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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俄文中OCTPOT這個字造得好——一看就覺得結結實實！而且构造多么奇巧！讓你逃不脫的那四堵牆的結實勁儿好像活現在其中。什么全有了——嚴厲、魚叉、鋒銳（迎著涼不了的面孔扎進眼睛的暴風雪的刺蝟般的鋒銳，營區圍牆的尖樁的鋒銳，當然還有鐵絲网上的鐵蒺藜的鋒銳），這三個詞儿緊繃繃地擠在“奧-斯-特-勒-奧-格”這六個音節里。還有“謹慎”’這個詞儿也緊挨在旁邊，——后面不是還帶著個“犄角”嗎？對了，那個犄角直挺挺地豎在那儿，向外突出著，照直對准了我們！ 如果對整個俄國的牢獄習俗和生活待遇做一番縱的觀察，就拿這個机构的最近九十年來說——明顯地看出它并非一直是同一個犄角，而是先后長出的兩個犄角：民意党人碰上的是它的尖端，就是那個用來触人的地方，就是連用胸骨抵抗都吃不消的地方。——往后它漸漸地變圓了、變禿了，朝著基部越縮越短，直到變得一點也不像一只犄角，只剩下一個毛茸茸的底座儿（這是二十世紀初）——但是后來（一九一七年以后）另一個基部上面很快地出現一些小骨突地。在這個基礎上，隨著獄方態度之日益跋扈，隨著“你沒有權利！”的喝斥聲，它又逐漸隆起、變尖、變硬、變成犄角——到了一九三八年，它戳進了人的脖子下面鎖骨上方的凹處：監禁！并且，馬上發出鐺……（TOH）的一聲，像遠方傳來的深夜的警鐘——它每年都發出一次轟鳴。 如果只根据施呂瑟爾堡監獄（沙皇時代監獄）某一個犯人的經歷來考察這條拋物線，（B·費格涅爾著《銘記不忘的勞動人）那末一開始是有點可怕的：一個囚犯只有號數，誰也不稱他姓名；憲兵們——像是在盧賓卡訓練出來的：私下不對你說一句話。你結結巴巴說出個“我們……”——“請您只說自己！’”死一般的寂靜。牢房永遠是昏暗的，玻璃是不透明的，地面是瀝青的。通風小窗每天只打開四十分鐘。吃的是清水菜湯和稀粥。不讓從圖書館借學術書籍。兩年看不到一個人。只是在第三年以后——才給一些編上號碼的紙張。 后來，慢慢地——增加了活動余地，變得圓通起來了：白面包也有了，帶糖的茶送到手上；有錢還可以買東西；抽煙也不禁止；玻璃裝上了透明的，气窗經常開著，牆壁改刷成淺一些的顏色；也可以憑借書證從圣彼得堡圖書館借書看了；菜園子之間裝的是柵欄，可以談話，甚至可以彼此講演。囚犯們已經向獄方進逼了：再給我們一些土地！再給一些！已經有兩個監獄院子裝飾上樹木花草。种的花卉和蔬菜已經有四百五十個品种！瞧，還有了科學搜集工作、木工房、鍛工場，可以掙錢，可以購買書籍，甚至購買俄國的政治書籍，可以從國外訂購雜志。還可以同親屬通信。放風呢？——即便整天都可以。 費格涅爾回憶，逐漸地“已經不是獄吏在叫喊，而是我們沖著他叫喊了”。在一九0二年，獄吏拒絕送出她的申訴書，為此她撕下了獄吏的肩章！后果是這樣的：來了一個軍事偵查員，在費格涅爾面前為無知的獄吏百般地表示歉意！ 上述种种的放松和放寬是怎樣發生的呢？費格涅爾認為有的事情与個別要塞司令官的人道精神有關，另外的原因是“憲兵們和被看管者”混熟了、習慣了。囚犯們的堅強、尊嚴和舉止适當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我畢竟認為：時代的空气，這种驅散黑云的普遍濕潤和新鮮的空气，這种吹遍整個社會的自由之風——是決定性的！要是沒有這种空气，大約只能和憲兵們一起每星期一學習一次簡明教程“（但當時不會這個），再就是勒的更緊，捆得更死。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撕掉獄吏的肩章后所得到的也不會是“銘記不忘的勞動”，而是地下室里的“九克”。 沙皇監獄制度的動搖和削弱當然不是自行發生的——而是由于整個社會与革命者們一起對它盡力動搖和嘲笑的結果。沙皇制度不是在二月的街頭槍戰中而是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經徹底輸掉：那時富家子弟把坐牢視為光榮，而軍官們（甚至近衛軍的）認為与憲兵握手是一种恥辱。隨著監獄制度的削弱，日益明确地形成著戰無不胜的“政治犯倫理學”，各革命政党的成員們也愈加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和本党法規的力量，而不是國家法律的力量。 這時，一九一七年降臨俄國，騎在它肩頭的便是一九一八年。為什么我們馬上就跳到了一九一八年呢？我們所研究的對象不容許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多加逗留——從三月起。所有的政治犯（以及刑事犯）監獄（服刑監獄和偵查監獄），以及全部苦役流放地都變空了——那些監獄的和苦役流放地的看守們是怎樣度過這一年的——頗值得奇怪，想必是靠菜園子、靠种土豆勉強糊口（從一九一八年起他們就好過多了，在施巴列爾監獄，直到一九二八年，他們還在為新政府服務，日子港過得去）。 一九一七年最后一個月，已經開始明白，沒有監獄是怎么也不行的，有些人除了關在鐵窗后面沒有地方可放（參看第二章）——說得干脆些，就是因為新社會里沒有他們的位置。兩個特角之間的那塊平地就這樣摸索著走過了，開始摸到了前頭的第二個犄角． 當然，立即宣布了，沙皇監獄的各种慘狀再也不會重复：再不會搞什么討厭的感化、什么獄中禁止交談、單人牢房、隔离放風和排成單行的齊步走，甚至監室也不會上鎖！——親愛的來賓們，請你們互相見面吧，盡情暢談吧，彼此對布爾什維克發發牢騷吧。而新監獄當局注意的方向是執行外部警戒職務和接收沙皇監獄的財產（它恰恰不是那种應當打碎和重新建立的國家机器）。幸運的是，所有主要的中心監獄或牢獄在國內戰爭中并沒有遭到破坏。只是這些弄髒了的舊字眼免不了要改換。現在把它們稱為政治隔离所，把“政治”和“隔离”連在一起构成的名稱表明：承認過去的革命政党的党員是政治上的敵人，并指明鐵窗并不具有懲罰性質，而只是必須把這些過了時的革命者同新社會的前進過程隔离開來（而且，顯然是臨時的）。