許人們結婚，因為結婚便需要給他們分配單獨的住房。 但是，有時也可以說不允許結婚倒是一种照顧。因為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間北哈薩克斯坦某些地方的警備司令們是強迫流放者結婚的。他們為了把新來的人拴住，便向流放者提出條件：限令兩周內結婚，否則就送往更偏僻的地區或草原地帶！ 有趣的是，許多流放地也使用“一般勞動”這個勞改營用詞。因為這里的勞動和勞改營的勞動沒有任何不同：同樣疲憊不堪、有害健康、無法躲避、不干不行。不錯，流放者如今已經是自由人了，勞動時間可以比勞改犯短些，但是到礦山或林場去的路上要花兩小時，回來又要兩小時，加起來也就等于勞改營的勞動時間標准了。 老工人別列佐夫斯基二十年代曾是工會運動的領袖，從一九三八年起被判十年流放，而在一九四九年又加判十年勞改營。我親眼看見他領到勞改營的一份口糧時有多么高興、多么感動。當時他親吻著面包對我說：進了勞改營就好了，這里規定給面包吃，可在流放地你拿著錢到舖子里去，眼看著貨架上放著大圓面包，可售貨員硬是瞪著眼對你說；沒有面包！同時卻把面包秤給當地人。買燒柴也是這樣。 一位彼得堡的老工人齊維爾科也談到了類似情況。（到處都是冷冰冰的人！）他說，經過流放生活之后，他（一九五一年）進了特种苦役營倒覺得自己像個人了：這里只要干完你十二小時的活，就可以回到生活區去。在流放地則不然，任何一個自由人都有權支配你去無償地替他干活（齊維爾科當時是會計），不管是晚上，還是星期天，叫你去替他個人做什么，你都得去。流放者是不敢拒絕的，否則第二天就會丟掉工作。 甚至那些當上“雜役”的流放者們日子也并不輕松。米特羅維奇后來被調到江布爾州的科克切列克去，讓他在區農業科里專管畜牧。（他在那里的生活是這樣開始的：給他和另一位同志分配的住處是一間驢棚，沒有窗戶，里面全是驢糞。他們掃開驢糞，舖了些蒿草，就睡下了。）米特羅維奇在新工作崗位上決心誠實認真地工作。但他卻立即触怒了一位自由人党員領導。區里的一位領導用兩頭小牛偷換了集体農庄的兩頭怀了初胎的母牛，并要求米特羅維奇把這兩頭兩歲口的牛登記成四歲。米特羅維奇認真一檢查，又發現農庄庄員放牧和飼養的好几群牲畜并不屬于集体農庄，原來這些畜群是區委第一書記、區執委會主席。財政局長和警察局長私人的。（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就是這樣机敏地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人們告訴米特羅維奇：“這些你不必登記！”但他卻都登記入賬了。不僅如此，他還敢于抗議區執委會主席擅自取走一張羔羊皮的行為，表現了一個流放囚犯罕見的、維護蘇維埃法制的精神。但是，他為此被解雇了。（這還僅僅是他們之間的戰爭的開始。） 無論如何，區中心城市不能算是最坏的流放地。流放地的苦難最為深重的是那些連個自由村庄的影子都沒有的、沾不到一點文明邊的地方。 這個齊維爾科自一九三七年以后曾住在哈薩克斯坦州西部的“新生活”農庄，他談到了那里的情況。在成批流放者到來之前，農業机器站政治部就已經教育當地居民提高警惕了：近几天就要押來一批托洛茨基分子，反革命分子！當地居民嚇得連鹽也不敢借一點給流放者，生怕和人民敵人發生瓜葛！戰爭期間流放者沒有糧食供應卡片。齊維爾科在農庄的鐵匠坊里干了八個月才掙到了一普特“黍子。這些原糧還得自己用鋸開的哈薩克石碑做成的磨盤磨成粉。人們向內務部的机關提出要求：要么把我們再關進監獄，要么就允許我們到區中心去！（有人會問：當地居民怎么能生活呢？他們是有辦法的……他們也習慣了……再說，他們總有只羊或有頭牛，有蒙古包，有些家具，這些都用得上。） 如果是在集体農庄，到處都一樣：不發給流放著公家的服裝，也不按勞改營標准發給口糧。集体農庄是最可怕的流放地，它們好像在進行某种比賽：比比到底哪里的生活更苦，是勞改營還是集体農庄？ 也發生過賣人的情況。化學家C·A·利普希茨就是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遞解站被賣掉的一個。買主要買一個木匠，遞解站回答說：如果同意搭配一名法學家和一名化學家（即利普希茨），我們就分配給你一名木匠，另外還要捎帶几個有病的老年婦女。成交了。