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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取這個篇名并非有意惡語傷人，只是因為必須遵循勞改營傳統而已。如果仔細想想，這個命運确是他們自己選擇的：他們的職務豈不是和警犬的職務一樣？況且他們的職務本身就和狗有聯系。他們甚至有使用警犬的專門條令，由軍官組成正式的委員會，負責監督每一條警犬的工作，培養它們有良好的凶猛性能。如果供養一只狗崽子一年要花人民的一万一千赫魯曉夫前的盧布（喂警犬的飼料比犯人的伙食營養价值高）的話，那么喂養一名軍官的開銷不是大得多嗎？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們從頭到尾都遇到一個困難：一般地該怎樣稱呼他們？“官長、長官”——太一般化，對獄外和整個國家生活都可以這樣說，而且這兩個詞儿都已經用濫了。“主人”——也一樣。“勞改營管理人員”嗎？這种避開實質的說法只能表示我們的無能。直截了當地按勞改營的說法稱呼他們“狗”？——似乎太粗魯，好像是罵人。“營吏”這個字倒是完全符合語言的精神：它与“勞改犯”這個字的區別正如“獄吏”与“囚犯”的區別。它表達著一個准确的、唯一的含意：經營和管理勞改營的人。所以，在求得嚴格的讀者們對使用這個新字的諒解之后（既然語言中為這個字留著一個空檔，說明它并不完全是一個新字），我們以后將時常采用它。 這一章里所講的就是這些“營吏”（關于獄吏也在這里一道講）。本來可以從將軍們講起，那可真會是妙极了，但是我們沒有材料。我們這些虫豸和奴隸不可能知道他們的事，也不可能在近處看到他們。而當我們見到他們的時候，總是被他們身上的閃閃金光耀花了眼，什么也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對于那些走馬燈似的古拉格頭子們——群島的沙皇們——一無所知。如果我們中的誰弄來一張貝爾曼的照片或听到阿佩特爾說過一句什么話，馬上就會當大事傳開。我們知道“加拉宁大屠殺”，可是關于加拉宁本人我們什么也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他不滿足于單單簽字；在勞改營里巡視的時候，如果對誰的嘴臉看得不受用，親自用毛瑟槍給一下子的這類事情，他也是不討厭做的。我們描寫了卡什凱京的事情，可是卡什凱京這個人我們從沒親眼見過（謝天謝地！）。關于弗連克爾收集到一點點材料，可是關于扎維尼亞金卻一點也沒有。這位剛去世不久的人物逃脫了和葉若夫-貝利亞一伙一起被埋葬的命運。報痞子們至今仍津津樂道地把他譽為“傳奇般的諾里爾斯克的建造者！”莫不是他親手砌過磚嗎？然而，考慮到他上受貝利亞的寵愛，下受內務部官員季諾維也夫的推崇，我們敢斷定他是一只徹頭徹尾的野獸。要不的話，他是建造不出一個諾里爾斯克的。 關于葉尼塞勞改營營長安東諾夫的情況，謝謝波博日工程師給我們寫出來了。我們愿意奉勸每一個人都去讀讀這篇即景：塔茲河駁船的卸貨。在鐵路還沒有到達（會到達嗎？）的凍土帶的腹地，埃及的螞蟻們把火車頭換到雪地上。安東諾夫站在小山包上俯視現場，限定完成卸貨的時間。他是從天上飛來的，過一會又要從天上飛回去。他周遭都是巴結討好的陪同。拿破侖算得了什么？就在這北极的永凍土上，他的私人廚師在他面前的一張折疊桌上擺上了新鮮西紅柿和黃瓜。這小子竟誰也不清，一個人全報銷了。 在這一章里我們將要考察的是上校以下的人物。我們先談談軍官，然后轉入軍士一級，捎帶著說說警衛部隊——也就是這些了。誰見的更多，就請他更多地寫點罷。我們的局限性就在于：當你蹲在監獄或者勞改營里的時候，你對獄束們的性格感到興趣，只是為了要避開他們的威脅和利用他們的弱點。對其他方面你根本不想去關心，認為它們不值得你注意。你自己在受苦，你周圍含冤入獄的人們在受苦。和你張開雙臂都抱不攏的一大堆冤情苦難相比，這些擔任警犬職務的“木腦殼”們，他們的蠅營狗苟、他們的無聊愛好、他們職務上的成功失敗，在你眼里算得了什么事？ 而你現在為時已晚地發覺，對他們的觀察，太欠細心。 一個還有能力從事隨便哪一种有益活動的人能不能去當監獄和勞改營看守？——這种屬于個人才能的問題，我們且不去管它。我們只提出這樣的問題：“營吏”一般地能不能當一個好人？生活為他們安排了怎樣的道德淘汰過程呢？第一次淘汰，是在編入內務部軍隊、內務部學校或訓練班的時候。任何一個稍許留有點精神教養的痕跡的人，一個在良心上稍有顧忌、尚能區分惡与善的人將會本能地、千方百計地避免加入這支黑色的軍團。但是我們假設他們沒有推脫得掉，這時第二次淘汰就來了：在接受訓練和執行第一次任務的時候，長官們會親自留意把所有表現出松松垮垮（善良）而不是堅強意志和堅定精神（殘忍和無情）的人除名。在此以后就開始了為期多年的第三次淘汰：原來還不知道是到哪里去、去做什么的人，現在都弄清楚了，都感到可怕了。永遠充當暴力工具，充當永遠的罪惡幫凶——這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也不是馬上能接受得了的！你在踐踏別人的命運，但你自己內心卻有什么在繃緊、繃斷。你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于是盡管已經大大地退了，人們仍然開始設法掙脫：稱病、搞到醫生證明、改行拿較低工資、摘下肩章——什么都行，只要能出去，出去，出去！ 這么說，剩下的人都習慣了？不錯，剩下的人都習慣這一切了。他們已經覺得自己的生活是正常的了，當然也是有益的了，甚而還是光榮的了。對有些人說來，連習慣的過程也不需要：他們從一開頭就是這樣的人。 鑒于存在這樣的淘汰過程，可以得出結論說，殘忍無情的人在營空當中占的比例，遠遠地大于在任取的一組居民中所占的比例。一個人在“机關”里服務的時間越久、越沒有間斷、越有名气，他越可能是一個坏蛋。 我們并沒有忽略捷爾任斯基的崇高的言論：“你們當中誰變得冷酷無情，誰的心不能同情和關心地對待遭到監禁的人們——就請他离開這個机關！”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也沒法把這些話和現實對上號。這是對誰說的？在多大程度上是認真的？——如果考慮到他同時又為科瑟列夫辯護的話（第一部，第八章）。誰理會了這些話？無論是“作為說服手段的恐怖”，無論是單憑“可疑”的逮捕，無論是早于希特勒十五年的早期集中營，都絲毫不能給予我們這种富于同情的心和俠義騎士的感覺。如果這些年代里有人自己离開了机關，這正好是捷爾任斯基建議留下的人——即未能變得冷酷無情的人。而那些變冷酷了的或本來就冷酷的人倒是留下來了。（也可能他在另外的場合又做過另外一种建議，只是我們手里沒有他的語錄。） 我們喜歡既不思考也不檢驗就接受過來的那些流行用語具有多么大的粘性啊！