各個老中心監獄（蘇茲達爾中心監獄好象從國內戰爭時期起就已經開始）的拱頂監室就在上述條件下接受了社會革命党人、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民主党人。 他們回到這里的時候，全都意識到自己的囚犯的權利，并帶著早已經過考驗的傳統——如何堅持這些權利。他們把以下的待遇視為法定的權利（從沙皇那里爭取到的并由革命确認了的）：領取特殊的政治犯口糧（包括一天半包香煙）；從市場購買物品（乳渣、牛奶）；一天許多小時的自由放風；監管人員對他們以“您”相稱（而他們自己在監獄管理人員面前可以不站起來）；夫妻住在一個監室里；報紙、雜志、書籍、文具用品和私人物品直至刮臉刀和剪刀——都放在監室里；一月三次收發信件；一月會見一次；窗戶當然是不用任何東西擋起來的（當時還沒有“籠口”這個概念）；監室間走來走去不受阻礙；放風院子要有樹木花草、丁香；自由選擇放風同伴，并且可以把裝有信件的口袋從一個放風院子扔到另一個放風院子；怀孕女犯在產前兩個月從監獄送到流放地。 但所有這些——只是政治犯管理制度。然而，二十年代的政治犯們還記得某种較高級的東西；政治犯的自治，有了它，政治犯在監獄里便會感覺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是共同体的一個環節。自治（自由選舉在行政面前代表全体犯人一切利益的組長）能夠削弱監獄對單個犯人的壓力，因為由大家共同把它承受起來，并且使每一個抗議因得到全体響應而增加力量。 他們就著手去堅持這一切。而監獄當局也著手去剝奪這一切。于是就開始了無聲息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沒有炮彈的爆炸，只是偶爾有几聲步槍的射擊，而打破玻璃的聲音在半俄里以外是听不到的。為維護殘有的一點自由、為維護殘存的一點持有觀點的權利而進行著無聲息的斗爭，這場斗爭几乎進行了二十個年頭——但是關于它沒有出版過帶插圖的巨著。它的一切起伏變化、胜利和失敗的紀錄——我們現在几乎是無從得悉的，因為在“群島”上是沒有文學的，口頭傳說也隨著人們的死亡而中斷。只有這場斗爭偶爾迸射出來的一些水珠，在間接的、昏暗不明的月光映照下濺落到我們這里。 何況從那時候起我們已經是几經滄桑了呀！——我們是經歷過坦克戰的人，我們是知道原子彈爆炸的人——如果監室上了鎖，犯人們為了實現自己的通信權，公開敲牆打暗號、從窗口對著窗口喊話、用線系上便條從一層放到另一層樓，并堅決要求至少讓各党團的組長能自由地巡視各監室……這在我們看來算得了什么斗爭呢？如果盧賓卡監獄的典獄長走進監室來，而無政府主義者安娜·格-娃（一九二六年）或社會革命党人卡嘉·奧利茨卡婭（一九三一年）拒絕在他進來時起立（而這個野蠻家伙想出一种懲罰辦法。剝奪她出監室去解手的權利……），這對我們說來算得了什么斗爭呢？如果兩個姑娘舒拉和薇拉（一九二五年）為抗議那种只許低聲說話的壓抑個性的盧賓卡命令，在監室里高聲唱起歌來（唱的只不過是丁香花和春天）——那時典獄長拉脫維亞人杜凱斯便抓住她們的頭發沿著走廊拖到廁所里去，這算得了什么斗爭呢？再如在從列宁格勒開出的“斯托雷平”車廂中（一九二四年）大學生們高唱革命歌曲，為此押解人員就不給他們水喝，學生們向他們叫喊：“沙皇的押解人員都干不出這种事！”——押解人員就毒打他們；或如社會革命党人科茲洛夫在克姆遞解站上罵警衛是劊子手——為此遭到了拖打；這种种都算得了什么斗爭呢？ 因為我們習慣于把英勇精神只理解為軍事方面的（噢，或者還有那种飛到宇宙去的英勇精神），那种挂滿勳章的英勇精神，我們忘掉了另一种英勇精神，公民的英勇精神，——而它呀！它呀！它呀！才正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正是我們所缺少的…… 一九二三年，在維亞特卡監獄里，社會革命党人斯特魯任斯基与同志們一起（他們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抗議什么事？）在監室里壘起了障礙物，在褥子上澆上煤油后自焚了，如果不去找更深的原因，至少完全是施呂瑟爾堡監獄的傳統。但當時引起了多少喧嘩呀，整個俄國社會曾是多么激動阿！而現在無論維亞特卡，無論莫斯科，無論歷史，都不知有過這件事。然而人肉卻同樣在火焰中發出絲絲的響聲！ 最初建立索洛維茨特种營的想法就在于，這是一個半年同外界沒有聯系的好地方。你從這里怎么喊叫也不會有人听到，在這里你愿意自焚就自焚去吧。一九二三年，把在押的社會党人從彼爾托明斯克（奧涅加半島）轉移到了這里，并把他們分配到三個孤立的隱僧修道院。 其中一個是薩瓦手修道院——包括兩所過去供朝圣者住宿的房屋，湖的一部分也划進了隔离區。最初几個月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實行政治犯管理制度，有的親屬長途跋涉到這里探監，三個政党的三名組長成天同監獄長官進行各种談判。修道院區內——是自由區，在這里面，囚犯們可以無拘無束地說話、思考、做事。 但就在當時，在“群島”草創時期，一种令人心情沉重的固執的流言已經在人們耳邊爬行了，當時這類流言還沒有得到“茅房消息”的稱號：政治犯管理制度要取消了……要取消政治犯管理制度了。 果然，到十二月中旬，航運以及和外界的一切聯系都斷絕了，索洛維茨特种營長官艾赫曼斯宣布：不錯，收到了關于管理制度的新指示。當然不是一切都取消，決不是！——通訊次數要減少，還有點什么別的規定，但最大的一件是今天就要做的事：從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禁止整天整夜地走出房屋，只准在白天的時間即晚上六時前出去。 各党團決定表示抗議，從社會革命党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中糾集了一批志愿者：在宣布禁令的第一天偏偏從晚上六點鐘開始出去散步。但是薩瓦季隔离區的長官帶槍捷夫想摸槍的手早就痒痒了，還在規定的晚上六點以前（也許是鐘表沒有走准？