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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在發明監獄之前想必已經發明了流放。古時把某人逐出部族也就是流放吧。人一旦脫离他久已習慣的環境和地點有多么不易生存，這一點看來很早就為人們所理解了。盡管此處不是千里冰封，而是芳草如茵的綠洲，你也總會覺得一切都不對頭，都格格不入，難于安居，都像是臨時應付，并非久遠之計。 俄羅斯帝國在實行流放方面也并沒有落后。早在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期的一六四八年制定的《俄國法津大全》里，就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流放這一條。但實際上這個辦法早在十六世紀末，還沒有什么《法律大全》時，就已經實行了：流放過失寵的卡爾戈波爾人，烏格利奇人，殺害皇太子德米特里的見證人們。這時期遼闊的西伯利亞已經屬于俄國，不愁沒有供流放的地方。到一六四五年流放犯總人數已達一千五百人左右。到彼得大帝執政時已開始成百人成百人地分批流放。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過，伊麗莎白女皇廢除了死刑，把它改為終身流放到西伯利亞。但是，這里卻有人偷天換日，把流放看作不僅是強迫遷移到邊遠地區去自由居住，而是要服苦役。強迫勞動，這已經不能算是流放了。到了一八二二年，沙皇亞歷山大頒布關于流放的法令，使這一偷換固定下來。因此，十九世紀的流放犯數字中顯然是包括苦役犯在內的。十九世紀初每年流放人數約在二千至六千之間。從一八二0年起對流浪者（我國叫作“寄生虫”）也實行流放，因而數字有時高達每年一万人。一八六三年選中了和大陸分開的荒涼的薩哈林（庫頁）島，把這個島也划歸流放地區，流放的可能性進一步擴大了。整個十九世紀中判處流刑的人數總共為五十万，十九世紀末期共有流刑犯三十万人。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關于流刑的法規又翻出了新花樣。出現了一些較輕的形式：“驅逐到兩省以外”以至“驅逐出境”。（當時并不像十月革命后那樣，人們并不認為這是多么無情的懲罰。）另外，還實行過所謂“行政流放”作為司法流放的一种方便的補充措施。但是，那時流放的期限是明确規定的，甚至所謂“終身”流放實際上也不是終身的。契訶夫在《薩哈林》一書中說，經過十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如果流刑犯“行為端正”——這是一個很不确切的標准，而据契訶夫證實，當時對這一標准的掌握是相當寬大的——的話，甚至可以在六年之后）流刑犯就可以轉入農民狀態，他就可以作為農民而遷到他原籍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居住。 沙皇統治的最后一世紀的流放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個人摩肩。這個特點在當時是不言而喻的、當然的，而我們現在卻反倒覺得奇怪了。那時候不論根据司法判決還是通過行政命令判處的流刑都僅僅适用于被判罪者本人，而絕不适用于該人所屬的集團的任何其他成員。 隨著歲月的推移，流放條件及其嚴酷程度也不斷變化，一代一代的流刑犯給我們留下來的證明材料各不相同。流刑犯們在押解途中的處境很艱苦，但是，我們從雅庫博維奇和列夫·托爾斯泰的書里都可以看到，解押政治犯時的待遇還是很不錯的。