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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天，我做了一份好工作，建造我們需要的臨時窗戶和門，直到定做的窗戶和門從明尼蘇達運來。我從黎明到黃昏愉快地做著，回想著我小時候每個冬天的開始時和父親一起在我們租來的公寓里做這項工作，以堵住寒風的情形。當我釘上最后一顆釘子時，房間就關閉了，這意味著我們可以開始使用丙烷加熱器了。那天晚上，我睡覺時想著第二天在溫暖的地方工作。 當我到達時，拉里已經在那里了，站在沿著房子的洞里。他頭頂的地上有圖紙舖開著，他挂上了第二個泵，這是一個气動泵，用來增大電動泵的力量。机器的聲音使我听不清他在說什么。 他從洞里爬出來，我們跪在冰凍的地上，他解釋著我們將要沿著洞建造混凝土地，然后在地上建造一條防御帶，我努力想搞清他的意思。他用手指在圖上指點著。“你可以按照這個來做，”他說。“它有22英尺長，然后留出六英尺到門廊前，然后拐自來。明白了？”我說我明白了。 “我們走吧，”他說，卷起圖紙，“五天時間，我們做完它。” 這工作原本將由他已轉包的挖掘工們在春天進行的。但他擔心春天土地潮濕的時間太長，于是在早晨3點時決定我們現在自己來做。 我們馬上開始。盧克下午兩點時安排好水泥卡車的事，然后他穿上靴子和我、拉里一起下到洞里。我們測量模板，鋸木頭，把它們放到洞里，然后做勘定，以确定它們是水平的。泵一直抽著從沼澤地過來的水。許多工作是清理和鏟泥，我們被浸濕了，水凍僵了我們的衣服。我們爭分奪秒地工作著，鋸出鐵棒來加固混凝土，把它們以格子的格式放在模板上的泥里。第一天，所有的事都像時鐘一樣進展著。當水泥卡車駛進車道頂時，我正在桂緊最后一根鐵條。我們站在洞里，用我們的鐵鏟在模板上推水泥。然后我們把表面弄光滑，爬出洞，此時，天正好黑下來。 第二天，我們又開始了，只有這一次，我獨自一個人留在那里，拉里和盧克与建筑師們有一個早餐會。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机會，在我開始做模板前，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圖紙。即使這樣，我一開始時還是什么都不對。我做了一個模板，然后劈開它，再開始。然后是第三次。圖紙落進了水中，我開始想這可以成為我的借口。中午，拉里和盧克回來時，我們已沒有足夠的時間在水泥到來前完成了。“我打電話試一下，叫卡車別來了。”盧克失望地說。 拉里跳進洞里。“讓它們來。”他喊叫的聲音蓋過了水泵的聲音。 有一會儿，我試圖赶上他，給他幫點忙。但，一會儿后我就只是站在那儿。我想起了大學里的一件事，當時，英語系資料室一面牆上的管道爆了。那是古老的石頭牆，整個下午，房間里都是工人，他們用風鑽和鑿子捅開那個地方，試圖到達管子處。水在過道里流淌，作為警報，大樓里所有的設備都關閉了。屋里是黑的，當水沖過天花板時，工人們彼此叫喊和做著手勢。這就像是一部災難片的場景，我站在那里，看見一個從古典文學系來的教授度步而入，他极其大聲地說：“請原諒，但我的辦公室里冷得可怕，我想知道暖气今天下午還能不能恢复？”我看見我的大學同事站在那儿，穿著一件雨衣，上面帶子都系著。一瞬間，工人們都停了下來，轉身盯著他，臉上帶著辛苦工作的人為像大學英語教授這樣的人所保留著的普遍存在而永不消失的表情，誰不想，那表情在說，這家伙生活在他媽的哪個星球上？ 