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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我看著科倫，我就想她的衣服開始變大了。每次怀孕，她鼻梁上都會出現一道小斑點，一天早晨她躺在床上睡覺，我看見了那些小斑點的隱約輪廓，我給一家要領養孩子的夫婦打了個電話。 我用的是唐納太利餐館外的市內電話，我說了實情，只是對我的名字、我住的地方撒了個小謊。那個女人有一种很甜的聲音。“我們非常歡迎你和你妻子來吃正餐。”她說。 吃正餐。 “等等，艾德蒙德去樓上去接電話。”她說。 他接了電話，說：“你好，我是艾德蒙德。非常高興跟你說話。你和妻子愿意來吃午飯嗎？” “我已邀請他們來吃正餐了，親愛的。”他妻子說。 他開始道歉。 “我可以來喝咖啡。”我說。 “噢，是的，”她說，“什么時候？” 我告訴她我將一個小時后到那。她開始給我指示她們家的方位，但是由于迫不及待，她竟無法從我出發的雅茅斯圖書館找到一條路。“這樣吧，親愛的，”她丈夫溫柔地說，“你挂斷電話，我來說吧！” 我沒有什么可以穿的，沒有合适的衣服。我穿著拳擊短褲，在臥室的高鏡子前試著衣服。電話里那對夫婦友好的聲音讓我感到放松一些。我想第一次見面我們可能會談到錢。某個差不多的數目，所以我把這筆錢也記入到預算中。科倫想從生活中得到的僅是一個大家庭，并且有机會呆在家里和孩子們在一起，直到他們開始上學。在我認識她的十年里，她從沒向我要求過別的什么東西。這個夢想在我出現之前一直是适合的。我們見面時，她仍在上學。作為一個專職學生她有三份工作，這樣她不會負債畢業了，因為那些債迫使她把她的青春花費在工作上，而不是生孩子。最后我穿上我的那种舊的打褶的藍色牛仔服，決定告訴那對夫婦我一直在園子里工作。我只能坐几分鐘，因為我不得不回家，完成修剪草地的活儿。 當我走出廚房，怀里抱著卡勒，科倫正坐在走廊上給內爾梳頭發。我告訴她我要去城里給收割机加油。“我要帶卡勒去兜風。” “那好啊，”科倫說，“親親我們，再見吧！” 我彎腰親親她們兩個。 “噢，等等，”科倫說：“親愛的，你臉上弄了些什么？你不能這樣跟爸爸出去，看起來像個挖泥坑的”。 我告訴她沒關系，但是她還是進了屋拿來一條濕毛巾。她擦著卡勒的臉，梳理著她的頭發。我不知道是否我們將來會有一天，可能一個月、一年或者五年之后，我能告訴科倫，我是多么傷痛地看著她把卡勒打扮得漂漂亮亮，而卡勒卻是我自私計划中無辜的交易品；我是怎樣感受到某种東西在我身上消失，某种我無法名狀的東西。我站在那里，盡可能長些時間，然后我從她手里接過梳子，梳梳我的頭頂。“我看起來還行吧！”我問她。 當我們到達他們家時，我無法使自己停下車來。我慢慢地開過，從汽車反光鏡里看到私人道路上停著一輛漂亮的白色的旅行車，面向街的所有窗戶都上著百葉窗。那是一座墨綠色邊飾的白色大房子，有三個煙囪，前門處放著一個大盆天竺葵。 第二次我開過他們房子是几天以后，我獨自一個人。正當我轉彎到他們住的街上時，那輛白色旅行車正從我前面退出來。我看見那個女人頭上扎著某种方巾，很像你在電視上看到的体育明星戴在足球頭盔下邊的東西。我跟著她們進了城，來到大街，在那條路上那個人開得很慢，仿佛他想錯過綠燈似的。我們在一處十字路口停下，我把車靠得离他們的車很近，在后車窗里看見架子上有一把藍色的雨傘，旁邊放著一本圣經。 “你究竟在干什么？”當我又跟他們出了城，我對自己說，好像問了這個問題能減輕我回答這個問題的必要性似的。我感到道路很開闊，我們開始加速了。高速公路兩旁的楓樹上的一些葉子已經開始變紅了。我所要做的就是看看她們能付多少錢，我大聲地說。 他們開進一座蒼綠色波狀金屬大樓前的一個肮髒的停車場，那大樓看起來像一家机動車商店。