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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令人高興，在古拉格什么都是可能的。最陰險卑鄙的勾當和各种各樣的背叛行為，完全意想不到的邂逅和深淵邊緣上的愛情——全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人眉飛色舞地向你講述，什么人在文教科官方手段的作用下得到了再教育——那你可以毫不遲疑地回答：瞎扯談！ 在古拉格一切人都在接受再教育，在相互影響下和在環境影響下接受再教育，在不同的方向上接受再教育——但是，還沒有一個娃娃犯人，更不用說成年犯人，由于文教科的手段而得到再教育的。 然而，為了使我們的勞改營不像“賣淫窟、盜巢、累犯的培養場和傷風敗俗的傳習所”（這都是指沙皇的監獄而言的），——它們擁有這樣的一個附設机构——文化教育科。 因為，像一度當過古拉格頭子的阿佩特爾所說：“蘇聯的無產階級用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勞改營！——作者注）建設來對抗資本主義國家的監獄建設。無產階級國家借以實施剝奪自由的那些机构……可以用監獄或別的名詞來稱呼——但是問題不在術語。這是那樣一些地方，在那里生命并不被殺死，而是長出新的嫩芽……” 我不知道阿佩特爾是怎樣的下場，我想非常可能不久以后，就在生活長出新芽的那些地方被擰下了腦袋。但問題不在術語。讀者懂得了在我們的勞改營里什么是主要的嗎？文化建設。 一個机构應運而生了，大量繁殖了，它的触須伸到了每個島嶼。在二十年代它們稱為政教科（政治教育科），從三十年代起叫文教科。它們的部分任務是代替過去的監獄神甫和祈禱儀式。 它們的建制是這樣的。文教科長由自由人擔任，擁有勞改營營長助理的職權。他自己選用教育員（按二百五十名犯人一名教育員的比例），教育員必須是“親近無產階級的階層”中的人，因此，知識分子則、資產階級）當然不适合（他們去揮舞丁字鎬更合乎身份），而搜羅去當教育員的是那些有兩三次前科的盜賊，還有城市里的騙子手、盜用公款者和道德墮落分子。瞧，一個衣冠楚楚的小伙子（他因犯有情節輕微的強奸罪得到了五年）把報紙卷成筒，到五十八條犯人的工棚去同他們進行談話，題目是：“勞動在改造過程中的作用”。這种作用，教育員們從一旁看得特別清楚，因為他們自己已“從生產過程中解放出來”。用這樣一些社會親近分子還建立了文教科的積极分子隊伍——但積极分子是不脫產的（他們只能希望日后搞掉某些教育員而占有他們的位置。這在文教科里造成了普遍的親睦气氛）。教育員一早起應當送犯人去上工，然后就去檢查一下廚房（就是說，他在那里好好吃一頓），此后暫時可以到自己的小室去睡足覺。他切忌去招惹和触犯賊頭，因為第一，這是危險的，第二，時刻一到，“犯罪上的團結就會變成生產上的團結”，那時賊頭們會帶領突擊作業班去猛打猛沖。暫時就讓他們贈了一夜牌以后也睡個夠吧。但是，教育員在自己的活動中經常遵循一個通則：勞改營里的文化教育工作——不是對“不幸者”的文教啟發工作，而是文化一生產工作，它的鋒芒（沒有鋒芒我們什么事也辦不成）是針對……讀者想必已經猜到了：五十八條犯人的。可惜，文教科“本身沒有逮捕權”（咳，對文化的作用竟做了這樣的限制！），但是可以請求行政當局“逮捕”（它是不會拒絕的！）。而且，教育員“經常地提供關于犯人情緒的報告”（它有耳朵，听得見！這里文化教育科微妙地轉變為契卡行動科，但這沒有寫在規章上）。 然而，我們引經据典搞入迷了，在文法上錯用了現在時態。我們不得不使讀者大失所望，這里說的是三十年代，是文教科最美好的繁榮年代，那時，國內正在繼續完成無階級社會的建設，還沒有那种從它建成之日起就駭人听聞地爆發出來的階級斗爭。在文教科的那些美好歲月里，它還增添了許多重要的附設机构：剝奪自由者文化委員會；文化啟蒙委員會；衛生生活委員會；突擊作業班指揮部；生產財務計划執行情況監督崗……正如索爾漢同志（白海運河工程總監和中執委特赦委員會主席）所說；旬邑人在監獄里的生活內容應當和全國的生活內容一致。”（索爾茨這個最凶惡的人民公敵受到了無產階級法庭的公正懲罰……對不起，……為偉大事業而奮斗的戰士索爾茨同志受誣陷死于……迷信年代……對不起……死于存在著輕微的……迷信現象的年代。） 而且，那時工作方式像生活本身一樣絢麗多彩、丰富多樣。組織競賽。組織突擊運動。為實現生產財務計划而斗爭。為加強勞動紀律而斗爭。消滅生產缺口突擊運動。向文化教育進軍。志愿捐獻飛机。認購公債。加強國防的星期六義務勞動。揭發假突擊工作者。同拒絕出工犯人進行談話。掃盲（不過都不大愿意參加）。為勞動者出身的勞改犯人開辦職業技術訓練班（盜竊犯們爭先恐后地去學當汽車司机：自由！）。還有關于社會主義財產不可侵犯的使人入迷的談話！還有讀報！問答晚會。每個工棚里的紅角！完成計划的進度表。生產任務數字！五花八門的宣傳畫！各种各樣的標語！ 在那幸福的時代，繆斯在群島陰森的廣闊大地和無底深淵的上空翱翔。繆斯中第一個和最高的是司頌歌和口號的女神波呂許漠尼亞。 优秀的作業班將得到榮譽和獎勵！ 突擊式地工作吧，你將得到拆抵！或如： 誠實地勞動吧，全家在等待著你！（真是摸透了心理！知道這里有什么名堂嗎？第一：如果已經忘了家庭——那就惊扰你，提醒你。第二：如果非常不安——就安慰你：家人還在，沒有被捕。第三：就這個樣子，家庭并不需要你，只有通過誠實的勞改營勞動你才能為家庭所需）最后： “加入紀念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的突擊出征吧！”喂，誰能無動于衷呢？…… 還有具有尖銳政治題材的戲劇工作（稍稍取之于司喜劇的塔利亞女神）呢？例如：紅日歷服務！活報劇！改編成戲劇上演的宣傳審判會！一九三0年中央九月全會主題大合唱！音樂滑稽劇“刑法典條文進行曲”（五十八條是瘸腿女妖）！這一切多么使犯人的生活生色呀！多么有助于他們去追求光明呀！ 還有文教科的文娛干事呢！然后還有——無神論工作！最后是這些宣傳隊： 突擊工作者們著了忙， 推起小車搖又晃！多么勇敢的自我批評呀！——連突擊工作者都不怕碰！只要宣傳隊一到懲戒工段來舉行一個音樂會： 听吧，伏爾加河！ 如果在犯人身旁 契卡日夜守衛在工地上， 這就是說—— 工人階級有堅強的手 這就是說，在國保局里一 有共產党員在工作！ 于是所有的受罰犯人，特別是慣犯們，馬上就扔掉紙牌，干脆是拼命地奔去上工！ 還有這樣的措施：一群优秀突擊工作者訪問強管連或懲戒隔离所，并帶著一個宣傳隊。起初，突擊工作者們想盡方法指責拒絕出工的犯人，向他們說明完成定額的好處（伙食會改善）。然后宣傳隊就唱了起來： 到處在熱火朝天地奮戰， 莫斯科伏爾加運河也在 戰胜冰雪嚴寒！并且完全坦率地唱道： 為了我們能更好地生活， 為了有吃，有喝—— 我們就應當更好地把土挖掘！于是，所有愿意的人不光是被請回營區，而且馬上搬進突擊隊工棚（從懲戒棚），馬上給他們吃的！