當時還不能根据無線電廣播對表）看押人員就帶著槍進入區內，并向著合法散步的人開起火來。放了三排槍。六人被打死，三人受重傷。 次日，艾赫曼斯前來說：這是個可悲的誤會，諾格捷夫將被撤職（調走高升了）。為死者們舉行了葬禮。合唱隊的歌聲在索洛維茨的荒野上空響起。 “你們在……殊死斗爭中光榮犧牲”。（這是最后一次允許為悼念新犧牲者唱這支緩慢的曲調吧？）誰來一塊巨大的圓石壓在他們的墓上，刻上了死者的姓名。 不能說報界隱瞞了這一事件。在《真理報》上用小號字刊登了一則簡訊：犯人們襲擊了看押人員，六人被擊斃。誠實的《紅旗報》“描述了索洛維茨的暴動。 在薩瓦季修道院的社會革命党人中有一個叫尤里·波德別爾斯基的。他搜集了關于索洛維茨槍殺事件的醫療文件——打算有朝一日加以公布。但過了一年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進行搜查時，在他的箱子里發現了雙層底，把暗藏的東西全掏出來了。俄國的歷史就是這樣栽跟頭的…… 然而管理制度畢竟是被他們維護住了。整整一年誰也沒有說起改變的事。 不錯，整個一九二四年都沒有說起。但到這年年底，一种頑固的流言又爬到耳邊來了，說是在十二月份又打算施行新的管理制度。它餓坏了，它想吃新的祭品。 分散在不同島上的三個修道院——薩瓦季、三位一体和穆克薩姆一里的社會党人們竟然得以秘密商定，所有這三個修道院里的各党團在同一天向莫斯科和索洛維茨行政當局提出帶有最后通牒的聲明：或者在航運斷絕前把他們全体從這里運走，或者保持以前的管理制度不變，最后通牒的期限是兩個星期，否則，各修道院將宣布絕食。 這樣的一致行動是能迫使當局認真考慮的。這种最后通謀是不能當作耳旁風的。在最后通謀到期的前一天，艾赫曼斯到每一個修道院去宣布：莫斯科拒絕了。于是，在預定的日子，三個修道院里（現在彼此已經失掉了聯系）都開始了絕食（不是干絕食，水是喝的）。在薩瓦季絕食的約有兩白人。他們主動不讓病號參加絕食。囚犯中間的醫生每天巡視絕食者，集体絕食總是要比個人絕食難堅持：因為它是要向最弱的人而不是最強的人看齊的。只有怀著堅持到底的決心，并且要每一個人對其余的人都很了解、很信任，絕食才有意義。由于存在著不同的党團，由于有几百個人參加就不可避免地會有分歧，會因他人而產生精神上的苦惱。絕食了十五個晝夜以后，在薩瓦季不得不舉行秘密投票表決（票箱在各房間傳送）：繼續堅持或者停止絕食。 莫斯科和艾赫曼斯采取靜觀態度，因為他們是吃得飽飽的，首都各報也不忙于發表關于絕食的消息，喀山大教堂分也沒有舉行大學生群眾大會。密不透風的封閉性堅定不移地改變著我國歷史的面貌。 各修道院停止了絕食。他們沒有打贏，但是從結果看，也沒有打輸：管理制度照原樣保持了一個冬天，只是增加了去林中砍伐木柴的勞動，但這也是有道理的。而一九二五年春天給人以相反的感覺—一似乎絕食贏了：舉行過絕食的三個修道院里的囚犯都從索洛維茨運走！回大陸！再也不會有极地之夜和半年的与世隔絕了！ 但是，接收的押解隊和路途的口糧配給是很嚴峻的（以當時的標准而論）。很快就陰險地把他們騙了：借口說組長們住在“指揮部”車廂里与管理部門在一起比較方便，使犯人份失去了領導。組長們乘坐的車廂在維亞特卡被甩掉，拉到了托波爾斯克隔离所。這時才明白去年秋天的絕食輸掉了：把堅強的、有影響的組長們弄走是為了便于對其余人施行嚴格的管理制度。雅戈達和卡塔尼揚親自領導了把過去的索洛維茨囚犯安置到早已蓋好但迄今還沒有住人的上烏拉爾隔离所的牢房，這個監獄就這樣由他們于一九二五年春天“揭了幕”（典獄長是杜波爾），并將在好几十年內成為嚇人的龐然大物。 在新的地方，過去的索洛維茨囚犯們立即被剝奪了自由行走的權利：監室都上了鎖。總算又選出了組長，但他們沒有權利巡視各監室。禁止在各監室間像從前那樣無限制地轉移錢物和書籍。他們通過窗口互相喊話——哨兵便從了望塔上在監室里開槍。犯人們回敬以故意搗亂——打碎玻璃，弄坏監獄的器具（在我們的監獄里事先還得好好考慮一番——要不要打碎玻璃，說不定一冬天都不線裝上，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不像在沙皇的時候鎮玻璃工一眨眼間就跑來了）。斗爭在繼續進行，但已經怀著絕望的心請并且是在不利的條件下。 在一九二八年光景（据彼得·彼得羅維奇·魯賓的敘述）一個什么原因引起了整個上烏拉爾隔离所又一次全体絕食。但現在已經沒有過去他們那种嚴肅庄重的气氛、友愛的鼓勵、自己的醫生。在絕食的某一天，獄吏們以占优勢的人數闖進各監室去——毫不客气地用棍棒和皮靴踢打身体變衰弱了的人們。毒打完了——絕食也就結束了。 對絕食效力的天真信念，我們是從過去的經驗和過去的文獻中得來的。而絕食——是一种純道義的武器，它是以獄吏還沒有喪盡天良為前提的。或者是以獄吏害怕社會輿論為前提的。只有那時絕食才有效力。 沙皇的獄吏們還是缺乏經驗的：如果他們那里有一個囚犯絕食了，他們就惶惶不安、唉聲歎气、服侍照顧，送醫院。例子多不胜舉，但這本著作不是專門講這种事的。說來可笑，瓦連京諾夫只絕食了十二天——便爭取到撤銷偵查，完全釋放（隨后便到瑞士去見列宁），而不是什么管理制度上的优待。甚至在奧爾洛夫的中心苦役監獄里絕食者也總是取得胜利的。他們在一九一二年爭得了放寬管理制度；因一九一三年爭得了進一步的放寬，其中包括所有政治苦役犯的共同放風——這种放風顯然是不受什么管束的，所以他們利用這個机會撰寫了自己的“告俄國人民書”，并把它送到了外面（這是來自中心監獄的苦役犯！）它也就發表在（真是令人惊訝得目瞪口呆！我們中間有人瘋了吧？）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期《苦役与流放通報》上（通報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們是否也試試出版一份？）——在一九一四年，捷爾任斯基和他的四個同志總共只經過五晝夜的絕食，誠然，是不喝水的，就使自己為數甚多的（生活上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廣 在那些年代，絕食除了饑餓的煎熬外，對囚犯是沒有任何其他危險或困難的。