在第三或者第四天，拉里讓我自己鋸鋼條。“只要仔細看圖紙。”他說，但我還是把每根据來短了兩英寸。“重做。”他說。 在工作進行到一半時，气溫降到了零下15度，我每次在冰水里彎腰時都覺得我的骨頭在它們的管子里碾著。有一次，我不得不爬出洞去撒尿。我繞到房子的背面，當我掏出陰莖時，發現上面有像懸鉤子那樣顏色的鮮血。我彎下腰，從敞開的褲襠往里看。到處都有血，已經浸透了我的長村褲和拳擊短褲，已半凝結了，厚厚的、粘粘的，像果醬似的。這嚇坏了我，我跳著，解開衣服，直到發現沿著血管的一條小開口。 只有几分鐘后，我就回到了洞里，這時，我向上望見一個女人正在那里對著我笑。“你能帶我做一次高貴的巡游嗎？”她開心地問。我的第一反應是我听錯了。我知道她是一個普魯茲隘口的女人，因為她帶著一條那种高貴的短腿柯里牧羊犬。“從拉里還是個孩子起，我就認識他。”她依然愉快地說，“如果你帶我參觀，他是不會介意的。” 當我同意并帶她進屋里時，她的心情就改變了。“你可以在世紀末建這樣的地方，”她對我咆哮著，“但今天，他們只會尖叫一個詞——做作！看看倫敦的樓梯。”她大聲說。 “是的。”我愚蠢地說。 “多少間浴室？我听說十間！” “只有八間，”我說，“除非你算上馬車庫。” 我想，出門時我听見了她的狗對我的號叫。她在門口時突然离開了我，回頭看了我最后一眼。“倫敦的樓梯。”她輕蔑地說。 這別墅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心，當那些夏日別墅的主人們回來過長長的周末時，他們經常在旁邊徘徊。“請原諒，”當兩個女人出現時，拉里從房頂上叫她們，“你們是什么人？” 她們告訴他一個普魯茲隘口的人，一個最大的地主，允許她們做一次參觀。几分鐘后，這個男人出現了，他穿著一件傘兵迷彩服，看起來就像剛從購物指南上定購的似的。“我很抱歉，”他殷勤地說，“我最不愿做的事就是打扰你。你正使用的是什么工具？” 拉里立刻感覺到這個男人企圖討好他。“這是錘子。”他回答他說。 那些天，天气是如此的寒冷，在洞里的工作冷得讓人發木，當我在喝咖啡的休息時間里抽煙、生火烤我的手套時，都認不出手套了。 一天早晨，轉包人來了，他開始卸下我們用來支撐牆壁的模板。領頭的是一個長相愚蠢的家伙，邊站在一個地方吃烤面圈邊對他的手下發號施令。我估計他是一個繼承了產業的儿子。气溫在零度左右，風很猛烈，他不斷告訴他的人把東西放在一個地方，然后又改變主意，告訴他們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第二天早晨，他又來了，叫囂了更多的命令。電動泵由于某种原因坏了，我在水里跪下來檢查，看是不是被堵住了。我拔下插頭，正要把它重新插上時，他對我叫道：“有人上周做同樣的事時触電了。你最好放聰明點。” 我轉身看著他。他的四個工人也都停下來看著他。然后，他們轉過來看著我。那只是一瞬間，但這一瞬間我身上發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我感到他的工人們不敢叫他住嘴，但我可以替他們說。我舉起電線使他能看見。我又拿起泵上的插頭也使他能看見。然后我插上插頭，把它捏在我的手里，直到他轉身走開。他的一個工人搖了搖頭，竊笑著。感覺真不錯。 第二天，當我去上班時，凱爾站在那儿，拿著一個紙袋子。“你在做什么？”他問。 “挖溝。”我說。 “到春天時，你會強壯的。”