藝術的效果多大呀！（除中心宣傳隊外，各宣傳隊不脫產，只在演出口多領一份粥。） 還有哪些更細致的工作形式呢？例如，“在犯人們自己的協助下同工資方面的平均主義現象進行斗爭”。只要深思一下，這里有著多么深刻的意義！這意思就是，在作業班會議上將有一個犯人站起來說：不要給他全份口糧，他工作得不好，最好還是把二百克給我吧！ 還有——同志審判會呢？（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它們稱為“同志道德審判會”！審理賭博、打架、偷竊等案件——但這難道是審判會干的事嗎？并且，“道德”這個字眼儿發散著濃重的資產階級气息，后來就把它取消了。）從改建時期起（從一九二八年起），審判會開始審判曠工、裝病、對財物照管不善、出產廢品、損坏材料等案件。如果審判會的成員中沒有混進階級异己的囚犯（只有殺人犯、當了“母狗”的盜竊犯、盜用公款犯和納賄犯），那么審判會就會在自己的判決中向領導請求采取剝奪會見親屬、外面送來的牢飯、折抵刑期、假釋以及將不接受改造的犯人轉押他處等措施。這是多么明智的、公正的措施呀！特別有益的是，采取這些措施的創議是來自犯人自己的。（當然，并非沒有遇到困難。開始審判一個過去的富農分子，他就說：“你們的審判會是同志審判會，我對你們來說是富農分子，不是同志。所以你們無權審判我！”不知怎么辦好了。請示了勞改營總管理局政治教育處，那里回答說；審判！一定要審判，不要拘泥！） 什么是勞改營里整個文化教育工作的基礎之基礎呢？“不能听任勞改犯在下工后自行其事——不讓他過去的犯罪習气舊病复發”（舉例說，要使五十八條犯人不去考慮政治）。重要的是“要使犯人永遠也不能脫离教育的影響”。 在這方面，現代的先進技術手段很有幫助，那就是：每個杆子上和每個工棚里的揚聲器！它們永遠也不應當停止出聲。它們應當從起床到熄燈一直不斷地向犯人們解釋怎樣使自由的時刻接近；每小時報道工作進程，報道先進的和落后的作業班，報道哪些人在起妨礙作用。還可以推荐這樣一种別出心裁的方式：同個別拒絕出工的犯人和工作不老實的犯人進行廣播談話。 當然還有報刊，報刊！—一我們党的最銳利的武器。這就是我國有出版自由的真實證据：囚禁中的出版物！是啊！在哪個國家里還能讓犯人有自己的報刊呢？ 報紙第一類是牆報，手寫的，第二類是大印數的。兩類報刊都擁有一些鞭撻（犯人們的）缺點的無所畏懼的勞改營通訊員，這种自我批評受到領導的鼓勵。至于領導自身對這种勞改營自由報刊的重視程度，德米特拉格的第四三四號命令中的一句話就可以說明：“极大部分短評沒有得到反應。”——報紙還刊登突擊工作者的相片。報紙作指示。報紙揭發問題。報紙還闡明階級敵人的動向——以便給予他們以更沉重的打擊（報紙——契卡行動科的优秀合作者！）。一般說，報紙反映著勞改營的生活進程，它對后代子孫是不可估价的證明材料。 舉例說，阿爾漢格爾斯克關押所的報紙在一九三一年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犯人生活的富足興旺景象：“痰盂、煙灰缸、桌子上的漆布、無線電廣播裝置、領袖們的肖像和牆上宣傳党的總路線的鮮明標語……——這就是被剝奪自由者所享有的應得果實！” 啊，多么昂貴的果實！這在被剝奪自由者的生活中是怎樣反映出來的？還是這個報紙在過了半年以后寫道：“大家齊心協力、干勁十足地開始工作……生產財務計划完成率提高了……伙食卻減少和變坏了。” 咳，這沒有關系！這恰恰是沒有關系的！后者——是可以糾正的。 這一切都消失到哪里去了呀？……哦，地球上一切美好的和完美的事物壽命多么短促！這种緊張而有朝气的樂觀的旋轉木馬式的教育制度往哪里去了？！而這种教育制度是來自先進學說的基礎，它曾許愿說，再過几年我們國內就不會有一個罪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特別有這种感覺）。突然，冰川期到來了（當然是很需要的，完全必要的），——于是，各類創新的柔嫩花瓣紛紛凋落了。突擊運動和社會主義競賽消散到什么地方去了？還有勞改營的報紙呢？突擊、捐獻、認購和星期六義務勞動呢？文化委員會和同志審判會呢？掃盲和職業技術訓練班呢？當已經下令把揚聲器和領袖們的肖像從隔离區里收拾掉的時候，這又算得了什么！（痰盂也不擺了。）犯人們的生活馬上黯然失色了！它馬上倒退了几十年，失去了最重要的革命監獄成果！（但是我們毫不反對；党的措施是非常及時的，完全必要的。） 有藝術性的有詩意的標語形式已經不受重視，標語變得非常簡單：完成！超額完成！當然，誰也沒有直接禁止美學教育，禁止繆斯飛翔遨游，但它的可能性大大地縮小了。拿沃爾庫塔的一個營區為例。九個月的冬天結束了，三個月的湊湊合合、可怜巴巴的夏天已經來臨。營區的討厭而肮髒的外觀使文教科長心里疼痛。在這樣的條件下罪犯不可能真正地去思考他自己置身于外的我們那個制度的完美。于是，文教科就宣布几個星期回義務勞動。犯人們在空閒時間興致勃勃地做“花壇”——不是用什么花草，這里什么也不長，而是干脆在毫無生意的小土丘上巧妙地舖砌苔蘚、地衣、碎玻璃、卵石、爐渣和碎磚，以代替花卉。然后在這些“花壇”四周設置抹灰泥用的板條做成的柵欄。雖然效果不像高爾基公園里的那樣好——但文教科對此也已經心滿意足了。你會說，過兩個月一下雨就會把一切都沖掉。沖掉又怎么啦。明年重新再做就是了。 還有，政治談話變成什么樣子了呢？翁日拉格第五獨勞點里，從蘇霍別茲沃德諾耶來了一名宣講員（這已經是一九五二年了）。下工后把犯人們赶去听講演。這個同志雖然沒有受過中等教育，但能在政治上完全正确地作需要而及時的講演：“關于希腊愛國者的斗爭”。犯人們昏昏欲睡地坐著，一個躲在另一個的背后，毫無一點興趣。宣講員講述愛國者們受到的可怕迫害，講到希腊婦女們含著淚給斯大林同志寫了一封信。講演結束了，一個從里沃夫來的帶點傻气但又頗為狡猾的女犯舍列梅塔站起來問道：“首長公民！請您說：——我們可以給誰寫呢？……”這一來，說實在的，已經把講演的積极影響化為烏有了。 文教科保留下來的改造和教育工作形式有這樣一些：在犯人給長官的申請書上注明完成定額情況和他的表現；給各房間分發經過檢查的信件；合訂報紙共藏起來免得被犯人卷煙抽掉；一年三次舉行業余文藝表演；設法給美術家們搞來顏料和畫布，以便他們能裝飾營區并為長官們的私邸畫畫。稍稍給行動特派員一點幫助，但這是非正式的。 在此种种以后，無怪充當文教科工作人員的不再是一些主動熱情的指導者，而更多的是一些傻頭傻腦、死气沉沉的角色。 哦！還有一項重要工作：管理信箱1有時把它們打開，取出信件，重新關上——這是一些漆成褐色的挂在營區內顯眼地方的小箱子。箱子上分別寫有：“致蘇聯最高蘇維埃”，“致蘇聯部長會議”，“致內務部長”，“致總檢察長”。 請寫吧！——我們有言論自由。至于該送到哪里，該送給誰，這由我們來解決吧。這里有專門閱讀這些東西的同志。 投進這些箱子里的是些什么呢？赦免申請書？ 不僅有這种東西。有時還有告密情（初出茅廬者寫的）——文教科自然會分清，它們不是往莫斯科送的，而是該拿到旁邊的辦公室去的。