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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群島上著的外表上很單調的生活，似乎是最容易、最簡單不過的。但同時也很難。這跟介紹任何其他生活一樣，需要講出一個早晨到一個早晨，一個冬天到一冬天，生（初進勞改營）到死（死亡）之間的全過程。還要把一切大大小小的島嶼都包括進去。 當然沒有人能把這一切囊括無余，況且寫成大本大本的東西，讀起來怕是很枯燥的。 土著們的生活，無非是勞動，勞動，勞動；無非是饑餓，寒冷，耍滑，藏好。誰沒本事推開別人而把自己安置到一個舒服的崗位上去，這個勞動對他說來就將是所謂的一般勞動，也就是在地上建起一個社會主義，而把我們自己赶進地下去的那种勞動。 “一般勞動”的工种是數不盡說不完的，沒人有那么長的舌頭。推手車（“OCO型机械，兩根車把，一個輪子”）。抬擔架。光著手卸磚（手指很快磨掉皮）。用背架馱磚。露天采石、挖煤、取土、取沙。用丁字鎬刨出六方金礦石并且運到篩礦机旁邊。或者單純刨土，啃地皮（多石的土壤，并且是在冬天）。在地底下挖煤，挖金屬礦——鋁礦、銅礦。還可以粉碎銅礦石（嘴里感到甜滋滋，鼻孔滴水）。可以用雜酚油浸枕木（和自己的身体）。可以開鑿鐵路隧道。舖路基。可以站在齊腰深的泥水里從沼澤里采泥炭。可以熔煉礦石。可以澆鑄鋼水。可以在水淹的草場的土丘上割草（腿肚子以下胜在水里）。可以當飼養員、赶車的（并且從馬料袋偷燕麥放進自己的鍋里。馬是官家的，填一肚子草也許撐得住，要死就死它的！），或在勞改農場里操持一些農活（這是頂好的勞動：從地里總能給自己扒拉點什么出來）。 但是万物之父仍是我們有著真正黃金般樹干（從那里頭能采到金子）的俄羅斯森林。群島各工种里資格最老的就是伐木。這個工作什么人都要，什么樣的人都能安排，連殘廢人也不拒絕（派沒有雙手的人以三人為一組去踩平半米厚的積雪）。積雪有胸口那么深。你是代木工。第一步，你自己先把樹干周圍的積雪踩乎，把樹干放倒。然后，你費勁地在積雪里來回走動，把技杈全砍光（還得先伸手到雪里摸到樹杈，再想法用斧子夠到它們）。然后仍在這一片松軟的積雪里把一根根樹枝拉扯到一起，集成堆，一堆一堆地燒掉（它們光冒煙，不熱火）。現在，你要按規定的尺寸，把原木鋸斷，碼垛。一人一天的定額是五方，兩人十方。（在布列波洛姆是七方，但是還必須把根部的粗短原木劈成兩半。）這時候你的手臂已經舉不動斧子，你的兩條腿已經挪不動地方。 在戰爭年代（在吃戰時伙食的條件下），勞改犯們把干三個星期的伐木活叫做“乾槍斃”。 你會恨這些森林，恨詩歌和散文中歌頌的這种大地上的美景。當你走進青松或白樺林的遮天的穹隆，便會感到嫌惡的顫栗。過后几十年，你一合眼仍會見到云杉或白楊的粗短原木，你扛著一頭，另一頭拖在地上，運向几百米以外的火車車皮。你陷在雪里，你摔倒，但仍死死地抱著它不放，因為你知道，一旦滑脫，再也不會有力量從雪堆里把它扛起來。 俄國的苦役勞動有好几十年是受《建筑工程規范匯編》的約束的，這是一八六九年為自由人制定的法規。分派工作時要考慮：工人的体力和熟練程度。（今天的人能相信這种事嗎？！）規定的工作日是：冬季七小時（！），夏季十二個小時零五分。在嚴酷的阿卡圖依苦役監獄（雅庫博維奇，一八九），除了雅庫博維奇，所有的人都能輕而易舉地完成勞動定額。那里的夏季工作日，包括走路在內，才八個小時，從十月起縮短為七小時，冬天只有六個小時。（這還是在爭取普遍八小時工作制的任何斗爭之前！）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呆過的鄂木斯克苦役監獄，任何一個讀者都能很容易判明，那里干脆是在吃閒飯。勞動輕松愉快。獄方甚至讓他們穿上白色亞麻布衣褲！請問還能怎么樣？我們的勞改營里有這么一句話：“簡直能縫個白領口啦！”意思是勞動太輕松啦，簡直等于沒事可做啦。可是人家連衣裳都是白的。“死屋”的苦役犯們下工以后還在監獄大院里長時間地遛彎。說明他們并沒有累得半死不活！其實，書刊檢查机關不想讓《死屋手記》出版，是因為擔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寫的生活之輕快不利于阻止人們犯罪。于是陽思妥耶夫斯基專為檢查机關補寫了一些新篇章，指出苦役生活畢竟是艱苦的！在我們勞改營里只有雜役才在星期天退遛彎，連他們也覺得不好意思。沙拉莫夫在《馬麗亞·沃爾康斯卡啞手記》里還發現，給涅爾琴斯克的十二月党人規定的勞動定額是：一天一人開采和裝運三普特礦石（四十八公斤！一次可以抬得起來的！）。然而給科雷馬的沙拉莫夫規定的可是八百普特。啊！沙拉莫夫的書里還說，有時候他們的夏季工作日長達十六小時。不知道十六小時是什么味道，但十三小時的滋味許多人都嘗過。卡爾拉格的土方工程、北方的各伐木場，都是如此。這里說的是純勞動時間，進林子的五公里和回來的五公里走路時間不算在內。其實工作日的長短有什么可爭的，要知道勞動定額比工作日長短高一級。作業班如果完不成定額，只有押解隊按時換班，干活的人們仍留在森林里，在探照燈下勞動通宵，天亮前才能回營。把晚飯和早飯合并在一頓吃掉，又得進林子。 這些情形現在已經沒有人能細說了，他們已經死絕了。 提高定額并且證明它可以完成，還有另一种辦法：气溫降到五十度以下，勞動日按規定可以注銷，帳面上記載的是：犯人本日未出工。但實際仍把他們赶出去勞動。把這樣的日子里從他們身上榨的油水往其他天數的帳上一分攤，便提高了百分數。（熱心效勞的衛生所自然會把在這种气候下凍死的人借其他原因銷帳。