他說，把袋子遞給我。 里面是一雙漂亮的工作靴。外面是皮，里面是毛。“我不能要。”我說。 “你必須要。”他說。 第二天，當我爬上梯子給屋頂的邊緣涂上一層底漆時，我想著凱爾。那是一段挺長的距离，五十或六十英尺。我一只手抓著梯子，另一只手拿著一加侖的油漆，想著凱爾說過的話，他說現在很多人不快樂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前天，我在我的房子周圍看了看，”他沮喪地告訴我，“我認識到我不再擁有任何東西來修复我自己。”在梯子的頂端，我走上了挂在房頂下托座上的木板。我開始漆起來，沿著木板一寸一寸地移動著。不知為何，當我回走半步時，我踩了空。我覺得我的腳后跟懸在了空中，我倒吸了一口涼气。我長時間地不能移動。我站在那里，并沒有真的想什么，只是想，慢慢地、小心地蹲下來，然后平躺在木板上，用胳膊抱著木板，在這儿過一個晚上，那該多好啊。 最后，是羅博走出來找的我。那是星期五下午的休息時間。“嘿，”他叫我，“你在那上面做什么？”我告訴他我走不動了，他站在梯子的底部和我說話，直到我下去。在更衣室里，每個人都輪著講述他們第一次所發生的事，“我把它叫做十分鐘心髒病突發。”羅博說，遞給我一瓶啤酒。他見我的手還在發抖，就用他錘子上的夾子替我打開了瓶蓋。 就在圣誕節前，我告訴一個朋友關于我在洞里的最后一天的事。不知為何，准備泥土部分的事落到了我的身上，在那個地方，下水管道從別墅的地基牆出來，在洞子被塞滿石礫和混凝土前通過洞子。別的人都做其他事去了，所以我鋸了一些三角形的木頭填隙片，把它們放在管道下，以便管道微微地下傾，离開別墅。然后我用干草蓋上了管子。做這事可能花了二十分鐘的時間，但我手頭的這件事可以破坏一個富人的房屋。我所要做的只是改變小填隙片使管道通向別墅。我的小秘密將被埋葬在石礫和混凝土下，在洗手間四十次地發生水災、工人開始調轉下水管道的方向之前，沒有人會發現它。“一年前，我想我會這么做的，”我對我的朋友說，“我不知道是為什么，但在我被解雇的一段長時間里，我只是想做點什么。” 他耐心地听著，他是一個好心腸的、辛勤工作的男人，已經付完他住房的分期付款，并存了足夠的錢供他的孩子們上大學。然后，他給我寫了封漂亮的信，結尾是這么說的：“通過這個冬天的工作，你已從那個以法律的名義擁有這座別墅的富人那里得到了你償還全部債務的錢。但事實上，你精神上的財富永遠比他的要多。” 填洞的那天早晨，我听見有人在說：“喂，史奈德教授，上來一下行嗎？”我抬起頭，看見我以前一個學生站在那儿。他見我的最后一次時，我在講愛倫·坡１。我們一起回家。他說他正在找一份非贏利的環境組織的工作。我告訴他我那天埋下水管道的事。“我可以毀掉房主的夢想。”我說。 １愛倫·坡：美國詩人、小說家、評論家。——譯者注 我繼續走著。“富有的蠢驢，在該死的保護區建造該死的府邸，”他說，“你該絞死他，老兄。” 我們工作中有一次新年聚會。中午，拉里在鋸木架上放上一張膠合板，在上面放上比薩餅和啤酒，并發給我們每人一件套頭衫，那天余下的時間休息，工錢照付。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搬運2乘8規格的木板。我把一疊木板拖在身后走著時，它們突然變輕了。我回過頭，看見比利的儿子，布什校長的孫子，正抓著另一頭幫我。 當消息傳來說主人兩天后要來時，我們都希望每件事都井井有條，顯然，更衣室里的垃圾罐里不能有空啤酒瓶。