還有什么呢？沒有經驗的讀者就猜不到了！還有——發明！非常偉大的發明，這种發明應當使現代的整個技術根本改觀，至少可以把發明者從勞改營里釋放出去。 在普通的正常人中間，發明家（詩人也一樣）要比我們猜想到的多得多。在勞改營里他們更是多不胜數。要想法脫身出去呀！發明活動是一种不受子彈和毒打威脅的逃跑形式。 在上下工的時候，在抬擔架和揮丁字鎬的時候（找不出別的更合式的時間），這些尤拉納斯女神的侍從們蹙著額頭，努力在發明什么足以使政府吃惊和燃起它的貪欲的東西來。 從霍夫林諾勞改營來的列別杰夫是一個無線電報務員。他的發明已經遭到回絕，無需保密了，所以現在向我透露說，他發現了羅盤針在蒜味影響下的偏离效應。由此他發現了用气味調制高頻振蕩的途徑，用這個方法可以實現气味的遠距离傳輸。然而，政府人士不認為這個方案有軍事上的好處，不感興趣。就是說，沒能得手。你或者留下來繼續受罪，或者再想出點什么更好的名堂來。 有的人，雖然很少見，——突然被帶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自己不會解釋，不會說出來，免得把事情搞坏，而在勞改營里則誰也猜想不到，為什么正是把他帶走了，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的永遠消失了，有的過些時候又被送了回來（他現在也不會說，免得被當成笑柄。或者故意放出一層濃厚的煙幕。這是合乎犯人們的性格的：用講故事來抬高自己的身价）。 但是，我這個在天堂島嶼呆過的人，曾看到過導管的另一端：發明送去的地方，以及在那里是怎樣閱看的。這里我允許自己使這本不愉快的書的耐心讀者稍稍開開心。 有一個叫特魯什里亞科夫的，過去是蘇軍中尉，在塞瓦斯托波爾受震傷后，被抓去當了俘虜，后來在奧斯威辛呆過，這一切經歷使得他的神經似乎有點不正常。他從勞改營里提出的某种設想頗能引起上面的興趣，因而被送到供犯人工作的科學研究所（即“沙拉什卡”）。在這里他成了真正的發明噴泉，長官們剛否定了他的一項發明——他馬上就提出第二項。雖然他沒有把任何一項發明搞到計算的程度，但他是那么充滿靈感，气度深沉，不苟言笑，眼光富有表情，所以人們不僅不敢怀疑他在搞欺騙，而且我的一個朋友，一位很嚴肅的工程師堅持說，特魯什里亞科夫以其思想深度來說，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的牛頓。誠然，我并沒有注意他所有的想法，但有一次他接受了研制他本人提出的雷達吸收器的任務，他要求得到高等數學方面的幫助，我被作為數學家派到他那里。特魯什里亞科夫對任務作了這樣的說明： 為了使飛机或坦克不反射雷達波，它應當擁有某种用多層材料（這是什么材料，特魯什里亞科夫沒有告訴我：或是因為他自己還沒有選定，或是因為這是發明者的主要秘密）做的覆蓋物。電磁波在這些層的邊界上經過前前后后多次折射和反射，應當失去自己的全部能量。現在我的任務是，雖不知材料的性能，但應當利用几何光學定律和我所能用的任何其他手段來證明一切都將像特魯什里亞科夫所預言的那樣——而且還要選定層次的最佳數！ 不言而喻，我什么辦法也想不出來！特魯什里亞科夫也什么都沒有做成。我們的創作聯盟也就解体了。 不久，我作為圖書管理員（我在那里也當過圖書管理員），收到特魯什里亞科夫送來的一份館際（從列宁圖書館）互借預約單。那上面沒有指明作者和書名而寫著： “隨便什么關于洲際旅行技術的東西。” 因為當時只是一九四七年，所以列宁圖書館除了儒勒·凡爾納以外，几乎什么也不能給他提供（關于齊奧爾科夫斯基當時很少想到）。在准備飛向月球的嘗試失敗后，特魯什里亞科夫又被扔進了無底深淵——回到了勞改營。 信件還是從勞改營里源源而來。我被派進（這一次是作為翻譯）清理從勞改營送來的成堆的發明和專利申請書的工程師班子。之所以需要翻譯人員，是因為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許多文件送來時都是用德文寫的。 但是，這并不是申請書。而且，也不是自愿寫出來的東西。讀它們的時候是感到痛心和害臊的。這是一些從德國戰俘那里逼取、強求、壓榨出來的東西。因為很清楚，總不能把這些德國人在俘虜營里扣留一輩子：就算在戰后扣上三年，扣上五年，但最后還得把他們放回老家去。所以應當在這些年內把可能對我們國家有用的東西都從他們那里套出來。至少取得被帶到西方占領區去的那些專利的黯淡的影子。 我很容易想象這是怎樣搞出來的。命令那些毫不生疑的做事認真的德國人報告：有什么專長，在哪里工作過，擔任什么工作。然后，必定是契卡行動第三科挨個儿把所有的工程師和技術員叫到辦公室去。先是尊敬地（這使德國人受寵若惊）詳細詢問他們戰前在德國做過的工作种類和性質（他們已經開始想，是否將要讓他們离開勞改營去做享受优待的工作）。然后從他們取得不泄密的書面具結「凡是verboten（禁止）的事情，德國人是不會做的」。最后對他們提出硬性要求：書面敘述他們生產上的一切值得注意的特點和那里采用的重要技術的新成就。德國人明白了他們在夸耀自己過去的地位時，已落入了怎樣的陷阱，但已經晚了1他們現在不能什么也不寫——他們受到恐嚇說如果這樣做就永遠不放他們回國（按那些年代的情況來判斷，這看來是很可能的）。 深感內疚和壓抑的德國人勉強拿筆寫了……由于無知的契卡行動人員沒有能力深究供述的實質，而只根据頁數作評价，才使他們獲救并免于供出重要的机密。我們在清理的時候，則几乎永遠也抓不到什么實質性的東西：供述或者是矛盾百出的，或者故意籠上一層學術性的迷霧而放過最重要的東西，或者一本正經地去說明那些連我們祖輩都已清楚知道的“新成就”。 但是那些用俄文寫的申請書——它們有時奴顏婢膝得令人吃惊！仍然可以想象得出，在勞改營那里，在恩賜的可怜的星期日，這些申請書的作者小心地防備著鄰居知道他們寫的內容，大概撒謊說是在寫赦免申請書。他們的低等智能是否能預見到，閱讀他們呈送至高無上君主的字跡工整的報告的，將不是懶惰成性的飽食終目的領導，而是同他們一樣的普通犯人。 我們翻閱一份寫了十六大頁（這是他在文教科央求來的紙）的設計詳盡的建議：1．“關于利用紅外線警衛犯人隔离區”。2．“關于利用光電管計算通過勞改營門崗的人數”。還附有圖紙，狗崽子。還有技術說明。序言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 我雖然因為犯了罪按五十八條被判長期監禁，但我 在這里也依然忠于自己的親愛的蘇維埃政權，并愿協助 對我周圍的凶惡的人民公敵實行可靠的警戒。如果我將 蒙見召而离開勞改營并獲得必要的資料，我保證可以建 立起這一套系統。 竟有這樣的“政治犯”！這份報告在我們手上傳閱時伴隨著感歎聲和勞改犯式的罵娘聲（這里都是自己人）。我們中間有一個人坐下來寫了如下的評語：該設計方案技術上不合規格……設計方案沒有考慮到……沒有規定……不贏利……不可靠……結果可能不是加強而是削弱勞改營的警衛…… 猶大，你今天在遠方的勞改點上做的是什么夢？