“老契卡！”———誰沒有听到過用拖長的調子說出以示尊敬的這几個字？如果想特別指出某個營吏不同于沒有經驗、毛手毛腳、愛瞎喊瞎叫但缺乏真正的叭喇狗的牙口的營吏，一般都說；“那儿的營長可是個老——契卡！”（比方像燒掉了克列姆普涅爾的《鐐銬奏鳴曲》的少校那樣的。）這個用語是契卡人員們自己講開的，而我們卻不假思索地跟著說。“老契卡”——這至少表示他在雅戈達時代、在葉若夫時代、在貝利亞時代都是紅人，是使他們每一個都感到滿意的人。 但是我們不泛泛地去談論“契卡人員”的一般情況。關于原來意義上的契卡人員，關于從事行動一偵查一憲兵工作的契卡人員，本書已經有專章介紹。而管吏們頂頂喜歡的就是把自己也稱為“契卡人員”，頂頂追求的就是這個稱號。他們有的人确是從那种崗位上來到這里休息的。說休息，是因為在這里神經不用過分緊張，健康不會受到損坏。他們在這里的工作不需要像那里要求的文化水平和作惡的主動勁頭。在契卡一格勃机關里需要敏銳、迅速，必須准确無誤地打中對方的眼珠，但在內務部系統里愚鈍些也不妨事，只要不錯過對方的頭骨也就行了。 盡管我們十分難過，但我們無法承擔起解釋以下現象的任務：為什么順利實現了的“勞改干部工人化和共產党員化”的口號未能在群島上創造出捷爾任斯基提倡的那种忐忑不安的對人的愛？從革命后最初几年起，在中央懲治局和省懲治處的訓練班里就“不脫產”地（即同時已經在監獄和集中營工作）為監獄和集中營培訓著初級的行政建設人員（即內部看守人員）。到了一九二五年，沙皇時代的看守人員只剩下百分之六（久經鍛煉的老手！）。而在這以前，中層勞改干部就已經全部是蘇維埃的了。他們繼續學習著：起先在屬于教育人員委員部的各法律系（不錯，是屬于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并且不是無法系，而是——法律系！），自一九三一年起改為司法人民委員部設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薩拉托夫和伊爾庫茨克的法學院的勞改工作專修班。那里的畢業生里工人占百分之七十，共產党員占百分之七十！從一九二八年起，遵照人民委員會和從來沒有反對意見的中執委的決議，進一步擴大了這些工人化和共產党員化了的監禁場所長官們在規定管理制度方面的權限。可是你看怪不怪，對人的愛不知為什么仍是沒有產生出來！受他們害的人比受法西斯害的人還要多好几百万——況且這些人并不是戰俘，不是被征服者，而是本國的同胞，在本國的土地上！ 誰能給我們解釋清楚？…… 生活道路的相同和地位的相同會不會導致性格的相同？一般地——不會。對于精神和智力強健的人們，是不會的。他們有自己的決定、自己的特征，有時候是很出人意外的。但是經過了嚴格的反面淘汰（道德的和智力的）的營吏們的性格都是惊人地相同。大概我們不用費力就可以描寫出他們基本的共同特征： 傲气。他生活在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單獨的島嶼上。在這個島上他是絕對的第一號：所有的犯人都低聲下气地服從他，連自由人也是一樣。他肩章上的那顆星在這里是最大的。他的權力是無邊無際的，而且是從不會犯錯誤的：任何有怨言的人結果總是不對（被鎮壓）。他的房子是群島上最好的。最好的交通工具。比他低一級的親信營吏們也是高高在上，養尊處优。由于他們先前的全部生活沒有在他們心里埋藏下任何一顆具有批判能力的火星，所以他們也就不可能不把自己理解為一個特殊的种族——天生的統治者。從任何人都沒有力量進行反抗的這個事實中，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這說明他們統治得极其英明，這是他們的（“有組織的”）天才。每一天和每一個日常的場合都使他們能夠明顯地看到自己的高人一等：人們在他們面前起立、立正、鞠躬；听到他們的召喚不是走過來，而是跑過來；得到他們的命令不是走去執行，而是跑去執行。如果他（貝阿拉格，杜凱爾斯基）走到大門口去觀看他的肮髒卑賤的工人們排成縱隊在警犬的包圍中行進，那時他自己嚴然是一個身穿雪白的夏裝的种植園主。如果他們（翁日拉格）忽然想起要騎馬巡視馬鈴薯地里的勞動情況——穿黑色衣裳的女犯們正在陷到小肚子的爛泥里掙扎著，試圖從地里挖出土豆子（不過她們來不及運出去，開春以后只能再把它們埋進土里去當肥料），——那時候他們這一隊穿著擦亮的皮靴、筆挺的毛料制服在漸漸沉陷的女奴們旁邊疾馳而過的优雅的騎士們，活像是真正的奧林匹斯山上的眾神。 隨著自滿自足而來的必然是愚鈍。活著被奉為神明的人自然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他不需要讀什么、學什么，誰也不能告訴他什么值得思索的東西。契訶夫在薩哈林島上的官員當中遇到一些聰明、有作為、有科學愛好、對本地自然環境和生活進行過深入研究、寫過地理學和民族學研究著作的人。但是哪怕是為了逗樂也不可能想象在整個群島上有這樣的一個營吏！如果庫德拉蒂（烏斯特維姆的一個派遣點的點長）決定了：百分之百地完成國家定額還根本不是什么百分之百，而必須是完成他本人規定的（憑腦袋瓜想出來的）每班任務才能算數，否則就要罰全体吃懲戒口糧——你是沒法叫他改變主意的。完成定額百分之百以后，全体照吃懲戒口糧不誤。在庫德拉蒂的辦公室里有成堆的列宁全集。他把B·F·弗拉索夫叫進來，教導他說：“你看列宁在這里寫著對待寄生虫應當采取什么態度。”（他理解的寄生虫就是只完成了定額百分之百的犯人，而無產階級就是他自己。這兩個想法在他們的腦子里是并列擱在一起的：這是我的庄園！我是無產者！） 但舊時農奴主的教養他們卻望塵莫及。許多農奴主曾在彼得堡等地求學，有的留學格丁根。他們當中畢竟還出了阿克薩科夫、拉季舍夫、屠格涅夫一流的人物。但是我們內務部人員當中沒出過一個，也出不了一個。主要的是，農奴主們或是親自經營自己的庄園，或者至少對自己庄園的經管稍有知識。但是沐浴著國家种种思澤的趾高气揚的內務部軍官們決不可能再承擔經濟領導的責任。對于這個任務，他們是太慵懶、太愚鈍了。他們用森嚴和保密的煙幕掩蓋著自己的無所事事。結果迫使國家（它絕非一貫是自上而下地治理的。歷史將會懂得：國家的不發展往往是中層官吏貪圖安逸的惰性所決定的。）不得不設立和他們的金色肩章的官僚系統平行的另一套由托拉斯和綜合工厂組成的同樣的官僚系統。（但這未曾使任何人奇怪：我們國家里什么東西不是同樣兩套呢？從蘇維埃政權本身開始。） 獨斷專行。任意胡為。在這方面，營吏們和十八、十九世紀最坏的農奴主完全可以比美。荒謬絕倫的命令的實例舉不胜舉。它們唯一的目標就是顯示權力。越深入西伯利亞和北部地區，這類實例越多。但即使在莫斯科邊上（現在是莫斯科市區）的希姆基也有這樣的事。沃爾科夫少校在五月一口注意到犯人們不快樂。于是他發出命令：“每人必須立即快樂起來！