我的工作是再次清理這個地方，但這次不僅僅是工地，還包括所有周圍的財產。我爬上主人的樹拿下一個裝三明治的塑料袋，這袋子曾刮進房子里過。我爬行在沼澤地里，為了夠著一個斯大洛泡沫咖啡杯，我的一只靴子被吸了下來。 我根本沒看見他。我在地下室里和盧克一起漆木板。我一只腳裸著搭在丙烯加熱器旁的絕熱管上，想使它暖和點，我的左耳上粘著一塊凝結了的血，感染正在加劇。兩個穿著貂皮大衣的女人帶著一股扑鼻的香水味出現了。“你們有可以喝的熱東西嗎？”一個人問。旁邊的那位女士提著Gucci１袋，里面裝滿了精致的樣品。我告訴她們我很抱歉。“如果他們在浴室里安上玻璃纖維的水龍頭，整個房子就毀了。”我听見這位女士宣稱。 １Gucci是一种名牌商標。——譯者注 “我們都得負責。”休息時間里，主人給了我們一打烤面圈后，馬克在更衣室里說，他和拉里一起研究廚房的藍圖。 “建像這樣的房子，”馬克繼續說，“這么多的材料，這么多的浪費。這么大。我們不再建這樣的房子了。什么家伙需要的房子這么大？” “整個冬天都在做。”羅博說。 “我知道這是什么。”馬克說。 那天下午晚些時，我發現三樓的一個地方在漏水，雨水從房頂上漏下來。地板上有半英寸深的水，我能想到處理這件事的措施只是用雪鏟把水舀進一個桶里。我做著，好像我是在一條將要沉沒的船上舀水似的。我邊做邊嘲笑自己，告訴自己水最終會沒有的，但我不想抓住這個能使膠合地板坏掉的机會。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著我做的事，好几次都大笑出聲來。我斷定我不是為了主人或為了錢才做這件事的；我的忠誠是因為舖地板所做的艱苦工作。 一月的第二星期末，屋頂板運到了。成百上千盒的雪松屋頂板都是灰色的。我在車庫里把它們堆起來，想著几星期的工作以及它們所意味著的報酬和收入。一個年輕的園林工為躲避寒風到車庫里呆了會儿。他問我為拉里、比利工作感覺怎么樣。他已經听說過一個油漆承包人的事，因為他不付給他的工人合理的工資而未被聘用，我知道他想知道什么。“我1小時得15美元。”我說。 “難以置信，”他邊离開邊說，“九年了，我得的只有那一半。” 拉里在車庫后開始給我講解，那個地方絕對不會被別人看見。他給我示范他希望這事怎么做，怎么划一條粉筆線，然后怎么在木板上釘上釘子作為向導，怎么把房頂板放在木板的邊緣一次一塊地移動。從第一塊房頂板起，我就喜歡上了那樣的秩序和工作時緩慢的勢頭，以及這事完成時所代表的意義。我喜歡手中錘子的重量，喜歡它在寒冷的空气中敲打時堅實的聲音。 “我需要產量，”在第一天結束時，拉里對我說。我們站在一起看我完成的五列。“你必須移動得快一點。” 我肯定我能。但每天的情形都一樣。部分原因是由于天气已變得极端寒冷。我每天早晨開始時，气溫都低于零度，而且一天中很少是高于零度的。我每次拿五顆釘子，有些天，當我看表時，离下班還有3個小時，而我卻覺得沒法再忍受15分鐘的寒冷了。 在車庫的山牆端上工作時，進度還要慢，因為我不得不在每一列的末端鋸木頂板，使它能适應房頂的斜坡并和已用釘子釘好的邊緣緊密貼合。我用一把小刀來鋸，用一把短刨來完成。一天早晨11點時，所有的轉包人都回家去了，我們等著這個冬天第一場東北大風的到來。大海被淹沒在海霧下，寒風凜冽，气溫低達零下37度。我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擺放著山牆端頂端的最后几塊屋頂板，這時，拉里走到拐角處。我看見他站在那里。天開始下雪了。