我要把一根杆子插進你的喉嚨，讓你在那里憋死，毒蛇！ 這是沃爾庫塔寄來的一包文件。作者抱怨說，美國已經有了原子彈，而我們的祖國直到現在卻還沒有。他寫道，他在沃爾庫塔經常思考這件事，他愿意從鐵絲网后面來幫助党和政府。因此他把自己的設計方案標題為 PAH——原子核衰變但這個方案（听熟了的話）由于沃爾庫塔勞改營里缺乏技術書籍（好像那里有文藝書籍似的！）他未能加以完成。因此，這個野人請求暫時只要給他寄一本放射性衰變指南來，在此以后他保證很快就能完成自己的PA月設計方案。 我們坐在桌子后面笑得前俯后仰，并且几乎同時做出了一樣的兩行短詩： 你這個PAH（拉亞） 能搞出個雞……！ 然而，在勞改營里确有一些真正的大學者在衰竭和毀滅，但我們親愛的部領導卻并不急于在那里發現他們，給他們找到比較相當的用武之地。 亞歷山大·列昂尼多維奇·奇熱夫斯基在他的全部勞改期內，一次也沒有在“沙拉什卡”里找到一席之地。奇熱夫斯基在進勞改營之前在我國也是很不吃香的，因為他把塵世的革命和生物過程同太陽的活動性聯系起來。他的整個科學事業是异乎尋常的，研究課題是出乎意外的，容納不進科學的方便框框中去。當時人們不理解怎樣把它們用于軍事和工業目的。在他死后，我們現在讀到贊揚他的文章；判明了心肌梗塞由于磁暴而增長（十六倍）的現象，作出了感冒流行病的預報，探索了根据血沉曲線早期發現癌症的方法，提出了關于Z——太陽輻射的假說。 蘇聯宇宙航行之父科羅廖夫雖然被送入過“沙拉什卡”，然而是作為航空學家被送進去的。“沙拉什卡”的領導不允許他從事火箭研究，他就只好在夜里去搞。 （我們不知道，朗道是被送進了“沙拉什卡”還是被運到遠方的島嶼上去了——他的肋骨被打斷，已經承認了自己是德國間諜，但卡皮察出來說情救了他。） 我國的大空气動力學家和博學多才的康斯坦丁·伊万諾維奇·斯特拉霍維奇從列宁格勒監獄遞解出去以后，曾在烏格利奇勞改營當過洗澡房的輔助工。現在他帶著服完十年徒刑后仍令人惊奇地保持著的孩子般真摯的笑聲講述著自己的經歷。在死牢里度過了几個月后，他在勞改營里又害了一場營養不良性腹瀉病。在此以后，讓他在婦女作業班洗澡時站在洗澡房人口處當守門人（男犯洗澡時另派身強力壯些的，他在那里頂不住）。他的任務是：只放赤身裸体空著手的婦女進洗澡房，要她們把一切東西都交到蒸衣室，特別是乳罩和褲衩，因為衛生科認為這些東西里是虱子的主要藏身之處，而婦女們恰恰不想把這些東西交出去，設法帶著它們通過洗澡房。斯特拉霍維奇的外表是這樣的：一把大胡子象凱爾文勳爵，前額像懸崖，有普通人的兩倍高，簡直不能稱為前額。婦女們對他又是懇求，又是詈罵，又是生气，又是嘲笑，邀請他到牆角的一堆樺樹條帚上去……——這對他都不起作用，他是無情的。那時她們就一致憤恨地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陽萎症患者。有一天突然把這個陽萎症患者帶到什么地方去了，不多不少——去領導國內第一個渦輪噴气式發動机的設計。 至于那些被听任在一般勞動中毀滅的科學家——我們就不知道了。 關于那些在科學發明進行得最緊張的時候被捕和消滅掉的人（如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奧爾洛夫，他還在一九三六年就研制出了長期保存食品的方法）———我們能從哪里得知呢？他們的發明隨著發明者的被捕被封存了。 在勞改營的散發著惡臭的缺氧的气氛中，文教科冒著黑煙的燈光，一會儿迸發，閃爍，一會儿只發出隱約可見的微明。但就是這樣的燈光，人們還是從各工棚、各作業班走出來，匯集到那里去。有一些人是抱著實際的目的：從書籍或報紙里撕下紙來卷煙抽，搞點紙去寫赦免申請書，或者用這里的墨水寫點什么東西（在工棚里不能有墨水，就是在這里也是糊起來的：因為可以用墨水來蓋假戳子！）。有的是去炫耀一番：瞧，我是有文化的！有的是為了到已經厭煩的本作業班外面去找些新人廝混廝混，說說閒話。有的是去听點東西來給“教父”打小報告。但還有這樣的人，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這些疲乏的人為什么不在板舖上躺躺，休息一下酸痛的身子，反而不可解釋地被什么東西吸引著到這里來度過晚上短短的半個小時。 到文教科去消遣消遣，不知不覺使心靈稍稍感到一點清爽。雖然到這里來的与現在坐在作業班的“小車廂”上的那些人一樣，同樣是饑餓的人，但在這里談論的不是口糧，不是粥，也不是定額。在這里說的不是組成勞改營生活的那些東西，在這上面也就包含著心靈的抗議和頭腦的休息。這里說的是某种神話般的往事，那是這些灰溜溜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根本不可能有過的。這里也談論那些不知何故沒有落入監牢的幸運儿在外面過的快樂得難以形容的行動自由的生活。在這里也議論藝術，有時真是令人心醉神迷！ 好似在群魔亂舞的大地上，有人畫了一個微弱發光和像霧一樣飄動的圈子——它眼看著就要熄滅，但在還沒有滅掉以前——你的感覺是，在這個圈子里，半小時內你是妖魔力所不及的。 在這里還有人撥弄著吉他。有人輕聲唱著歌——完全不是那种允許在舞台上唱的歌子。你心里顫動起來了：生命——還存在！它——還存在！于是，你幸福地環顧四周，你也想向誰表達點什么東西。 不過，說話要留神。听話要當心。瞧！這是廖瓦·格-曼。他既是個發明家（公路交通學院未畢業的學生，打算大大提高發動机的有效系數，搜查時資料被拿走了），又是個演員。，我們与他一起上演過契訶夫的《求婚》。他還是個哲學家，會說這樣動听的話：“我不愿關心后代，讓他們自己往地里去掏挖吧。我像這樣緊緊地抓住生活！”——他現身說法，用指甲緊緊掐進桌子的木頭。“相信崇高的思想？——這是打已經斷了線的電話。歷史是一系列不相連貫的事實。把我的尾巴還給我吧！阿米巴——要比人完美些；它有比較簡單的功能。”他的話會使你入神：他詳細地解釋為什么憎惡列夫·托爾斯泰，為什么陶醉于愛倫堡和亞歷山大·格林。他還是個隨和的小伙子，在勞改營里不逃避干重活：用長鑽鑿牆，誠然，這是在保證能完成百分之一百四十任務的作業班里。他的父親手一九三七年被捕入獄并死在牢里，但他自己是個普通刑事犯，是因為偽造面包配給證被抓進來的，然而，他恥于帶著詐騙罪的條文，竭力向五十八條犯人靠近。靠近啊靠近，但有一次開始舉行勞改營內的審判，這么討人喜歡的、這么使人感興趣的，“這樣抓住生活的”廖瓦·格-曼卻作為起訴方面的證人出庭。如果你沒有向他講過多的東西，那就算運气。 如果在勞改營里有怪人（他們總是有的！），那么他們走的路決不會繞過文教科，他們一定要到那里去瞧上一眼。 請看阿里斯蒂德·伊万諾維奇·多瓦圖爾——有哪一點不是個怪人？他是彼得堡人，羅馬尼亞和法國的血統，古典語文學家，一輩子是個孤孤單單的光棍。像把貓從肉食分拉走一樣，也把他從希羅多德和凱撒身邊拉走了，并把他關進了勞改營。他的心靈里還充滿著沒有釋讀完的文本，他在勞改營里——像在夢里一樣。