起先我沒有看到房頂上白色的十字架。我看著他們停了下來，手拉著手向前門走去。我看著他們消失在教堂里，然后我想象著他們在金屬大樓里屈膝祈禱，祈禱著無論誰給他們打電話，回應他們登的廣告，都能再打回來。 那天晚上杰克很傷心。我越努力哄他，他哭得越厲害，直到我最后把他送到床上，給他唱歌，我問他怎么了。 “我不喜歡你頭上的洞。”他說著，下嘴唇顫動著。 “噢，杰克男孩，”我說，“沒有什么。看，把頭發壓在上面，它就沒有了。”我向前傾，把我頭禿的地方指給他。這又使他哭起來。我拉起毯子把我們蓋住，緊緊地摟著他。 “你陪我睡覺嗎？”他問。 “當然。”我說。 “但是我可能會尿到你身上。” “那沒關系，”我說，“卡勒出生后我不是每晚和你睡嗎？” “為什么？” “因為她需要离奶水近一些。” “為什么？” “因為整個晚上她會像小熊一樣饑餓。”我對他說，“你每晚都尿著我，你的小雞雞總是指錯方向，恰好在尿布外。到早晨我總是濕漉漉的。” 杰克笑了。“對不起。”他說。 “不要說對不起，”我說，“某一天當我老了的時候，我會讓你和我睡，我會把你找回來的。” 我睡得很香。當我醒來時，床頭的燈亮著。我發現他所有的塑料玩具都躺在那里。蝙蝠俠和羅賓，孤獨的漫游者，印第安約恩。他把他們的頭發都刮掉了，這樣他們都有一個跟我一樣的不毛之頂。這种珍貴的愛，我想，給一個我這樣的人嗎？他要把你的弟弟或妹妹賣給出最高价的人。 當我坐在他的床邊，我听見，科倫從門廳里走出來。我迷惑是否她看到了那欄號碼，我記在波特蘭市電話本的黃紙頁上，記在21世紀雜事本的封面和封底上，甚至記在杰克晚上看的那本《好奇的喬治》書上的第14頁上。這本書是我慢慢地讀，哄他入睡的，然后在熄燈前我可以籌划另一筆預算。我不是相信這些預算會突然顯露出一個奇跡，關于如何挽救我們的未來，但是有那么神奇的一刻，一种高昂的精神出現了，當我用每月估計花掉的錢去除那個最終的數字時，美元將會變成時間。表明我們還剩下多少時間可以靠我們擁有的錢來生活；在科倫等到所有的孩子都睡著后，她在大廳里攔住我，讓我坦白是否我能還是不能繼續養活她之前，還剩多少時間；在我問她是否她怀孕以及她希望這個孩子的將來是個什么樣子之前還有多少時間。鐵輪沿著鐵軌在轉動——在它停下來之前，還有多少時間；在我發現我是誰之前，還有多少時間？ 我經歷的內心的恐懼感和時間也有關系。一天，我從圖書館里借了一本書。我看見歸還日期是8月12日。我險些告訴流通部那個女人，在那天之前我將不會在這個城里住了，我要跑得遠遠的。我在十字路口看著一輛貨車開過，想象著自己是一位開著篷車的老人，像是我童年時代見過的流浪漢，不再是任何人的負擔。 一大早，我就起床了，拿著一塊濕毛巾在房子里走來走去，尋找些東西清掃。正當太陽照到廚房窗戶上時，我開始擦桌子和椅子。然后我為孩子做早飯，當他們吃完后拿走他們的髒盤和飲料杯。 我花了一天的時間把我們的髒東西扔到前面的草坪上。當科倫帶著孩子開車到了山頂的時候，我已經搭好了銷售攤。我看著貨車慢下來。科倫摘下眼鏡，看看我做的活儿，然后她又開走了。后來她讓杰克從她媽媽家給我打電話，說他們在那儿吃飯了，并准備在那儿住一夜。我還沒來得及說什么他就把電話挂了。 我坐在房子前面的台階上坐了很長時間，想盡力去說或做點什么。很晚時我給科倫打電話，我問她：“你母親沒睡嗎？” “我們一直在說話。”她說。 “好，”我說，“或許你該問問她關于我們搬去和她們住在一起的事？” 起先她沒說什么。然后她告訴我，我們不能再給她母親添麻煩了。“我想回家，”她說，“但首先我想請你把每件東西都搬回去。” 我這樣做了。我又決定我們將不得不學會在一個房間里生活了，為這個做好准備，一天早晨，趁著她們都去城里時，我把孩子們的床還有卡勒的小嬰儿床都搬到了我們的房間。 