我看到誰愁眉苦臉就把他關進懲戒區！”為了讓工程師們快活起來，便派一群第三次判刑的女賊們去給他們唱淫穢的小調。人們會說這不是任意胡為，而是政治工作。是嘍。一批新犯人被帶進上面說的這個勞改營。新犯人伊万諾夫斯基自我介紹是大劇院的舞蹈演員。“什么？演員又”沃爾科夫發怒了，“進懲戒區二十天！你自己去向懲戒隔离室室長報到！”過了一會儿他打電話會問：“演員在那地蹲著嗎？”“蹲著。”“是他自己來的？”“自己。”“好，放他出來！我派他當助理管理員。”（我們已經寫到過，這個沃爾科夫曾下令把一個女犯的頭發剃光，嫌太漂亮。） 獨勞點長對西班牙人外科醫生福斯特不滿意，“把他派到采石場去！”派去了。但不久點長自己病了，需要動手術。有別的外科大夫，也可以進中央的醫院去。不，他只相信福斯特！把福斯特從采石場調回來！由他給我做手術！（但是在手術台上他死了。） 一個勞改營長發現了寶貝：犯人地質工程師科扎克原來能唱戲劇男高音，革命前在彼得堡跟意大利人列佩托學過。營長發現自己也有嗓子。這是一九四———四二年。戰爭正在遠處的什么地方進行。但受到免征權牢靠保護的營長卻讓自己的農奴給自己上聲樂課。那個犯人已經病弱不堪，申請當局協助查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科扎克也正從流放地通過古拉格尋找自己的丈夫。兩封尋人信都到了這個營長手里，本可以幫助這對夫婦接上關系。然而他不這樣做。為什么？他“安撫”科扎克，說他的妻子……被流放了，但生活得很好（她是個教員，現在糧食采購站當清掃員，后來在集体農庄勞動）。他仍要他教唱歌。到了一九四三年，科扎克已經完全不行了。營長開了思，幫他辦了因病釋放手續，讓他到老婆身邊去咽气。（照這么說，營長還不是個惡人！） 享有世襲領地的感覺是所有勞改營長的特有感覺。他們不把勞改營理解為某种國家体制的一部分，而當做是在他們整個任職期間交給他們獨占的世襲領地。所有對生命和個人的任意擺布都是由此而來的。長官們互相間的自我炫耀也是由此而來的。肯吉爾的一個勞改點的點長說：“我這里有個教授在洗澡房里干活！”但是另一個勞改點長斯塔德尼科夫大尉的一句話就把他撂倒了：“在我那儿——有個院士當勤雜工，抬便桶！” 貪婪。貪財。在營吏當中這是最普通的特征。并不是每一個都愚鈍，并不是每一個都任意胡來，但是從犯人的無償勞動和國家財產里撈取好處使自己發財致富的事，每一個營吏，不管是這里的主要長官還是副手，都在拼命地干。不僅我自己沒有見過，而且我的朋友們也沒有人能記起一個大公無私的營吏，給我寫信的前犯人中也沒有能指出一個來的。 無論怎樣大量的合法利益和特權都不能滿足他盡可能多撈一把的欲望，無論是高工資（兩倍、三倍的“北极地區補貼”、“偏遠地區補貼”、“危險性工作補貼”）；無論是獎金（一九三三年勞改法典第七十九條為勞改營領導干部規定的獎金。這個法典同時也不妨礙他們為犯人規定一天十二小時、沒有星期天的勞動）；無論是特別有利的計算工齡的辦法。（在集中了群島一半島嶼的北方地區，工作一年做兩年計算，而“軍事人員”只需要干二十年工作就可以領取退休金。因而，一個內務部的軍官，二十二歲在軍官學校畢業，三十二歲就可以拿全額退休金退休，搬到索契去居住！） 都是不能的！每一條可以流來無償的勞務、食物或財物的渠道，不管是浩蕩的大河還是涓涓的小溪，每一個營吏從來都是大把撈、大口吞地加以利用。早在索洛維茨群島上，長官們就開始從犯人中給自己找不要錢的女廚子、洗衣婦、馬夫、劈柴工。這個有利的習俗從那時起一直沒有中斷過（上面也從來沒有禁止過）。營吏們除此以外還要犯人給他們當女飼養員。管菜園子或給他們的孩子當教員。在平等和社會主義的調門叫得最響的年代，例如一九三三年，在貝阿加格，任何一個自由雇佣人員只要向勞改營的出納科交很少一點錢，就可以從犯人中得到一個女用人。在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馬尼姬·烏特金娜大嬸給營長飼養奶牛——為此每天得到一杯牛奶的獎賞。照古拉格的風俗來說這是很慷慨的了。（說得更确切些，按照古拉格的風俗，奶牛不算是營長私有的，而是“為了改善病號飲食而飼養”的，但是牛奶則一定要送進營長家里。） 誰只要有可能從犯人的口糧里撈取吃喝，他必定會這樣做。這已經不是論杯，而是論桶、論口袋了！讀者，請您再讀一遍第九章里利帕伊寫的那封信，這是一個准是當過保管員的人發出的哀號。要知道這些庫拉金、波依綏-沙普卡和伊格納琴科從保管室里成口袋、成大桶地往外拿東西并不是由于饑餓，并不是因為需要，并不是因為貧窮，而不過是因為：為什么不從這些默默無言、無力自衛、餓得快死的奴隸們身上發一筆財呢？何況在戰時周圍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撈好處。如果你不像這樣生活，別人就會笑話你！（至于他們對因短缺了物資而受罰的雜役們采取的背叛態度，我就不當做一种特殊的習性單獨提出了。）在科雷馬呆過的犯人們也記得：凡是有可能從犯人的大灶里偷東西的人——營長、管理科長、文教科長、自由雇佣的職員、值班看守——必定要偷。連門崗都把加了糖的茶偷到門房去！盡管是一小勺砂糖，但這是從犯人身上白刮來的！要知道從垂死的人手里搶來的東西更甜些…… 且看“美國禮物”（美國居民為救濟蘇聯人民募集的物品）到了他們手里的時候又是什么情形！据托·斯戈維奧介紹，一九四三年在烏斯奇-涅爾，勞改營長納戈爾內上校，政治處長戈洛烏林，英地吉爾勞管局長貝科夫，地質局長拉科夫斯基跟他們的妻子一道對所有捐贈物品都是親自開箱，任意挑揀，你搶我奪。他們自己拿剩的東西，以后在大會上作為獎品發給自由人。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首長的勤務兵還在黑市上倒賣剩余的美國捐贈物品呢。 最好不要回想文教科長們——會叫人笑掉牙。他們無人不渝，但都是小手小腳（不准許他們搞大的）。文教科長把保管員叫來，給他一個包袱——里面是一條用《真理報》包著的破棉褲——你拿去，他說，給我拿來一條新的！一九四五一四六年卡盧加關卡勞改營的文教科長每天帶一捆劈柴到營外去，那是犯人們在工地上給他揀來的。（然后還要坐公共汽車在莫斯科市內走……穿著軍大衣，挾著一捆劈柴。看來日子也是不甜美的……） 對于勞改營的主人們說來，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家屬由營里的師傅做鞋、做衣服（連獨勞點點長胖太太參加化裝舞會穿的“和平鴿”服裝也是在總務大院里縫）還嫌不夠；由營里給他們做家具和任何日用品還嫌不夠；由營里給他們鑄造霰彈（供他們在附近的自然保護區里進行偷獵）還嫌不夠；由營里的廚房給他的豬供應飼料還嫌不夠。這都太少了！他們和舊時的農奴主的區別就在于他們的權力不是終身的也不是世襲的。