費·柯恩還補充說，如果一批解犯中包括政治犯，押解士兵甚至對刑事犯的態度也很客气，因而刑事犯都很尊重政治犯。有几十年的時間西伯利亞居民對流刑犯是怀有敵意的：把最貧瘠的土地和費力多、掙錢少的工作留給他們，農民們不讓女儿嫁給他們。流刑犯帶著恥辱的烙印生活無著、饑寒交迫，因而便集眾結伙，打家劫舍，這自然更引起當地居民的反感。但是，這一切都同政治犯毫無關系。政治犯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后才有了明顯增加。柯恩的書里說，亞庫特人當時很歡迎政治犯，對政治犯寄予希望，把他們看成自己的醫生、教師和幫助自己在當局面前維護權益的法律顧問。處于流放狀態的政治犯至少還有工作和治學的條件，所以他們中間產生了不少學者（有些人的學術生涯正是從流放后才開始的），其中包括地方志學家、人种志學家、語言學家、自然科學家，以及政治評論家和作家。契訶夫在薩哈林島上沒有看到政治犯，因而也沒有給我們描寫他們的生活，但是像流放到伊爾庫茨克的費·柯思這樣的人后來就曾在進步報紙《東方評論》編輯部工作，而在這里与他共事的就有民粹派、民意党人和馬克思主義者（克拉辛）。伊爾庫茨克不是西伯利亞的普通城市，它是省會。按照有關流刑犯的指令，是根本不准政治犯到這里來的。可是，他們卻在這里的銀行和公司里工作，在學校教書，出席豪門的家庭招待會，同當地知名人士交往。而在鄂木斯克，流刑犯們竟把一些其他任何地方的書刊檢查官都不會通過的文章發表在該市出版的雜志《草原地帶》上。他們甚至把自己的報紙寄給茲拉托馬斯特礦場的罷工工人們。西伯利亞的另一城市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也是由于流刑犯才變成激進城市的。而在米努辛斯克市流刑犯竟然以馬爾蒂揚諾夫博物館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十分有威信的積极分子集團，毫不理會當局的限制。他們不僅暢通無阻地建立了全俄性的“安置收容网”，以幫助逃亡者（我們已經談過那個時期多么容易逃亡），而且還指導米努辛斯克市公開的“維特”委員會的活動，即使契柯夫确曾感歎地說過薩哈林島上對刑事犯實行的制度是“以最庸俗的形式回到了農奴制”，那么，對于政治犯的流放也是無論如何不能這么說的，自古以來直到最后的沙皇俄國都沒有這么干。及至二十世紀初期，俄國政府對政治犯實行的所謂“行政流放”已經完全有名無實，几乎不能稱為懲罰了，那只是一种空洞的、“衰敗老朽的辦法”，“只能證明政府自己無能”（古奇科夫語）。因此，一九0六年斯托雷平便采取措施完全取消了這种流放。 對拉季舍夫的流放算得了什么？他在烏斯特伊利姆斯克村里購置了一所H層木結构小樓；（順便指出：他只用了十盧布！）同自己的小孩子和妻妹住在那里，妻妹這時已代替他的妻子。誰也沒想強迫他去勞動，他完全自由地生活，并且可以在整個伊利姆斯克專區內自由活動。把普希金流放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算得了什么？這一點現在許多去那里參觀過的人已經有所了解。其他許多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的流放也大致如此：屠格涅夫去斯巴斯科耶—魯托維諾沃，阿克薩科夫（根据他自己的選擇）去瓦爾瓦里諾。特魯別茨科伊還在涅爾琴斯克（尼布楚）苦役營時就同妻子住在一起（還生了一個儿子），几年后他又被流放到伊爾庫茨克時，他們家在那里買了一所很大的宅院，有自家的車馬、仆人，他還替孩子們雇佣法國人當家庭教師（當時的司法思想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認清“人民敵人”并沒收其全部財產的程度）。