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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如同一個比許多同齡人活得更長的老人會感到無限空寂一樣，這天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在病房里已經覺得待不住了——“是時候了，我也該走了”，雖然沒有一個床位是空著的，病房里還都住滿了人，老問題又被當作新問題擺在他們面前：是不是癌？能不能治？有什么別的有效辦法？ 傍晚，作為最后一個离開病房的人，瓦季姆也走了，因為膠体金已經送到，所以他被轉到放射病室里去了。 這樣一來，病房里的老病號只剩下奧列格一人，他把一張張床位反复看遍，回想著每一張床最初住的是誰，先后死了多少人。不過數了數，死去的人似乎并不算多。 病房里窒悶得很，外面又是那么暖和，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睡前把一扇窗子打開了一道縫。春天的空气隔著窗台向他滾滾扑來。在醫療中心的圍牆外，是一些小院落，那儿的房子又舊又矮，從這些小院落里也傳來春天的活躍聲息。由于隔著醫療中心的磚牆，這些小院落里的生活情景是看不見的，但此時可以清楚地听到各种聲響——時而傳來關門的聲音，時而又傳來喝斥孩子的聲音；有醉漢的狂言亂語，有唱片的瓮鳴；而熄燈之后，已經很晚了，還可以听到一個女人以深沉有力的低音拖聲拖調地在唱，不知是傷心還是得意： 一個礦工小伙子呀， 被她帶呀帶回了家…… 所有的歌儿唱的都是這類內容。所有的人想的也都是這類事情。可是奧列格必須想點別的。 明天得早點起床，也需要保存一些体力，可是偏偏這一夜奧列格怎么也睡不著。要想的和無需想的一切全都浮現在他的腦海里：跟魯薩諾夫還沒結束的辯論；舒盧賓還沒說完的話題；還有他自己要向瓦季姆闡述的一些論點；也有被槍殺的茹克的腦袋，以及昏黃的煤油燈光映照下卡德明夫婦那栩栩如生的面孔——當他向他們講述無數城市見聞時，他們則要告訴他，村里有哪些新聞，這一段時間里他們收听到哪些音樂節目，此時，在他們3個人的心目中，矮小的土屋容納的是整個宇宙。隨后，他想像著十八歲的英娜·施特廖姆的漫不經心的傲慢表情，奧列格往后連走近她都會沒有勇气。再就是這兩者的邀請——兩個女人都邀請他住到自己家里去——也使他大傷腦筋：該怎樣正确理解她們的用意呢？ 在那個使奧列格的心靈脫模成形的冰冷世界里，沒有“不帶雜念的好心”這樣的現象和這樣的觀念。奧列格簡直把這樣的好心給忘了。所以，此時他用任何理由來解釋這种邀請都行，可就是無法把它理解成純粹的好心。 她們打的是什么主意，他又該怎樣對付？——這他心里都不清楚。 他輾轉反側，手指空捻著無形的煙卷…… 奧列格從床上爬起來，頭昏腦漲地往外走。 在幽暗的穿堂里，緊靠病房的門，西市加托夫照例在地板上的一只盆里坐浴，堅持醫治自己的能骨。他已不像先前那樣耐心地怀著希望，而是處于絕望的迷們之中。 在值班護士的小桌旁，背朝西市加托夫，有一位肩膀瘦削。個儿不高的女人身穿白布衫伏在台燈下。但這不會是一位女護士，因為今天是圖爾貢值夜班，大概他已經到醫生會議室里睡覺去了。這是那位与眾不同、頗有教養的戴眼鏡的護理員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她在晚上已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現在正坐在那里看書。 在奧列格住院的兩個月里，這位勤勤懇懇、一副聰明模樣的護理員，曾不止一次爬到他們床下去擦洗地板，而他們病人都躺在床上；她在床下搬動科斯托格洛托夫藏在盡里頭的靴子，從未指責過他；她還用抹布擦拭牆板；把痰盂倒掉并洗刷得干干淨淨；她把貼有標簽的瓶子分送給病人；凡是護士不必沾手的重的、髒的和有所不便的東西，她都主動拿來或取走。 她只是任勞任怨地工作，她在這癌症樓里就愈不被人注意。有句古話說了已經兩千年：長著眼睛并不意味著看得見。 然而，坎坷的生活能夠提高識別人的能力。在這棟樓里，有些人一下子就互相認識了。雖然沒有規定的制服、肩章和臂章使他們有別于其余的人，他們還是很容易互相辨認出來，仿佛額頭上有什么閃光的標志，仿佛手心和腳掌上有什么烙印。（實際上這方面的跡象确實很多，例如：脫口而出的一個詞儿；說這個詞儿時的語調；話与話之間嘴唇的撇動；別人表情嚴肅時，此人卻在微笑；別人都在笑的時候，此人卻繃著臉。）