返營途中走不動路留下的，扭傷了腿在地上爬的，押解隊一律就地結果，免得他們利用回來接他們之前的時机逃跑。） 干這樣的活，給他們吃的是什么？一鍋白水，倒進去一些不去皮的小土豆，這算是好的，否則就是黑甘藍、糖羅卜纓子以及各种該扔進垃圾桶的東西。再就是箭笞豌豆、麥麩子，這些東西舍得。（在缺水地區，如像卡拉干達附近的薩馬爾卡勞改點，菜湯剛夠每人一天喝一缽，另外再發兩缸子苦澀的渾水。）好一點的，必定被長官們（見第九章）、雜役們、盜竊犯們偷去享用。炊事員都是嚇怕了的，全靠听話保著飯碗。葷油、肉類“代食品”（即非真的食品）、魚、豌豆、麥片等等，從庫房里倒是按一定數量領出來了，但能進大鍋的卻寥寥無几。偏遠地區的長官們連咸鹽都克扣下來留給自己腌菜用。（一九四0年科特拉斯一沃爾庫塔鐵路上發的面包和菜湯里都不摘鹽。）質量越差的食品，落到犯人嘴里的机會越多。有時能吃到累死的馬肉，盡管嚼不動，也算是一頓盛宴了。伊万·多布里亞克現在回憶說：“那時候，我的肚子里塞進過不少海豚肉、海象肉、海豹肉、紅魚肉，和別的亂七八糟的海洋動物的肉。（我插一句：在莫斯科卡盧加關卡監獄里我們也吃過鯨魚肉。）動物的糞便也嚇不著我們。至于柳葉菜、地衣、母菊——那更是最高級的菜肴。”（顯然這些是他自己采集來的野味了。） 按古拉格的定量本來就沒法讓一個在嚴寒中勞動十三小時、哪怕十小時的人吃飽。何況糧食里真正頂事的東西被偷光了，做到這點更是不可能。這時便向煮開的大鍋里插進了弗連克爾發明的撒旦的攪拌器：用一部分苦力的口糧去填飽另一部分苦力的肚子。鍋灶分成各种等級：凡完成定額不足百分之三十者（各勞改營標准不同）吃禁閉灶：一天三百克面包，一缽菜湯；完成百分之三十至八十者吃懲戒灶：四百克面包，兩缽菜湯；完成百分之八十一至一百者吃生產灶：五百一六百克面包，三缽菜湯；再高就是突擊工作者灶，那也有差別：面包七百一八百克，外加稀粥一至二份，獎勵菜一份——一個又黑又苦的黑麥面做的豌豆陷包子。 為了獲得這點抵償不了体力消耗的稀湯寡水，人們拼死拼活，耗盡体力。突擊工作者和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比裝病不上工的人早入土。老勞改犯都懂得這個，他們說：“宁愿你少給我一勺粥，只要別叫我去上工！”如果攤上這樣的好事——因為沒衣裳穿而允許你躺在舖上不起來，那你就能穩拿六百克的“保證”口糧。可如果你領到了一身“當令”（這是有名的古拉格用語！）的服裝，上了運河工地——哪怕你在凍得硬梆梆的地面上把大錘打成了椎子，頂多能混上三百克面包。 但是留不留在舖上由不得犯人啊……為了不落到最后，還要跑步去接班。（有一陣在某些勞改營里落在最后是要槍斃的。） 當然，伙食不是各地都這么坏，也不是一貫如此。但是在戰時的克拉斯拉格，以上所說是典型的數字。當時沃爾庫塔礦工口糧大概是全古拉格最高標准（因為英雄的莫斯科靠他們的煤炭取暖）：在井下完成定額百分之八十或在井上完成定額百分之百，給面包一公斤零三百克。 可是革命前呢？——陰森恐怖殺气騰騰的阿卡圖依，不勞動（“躺在舖上”）的日子，發給二點五俄磅（一公斤！）面包和三十二“佐洛特尼克”（一百三十三克！）肉類。勞動的日子發給三俄磅面包和四十八“佐洛特尼克”（二百克！）肉類。不比我們前線陸軍口糧標准還高嗎？那儿的囚犯把成桶的菜湯和麥粥倒給看守員喂豬。雅庫博維奇連蕎麥稀飯（！——古拉格可沒見過這東西！）都覺得“味道惡劣得難以形容”。陽思妥耶夫斯基書里的苦役犯也從未受到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的威脅。如果鵝群（！！）在他們監獄的院子里（“在營區里”）大搖大擺地走過，而囚犯并沒有扑上去扭斷它們的脖子，那還有什么好說的？阿卡圖依監獄里，面包擺在桌子上隨便吃，早誕節還發給每人一俄磅牛肉，摻在粥里的黃油是不限量的。沙皇時代在薩哈林島上挖礦和修路的囚犯在勞動最緊張的月份一天能領到：面包四俄磅（一公斤零六百克！），肉四百克，麥片二百五十克！一絲不苟的契柯夫還考察過這樣的定量是否真的夠吃，或許由于烘烤和烹調質量的低劣實際是不夠吃的？如果他朝我們蘇維埃的干苦力的囚犯們的缽子里瞧上一眼，恐怕當下就會魂飛魄散。 本世紀之初有什么人能想象“過三、四十年以后”不僅在薩哈森一個島上，而且在整個群島上，人們會巴不得吃到一塊更濕粘、肮髒、夾生、摻雜了鬼知道什么東西的面包呢！七百克這种玩藝儿竟能成為叫人眼紅的突擊工作者口糧？！ 不，還有更甚于此的！全俄國的集体農庄庄員們對這樣的囚犯口糧也還羡慕呢！——“我們鄉下連這都沒有！……” 連沙皇時代的漢爾琴斯克礦場對于超過官家定額（它向來是适中的）的全部勞動成果都付給額外報酬。而我們的勞改營在群島出現以來的大多數年份對勞動成果分文不付，或者付給只夠買肥皂、牙粉的報酬。僅在個別勞改營，而且是在不知為什么實行了經濟核算制（把真實工資的八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撥給犯人）的那個短暫時期，犯人能買一點面包、肉和沙糖。忽然你能看到這樣的怪事：食堂桌上剩下一小塊面包皮，過了整整五分鐘還沒有人伸手去拿。 我們的土著的衣著如何？ 所有的群島都像個群島的樣子：碧波蕩漾，椰林叢生，島上的行政當局不必為島民的衣著花錢——他們是赤腳的，也差不多是赤身的。而我們的群島實在該死，根本想不出它在炎熱的陽光下是什么樣子：它永遠是雪蓋冰封，暴風雪永遠在它的上空怒號。所以還得給這無底洞似的全部一千至一千五百万囚犯穿衣和穿鞋。 幸好他們是在群島境外出生的，來到這里已經不是一絲不挂。可以讓他們穿原來的——准确些說，是社會親近分子扒剩下的。