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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的激昂情緒，我們的急切期待，很快就被打得粉碎了。變革的微風不過是吹進遞解站的一陣過堂風而已，它并沒有吹進這用高大圍牆圈起來的特种勞改營。雖然這里關押的是清一色的政治犯，但并沒有看到柱子上有什么表示反抗的小傳單。 听說，特种勞改營“敏拉格”里的鐵匠們曾經拒絕打制勞改營窗上用的鐵格子。光榮應該歸于這些至今不知道姓名的人們！這才是人呢！后來他們被送進了加強管制棚。敏拉格營用的鐵格子是到科特拉斯去打制的。科特拉斯人并沒有支援敏拉格的鐵匠們。 特种勞改營的生活是從馴服開始的。這馴服是無聲的，甚至是曲意逢迎的馴服，它是過去三十年間在勞動改造營中逐漸培養形成的。 從權北地區押解來的犯人們并沒有為哈薩克斯坦明媚的陽光而高興。到了新魯德諾耶車站，他們從紅色車廂里跳下來，跳到褐紅色的土地上。這里与杰茲卡茲甘的銅礦一樣。在這种礦區勞動，無論多么健康的人的肺部都堅持不到四個月。剛到這里，興致勃勃的看守們就在頭几個稍犯點小錯誤的人身上試用了自己的新式武器—一手銬。原先在普通勞改營時是不給戴手銬的。在蘇聯，直到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前夕才能夠成批生產這种明晃晃的鍍鎳手銬。（是那些胡子花白的老工人們，即我們文學作品里稱作典型無產階級的代表們，在某個地方的工厂里制造這种手銬。當然，難道還要斯大林和貝利亞親自制造手銬嗎？！）這种手銬的优點是它可以根据需要銬得很緊：手銬上裝有一個帶齒的金屬片，戴上之后，可以盡可能地把這個金屬齒片壓緊，使犯人感到更痛。這樣一來，手銬便從原來的限制囚犯行動的保險性工具一變而成為刑具了。它會深深地咬過手腕，引起劇烈的疼痛；一戴就是多少小時，而且手是倒剪在背后的。此外，還研究出了一种只銬住四個手指頭的銬法，使手指關節更是疼痛難忍。 別爾特种勞改營的看守們使用手銬可算是有獨到之處：他們為了一點小事，例如，見到看守忘了摘帽子，就給囚犯戴手銬。倒．剪著手把人銬起來，在崗樓前面罰站。兩手先痛后麻，直至失去知覺，竟逼得成年男子漢哭著求饒：“首長，我再也不敢了！摘掉這銬子吧！”（在別爾營里還有一种很好的制度：不僅去食堂時要按號令行動，而且站到飯桌旁時也要听號令，要按號令就座，按號令大家一起把湯匙放進湯盤。吃完飯后要按號令起立，按號令走出食堂。） 某人只須大筆一揮：“要建立特种勞改營！在某日前將其管理制度草案呈報上來！”這确實不費吹灰之力。可是那些勤勤懇懇的監獄當局（還有那些深知人的心理并熟悉勞改營生活的人們）可就得絞盡腦汁了：他們要字斟句酌地研究哪些地方還可以再緊緊扣，再使犯人難受一點？再增加一點什么負擔，使他們更苦些？怎樣才能使這些囚徒們本已不舒适的生活變得更凄慘些？必須讓這些從普通勞改營轉到特种勞改營來的畜牲們立即感受到這里的嚴厲和痛苦才行。可是，為此就得有人事先把制度逐條逐條地走出來呀！ 還有，警戒措施自然也要加強。所有特种勞改營的隔离區四周都采取了進一步的戒備措施，增加了鐵絲网，在障礙地帶的前沿補充敷設了布魯諾蛇腹形鐵絲网，在囚犯上下工時經過的所有重要路口和拐彎處都布置了机槍，机槍手時刻嚴陣以待。 每個勞改地點都建起了磚石結构的監獄——加強管制工棚。凡是被送進加強管制工棚的，一律要脫去棉上衣：用寒冷折磨人，這也是加強管制工棚的重要特點之一。其實，加強管制工棚就是監牢，因為它的窗子上全有鐵格子，晚間把馬桶拿進來，把門反鎖上。此外，每個隔离區都沒有一兩個懲戒工棚，那里加強看管，是隔离區中的小隔离區。被送進懲戒工棚的囚犯傍晚下工回來就馬上被鎮進屋里，和從前的苦役營一樣。（這實際上也就是加強管制工棚，可我們都叫它懲戒室。） 此外，還公開采用了希特勒分子使用號碼的全套寶貴經驗，也就是用號碼代替犯人的姓名，代替犯人的“我”和他的人格。所以，在這里，并不是以每個人的全部特征來區別囚犯，而只是單調的數列上的一個個位數的增減而已。這一措施，如果執行得非常堅決而徹底的話，可以使人十分難堪。勞改營當局正是在盡量做到這一點。每一個新來的人，都必須先在特別科“彈鋼琴”（也就是和在監獄里一樣按下十個指頭的指紋。普通勞改營里是不取指紋的），然后，就用繩子把一塊牌子挂在他脖子上，牌子上有他的號碼，然后，便由專業科的攝影師給他拍照。（現在這些照片還保存在某個地方哩！我們還會看到的！） 拍照之后，把牌子從犯人身上取下來（他總不是狗嘛！），發給他四塊（有的勞改營發三塊）八公分寬、十五公分長的白布，上面印著他的號碼。他應該把白布塊縫在自己身上指定的地方。縫的地方各營規定不盡相同，但一般是：背上、胸前、帽子的正前方、還有褲腿或者袖子上。在發給的棉衣上，這几處的衣服面是事先就剪掉了一塊的：勞改營縫紉厂有些裁縫的分工就是把新衣服弄坏——在應該縫號碼布的地方把衣服面剪掉一個方塊，露出棉花來。這是為了防止囚犯逃跑時把號碼撕掉冒充自由工人。別的特种勞改營的作法更簡單：用鹽酸把號碼直接蝕印在衣服面上。 看守們奉命只許叫囚犯的號碼。不許他們知道囚犯的姓名，更不許記住它，如果他們真能作到這一點，那倒是很可怕的。但是，他們做不到（他們都是俄羅斯人，改不了老習慣，畢竟与德國人不同），沒過一年，他們就已經記不清了，開始叫某些人的姓了，后來叫姓的人越來越多。