他不會因絕食而受到毒打、不會第二次判刑、不會增加刑期，不會被槍殺或者押解到別處（凡此种种都是后來的發明）。 在一九0五年革命時期和革命后的年代，囚犯們感到自己簡直是監獄的主人，所以已經無須費力去宣布絕食了，他們或者是搗毀公物（搗亂），或者是异想天開地宣布罷工，雖然這對于囚徒們說來好像是沒有什么意義的。例如，一九0六年在尼古拉耶夫市，一百九十七名地方監獄的囚犯宣布了“罷工”，當然是与外面互相配合的。外面的人為他們的罷工事件印發了傳單，每天在監獄旁邊召開群眾大會。在這些群眾大會上，（囚犯們——自然通過沒有籠口的窗戶參加大會）人們敦促監獄當局接受“罷工”囚犯們的要求。會后，大街上的人，窗柵欄后面的人齊聲高唱革命歌曲。這樣持續了（毫無阻礙地！須知這是在革命后反動時期的一年）八晝夜。在第九天上，囚犯們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滿足！這類事件當時也在敖德薩、赫爾松、伊麗莎白格勒發生過。瞧，當時多么容易得到胜利呀！ 要是能順便比較一下臨時政府時期絕食是怎樣進行的，那多有意思，但是從七月到科爾尼洛夫叛亂這段時間內坐過牢的几個布爾什維克（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拉斯科里尼科夫坐得稍久些），看來沒有找到絕食的理由。 在二十年代，絕食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變得黯談起來了（當然這要看從難的觀點來說……。采用這個眾所周知并且曾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斗爭方法的人，當然不僅有被承認的“政治犯”而且還有不被承認為政治犯的“反革命分子”（第五十八條），以及各种偶然的分子。然而，這些曾具有強大穿透力的利箭不知怎地有點變鈍了，或許是它們一發射出去就被一只鐵手截獲了。誠然，還接受關于絕食的書面聲明7并且暫時也還不認為它們有什么顛覆性質。但是制定出了令人不快的新規則：絕食者應當被隔离在專門的單人監室里（在市蒂爾卡是關在普加喬夫塔樓里）：不僅外面的集會群眾、不僅鄰近的監室不應當知道絕食情形，甚至絕食者在今天以前蹲過的監室也不應當知道——因為這儿也是輿論界呀，也應當同它脫离。采取這种措施的理由是，監獄當局必須确知，絕食是做得誠實的——監室里其余的人沒有暗中給絕食者東西吃。（以前是怎樣檢查的呢？是根据“君子一言……”？……） 但不管怎樣，在這些年代還是可以通過絕食來爭得至少滿足一些個人的要求。 從三十年代起，國家對待絕食的思想發生了新的轉變。即使像這樣一些被削弱、被隔离、被扼殺得半死不活的絕食——說實話對國家有什么用處？囚犯們根本沒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決定，——監獄當局替他們思考和決定——這种狀況不是更理想嗎？大概只有這樣的囚犯才能在新社會里存在。于是，從三十年代起就不再接受關于絕食的合法化的聲明。“作為一种斗爭方式的絕食再也不存在了！”——一九三二年向葉卡捷琳娜·奧利茨卡婭這樣宣布，還向許多人這樣宣布過。當局已經取消了你們的絕食——別無二話。但是奧利茨卡妮沒有听從，仍然開始了絕食。讓她在自己的單人監室里絕食了十五晝夜，然后把她送進了醫院，為了誘惑，在她面前放上牛奶和面包干。然而，她堅持下來了、并在第十九天上取得了胜利：放風時間延長了，領到了報紙和政治紅十字會送來的東西。（為了得到這些合法的物品，要吃多少苦頭！）總的說來，胜利是微不足道的，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奧利茨卡婭記得其他人也搞過這种荒唐的絕食：為了要求發給寄來的包裹或更換放風同伴而絕食了二十天。值得這樣做嗎？要知道在新型監獄里消耗掉的精力是恢复不起來的。教派分子科洛索夫絕了食——在第二十五晝夜上死掉了。一般說在新型監獄里能不能允許自己絕食呢？因為在封閉性和保密性條件下，新的獄吏們擁有了下列一些對付絕食的強大手段： 1．行政當局的忍耐（通過上述事例我們已經見得夠多了）。 2欺騙。這也是由于封閉性才有可能。當每一個步驟都會被記者們張揚出去的時候，欺騙是不太好搞的。而在我們這里干嗎不搞欺騙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羅夫斯克監獄里C·A·切博塔廖夫絕食了十七晝夜，要求通知家屬他在什么地方（他從中東鐵路回國，突然“失蹤”，妻子在家惦念，這使他十分不安）。到了第十七天邊疆區國家政治保衛局副局長扎帕德內和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檢察長來到他那里（從官銜可以看出，長時間的絕食是不那么常見的），向他出示了一張電報收据（瞧，已經通知了你妻子！）——靠這東西說服了他喝下一碗肉湯。可收据是假的1（為什么大官們畢竟沉不住气了呢？決不是擔心切博塔廖夫這條命。顯然在王十年代前期他們對于曠日持久的絕食還得承擔一點個人責任。） 3．強制人工灌食。這個方法無疑是從動物園學來的。它也只有在封閉性的條件下才能存在。到一九三七年的時候，人工灌食顯然已經很為流行了。例如，社會党人在雅羅斯拉夫爾中心監獄舉行集体絕食時，在第十五天對他們全体實行了人工灌食。 在這個行動中很多是從強奸吸取來的——正是如此：四個壯漢扑到一個弱者身上，目的就是要打破一個禁區——只需打破一次，往后它會怎么樣——無關緊要。這里從強奸學來的還有——意志的扭轉：不照你的辦，而照我的辦，乖乖躺著服從吧。用薄片把嘴撬開，撐大牙齒間的縫隙，插入一根管子：“吞吧！”如果不吞，就把管子往里推，于是有營養的流質就直接進入食道。然后還按摩腹部，使得犯人不能采取嘔吐的辦法。感覺是：精神上玷污，嘴里甜滋滋，狂喜的胃在吸收，高度的快感。 科學沒有停滯，還研制出了其他一些喂食方法：通過肛門灌腸，通過鼻孔點滴。 4．對絕食的新觀點。絕食是反革命活動在監獄內的繼續，應當用新的刑期加以懲罰。