正因為如此，農奴主們不需要自己偷自己的東西，而勞改營長們一腦子想的全是怎么樣從自己管的家當里偷出點什么。 為了不致敘述得太累贅，我只舉出少量的例子。臉色陰沉的駝背涅維任從來沒有空著手走出過我們那個卡盧加關卡勞改營，他總是穿著一件長下擺的軍官大衣，拿著或是一小桶干性油，或是窗玻璃，或是膩子。一般數量都超過一個家庭所需要的一千倍。住在科杰里尼切斯基濱河街的第十五獨勞點點長，大肚子大尉，每禮拜都要坐小汽車到勞改營里來拿干性油和膩子（在戰后的莫斯科這些東西等于黃金！）。這些東西都是預先從生產區里替他偷出來轉移到營區里來的——做這些事的正是那些因為偷過一束麥秸或一包釘子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犯人！但是我們這些俄國人是早就改造好了的，對咱們祖國發生的事情都已經習慣了，我們只覺得這些事可笑而已。可是你們看羅斯托夫勞改營里的德國戰俘們卻有什么樣的感覺！營長每夜派他們去給自己偷建筑材料：他和別的長官們正在給自己蓋房子。這些順從的德國人知道，同是這個營長，曾因他們偷了一小罐土豆而把他們送到軍事法庭，給他們判了十年至二十五年的徒刑。現在他們對這件事怎樣理解呢？德國人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們每次都到女翻譯C．那里去一趟，向她呈交一份證明文件；關于某月某日被迫前去偷盜的聲明。（他們當時正在修建鐵路构筑物，由于水泥經常被盜，构筑物几乎砌造在沙地上。） 今天你在埃克巴斯圖茲走進礦場管理局長馬特維耶夫的屋里去看看！（由于古拉格的收縮，他現在到了礦場管理局。原來曾是一九五二年上任的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營長。）他的住宅里擺滿了繪畫、雕刻和土著們的不要錢的雙手制作的其他物品。 淫逸放蕩。這當然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是和生理狀況有關，但是勞改營長的地位和他的權力的總体給他們玩女人的愛好大開了方便之門。布列波洛姆勞改點點長格林貝格把每個新來的年輕漂亮的女犯都馬上叫進自己屋去。（她除了死之外還有什么別的出路可選擇？）在科切馬斯，勞改營長波德列斯內喜歡在女工棚進行夜間圍捕（就像我們在霍夫里諾也見到的那樣）。他親自動手拽開女人的被子，好像是為了搜查隱藏的男犯。他當著漂亮老婆的面同時和三個女犯姘居。（有一天他出子猜忌而開槍打死了其中的一個，自己也開槍自殺了。）菲利莫諾夫，金德米特拉格文教處處長，因“生活腐化”被撤職，派到貝阿拉格去改正錯誤（保留原職）。他在這里繼續放開手腳地酗酒胡鬧、亂搞女人，讓自己的生活犯小老婆當上了……文教科長。（他的儿子和盜匪集團勾搭上了，不久后他自己也因參与盜匪活動而進了監獄。） 凶狠殘忍。沒有任何實際的或道德的籠頭可以約束這些天性。在有限的人們手里的無限權力永遠會導致殘忍。 母獸塔季揚娜·梅爾庫洛娃（翁日拉格第十三伐木婦女獨勞點）像一個野蠻的女种植園主一樣騎著馬在她的女奴們當中狂奔。据普龍曼回憶，格羅莫夫少校哪一天沒有把几個人關進強管室，就跟害了病一樣。梅德維杰夫大尉（烏斯特維姆拉格第三勞改點）每天要親自在了望塔上站几小時，把走進女工棚的男犯的名字記下來，以便隨后就關禁閉。他喜歡他的隔离室永遠是滿的，如果隔离室的房間沒有塞滿，他會感到生活里缺什么東西。每天傍晚他喜歡叫犯人們出來列隊，向他們發出類似這樣的訓話：“你們的牌輸了！你們永遠恢复不了自由，你們不要再抱這個希望了！”還是在這個烏斯特維姆拉格，勞改點長米納科夫（他從前是克拉斯諾達爾監獄典獄長，因越權行為坐過兩年牢，現在已經恢复了党籍。）親自動手拽著拒絕上工者的腳，拉下板舖來，碰上那些人里面有盜竊犯，那些家伙竟揮舞起木頭板子進行反抗，那時他下令把整個工棚的窗框子都拆下來（零下二十五度），用提桶通過窗洞向里面潑水。 他們全都知道（土著們也知道）：電話線在這平到頭了I种植園主們的凶狠發展到了變態的即所謂暴虐狂的程度。一批新押來的犯人列隊站在布列波洛姆特別科長舒爾曼的面前。他知道這一批人全是要分去干一般勞動的。他仍是不肯放棄提出以下問題借以取樂的机會：“有工程師嗎？舉手！”在放出希望之光的面孔上面舉起了十來只手。“哦，是這樣！也許還有院士吧？馬上就給你拿來鉛筆片果然拿來了……鐵梃。維爾紐斯勞改營長卡列夫在新犯人當中看到別利斯基少尉（他還穿著長筒皮靴和一身磨破了的軍官制服）。不久以前這個人還是和卡列夫一樣的蘇聯軍官，戴著和他一樣的一道杠的肩章。怎么，這一身磨破了的制服喚醒了卡列夫的同情心嗎？他至少是保持著無所謂的態度吧？不——產生了專門把他挑出來進行侮辱的愿望！他下令安排他（恰恰不讓他把制服換成勞改營的衣服）去給菜地送糞。立陶宛的勞改營管理局的負責干部時常進這個勞改營的洗澡房，他們躺在木板上，強迫犯人給自己擦澡，但不是隨便什么犯人，而必須是五十八條的女犯。 仔細看看他們的面孔吧，要知道他們今天仍然在我們當中走動，可能和我們同乘一列火車（當然不會次于有包房的車廂），同乘一架飛机。他們的翻領扣孔里挂著一個不知道表彰什么的獎章，而肩章誠然已經不是天藍色的了（他們不好意思），但滾邊是藍色的，甚至還可能是紅色的，或是深紅的。變成橡木一樣堅硬的殘忍性深深地刻在他們的臉上。他們永遠顯出陰郁不滿的表情。他們的生活似乎是諸事順利，可是卻有這种不滿的表情。是他們覺得自己正在錯過什么更好的机會嗎？還是上帝一定要在惡棍的臉上做出他們全部惡行的標記？在沃洛格達、阿爾漢格爾斯克、烏拉爾的列車的頭等車廂里，這一類軍人在乘客中占的百分比很高。破舊的勞改營了望塔在窗外閃過。“是你們的家當？”坐在旁邊的旅客問。軍人滿意地，甚至驕傲地點頭說道：“我們的。”“您是往那儿去嗎？”“不錯。”“夫人也在那儿工作？”“她拿九十盧布。我拿兩百五十（少校）。兩個孩子。不寬裕。”比方說這一位，甚至帶著城里人的作風，是一個很令人愉快的火車上的交談者。車外閃過了集体農庄的田野，他講解說：“農村情況有很大的好轉。他們現在想播种什么就播种什么。”（社會主義！可是當人類從洞穴里第一次爬出來，在森林中燒出的空地上播种的時候——不是“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嗎？……） 一九六二年我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乘火車穿過西伯利亞。難道非如此不可嗎！——和我同包房的竟是一個年輕的內務部人員。他剛從塔夫達內務部學校畢業，現在到伊爾庫茨克勞改營管理局去報到。我假裝成一個抱同情態度的傻瓜，于是他就對我講了他們在當代的勞改營里實習的情況。這些犯人是如何的蠻不講理、麻木不仁和沒有改好的希望。那种永恒的殘忍表情還沒有在他的臉上固定下來，但是他給我看了一張塔夫達第三期畢業生的庄嚴的合照。