他從他的帶子里拿出錘子，我看見他使用餃子來撬我做的屋頂板的邊緣。 “我把它們沿角度鋸出來的。”我充滿希望地說。 “是的，”他說，“但我希望它們在邊緣下面。你看，像這樣？這是防雨的唯一辦法。”他開始用錘子撬掉屋頂板。這發出巨大的噪音，釘子的吱嘎聲和頂板折斷后裂成碎片落到雪中的破裂聲。我在腦中做著算術——1小時15美元乘以10，再乘以我浪費的5天。“你必須重做末端，”他說，“不要為此擔心。” 這事發生在星期五的下午。整個星期六，我在自己的時間里獨自工作著，直到我做完。星期一，我走進更衣室里吃午飯，听見比利正和拉里說著有關勞動支出的什么事。我一進去，他們就不說了，但我感到問題來了，當拉里告訴我他將暫時辭退我，因為門窗都來遲了，在真的需要前必須先停止蓋房頂板時，我不相信他的話。 第二天，沒有工作，我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直到我走回別墅自愿做垃圾傾倒的工作。“我只是需要一些事情做。”我說。 后來的兩個星期，我每天都等著拉里打電話叫我回去工作，每天都走到能看見那座別墅的海濱去，去證實門和窗都還沒弄好、沒有房頂板在蓋。 我需要做一天的工來湊錢支付我們二月的房租，當我打電話問拉里是否需要我做什么事時，他叫我第二天早晨去。我起床穿好衣服，然后停住腳和科倫道別。“擦擦你的嘴，”她說，“上面沾有東西。” 我用整整10個小時的時間用手和膝蓋撿拾別墅和車庫內外的每一張紙片、每一塊木頭。我在撿木屑，告訴自己說所有的工作都是有尊嚴的，只要它能給你足夠的錢支付房租。那個駕駛推土机的家伙跳下机器向我走過來。“那個送給你靴子的人？”他說，“凱爾？” “是的。” “他死了，”他說，“我想他得的是癌症。” 這又使我感到無助和憤怒，那天做完活后我走的遠路回家，希望我回家時孩子們都睡著了。但當我走進家時，三個大孩子都在那儿告訴我說他們和媽媽一起開車去看我工作了。“你爬在灌木叢里做什么？”愛琳問。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卡勒哭著進來了。她把洋娃娃掉在外面了，她想我出去找。我在通道里搜尋著，最后發現了洋娃娃，當我遞給她時，她指著一只腳，上面的鞋不見了。“你要我去找鞋？”我說。 她點點頭，我走回室外。 那天晚上晚些時，我父親從費城打來電話。從去年我對他吼叫“要么認可，要么別瞎操心！”起，我們可能只說過兩次話。在那之前的一年，我最后一次見他，他讓我坐在電視机和錄像机前，給我放一盤帶子，那是他從一個名叫“這儿不再有的東西”或其他什么相近的名字的紀錄片上錄下來的，一個怀舊主義者看著費城，這個“充滿兄弟般友愛的城市”，在那個美好的年代，一家人可以不帶任何恐懼地在大街上行走。我們就此展開了爭論；我的父親詛咒60年代的寬容和放縱——搖滾樂、賭注、男女同住的集体宿舍、逃避兵役的人，還有長頭發——他從年輕時就知道的這個國家的分裂。這是一個古老的、古老的故事；他青年時代的英雄——士兵和總統——是我這個時代的惡棍。 “我能做什么來幫助你？”他在電話里問我，“當一個人失去他的工作時，人們應該幫助他，直到他站穩腳跟為止。” “沒事，”我說，“我有工作。我在做木工。” 他松了口气。他告訴我，在我出生前几個月到我母親去世的那段時間里，他都在幫著她的父親在校街上建造他的小房子。他記得蓋房頂板是多么的熱，他和我的姥爺坐在房頂上喝冷啤酒。他還記得啤酒的味道是多么的好，他告訴我他從幫建那間房子中學到的關于使用工具的每件事情。 