這种觀點本來可以在新型監獄的實踐中創立一條极丰富的新的分支，但它更多地停留在威脅的范圍。當然并不是幽默感妨礙它的實行，大概只不過是由于懶惰：既能忍耐，何必找那些麻煩？飽漢在餓漢面前的忍耐再忍耐。 大約在一九三七年中，來了一道新的指示：監獄行政當局今后對因絕食而死亡者完全不負責任！獄吏的最后的個人責任也消失了！（現在邊疆區檢察長已經不會再到切博塔廖夫那里去了！……）不但如此，為了使偵查員也不必擔心，提出這個辦法：受偵查人絕食的日子不計入偵查期限內，就是說，不僅認為絕食不存在，甚至認為犯人在這些日子里似乎是呆在外面！讓囚犯的体力衰竭成為絕食的唯一可感覺的后果吧！ 這意思是：想死？死吧！！ 阿爾諾德·拉波波爾特不幸正好在這個指示到達時在阿爾罕格爾斯克內監宣布了絕食。他所堅持的是特別沉重的因而可能使人覺得是特別值得重視的絕食——十三晝夜的“干絕食”（和捷爾任斯基的五晝夜的同樣的絕食比較一下吧。捷爾任斯基是否在單獨的監室里？——他卻拉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他禁閉的單人監室里的十三晝在，只有一個醫士有時來看他一下，醫生沒有來過，行政方面也沒有任何人即便去關心一下：他實行紀合算束的具什么？就這樣始終沒有問過一句—…看管人員對他唯一的關注是仔細搜查了單人監室，把藏起來的馬合煙和几盒火柴抖落了出來——拉波波爾特要達到的目的是制止偵查員對他的侮辱。他對自己的絕食作了科學的准備；在此之前他收到了外面送來的食物，他只吃黃油和小面包回，絕食前一星期就不再吃黑面包。他餓到手掌都透明了。臉上經常帶著笑容的善良的女看守瑪露霞有次跑到他的單人鑒定去輕聲說：“停止絕食吧，不頂事，這樣會把命送掉的！應該早一星期……”他听從了，停止了絕食，結果一無所得。但畢竟還是給了他一杯熱的紅酒和一個小白面包。然后几名看守把他送抬進了普通監室。過了几天后又開始了審訊（然而，絕食并沒有完全白費：偵查員已經懂得，拉波波爾特有足夠的意志力和視死如歸的決心，于是偵查就變緩和些了。偵查員向他說：“想不到你原來是只狼！”“是狼，”拉波波爾特承認，“而且永遠不當他們的狗。”）。 后來，在科特拉斯遞解站上，他還宣布過一次絕食，但這次絕食的經過多半已帶點喜劇味道了。他宣布要求重新偵查，拒絕起解。第三天來人通知他；“准備起解！”——“你們沒有權利！我是絕食者。”那時四個壯漢又把他舉起，抬出去扔進了洗澡房。洗澡后同樣抬著他送到門崗。沒有辦法，拉波波爾特只好站起來跟著起解犯人的縱隊走了——因為身后已經是狗和刺刀。 新型監獄就這樣戰胜了資產階級的絕食。 甚至一個堅強的人也已經沒有任何反抗監獄机器的辦法，除非是自殺。但是，自殺——這算斗爭嗎？這不是服從嗎？ 社會革命党人葉·奧利茨卡婭認為，絕食作為一种斗爭方式，被托洛茨基分子和隨他們之后來到監獄的共產党人大大貶低了作用：他們過分輕易地宣布絕食，又過分輕易地停止絕食。她說，甚至斯米爾諾夫，他們的領袖，在莫斯科審判前絕食了四晝夜后，很快就屈服了，停止了絕食。据說，在一九三六年以前，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原則上摒斥任何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絕食，并且從來也不支持絕食的社會革命党人和社會民主党人。 相反，托洛茨基分子卻總是要求社會革命党人和社會民主党人給自己支持。一九三六年在由卡拉干達到科雷馬的解送途中，他們把那些拒絕在他們打給加里宁的“反對把革命的先鋒隊（一他們）送往科雷馬”的抗議電報上簽名的人稱為“叛徒和奸細”。（馬科京斯基的敘述） 讓歷史去評价這項指責正确到什么程度或者不正确到什么程度吧。然而誰也沒有比托格茨基分子為絕食付出的代价更重了（關于他們在勞改營中的絕食和罷工我們還將在第三部中講到）。 在宣布和停止絕食方面的輕率態度，一般地說，大概是那种感情表露迅速的易沖動的性格所固有的。但是，這种性格的人在俄國老一代革命者中有過，在意大利和法國也有過——可是不論在什么地方，在俄國也好，在意大利也好，在法國也好，都沒有能像在蘇聯這樣，使我們厭棄了絕食這种手段。很可能，在絕食上所付出的肉体犧牲和精神毅力，在本世紀第二個四分之一的時間里絲毫也不少于第一個四分之一。然而，在國內沒有社會輿論工——因此，新型監獄就鞏固起來了，囚犯們不再能輕易地取得胜利，而只能艱難地爭得失敗。 几十年過去了——世殊事异。絕食——囚犯們的最初的和最自然的權利，對囚犯們自己已經成為格格不入和不可理解的了，愿意絕食的人越來越少。在獄吏們眼里，它成了愚蠢舉動或者是惡意搗亂。 一九六0年，一個普通犯根納吉·斯梅洛夫在列宁格勒監獄宣布長時間絕食，畢竟還是有一個檢察長走進了監室（也許是一般巡視），他問：“你為什么要折磨自己呀？”斯梅洛夫回答說： “真理于我重于生命！” 這句話以其語無倫次使得檢察長大為震惊，第二天便把斯梅洛夫送進了列宁格勒犯人特別醫院（瘋人院），一個女醫生向他宣布： “你有精神分裂症的嫌疑。” 過去的中心監獄，現在的特別隔离所，到了一九三七年初，沿著螺旋形的犄角，已經上升到了它的細仄的部分。最后的松軟地方，空气和光線的最后的殘余，都漸漸地被排擠淨盡。因而一九三七年初雅羅斯拉夫爾懲戒隔离所里寥落而疲憊的社會革命党人舉行的絕食就是屬于最后的絕望嘗試之列。 他們還是提出從前那些要求——組長制度，監室間的自由交往，他們盡管要求，但自己已經未必抱著希望。十五天的絕食，雖然以軟管灌食而告終，不過好像也維護了自己的管理制度的某些部分。一小時的放風、省報、筆記本。這些他們是維護住了，但卻馬上收走了他們的私人衣物，扔給他們一套特別隔离所的統一的囚服。過了不久——放風時間削減了半小時，以后又減掉了十五分鐘。 這還是那些依照大牌陣的規則在一連串的監獄和流放地中間被拉來拖去的人們。其中有的已經十年，有的已經十五年沒有過普通人的生活了，他們知道的只是惡劣的監獄伙食与絕食。那些在革命前習慣于戰胜獄吏的人并沒有都死光。然而，當時他們是与時代結成盟友去反對日益衰微的敵人。而現在則是時代与日益強大的敵人結成盟友來反對他們。