他在這里本來第一個星期就會完蛋，但醫生們保護了他，給他安排了令人艷羡的醫務統計員的職務，每月還讓他給新招來的醫士們上兩次對他們不無益處的課！在勞改營里——上拉丁文課！阿里斯蒂德·伊万諾維奇站到小黑板旁——像在美好的大學年代里那樣容光煥發！他寫下土著們眼前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奇怪的動詞變位表，他的心由于粉筆移動時發出的吱吱聲而跳動起來。他被安排得那么宁靜，那么好！——但是災禍也降臨到他的頭上：勞改營長認為他是個罕見的誠實的人！于是就任命……為面包房主任！勞改營職務中最誘人的一個！面包房主任——就是生命主任！對這個職務，勞改犯們都是心向神往、全力以求的，但得到的人是寥寥無几！而這時候職務從天上掉下來——多瓦圖爾卻被它壓垮了！還沒有接管面包房，他整個星期就像被判了死刑似的。他乞求長官燒了他，讓他活著，讓他繼續保持舒暢的精神和拉丁文動詞變位法。他得到了赦免：又一個騙子手被任命為面包房主任。 還有這么一個怪人——下工后是文教科的常客，他還能在什么地方呢？他長著一個大腦袋，輪廓粗大，便于化裝，從遠處看得很清楚。毛茸茸的濃眉特別富有表現力。而樣子卻總是帶著悲劇色彩。他坐在房間的角落里抑郁地瞧著我們的貧乏的排演。這是卡米爾·列奧波爾多維奇·岡圖阿爾。革命初年他從比利時來到彼得格勒創建“新劇院”——未來的劇院。當時誰能預見到這個未來將是個什么樣子，導演們將怎樣被關進牢去？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岡圖阿爾都是同德國人打了仗的：第一次——在西方，第二次——在東方。現在卻以背叛祖國的罪名給他扣上了十年……背叛什么樣的祖國？……在什么時候？…… 當然羅，文教科屬下最露臉的——那就是畫家。他們在這里是主人。如果有單獨的房間——這是供他們使用的。如果有誰固定地免除一般勞動——那只是他們。在所有的繆斯的侍從者中，只有他們創造著真正的价值——一可以用手去触摸的，可以在住所里挂起來的，可以賣錢的。他們畫的畫，當然不是自己腦子里想出來的——而且也不要求他們這樣做，難道從五十八條犯人的腦子里能夠產生出好畫來嗎？他們只不過是把美術明信片上的畫臨摹成大的复制品——有的划上格子，有的不划格子也可對付。你在泰加林和凍土帶的窮鄉僻壤里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美術商品了，你們只管畫，至于挂到什么地方去——我們知道。甚至如果并不馬上中意也無妨。來了一個准軍事警衛隊的副排長維彼拉依洛，瞧了瞧德烏爾的“胜利者—尼祿”的臨摹品； “這是什么？新郎官騎馬？他怎么灰溜溜的？……”還是照樣拿走。畫家還用顏色畫毯子：乘著小艇与天鵝一起漂浮在水面的美人，落日和城堡——這一切都很合軍官同志們的胃口。畫家也不是傻瓜，他還偷偷地為自己畫這樣的小毯子，看守拿到外面的市場上賣了錢對半分。需求量是很大的。一般說，畫家在勞改營里是可以生活的。 雕塑家——要差一些。雕塑作品對于內務部的干部來說，并不是那么美觀的東西，擺設起來不習慣，而且還要占用擺家具的地方，一碰還會打碎。在勞改營里雕塑家的工作很少，通常都是像涅多夫那樣兼搞繪畫。就這樣，巴卡耶夫少校走進來，看見一座母親的小塑像還會說： “你怎么搞的，做了個哭鼻子的母親。在我們國家里母親是不哭的！”伸手就要砸掉塑像。 沃洛佳·克列姆普涅爾，一個青年作曲家，富裕的律師的儿子，依照勞改營的觀念，還是個沒有打垮的公子哥儿，他從家里把自己的鋼琴運到莫斯科近郊的別斯庫德尼克勞改營（群島上聞所未聞的事件）！運來好像是為了加強群眾文化工作，實際上則是為了自己作曲，不過，他隨身帶著勞改營舞台的鑰匙，熄燈后點著蜡燭（電燈已經關了）彈奏。有一次他在這樣彈奏，記下自己編的一首新的奏鳴曲，突然被后面的一聲吆喝嚇了一跳： “你的音樂有鐐銬味！” 克列姆普涅爾跳了起來，一個少校，勞改營長，老契卡人員偷偷摸摸站在牆邊，現在他向蜡燭走過來——他的身后拖著一條巨大的黑影。少校現在明白了，為什么這個騙子要寫信叫運來鋼琴。他走過去，拿起記下的樂譜，一聲不吭地、陰沉沉地在蜡燭上燒了起來。 青年作曲家不能不叫起來：“你在做什么呀？” 少校從咬緊的牙齒縫里更加明确地宣布；“送你的音樂到那里去！” 灰燼從紙上掉下來，輕輕落在鍵盤上。 老契卡人員沒有錯，這首奏鳴曲真的是描寫勞改營的聲 如果在勞改營里出現個詩人——允許他做的事情是在諷刺犯人的漫畫下寫題詞和創作順口溜——也是譏諷違反紀律的犯人的。 詩人也好，作曲家也好，不可能有別的主題。他們不可能為自己的長官做出什么可以触摸到的、有用的、可以拿到手的東西來。 散文作家在勞改營里則根本不可能有，因為他們永遠不應當有。 當俄羅斯的散文進了勞改營的時候，一個蘇聯詩人悟到了這一點。過去了！——沒有回來。進去了！——沒有浮出來—…· 關于所發生的事件的全部規模，關于遇害者的人數，關于他們可能達到的水平——我們永遠也作不出判斷。關于在起解前赶緊燒掉的筆記本，關于已經寫好的片段和那些裝在腦袋里并与腦袋一起扔進了冰凍的万人坑里的龐大构思，誰也不會給我們講了。濤還可以用嘴唇貼著耳朵朗讀，還可以記住并把它們或關于它們的記憶傳下來，——但是散文一般不會預先講出來的，它存在下來比較困難，它太龐大，太不靈活，与紙張關系太大，因此很難通過群島上的种种波折。誰能在勞改營里下決心去寫呢？例如A·別林科夫寫了——落到了“教父”手里，反彈回來就是加刑。再如M·H·加里宁娜，她根本不是個什么作家，不過在記事本里寫下了勞改營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現象：“也許將來會對什么人有用”。可是——落到了行動人員手里。她——關進了禁閉室（還算便宜對付過去了）。再如弗拉基米爾·謝爾蓋耶維奇·格一夫，他是個不加看押的犯人，在營區外某地寫了四個月的勞改營大事記，可是在危險的時刻把它埋進了地里，自己則從這個地方永遠被赶走——大事記就這樣留在地里了。在營區里不行，在營區外也不行，在哪里行呢？只有在腦袋里！但詩可以這樣寫，散文卻不行。 我們這些受司歷史女神克利俄和司史詩女神卡利俄珀養育的人有多少遭到了毀滅，是無法根据我們几個幸免于難的人用任何外推法計算出來的——因為我們也并沒有活下來的概然性（拿我為例來說，我把自己的勞改營生活從頭到尾回憶一遍后，确信我是本應死在群島上的——或者是為活下來而百般遷就，以至失去了寫作的需要。救了我的是一個附帶的因素——數學。這個因素怎樣能運用在計算當中呢？）。 從三十年代起所有稱為我國散文的東西——只是流入地下的湖泊留下的泡沫。這是泡沫，而不是散文，因為它沒有反映出這几十年所有主要的東西。优秀的作家們扼殺了自己最优秀的本質，他們置其實于不顧，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保全自身和他們的作品。