只需要撕下一個小方塊，作為群島的記號，正如剪掉綿羊一只耳朵上的毛作為標記一樣。在軍大衣的下擺上剪一個斜邊，從布瓊尼軍帽上剪掉頂尖，恰好在腦門上做一個通風口。可惜從外面穿來的衣服不是永恒的，鞋襪在群島的樹樁和土墩上一星期就磨爛。所以仍不得不供給土著們衣服，盡管他們付不出服裝費。 這一切有朝一日會出現在俄羅斯的舞台上！銀幕上！前后身是一种顏色而袖子是另一种顏色的外套，補丁撂補丁已經看不出原來底子的上衣，“火苗”上衣（破布條耷拉著像火苗）。或是用包裹皮補的褲子，在補丁的一角上，很長時間以后還可以讀出用化學鉛筆寫的地址嚴 腳上穿的是久經考驗的俄國式樹皮鞋，只是缺少跟它們配套的好包腳布。也許是用鐵絲或電線直接綁在光腳丫子上的一塊汽車外帶（窮人有窮辦法……）。也許是用破棉背心縫成筒子、用一層氈子加一層橡皮做成底子的“氈靴”。 “獨勞點”點長清早在大門口听見犯人們喊冷，使用古拉格式的俏皮話回答他們： “你們沒瞧見，我的鵝整個冬天都光著腳走路，一點不嫌冷，當然腳丫子是紅了。可是你們都穿著套鞋呢。” 此外在銀幕上還將出現勞改犯的黑灰色的面孔，流淚的眼睛，發紅的面頰。長著膿包的慘白干裂的嘴唇。長久不剃的斑白毛發的硬茬。為了過冬而縫上兩個耳罩的單薄的鴨舌帽。 我認出來了！這是你們，我的群島的居民！ 但是不管工作目有多少小時，苦工們總有回到工棚的時候。 工棚？可有的地方卻是地屋。北方更多的是……帳篷，固然是胡亂地圍了一圈薄板，四周填了土的。經常是以煤油燈代替電燈，有時竟以松明子照明，或用泡過魚油的棉花捻子。（在烏斯特維姆有兩年沒見過煤油，連指揮部的工棚里都用從食品倉庫里取出的食用油照明。）現在我們就在這凄涼的燈光下看看這敗坏的世界吧。 兩層的板舖，三層的板舖，還有所謂“小車廂”，那已經算奢侈的標志了。床板多半是光光的，上面一無所有。某些派遣點里偷風太盛，所以什么公物也不發到犯人手里，自己的東西也不能在工棚里留著：小鍋、菜缸之類上工時都得隨身帶著（連背囊都得扛上，背著它挖土），有被子的，要卷成圓圈套在脖子上（好鏡頭！），或者送到有人警戒的工棚里托認識的雜役照看。白天工棚里空蕩蕩，好像沒人住。勞動時穿濕的衣服睡覺前要能送去烘干多好（還有烘衣室呢！），可是不穿衣裳躺在光板上非凍僵不可！還是讓它在自己身上烘干吧。半夜里男人的帽子或女人的頭發能在帳篷布上凍住。連樹皮鞋也得藏在腦袋底下，以免被人從腳上扒走（布列波洛姆，戰時）。工棚當中有一個挖了窟窿當爐子使的汽油桶，如果能燒紅，使整個工棚彌漫著包腳布味的蒸气，就應該謝天謝地，可是有時候濕劈柴在里面根本著不起來。有的工棚里各种害虫之多，即使一連用硫磺黃四天也無濟于事。夏天犯人們躲到營區內的野地上睡覺，臭虫也會跟蹤爬去，在那里找上他們。內衣里的虱子，犯人們吃完飯以后用小鍋煮掉。 這一切全是二十世紀才可能出現的事，這方面沒法和上一世紀監獄史籍對照：以前沒有寫過這類事。 上面的一切還需補充一個畫面：每個作業班的面包從切面包室用托盤運進食堂，需要該班派出身体最好的成員拿著棍子護送。否則就會被奪走，被人打倒在地，搶光就跑。還要補充一個畫面：從發包裹處領到包裹，一出門就被人打掉在地上，再加上經常擔心長官又取消假日。（“烏赫塔國營農場”還在戰前的一年就沒有給過一天公休日，戰時還有什么可說。人們不記得卡爾拉格從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有過一天公休。）在這些畫面之上還要徐一層反映勞改營生活的永遠不安定和痙攣似地變動的油彩：一會儿听說要轉押；一會儿真的被轉押（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苦役不知轉押為何物，人們在同一監獄里服刑十年，二十年，這完全是另一种樣子的生活）；一會儿又莫名其妙地突然搞一次“隊伍”調整；一會儿“根据生產需要”進行人員調動；一會儿是“体檢”：一會儿是清點財產；一會儿是要你們脫光衣裳、把你們的破爛家當再扯爛一次的夜間突擊搜查；還有五月一號和十一月七號前的徹底搜查（沒听說過上世紀苦役監獄里圣誕節和复活節前有這等事）。一個月還要進三次謀財害命的“洗澡”房。（為了避免重复，我不在這里寫了。沙拉莫夫的書里有詳細的介紹和研究，杜姆布羅夫斯基也有介紹。） 再就是永遠把你纏得牢牢的（對于知識分子是十分痛苦的）不能獨處的狀態，不能作為個人而只能作為作業班成員而生存的狀態，以及必須整天、整年、整個漫長的刑期按照作業班的需要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決定行事。 還要記住，上面說的一切都是就成立了不止一年的固定勞改營而言的。而勞改營總要在某時由某些人（除了我們這些倒霉蛋還有誰？）去開創：隊伍開入冰天雪地的森林，在樹干上拉一圈鐵絲网……有誰能活到第一批工棚的落成，他就會知道，工棚是蓋給警衛人員住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列紹蒂車站附近開辦克拉斯拉格的第一獨勞點（十年后發展到十七個），把二百五十名為穩定軍心而被開除軍籍的作戰士兵押到了這個地方。他們伐木、造木屋框，可是沒有蓋屋頂的材料，只好生起鐵爐子住在露天的屋子里。外地運來的面包凍成了石頭，用斧子劈開、砸碎、揉成細屑，一小把一小把地發給他們吃。另一樣食物是北鱒魚，咸得發苦，吃在嘴里火辣辣，只得吞一口雪壓下火燒似的感覺。 （緬怀衛國戰爭的英雄們的時候，請不要忘記這些人！……） 這就是我的群島的生活。 哲學家、心理學家、醫學家在任何地方也不能像在勞改營里這樣細致而大量地觀察人的智力和精神視野的縮小以及他向動物狀態下降的特殊過程，活著死亡的過程。