他們中間也有一些年輕人（現在這是使我們感到奇怪的）—一當這些党派已經被粉碎、已經不复存在之后，他們才覺悟到自己應當做一個社會革命党人、社會民主党人或無政府主義者——因此，這些新加入者的前途只是蹲監牢。 一年比一年更加無望的社會党人的獄中斗爭，處于接近真空的孤立狀態。現在不像在沙皇時期：只要監獄的門一打開，社會各界就會扔來鮮花。他們打開報紙看到的，就是對他們的謾罵，甚至潑髒水（因為斯大林覺得，正是社會主義者對社會主義最危險）——而人民在沉默，因此根据什么可以大膽設想，人民對于他們不太久以前曾投票選入立憲會議的人們今天仍然同情呢？你瞧，現在報紙連罵也不罵了——俄國的社會党人已經被認為是沒有什么危險的了，沒有什么价值的了，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外面的人提到他們的時候已經使用過去時態和久遠過去時態。青年人都不能想象，在什么地方還存在著一些活的社會革命党人和活的孟什維克。遍歷了奇姆肯特和切爾登流放地、上烏拉爾和弗拉基米爾隔离所——在窗子已經戴上籠口的黑暗的單身監室里，怎能不因發生怀疑而猛然顫抖，也許他們的綱領和領袖們全都錯了，策略和實踐也都是錯誤！他們開始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無所作為。專為承受苦難而獻出的一生——是致命的迷誤。 籠罩在他們的頭上的孤立的陰影得以擴展，部分地是由于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他們視為當然地從國家政治保衛局接收了政治犯的榮譽稱號，也視為當然地同意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觀點，即一切站在他們“右”邊的，從立憲民主党人起，——都不是政治犯，而是反革命，歷史的狗屎堆。結果那些因信仰基督而遭殃的人，也成了反革命。那些和“左”“右”都沒有沾過邊的（這是指將來——就是我們，我們大家！）——也將成為反革命。這樣，由于半自愿半被迫地把自己孤立起來，和別人疏遠，他們就給未來的第五十八條洒上了圣水，而他們自己后來也沒有逃脫掉進它的火坑的命運。 事物和行為總是因觀察方面不同而顯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這一章里我們從社會党人的角度描寫他們的獄中處境——因而它是被一束凄慘洁白的光芒所照亮。但是索洛維茨的政治犯們所不屑一顧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卻這樣回憶：“政治犯？這些家伙討厭极了：誰也瞧不起，自己結成一伙躲在一邊，老是要求特殊口糧和优待。彼此間也吵個沒完。”——你能不覺得這里講的也是實話嗎？這些徒勞無益、無休無止、已經令人感到可笑的爭論。這种當著饑餓困苦的人群只顧為自己而提出的增添配給口糧的要求。在蘇維埃時代，政治犯的光榮稱號原來只是有毒的贈賜。忽然還听到這樣的責備：在沙皇時期經常滿不在乎地越獄的社會党人為什么在蘇維埃監獄里卻發了蔫呢！哪里見到他們越獄呀？一般說，越獄事件是不少的——但其中誰記得有社會党人呢？ 那些比社會党人更“左”的囚犯——托洛茨基分子和共產党人——他們又把社會党人當作反革命而疏遠他們——因此就用一道環形的壕溝徹底地把自己孤立起來了。 托洛茨基分子和共產党人各自把自己這一派看得純子、高于其余的派別，輕視甚至仇視那些蹲在同一座建筑的鐵窗里、在同一些監獄院子里放風的社會党人（彼此之間也是一樣）。葉·奧利茨卡妮回憶，三七年在瓦宁諾港的遞解站上，男隔离區和女隔离區的社會党人隔著圍牆互相喊話，尋找自己人，互通消息。這時，女共產党員莉莎·科吉克和瑪麗亞·克魯吉科娃深表憤慨，認為社會党人的這种不負責任的行為可能給大家招來行政當局的懲罰，她們這樣說：“我們的一切災難——都是這些社會主義坏蛋招來的——（深刻的說明，而且是多么合乎辯證法呀！）。—一把他們一個個掐死才好哩！”——而一九二五年關在盧賓卡的那兩個姑娘所以唱丁香花的歌曲，只是因為其中一個是社會革命党人而另一個是反對派分子，她們之間不可能有共同的政治歌曲，而且一般說來反對派分子甚至不應當同社會革命党人在一個抗議中聯合起來。 如果說在沙皇的監獄里各政党常常聯合起來共同進行獄中斗爭（我們可以回想起塞瓦斯托波爾中心監獄的越獄），那末，在蘇維埃的監獄里每個派別都認為要保持自己旗幟的純洁性就不能同其他派別聯合。托洛茨基分子不与社會党人和共產党人一起而單獨進行斗爭，共產党人則根本不進行斗爭，因為怎能允許自己去進行反對自己的政權和監獄的斗爭呢？ 結果就發生這樣的情形，共產党人在隔离所里，在服刑監獄里比其他人更早更厲害地受到欺凌。女共產党員納吉日達·蘇羅夫采娃一九二八年在雅羅斯拉夫爾中心監獄里放風時走在“魚貫而行”的隊列里，沒有談話的權利，而當時社會党人卻還能在自己的同伴中大聲喧嚷呢。已經不允許她照料小院里的花木，花木是以前進行過斗爭的囚犯們留下的。當時就已經剝奪了她看報的權利。（可是國家政治保衛局机要政治處卻允許她在監室里擁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黑格爾的全集。）讓她几乎在黑暗中同母親會見，心情抑郁的母親很快就去世了。（她對于女儿所受的管理制度能有什么想法呢？） 在監獄中言行表現方面的多年以來的差別，進而轉化為在所得到的報償方面的深刻差別：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社會党人也在坐牢，也在得到自己的十年。但是通常不強迫他們作自我誣陷：因為他們不隱瞞自己夠得上判刑條件的特殊觀點！而共產党員則從來也沒有自己的特殊觀點！憑什么去審判他呢？ 雖然巨大的“群島”已經遍布各地——但服刑監獄絲毫也沒有衰落。舊的牢獄傳統仍然很有生气地延續著。“群島”為教育群眾所提供的新的則极其寶貴的東西，還是不完全的。只有加上特种監獄和一般服刑監獄，才能构成完整的系統。 并不是任何一、被國家机器吞進去的人都應該同“群島”的土著居民混在一起。