流放到諾夫哥羅德的赫爾岑，由于他在省里的地位，警察局長還得向他報告一（作。 這种寬厚的流放政策不僅僅适用于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甚至到了二十世紀。還有許多革命党人和對社會不滿的分子受過這种寬厚的流放，特別是布爾什維克，所以他們根本不怕流放。已經從流放中逃跑過四次的斯大林，又第五次被流放到……沃洛格達去了。瓦季姆·波德別爾斯基由于發表激烈的反政府文章而被流放……是從唐波夫流放到左近的薩拉托夫！看，有多么殘酷！何況在薩拉托夫當然不會有人強迫他勞動。 但是，即使這樣的、我們現在看來過分优待的、既不受饑寒、也沒有生命威脅的流放，對當時的流放者來說卻有時還是難以忍受的。許多革命者在回憶錄中談到他們离開監獄——离開那不愁沒有面包吃的、溫暖的、不受風吹雨打的、有充分時間鑽研學問并進行党派爭吵的監獄——而改為流放時有多么難過，因為到了流放地他們就不得不在人地兩生的情況下自己考慮吃住問題了。至于那些不須自己張羅吃住的人，（据費·柯思說）則更是苦惱，因為他們感到“可怕的無所事事……最可怕的是人們只好什么事也不做”。正因為如此，某些人才開始鑽研科學，有些人想法去賺錢，做買賣，有些人則在絕望之余飲酒作樂，潦倒終生。 但是，怎么會無所事事呢？當地居民并沒有為無所事事叫苦嘛！當地居民每天得忙到晚上才能稍微直一直腰呀！因此，确切點說，是因為這些流刑犯的活動土壤和久已習慣的生活方式改變了，他們斷了根，喪失了与生活的聯系。 記者尼古拉·納杰日金只經過兩年的流放生活就失去了追求自由的興趣，甚至變成了沙皇寶座前的忠實奴仆。豪爽而放蕩不羈的緬希科夫一七二七年被流放到別廖佐沃，他就在那里修了一座教堂，同當地居民在教堂里議論塵世的空虛，蓄起了胡須，穿起普通的長袍，不到兩年便死去了。在我們看來，拉季舍夫那种自由自在的流放生活算什么負擔，有什么難以忍受的呢？可是后來當他在俄國受到第二次流放威脅時，卻嚇得自殺了。而普希金住在他的原籍——那個人間天堂般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里，看來像是上帝安排的好日子，滿可以過下去，可是他在一八二四年十月寫給茹科夫斯基的信里卻說：“幫助我离開這里（指流放地——作者注）吧，哪怕去要塞監獄也行，去索洛維茨的修道院監獄也行！”而且這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話，他寫給省長的信里也曾請求把流放刑改為去要塞監獄。 現在我們了解索洛維茨，所以听到這話不免感到惊奇，心想：這位被迫害的詩人是在怎樣激昂慷慨的情況下，在怎樣的絕望中，決定拋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而宁肯請求去索洛維茨群島的呢？…… 這就是流放（既完全遷移出故地并捆住兩腳強行安置在某處的流放）所具有的那种陰森森的力量。古代統治者早已認識到這种力量，奧維德早已嘗到過它的滋味了。 那是空虛，是惆悵，是毫無生活气息的生活。 光輝的革命應該是永遠掃除各种迫害工具的。流放當然也應該列在這些壓迫工具的清單上，或許該占第四五位吧。 可是，當革命還沒有來得及長大，當它還剛剛用那小腿歪歪扭扭地邁出最初几步的時候，它就懂得沒有流放不行了！也許有那么一年左右的時間俄國是沒有流放的。就算有三年吧。然而，很快就開始了我們現在所說的“強制遷移”，也就是把一些不喜歡的人遷移出去。我們來听听一位后來成為元帥的人民英雄在談到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情況時所說的實話吧：“已作出決定，要大批地遷移土匪（應讀作“游擊隊”——作者注）戶。