就像烏茲別克人或卡拉卡爾帕克人在醫院里毫不費力就能認出他們的同胞那樣，這些人，哪怕曾被罩在鐵絲网陰影中一次，就有這种本領。 科斯托格洛托夫同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就是如此，他倆早已互相認出了對方，早已心照不宣地互相打招呼了。可是他們始終沒有机會交談。 現在奧列格走近她的小桌旁，故意老遠就讓拖鞋發出聲響，免得她受惊： “晚上好，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 她看書時不戴眼鏡。她轉過頭來——這轉頭動作的本身就跟她隨時听候使喚的轉頭動作有某种無以名狀的不同。 “晚上好，”她微微一笑，帶著在自己宅鄰接待上賓似的擁种上了年紀的資夫人式的全部尊嚴。 他們怀著良好的祝愿、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視著對方。 這种眼神表明，他們隨時愿意為對方提供幫助。 然而，真要涉及幫助，他們卻無能為力。 奧列格倒著毛發蓬松的腦袋，想看清那是本什么書。 “又是法文的？具体說，是什么書？” “是克勞德·法雷爾寫的。”這位奇怪的護理員回答時把“勞”這個音發得比較軟。 “您的法文書都是從哪儿弄來的？” “城里有一個外文圖書館。另外，我還從一位老婦人那儿借來看。” 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著那本書，就像一條狗斜瞅∼只鳥儿標本： “可您為什么老是看法文書呢？” 她眼角和嘴角的魚尾紋既刻著她的年齡，又刻著她經歷的磨難，也刻著她的智慧。 “那樣不會感到痛苦，”她回答說。她的嗓門一向不大，說話聲音很輕。 “又何必怕痛呢？” 站久了他覺得吃力。她注意到這一點，便將一把椅子挪給他。 “在我們俄羅斯，贊歎‘巴黎！巴黎！’有多久了？大概有兩百年了吧？讓人耳朵都嗡嗡直響，”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呶道。“那里的每一條街，每一家酒店，我們恐怕也都能背出來。可我就是不知趣——一點也不向往巴黎！” “一點也不向往？”她笑了，奧列格也跟著笑了起來。“宁可接受看管和監督？” 他們的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似乎剛剛開始，卻又不可能繼續下去。 “是真的不向往，”科斯托格洛托夫喃喃地抱怨。“他們整天無所事事，輕浮淺薄，口舌也多。可真想喝住他們問一問：喂，朋友們！要你們干苦活，行嗎？叫你們光吃黑面包沒有熱菜湯，受得了嗎？” “這是沒有道理的。人家已脫离了黑面包階段的生活。那是經過奮斗得到的。” “也許是這樣。也許這是我出于妒忌。不管怎樣，反正想喝住他們問問。” 坐在椅子上，科斯托格洛托夫時而偏向左邊，時而偏向右邊，仿佛過高的身軀對他是個負擔。他并不拐彎抹角，而是十分自然地直接問道： “您是由于丈夫的問題而受到連累嗎？還是由于自己的問題？” 她也同樣直截了當地回答，有如對方在問她值班的事： “是全家一起被抓的。鬧不清究竟誰連累了誰。” “現在也都在一起嗎？” “不，哪能呢！女儿死在流效地。戰后我們轉到這里來。丈夫在這里第二次被抓走，送進了勞改營。” “這么說，現在只有您一個人？” “還有一個小儿子。8歲。” 奧列格望著她那并沒有顫動起來博取怜憫的臉。 是啊，他們所進行的是事務性的談話。 “第二次是在1949年？” “是的。” “這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在哪個勞改營？” “靠近泰會特火車站。” 奧列格又點了點頭： “明白了。那是湖區勞改營。實際地點可能在勒拿河邊，信箱地址是泰舍特。” “您也到過那里？？”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 “沒有，不過那地方我倒是知道。什么事情都是縱橫交錯的。” “是杜扎爾斯基，您遇見過沒有？……在任何地方都沒碰到過嗎?…” 她仍然抱著希望！說不定碰到過……現在馬上就可以談起他的情況…… “杜扎爾斯基？……”奧列格咂了咂嘴。“沒有，沒碰到過。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碰到。” “一年寫兩封信！”