那些不能放棄深度、特點和耿直的作家在這几十年內不可避免地需要把腦袋搬一搬家——大都是通過勞改營，有的則通過在前線的喪失理智的逞勇好強。 一些哲學散文家、歷史散文家、抒情散文家、印象派散文家、幽默散文家就這樣走入了地府。 然而，正是群島給我們的文學，也許還給世界文學，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机會。二十世紀昌盛時期的空前未有的農奴制，在這种唯一的、無需作任何補充的意義上，為作家們開辟了富有成果的雖然是毀滅性的道路。 我斗膽最概括地來說明一下這個思想。不管世界已經存在了多少時候，迄今為止始終存在著兩個不可融合的社會階層：上層和下層，統治階層和從屬階層。這种划分像一切划分一樣，是粗略的，但是，如果不僅把那些有權、有錢、有名望的高等人，而且還把那些因家庭或因個人努力而受到教育的高等人，一句話，把凡是不需要靠雙手去工作的人都算入上層——那么這种划分几乎將是囊括無遺的。 那時我們就可以預期會產生四個領域的世界文學（以及一般藝術和一般思想）。第一個領域：上層人描繪（描寫、思考）上層人，即描繪自身、自己人。第二個領域：上層人描繪、思考下層人，“小兄弟”。第三個領域：下層人描繪上層人。第四個領域；下層人描繪下層人，即描繪自己。 上層人總是有閒、有或多或少的錢，有文化，有教養。他們只要愿意，隨時可以掌握藝術技巧和嚴整的思想習慣。——但是有一個重要的生活規律：优裕生活會扼殺人在精神上的探索。因為這個緣故，第一個領域包含著許多飽食終日所產生的變態藝術，許多病態的和妄自尊大的．“學派”——不結果實的花朵。只有當那些個人深遭不幸或具有天賦的十分巨大的精神探索要求的代表者進入了這個領域時——才能創造出偉大的文學來。 第四個領域——這就是全世界的民間創作。在這方面閒暇時間是一個分數，它以微分系數的形式分配給單個的人。無名的貢獻——不是有意編出來、而是在幸運時刻靈机一動而形成的形象、說法，也是一些微分系數。但創作者卻多得不可胜數，這几乎都是一些受壓制的滿腹牢騷的人。所有創造出來的東西然后一年懲年地口頭相傳，經過了几十万次的淘汰、沖洗和琢磨。我們就這樣得到了民間創作的黃金沉積。它不是華而不實的，冷漠無情的，因為在它的作者中沒有一個不是備嘗艱辛的。屬于第四領域的文字創作（“無產階級的”、“農民的”）——全是萌芽狀態的、無經驗的、不順暢的，因為這里總是缺少個人的才能。 第三領域（“自下而上”）的文字也犯有同樣的無經驗的毛病，但更甚于此者，它受到了嫉妒和仇恨——無結果的、無創造藝術的感情的毒化。它同樣犯了革命者經常犯的那种錯誤：把高等階級的缺陷都歸咎于它本身，而不歸咎于整個人類，沒有想象到以后他們自己也會有效地繼承下這些缺陷。——或者相反，失之于奴顏婢膝的崇拜。 第二領域（“從上而下”）有希望成為道德上最有成果的。它是這樣一些人所創造的，他們的善良、追求真理的激情、正義感強于他們的昏睡的安宁生活，他們的藝術是成熟的，高尚的。但是，這個領域有一個缺陷：缺乏准确地理解事物的能力！這些作者同情、怜憫、哭泣、憤懣——但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們便不能确切地理解。他們總是從旁邊和從上面來觀察，怎么也不為下層人設身處地著想，所以有人即使一只腳已經跨過了篱笆，卻不能移過第二只腳去。 可見人的天性就是這樣自私，以至只有經過外部的暴力才能實現這個轉變。塞万提斯就是這樣在奴役中形成的，陽思妥耶夫斯基就是這樣在苦役中形成的。在古拉格群島則是一下子在几百万人的頭腦和心靈上同時進行了這种試驗。 把几百万俄國知識分子投入這里并不是為了讓他們游覽參觀，而是讓他們變成殘廢，死亡，并且毫無回去的希望。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這么多老練的、成熟的、富有文化的人當真地而且永遠地陷于奴隸、囚徒、伐木工和礦工的境地。這樣，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在這樣的規模上）使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的經驗融合起來了！妨礙上層理解下層的一個很重要的、似乎是透明的但以前是不可穿越的壁障—一怜憫——消失了。怜憫曾是往昔的高尚的同情者（一切啟蒙作家！）們的推動力——怜憫也迷住過他們的眼睛。他們感到內疚，因為他們自己未能分擔厄運，由此之故他們認為自己更加責無旁貸，應當大叫大喊去揭發不公平現象，同時卻忽略了徹底去觀察下層、上層、所有人的天性。 只有群島的知識分子犯人才最終地失去了這种內疚感：他們完全分擔了人民的厄運！俄國的有文化的人只有現在（如果他超脫了本人的痛苦）才能從里面來描寫農奴——因為他自己也成了農奴！ 但是現在他已經沒有了鉛筆、紙張、時間和柔軟的手指。但是現在看守抖摟他的東西，查驗他的消化道的人口和出口，而契卡行動人員則查驗他的眼睛。 上層和下層的經驗融合起來了——但是融合了的經驗的代表者卻死去了…… 前所未有的哲學和文學還在誕生時就這樣葬身在群島的鐵殼下了。 在文教科的常客中，為數最多的是業余文娛活動的參加者。這個職能——指導業余文娛活動，仍留給了老朽的文教科，像它年輕時所擔負的一樣。在個別島嶼上，業余文娛活動的產生和消失好似來潮和退潮，但不是像海潮那樣合乎規律的，而是突發性的，出于一些領導上知道而犯人卻不知道的原因，也許是文教科長半年一次要在總結報告中寫進點什么東西，也許是上面的什么人要來。 在荒僻的勞改點上是這樣做的——文教科長（在營區里通常見不到他的影子，老是由犯人擔任的教育員代替他轉來轉去）把手風琴手叫來，對他說： “听著。搞起個合唱隊來！一個月以后就得給我演出。” “首長公民，我可不識譜呀！” “你要他媽樂譜有啥用？你拉一首大家都熟的歌，別人跟著唱就行了！” 于是宣布組織班子，有時与戲劇小組一起搞。在什么地方排練呢？文教科的房間派這种用場嫌小，需要寬敞一些，而俱樂部禮堂當然是沒有的。一般派作這种用場的是勞改營的食堂——那里永遠被爛菜場的蒸气、腐爛的蔬菜和煮熟的鱔魚的气味熏得惡臭難聞。食堂的一面是廚房，另一面——或者是固定的舞台或者是臨時搭的木板台。晚飯后合唱隊和戲劇小組就聚集在這里（環境——如A·格-曼畫的圖中所見。只是畫家畫的不是本營的業余文娛活動，而是外來的文化宣傳隊。現在收拾起最后一些碗缽，把最后几個垂死的犯人赶走——就要放進觀眾來了。讀者自己可以看到，那几個農奴女演員們有多少快樂的表情）。 用什么東西招引犯人來參加業余文娛活動呢？在營區里的五百人中，也許有三四個真正的歌唱愛好者——那么合唱隊由誰來組成呢？合唱隊中的相會對男女混合營區說來就是主要的誘餌！被任命為合唱隊指揮的A·蘇濟覺得奇怪，他的合唱隊怎么會那樣漫無節制地膨脹起來，以致一支歌也不可能徹底教會——一批批新的參加者紛至沓來，他們一點沒有嗓子，從來也沒有唱過歌，但都要求參加。拒絕他們，不考慮剛剛蘇醒的向往藝術的志趣將會是多么殘酷！