科倫即使在螫人蜂的侵襲下也能睡覺，她很快适應了這种變化，而我大半個晚上都是清醒地躺著，听著孩子們的呼吸聲、咳嗽聲、翻身的聲音。最后，我想起和比利的見面，我插上風扇，就放在枕頭旁。它發出很大的噪音，足夠能阻止我等著孩子們發出的下一個聲響，那之后我睡得很好，我期待著晨光，那個時候我就能看到每一個人都在我身邊安詳地睡著。每晚在孩子們睡覺之前，他們都擠在我們床上听故事。開始科倫把圖書館借回來的儿童書念給他們听。最后我開始接替工作，自編一些大蕭條時期的故事，或是講一個神奇的家庭，這些都是建立在我父親那些年給我講的故事的基礎之上。因為我全天無事可做，于是我把越來越多的時間用來發展這些故事，几乎每天早晨，我一睜開眼睛起，我就開始期待著一天的結束，期待我們大家都坐在床上的那一時刻。 一天下午，當她媽媽自愿照顧孩子時，科倫和我一塊去了斯卡伯拉夫的海灘。我們沿著海濱走，路過我們見面的那個地方，距沙灘小屋有一里左右，直通到海濱最美的地方，一個隱蔽的叫勃繞瓷耐克的被圍起的地方。 我們遇到了一個熟人，那個年輕男人是科倫几年前遇見的，他喜歡她。他在勃繞瓷擁有一所大宅院和一個小農舍。我听見他問科倫是否我們愿意參加他在周末開的酒宴聚會。科倫答應了，他一走開，我對就她說：“你就像你母親那樣。可能這是愛爾蘭女人的特點。她們嫁了工人階級的傻瓜，卻夢想過上一种更好的生活。” 她看著地面，慢慢地搖了搖頭。然后她看著我說：“我不許你那樣跟我說話。” 我看著她走開了。我坐在沙灘上，好一會儿感覺對不起自己。我注視著兩個老女人穿著惡心的襯衫和泳衣在沙丘里摸索著。她們拿著塑料垃圾袋，里面裝著浮木和貝殼。她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想，一些女人在她們丈夫死了、埋了時一定會感到解脫。這些女人看起來好像是從一次長長的不幸的被迫的行軍中返回來，這場行軍從她們身上搶走了一切，除了那點現在屬于她們自己的寶貴時間。 我沿著海濱往回走，尋找科倫。我發現她正坐在旗杆下，那就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們坐過的地方，我不再生气了。我告訴她我很抱歉，然后走上回停車場的小路。我拉著她的手，領著她進了洗浴室。她沒有說什么。她關上門，斜靠著它。我能聞到石南屬植物香和我們下邊太陽炙烤的雷松木板的味道。我吻著她，用強大的力量把她拉緊，我感覺她整個身体在我怀里都僵硬了。那是個很奇怪的時刻，我對她的愛和憤怒同樣強烈。 科倫，看起來受惊的樣子，掙脫開了。她告訴我她曾經一直在和從我們房子下去那條路上的一個夫妻商店里工作的一個婦女說話。她是十個孩子中的一個。他們都在緬因北部的一個農場里，直到大蕭條時期他們失去了農場。銀行取消了他們贖回抵押的權利。她父親找到的唯一工作就是在康涅狄塔州哈特福德弗的一間滾珠軸承厂工作。所以他們都搬到那里，一直呆到他們有足夠的錢回到緬因州。 我知道她在講什么。那個人，那位父親，證明不是自私的，他也不是個懦夫。那是一种我相信自己也是的男人。科倫不相信嗎？現在如果她改變了對我的看法，我能做些什么來恢复我在她眼中的形象呢？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超市停下，買了一瓶啤酒，同時給卡勒買了個小瓶子。我從側面走到生產部分，在那里我看見一個雇員，大約我這年齡的一個男人，正在往萵苣上洒涼水。他穿著綠圍裙，戴著一個發网。我正納悶是否他家里有孩子，是否他會留心不戴著發网回家，以免他的孩子認不出他。或許每一次換班時，他才戴上它，并提醒自己，他工作是為了把食物放在桌子上，把鞋穿在孩子們的腳上。或許他剛剛把錢愚蠢地花到電視廣告中的產品上。