但是心理學家們進了勞改營大部分顧不上觀察了：他們自己也落進了那條把個性溶化為糞土的水流。 在勞改營中安然無恙地活下來的党的正統派們如今向我提出立論高超的請問：“《伊万·杰尼索維奇的一天》的主人翁們的情操和思想是多么低下！他們哪里有受難者關于歷史進程的思考？滿篇是口糧啊！菜湯啊！要知道畢竟有比饑餓更難忍得多的痛苦！” 哦，有嗎？哦，更難忍得多的痛苦（正統思想的痛苦？）嗎？純正的正統派先生們，你們在衛生所和保管室里當然不知道饑餓！ 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就知道世界的主宰者是饑餓！（順便說一句，整個先進理論的基礎就是饑餓，就是饑餓的人們似乎必定會起來反對吃飽肚子的人們。）饑餓主宰著每一個挨餓的人，除非他有意識地找死。饑餓驅使誠實的人伸手偷竊（顧肚皮顧不了臉皮）。饑餓逼迫最無私欲的人嫉妒地望著別人的飯缽，痛苦地估摸著鄰人的口糧的分量。饑餓使人頭腦昏沉，除了吃的、吃的、吃的，不允許他注意別的，想別的，說別的。連睡覺也躲不開的饑餓：睡著了也在想吃，睡不著也在想吃，很快變得根本睡不著。過后再也填不飽的饑餓：人變成了一根直通的管子，吞進去的東西全部以原來的樣子從下面出來。 凡是有生命的東西，不排出廢料便不能生存。群島也如此，如果不把它的主要廢料——垂死者“排到底部，它便不能滋生蕃息。群島上建造的一切都是從垂死者（在他們變成垂死者以前）的筋骨中榨出來的。 俄國的銀幕上還應出現這樣的鏡頭：一群垂死者守候在廚房門口，他們以嫉恨的目光斜視著競爭者，等待著往泔水坑里倒垃圾。他們一擁而上，互相廝打，在坑里尋找魚頭、骨頭、菜幫子。一個垂死者如何死于這場爭奪；后來他們如何把這些垃圾洗淨、煮熟、吃光。（好奇心強的攝影師還可以繼續拍下去，讓觀眾看到在一九四七年的道林卡，從獄外運來的比薩拉比亞農婦們如何抱著同樣的意圖扑向已被垂死者們搜索過的溫水坑。）銀幕還將展現：住院部病床的被子下如何躺著一具具沒有散架的骨骼，它們如何几乎一動不動地慢慢死亡，接著便被抬出去。總的還可以讓觀眾看到人死得多么簡單：正說著話就沒聲了；正走著路就倒下了；“哆嗦一下就完事”。一個肥頭大耳的社會親近分子派工員如何拽著一個人的腳從舖上拖下來，要他去上工（翁日，努克沙勞改點）。那個人已經死了，腦袋略地一聲撞到地上。“臭肉，死球了！”派工員還嘻嘻哈哈地用腳踹他。（戰爭年代那些勞改點既沒有醫助也沒有衛生員，所以也沒有病人，誰要假裝病人，就由同伴們攙著進森林上工。他們隨身帶塊板子和繩子，以便往回拖死尸省勁。干活的時候把病人放在篝火旁邊，所有的人，包括犯人和押解隊，都希望他快死。） 銀幕無法反映的，將由緩慢而細心的散文為我們描寫出來。它能區別出各條死亡之路的微小差別。有的叫做坏血病，有的叫陪拉格（糙皮病），有的叫做營養不良症。咬一口面包留下血痕——是坏血病。下一步是牙齒脫落，牙齦潰爛，腿部出現潰瘍，肌肉組織整塊脫落，活人身上開始發出尸臭，兩腿因出現巨大腫塊而曲扭。住院處不收這樣的人，他們在營區里兩膝著地爬來爬去。面色變黑，像晒了太陽浴，皮膚剝落，劇烈腹瀉——這就是糙皮病。腹瀉總要止住才行啊，主辦法是一天吃三小勺白堊，据說如果飽飽吃一頓咸鯡魚，食物就能在腸胃里呆住。但是從哪儿去搞咸鯡魚？人一天比一天衰弱。塊頭越大，衰弱得越快。這個人已經衰弱到這個地步，連第二層板舖也爬不上去，連橫在地上的一根原木也跨不過去，需要用兩手抱起一條腿，或者四肢著地爬過去。腹瀉使人失去力量，失去對任何事物——其他人、生命、自己——的興趣。他變聾，變呆，失去哭的能力。把他綁在雪橇上拖著走的時候，他已不害怕死亡，他進入了听天由命的玫瑰色的境界。他跨越了一切界限，忘記了妻子儿女的姓名，忘記了自己的姓名。饑餓到瀕死狀態的人有時全身布滿帶著比針尖還小的膿尖的紫黑色豌豆狀的顆粒。臉上、手上、腿上、軀体上甚至陰囊上全有。全身疼痛難忍，一點不能碰。小膿包漸漸爛透，破裂，流出一股股像蛆虫一樣的稠糊的膿液。這個人就這樣活活地爛掉。 如果黑色的頭虱惊慌地在你板舖上的鄰居的臉上亂爬，這無疑問是死亡的跡象。 呸！多么自然主義！老講這些做什么？ 自己沒有遭過難的，自己殺過人的，或者剛剛洗手不干的，做出一副天真無邪的表情的，今天一般都對我這么說：“為什么要回憶這些？為什么要触痛舊傷痕（他們的傷痕！！）？” 列夫·托爾斯泰早已對比留科夫回答了這個問題（《与托爾斯泰的談話》）：“你不明白為什么要回憶嗎？如果我害過一場重病，治好了，根除了，我將永遠會高興地回憶這件事。只有當我的病情依然如故或日漸沉重，當我想欺騙自己的時候，我才不去回憶。如果我們回憶！日的暴行，敢于正視它，我們今日的新的暴行也將暴露無余”。 這几頁關于垂死者的介紹我想用H·K·F敘述的有關工程師列夫·尼古拉耶維奇（他的名字大約是為了紀念托爾斯泰吧）·E的情況來收尾。E可以算是研究垂死者的理論家。他發現，垂死者的生存方式是最方便的保命方式。 炎熱的星期天，在營區的一個偏僻角落里，E工程師以這种方式生存：一個人形生物坐在積著褐色泥炭水的大坑的斜坡上。大坑四周亂扔著鮮魚頭、魚刺、脆骨、面包皮、粥團、土豆爛皮，以及一些連名稱也叫不出來的東西。一塊鐵皮上生著的一堆篝火上吊著一只熏得烏黑的士兵小鍋。正在煮湯。好像行了！垂死者用木勺從小鍋里舀出黑乎乎的渾湯，就著土豆皮、脆骨、鮮魚頭之類喝下去。他非常非常緩慢而留意地咀嚼（垂死者們往往不咀嚼就匆忙吞咽，這是他們共同的不幸）。在遮蓋了脖子、下巴、面額的深灰色毛發中很難看出他的鼻子。他的鼻子和前額是蜡黃色的，有些地方的皮膚在脫落。眼睛滴淚，不斷地眨巴著。 