最后，為了看守們的方便，就在每個人的“小車廂”——木板床前面釘上一塊三合板的小牌子，上面寫著睡在這張床上的囚犯的號碼。這樣，看守想招呼某個睡著的人時就可以不必看他身上的號碼了，而犯人不在屋里時也可以立即看出誰的床上收拾得不整齊。看守們還想出了一個好辦法：或者早晨起床前輕輕地打開鎖進入工棚，把那些提前起床的人的號碼記下來，或者在起床時間准時闖進來把那些起床動作慢的人記下來。只要抓到這樣的人，就可以立即關進禁閉室。但在特种勞改營里多半是要求犯人寫出書面檢討，可是這里又不許帶鋼筆和墨水，也從不供應紙。寫這种冗長無聊、令人厭倦的書面檢討的一套作法，算得上是他們一項很不錯的發明，反正勞改營里有的是拿著工資而終日無所事事的人，他們有的是時間分析。他們并不立即懲罰你，而是要求你檢討：為什么你的床舖得不整齊？挂在你床頭的號碼牌怎么會歪的？你棉衣上的號碼布怎么會弄髒的？為什么沒有及時洗干淨？怎么在你的屋里還有紙煙？為什么見了看守不摘帽子？對一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要回答這些含義深刻的問題甚至比沒有文化的人更痛苦。但是拒絕寫檢討就會加重懲罰！檢討要寫得干淨、整齊，對勞改營當局的工作人員要表示尊敬，寫好后把它交給本工棚的看守，然后再轉交勞改營長官助理或長官本人審閱。審閱人就在這上面批示應給予什么懲罰。 在各班組的各种報表上也規定要把號碼寫在姓名前面。代替姓名嗎？不，他們還不敢完全不要姓名！不管怎么說，姓名還是一條可靠的尾巴，人一輩子都受到自己姓名的限制，號碼不過像是一口气，一吹就沒有了。要是把號碼烙在或刺寫在人身上，那就不同了！但是，他們還沒有邁出這一步。其實是能夠做到的，談笑間就可以做到，已經离這一步不遠了。 另外，我們并不是一個人單獨坐牢的。我們不只是听到看守們的聲音。這就沖淡了號碼帶來的痛苦。囚犯們彼此之間也要說話，而彼此間不僅從來不叫對方的號碼，甚至不注意彼此的號碼。（乍一想，衣服上縫著好几塊醒目的白布，怎么會注意不到呢？要知道，當我們很多人集在一起的時候，派班勞動和點名的時候，那許多號碼看來就像對數表一般，使人眼花繚亂。只有新來的人會注意到它。）我們甚至不記得最親近的朋友和同班人的號碼，只記得自己的。（在獄卒的幫手們中間有些注意衣著的人，他們都把自己的號碼布非常認真地，把毛邊折進去，用小針腳縫在衣服上，盡可能縫得俏皮、美觀。真是奴性十足！我們這些人則相反，都把號碼縫得盡量難看。） 特种勞改營制度的目的是使這里的人完全与世隔絕，它指望誰也不可能從這里向什么人去上訴，誰都永遠不會被放出去，誰也跑不到別處去。（看來，不論是奧斯威辛集中營，還是卡騰森林慘案，都沒有對這里的主人起到教育作用。）在早期的特种勞改營里可以使用棍棒。那時，大部分情況下也不是看守自己帶著棍棒（看守可以使用手銬嘛！），而是讓犯人中間那些受到信任的人——管理員和囚犯班長帶著棍棒，他們打犯人是首長十分滿意并完全贊許的。在杰茲卡茲甘勞改營里，分派勞動之前先要在工棚門前集合站隊。派工員拿著根子叫喊：“除了最后一個，全出來！”（讀者可能早已明白了為什么“除了最后一個！’。因為即使有最后一個，那他也不會再出來了，就像他根本沒有存在過一樣。）因此，譬如說，冬天從卡拉巴斯押往斯帕斯克的一隊犯人（共二百名）在中途凍死了一些，活下來的人擠在病房和衛生所的過道里，他們的肢体在腐爛發臭，科列斯尼科夫醫生截掉了几十只胳臂、腿和鼻子。即使這樣，勞改營的首長也完全無動于衷。特种勞改營里的秘密隔絕狀態十分可靠，所以斯帕斯克營的首長，著名的沃羅比約夫大尉，和他的部下才能夠把押在本營的匈牙利芭蕾舞演員先關進禁閉室“懲戒”，然后給她戴上手銬，最后便輪奸戴著手銬的她。 這里的制度是不慌不忙地考慮得十分周到的，直到每個細節。例如，這里不僅不許犯人有自己的像片（想逃跑！？），而且不許有任何人的，包括親人的像片。如被發現，立即沒收燒掉。斯帕斯克營的女四工棚棚長是個上了年紀的婦女，被捕前當教員。她偶爾把一張柴可夫斯基的小像片留在桌子上了。看守沒收了像片，關了她三天禁閉。“這是柴可夫斯基的照片呀！”“我不知道是誰的，反正營里不許女犯有男人的照片！”肯吉爾勞改營里允許囚犯接受用郵包寄來的米（為什么不接受呢？！），但卻決不許囚犯們煮飯吃。如果發現囚犯在什么地方偷偷用兩塊磚頭支起小飯盒來燒飯，看守會立即把飯盒踢翻，并迫使犯人用手把火弄滅。（不錯，后來蓋了一個燒飯用的小棚子，但兩個月后又把爐子拆掉了，椰子里養上了軍官們的豬和行動人員別里亞耶夫的馬。） 但是，特种勞改營的主人們在翻新管理制度花樣的同時，并未忘記普通勞改營的好經驗。奧澤爾拉格特种營的米申大尉只是L個勞改點的頭頭，他就曾把不服從派工命令的囚犯綁在雪橇上拖到工地去。 總的來說，建立起的管理制度是令人滿意的，所以可以讓原來的苦役犯在特种勞改營里和大家享受同樣待遇，只是號碼布上的字母還有所不同而已。（不過，有時也讓他們住在草棚和馬廄里，那僅僅是由于工棚不夠用，例如，在斯帕斯克營。） 就這樣，特种勞改營雖然不正式稱為苦役營，但它繼承了苦役營的一切，成了它的合法繼承者，同它溶合在一起了。 為了使囚犯們很好地掌握已經建立的制度，還必須用正确的勞動組織和正确的伙食安排來鞏固它。 為特种勞改營選定的勞動是這一帶最艱苦的勞動。契訶夫說得對：”社會上，特別是在文學作品里，已經形成一种成見：好像只有在采礦場才有最艱苦、最恥辱難堪的真正苦役。