建立了一些龐大的集中營，在遷移之前先把這些家庭關進去。” 要把犯人押送到某個地方，路上就要警衛，并且要給他們飯吃，到達目的地后還要使他們分開住，又要警衛。比較起來，就地槍決方便得多。就是因為這點方便，才沒有把系統的流放制自始至終貫徹到軍事共產主義時期。不過，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就已經成立了常設机构“遷移事務委員會”，專門從事遷移“社會危險分子，反蘇維埃党派的積极分子”，也就是說，遷移布爾什維克党之外的所有其他党派的人，期限是三年。可見，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有關机關就已經在逐漸地、有步驟地執行關于流放的指令了。 的确。沒有恢复對刑事犯的流放。因為這時已經發明了勞動改造營，可以收容這些人。但是政治犯的流放手續卻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方便了：這時已經沒有反對派的報紙，無人再發表流放的消息。不聲不響地就能把事辦了，而在左近的目睹者及流放者近親好友的眼里，目前這种不凶狠、不急迫的三年流放同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就地槍決相比，倒似乎是一种抒情詩般的教育措施了。 然而，沒有人能夠從這种籠絡欺騙的防疫性流放中再回到故鄉來，即或有人設法回來，也很快就被重新抓走了。人們一旦陷進去，就只好在這群島上繞圈子，這圈子最后折斷時，其最后一弧必然是伸到墓穴里去的。 天性敦厚的人們沒有立即看清當局的意圖。他們不懂得，只是因為政權還沒有站穩腳跟，還無力把所有不中意的人全部立即消滅，所以才把這些注定遭殃的人們暫時不從生活中勾銷，而只從人們的記憶中挖掉的。 流放之所以容易恢复，還因為革命前押送囚犯的驛站和道路這時還沒有損坏，還能使用，西伯利亞、阿爾漢格爾斯克、沃洛格達那些流放地點也絲毫沒有變化，當地人也不會對流放感到惊奇。（不過，考慮國家大事的人們并未就此止步，某個人還會用手指在占地球陸地面積六分之一的地圖上一划，指向一點，于是，剛剛并入共和國聯盟的廣闊的哈薩克斯坦便將其遼闊土地提供給流放用了。何況在西伯利亞也還有許多更加荒僻的地方可用呢！） 但是，流放的傳統里也傳下來某些不方便的東西，這就是流刑犯的依賴心理：他們認為國家應該養活他們。沙皇政府沒敢強迫流刑犯去增加國民收入。而當時那些職業革命家們則認為勞動會降低他們的身分。在亞庫特地區，當時分給流刑犯每人十五俄畝土地。（相當于今天的集体農庄庄員土地的六十五倍！）流放的革命家并不急忙奔去耕种這些土地，倒是當地的亞庫特人狠狠抓住土地不放，他們付給革命家“頂地錢”，即租錢，用實物或者馬匹換取土地。這樣，兩手空空來到流效地的革命家立即就變成亞庫特人的債主了（費·柯恩）。此外，沙皇政府還發給自己政治上的敵人生活費：每月十二盧布的伙食費和每年二十二盧布的被服費。据列佩申斯基說，列宁流放在舒申斯克時也曾領取（他并沒有拒絕呀！）每月十二盧布的伙食費。列佩申斯基本人的伙食費是每月十六盧布，因為他不是普通流刑犯，而是被流放的官員。現在費·柯恩對我們說，這些錢在當時是非常少的。但我們知道當時西伯利亞的物价只相當于俄羅斯中部地區物价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因此，公家發給流刑犯的生活費是綽綽有余的。例如，這筆生活費就保證了列宁在整整三年期間毫無困難地從事革命理論的研究，根本無須操心生活問題。馬爾托夫在他的書中說，他每月交給房東房租和包伙費五盧布，余錢留下來買書和積蓄起來准備逃跑。