那里面不僅有青年，而且還有一些主要是為退休金而不是為工作需要在這里補足學歷（訓犬、偵查、勞改營管理學和馬克思列宁主義）的老資格的營吏。我雖是個久經世故的人，仍不免愕然。他們靈魂中的黑色直透到臉上！從人類中把這种人挑揀出來的工作做得多么巧妙啊！ 在阿赫特姆（愛沙尼亞）戰俘營里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個俄國女護士和一個德國戰俘發生了曖昧關系，被發現了。并不是簡單地把她赶出她那高雅的環境就算了——噢，不行！專為這個戴俄國軍官肩章的女人在門房附近釘了一間只留著一個小窗眼的木板亭（不辭辛苦！）。把這個女人在這間亭子關了一個星期。第一個來“上班”的和下班回家的自由人都朝亭子里扔石塊，叫喊：“德國婊子……”吐口水。 他們就是這樣挑揀出來的。 讓我們幫助歷史留下科雷馬的那些從不知道（三十年代末期）自己的權力和花樣翻新的殘忍手段的界限的劊子手營吏們的姓氏吧：帕夫洛夫、維什涅維茨基、加卡耶夫、茹科夫、科馬羅夫、庫德里亞舍夫·M·A·洛戈維年科、梅里諾夫、尼基紹夫、列茲尼科夫、季托夫、瓦西里·“杜羅沃伊”。讓我們也提一下斯維特利奇內這個姓氏。他是諾里爾斯克有名的殘忍拷打者，許多條犯人的性命都喪在他的手里。 沒有我們的幫助，也有人會講出像切切夫（由波羅的海沿岸共和國內務部貶到斯捷普拉格當勞改營長）、塔拉先科（烏索爾拉格營長）、卡爾戈波爾拉格的科羅吉岑和基多連科這樣一些活閻王的事情，以及關于殘暴的巴拉巴諾夫（戰爭末期上任的伯朝拉格營長）；關于斯米爾諾夫（伯朝鐵路勞改營管理處長）、切皮格少校（沃爾庫塔拉格管理處處長）等人的事情。僅僅這類著名人物的名單就可以占据几十頁的篇幅。我的一技孤獨的筆不可能追尋到他們所有的人。況且權力照！日掌握在他們手里，目前當局還沒有給我成立一個負責收集這些材料的辦公室，也沒有建議我通過全蘇廣播電台發出呼吁。 我再談一件馬穆洛夫的故事，說完它也就差不多了。說的還是那個霍夫里諾勞改營的馬穆洛夫，他的兄弟是貝利亞的秘書處長。當我軍解放了半個德國，許多內務部大頭頭都涌到那里去的時候，馬穆洛夫也在其中，他從那里一趟趟地發回車皮加封的列車——直拉到他的霍夫里帶車站。車皮被拖進勞改營區，以免被外邊的鐵路員工看到（表面上說是為工厂運來的“貴重設備”），專由他自己的犯人們卸貨，他對這些人是不在乎的。發了狂的掠奪者們匆忙搶來的東西全都亂七八糟的堆在這里。從天花板上扯下來的枝形吊燈、古老的和日用的家具、用揉皺的桌布胡亂包著的全套餐具、廚房用具、夜禮服和便服、女人和男人的內衣、燕尾眼、大禮帽，甚至還有手杖！這些東西在這里細心地分類，凡是完整的東西都運到他的各個住宅，分送給熟人。馬穆洛夫從德國還運回來能停滿整個停車場的沒收來的小汽車。連他十二歲的儿子（剛好是娃娃犯人的年齡！），他都送給了一輛“奧培爾-卡代特”牌的小汽車。勞改營的縫紉車間和制鞋車間好多個月都堆滿了改制贓物的活儿。馬穆洛夫在莫斯科的住宅可不止一處，他需要保障供給的女人也不止一個啊！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貝利亞有時候親自到這里來。從莫斯科調來了一個真模真樣的茨岡合唱團，還特准兩個犯人——會彈吉他的費季索夫和會跳民間舞的馬利宁（原來是紅軍歌舞團的）參加他們的縱酒宴飲。事先警告過他們：如果你們在哪里漏出一個字，我要你們一輩子爛在這里！馬穆洛夫就是這樣一個人：一次他們釣魚回來，拖著小漁船經過某個老爺爺的菜園子，把菜踩坏了。老爺爺好像嘟嚷了几句。給他點什么報償才好？馬穆洛夫讓他飽嘗了一頓老拳，叫他趴在地下朝地皮去呻吟，像俗話說的：“吃了我的五谷，打了我的屁股” 但是我感到我的敘述變得千篇一律了：是不是會覺得我在重复以前的話？或者這一切我們已經在別的什么地方讀過了，讀過了，讀過了…… 我听到反駁！我听到反駁！是的，确實有過個別的事實……但主要是在貝利亞時期……但是你為什么不提供光明的事例？你也描寫几個好的嘛！表現一下我們親愛的父輩嘛…… 這我辦不到！讓見到過的人去表現吧。我沒有見到。我在概括性的議論中已經歸納出這樣的結論：一個勞改營長不能是一個好人。不然的話他或者要碰得頭破血流或者被赶走。我們姑且設想一下：一個營吏想做好事，把本營的狗的管理制度換成了人的，——人家能讓他這樣干嗎？能准許嗎？能通過嗎？這不等于把茶炊搬到冰天雪地里又要它在那里變熱嗎？ 我愿意接受這樣的看法：“好人”是那些急于掙脫，還沒有掙脫但一定能掙脫這個職務的人。例如，莫斯科制鞋厂厂長M·格拉西莫夫被收繳了党證，但沒有開除出党（有過這种形式）。可是暫時把他安置到哪里去呢？派到烏斯特維姆去當了一名營吏。据說他對這個職務感到很不痛快，對待犯人態度比較溫和。五個月以后爭取离開了。可以相信他在這五個月里是個好人。另外還有人說在奧爾套（一九四四年）有過一個勞改點長，叫斯梅什科。沒見過他干過什么坏事，——可他也是一直在爭取离開。在東北勞改營管理局有個以前當過飛行員的處長（一九四六年）莫羅佐夫，對犯人的態度很好，可是這么一來上級對他的態度可就很坏了。要么再舉一個西維爾金大尉的例子，据說他在內羅勃拉格的時候是個好人。結果怎么樣？把他派到了帕爾馬的懲戒派遣點。他只做兩件事——喝燒酒和听西方廣播——在他們那個地區干扰電波很弱（一九五二年）。就連我車廂里的這個塔夫達畢業生同伴也還是有一些善良的沖動：在走廊里有一個沒有車票的青年，站了一天一夜。他說：“我們擠擠，給他騰個座好嗎？讓他睡一會。”但是只要讓他當一年的官，他便會做出另一件事來。他會走到列車員那里去說：“把這個無票乘車的人帶走！”難道不是這樣嗎？ 好吧，說實話我知道一個很好的內務部人員，誠然他不是營吏，而是獄吏——楚卡諾夫中校。他曾當過一個短時期的馬爾發特种監獄典獄長。不是我一個，而是所有那里的犯人都承認：沒有人領略過他的坏處，而所有的人都体會過他的好處。只要能把條令扭得對犯人有利，他一定會扭的。只要在什么事上可以放松一些，他必定會放松的。但是怎么樣呢？把我們的特种監獄升了一級，看管得更加嚴厲了——而他就被調開了。他年紀不輕了，在內務部工作了多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是一個謎。 對了，阿諾爾德·拉波波爾特向我保證：米哈伊爾·米特羅法諾維奇·馬爾采夫上校工程師，原在工程兵部隊，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七年在沃爾庫塔拉格（包括建設工程和勞改營）當負責人，肯定是個好人。他當著契卡人員的面和犯人工程師握手，客气地稱呼他們的本名和父名。他不能容忍職業的契卡人員，蔑視政治處長庫赫季科夫上校。當授予他國家安全部的“少將政委”頭銜的時候，他沒有接受（這可能嗎？）。他說：“我是工程師。”他終于達到了目的：當了一名普通的將軍。