如果涅克拉索夫的長詩《俄羅斯婦女》中主人公是……去替監獄捕魚或者會代木材的話，許多讀者是不會感到滿意的。”（不過，安東·巴甫洛維奇，您為什么這么瞧不起伐木勞動呢？伐木這個活儿不錯，也是合适的。）斯捷普拉格剛剛建立時，最初几個分部的囚犯都是開采銅礦的（它的第一分部設在魯德尼克，第三分部設在肯吉爾，第四分部在杰茲卡茲甘）。干式采掘，礦石粉末飛揚，人們很快就染上硅肺和肺結核病。得病的犯人便被送到卡拉干達附近的著名的斯帕斯克勞改營分部去——那是屬于特种勞改營的“全蘇殘廢人的收容所”。 斯帕斯克是值得特別提几句的。 送到斯帕斯克來的都是其他勞改營拒絕繼續使用的完全殘廢了的犯人。可是，說來奇怪，這些殘廢只要一踏上斯帕斯克勞改營那起死回生的土地，就一下子都變成真正的干活能手了。對于整個斯捷普拉格勞改營的長官切切夫上校來說，斯帕斯克勞改營分部要算是他最喜歡的一處了。這個身材粗壯而遠非善良的家伙，有時從卡拉干達乘飛机來到這里，在值班室擦擦皮鞋，稍事休息之后就去營區視察，并留心還有誰不在替他干活。他喜歡說的一句話是：“在我這整個斯帕斯克勞改營里只有一個殘廢，他的兩條腿都沒有了。可是，就連他也在于輕活儿，他在當通信員！”一條腿的人全坐著勞動：他們把大石塊砸成碎石子，有的就分選碎木塊。架著雙拐也好，缺一只胳膊也好，這些在斯帕斯克都不能成為勞動的障礙。讓四名一只胳膊的人（兩個有左胳膊和兩個有右胳膊的）編成一個小組抬擔架，這是切切夫想出來的主意。在沒有電的時候讓人們用手轉動机械加工厂的机器，這也是切切夫手下的人想出來的。切切夫還喜歡營里有“自己的教授”，因此他便批准了生物物理學家奇熱夫斯基在斯帕斯克勞改營里搞一個實驗室（只有几張空桌子）。但是，一旦奇熱夫斯基利用最劣質的材料替杰茲卡茲甘的勞動者們試制成了簡單的預防硅肺的面具，切切夫卻不許他投入生產：不戴面具也照樣干活嘛，何必多此一舉！再說，人員也得不斷更新嘛！ 一九四八年底斯帕斯克勞改營分部總共關押男女囚犯一万五千人。營區很大，鐵絲网的柱子在山腰和峽谷間起伏綿延，伸向遠方，四角的監視塔互不相望。后來慢慢地修建起內部隔离工程：囚犯們自己在營區內筑起圍牆，把婦女區、工人區、完全殘廢區互相隔開了（這樣可以使囚犯之間的聯系更加困難，對勞改營主人更加方便）。六千人每天步行到十二公平外去修建水壩。因為他們畢竟是殘廢，所以往返都要兩個多小時，還要加上十一小時的勞動（在這种條件下很少有人能支持兩個月）。另一項艱苦的勞動是采石子。采石場就在隔离區之內（古拉格的島上還有礦藏呢！），男女營區內都有。男區的采石場在山上，打炮眼，用炸藥把岩石炸開。白天，殘廢的囚犯們用小錘子把炸下的石塊敲成碎石子。女營區不用炸藥，女犯得用十字銅刨開土層，露出岩石后，用大錘把石頭打碎。當然，她們的錘把常常會震斷（新錘把也會折斷）。要換新錘把，就得到另一隔离區去。而且，婦女們有工作定額，每人每天必須采石0．9立方米。因為完不成定額，她們在很長時間里只能領到懲罰口糧——每天四百克糧食。后來男囚犯教給她們一個辦法——驗收之前偷偷從舊石堆上扒一些石子到新堆上來——這才不受“懲罰”了。還要提醒讀者，所有這些勞動不僅是殘廢人在沒有任何器械的條件下干的，而且是在草原地帶的嚴寒中干的（零下三十一三十五度，還刮風），人們身上穿的是單衣，因為按規定，不勞動的人們（即殘廢的囚犯們）冬天不發給棉衣。一位化名波-爾的婦女曾向我回憶過她在嚴寒中，身上几乎沒穿什么衣服，用大錘敲打石頭的情況。她說：“至于這种勞動對祖國的好處，只要講一件事就很清楚了：后來發現女區采石場采下的石頭不知為什么不适于建筑用，于是，某一天，某個首長就下了一道命令，叫婦女們把一年中采的石子‘全部扔回礦坑去，用土蓋上！這里要開辟成一片林園！’當然，林園并沒有修成。”男區采的石塊好一些。那些石塊是這樣運往建筑工地協。每天點名之后把全部（到這一天還活著的）囚犯（總共約有八千八）統統赶上山去，回來時都要背著石子。休息日殘廢囚犯們也要這樣“散步”兩次：早上和傍晚。 后來的勞動便是在隔离區內修建界牆，替勞改營的工作人員和警戒部隊蓋房（蓋住宅、俱樂部、澡堂、學校），在農田和菜地里干活。 所种的菜全都拿給自由居民吃，囚犯們只能得到一些菜莖菜葉之類。這些莖葉大堆大難地用汽車運來，扔在廚房旁邊，任其漚濕腐爛。做飯時伙夫們就用叉子從堆里直接叉到鍋里（有點像煮家畜飼料嗎？……），用這些莖葉煮出來的是真正的爛菜湯。每天只往這种爛菜場里加一勺稀飯，如此而已。請看看發生在斯帕斯克菜地上的這樣一個場面吧：一天，大約一百五十名囚犯商量好了，一下子都扑到一塊菜地里去，進去后立即趴在地上咬食地里長著的蔬菜。衛兵們跑來了，用棒子打他們，可是他們只管趴在地上繼續啃食生菜！ 不參加勞動的殘廢人每天發給面包五百五十克，勞動的發六百五十克。 斯帕斯克營的人們從來不知道什么叫做藥（這么多人，到哪里去弄藥？何況他們反正要死掉嘛！），也不知道什么叫舖蓋。在某些工棚里是把床并在一起的，兩張床并起來就不只是睡兩個人，而是讓四個人擠在一起睡。 對，另外還有一項工作！每天要派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人去挖墳坑。每天派兩輛美國造的“史蒂倍克”牌卡車專拉尸体。尸体是裝在木格箱子里運走的，死人的手腳從寬大的格子縫里伸出來。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比較順利的几個月里，每天要死六十到七十人，到了冬天每天死亡上百人（一個在停尸房干活儿的愛沙尼亞人查過人數）。 （其他地方的特种勞改營里的死亡率沒有這么高，吃的也稍好些。當然，勞動也重些，因為不是殘廢嘛！這一點，讀者自己會了解的。） 這一切都發生在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也就是說，這是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年之后的事，是紐倫堡國際法庭審判結束之后三年的事。經過紐倫堡法庭審判之后，為法西斯集中營的野蠻殘酷暴行所震惊的全人類剛剛松了一口气，還滿以為：“這一切都不會重演了！”呢。 有了這些制度還嫌不夠。自從轉到特种勞改營之后，我們同外界和家庭的聯系几乎完全斷絕了，對于等待著你和你的來信的妻儿老小來說，你就變成了神話中的人物。（每年只許寫兩封信。可是，就連你傾注了几個月來的全部心聲和最主要、最美好的感情寫出的這兩封信也未必發出去。誰敢去向檢查信件的國家安全部的人員查問？他們是常常自動減輕自己的工作負擔的：把一部分信件放進爐子，就不必花時間檢查了。至于說收信人沒收到你的信，那你就去責怪郵局吧。在斯帕斯克營，有一次命令几個囚犯去修理信件檢查科的爐子。囚犯們在爐膛里發現了几百封信件：是檢查人員扔進去之后忘記點火了。特种勞改營的情況就是這樣——去修爐子的人還不敢聲張此事！否則安全人員會立即收拾他們……難道這些為了自己安逸而燒掉囚犯心聲的國家安全部的信件檢查員們，他們比收集被害者的頭發和人皮的希特勒党衛軍分子更人道一些嗎？）至于同親屬們會面，這在特种勞改營里連提都不必提，因為特种勞改營的地址是使用密碼代號的，任何人都不能到這里來。 還得補充一點：在特种勞改營里几乎不存在海明威所說的“有的和沒有的”這個問題這里從建立那天起就按照“沒有的”的原則解決了一切問題。不許囚犯有錢，也不發給工資。（普通勞改營的囚犯還可以掙到少得可怜的几個工資，這里是分文不給。）不許有換穿的鞋或換洗的衣服，凡是可以穿在里面取取暖或者防潮的衣物都不許有。營里發的襯衣（那算什么襯衣呀！恐怕海明威小說里的窮人都不會穿它）是每月換兩次，外衣和鞋是一年換兩次。這是十足的阿拉克車耶夫式的嚴明。特种營建立的初期還沒有保管室，后來便建立了永久性保管室，即一直保管到“釋放”那一天。建立保管室以后，如果自己再有什么衣物不交去，就是一個嚴重錯誤了：這是准備逃跑！（關禁閉室！審訊！）床頭小柜里不許有任何食物。（早晨要在食物保管處前排隊把它交上去，晚上再排隊領回來。這樣還可以成功地把你早晚剩余的一點點思考時間占去。）不許擁有任何寫字用的東西，不許有墨水和彩色鉛筆和變色鉛筆，不許有超過一本小學生練習本的白紙。最后，不許有任何書。（在斯帕斯克營，接收犯人時便沒收他的全部書籍。我們這里最初允許有一兩本書。但是，有一天突然下了一道英明的命令：把個人的書全拿到文化教育科去登記。在那里往書的扉頁上蓋一個“斯捷普拉格。第XX勞改點”的圖章。此后，凡是沒有蓋章的書一律作為非法書籍予以沒收，而蓋了章的書就全算勞改營“圖書館”的書了，不再屬于個人。） 還要提醒讀者：特种勞改營里的搜查要比普通勞改營更加經常，更加徹底。每天出入營時要仔細搜查。對工棚則進行定期搜查：掀開地板，拆掉爐條，拆開門廊的板子；還有像監獄里一樣地逐個搜身，要脫衣服。摸索，撕開衣服里子，扯掉鞋掌等。有時就把營區地面的草全部燒光（“不能讓他們把武器藏在草里！”）。囚犯們休息日要打掃營區。 想想這一切，大概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囚犯們并不把佩帶號碼看作最難堪、最侮辱人格的事了吧。所以，當伊万·杰尼索維奇“說“它們，衣服上的那些號碼，并不沉”的時候，他根本不是像那些自己沒有佩帶過號碼、也沒有挨過餓的、高傲的批評家們所指責的那樣“失去了作人的自尊心”，而只是發出了清醒的、理智的聲音而已。號碼給我們帶來的苦惱既不是精神上的，也不是（像古拉格群島的主人們所指望的那樣）心理上的，反倒是非常實際的麻煩——我們必須占用空閒時間把撕開的邊角仔細縫好，或者去找畫家把上面的字再描清楚些；如果勞動時把號碼布撕坏了，就得再設法找塊新市把它完全換成新的，否則就會蹲禁閉。 什么人真正把帶號碼看作是這里的花樣翻新中的最毒辣的一手呢？那是某些教派的虔誠的女信徒們。例如，卡梅施特种勞改營在蘇斯洛沃車站附近設有一個女勞改營分部，那里的女囚犯就是這樣。該營的女犯中由于信教被判刑的約占三分之一。而《圣經》《新約》的《啟示錄》上早有明明白白的預言： 第13章，第16節里寫著：“……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 所以，這些婦女們堅決拒絕佩帶號碼，因為它是魔鬼的印記！她們去領公家發的制服時也不同意簽字。（這是“向魔鬼簽字！”）勞改營行政當局（營管理處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將軍和獨立勞改點的長宮博古什少校）在這個問題上表現了足夠的堅定性：他們命令扒掉這些女人的衣服．只剩一件襯衣，再脫掉她們的鞋（那些女共青團員看守們自然都照辦了）。行政當局想；讓冬天迫使這些沒有理性的宗教狂們接受公家的制服并縫上號碼吧！但是，婦女們竟宁肯在嚴寒中穿著襯衣光著腳走，也不同意把靈魂交給魔鬼！ 于是，在這种精神（當然是反動精神嘍！