無政府主義者烏拉諾夫斯基說，只是到了流放地（在圖魯漢斯克邊區，他是和斯大林在一起的）他才生平第一次有了余錢，他把這些錢寄給一位在路上結識的自由人姑娘。也是在這里他生平第一次嘗到了可可粉的味道。他們在流放地可以吃到鹿肉，打鹿很容易。買一所很不錯的小房只需十二盧布。（一個月的伙食費！）沒有一個政治犯感到過缺錢花。所有的行政流放犯都領生活費。他們的衣著也都不坏（他們從流放地回來時都穿得很好）。 的确，終身移民流刑犯，即我們現在所說的“刑事犯”們，是不能領取生活費現款的。但是國庫無償地發給他們皮大衣、全部服裝和鞋。契訶夫确認，薩哈林島上所有的移民流刑犯到流放地后的頭兩三年（婦女們則是在整個刑期中）都可以從國家領取實物以便維持生活，包括每天四十“所洛特尼克”（即二百克）的肉食，而烤好的面包是每天三俄磅，即約一千二百克，相當于我們沃爾庫塔礦山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完成定額百分之一百五十時所領到的口糧。（不錯，契訶夫認為那面包烤得不熟，而且面粉很粗。但是，我們勞改營里的也并不好些呀！）每年還發給他們一件皮短大衣，一件農民穿的粗呢上衣和几雙鞋。還采取一些其他辦法：沙皇國家為了使移民流刑犯能夠維持生產，有意地用高价購買他們的產品。（因此，契柯夫得出的結論是：不是俄國從薩哈林島這個移民區受益，而是俄國在養活這個移民區。） 是啊，我們蘇維埃式的政治流放當然不能建立在這种极不健全的基礎上。一九二八年舉行的第二次全俄行政工作者大會認為當時的流放制度不夠令人滿意，并決議“以移民區形式在邊遠的、与世隔絕的地區組織流放，實行不定期判決制度”（即無期判決制度），自一九二九年開始就朝著把強迫勞動与流放制度結合起來的方向發展了。 社會主義制度的原則是：“不勞動者不得食”。蘇維埃式的流放當然也只能在這個基礎上實行。但是當初正是那些社會主義者久已習慣于在流放中吃免費伙食了！因此，蘇維埃政權也沒敢立即改變這個傳統，只好暫時繼續發給政治流刑犯生活費。不過，當然不是發給所有的人，不給反革命分子，而只給政治犯，而且對政治犯也是區別對待的。例如，一九二七年在奇姆肯特地區給社會革命党人和社會民主党人每月發六盧布，而給托洛茨基分子每月發三十盧布。（總是自己人嘛，同是布爾什維克嘛！）不過這已經不是沙皇時期的盧布了，這時租一間最小的房間每月也要付十盧布，每天二十戈比的伙食費是相當艱苦的。越往后越嚴厲。到一九三三年時，給政治犯的生活貼補是每月六盧布二十五戈比。而在那一年，我自己記得很清楚，買一公斤半生不熟的議价黑面包（配給卡之外的）就要花三盧布。所以，那些社會主義者們到了這步田地也就無法再去向人們講授語文或撰寫理論文章，只好為生存而“折腰”了。可是，只要誰找到了工作，格別烏（國家政治保衛局）便立即取消發給他們的那一點點補貼。 即使流放者愿意勞動，他也并不容易掙到錢！要知道，H十年代末期正是我國失業嚴重的時期，履歷表上沒有污點的人和工會會員有得到工作的优先權，流刑犯無法憑自己的教育程度或工作經驗同他們競爭。此外，警備司令部也是壓在流放者身上的一塊石頭：不經它批准，任何机關不敢雇佣流放者。（甚至從前的流刑犯也很少有希望找到較好的工作：公民證上的圖章妨礙著他。） 据帕·斯-夫回憶，一九三四年喀山有一批知識分子流刑犯為生活所迫同意受雇當舖路工，去舖設石路。而警備司令部卻斥責他們：“為什么要搞這种示威？！”但又不幫助他們找別的工作。因此，格里戈里·勃便向行動人員問道：“你們最近准備進行什么審判不？要有的話，我們愿意去當雇佣的證人！” 只好去從桌上打掃別人的殘羹剩飯了。 看，俄國的政治流刑犯已經墮落到什么地步：哪里還有時間爭論和寫什么反對“信條”的文章呢！“怎樣消磨這毫無意義的無所事事的時間？”對不起，他們根本就無法理解這种“苦惱”；他們不得不考慮的是：怎樣才能不致餓死，不致墮落為告密者。 