發現外人靠近的時候，垂死者迅速收攏面前沒吃完的一攤東西，把小鍋緊抱在胸前，趴倒，象刺蝟一樣縮成一團。現在隨你打、推，他在地上一動不動，不走開，也不交出小鍋。 H·壓·V和气地對他說話，刺蝟稍稍放開了一點，知道不是來打他和奪小鍋的。接著他們就攀談起來。兩人都是工程師（H·I”是地質學家，E是化學家）。E地r開誠布公地談了自己的信念。他引用還沒有忘記的化學成分的數据，證明從廚房丟棄的廢物中照樣能攝取到全部必要的營養。需要的只是克服嫌惡感，以及竭盡全力從其中汲取養分。 大熱天E仍然穿著好几層衣服，而且其髒無比。（這里也有講究：已通過實驗判明虱子和跳蚤在很髒的衣服里不能繁殖，似乎也嫌髒。所以他的一件內衣甚至是從修理車間的擦机器市里挑出來的。） 瞧他的模樣：布瓊尼式盔形軍帽的尖頂變得像一截黑色蜡燭頭；軍帽上斑斑燒痕，大象耳朵似的油污的帽檐上，這儿沾著几根干草，那儿沾著几綹麻絮。外褂后背和側身扯開的布條像舌頭似地耷拉著。補丁，滿是補丁。半邊衣服蘸滿焦油。補里的棉花挂在下擺外面，像一圈流蘇。外褂的兩只袖子肘部以下全扯得稀爛，垂死者一抬手就好像蝙蝠展翅。腳上穿著用紅色的內胎粘的船形套鞋。 他為什么要穿得這么熱？第一，夏天短，冬天長，這一套行頭是為過冬准備的，可是除了穿在身上，還能在哪儿保存？第二，也是主要的，靠這些東西當護身、气墊，挨打不痛，腳踢、棍打都不落青傷。這是他唯一的防身手段。需要做的只是及時發現想揍他的人，及時趴下，把膝蓋縮到腹部保護起來，把頭窩到胸前，用穿著厚棉衣的手臂抱起來。人家只能打到他身上的柔軟部位。要想不被打得太久，就需要迅速地使打人者獲得胜利的感覺。為了這個目的，E學會了從挨第一下起就像小豬似的吼叫，盡管一點也沒覺得痛。（改勞營都有毆打弱者的嗜好。不僅派工員和作業班長如此，普通犯人為了獲得一次自己還不是最弱者的感覺也喜歡干這一手。既然人們不做出一些殘酷的事便不能相信自己有力量，又有什么辦法？） E覺得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完全合理的。再者，它不要求你玷污良心！對任何人沒有損害。 他指望能活到期滿。 對垂死者的訪問到此結束。 老科雷馬人托馬斯·斯戈維奧（在布法羅出生的意大利人）斷言：“最快變成垂死者的是知識分子；我知道的垂死者都是知識分子。我從未見到普通俄國農民變成垂死者的。” 這种觀察也許對；農民面前除了勞動沒有別的路，活命也是靠勞動，丟命也是因勞動。而知識分子有時除了當垂死者甚至像E，這樣編出一套絕妙理論之外，沒有別的自衛方法。 在我們這個光榮的祖國里，最重要和最勇敢的著作從不能被同代人讀到，從不能及時影響民眾思想（一類是因為遭禁止、遭迫害，不為人所知，另一類是因為受過教育的讀者們避之猶恐不及）。這還有什么奇怪？我寫這部書純粹出于義務感，因為太多的敘述和回憶匯集到了我手里，我不能任其泯滅。不敢期望我能親眼看到它在哪里出版，不大指望從群島帶回一把骨頭的人們有一天能讀到它，完全不相信它能在某些事物尚可糾正的期間內向人們說清歷史的真相。在這部書寫作最緊張的時刻，我受到生平最強烈的一次震動：惡龍突然出現，用長滿倒刺的血紅長舌舔走了我一部長篇小說和几篇舊作“，又暫時地隱到了幕后。但是仍听到它的呼吸，知道它的毒牙對准了我的脖頸，只是時辰未到。于是我怀著一顆破碎的心力求盡快完成這部研究，以期至少使它逃脫惡龍的毒牙。在那個早已不是作家的肖洛霍夫從一個作家們備受摧殘、橫遭逮捕的國度去領取諾貝爾獎金的日子里，我正千方百計躲開特務的盯梢，藏進一個隱蔽的地點，用我這支勞累過度的秘密的筆為完成這部書爭取時間。 我扯遠了，我原想說，在我國，最优秀的著作是不為當時人所知的。因此我很可能在徒勞地重复另一人已經秘密地寫出來的東西。如果我知道他的著作，本可把自己的書寫短一些。但是在七年的蒼白無力的自由時期，總算冒出來了一些東西。在黎明前的海洋中一個泅水者看到了另一個泅水者的頭，并向他發出了沙啞的呼喊。這樣，我發現了沙拉莫夫的六十篇勞改營小說以及他對刑事慣犯的研究。 我想在這里聲明，除了某些局部性問題，我倆對群島的看法從未發生過分歧。我們對土著生活的評价基本一致。沙拉莫夫的勞改營經歷比我苦，比我長。我怀著敬意承認，是他，而不是我，触及了勞改營生活把我們一切人拖入的那個獸性和絕望的深淵的最底層。 然而這并不能阻止我在我們的分歧點上對他進行反駁。其一就是對勞改營衛生科的看法。沙拉莫沙談到勞改營的每一項設施都是深惡痛絕的（很對！），只對衛生科做出偏袒的例外。他支持，如果不是制造，關于做好事的勞改營衛生科的奇談。他斷言勞改營里所有人都跟犯人作對，只有醫生可以幫助他們。 但是可以幫助并不等于真的幫助。工地主任、定額員、會計。保管員、炊事員、值日員、派工員等等，如果樂意，也可以幫助。但真有那么多人幫助嗎？ 一九三二年以前，勞改營醫務部門還隸屬衛生人民委員部，那時候的醫生可能真的是醫生。一九二二年這個部門完全由古拉格接管，它的任務變成幫助壓迫犯人和充當掘墓人。把個別好心醫生做的好心事放到一邊不說，如果勞改營衛生科不為共同目標服務，誰會讓它在群島上呆著？ 一個垂死者因拒絕上工而遭管理員和作業班長毆打，打得他像狗似地舔著傷口，躺在禁閉室里兩天不省人事（巴比奇），過后兩個月下不了舖——一這時候不肯寫遭毆打的證明又不肯治療的不正是衛生科嗎？（治達勞改營第一勞改點。） 每一張把犯人關禁閉的決定上不都是有衛生科的簽字嗎？不過也不能忽略這個事實：長官們并不是非要醫生簽名不可。C·A·切博塔廖夫是英迪吉爾卡河畔勞改營里的一名自由雇佣的“貼橡皮膏的”（即醫助。這個勞改營術語并不是胡造的！）。