她抱怨說。 奧列格點點頭。一切都正常。 “可是去年只來了一封信。在5月份。從那時起就一直沒有！…” 她只剩下一線希望了，死死地抱著一線希望。女人畢竟是女人。 “這您不要在意！”科斯托格洛托夫有把握地向她解釋。“每個人一年寫兩封信，可您知道合起來有几千几万封？而檢查當局又懶得要命。在斯帕斯克勞改營里，有一個修爐匠，也是個囚犯，夏天去檢修爐子，結果在檢查處的爐子里發現近兩百封沒有寄出的信。是他們忘記燒掉的。” 盡管奧列格對她婉轉解釋，盡管她也好像早就應該對任何情況都能習慣了，可是此刻她仍然异常惊恐地望著他。 人莫非生來如此——永遠也不可能擺脫惊异的本性？ “這么說，小儿子是在流放地生下來的？” 她點了點頭。 “而現在，得靠您的工資把他撫養成人？要找個好一點的工作哪儿也不接收您？到處遭人責難是不是？你們母子是住在一個什么小小的窩棚里吧？” 他似乎是在提問，但他的這些問題是無須回答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白，簡直讓人牙床都咬得發酸。 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把自己的一雙由于洗被服、擦地板和在熱水中浸泡變得粗糙的并有不少青紫斑和傷疤的小手，放在一本平裝的、開本小巧雅致的厚書上，書的用紙顯然不是國產的，再邊由于裁切得很早，故有點毛糙。 一如果僅僅是窩棚小，那倒問題不大戶她說。“可麻煩的事情是：孩子漸漸長大懂事了，什么都要問，叫我怎樣教育他呢？把事情的全部真相統統告訴他嗎？要知道，就連大人也會承受不了的！那簡直會把孩子的肋骨也壓斷！要是隱瞞真相，讓他同生活妥協呢？這樣做對嗎？他的父親會怎么說呢？況且，能瞞得住嗎？要知道，孩子自己會觀察，能看出來。” “把真相統統告訴他！”奧列格果斷地把一只手掌壓在台玻璃上。他說這話的口气好像自己曾親手把几十個孩子撫養大，而且做法無不成功。 她曲著兩手的手指抵住頭巾下的太陽穴，憂慮不安地望著奧列格。她的神經受到了触動！ “父親不在，教育儿子可真難啊！要知道，這是需要有固定的生活軸心和指針的，可是這到哪儿去找呢？老是把握不住方向，時而往這邊偏，時而又往那邊斜……” 奧列格默然不語。這种情況他過去也听說過，可不能理解。 “這就是為什么我讀法國的小說，不過只是利用值夜班的机會。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是故意不談比較重大的問題，當時外界的生活是不是也是這樣殘酷——我不知道，反正我讀著心里平靜。” “當成麻醉劑？” “當成思賜，”她轉過頭來，由于包著白頭巾，模樣像個修女。“我不知道在我們身邊有什么書讀了不叫人心煩。有的書把讀者當作傻瓜。有的書倒是沒有假話，作者也因此十分自豪。他們深刻地研究考證某某偉大詩人于一八見几年坐馬車經過的是哪條村道，他在某一頁上提到過的一位貴婦是誰。也許他最終把這一點解釋清楚也是花了功夫的，可這是多么四平八穩！他們選擇了一條沒有風險的道路！只不過今天仍在受苦受難的活人与他們全不相干。” 她年輕的時候人們可能會叫她利利她。當年她這鼻梁還預料不到自己會出現架眼鏡的凹痕。這姑娘也有過眉目傳情、傻笑打鬧的時刻，她生活中也有過紫丁香、花邊裙和象征派的詩——任何一個吉賽女郎都沒預言過她將在亞洲某地當勤雜工了結此生。 “文學作品里的一切悲劇，在我看來，同我們經歷的現實相比簡直太可笑了，”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堅持說。“阿伊達還被允許到地牢里去同親愛的人死在一起。可我們連親人的消息也不讓知道。要是我也到湖區勞改營去……” “您不必去！去了也沒有用！” “…在學校里，孩子們寫作文，題目有關于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慘的、被斷送的以及還有別的什么的一生。然而，難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選擇了愛情，并為愛情付出了代价，這是幸福！她是一個自由的、驕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時期有身穿軍大衣、頭戴大蓋帽的人闖過你生在那里和一直住在那里的房屋，命令全家在24小時內离開那所房屋，离開那座城市，而且只允許帶你那雙力气有限的手所能帶的東西呢？