隨后就用敞篷卡車在零下二十五度的算是比較輕微的嚴寒中把他們几個人送到一個只有三十來戶的偏僻農村。法學家和化學家在這里能干什么呢？先領預付工資吧；一口袋土豆，還有些洋蔥和面粉（這還算不錯！），現款要到明年才給，你能掙到才有。眼前的活計是把被雪壓住的大麻弄出來。睡的地方只舖些干草，想找條麻袋把草裝起來做成墊子？沒有！人們十分不滿：“不干了！我們要离開你們農庄！”“不，那可不行！我們為你們每個人付給監獄管理部門一百二十盧布呢！”（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啊，真想再回到勞改營去！…… 如果讀者認為國營農場對流放者會比集体農庄好得多，那就大錯特錯了。以蘇和布吉姆區的敏杰拉村為例吧。村里只有几間工棚（當然，沒有帶鐵絲网的隔离區），很像個解除看管的勞改營。雖然是國營農場，但這里的農工從來沒見過現錢，也不用現錢，只是記下一些數字來：每人每天掙得九盧布（斯大林時期的舊幣）。另外還記下要扣除該人的飯錢多少、棉衣錢多少、住工棚錢多少……東扣西扣之后，最后一結賬：流放者不僅分文不剩，還欠國營農場的債！亞·斯托季克記得這個國營農場里曾有兩個流放者因為看不到出頭之日上吊了。 （這位幻想家亞歷山大·斯托季克因為在杰茲卡茲甘勞改營里學習英語曾有過一段不幸的遭遇。可是他卻沒有從中吸取教訓。他來到流放地，看了看環境，忽然想到要行使蘇聯憲法保證給予每個公民的……受教育權了！于是，他給領導打了一份報告，申請到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去學習！國營農場場長（原先當過區委書記）一對于這一無恥的、也許是流放王國歷史上空前的申請，不僅干脆駁回，而且還對他鄭重宣布：“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會允許你斯托季克去學習！”可是。事有湊巧，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遞解站到各區流放者中間來招募木工了。斯托季克雖不是木工，但也報了名，并且被錄用了。他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市同醉鬼和小偷們住在一起，自己卻在業余為投考醫學院准備功課。他竟然以优异成績通過了公開考試！在政治審查委員會開會之前沒有人關心他的履歷表。只是在政審委員會口試時斯托季克才講了自己的簡歷：“我參過軍，上過前線，打過腦……以后從前線回來了……”斯托李克感到喉嚨干渴，說不出話來“回來以后呢？”“回來以后我……被……抓進監獄……”他終于擠出了這几個字。委員會立即變得聲色俱厲了。但是斯托季克仍不甘心：“可我已經服滿了刑期呀！我是釋放出來的！我的考試成績很好呀！”一切枉然。而這已經是貝利亞垮台那一年的事了！） 越往邊遠地區去越坏，越偏僻的地方越沒有任何人權可言。馬克耶夫在前面提到的關于肯吉爾勞改營的回憶錄中就講過“圖爾蓋的奴隸”亞歷山大·弗拉基米羅維奇·波利亞科夫的遭遇。這個人在兩次進勞改營之間曾被流放到圖爾蓋沙漠去，那里的一切權利全掌握在一個哈薩克人集体農庄主席手里，甚至我們親爹一樣的警備部隊也從未派人到那里去過。波利亞科夫住在小羊圈里，和羊在一起，地上舖著干草。他的“‘工作”是替農庄主席的四位太大當奴隸，替她們每個人干活，甚至要倒尿盆。波利亞科夫怎么辦呢？從流放地跑出來去控訴嗎？他不但沒有條件离開這荒無人煙的地方，而且即使离開了，這將构成逃跑罪，又得判二十年苦役。這農庄里連一個俄羅斯人也沒有。過了几個月才偶然有一個俄羅斯人稅務員來征稅。波利亞科夫講的情況使稅務員感到震惊，他同意替他把書面申訴轉遞區委。不料這個書面申訴被認為是對蘇維埃政權的“惡意誣蔑”，“波利亞科夫為此第二次被判處勞改，所以五十年代他才得以幸福地在肯吉爾勞改營服刑。他在勞改營里覺得自己像是已被釋放似的…… 我們還不知道“圖爾蓋的奴隸”在流放者中間能不能算是命運最坏的呢。 有人說，同勞改營相比，流放的优越性在于生活的穩定性，有家庭气息。（不管好坏，你總可以住在這里，一直住下去，不會隨時把你押到別處去了。）但這也并不盡然。警備隊往往莫名其妙地，不容分說地命令人們遷走，雖然不是押送走。或者突然宣布關閉某個流放地點或整個地區。各地區的流放者都記得在不同的年代有過這類事，尤其是戰爭年代。