獨勞點點長的禁閉決定，他一張也沒有簽過字，因為他認為這樣的禁閉室別說關人，連關狗都不行：爐子只供走廊里的看守員取暖。但這有啥關系？他不簽字，仍是照關不誤。 由于工地主任或工長的過錯，或者由于沒有設置圍柵或防護裝置，在生產中造成犯人死亡。這時不正用得著醫助和衛生科簽字證明他是死于心髒病發作嗎？（其結果是一切保持原樣，以便明天另一個人去喪命。醫助不這樣做，明天自己就得下掌子面去勞動！哪怕你是醫生，也得下去。） 每季度一次的体檢的任務是把勞改營全体居民分成以下几類：重体勞、中等体勞、輕体勞、單人体勞。每當演出這种衛生普查的喜劇的時候，曾有很多好醫生出來反對他們的專靠提供大批“重体勞”來保烏紗帽的坏科長嗎？ 也許至少對那些損毀自身之一部以保全其余部分的人們，衛生科能發一點慈悲？但誰都知道這條規矩，各勞改點都一樣：對自傷者、自殘肢体者、自損勞功能力者不得提供醫療幫助！命令是行政方面下的，們不摸摸幫助的是誰呢？是醫生……。用雷管炸掉四根手指，來到小醫院——人家不會給你繃帶：滾開，死去吧，狗東西！在早年的伏爾加運河工地上，當全面競賽正搞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不知道為什么（？）自報勞動能力的事件忽然大量發生。馬上找到了原因：階級敵人搗亂！這些人還要治嗎？……（當然這有賴于自報者的狡猾程度：可以把自損搞得沒法驗證。安斯·伯恩施坦巧妙地隔著一層布用滾水把一只手燙坏，從而保住一條命。另一個人用不帶手套的辦法巧妙地凍坏一只手。還有的在氈靴里撤一泡尿然后穿著它站到冰天雪地里去。但是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計算得很周到：弄不好，傷口發生坏疽，把命也丟了。也有不是出于本意的勞動能力的損傷：巴比奇因環血病而不能愈合的潰瘍被誤認為梅毒。無處驗血，他本人也很樂意地扯了個流，說他和他的所有親屬都有梅毒史。結果他轉入性病隔离區，從而推遲了他的死期。） 衛生科哪天給所有确實有病的人開過免体勞證明？哪天不把一定數量的重病號赶到營區外去勞動？蘇列曼諾夫醫生不同意“澤克”（犯人）民族的英雄和喜劇演員彼得·基什金住院，理由是他的瀉肚還沒有達到標准：應當每半小時一次并必須帶血。基什金隨大隊被押上工地，半路上他冒著被槍斃的危險蹲下來。但是押解兵比醫生要仁慈些，他截住了一輛過路汽車，把基什金送進醫院。當然有人會反駁，說丙類人員（病號）住院和門診的人數是規定了嚴格比例的，衛生科要按這個比例辦事。反正每件事都有理由，但每件事也都包含了殘忍，那是用“另一方面對某些人也做了好事呀！”的想法絕對抵銷不了的。 再請你們看一看像克里沃謝戈沃第二勞改點住院處這樣的慘不忍睹的勞改營小型醫院。廁所的臭气充斥于整個醫院。但問題僅僅在于廁所嗎？這里每張病床上躺著兩名瀉肚的病人，病床間的地上也有兩名。虛弱無力的病人直接拉在床上，既沒有床單，也沒有醫藥（一九四八一四九年）。管理住院處的是一個醫學院三年級學生（因触犯五十八條而坐牢的），忙得焦頭爛額，可是一點辦法沒有。派來給病號送飯的是一些身大力強的年輕人，病號飯落進了他們的嘴，病號口糧被他們偷走。是誰安排他們干這個美差？毫無疑問是“教父”。醫學院學生自然沒有力量攆走這幫人，以便保護病號的口糧。可是哪個醫生有這力量呢……o 也許在某個勞改營里衛生科有可能為犯人爭取到真正适合人吃的伙食？比方說至少不讓出現下工時互相牽著手走路的“夜盲班”沒有！如果像出了奇跡一樣，竟有什么人在為改善伙食出力，那一定是需要結實的勞動力的生產管理當局，決不會是衛生科。 誰也沒有把這些責任全推在醫生身上（雖然他們反抗的勇气往往是很微弱的，因為害怕被派去干一般勞動）。可是也用不著制造救命恩人衛生科的神話＿衛生科跟勞改營任何分支一樣是魔鬼所生，自然流著魔鬼的血。 沙拉莫夫繼續發揮他的思想，他說在勞改營里囚犯們只能指望衛生科救命。他們不能指望也不敢指望自己雙手的勞動給他帶來好處：這是死路一條。“在勞改營里殺人的不是低口糧而是高口糧。” 這句諺語說得好：高標准的口糧是一把殺人刀。一個拖運原本的季節干下來，頂結實的勞力也只能剩下一口气。那時對他就改為臨時殘廢待遇：四百克面包和最低一級的飯食。在一個冬天之內他們大部分都會死掉（比方說，八百人當中死掉七百二十五人）。剩下的轉入“輕体勞”，到那儿慢慢去死。 我們能給伊万·杰尼索維奇提供什么旁的出路？當醫助，人家不要；當衛生員，人家也不要。連一天的病假條子也不給他開。在營區里找個雜役的差事當當吧，一來文化不夠，二來良心太多。除了靠自己一雙手，還有什么別的活路？休息點？自殘？爭取以健康原因提前釋放？ 讓他自己談談吧，他考慮過，他有時間。 “‘休息點’——類似勞改營內開設的休養所。犯人們彎腰弓背地干几十年，從沒休過假，現在讓他們享受享受——住住為期兩周的休息點。那儿的伙食好得多，也不到營區外勞動，只在營區內干三四個小時輕巧活：砸石子，打掃營區或者做些修理工作。一個五百人的勞改營，可以開辦容納十五人的休息點。如果公平分派，每人一年多能輪到一次。但正如勞改營里什么事都辦得不地道一樣，休息點的事辦得尤其不地道。休息點的開辦搞得鬼鬼祟祟，神不知鬼不覺，一次就把三批人的名單排好了。休息點的關閉也像一陣風，連半年都維持不下來。一股腦儿涌進去的全是會計、理發員、皮鞋匠、裁縫之流，全是勞改營的上等人，只是搭配几個真正干苦力的做擺設，因此只好把他們全說成是优秀生產者。進去以后，裁縫別列布留姆還會指著你鼻子說：我給外面人縫了一件皮大衣，人家給營里付了一千盧布。你這傻瓜滾一個月的木頭杠子，營里連一百盧布的進項也落不著。誰該是优秀生產者？誰該進休息點？你還正牽腸挂肚地盤算著怎樣鑽進休息點去歇口气呢，可是你瞧，它已經關門大吉了。