……” 這雙眼睛所能夠哭出來的淚水，早已經哭干了，從那里求必還能流出什么來。不過，為了發出最后的詛咒，里邊也許還會燃起熾烈而純淨的火。 “…你要是把門打開，招呼路上的行人，說不定他們會從你的家里買去點什么，不，還不如說是奶几個小錢給你買面包吃，那時，那些嗅到了气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們什么都知道，就是沒料到轟雷有朝一日也會劈到他們頭上！——居然毫不知恥地出百分之一的价錢買你母親傳下來的鋼琴，而你那頭上扎著蝴蝶結的小女儿，最后一次坐下來准備彈一首莫扎特的曲子，但卻放聲大哭，跑開了，試想，我還去讀《安娜·卡列尼娜》干什么？莫非我自己的這番經歷還不夠嗎…我從哪本書里可以讀到關于我們的事情？關于我們的事情！難道說真的要過100年不成？” 盡管她差不多是在大聲疾呼了，然而多年恐懼的訓練畢竟沒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沒有呼喊，這不是呼號。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听得見她的聲音。 是的，也許還有在盆里坐浴治療的西布加托夫听得見。 在她的敘述中可以看到的跡象并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 “列宁格勒？”奧列格問。“1935年？” “您認出來了？” “你們是住在哪一條街？” “富爾施塔德街，”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緩慢地回答，聲調哀怨但又略帶欣慰。“那您呢？” “扎哈里耶夫街。就在旁邊！” “就在旁邊……那時您几歲？” “14歲。” “您什么也不記得嗎？” “很少。 “您不記得？那時就像發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門敞開著，有人過去，拿了東西又离開，誰也不問誰。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您不記得了？” “不，我記得。但可恥的是，當時我沒有覺得這有什么了不起。學校里向我們解釋，為什么必須這樣做，為什么這是有益的。” 有如被經繩勒緊了的母馬，這位漸漸變老的護理員把腦袋上下移動著說： “關于圍困時期——誰都會講！關于圍困時期——長篇敘事詩也有人寫！這都是允許的事情。可是圍困時期以前呢，好像什么事情也沒發生過似的。” 是啊，是啊。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這樣在盆里坐熱水浴，卓姐就坐在這個地方，而奧列格也像今天這樣，坐在這張小桌子旁邊，他們在這盞台燈下交談——不也是談圍困嗎？ 至于圍困時期以前，那座城市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沒發生過。 奧列格歎了口气，彎著臂肘斜托腦袋，心情沮喪地望著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 “慚愧，”他輕聲說。“為什么在災難還沒有臨到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親人頭上時，我們就無動于衷？人的本性怎么是這樣的？” 除此之外，還使他感到慚愧的是，他把感受這樣的折磨著得比帕米爾的頂峰還高：女人要求于男人的究竟是什么，不能少于什么？仿佛生活的意義就集中在這一點上。仿佛除此之外，在他的故鄉既沒有苦痛，也沒有幸福。 心中感到慚愧，但也舒坦多了。別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沖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在這之前，有那么几年，”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回憶道，“曾勒令貴族遷出列宁格勒。大約也有10万人，而這曾引起我們特別注意了嗎？其實，當時那里剩下的算是什么貴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怜巴巴的。