我們都是受過教育的人，我們不會那樣去反對帶號碼！）面前，勞改營當局終于屈服了：把信徒們的衣服還給了她們。她們穿上了不帶號碼的衣服！（葉蓮娜·伊万諾夫娜·烏素娃就是穿著自己的衣服在勞改營度過了整整十年，她的內外衣全穿爛了，勉強挂在肩上，遮住身体，但是勞改營的總務處卻無法發給她公家的衣服，因為她不在領物單上簽字！） 號碼還有另一個使我們傷腦筋的地方：號碼寫得很大，衛兵從老遠就能看清。衛兵們總是在一定的、能夠拉開沖鋒槍射擊的距离看著我們，他們當然不知道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的姓名；所以如果沒有號碼，他們就分不清穿著同樣衣服的囚犯。有了號碼，他們就能從遠處看到几號在隊伍里說話，几號排隊沒排好，或者沒有把手背在后面，或者從地上撿起過什么東西。只要他們回去向警衛隊長一報告，那個人就得蹲禁閉。 警衛隊也是扼殺我們微弱生命的一支力量。這些“戴紅肩章的人”，正規軍的士兵們，這些手持沖鋒槍的孩子們，是一支不會分辨是非、不了解我們、而且不接受任何解釋的愚昧力量。不可能有任何東西從我們這里傳給他們，而從他們那里傳過來的只有喊叫聲、軍犬的狂吠、拉沖鋒槍搶閂的響聲和飛來的子彈。而且永遠是他們有理，我們無理。 有一次，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的囚犯們在修筑鐵路路基。那里不是隔离區，沒有界限，四周只有衛兵押著。有一個囚犯在被允許的圈子內离開大家几步，想去拿自己扔在地上的上衣，取出包在里面的一塊面包。不料一個衛兵舉槍就把他打死了。當然，衛兵有理。他只會受到表揚，而且，當然，他直到今天也不會后悔的。囚犯們誰也沒有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滿。更沒有向任何地方寫什么申訴。（即使寫了，我們的申訴也出不了勞改營。）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我們五百人到一個汽車修配厂附近去勞動。工地的一邊是營區，所以這邊沒有衛兵警戒。眼看我們就要進入工地的大門了。這時一個叫馬洛伊（這個姓有“小個子”的意思，其實地是個彪形大漢）的人忽然不知為什么离開了隊伍，若有所思地朝著警衛隊長的方向走去了。給人的印象是：他精神恍惚，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沒有舉手，沒底作出任何一點威脅性的動作，只是沉思著向前走去。這卻把那個警衛隊長，一個愛打扮的有點流气的軍官，嚇坏了。只見他轉身就跑，一邊尖聲喊叫著，可怎么也掏不出腰里的手槍來。這時，一個拿沖鋒槍的中上迅速跑到馬洛伊前面。在相隔几步的地方向他的胸部和腹部打了一梭子彈，邊打邊慢慢向后退。馬洛伊倒下之前還慢慢地繼續向前走了兩步。他的棉襖的后背上露出了被那看不見的子彈打出的棉花。雖然馬洛伊倒下了，可是我們，整個隊伍，誰都沒動一動。警衛隊長惊魂未定，接著就向衛兵們喊了一聲，發出了命令。于是，自動步槍便從四面八万響了起來，子彈擦頭飛過；事先就在四周擺好的机槍也響了，同時有許多聲音，一聲比一聲更瘋狂地向我們叫喊：“趴下！趴下！趴下！！”子彈越飛越低，有的打在障礙地帶的鐵絲网上。我們五百人并沒有朝射手們沖過去，沒有去制服他們，而是全都伏在地上，把臉埋在雪里了。就這樣，在那個耶穌受洗節的嚴寒的早晨，我們在這种恥辱的、任人宰割的狀態下，綿羊似地在雪里趴了一刻多鐘。他們一高興就可以把我們全都槍殺掉，而且不必負任何責任：可以說是企圖暴動嘛！ 在特种勞改營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我們就是這樣一些完全被壓垮了的可怜的奴隸！關于這個時期，在《伊万·杰尼索維奇的一天》里已經講得不少了。 怎么會變成這個樣子的呢？為什么几千人會這樣？這些牲口都是犯第五十八條的呀，也就是說，他們還叫做“政治犯”呢！真見鬼！你們現在不是跟其他普通刑事犯分開了嗎？不是集合到一起了嗎？你們現在該搞政治了！為什么那么一錢不值，那么馴順呢？ 其實，這些特种勞改營里的生活本來就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開始。這里的被壓迫者和壓迫者都是從普通勞改營來的，他們身上都各自帶著十年以上受別人壓迫的、或者壓迫別人的傳統。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隨著活人一起轉到這里來了，它們溫暖并支持著每個人，因為這些人都是几百人几百人地從同一個勞改營分部轉來的。他們到新地方來時普遍地怀著一种堅定的信念：認為在勞改營這個世界中，人對人來說只能是老鼠、是吃人的生番，而不會是別的。他們帶到這里來的只是對自己個人命運的關。心和對共同命運的完全漠然的態度。他們都准備在這里進行無情的斗爭以奪取個作業班長的位子，或者能在伙房、面包房、保管室、會計室或文化教育處找到個輔助人員的优厚位子。 但是，單個囚犯到新地方來的時候，如果他想在這里安身立命，那就只有靠他的運气和厚顏無恥。而那些老有經驗的輔助人員（幫手）們由于長期在同一個囚犯隊里互相磕頭碰腦，所以對于作業班長的拳頭，對于誰個善于給長官溜須拍馬、背地里咬人一口，誰善于搞些“小動作”、逃避勞動等等，都已經彼此有所了解了。