頂叫人生气的是，哪怕在監獄檔案里記下一筆你哪年進過休息點也好，不是有那么多會計閒著沒事嗎？不，不記。因為這對他們不利。明年休息點再開辦，頭一批進去的又是別列布留姆，又沒你的份。十年之間他們可能挽著你踉踉蹌蹌地通過十座勞改營，到了第十座，你想請求他們允許你在整個服刑期間至少能鑽進休息點的門縫一次，瞧瞧那儿的牆壁油漆得美不美，因為你一次也沒進去過嘛。可是，你拿什么來證明呢？…… “去它的吧，別為休息點惱火了”。 “自損勞動能力則大不一樣。在自己身上弄點傷——又要能活下來，又要變成殘廢人。象俗話說的：一分鐘咬牙忍耐，一整年逍遙自在。把腿弄斷，然后讓它錯位長合。喝鹽水造成浮腫，拿茶葉當煙抽——一讓心髒出毛病，而喝煙葉泡的水又是讓肺出毛病的好辦法。只是要做得恰到好處，可別損傷得過了頭，可別弄得從殘廢跳進墳墓。可是誰知道干到什么程度算是合适呢？ “當殘廢有很多好處：可以在廚房里找一個事做，到編樹皮鞋的車間里去也行。但是聰明人通過殘廢要達到的主要目的是以健康狀況為理由提前釋放。不過爭取因病釋放比進休息點還要困難。況且辦理這种事務只是一陣一陣的。在一定時候組成一個審查殘廢人的委員會，為最嚴重的寫一份證明：‘茲證明某人自某年某月起因健康狀況不适于繼續服刑，特此申請將該犯釋放。’ “還僅僅是申請！等這個證明書送到上面的頭頭那里再等立批回來，你早已上西天了。這种事是常有的。當官的都是大滑頭，他們同意因病釋放的全是過一個月就要咽气的角色，再就是那些肯出大价錢的人。卡利克曼有個同案的女犯，她拐騙了五十万，在里面付出了十万就出去了。跟我們這些傻瓜可不一樣。 “工棚里流傳過一本書，“大學生們圍在他們的角落里大聲朗讀。書里說一個年輕人搞到一百万盧布，但不知道在蘇維埃政權下能拿它干什么，說是沒有東西可買，結果摸著它活活餓死了。我們也跟著笑：你去對別人扯淡吧。這些百万富翁我們送出大門的可不止一個了。拿這一百万你也許買不到上帝賜給的健康，可是能買到自由，買到權力，買到連皮帶瓤的大活人。現在外邊手里有一百万的不知道有多少，只是人家不爬上房頂去張揚就是了。 “可是因病釋放的大門對于‘五十八條’是堵死的。自有勞改營以來，對按第十條判刑的犯人辦理以健康狀況為理由的提前釋放听說總共只有三次，每次一個月，辦完就立刻把門關死。他們這些人民敵人的錢沒人敢拿，拿了要掉腦袋，何況這些‘政客’們根本沒有錢。” “伊万·杰尼索維奇，你說誰沒錢？他們？” “不錯，是我們……” 但有一种提前釋放的机會是藍箍帽們沒法從囚犯身上奪走的。這就是死亡。 它是群島上基本的、穩定的、沒有任何定額的產品。 自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九年二月，烏斯特維姆的一個勞改點里的五百五十人當中死掉了三百八十五人。某些作業班（如奧 古爾佐夫作業班）整個地，連作業班長一起死光了。一九四一年秋，伯朝拉勞改營（鐵道勞改營）的名冊上有五万人，一九四二年春只剩一万。在這期間一次沒有向別處遞解過犯人。那么四万人哪儿去了？我突出了這個“万”字是什么原因？這個數字是我偶然從一個當時接触過這些數字的犯人那里知道的。可是整個勞改營系統歷年的數字到哪儿去了解，怎么合計？布列波羅姆勞改營中心地段的老弱病殘工棚里，五十個人當中每夜要死十二個，從來沒有少于四個的時候。到早晨他們的舖位就被新來的垂死者占上了，這些人還夢想在這里靠几碗糝子稀粥和四百克面包恢复元气呢。 在停尸間的木房里或者干脆在露天檢驗這些由于糙皮病而干癟了（沒有臀部，女人沒有乳房）或由于坏血病而腐爛了的尸体。這哪里像醫學解剖？從頸部到恥骨垂直剖開，截斷了肢，沿骨縫撬開顱骨。常常不是解剖醫生而是押解隊士兵檢驗犯人是真死還是裝死。辦法是用刺刀在身上涌窟窿，用大榔頭砸腦袋。完了事就在死人右腳大腳趾上系一個寫著勞改營表冊中代表該犯檔案號碼的小標簽。 有一個時期是穿著本人的內衣埋葬，后來要換上最次的、穿過三次刑期的、已變成立灰色的內衣。最后做了統一規定：不得浪費內衣（還可扒下來給活人穿），赤身埋葬。 在俄羅斯曾認為人死了得有個棺材。最低等的奴仆、叫花子和流浪漢也是裝在棺材里入土的。薩哈林和阿卡圖依的苦役犯死后也有棺材。但是在群島上如果照此辦理那將是數以百万計的木材和勞力的非生產耗費。戰后在英塔用棺材埋葬了一個木材加工聯合工厂的有功勞的工長，文教科專為這事下達了一項開展宣傳的指示：好好工作，爭取也用木頭棺材入葬！ 往營外拉死尸是用雪橇還是大車，視季節而定。有時為了方便，放進一只可容六具尸体的大木箱。若沒有箱子，就用細繩把手腳捆起來，免得晃蕩，然后像垛原木似地碼在車上，蓋上一張蒲席。如果有硝氨炸藥，掩埋班就用它炸墳坑。否則就得動手挖。從來是合葬坑：有供多人合葬的大坑，也有四人一穴的淺坑。（一開春淺坑就冒臭气，這時派老弱病殘去加深。） 從另一面說，倒不會有人譴責我們使用毒气室。 死人身上的內衣，鞋，破衣爛衫都能用上，給還活著的。可是剩下一堆勞改檔案，一點用場沒有，而且老多。沒地方存了——燒吧。你瞧（杜布羅夫拉格的雅瓦斯勞改點，一九五九）一輛翻斗車朝營區鍋爐房開來三趟，卸下一摞摞的檔案。看守們把多余的犯人們赶開，監督著鍋爐工把這些東西統統燒光。 在閒工夫多的地方，如肯吉爾，小墳頭上還插一根小木柱，由堂堂的登記分配科代表親筆在木柱上寫明火葬人的財產帳號。不過在肯吉爾也有人暗中搞破坏：他們向死者的母親和妻子指出掩埋的地點。這些娘儿們老去哭墳。于是斯捷普拉格的上校勞改營長切切夫同志下令甩推土机把木柱統統推倒．把墳頭推平，誰讓這些娘儿們不知道感恩呢。 女讀者啊，你的父親，你的丈夫，你的兄弟就是這樣人士的。 