常有一些顯要的外國人、太知名的人士和秘密囚徒，或者被罷官的國家安全机關同僚，怎樣也不能在勞改營中公開露面，他們推小車的勞動抵償不了泄密以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損失。同樣也不能容許把那些經常為捍衛自己的權利而斗爭的社會党人与一般群眾混合關押——他們被單獨地看守起來，單獨地受摧殘，表面的理由正是說讓他們享受优待和權利。在很晚以后的五十年代，我們還將看到，特种監獄還多了一個用途，就是隔离勞改營里的造反分子。斯大林晚年對“感化”小偷感到失望了，指示把各類賊頭不送勞改營而判以監禁。最后，還有這樣一些因犯，他們由于体弱，一到勞改營馬上就會死掉，從而也就逃脫了服刑，這种人也不得不由國家白白地供養起來。另外還有這樣一些怎么也适應不了犯人勞動的人，如經常坐在尤里耶維茨市（伏爾加河畔）集市上的七十歲的瞎老頭科別金。他的歌曲和詼諧話按反革命活動罪給他招來了十年刑期，但是不得不用監禁來代替勞改營。 從羅曼諾夫皇朝繼承下來的全部老的監獄遺產按照不同的任務得到保護、更新、加強和改進。某些中心監獄，如雅羅斯拉夫爾中心監獄，裝備得那么牢固和方便（釘上鐵皮的門，每個監室里有擰死的桌子、凳子和床），只需在窗外加上嚨口、把放風院子隔成監室那么大小就行了（到了一九三七年，監獄里所有的樹木都鋸掉了，菜園子和草地也都翻掉了，澆上了瀝青）。其他一些，如蘇茲達爾中心監獄，則需要對修道院房屋進行改裝，但按教義把身体禁煙在修道院里和依國家法律把它禁煙在監獄里，在實体上要完成的任務是相似的，所以建筑物總是容易适應的。蘇漢諾夫修道院的一所房屋也被改裝成為服刑監獄——要知道彼得保羅要塞和施呂瑟爾堡改成供參觀的地方了，這些損失總需要另辟場所來補償吧。弗拉基米爾中心監獄擴充并增建了（在葉若夫時期建成一座新的大樓），它在這几十年內有很高的使用率，吞入量很大。前面已經說過，托波爾斯克中心監獄一直在使用，從一九二五年起，上烏拉爾中心監獄也開始經常大量地使用了（所有這些隔离所如今不幸都還健在，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它們都正在工作）。從特瓦爾多夫斯基的敘事長詩《山外青山》中可以作出判斷，在斯大林時期，亞歷山德羅夫斯克中心監獄也沒有空著。關于奧爾洛夫中心監獄我們得到的消息較少：它在衛國戰爭中怕是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离它不遠的德米特羅夫斯克市（奧爾洛夫省）有一座設備完善的服刑監獄隨時可以作為補充。 二十年代政治隔离所里（囚犯們還把它們稱為政治封閉所）伙食相當不錯：午飯總有肉食，有新鮮蔬菜，小賣部里可以買牛奶。在一九三一至三三年，伙食顯著地變坏了，但當時在外面也不見得好些。在這個時期，坏血病和餓暈在政治封閉所里都不稀罕。后來又有吃的了，但比原來差遠了。一九四七年在弗拉基米爾特种監獄里，H·科爾涅耶夫天無感到饑餓：四百五十克面包，兩塊糖，兩次吃不飽的熱食——只有開水“管飽”（又會有人說，這不是有代表性的一年，當時外面也在挨餓。可是這一年卻寬宏大量地允許從外面來喂養犯人；送吃的進來不受限制）。監室里的光城始終是限量的——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籠口和加了鋼筋的不透明玻璃在監室里造成經常的昏暗狀態（黑暗是使精神受壓抑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籠口上面還經常繃上网，冬天网上蓋著雪，從而斷絕了光線進入的最后通路。閱讀只會使眼睛酸痛并損坏視力。在弗拉基米爾特种監獄里白天光線的不足在夜間得到補償：整夜開著明亮的電燈，妨礙睡眠。而在一九三八年的德米特羅夫斯克監獄里（H·A·科濟列夫）晝夜的光亮都是來自放在天花板下吊著的一塊小板子上的油燈，它耗盡了最后的空气；在三九年，出現了燈絲發紅的電燈。空气也有定額規定，通風窗上了鎖，只在上廁所時打開，德米特羅夫斯克監獄和雅洛斯拉夫爾監獄里的人都這樣回憶（E·金茲布爾格說：面包從早晨放到吃午飯就長霉，被褥是潮的，牆發綠）。一九四八年在弗拉基米爾監獄里空气不受限制，气窗經常開著。放風時間的長短在不同監獄里和在不同年代都在十五分鐘到四十五分鐘之間。像在施呂瑟爾堡和索洛維茨那樣与土地打交道的事情已經一點也沒有了，一切植物都已拔盡、踩光、澆上了混凝土和瀝青。在放風時甚至禁止抬頭看天——“只許瞧著腳下！”——科濟列夫和阿達莫娃（喀山監獄）都這樣回憶。一九三七年禁止接見親屬后再也沒有恢复。差不多歷年都允許每月兩次寄信給親屬并領取他們的回信，（但是，喀山監獄的做法是：讀后一晝夜將信交還監管人員。）還可以用寄來的有限的錢在小賣部購買東西。家具也是管理制度的一個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阿達莫娃生動地描寫出經歷過白天折起的鐵床和擰死在地上的椅子之后，在監室里（蘇茲達爾）看到和摸到舖著干草袋的普通木床、普通木桌時的欣喜心情。在弗拉基米爾特种監獄里科爾涅耶夫經歷了兩种不同的管理制度：一种是（一九四七至四八年）從監室里不收走私人物品，白天可以躺著，看守很少在監視孔里窺望。另一种是（一九四九至五三年），監室門上兩道鎖（一把鑰匙在看守那里，一把在值班人員那里），禁止躺著，禁止大聲說話（在喀山監獄只許低聲說話！），所有的私人物品都被收走，發給一套用有條紋的褥墊布料做的囚服；通信——一年兩次，而且只能在典獄長突然指定的日子（錯過了日子就不能寫了）；而且只能寫在比普通信紙小一半的紙上；全体帶出去脫光衣服進行凶暴的突擊搜查的次數增多了。對監室間的聯系追究得如此之嚴，以至每次解手后，看守們總是拿著提燈到廁所里去照每一個便坑。在牆上寫字，全監室都要受關禁閉定的處分。禁閉室是特种監獄里的一大禍害。咳嗽（“把被子蒙住頭再咳嗽！”）；在監室里走來走去（科濟列夫說：這被認為是“不老實”）；鞋子發出響聲（在喀山監獄，發給女犯四十四號的男鞋）都可能成為關禁閉的理由。