在長途押解的路上他們几個星期擠在一個車廂里，在同一些遞解站里一起洗澡，他們已經互相領教過了，自然不再抱有過多的自由幻想，只想和和气气地把奴隸的接力棒傳過去。因此，他們會互相商量好：到了新勞改營之后怎樣攫取關鍵崗位，怎樣把其他勞改營來的幫手們排擠掉。至于那些已經完全屈服于厄運的。只知道勞動的愚昧無知的人，他們則是商量好到了新地方能組成一個好勞力班子，只盼著能遇上一位讓人過得去的作業班長就行了。 所有這些人，不僅徹底忘卻了他們每個都是人，每個人身上都有上帝賦予的靈性和良知，都還有可能爭取到极好的境遇，甚至忘卻了自己的脊梁骨是可以直起來的，人有權利得到通常的自由，就像誰都有极呼吸空气一樣。他們也忘記了，現在他們所有的人，所謂政治犯，已經和自己人在一起了。 不錯，他們中間還混有少數刑事犯。 當局對于制止他們的寵儿們的不斷逃跑喪失信心了，決定對他們的逃跑适用第五十八條第十四分條，即按照“經濟怠工”論處。（因為《刑法典》第八十二條規定，對逃跑者只能加判兩年以下的徒刑，可是這些刑事犯們的刑期早已一再加碼，有的已經達到几十、几百年了，他們為什么不跑呢？） 總而言之，被送到特种勞改營來的這類刑事犯為數极少，每批犯人中間只有几個人。但是，憑他們那套作風，只有几個人也就足夠了，他們就能夠在政治犯中間趾高气揚，橫行霸道，帶著棍子同管理員走在一起（就像在斯帕斯克營里后來被砍死的兩個阿塞拜疆人一樣），并且幫助看守輔助人員們在“群島”新開辟的島嶼上确立地位，樹起那面卑鄙、肮髒的勞動消滅營的黑旗。 埃克巴斯圖茲特种勞改營是在我們到來的前一年，一九四九年建立的。這里一切都是按照囚犯和首長們在原先的地方形成的思想和習慣安排起來的。設有管理員、助理管理員和工棚棚長，他們有的用拳頭，有的用小匯報折磨手下的囚犯們。看守的幫手們另住一間工棚，他們可以在那里坐在床上，品著好茶，不慌不忙地決定某些人和某些班的命運。另外，每一個大工棚里（仿效芬蘭人工棚的結构）還分出一些小房間來，有些小房間是按照身份讓那些受优待的囚犯一人單位或兩人合住的．派工員用拳頭打，作業班長打嘴巴，看守用鞭子抽。炊事員都是些蠻不講理的摩爾達維亞人。各營的保管室都被那些“不拘小節”的高加索人掌握了。所有工地上的職務都被一群自封的工程師騙子們搶去了。坐探們按照規矩，肆無忌憚地把小匯報送到行動處去。一年前建立這個營時只有一些帳篷，現在已經有了石砌的監獄。不過這監獄還沒有完全蓋好，所以住得非常擁擠，以致被宣布要受禁閉處分的人往往要排隊等待一兩個月，禁閉室才能空出來！（違章行為太多！）新鮮吧？蹲禁閉也要排隊！（我也被宣布要關禁閉，但我終于沒有等到！） 的确，這一年刑事犯們（說得确切些是所謂“母狗”們，因為他們是甘心擔任那些“合法”工作的）已經不那么囂張了。可以感覺到他們有些施展不開了：這里沒有年輕的刑事犯，沒有他們的補充人員，沒有人前前后后圍著他們轉。他們好像也互相配合得不好。在勞改營首長把管理員馬格蘭介紹給列隊歡迎的全營人員時，馬格蘭還曾勉強裝出一副神气樣子，可是已經感到信心不足，很快他就不再走運了。 對我們這一批人，也和對其他各批囚犯一樣，在接收的當天，從進洗澡房起，就給了個下馬威。那天，澡堂的服務員、理發員和派工員都如臨大敵。他們聯合起來注意看每個對于衣服太破爛、洗澡水太涼、消毒時過分擁擠等等稍稍表示不滿的人。他們就是等待著這种不滿的表現，好借机大施其淫威呢！因此，一旦有所發現，便几個人一起像群野狗似的故意尖聲高叫：“這里可不是古比雪夫遞解站！”說著就掄起那養肥了的拳頭，沒鼻子沒臉地打過來。（這從心理學角度來看也是正确的。赤身裸体的人似乎遠遠不如穿著衣服的人有自衛能力。如果能在第一次洗澡時就把這批新犯人制服，那他們以后在營里也就老實了。） 曾經幻想到新勞改營后好好辨別一下，再決定“跟著誰走”的那個中學生沃洛佳·格爾舒尼，到營的第一天就被派去加固隔离區：派他去挖一個坑，要立一根柱子安裝照明電燈。他体力不佳，沒有完成勞動定額、因此，狗腿子，生活動理員巴圖林（他已經比以前泄气多了，但還沒有完全老實）罵了格爾舒尼一聲海賊并朝他臉上打了一拳。格爾舒尼便扔下鎬頭走開不挖了。他跑到管理員那里，對他說：“把我關起來吧，只要你們的海賊們打人，我就不再干活儿！”（他還不習慣。只被人罵了聲“海賊”就受不了啦。）管理員并沒有拒絕把他關起來。他接連蹲了兩期禁閉，十八天。（他們是這么干的：先按規矩罰你五天或十天禁閉，但是，到期卻不放你、等著你表示抗議或開始罵街，這時他們就“合法地”再罰你第二次禁閉。）蹲過禁閉之后，格爾舒尼還“不老實”，又罰他調了兩個月的加強管制工棚，也就是說，還是蹲在那個監獄里，不過現在不像在禁閉室了，可以吃到熱飯，而且可以按照完成的勞動量領取口糧；他每天必須到石灰厂去干活。格爾舒尼感到自己越陷越深，就想通過衛生所找條出路，因為他還不了解衛生所所長杜賓斯卡婭的脾气。他以為只要給衛生所看一看自己的平足，醫生就會不讓他跑老遠的路去石灰厂勞動了。但是，根本沒批准他去衛生所，埃克巴斯圖茲營的加強管制工棚也根本不需要什么醫療措施。格爾舒尼想：無論如何也得去衛生所。他從前听說過一些表示抗議的辦法，于是他就決定派工時不出來站隊，只穿一條褲杈躺在舖上。可是，一個外號叫“閃開”的看守（是個瘋瘋癲癲的人，從前當過水手）和另一個看守科年佐夫卻把只穿著一條褲權杈的格爾舒尼從床上拖下來，一直拖到派工地點。看守們拖他，他兩手抱住門旁邊一塊砌牆用的石頭，想賴著不走。