拉波波爾特保證說，在他當政的年代，在沃爾庫塔沒有搞過一次營內的案件（但要知道這是戰爭時期，正是營內案件搞得最凶的時候），他的妻子是沃爾庫塔市檢察長，她使得勞改營行動特派員們的創造能力發生癱瘓。如果A·拉波波爾特不是由于自己當時的享受特權的工程師地位而不由自主地夸大其詞的話，這倒是一條很重要的見證。我總覺得這不大可信：為什么那時候沒有把這個馬爾采夫搞倒？要知道他必定會妨礙所有的人！讓我們希望將來哪一天有人能查明真相吧。（當馬爾采夫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指揮工兵師的時候，曾把一個團長叫到隊列前面，親手把他槍斃。他到沃爾庫塔來是受貶的，但不是為了這事，而是為了別的什么事。） 在這件事和另外一些類似的事例上，記憶力和個人印象中后起的積層有時會使回憶發生歪曲。當人家說到一些好人的時候，我便想問一句：對誰好？是對所有的人嗎？ 從前方下來接替工作的軍人一點不比老牌的內務部人員強。丘爾佩涅夫證明說，當類似葉戈羅夫團政委這樣在前線受了點傷的軍人接替了（在戰爭末期）勞改營的老狗以后，情況不是改善了，而是變坏了。他們對勞改營的生活一點也不懂，發出一些馬馬虎虎、浮皮潦草的指示就帶著娘儿們到營外尋歡作樂去了，把全營交給雜役中的惡棍們去支配。 然而那些高聲稱頌勞改營里的“好契卡”的人們（即思想純良的正統派們）所說的“好人”，和我們理解的意思完全不同：他們指的不是那些試圖以偏离古拉格的獸性條令為代价，為所有的人創造一种一般的人道的環境的人。不，他們認為的“好人”是那些忠實地執行惡狗的職責，對全体犯人扑咬殘害，但對前共產党員卻寬容体恤的人們．（思想純良者的胸怀多么寬闊！他們永遠是全人類文化的繼承者！……） 這樣的“好人”當然是有過的，而且還不少。例如有著整套列宁全集的庫德拉蒂不就是一個嗎？季亞科夫講到過一個。請看此人有多么高貴的風度：勞改營長到莫斯科出差的時候訪問了在他營里關著的一個正統派的家屬，可是回來以后又繼續執行惡狗的全部職責。戈爾巴托夫也記起一個科雷馬的“好”營長，那人對他說：“人們慣于把我們這些人看作是吃人的魔王，但是這种看法是錯誤的。能把好消息通知給犯人，我們也很愉快。”（可是戈爾巴托夫的妻子寫給他的信中，有關他的案子即將复審的那一段，被營里的檢查人員抹掉了，他們為什么要剝奪目已通知好消息的快樂呢？但是戈爾巴托夫從這里也看不出矛盾；營首長說什么，部隊將軍信什么……）這位科雷馬的“好”狗關心的……是戈爾巴托夫將來不要“在上面”講他的勞改營里的胡作非為。因此才產生了這一場愉快的談話。談話快結束時營長說：“您今后說話要謹慎。”（而戈爾巴托夫又是什么也沒有明白……） 列夫科維奇在《消息報》（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上寫了一篇被譽為“熱情洋溢”、但我們看是別人授意的文章。她說，她在勞改營里知道几個善良、智慧、嚴格、憂郁、疲倦以及如此等等的契卡工作人員；在江布爾市有過這么一個卡普斯京，他試圖給共產党員的被流放的妻子們安排工作，結果因此而被迫自殺。我看這純粹是痴人說夢，瞎胡謅……管理人員有責任給流放者安排工作，甚至為此而采用強迫的手段。如果他真的自殺了的話，那不是因為他犯了盜竊罪，就是因為他在男女問題上鬧出了事。 慢點，這里還有一個“好的”——我們埃克巴斯圖茲的馬特維耶夫中校。在斯大林時代牙齒露出半尺長，咬得咯咯響，可是親爸爸死了，貝利亞垮了——馬特維耶夫變成了帶頭的自由派，土著的慈父。嗯，直到下一次變風向。（但是就在那一年他還背地里指點作業班長亞歷山德羅夫說：“誰要不听你的——就按他，我擔保你沒事！”） 不，這樣的“好人”對我們沒有一點用！這樣的“好人”一個大錢不值。照我們的意思，只有他們自己蹲進勞改營的時候，他們才好呢。 也的确有進來的。但是他們受審判并不是為了那個。 勞改營看守被稱作內務部的初級指揮人員。這是古拉格的軍士。他們的任務也一樣是牽人和管人。他們也站在同一個古拉格的樓梯上，只是矮几級。因而他們的權力小些，需要自己動手的事情多些。不過他們倒是不吝惜自己的手，如果需要讓什么人在懲戒隔离室或看守室里遍体流血，他們可以三人一起勇敢地對付一個，哪怕打得他爬不起來。一年一年地他們在這個職務中變得越來越粗暴，在他們身上你發現不到像一小片浮云那么點大的對水濕、冰冷、饑餓、疲憊和垂死的囚犯們的怜憫。犯人們在他們面前也像在大首長們面前一樣地沒有權利和沒有保護。他們同樣可以任意壓迫犯人而覺得自己是人上人。在泄怒、逞凶方面，他們遇不到任何障礙。而當你可以打人而不受懲罰的時候，你一開了頭就不想罷手了。暴虐行為有興奮作用，你會覺得自己真的已經是這么威風凜凜，以至自己都害怕自己了。看守員們既在行為方面、也在性格方面積极地模仿著他們的軍官，但是他們身上沒有那塊金牌牌，軍大衣也是髒兮兮的，到哪里去都得走路，也不許他們使用犯人當自己的用人。他們自己在菜園子里挖土，自己照管家畜。當然，提溜個把犯人到自己家里去半天——劈柴、擦地板——這可以，但是不能規模很大。工作時間的犯人不能占用，那就占用休息時間的犯人吧。（塔巴杰羅夫——在別列茲尼基，一九三0年——下了連續十二小時的夜班以后剛剛躺下，看守員就把他叫醒，派他到自己家里去干活。你不去試試！……）看守員們沒有世襲領地。勞改營對于他們究竟不是世襲領地，而是工作單位，因而他們既沒有那种傲气也沒那种大權獨攬的气魄。在偷盜方面他們面前也有障礙。這是不公平的：大官們錢本來就很多，又可以偷得很多；看守人員錢很少，可是也只准許偷得很少。從保管室里大口袋地拿，人家是不讓的。頂多是一小提包、現在我好像還看到那個大臉龐、亞麻色頭發的基謝廖夫上士怎樣走進會計室去發命令（一九四五年）：“犯人廚房一錢油也不要發！只發給自由人員！”（因為油脂不夠分配了。他們就只有這點特權——可以按定量領到油脂……）要在勞改營的縫紉車間給自己縫點什么，需要經營長批准，還得排隊。在施工場地上可以強迫犯人給自己做點零活——焊補、焊接、打造、車削點什么。可是比小凳子更大的東西并不是總能拿得出去的。在偷竊方面受到的這個限制使看守員們，特別是他們的妻子非常生气，因此對上級常有許多抱怨；因此生活還顯得是极其不公平的；因此在看守員們的胸中能出現一些心弦不能說是心弦，而只能說是一些沒有填滿的、空虛的地方。人類的呻吟在那里還能產生反響。有一些等級最低的看守員還能夠有時怀著同情心和犯人們說几句話。這种事不常有，但也不是希罕得不得了。無論如何，在監獄和勞改營的看守員里發現一個真的人還是可能的。每個犯人在自己的經歷中都遇到過不止一個。而在軍官里几乎不可能。 其實這就是社會地位和人性之間的反比關系的普遍規律。 真正的看守員，這是在勞改營里一連干十五年、二十五年的人。是那些一旦在這种可惡的偏遠地方安家落戶以后就永不离開的人。他們一旦把命令和規則在腦子里記牢了，一輩子就不需要再讀什么、再知道什么，只要听听廣播，莫斯科電台的第一套節目，就行了。