不過，金茲布爾格推論得不錯，關禁閉并不是為處罰你的過錯，而是按表格輪流，所有的人都應當挨個儿在那里蹲蹲，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在獄規里還有這樣一項适用面很廣的條款：“遇有在禁閉室中不守紀律（？）的表現時，典獄長有權延長禁閉期限至二十晝夜。”什么叫“不守紀律”呢？……請看科濟列夫遇到的事情（所有的人對于禁閉室和管理制度上許多東西的描述都是不謀而合，所以令人感到各地的管理制度都蓋著一個統一的烙印）。他因為在監室里走來走去被罰關五晝夜的禁閉。秋天，禁閉室是沒有取暖設備的，很冷。人家剝了他的衣裳，只剩下襯衣，鞋也被脫下，腳下是泥地和塵土（有時還是爛泥，在喀山監獄，地下是一層水）。科濟列夫有一只小凳子（金茲布爾格連這也沒有），他馬上斷定這下完了，要凍死。但是漸漸地有一种內在的神秘的熱气開始冒出來，救了命。學會了坐在凳子上睡覺。每天給三次開水，每次一杯，喝下去有醉酒的感覺。有一次，一個值班人員在三百克定量的面包里掖進了一塊非法的方糖。根据發給口糧的次數，同時注意從那個曲溜拐彎的小窗口透進來的光亮的變化，科濟列夫計算著時間，現在他的五晝夜已經到頭了——但還沒有把他放出去。他那變得特別敏銳的耳朵听到走廊里有人低聲說話，話里帶出來又像是“第六晝夜”，又像是“六晝夜”的詞句。奸計就在于此：等著他提出來五晝夜已經到頭，該放出去了——這樣就能夠以不守紀律為名給他延長禁閉期限。但是他順從地不聲不響地又蹲了一晝夜——于是就只好若無其事地把他放了出去（也許典獄長就是這樣輪流考驗每個人的馴服程度？禁閉室專用來制服那些還沒有俯首從命的人）。——過了禁閉室的關之后，監室簡直就像宮殿。科濟列夫耳聾了半年，喉嚨里長起膿包，和科濟列夫同監室的那個人因為經常蹲禁閉室而發了瘋，科濟列夫同瘋子兩人在一起關了一年多。（納吉日達·蘇羅夫采娃記得政治隔离所里的許多發瘋的事例，她一人所知道的不少于諾沃魯斯基根据施呂瑟爾堡編年史所計算出來的數字。） 現在讀者是否感到，我們已經逐漸地登上了第二個犄角的頂點——它比第一個也許更高吧？也許更尖吧？ 但是意見有分歧。老勞改犯們异口同聲地認為五十年代的弗拉基米爾特种監獄是療養區。從阿貝茲站被送到那里去的弗拉基米爾·博里索維奇·澤爾多維奇和從克麥羅沃勞改營轉到那里（一九五六年）去的安娜·彼得羅芙娜·斯克里普尼科娃都這樣認為。使斯克里普尼科娃特別感到惊异的是，每十天定期送出一次申訴書（她開始向聯合國寫……），有很像樣的圖書館，還有外文書，它把全套目錄送進監室來，你可以開列一整年的預約書單。 可是再次請諸位不要忘記我們法律的靈活性：有几千名婦女（“反革命家屬”）被判處了監禁。突然一聲令下——一律改為勞改（科雷馬還有未淘淨的金砂）！就這樣改了。用不著什么法院。 這一切還是不是從前所說的監禁呢？或許它已經變成了勞改營的門房？ 我們這一章本來應當從這里寫起，只應當從這里寫起！它的任務應當是細致地觀察被單獨監禁的囚犯的心靈中將會發出的如圣者頭上的光輪般的閃爍的光輝。他被迫絕對地脫离了繁瑣的生活，以至當他計算光陰的流逝時，他的心也能与整個宇宙密切地聯系。一個被單獨監禁的囚犯應能滌除以往生活中使他不能達到澄清透徹的境界的一切污濁。他多么高雅地伸出手指，想要疏松和翻動菜園中的土塊。（不錯，可惜舖了瀝青！……）他的頭是怎樣自動地后仰著，想要凝視永恒的上蒼（不錯，可惜這是禁止的……）。窗台上跳躍的小鳥引起他多少甜美的心緒（不錯，可惜有籠口、鐵网、上了鎖的通風窗……）。他在發給他的紙上記述著多么清晰的思想，有時是多么惊人的結論。（不錯，如果能從小賣部買到紙。況且填寫完畢之后，交到監獄辦公室，就永不复返了……） 上面這一系列呼呼叨叨的假設，使我們自己也有點摸不著頭腦。這一章的計划面臨著破產，因為我們搞不清楚：在新型監獄里，在特种（哪一种？）監獄里，人的靈魂是在淨化？或者是在徹底地毀滅？ 如果每天早晨你所看到的第一樣東西—一就是你那發瘋了的同監難友的眼睛，——那你自己在降臨的一天中何以求得解救呢？因被捕而打斷了出色的天文研究之路的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科濟列夫求得解救的辦法是，專心致志地去思考永恒与無限的問題：世界秩序及其最高精神；星座及其內部狀況；什么是時間和時間的運行。 這樣，物理學的一個新領域就開始向他揭開了，他在德米特羅夫斯克監獄里全是賴此活了下來。但是他的推理被一些遺忘的數字卡住了。他再也不能繼續构思——他需要許多數字。在這間夜里點著油燈的單人監室里從哪里去取得這些數字呢？連鳥儿都飛不進來呀！科學家祈禱起來：上帝呀！我已經盡了我的所能。幫助我吧！幫助我繼續下去吧！ 在這個時期，他十天只能借閱一次書（監室里只剩下他一個人了）。在這個不丰富的監獄圖書館里，有杰米揚·別德內依的《紅色音樂會》的几個版本，它們反复地送到監室里來。他祈禱后過了半小時——換書的人來了，照例不問一聲就扔下了一本——《天体物理學教程》！它是從哪儿來的呢？簡直不能想象圖書館里會有這樣的書！預感到這次相逢的好景不長，科濟列夫如饑似渴地閱讀起來，努力記住今天所需要的一切東西。總共只過了兩天，离還書日期還差八天——突然，典獄長巡視監獄。他的銳利目光馬上就發現了。“你的專業是天文學，對嗎？”——“對。”——－“把這本書收走。”——但是，這本書的神秘光臨已經為將來在諾里爾斯克勞改營繼續進行的工作開辟了道路。 那末，我們現在就應當開始去寫關于精神与鐵窗對抗的一章了。 但這是怎么回事？……看守的鑰匙在門扇里無聲的震響。陰沉沉的監樓長帶著一張長長的名單進來：“姓什么？本名与父名？出生年月？哪一條？刑期？刑期終止時間？……收拾東西！快！” 喂，弟兄們，起解！起解！……我們要到什么地方去！上帝呀！祝福吧！我們的尸骨會有人收嗎？…… 就這么辦：能活著——就下次再說吧。在第四部里，我們將把一切說完。如果能活著……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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