（警惕性嘛！）有一次，突然命令泰帕克區的所有流放者在十二小時內整理好行裝，遷到杰姆貝亭地區去！于是你那點可怜的破爛家什，已經習慣的暫時栖身處就得扔掉，統統拋掉！開步走！勇敢地赤足前進！只要不死掉，你再去積攢吧！…… 表面上看，生活像是輕松多了：不必再排隊出工，可以各走各的路；不必到派工地點去集合；遇到人不必再脫帽；夜間房門不從外面反鎖上了。但是，流放生活也有自己的制度。雖然各地寬嚴程度不同，但直到一九五三年普遍開始緩和之前到處都可以感覺到确實存在某种制度。 例如，許多地方的流放者都無權向任何蘇維埃机關提起民事訴訟案，他們只能向警備隊提出，由它決定這一控訴應由自己解決還是應該提交其它机關。 警備隊的任何軍官召喚時，流放者必須放下一切工作和事務立即報到．因此，了解生活的人都懂得，流放者不敢拒絕執行軍官們交辦的（完全為了其個人利益的）私事。 警備隊軍官們的權利和地位并不比勞改營的軍官們差。恰恰相反，這些軍官沒有什么可操心的事：這里沒有設防的隔离區，不必巡邏放哨，不用去抓逃犯，不必每天押著囚犯去勞動，也無須照管這群人的衣食。只要每月登記兩次，“依法分給犯有新罪行的人寫個材料就夠了。這些軍官有權有勢、懶惰成性，吃得肥肥的（警備司令部的一個少尉每月工資達二千盧布），因而他們大部分都十分凶狠。 很少听到過蘇聯的流放地發生過真正的逃跑。因為即使逃跑成功，所換來的公民自由的好處也并不多：流放地當地的自由人的權利和流放犯差不多是同樣的。沙皇時代從流放地逃跑后可以輕易地逃往國外，現在不行了。對逃跑的懲罰很嚴。逃跑由特別庭處理。一九三七年以前對逃跑者特別庭最多判處五年勞改，一九三七年之后判到十年。戰后實行一條新法律，它雖未在任何地方公布，但卻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一直在執行，即：“從流放地逃跑者判處二十年苦役：”無比的嚴酷！ 至于什么算逃跑？什么不算？——這是由各該地區的警備司令部隨意解釋的。流放者無權逾越的界線也由它來划定，它規定去砍柴或去來蘑菇可以走出多遠。例如，哈卡斯自治州的奧爾忠尼啟則采礦村就規定：离村往上走（上山），算是“違反制度”，只判五年勞改，而如果离村往下走（走向鐵路）則算“逃跑”，要判二十年苦役。有一次，一群亞美尼亞人流放者對礦山領導人的蠻橫態度忍無可忍，要到區中心去控告他；當然、他們离村時沒有取得警備隊同意。為了這次“逃跑”，他們每人只被判六年勞改。 還有一种情況，就是有些老年人無法理解和順應我們這吃人的制度，往往憑著自己單純的想法作出決定，离開指定地點。而這也就被看作“逃跑”。 有一個八十多歲的希腊婦女在戰爭末期從辛菲羅波爾市被流放到烏拉爾山區。戰爭結束后，她听說儿子回到了辛菲羅波爾，她也就很自然地跑回了辛菲羅波爾去偷偷同儿子一起生活。一九四九年，在她已經八十七（！）歲時，當局發現了她，把她抓走，又判她二十年苦役（87＋20=？），押送到奧捷爾特种勞改營去了。人們還知道江布爾州的另一個希腊老太婆的事。開始從庫班地區強制遷移希腊人時，這個老年婦女同她的兩個女儿一起被流放。她還有個小女儿因為丈夫是俄羅斯人得以留在庫班了。老太婆在流放地呆了多年之后，想在自己死前回庫班去跟小女儿見上一面，住一陣子。“逃跑”！結果她又被判二十年苦役！在我們科克切列克曾有一位生理學家，叫阿列克謝·伊万諾維奇·博戈斯洛夫斯基。一九五五年對他适用了所謂“阿登納”大赦，但并不是全部适用，仍舊要流放他。其實他是不該流放的。他便到處申訴。但是，問題拖了很久沒有解決。這期間，住在彼爾姆的他的老母親眼睛快要瞎了。由于戰爭和儿子被俘，母親已有十四年沒看見儿子了，很想在眼睛完全失明之前見他一面。因此，博戈斯洛夫斯基就冒著苦役刑的危險，決定去看望母親一次，計划來回共用一星期。他想了個辦法：借口要到沙漠地帶的放牧區去出差，卻乘上了開往新西伯利亞市的火車。他居住地的人們沒有注意到他不在，但是新西伯利亞市的出租汽車司机“警惕性”很高，看他可疑，便向行動人員告密了。行動人員走過來檢查他的證件，他沒有，只好坦白。當然又把他押回了科克切列克的監獄土屋，開始對他進一步立案偵訊。這時突然接到有關單位發來的公函：證明他本來是不該流放的。剛一釋放，他立即奔回去看母親。可是，已經晚了。 