然而，一排練起來，合唱隊員就少得多（原因是：允許業余文娛活動參加者熄燈后兩個小時內在區內走動——去參加排練和從排練歸來，這兩個小時被他們用來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出現這類事情也沒有什么稀罕的；在音樂會正要開始前，把合唱隊中唯一的男低音解送出營（解送的事与喜樂會不屬同一部門管轄）；文教科長把合唱隊指揮（就是那個蘇濟）叫去說： “你出了力——我們很贊賞，但是我們不能讓你到音樂會上出面，因為五十八條犯人無權指揮合唱隊。所以請你給自己培養一個副手：揮揮手——而不是使嗓子，好找。” 對于某些人說來，合唱隊和戲劇小組不光是聚會地點——而且還是生活的某种仿制品，或者不是仿制品，而是一种提醒，生活畢竟還存在，一般說——還存在……瞧，從倉庫里送來了糧食袋上弄下來的褐色粗紙，發給大家抄寫角色台詞。傳統悠久的劇院工作程序呀！還有角色的分配呢！還有考慮誰將和誰在戲里接吻呢！誰穿什么！怎樣化裝！看起來將多么有趣！在演出的晚上還可以拿起真正的鏡子，看到自己穿著真正的自由人的連衣裙，兩頰上還有紅暈。 幻想起這一切來是很有趣的，但是，我的天哪——劇本！這是些什么劇本呀！這些專用集子，上面打著“只供古拉格內部使用！”的戳子。為什么——只供？為什么不是除自由人外在古拉格也可使用，而是——只在古拉格……？這意思就是，那里全是些胡說八道的東西，這是喂豬的泔水，在外面沒人喝它，那就倒到這里吧！這是最愚蠢最平庸的作者給自己的最卑劣最荒唐的劇本找到的出路。誰想要上演契柯夫的輕松喜劇或者別的什么東西——可是往哪里去找到這种劇本呢？全村的自由人家里都沒有這种東西，勞改營的圖書館里有高爾基的書，但它的好多頁被撕下來卷煙抽了。 在克里沃舍科沃勞改營里，文學家H·達維堅科夫湊集了一個戲劇小組。他不知從哪里弄來了一個不平常的小劇本：寫拿破侖在莫斯科（大概能夠上拉斯托普欽伯爵的布告的水准）！分配了角色，勁頭十足地投入了排練——好像，有什么能妨礙演出呢？主角由過去的女教師季娜扮演，她是因留在淪陷區而被捕的。演得很好，導演也很滿意。突然，在一次排練時出了亂子：其余的婦女起來反對季娜演主角。事件本身是傳統性的，導演本可應付過去。但婦女們叫嚷的是：“角色是愛國的，可是她在占領區跟德國人……！滾開，毒蛇！滾開！德國人的臭……，趁著還沒有把你踩爛！”這些婦女是社會親近分子，也許還有五十八條的，只是沒有触犯叛國罪那個分條。是她們自己想出來的，還是行動科教唆她們的？但是身上背著那個條文的導演不能為女演員辯護……于是季娜就大哭著走掉了。 讀者將會同情導演？讀者會想，戲劇小組陷入了絕境，現在讓誰去演女主角呢？哪有時間去教她呢？可是，對于契卡行動科說來，是不存在絕境的！他們能系鈴——他們也就會解鈴！過了兩天，達維堅科夫本人也戴上手銬被帶走了：因為企圖把什么書寫的東西（又是大事記？）傳遞到區外去，將進行新的偵查和審判。 這是——關于他的勞改營回憶。從另一方面偶然查明，利·科·楚科夫斯卡虹一九三九年在列宁格勒排隊探監時認識了科里亞·達維堅科夫，他在葉若夫時期結束時被普通法院宣判無罪，而他的同案人對·古米廖夫仍繼續坐牢。沒有恢复這個年輕人在學院的學籍，而是把他送進了軍隊。一九四一年在明斯克附近他當了俘虜，從德國的俘虜營中逃到了……英國，在那里他用筆名（為了保護家屬）刊印了一本關于自己一九三八年在列宁格勒坐牢情形的書（應當認為，那些年代對蘇聯盟友的熱愛妨礙了英國讀者理解這本書的內容）。后來這個人就被遺忘了，湮沒了。但是我們的人沒有忘記。他在西方戰線參加國際反法西斯旅作戰。戰后被劫持回到蘇聯，判處了槍決，后來改判為二十五年。顯然、由于再一次的勞改營內案件，他得到的是槍決，而已經不是改判的刑期（承蒙一九五0年一月的法令給我們恢复了死刑）。在一九五0年五月，達維堅科夫從勞改營監獄里寄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封信。請看從信中摘錄的几句話：“把我在這些年代的難以置信的生活描寫出來是不可能的……我抱著另一個目的：十年內我做了一點事；散文當然已經全部喪失了，詩還留著。我几乎還沒有向任何人讀過——沒有可讀的人。我回憶起我們在五角……旁度過的夜晚……我設想這些詩應當落到……你的机智靈巧的手里……請讀一讀，如果可能，請保存下來。關于未來，如同關于過去一樣——無一言可說，一切都完了。”這些詩在利·科那里完好地保存下來了。我多么熟悉（我自己也這樣寫過）這种小字——三十來首詩寫在一張兩面的練習本紙上——小小的地方要放進多少東西去呀！應當想象到生命本目的這种絕望：在勞改營監獄里等待死亡！他把自己最后的無望呼聲托付給了“小道”郵局。 我不需要干淨的內衣， 請不要把門打開！ 我大概真的是， 一只可惡的野獸！ 我不知道怎樣對待， 怎樣把你： 像鳥一樣歌唱，像狼一般嗥叫， 怒吼或者狂喊？…… 因此，不需要指定什么人去演主角！拿破侖不會再次受到嘲弄，俄羅斯的愛國主義不會再次受到頌揚j戲根本不會演出。合唱也不搞了。音樂會不開了。這樣，業余文娛活動就進入了退潮。晚上在食堂里的集合和幽會終止了。直到下一次來潮。 它就這樣像抽風似地活著。 有時，一切都已經排練好，所有的參加者都完整無缺，在音樂會前誰也沒有被捕，但是北鐵勞改營文教科長波塔波夫少校（科米族人）拿起節目單看到：格林卡的《怀疑》。 “什么——什么？怀疑？不許有任何怀疑！不一不，你們求也沒用！”——說著就親手把它勾掉了。 而我卻想要念我心愛的恰茨基“的一段獨白——“但法官是誰？”我從童年時代起就已習慣念這段獨白——而且純粹是從朗誦的角度去評价它的，我沒有發覺它會有諷今的意味，我連想都沒有這樣想過。但是事情沒有發展到把“但法官是誰？”寫上節目單并被他們勾掉的程度——文教科長前來觀看排練，听到下面這一句就已經跳了起來： “他們對自由生活的敵意是毫不妥協的。” 當我念到： 一請向我們指出，祖國的父輩們在什么地方…… 莫非是這些明搶暗奪罪行累累的人們？……” 他頓著腳做著手勢，要我立即從台上滾下來。 我在少年時代几乎當了演員，只是因為嗓音太弱才沒有當成。現今在勞改營里我不時參加演出，力求在這短暫的、不真實的忘怀中恢复一下精神，就近看看被演出激奮的女人的面孔。當我听到古拉格系統里存在著由犯人組成的脫產的專門戲班子——真正的農奴劇院！——就渴望能進這种班子去，借以使自己得到解救并輕松地喘喘气。 在每個省勞改營管理局屬下都有農奴劇院，在莫斯科甚至有好几個。最著名的是——內務部上校馬穆洛夫的霍夫林諾農奴劇院。馬穆洛夫死死釘住不讓一個在莫斯科被捕的知名演員從紅普列斯尼亞遞解監獄漏出去。他的代理人還到其他的速解站去搜索。他就這樣在自己手下湊成了一個大話劇班子和初具規模的歌劇團。這是這位地主引以自豪的東西——“我的劇院比鄰居的好！”在別斯庫德尼科沃勞改營里也有一個劇院，但遠遜于此。地主們帶著自己的演員彼此往來作客，借以炫耀。在一次演出時，米哈伊爾·格林瓦爾德忘記了用什么調來為女歌手伴奏。馬穆洛夫當即給了他十晝夜的冷禁閉室，格林瓦爾德在那里得了病。 