其實這時格爾舒尼已經同意去石灰厂勞動了，他只是喊；“得讓我穿上褲子呀！”但是兩個看守只管往前拖。在崗樓前面，四千名囚犯等待著派工。這個瘦弱的孩子不住地叫喊：“你們是蓋世太保！法西斯分子戶同時拼命掙扎著不讓給他戴上手銬。但是，“閃開”和科年佐夫終于把他的頭按到地上，把他銬起來了，然后就推著他往前走。他們和營首長馬切霍夫斯基中尉一點都沒覺得難為情，倒是格爾舒尼自己很難為情：怎么能穿著褲僅在大庭廣眾之中走呢！他站住不走！旁邊恰好站著一個牽著軍犬的翹鼻子哨兵。沃洛佳記得，那個哨兵輕輕地對他說：“喂，你鬧個什么勁儿！快站到隊里去吧。這個樣子能干活嗎，在柴火堆旁坐一會儿不就行了嗎！”哨兵緊緊拉住自己的軍犬，那軍犬則拼命想扑向沃洛佳的脖子，因為它看到這男孩子正在反抗戴藍肩章的人。沒有讓沃洛佳站隊，把他帶回去又關進了加強管制工棚。兩手銬在背后，越來越痛。一個哥薩克人看守卻掐住他的脖子，用膝蓋撞他的胸脯。后來，把他推倒在地，有一個人待理不理地隨便嘟嚷了一句：“給我打！打他個半死！”接著就有人拳打腳踢，有時踢到太陽穴上，直到格爾舒尼昏死過去。過了一天，他被叫到行動特派員跟前：開始追究他企圖采取恐怖行動的“案件”了——因為拖他出來的時候他曾抱住石頭。“那是想干什么？” 在另一派工地點有個叫特維爾多赫列布的人也曾經拒絕出工，他甚至宣布了絕食，他說，不能替魔鬼干活！可是有誰把他的罷工和絕食放在眼里呢？！人們把他強拖出去。（不過這次是從普通工棚拖出去的。）被拖走時，特維爾多赫列市的手只要夠得著窗子，他便把窗玻璃都打碎。清脆的玻璃破碎聲響徹了我們整個隊伍，像是在給看守和派工員數人數的聲音作不祥的伴奏。 也是在給我們這每日、每周、每月、每年的單調而沉重的生活基調作伴奏。 生活就是這种樣子。前途看不到一線光明。是的，內務部建立這些勞改營的時候本來就沒有在計划里安排上一線光明嘛！ 我們二十五個新來的犯人（大部分是西部烏克蘭人）組成了一個作業班，派工員同意從我們中間推舉一個班長。我們仍舊推舉了帕維爾·巴拉紐克。我們班是老老實實的，能干活。（這些西 烏克蘭人剛剛离開尚未集体化的土地，干起活來是用不著督促的， 有時甚至還得要求他們留著點勁儿！）起初我們是被當作壯工使用 的，但我們中間很快就出現了几個砌石頭的能手，其他人也開始 向他們學習，不久，我們班就成了一個砌石班。我們徹得很好，領 導注意到了，便把我們調离住房建筑工地，留在營部，不派我們 去給自由工人們蓋住房了。后來，有一天，勞改營領導指著加強 管制工棚旁邊的一堆石頭（就是格爾舒尼抱過的那一堆石頭）對 我們班長說：“這种石頭還會源源不斷從采石場運來。這里現有的 加強管制工棚只是原設計的一半，還要修建另一半，這個任務就 交給你們班吧。” 這樣，我們便可恥地開始為自己建造監獄了。 那年的秋天很長，很干燥，整個九月和十月上半月一點儿雨 也沒下。早晨往往很平靜，然后就起風，到中午風力最大，傍晚 就停了。有時候微風吹來，反倒吹得人傷心，特別使人感到這草 原太廣闊了，從加強管制工棚旁的樹林開始，一直伸向遠方；那 個只有几間新建厂房的小小居民點，警戒部隊駐扎的軍營和我們 這用鐵絲网圍起來的勞改營隔离區，都似乎完全湮沒在這一望無 垠的、平坦的、毫無起伏變化、毫無希望的草原里了。唯有那第 一排略加修整的原木做的電話線杆朝著東北方向、朝著巴夫洛達 市的方向伸去。風有時會突然變得很猛，只須一小時就把西伯利 亞的冷空气吹來，迫使我們穿上棉衣。大風卷起草原上的大粒砂 石不住地往臉上打……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砌造加強管制工棚 的那些日子里寫下的一首詩，現在把它抄錄在這里吧，也許能說 明點什么。 砌石工 看，我這個砌石的， 在認真地砌造監獄，仔細挑選著荒山的石塊，猶如詩人在斟詞酌句。這里并非城鎮要地，是國起來的隔离區；蒼鷹在碧空翱翔，仿佛也正凝神警惕。草原上唯有北風掠過，望不見行人蹤跡，甚至無人來問我一聲：在為誰砌造監獄？豈不見圈起的鐵絲网，撒開的軍大，還有那机槍手已進入陣地？不，還不夠可靠！監獄里面還要造監獄！揮動著手中的瓦刀，我有節奏地轉身。彎腰，像是這勞動本身把我拖著不停地往前奔跑。少校來視察過了，他說：“嗯，砌得蠻好！”他還隨口許諾：讓我們第一批住進這新車！難道如此而已？瞧他說得多么輕松、愜意！准是又有人告了密，把那個害人的符號 記進了我的越中檔案里， 把我用方話弧 同別人牽在了一起。 敲打砍削聲響成一片， 瓦刀、榔頭上下飛翻。 牆里又砌上一道牆， 一間四室還要隔成几間。 休息，我們在灰槽旁吸它几。煙， 有人逗趣，有的在談天。 我們等待著晚飯，盼著賞下來的 那碗“補助”湯，還加面包一片。 然而，在那邊小林的后面，石牆中間， 在那牢房的黑暗洞穴里， 須知有多少無處傾訴的痛苦 深深地永遠鎖在里邊。 唯有一條汽車路通到這里， 它是与外界的唯一維系。 路旁的電線杆在嗡鳴， 不久前才把它立起。 上帝啊，我們多么懦弱、 無能、沒有骨气！ 上帝啊，我們是一群 多么馴順的奴隸！ 真是奴隸！這不僅表現在我們懾于馬克西緬科少校的威脅而盡量把石□砌得整齊，把洋灰抹得盡量平整，好讓將來的囚犯們不容易把這牆破坏掉，而且還表現在盡管我們連定額都沒有完成，但還是給我們砌石班發了補助糧，我們也确實吃掉了，沒有把它往少校的臉上摔。而我們的同志，沃洛佳·格爾舒尼，就被關押在加強管制工棚的已經建成的一間小屋里。沒有犯任何錯誤的伊万·斯帕斯基由于檔案里的一個什么記號也被關進了懲戒班。