一個土著居民的路途到止為止，他的日常生活到此結束。 不過帕維爾·貝科夫說： “蹬腿以后沒過二十四小時，你別以為什么事都完了。” “喂，伊万·杰尼索維奇，咱們生活里還有什么事沒有說到？” “咳！還沒開頭呢。蹲多少年，就能講上多少年。押解隊士兵怎樣開槍打死那些出列彎腰揀煙頭的……，殘廢人怎樣在廚房里吃生土豆：等煮熟就撈不著了……，茶葉在勞改營里怎樣當錢使，怎樣沏釅茶——一杯里放五十克茶葉，喝了腦子里就產生幻覺。不過干這种事的多半是竊賊，他們用偷來的錢向自由人買茶葉。” 犯人一般怎樣生活？……沒有用沙土擰成繩子的本事（不會取巧），一天也活不了。犯人連做夢都必須考慮他第二天該怎么要滑。搞到什么東西，摸到什么門道，別作聲！別作聲！別人知道了就會給你使坏。勞改營里就是這回事：反正不夠大伙用，想法夠你自己用就行了。 情形也許是如此，可是你說勞改營里就沒有人們之間一般的友誼了？有的，既有舊誼——同案犯、在外邊結識的同伴，又有新交。兩人情投意合，便無話不談，結成搭檔。有什么一塊用，缺什么對半分。固然保命的口糧是各吃各的，但凡是別的路子搞來的東西都合在一只小鍋里煮，從一只小鍋里舀著喝。 有短期搭伙的，也有長期結合的……有的是基于一片真心，有的是虛情假意。“教父”喜歡像游蛇一樣鑽進這類搭檔之間。搭伙吃飯的時候，說悄悄話的時候，什么底都能兜出來。 老犯人這么認為，前被俘人員也這么說：跟你從一只小鍋里舀著吃的人正是出賣你的人。 一部分也是事實…… 頂好的事不是結交男伴，而是結交女伴。 娶個勞改營媳婦，女犯人。像俗話說的——“給個二等婚”。對年輕人是好事，因為可以找個地方跟她……過夜，讓心里也輕松輕松。即使對年老的，体弱的也是好事。你弄到或掙到點什么，她給你洗干淨，送進工棚，把襯衣放到枕頭底下。沒有人會笑話——這是合法的。她把吃的煮好，你們倆就并排坐在舖上吃吧。這种微溫而稍帶苦味的鐵窗鴛鴦的生活甚至對于上了年歲的人也是特別合心意的。你透過小鍋上的蒸气望著她，她的臉上已經有了皺紋，正如你自己。你們倆人身上都是勞改犯的襤縷衣衫，你們的棉坎肩蹭滿了鐵銹、污泥、白灰、石膏、机油。你与她素不相識，沒去過她的家鄉，她的言談話語也和我們“不是一路”。她在外邊有子女，你也一樣。她的男人留在外面，正跟別的女人胡搞；你的女人也留在外面，也沒有守空房：八年，十年，誰不想生活呢。你監牢里的這一個卻跟你拖著同一根鎖鏈，并且毫無怨言。 咱倆活在一起不是個人家，死了也不是公母倆。 原配的老婆前來探監的事也是有的。有些勞改營在某些營長管事的時期曾允許他們在門房里坐上二十分鐘。還有的能讓他們在一間單獨的小屋里住上一兩夜，如果他能百分之一百五十地完成生產任務的話。可說真的這种會見純粹是一劑苦藥。既然還要過很多很多年才能跟她一起生活，現在用手接触她，跟她說這說那，究竟為了什么？男人的眼里晃著兩個人影，跟勞改營老婆的關系比較明白：咱倆還剩下一菜缸子麥片了；听說下星期要發燒焦的砂糖；當然不會給白的，這些毒蛇們……鉗工羅吉切夫的妻子來探監；他的相好恰恰頭天在跟他親熱的時候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羅吉切夫罵娘了，因為妻子要來。他去衛生科請求用紗布把血印子纏上：我告訴她，我著涼了。 勞改營里的女人都是什么樣的人？有女賊，有蕩婦，有政治犯，更多是触犯“法令”而關進來的溫馴的女人。按照前面說過的“法令”，不斷地以竊取國家財物的罪名把這些女人送進來。戰時和戰后的工厂是靠什么人填滿的？全是一些姑娘媳婦。家里人靠誰養活？也是她們。可是拿什么養家糊口呢？要吃要穿就顧不上王浩如山。于是順手拿點吧：酸奶油揣進衣兜，小面包卷藏進大腿縫，長筒襪子纏在腰里，更可靠的辦法是不穿襪子進厂，在厂里抓一雙新的穿上，回家洗出再拿到黑市上去賣。生產什么拿什么。乳房溝里塞進一團軸線。看門的全買通了，他們也得找門路活命呀。他們只隨便在身上拍拍。可要是突然蹦出來個警衛，一搜身——那你為了一團狗屈不值的軸線就得去蹲十年！跟叛國罪一樣多！為軸線進來的成千成万。 個人工作條件許可拿什么就拿什么。納斯奇卡·古爾金娜運气好，在行李車里工作。她看准了：咱們本國人死摳門，這些討厭鬼為了一條毛巾能扇你耳刮子。所以她不動蘇聯人的箱子，只打掃外國人的。她說，外國人都想不起及時查看，一旦發覺了，也不會寫控告信，只會吐口唾沫罵一句：這些俄國賊！照樣回他的本國。 老會計施塔列夫責備納斯佳：“你這沒瞼沒皮的，不知道害臊！怎么沒惦記惦記咱們俄國的榮譽？！”她回敬說：“合上你那X嘴，老老實實呆著去吧！你自己怎么也沒為胜利操點心呢？干嗎把軍官老爺們都放回家去配种呢？”（施塔列夫戰時在醫院當會計，拿軍官們的人情，在填出院證明時多填治療日期，以便他們去前方之前回一趟家。情節嚴重，原判施塔列夫死刑，后改判十年。） 當然也有各种各樣不幸的女人被關進來。有一個因詐騙罪被判五年：男人是月中死的，她到月底還沒有交回他的糧本，銀兩個孩子一起用這個本儿買面包。鄰居因眼紅而告發了她。她在里頭蹲了四年，因為大赦少蹲了一年。 也有這樣的事：房子炸毀了，老婆孩子炸死了，剩下一個男人。購糧本全燒了，可是這個男人神經失常，月底前的十三天一直沒吃面包，也沒去申請發本。人家疑心他把几個本全攥在手里。判了三年，蹲了一年半。 “等一下，等一下，伊万·杰尼索維奇，這些事以后再說。你剛才說——女相好，‘結二等婚’，是嗎？她跟你拖著同一條鐵鏈，也不抱怨，是嗎？”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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