我以前從未听他談過這些。突然，我強烈地希望我的父親和我一起在房間里，我們坐在壁爐前談個通宵，這樣的愿望在這一刻超過了一切。我想听所有他從沒告訴過我的故事，而且，我想告訴他，他從來都不該受到我曾對待他的那种方式。 “你是一個非常好的大學教授，”他對我說，“總有一天，你會再教書的。”然后，他接著告訴我他已以他自己的名義為我給考爾比大學和緬因州大學寫了兩封信，那是我曾執教過的地方。 “我不明白。”我說。 “哦，我想幫忙，就是這樣。我只是打了几個電話。我打電話的每個地方都記得你。” 我停了一段時間才開口。“他們現在不會忘記我了，這是肯定的，”我告訴他，“听著，爸爸——你不能那樣做，明白嗎？我知道你想幫忙，但我要的不是這樣的幫助。再也不要那樣做了，好嗎？” 我想象著電話線那邊的他，他和我的繼母一起住在費城的一套小公寓里。我從未拜訪過他們，但听我哥哥講，有一次，他去時發現房東正為暖气開的太高而對他們大吼大叫。他們只是站在那里，我哥哥說，房東就像指責小孩子一樣責罵他們。我最后一次見我父親是他坐公共汽車來看我們。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來爭吵。到他离開時，我開車把他送到汽車站，把他放在前門處。門是厚玻璃板。從后視鏡中，我看見他試圖從窗戶進去，直到一個陌生人給他打開了門。 “哦，”他難過地說，“我只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說。 他已變成了一個老人，當他的聲音一消失在電話線上時，我便開始想念他。 夜里，我決定我要告訴他些什么或者給他些什么來縮短我們之間的距离。我想起他的一個妹妹告訴我的話，說他小時候最想的事是像其他人一樣。他來自一個貧窮的家庭，住在租來的沒有管子的破舊房屋里。他常常在睡覺前抱著他的小妹妹到戶外廁所去，在他把她放下來小便前，她總是要他用他的掃帚把蜘蛛网掃干淨。他的牙齒是爛的，這是令人尷尬的事。在經濟大蕭條時，他曾看見他的父親在街上賣苹果，而他的母親，一晚又一晚地想從要分給六個人的几個烤土豆中做出一頓丰盛的晚餐來。雖然其他家庭都從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恢复過來了，但他自己卻沒有。 他是那么渴望只是和別人一樣，當戰爭爆發時，他有了希望。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天，我的父親，一個從未离開過家的、皮包骨頭的、有著一雙鴿趾足的男孩，穿著短褲跑出体操課，應征參了軍。在新兵訓練營，他們拔掉了他的牙齒，下午是上齒，第二天早晨是下齒，給他戴上了假牙。他們給他軍裝，他立刻感到他終于和別人一樣了。他內心深處得到了滿足。 几天過去了，拉里沒有打電話叫我回去工作，我到費城去看望我的父親。當我到達時，他正坐在車里，臉上帶著疑惑的表情。麻煩在嚙合顯示器上，那排紅色的數字和字母——PRND21——在方向盤上。數字和字母仍然看得見，但當改變車速時，轉動的紅色箭頭就不見了。 “底特律的冒牌貨。”我低聲說。 “不，它是一輛好的老車子。”他說。 我父親手上的活從來都做不好，我想也許這就夠了，如果我為他修好這輛車，也許我們之間一切的苦澀都將煙消云散。我爬到擋泥板下，發現塑料盤上的四個螺旋都在原位。我發現支持嚙合顯示器的盒子緊靠著方向盤。“這看起來相當簡單。”我說。