我們中間將來還會有許多人要住進這個叫做“加強管制工棚”的監獄，可我們現在卻正認真地、牢固地砌造它。就在我們用石塊和灰漿忙碌建造監獄的時候，草原里傳來一陣槍聲。不一會儿，一輛烏鴉車開到离我們不遠的崗樓。（這是警衛部隊本部用的一輛真正的黑烏鴉囚車，車身上并沒有漆著哄騙傻瓜的大字“請喝蘇聯香檳酒！”）從囚車里推出了四個人，都已被打得滿身是血；兩個人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另一個被士兵在地上拖著。只有伊万·沃羅比約夫恨恨地傲然走在最前面。 四個企圖逃跑的囚犯就這樣穿過了我們的腳手架，從我們腳下被帶過去，帶進了左邊那個已建成的加強管制工棚。 我們呢？我們仍在繼續砌石，建造監獄…… 逃跑！絕望的掙扎！身上沒有平民穿的衣服，不帶食物，兩手空空就想穿過槍彈紛飛的營區，跑進那沒有水草、沒有樹木的無邊草原去！這甚至不能說是一种謀划，它簡直是挑戰，是一种驕傲的自殺。我們中間那些最堅強最勇敢的人是敢于進行這樣的反抗的！ 但是，我們呢？我們的繼續砌石，建造監獄。 我們紛紛議論起來了。這是一個月內發生的第二次逃跑事件。第一次也沒有成功，不過那次确實太笨了。外號叫“大肚皮”的瓦西里·布留欣、工程師穆吉亞諾夫和一個原波蘭軍官，三個人都在机械制造厂勞動。他們節約下一點食物，偷偷在厂房的一間屋里挖好了個一立方米大的坑，藏到里面去了。他們把坑頂蓋起來，天真地指望警戒人員會在傍晚收工后像往常一樣撤走，那時他們就可以逃跑。但是，收工時發現人數不夠，但四周的鐵絲网完好無損。警戒部隊沒有撤走，繼續日夜守衛著工厂。這期間搜索的人帶著軍犬在隱藏者的頭頂上走來走去，他們三人就把浸了煤油的棉花塞到坑頂蓋子的縫里，破坏軍犬的嗅覺。總共只有一立方米的地方，三個人只能把四肢交叉著擠在一起，不動，也不說話。他們這樣蹲了三天三夜，最后實在受不住了，只好自己鑽出來了。 別的作業班回到營區后，我們才听說沃羅比約夫等人逃跑的情況：他們原打算駕駛一輛卡車沖出隔离區去的。 一個星期過去了。我們還在砌石頭。現在加強管制工棚旁邊的這些小房已經有個輪廓了：這里是舒适的禁閉室，這是單人囚室，這是門斗。我們已經在這塊不大的地方堆砌了不少石頭，采石場供應的石頭源源不斷。本來嘛，石頭是不花錢的，采石場和這里的人力也都不花錢，國家只撥給點水泥就行，為什么不建筑呢。 又過了一星期。對埃克巴斯圖茲的四千名囚犯來說，已經有足夠的時間認清一個現實了：逃跑是發瘋，它不會有任何好結果。可是，就在這時，同樣是一個晴朗的天，草原上又響起了槍聲：又是逃跑2！！是啊，逃跑簡直像瘟疫一樣蔓延著。又是一輛黑囚車駛過去：抓回了兩個人（另一個當場被打死了）。這兩個人（巴塔諾夫和一個矮小的年輕人）也被打得血肉模糊了。又是把他們從我們身旁，從腳手架下面拖了過去，關進了已蓋好的監獄，在那里還要繼續打他們，然后扒掉衣服扔在石頭地上，既不給吃，也不給喝。當你看到這些被摧殘得不成樣子的驕傲的人時，你這個奴隸作何感想呢？難道會卑鄙地慶幸被抓到、被毒打、注定要遭殃的不是你自己嗎？ “快點干！快點把這左廂房蓋起來！”大肚皮馬克西緬科少校對我們喊叫。 我們繼續砌牆。收工后我們還會領到一碗粥的補助糧呢！ 海軍中校布爾科夫斯基繼續在運送灰漿。凡是正在建設的東西總是對祖國有利的吧。 晚上回到生活區’，我們才听說巴塔諾夫也是想乘汽車沖出去的，汽車輪胎被槍打坏了。 現在你們這些奴隸總該明白了吧：逃跑等于自殺！誰也不可能跑出一公里。你們可以自由選擇：是勞動，還是自殺？！ 沒過五天。誰也沒有听到射擊聲，可是，一個新消息就像用巨大鐵錘敲打整個鐵鑄的天空似的震惊了全勞改營：逃跑了！！又有人逃跑了！！！這回逃跑成功了！ 這次逃跑發生在九月十七日，星期天，他們跑得干淨、利落，甚至連晚間的點名也平安無事地過去了，掌管鑰匙并負責鎖門的看守查對人數時也沒有發現。只是到了十八日早晨才覺得有點不對頭。于是，停止派班勞動，全員清點！先是排隊全体清點了几次，然后又按工棚點名，接班組數人數，然后又按每個人的履歷卡片查對。這幫本來只會在會計科數工資的鷹犬們數了几次，每次人數都不一樣！到這時還沒弄清到底跑了几個人？誰？什么時候？從哪儿？怎么跑的？ 已經是星期一的傍晚了，還不給我們吃中飯。（把炊事員也從伙房里赶出來排隊，點數！）可是，我們卻一點也不生气。我們多高興啊！不管是誰，只要他成功地跑掉，就是全体囚犯的最大喜事！不管在此之后警衛人員會變得多么凶狠，制度變得多么嚴酷，我們都毫不怨恨。我們高興啊！每一次成功的逃跑都是對你們這幫走狗的打擊！我們的人不是跑掉了嗎！？（我們盯著勞改營領導人的眼睛，心里暗暗在祝愿：可別讓這些家伙捉住啊！可別給他們捉住！） 這一整天沒叫我們出工，星期一就像第二個休息日一樣地過去了。（很好，那些人沒有在星期六跑。他們想必是考慮到了不要破坏我們的星期天休息吧！） 但是，他們是誰呢？是誰？ 直到星期一晚上才傳開來：跑掉的是格奧爾吉·膝諾和科利亞·日丹諾克。 我們砌的獄牆越來越高了。我們已經裝好門上的橫板。一個個小窗口也都砌好了。我們已經在牆上留出了上人字梁的位置。 逃跑發生后三天過去了。七天。十天。十五天了！ 沒有任何消息。 逃掉了！！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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