在我們這個終于從多少世紀的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的國家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最初年代政治流刑犯那种高洁不屈、調优不羈的態度便像被戳破的气球一樣跌落在地了。曾使從前的政權望而生畏的政治流刑犯的力量原來是虛幻的假象！形成并且維持那种力量的是，也僅僅是，國內社會輿論，而社會輿論一旦被有組織的輿論所代替，政治流刑犯和他們的抗議、權利等等就統統會在愚昧遲鈍的格別烏（國家政治保衛局）人員和冷酷無情的秘密指令的專橫肆虐下被打個落花流水。（順便提一句，在起草第一批這類秘密法令的問題上也有內務部長捷爾任斯基的一份功勞。）如今，流刑犯的任何一個沙啞的呼叫聲，甚至關于他自己的一個字，都不可能再到達自由的外界了。如果一個被流放的一工人寫信給他原來工作的工厂，而收到信的工人（例如，列宁格勒的瓦西里多基里洛維奇·葉戈申）在工厂里宣讀了這封信，那么這個工人也就會立即被流放。流刑犯不僅沒有錢財和生活資料，而且喪失了一切權利；對于這些人，格別烏比他們還是自由人的時候更容易拘留、逮捕、押送到任何地方去，現在沒有任何顧忌，就像不是對待人，而是對待膠皮玩具娃娃一樣。要想摧毀這些人的生活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例如，在奇姆肯特就曾突然宣布：在一晝夜內取消這個流放點！也就是說，人們必須在一晝夜內交待完工作，拆毀住房，處理掉全部家什，整理好隨身帶的東西并走上指定的旅程。他們的隊伍比囚犯隊伍強不了多少！明天的流放生活并不比今天的囚犯生活更有希望和信心！ 但也不單是由于社會的沉默和格別烏的壓迫。那些被流放者自己，那些沒有党的假想党員們自己又怎么樣呢？我這里不是指立憲民主党人，這時已經沒有一個活著的立憲民主党人了，他們已被消滅光。可是，在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三0年時期作一個社會革命党人或孟什維克又意味著什么呢？當時國內已經沒有任何符合這一名稱的社會活動家集團。二十年代初曾要求所有社會党人放棄他們党派的信仰，大部分人同意這樣做，脫离了自己的党派，聲明忠于自己信仰的人只是很少數。（雖然在做歷史的回顧時，我們覺得這類信仰已經沒有多大意思，因為所有的社會主義党派實際上只是為布爾什維克得勢幫了忙。自從革命胜利那一天起，在整個動蕩沸騰的十年中，這些所謂的党派沒有重新討論過自己的綱領，甚至假如這些党派突然复活，它們大概也不會知道該怎么理解當前事件，該提出什么建議。所有報刊談到這些党派時早已習慣于使用過去時態了，它們的一些幸存的党員如今完全生活在家庭中，從事專業勞動，關于自己的“党”連想也不再想了。但是，格別烏的檔案記載卻是抹不掉的。于是，突然根据某個夜間信號又把這些分散在各處的馴順的家兔一個個揪出來，經過監獄，押送到……譬如說，布哈拉地區去。 伊·瓦·斯托利亞羅夫就是這樣在一九三O年來到這里的，他在這里見到了從祖國各地揪出來的、衰老的社會革命党人和社會民主党人。這些脫离了習慣生活的老朽，如今只好在這里開始爭論他們的問題、估計政治形勢提出各种建議、進行猜想：假如當初……的話，假如……的話，那么歷史就會怎樣發展…… 于是，這些人便自然而然地拼湊成了某种東西，但它已經不是政党，而是……一只將要被擊沉的靶船。 在流放地人數較多的是格魯吉亞的社會民主党人和亞美尼亞的達施納克党人，那是共產党奪取了他們的共和國以后被大批流放到遠地的。人們回憶說，屬于社會党的猶太复國主義者及其生气蓬勃的青少年組織“加舍梅爾”和在克里米亞建立猶太人農業公社的合法組織“蓋哈魯茨”是二十年代的一個活躍的、有戰斗力的党派。