當我還是個小孩子時，他曾有一個地下工作台，和他那個年代的所有父親們一樣，他把多余的釘子和螺絲釘放在嬰儿商品罐里，蓋上蓋子保存在架子上，但他對工具完全不在行。我使用平挫和飛利浦螺絲刀開始修理，但几小時后，他所有的工具都放在了車里，我父親從人行道上照來的手電筒的光也變暗了。 “几點了？”我問他。 “將近11點了。”他說。 “你什么時候睡覺？”我問。 “哦，不礙事。” 早晨沒地方去，我想。我知道那個故事。 “我曾有几輛好的福特車，”我的父親高興地說，“我認為福特車是好車。” “是的，不過，這是一輛切諾基。”我提醒他。他沒听見我說的。 “你爺爺的第一輛車是福特車。A型的。你奶奶拿出她所有洗衣服掙下的錢幫他買下它。她下定決心要擁有那輛車。她是一個意志堅定的女人，現在我才明白，在大蕭條時期，當情況很糟時，是她讓我們所有的人都快樂。” 我說：“我根本不記得她是一個意志堅定的女人。在她的一生中，爺爺都粗暴地對待她。” 他開始想反駁，但止住了。 “把那卷我給你的釣魚線遞給我。”我對他說。我從沉默中知道我對南娜性格的描述刺傷了他的感情。“看，”我說，“我在南娜身邊時，她總是讓爺爺占她的上風。這就是我說的全部意思。” 他讓這事過去。然后，他談論他們第一次的汽車旅行。“南娜許諾說我們都到哈里斯堡１去，”他帶著微笑回憶著，“從費城出發，那是一段漫長的旅程。開了一天多的車。我記得南娜告訴我們兩人，我們將去找她的姐姐，住在哈里斯堡的愛麗絲。一個我們從不知道的姨姨。” １哈里斯堡是賓夕法尼亞州首府。——譯者注 他告訴我，南娜一直生活在孤儿院里，直到她的姐姐被人領養后被帶走。“她所說的只是她的姐姐被帶走，在哈里斯堡和一家人住在一起。“那就是全部，到我們坐著A型車前往哈里斯堡時，离南娜上次見她至少有15年了。爺爺認為這是一個愚蠢的主意，但南娜決心要去。“我的弟弟，羅伯特，在路上生病了。我記得他在發高燒，南娜在旅途中一直抱著他。當我們到達哈里斯堡時，我父親說，‘那么，現在你想到哪里去，艾達？’她讓他從一個地方駛到另一個地方。他慢慢地在街道上來回開著車，她從一個門走到另一個門。我看著她。每間房子的前門都會打開，人們都對她搖頭說不。我們繼續駕駛在街道上，她繼續從一個門走到另一個門，然后，她敲開一個門，我看見她扑進了一個人的怀抱中。就像那樣，她找到了她的姐姐。 “在回家的路上，羅伯特的病加重了。三天后，他陷入昏迷狀態，去世了。所以，在三天時間里，南娜失去了一個儿子，找到了一個姐姐。” 我抬頭看著他的臉，几乎看見小男孩時的他坐在父親的新車后座上，看著他的母親在一個遙遠的城市里從一個門走到另一個門直至找回她失散的姐姐的擁抱。 第二天早晨，我們雙眼朦朧地站在電視机前。屏幕上是一座巨大的建筑，新聞報道員把它叫著“白房子”，它被坦克包圍著。我們半睡半醒地站在那里，我們倆都穿著拳擊短褲，努力地想弄明白電視上說的是怎么回事。過了一會儿，上面解釋說這是蘇聯議會建筑的老帶子，畫面上是1991年時由一群強硬派領導的企圖進行的顛覆活動。那是蘇聯共產党的結束。我看帶子時有种感覺，覺得美國將是下一個，但我立即閉上了嘴。在我的沉默中，我感到了我們共同的基礎：我們在這儿，兩個男人，都不年輕，都沒有錢，都沒有掙一分錢或有一份工作或擁有一套房子，都完全被世界改變的方式弄糊涂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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