對于我們說來，正是這樣一幫人代表著古拉格的愚蠢的、無表情的、僵硬的、接受不進任何思想的面貌。 不過在戰爭年代中，看守人員的成份被打亂了，變得不純了。軍事當局在忙亂中忽視了看守工作的神圣性，把一部分人拉上了前線，而派到這里來代替他們的是從醫院出來的作戰部隊的士兵——當然也是專挑那些最愚蠢和殘忍的。另外還有一些老頭子也進來了：應征入伍后直接從家里分配到這里。正是在這些花白胡子的人們當中有一些心地善良的不抱成見的人。他們說話和藹，搜查馬馬虎虎，什么也不沒收，還說笑話。他們從來不記誰的過也不打要把什么人關禁閉的報告。但是戰爭結束后他們很快就复員了，再也沒有這樣的人了。 像下面這樣的人（也是戰時的看守員）對于看守人員說來也是不平常的，例如我已經寫過的那個大學生謝宁，還有我們卡盧加勞改營里的猶太看守員，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完全是平民的模樣，十分安靜，不愛挑刺，誰也沒有受過他的害。他平時的作風這么隨和，以至我有一次大膽地問他：“請問，您的文職的專業是什么？”他并不生气，用安詳的眼睛望了我一下后低聲回答說：“商人。”來我們勞改營前，戰爭時期他在波多爾斯克勞改營服役。他說那里戰時每天都有十三至十四人餓死（你看，這已經有兩万人死掉了！）。他看來是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隊”里度過了戰爭，而現在他需要拿出點才智，以便不永遠在這里陷下去。 至于這位特卡奇准尉——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里人人害怕的管理處長助理——跟看守員的職務那么對路，好像是從這個模子里澆出來的，好像從襁褓時代起他就一直在這里服務，好像是和古拉格從一個娘肚子里生出來的。這表現在他那一張黑色額發覆蓋下的凝固而凶險的面孔上。單是和他在一起或者在營內的小道上碰見他，都叫人害怕：他不會走過什么人的身邊而不給他帶來什么損害——命令他向后轉、強迫他去干活、沒收他什么東西、恐嚇、處罰、逮捕。晚點名以后，各工棚都上了鎖，但在夏天加了鐵柵的窗口還是打開的，特卡奇不聲不響地偷偷走到窗口下面。在外面偷听。然后他伸頭往里面看——屋子里的人急忙跑回原舖。他在窗台外面，像黑色的夜鳥一樣，通過鐵柵宣布：因不按時睡覺，因說話，因使用違禁品，給予各种處分。 突然間，特卡奇永遠消失了。勞改營里傳出風聲（我們無法核實，但這類頑固的風聲一般都是真實的），說他被人揭發是一個從敵占區來的法西斯劊子手，被捕了，到了二十五年。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然而法西斯劊子手（他干這個決不會超過三年）怎么在戰后的七年內竟成了內務部的紅人？ 怎么回事？ “押解隊不給警告即可開槍！”在這句咒語中包含了押解隊的全部特殊規章，包括了它依照寫在法律背面的規定凌駕于我們之上的權力。 說“押解隊”，我們是采用群島的日常用語；還有個習慣的說法（在勞改營里甚至是更經常的說法）——“軍警隊”或簡稱“警衛”。它的學名是“內務部軍事化警衛隊”。“押解”只是軍警隊可能執行的任務之一，与“守衛”、“營區警戒”、“環形警戒”和“隊部警戒”并列。 押解勤務即使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也和火線勤務一樣。押解隊不怕任何調查，它也不必對任何行為做出解釋。凡是開槍的人總是對的。凡是被打死的人總是錯的，因為他想逃跑或跨出警戒線。 這就是奧爾套勞改點的兩次槍殺（請乘以勞改點的總數）。警衛隊兵士帶著一隊被押解的犯人走過。有一個解除看管的犯人向走在這一隊中的他的女朋友靠攏過去，和她并排走。——“走開！”“怎么，你舍不得？”開槍。擊斃。一場審判的喜劇。宣布警衛隊’兵士無罪：在執行職責時受到侮辱。 一個拿著釋放證（他明天被釋放）的犯人走到在大門口站崗的警衛身邊請求；“讓我出去，我到洗衣房（在營區外）跑一趟，一眨眼工夫就回來！”“不行。”“我明天就要自由了，傻瓜！”當場擊斃。對殺人者連審判都沒有進行。 犯人在勞動緊張的時候多么容易注意不到樹上砍出的這些記號啊，它們代表著一條想象的虛線，是代替鐵絲网的樹木警戒圈。索洛維約夫（前陸軍中尉）砍倒了一棵云杉。他往后倒退著走，清掉樹干上的枝杈。他只看見自己這棵砍倒的樹。可是押解隊員“坦沙耶沃狼”卻眯縫起眼睛等著，他是不會招呼犯人“小心發！”的。他等著——現在沿著樹干繼續倒退著走的索洛維約夫不留神跨出了生產區。開槍！開花子彈，一個肺被炸爛了。索洛維約夫被打死，而“坦沙耶沃狼”得到一百盧布的獎金。（“坦沙耶沃狼”——這是布列波洛姆附近的坦沙耶沃區的當地居民。他們在戰爭時期為了貪圖离家近些并且不上前線，紛紛加入軍警隊。這就是孩子們習慣叫嚷：“媽媽，‘咸鯡魚’來了！”的那個坦沙耶沃區。） 押解隊和犯人之間的這种絕對服從的關系，警衛人員永遠享有的以子彈代替語言的權利，不可能不對警衛隊軍官和隊員們的性格產生影響。犯人們的生命雖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交給他們支配，但已經交得夠全面徹底了。土著們在他們眼里根本不是人，而是某种能活動的懶洋洋的稻草人。命運派了他們來給這些稻草人點數，盡量迅速地驅赶他們上工和下工，再就是勞動時盡量地把他們保持在最密集的狀態。 警衛隊的軍官們胡作非為的事例就更多了。這些年輕輕的小中尉們的腦子里形成了一种對生活的肆無忌憚的權力感。一种人只是狂吼亂叫（內羅勃拉格的喬爾內上尉）；另一种人從殘忍中尋求快樂，甚至在自己的士兵身上施行起來（同一個地方的薩穆金中尉）；第三种人不承認自己的無上權威有任何限制。警衛隊長涅夫斯基（烏斯特維姆，第三勞改點）發現自己的小狗（不是公家的警犬，而是他自己的心愛的小狗）不見了。他自然是到營區里面去尋找，正好碰到五名土著在那里卸開死狗。他掏出手槍，當場打死一個。（這個事件沒有引起任何行政后果，除了其余四人受到蹲懲戒隔离室的處分以外。） 一九三八年在烏拉爾西區的維謝拉河上，森林火災以暴風雨般的速度襲來，從森林延及到兩座勞改點。對犯人們該怎么處理？需要在几分鐘之內決定，沒有時間和上面聯系。警衛隊沒有放他們出去——結果全部燒死了。這樣做麻煩較少。如果放出去的犯人逃散，警衛隊會受到審判。 警衛隊的職務對于它的軍官們的旺盛的精力只有一個限制：它的基本單位是排，全部至高無上的權力只到排為止，而肩章上最多只能有兩顆小星。在隊里的提升只能使他脫离排里的實權，那是一條死胡同。 因此最貪權和最有力的警衛隊員都爭取調去干內務部的內部勤務，在那里取得晉升。古拉格的若干著名人物的履歷正是這樣的。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安東諾夫，北极的“死亡之路”的主宰者，就是警衛隊長出身，文化程度只有小學四年級。 