在沃爾庫塔、諾里爾斯克、索利卡姆斯克，在所有的古拉格的大島嶼上，都有這樣的農奴劇院。在那里，這些劇院几乎成了城市劇院，差點儿成為模范劇院，它們在城市的劇場里為自由人演出節目。在頭几排位子上坐著當地內務机關的大頭頭和他們的太太，帶著又好奇又不屑的神色瞧著自己的奴隸們。押解隊員則帶著自動步槍坐在幕后的包廂里。演出后，贏得掌聲的演員被運回勞改營，犯有過錯的，則送進禁閉室。有時連掌聲也不讓享受一下。在馬加丹劇院里，遠北建設總局局長尼基舍夫中途制止當時頗有名聲的歌唱家瓦季姆·科津向听眾還禮：“夠了，科津，沒有什么可點頭哈腰的，走！”（科津企圖上吊自殺，被人從繩索上救了下來。） 在戰后年代有許多知名演員通過了群島，除利津外，還有：電影演員托卡爾斯卡妮、奧庫涅夫斯卡啞、卓婭·費多羅娃。對于魯斯蘭諾娃的被捕入獄，群島上一度議論紛紛。關于她在哪些遞解站上蹲過，被送進了哪個勞改營，傳聞互相矛盾。有人擔保說，她在科雷馬拒絕唱歌，而在洗衣房工作。我不知是否屬實。 列宁格勒人的崇拜偶像，男高音歌唱家佩奇科夫斯基戰爭初期在盧加附近的自己的別墅里陷入了占領區，后來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為德國人舉行過音樂會（他的妻子，鋼琴家，當即就在列宁格勒被捕，死于雷賓斯克勞改營）。戰后，佩奇科夫斯基因叛國罪得到了十年，被送進伯朝拉鐵路勞改營。在那里，長官把他像名人一樣養著：住在單獨的小房間里，配備兩名勤務員，給他的配給口糧中包括黃油、生雞蛋和熱葡萄酒。他常到勞改營長夫人和管理主任夫人處作客吃飯。他在那里演唱，但据說有一次他造了反：“我是為人民而不是為契卡人員歌唱的。”——于是就落入了明斯克特种勞改營（刑滿后他已經高攀不上列宁格勒以往的那种音樂會了）。 在湊集莫斯科民兵隊伍時對著名的鋼琴家托皮林也沒有留情，讓他拿著一支一八六六年的別旦式步槍走進了維亞茲馬包圍圈產但是，在被俘期間，集中營司令官，一個熱愛音樂的德軍少校怜憫了他，幫助他取得東部勞工的身份，從而開始了音樂會演出活動。為此，托皮林當然在我們這里得到了標准的十年（從勞改營出來以后他沒有重新爬起來）。 住在“水兵的安宁”大街、經常到各勞改點演出的莫斯科勞改營管理局歌舞團突然臨時調到我們卡盧加關卡勞改營來了。多好的机會呀！我現在要同他們拉上關系，我現在可以擠到他們那里去了！ 哦，多么奇怪的感覺！在勞改營的食堂里觀看當了犯人的職業演員的演出！哄笑，微笑，歌唱，白色的連衣裙，黑色的常禮服……但是——他們的刑期多長？他們是按什么條文判刑的？演女主角的是女賊？或是触犯了“大眾化”的五十八條的？演男主角的是犯了行賄罪的？或是“八七”犯？普通的演員一般只有一次再現：即再現劇中人，而這里的演員則需要做雙重表演，兩次再現，先是把自己扮演成自由演員，然后才是扮演劇中人。犯人演員背負著監獄的重壓——他意識到他是農奴，首長公民明天就可能因他演得不好或和另一個農奴女演員的關系而把他關禁閉，送到伐木場或發配到万里迢迢的科雷馬。除了背著這一個沉重的磨盤，犯人演員還和自由演員一樣忍受著另一個重壓，那就是硬讓一些空洞無物的所謂戲劇和無生命力的思想的机械宣傳破坏性地通過自己的肺葉和喉管。 歌舞團的主要女演員尼娜·B是触犯了五十八條一10而被判了五年的。我們很快發現有一個共同的熟人——莫斯科文史哲學院藝術學系的教師，教過她也教過我。她沒有讀完大學，現在還很年輕。她濫用女演員的特權，用化妝品和那些可厭的棉墊肩破坏著自己的外貌，當時在外面所有的婦女都用這种棉墊肩把自己搞得丑陋不堪，而土著婦女卻避免了這种遭遇，她們的肩膀只因抬擔架而發達起來。 在歌舞團里，尼娜像任何主要演員一樣，有一個情人（大劇院的舞蹈演員），但還有一個戲劇藝術上的教父——奧斯瓦爾德·格拉祖諾夫（格拉茲涅克），瓦赫坦戈夫劇院最老的演員之一。他和他的妻子都曾被（也許是自愿被）德國人在伊斯特拉附近的別墅里抓住。三年戰爭期間他們是在自己的小祖國里加市度過的，在拉脫維亞的劇院里演出。我們的軍隊來到后，兩人都按背叛大祖國的罪名得到了十年。現在兩人都在歌舞團里。 伊佐利達·維肯季耶夫娜·格拉茲涅克年紀大了，跳舞已感到困難。我們只見過她表演過一個對當J戈顯得不平常的舞蹈節目，這舞蹈我想稱之為印象主義的，但我怕行家們不會同意。她穿著閃著銀光的緊領口的深色服裝在半明半暗的舞台上跳舞。這個舞蹈給我印象很深。大多數現代舞蹈無非是顯露女人的肉体。而她的舞蹈則好似某种神秘精神的顯示，某种与她對靈魂不滅的堅定信仰相呼應的東西。 過了几天，像群島上准備起解時歷來所做的那樣，伊佐利達·維肯季耶夫娜偷偷摸摸地被提走起解了，使她离開了丈夫，不明去向。 這在過去的農奴主身上說來是殘忍和野蠻：拆散農奴農庭，把夫妻分開賣掉。因此他們受到了漢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列斯科夫的譴責，遭到了万人的咒罵。而在我們現在，這不是殘忍，這不過是一种合理的措施：老太婆抵不上口糧的价值，白占了編制名額。 奧斯瓦爾德在老伴起解的那一天來到了我們的（畸形人的）房間，眼光茫然若失，靠在他那柔弱的養女肩上，好像只有她一個人還支撐著他。他處于半喪失理智的狀態中，令人擔心他會自殺。他低著頭，一言不發。然后逐漸說起話來，他回顧了自己的一生：不知為什么建立了兩個劇院，為了藝術，他好几年留下妻子一個人過日子。要是能夠，他現在真想按另一個樣子過這一生…… 我栩栩如生地記住了他們的形象：老人把手放在姑娘的后腦上把她貼在自己胸前，她一動不動地站著，在他的手臂下同情地望著他，竭力克制住不哭出聲來。 咳，有什么可說的——老太婆抵不上自己的口糧的价值嘛…… 不管我盡了多大努力，我還是沒有能夠進那個歌舞團。不久，他們离開了卡盧加關卡勞改營，我也就不知他們的下落了。一年后，我在布蒂爾卡听到了一個傳聞，說他們坐著卡車去作例行的演出時撞了火車。我不知道那里有沒有格拉茲涅克。以我自身而論，我再一次确信，天意是不可測的。我們自己永遠也不知道我們想要的是什么。一生中我已經有多少次竭力去爭取我并不需要的東西，并為受到挫折而絕望，而這种挫折實際上倒是走運。 我与阿涅奇卡·布列斯拉夫斯卡婭、舒羅奇卡·奧斯特列佐娃和廖瓦·格-曼一起留在卡盧加的默默無聞的業余文藝小組里。在我們被解散赶走以前，我們上演過一些節目。我參加這种業余文娛活動，現在回想起來認為是精神上的軟弱，是屈辱。一個小小的中尉米羅諾夫星期日的晚上在莫斯科找不到別的娛樂，可以醉醺醺地來到勞改營里下令：“過十分鐘我要看演出！”演員們從被窩里被提了出來，從勞改營的爐子旁拉走（有人在那里心醉神迷地用小鍋煮著什么東西）——過一會我們就在燈光通明的舞台上，對著只坐著一個傲慢愚蠢的中尉和三名看守的空曠的大廳，唱歌、跳舞、演戲。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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