我們明明知道，卻眼睜睜地看著，無動于衷：反正沒碰到我們自己。” “你們也就買了他們的鋼琴？” “可能買下了。當然，買了。” 這時奧列格才算看清楚了，這個女人還不到50歲。可是單從表面來看，她已經是個老太婆了。從白頭巾里邊垂下的一絕頭發也跟一般老人的頭發一樣平直，已卷曲不起來。 “那末，你們是什么時候被迫遷走的？由于什么？定成了什么？” “能由于什么呢？還不是叫做社害么。或者叫做社危——社會危害分子。這屬于特殊條款，不用審訊，方便得很。” “您丈夫是做什么的？” “普通老百姓。音樂廳里的一個吹長笛的。喝醉酒愛發議論。” 奧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親——也是這樣一個早衰的老婦，也是這樣一個忙忙碌碌的知識婦女，也是這樣由于沒有丈夫而孤立無援。 如果是住在同一個城市里，他也許能為這個女人提供一定的幫助，給她的儿子指點方向。 然而，就像被大頭針釘在格格和框框里的昆虫標本那樣，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和我們很熟的一戶人家，”此刻，沉默了那么久的一顆靈魂，一旦開了口，也就不停地講下去了，“有兩個大孩子，儿子和女儿，都是富有熱情的共青團員。有一天，他們全家突然被勒令遷居。兩個孩子赶到共青團區委去請求‘保護’。那里對他們說：‘我們一定保護你們。給你們紙，照這樣寫：茲申請自今日起不要再把我看作某某人的儿子、女儿，我聲明同該兩名社會危害分子划清界限，并保證今后同他們脫离關系，不与他們保持任何聯系。” 奧列格駝起了脊背，瘦削的肩頭突到前頭，腦袋耷拉著。 ‘根多人都寫了……” “是的。可是這兄妹倆說：讓我們考慮考慮。他們回到家里，把團證往爐子里一扔，就開始收拾東西准備去流放地。” 西市加托夫那里有了動靜。他攀位床架子，正在從坐盆里站起來。 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急忙過去把那盆水端走。 奧列格也站起身來，在上床睡覺之前，他必然要到樓下去走一趟。 在樓下走廊里，他從焦姆卡所住的那間小屋的門前經過。跟焦姆卡同住在這間屋子里的另一個病人，做過手術以后于星期一死了，現在那個床位安排給剛開過刀的舒盧賓了。 這扇門一向關得很嚴實，但現在卻虛格著，里邊黑洞洞的。晦暗中可以听到很困難的呼嘯聲。而護士一個人影也不見：她們要么在別的病人那里，要么睡覺去了。 奧列格把門縫開大些，探頭過去。 焦姆卡睡著。這是舒盧賓呻吟時發出的呼嘯聲。 奧列格進去了。走廊里的幽光從半開著的門洞透進去一點點。 “阿列克謝·菲利波維奇！……” 呼吭聲停了。 “阿列克謝·菲利波維奇…您不舒服嗎？” “啊？”猛然發出的這一聲也像是呻吟。 “您不舒服嗎？…要不要給您拿點儿什么？……要開燈不？” “是誰啊？”由于惊恐而引起一陣咳嗽，接著又是不停地呻吟，因為咳嗽把他震痛了。 “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奧列格。”他已經走到床前彎下腰來，開始辨認枕頭上舒盧賓的大腦袋。“要不要給您拿什么來？讓護士來嗎？” “不——需——要，’將盧賓費力地吐出這几個字。 他沒有再咳嗽，也沒有再呻吟。奧列格對屋子里的晦暗愈來愈适應了，甚至能分辨出枕頭上的想發。 “我不會整個儿死去，”舒盧賓喃喃地說。“整個儿我不會死去。” 看來，他在說胡話。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被子上摸到一只發燙的手，輕輕地拍了拍： “阿列克謝·菲利波維奇，您會活下去的！堅持住，阿列克謝·菲利波維奇！” “一小塊碎片，是嗎？……是一小塊碎片吧？……”病人在喃喃自語。 這時奧列格領悟到，舒盧賓并沒有說胡話，甚至還認出了他，而且再次提起手術前他們的最后一次談話。當時他曾說過：“有時候我是那么清楚地感覺到我身上有什么，就是說，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好像有一种很難被摧毀的、十分崇高的東西在！似乎是一种‘宇宙精神’的一小塊碎片。您沒有這樣的感覺嗎？”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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