內務部無疑把警衛隊人員的挑選看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地兵役局也都接到有關的秘密指示。兵役局擔當著許多秘密性質的工作，而我們對它總是抱著寬厚的態度。例如，二十年代提出的建立地區性軍隊的思想（伏龍藝的方案）為什么遭到堅決地拒絕？相反，為什么特別堅持把新兵調到离本地區盡可能遠的地方去服役（阿塞拜疆人去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人去高加索）？因為軍隊必須和當地居民疏遠，最好連种族也各不相同（正如一九六二年在諾沃切爾卡斯克考驗過的那樣）。在選配押解部隊人員的時候也并非無意地使韃靼人及其他少數民族占了較大的百分比：他們的比較不開化，他們的比較閉塞，對于國家是寶貴財富，是國家的堡壘。 但是這种部隊的真正科學的組織和訓練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才和特种營的建立同時開始的。從這時起，這支部隊只吸收十九歲的男孩子，并且立即使他們受到大劑量的思想意識輻射。（關于這种押解隊我們以后還要單獨談。） 在這以前，在古拉格里好像不大顧得上這些事。實際原因是，我國人民雖然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但還沒有全体都發展和提高到當之無愧的勞改營警衛隊員的堅強而殘忍的水平！警衛隊的成份有時候很雜，有時候不再能成為原來設計的那堵恐怖之牆。在蘇德戰爭年代它特別嚴重地軟化了：訓練得最好的（“良好的凶猛狀態”）年輕士兵不得不交給前線。一些有气無力的后備役人員慢慢騰騰地走進了警衛隊，這些人按健康條件不适于參加作戰部隊，按凶猛狀態則完全不符合古拉格的要求（不是在适當的年代教育出來的）。在勞改營的最無情的、饑餓的、戰爭的年代，是警衛隊的這种松懈現象（只是就發生了這种現象的地方而言，并不是到處都有的）在一定程度上稍許減輕了犯人們的生活重擔。 尼娜·薩姆舍爾回憶她的父親。他就是一九四二年在他漸近老境的時候被征召入伍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省的勞改營里去當警衛的。家屬也搬到他那里去了。“在家里父親很難過地談到勞改營里的生活，也談到那里的好人。當父親一個人看押一個作業班從事農業勞動的時候（這還是在戰時——整個作業班由一個兵看押！這難道不是放松嗎？），我時常到他那里去，他准許我和犯人們談話。犯人們對父親很尊敬：他從來不對他們說粗暴的話。他們請求，比方說，進商店，父親就放他們去。而他們也從來不在他手底下逃跑。他們對我說：‘要是所有的押解員都像你爸爸這樣就好了。’父親知道許多坐牢的人都是無辜的。他很憤慨，但只是在家里說。在排里不能這么說，說這話是要被關進去的。”戰爭結束后他立即复員了。 但也決不能把薩姆舍爾當做戰時警衛隊的標本。他以后的命運就證明了這一點；到了一九四七年，他本人就依照第五十八條被捕入獄了！一九五O年在瀕死的狀態中獲准因病釋放，五個月之后死在家里。 戰后這种松散的警衛還持續了一兩年。不知怎么興起來的，許多警衛隊員談到自己的服役，也都用起“刑期”這個字眼來了：“等到我服滿了‘刑期’的時候。”他們懂得自己的職務的可恥，自己干的工作，在家里是說不出口的。在上面說過的那個奧爾客，一個警衛士兵故意從文教科里偷了一件東西被開除、判刑，但馬上就遇赦出去了。士兵們都羡慕他：真想到辦法了！好樣的！ H·斯托里亞羅娃回憶起一個警衛隊士兵。在她一開始逃跑時，這個士兵就截住了她——并且替她隱瞞了逃跑的企圖，她沒有受到懲罰。還有一個是由于對被遞解走的女犯的愛情而自殺的。在婦女勞改點里實行真正的嚴厲措施以前，女犯和押解隊士兵之間時常發生友善的、良好的，有時甚至是愛情的關系。連我們這樣的偉大的國家都沒有辦法在一切地方壓碎善良与愛情！…… 戰后年代的年輕新兵也沒有馬上變得合乎古拉格的要求。當弗拉季連·扎多爾內（以后還要講到他）在內羅勃拉格的警衛隊里造起反來的時候，他的同齡的同事們以很同情的態度對待他的反抗。 自我警衛构成勞改營警衛史中的一個特殊篇章。早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就曾宣布過，自我看守是蘇維埃犯人們的義務。在索洛維茨，這一條貫徹得大有成效，在白波運河及伏爾加運河土地上也廣為采用。任何一個不愿意推手車的社會親近分子都可以扛起一支步槍來對付自己的同伴。 我們不斷定說這是專門為了使人民道德腐化的魔鬼的計划。正如我們半個世紀的現代史中歷來的情形：崇高的光輝理論和爬行的低賤道德好像很自然交織在一起，很容易互相轉化。但是從老犯人的講述里我們知道，“自我警衛”隊員對自己的兄弟們是殘忍的，他們力圖巴結上司，保住警犬的職位，有時候用開槍打死來報私仇。 不，請你告訴我，——有什么坏事教不會人民、人們、人類去做？…… 而且這在法律文獻中已經指出來了：“在許多情況下被剝奪了自由的人們比正式的看守員能夠更好地執行警衛營地和維持秩序的任務。” 這段引文是摘自三十年代的，而扎多爾內也證實了四十年代末的情形：自我警衛隊員對自己的同伴們十分凶狠，抓住一個形式上的理由就開槍把人打死。同時，在帕爾馬，內羅勃拉格的一個懲戒派遣點，被關押的全是“五十八條”，自警隊也是由“五十八條們”組成的！政治犯竟…… 弗拉季連講了這樣一個自警隊員——庫茲馬，從前是司机，二十歲剛出頭的小伙子。一九四九年他因触犯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怎樣生活？沒有找尋到別的路。一九五二年弗拉季連遇到他的時候，他已經當了自我警衛隊員。這种處境使他痛苦，他說他背不動步槍這個重擔；去執勤的時候經常不裝子彈。常常在夜里哭，罵自己是賣身投靠的小人，甚至想自殺。他的額頭很高，面孔有些神經質。他愛好詩歌，常和弗拉季連到泰加森林里去讀詩，過后又去扛步槍…… 他還知道一個像亞歷山大·盧宁這樣的自我警衛隊員，是一個已經上了年紀的人，斑白的頭發像花冠似地罩著額頭，令人產生好感的善良的笑容。戰爭時期他是一名步兵中尉，后來當了集体農庄主席。他因為沒有按區委的要求上交糧食，而是擅自分給了社員，被判了十年徒刑（按生活性條文）。這說明他是這樣的一個人——把鄰人看得重于自己！可是在內羅勃拉格卻變成了自我警衛隊員，甚至在普羅麥茹托奇納亞勞改點點長手下掙到了減刑。 人的限度啊！不論你怎樣對它感到惊奇，你永遠不能真正把它摸透……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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