一九二六年他們的中央全体被捕，一九二七年把還不到十五六歲的男孩和女孩們從克里米亞抓去流放。他們被送到圖爾特庫里及其它管理嚴格的地方。這才真正是一個党——團結，頑強，深信自己的正義。但是他們爭取實現的不是共同的目標，而是他們單獨的目標：要作為一個民族生活，要在自己的巴勒斯坦生活。自愿放棄了祖國的共產党對別人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當然是不能容忍的聲 在各個流放地，社會党員們仍在尋找自己人，他們的各种派別在形成并且積极地活動，建立著互助基金會（但有嚴格的派別界限——自己人只幫助自己人）。從容易找工作的地方，例如奇姆肯特，給“北方的”沒有工作的同党以及蹲隔离所的人寄來救濟金。為獲得“政治犯地位”而斗爭的思想表現得十分活躍。（社會党人在整個蘇維埃時期都未能懂得，不捍衛全体囚犯的權利，而只捍衛自己的和自己人的權利——這是多么丟臉。）在某些地方他們還實行過合伙做飯，看孩子，因此自然會有一些集會，互相家訪之類的活動。他們在流放地共同慶祝“五一”（示威性地不紀念十一月七號）。 在蘇維埃年代形成的各党派之間的不友好的關系大大地削弱了流放者的力量，自二十年代中期起，流放地出現了大批托洛茨基分子，他們除了自己之外，不承認任何人是政治犯，党派間的關系變得特別尖銳了。 在流放地“政治犯”｛rJ仍有机會放棄原來的觀點并通過這條路子得到釋放，但是在各個派別的眼睛底下，這類事情在這里畢竟很少見。不過許多社會民主党人和社會革命党人還是被解除了流放（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名字被遺忘了）——這樣一來，行動科的鷹眼對留下的人盯得更凶狠了。一九三七年就把他們全部關進了監獄。 二十和三十年代生活在流放地的，并不單是社會党人，——而且社會党人完全不占主要地位（一年比一年明顯）。絡繹不絕地來到這里的有妨礙确立新制度的無党無派的知識分子。有國內戰爭中沒消滅干淨的舊人員。甚至還有“因為跳狐步舞”而被抓的男孩子。有行招魂術者。有搞通靈術者。有神職人員——他們最初還有權在流放地做彌撒。還有普通的信徒，普通的基督徒“（好几百年前俄羅斯人曾把這個詞稍加改變，用以稱呼農人）。以及普通的農民。 所有這些人仍在那個行動科的監視下，全部分化瓦解了，麻木不仁了。他們彼此一年比一年更疏遠，免得內務委員部怀疑他們有“組織”，以成立新“組織”為理由抓人。（等待他們許多人的正是這個命運。）這樣一來，在國家流放的大圈子里，他們又陷進了自愿流放（即孤獨狀態）的小圈子（斯大林要的就是這個）。 當地居民對流放者的疏遠也削弱了他們的力量：當地人對流放者有任何親近的表示，都會招致迫害，犯禁的人要被流放到其它地方，年輕的要被開除出共青團。 由于全國的冷漠態度而灰心失望的蘇聯流放者甚至喪失了逃跑的意志。對沙俄時代的流放者來說，逃亡像是一种有趣的体育鍛煉：斯大林五次逃亡，諾金六次逃亡。那時他們即使被捉住，也不會為此吃子彈，不會去服苦役，而只不過是在一次有趣的旅行之后重新被送回原流放地。可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僵硬而龐大的格別烏卻對流放者實行了党派內部連坐制度：一個人逃跑，与他同党派的所有人都要負責！由于空气稀薄得喘不過气，壓迫太難忍受，致使那些不久前還是驕傲而威武不屈的社會主義者竟也不得不接受這連坐制度！現在他們自己，以自己的党的決議的方式，禁止自已逃跑！ 其實，逃又逃到哪里去？到誰那里去？…… 老于世故的、善于尋找理論根据的机靈人很快就想出了一种理論：現在不是逃跑的時候．應該等待。而且，總的來說，現在也不是進行斗爭的時候，也應該等待。