在這里，假如我們忽略了不眠不休的契卡行動處在每個流放地點的高度警惕性，不談談他們經常把流放者找去談話、收買他們中間某些人、收集告密材料、利用這些材料給人們重新判刑等等，那么，我們就不能充分地描繪出蘇維埃流放地的景象，就會使它減色。是的，到一定時間總要重新判刑的，因為流放者的單調、呆板、僵化的生活到時候總要改變成勞改營的有生气的、熙熙攘攘的生活呀。第二次麻煩，審判和新的刑期，這是許多流放者生活的自然結局。 像彼得·維克斯涅那樣作是否對呢？他在一九二二年從當時的拉脫維亞的反動資產階級軍隊開了小差，跑到自由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來，在這里，一九三四年，他由于還同留在拉脫維亞的親屬保持通信而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他的親屬在拉脫維亞卻并未受到任何迫害）。但是，維克斯涅沒有气餒。他這個流放的火車司机在阿亞古茲机務段不知疲倦地工作，成了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甚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机務段里還挂出了“向維克斯涅同志學習！”的橫幅標語，可是第二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維克斯涅“同志”就第二次被抓入勞改營，而且命運注定他再也沒能從那里出來。 流放地也同勞改營一樣，判處第二次刑期是家常便飯。這也是為了向上級證明契卡行動人員是經常保持著警惕性的。流放地也和其它地方一樣采取了加強措施，以幫助囚犯們盡快認識自己的命運和地位，更好地服從管制。（一九三七年，齊維爾科在烏拉爾斯克總共蹲了三十二天禁閉室，就被打掉了六顆牙！）但是，也有過一些特殊時期。例如，一九四八年就向各流放地普遍撒開了很密的拉网，把所有流放犯一网打盡，又統統拋進勞改營。（沃爾庫塔地區就是一例，因為“沃爾庫塔將成為一個工業生產中心，斯大林同志指示要清理這個地方”。）有些地區則只把男流放者送進勞改營。 即使有人未被第二次判刑，“流放的結束”也是遙遙無期的。例如，在科雷馬河沿岸一帶，“釋放”本來就只意味著离開勞改營的崗樓監視轉入地方警備隊的監督。流放實際上沒有盡頭，因為反正無法离開這個地區。假如真的允許誰短期离開科雷馬來到“大陸”上，那他也會埋怨自己命苦的：因為他在“大陸”上呆不多久就會帶著新刑期回到古拉格群島去。 流放地的天空本來就昏暗無光，而契卡行動處的努力使它變得更加陰森了。契卡行動人員銳利的目光、暗探們的小匯報、為了給孩子們掙得一塊面包而不得不擔負的、毫無樂趣的沉重勞動，這一切使得流放者經常生活在提心吊膽、戰戰兢兢的孤獨中，他們完全被分割開了。在這里，人們之間不可能有監獄和勞改營里還可以進行的那种長時間的談心，也听不到人們關于既往生活的回憶。 因此，要搜集有關流放生活的材料是十分困難的。 我國的流放地也沒有留下多少照片。流放地即便有照像師，也只拍文件上用的照片，供給干部科和特別科用。給一群流放者拍照？几個人合拍？這是想干什么？怎么回事？必須立即報告保安部門：看，反蘇維埃的地下黑組織！可以按照片一個個全抓起來。 他們倒是有一回很謙恭地照了一張像（甚至出現在西方的出版物上）：身体瑟縮在蘇維埃的破衣爛衫里，暗淡無神，垂頭喪气，曾几何時，都是一些桀驁不馴的人物——大名鼎鼎的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伊茲梅洛維奇，馬約羅夫，卡霍夫斯卡婭——他們往昔的桀驁不馴到哪里去了？為什么他們不秘密地奔往首都了？不刺殺人民的壓迫者了？不扔炸彈了？ 我國的流放地可沒有給我們留下那樣的集体照片。讀者還記得吧，不是有一張几個人合拍的、表情相當愉快的照片嗎？那上面左起第三人是烏里揚諾夫（列宁），右起第二人是克爾日扎諾夫斯基。他們都吃得飽飽的，穿得干干淨淨，不知道貧困，不從事勞動，有胡子的還把胡子修得整整齊齊，戴皮帽的戴的是上等毛皮帽。 孩子們，看！那時候可真是暗無天日呀！……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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