尼·亞·曼德爾施塔姆就曾證實，三十年代初期流放到切爾登地區的社會党人完全放棄了任何抵抗，甚至感到滅亡不可避免。他們唯一較現實的希望是：加判新刑期時最好不要重新逮捕，最好就讓他們在當地簽字．濟樣總還可以把辛辛苦苦積攢起來的一點點家當保留下來。他們在道德方面給自己提出的唯一任務是：在死亡之前保持人的尊嚴。 在苦役營中我們由被壓碎的個体突然開始聯合成為一個整体，在這以后，回想以前那個分崩离析的過程，覺得很悲哀。但是我們這几十年，社會生活是朝著擴大和充實（吸气）的方向走的，而那個時代它正走向壓迫和緊縮（呼气）。 所以我們這個時代是不該責備那個時代的。 另外，流放也分成各种等級，這更使流放者离心离德，削弱了他們的力量。當局規定了不同的更換身份證的期限（有些人要每月更換一次，而且手續非常繁雜）。每個人都怕落到更坏的一級去，因而盡量奉公守法。 直到三十年代初期還保留著一种最寬大的懲罰方式：不是判處流放到某地，而是判“減號”（“排除”），即不限定受懲罰者必須到某地去居住，而是“減去”，即排除若干城市，除這几個城市之外他可以任意選擇居住地。一旦選定之后，他同樣必須在這個自選的地方住滿三年期限。受到這种懲處的人無須到格別烏机關去登記，但也無權离開該地區。在那失業的年代職業介紹所不給受“減號”懲處的人介紹工作。如果他自己竟然沒法找到了工作，也會對該單位施加壓力，迫使解雇他！ “減號”判決好比大頭針；用它暫時把害虫釘在那里，它就會老老實實地在那里等待。直至輪到他正式被捕為止。 當時人們還信任這個先進的制度，認為這個制度不會實行流放，而且也不需要實行流放！還相信會有大赦，特別指望在光輝的十月革命節十周年前夕有大赦！…… 大赦終于盼來了。大赦卻像是當頭一棒。對流刑犯（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只減免四分之一刑期（即三年刑期只減免九個月）。但是，因為整個大牌陣早已布置好了——三年流放之后緊接著要蹲三年政治隔离所，然后又是三年流放——所以，這九個月的減免絲毫沒有使生活變得美好些。 何況這期間還可能重新審判、重新判刑。無政府主義者德米特里·維涅季克托夫流放到托博爾斯克去三年，而在快滿刑的時候（一九三七年）他又被捕了，“确鑿無誤”的罪狀是：他“散布了有關公債的謠言”（關于公債可能有什么語言呢？反正每年五月，就像花一定會開一樣，必定會發行新公債。）和“對蘇維埃政權的不滿”。（是啊，被流放的人應該感恩戴德、慶幸自己的遭遇才對：）既然他犯下了這么卑鄙的罪行，還能怎么辦？！判處槍決，七十二小時內執行，不准上訴！（關于他身后留下的一個女儿加麗娜，我們在本書前面已經提到過。） 我國人民爭得了自由，而自由初期的流放就是這個樣子。完全擺脫流放的道路就是這樣的。 流放，它實際上是一個羊圈，暫時關在這里的羊都是預定要宰殺的。在蘇維埃政權最初一些年代被流放的人并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一般居民，而是等待著被召到那個世界去的人。（“歷史反革命”或普通農民當中有一些聰明人早在二十年代就看清了將來的事。因此這些人在服滿第一次三年流放期后仍！日謹慎地留在原地了，例如，留在了阿爾漢格爾斯克，并不到別處去。這樣做的人中間有些人避免了再次被捕入獄。） 請看，“從舒申斯克村的和平流放，從有可可粉的圖魯漢斯克的和平流放生活，發展到今天我們這個時代，流放變成了什么樣子！ 奧維德的悲傷在我們國內就是由這些東西加以補充的。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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