他小心謹慎地澆著萵苣或是芹菜，這使我覺得他是個細致周到的人，如果他被提升的話，那么他就會有富余的錢花在不上電視廣告的東西上，他可以花錢讓孩子上鋼琴課。我給他做了個預算，盡力去計算他是怎樣量入為出。如果他1小時有6美元的報酬，一周40小時，他妻子也掙這么多，那他們總收入一周是480美元。上完稅大既剩400美元，乘以4，1600美元一個月。他的租金或抵押款至少一個月600美元，如果他有一輛車，那將會花去他200美元，他妻子上班也需要輛車呢？就得再花200美元，汽油一個月花去他們100美元，電費100美元，暖器費200美元，吃飯將會使他們超支。 我注視著他，想著當他到庫房里打開蔬菜箱時，可能被允許摘下發网。這時，從余光中我發現有人在注視著我。他是一位穿著干淨的老人，光禿禿的腦頂周圍還留有一圈白發。但是從他那惊訝、藍色的眼睛里我看到了25年前我認識的一位年輕人。當他認出我時，我也認出了他。我們都很吃惊，隨后是一种傷感，我們兩個都在想著同一件事情——噢，不，你不是當年的樣子了！ “上帝啊，見到你很高興。”我說。 “彼此彼此，”他說，“見到你我也很高興。” “你看起來很好。”我說。 “你看上去也很好。” 他告訴我他住在斯卡勃拉海灘上的一個共同管轄區里。我立刻覺得很幸福，命運！几乎30年前，當我17歲時，他是夏日旅館的經理，那時我去面試我的第一份工作。他立即雇了我洗盤子。在好的工作和坏的工作的生命歷程中，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板，他絕對擅長贏得雇員的奉獻。我為他工作了三個夏天，當我們失去了聯系以后，他逐漸地成為緬因州一位有錢的、德高望重的生意人。 我們一邊交談一邊走過結帳台，走出大門，來到他的汽車旁。他的孩子都已在外上寄宿學校了，他有的是時間，他似乎渴望聚一聚。“某天科倫和我會帶著孩子去看你。”我告訴他。 “好，”他說，“那太好了。” 我猜我可能是過于大惊小怪了，開車回家的路上，我開始對科倫講，我看到他變得如此老是多么震惊，然后我想說有一种很有希望的可能性，他是給我一份工作的合适人選，因為他在生意界里有各种各樣的接触，而且他還是一位曾經認為我是個值得雇佣的人。 科倫耐心地听著。 我說我要去商業大街買些新衣服。“想和我一塊去嗎？” 她不想。她說她想回家，減輕一下她媽媽的負擔。“為什么你需要新衣服？”她問，帶著焦慮的神情。 “嗯，我實際上不。”我說，“我只是猜想我還相信合适的花呢夾克和一件藍色的牛津扣襯衫和一雙便宜的懶漢鞋是有區別的。” 她溫柔地沖我笑笑，說：“你實際上不相信這個。” “為什么不？”我說，“你認為我不能給人留下好印象了？” “不是這個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只是我們沒有錢來買新衣服。”她說。 無論怎樣我還是花了，不到一小時花了大約450美元買了襯衫、花呢運動夾克、鞋還有一條新皮帶。商業街上擠滿了購物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像我這樣的人，相信自己穿上好衣服就能干大事的人。 第二天早晨，我穿上新衣服去了海灘，想讓迪諾看看我是不是看上去更值得去做一些好的工作，我停下來去揀海浪掃出來的沙錢，回家時要把它給科倫。當我的手伸到水下時，我感覺到有什么東西咬了我，我把手抽出來，血從被鉤住的地方順著手腕往下淌，那是一個樣子丑陋的像黃瓜樣子的魚餌，上面懸著三套鉤子。我有點頭暈，站在那里一會儿，海水向前涌著，浸濕了我的新鞋和襪子。我彎下身，手伸到水里盡力止住了血。那時我的新花呢夾克的胸兜上也沾上了血。如果我走完剩下的路程到了迪諾門口時，我确信他看我更像是一個落難船的生還者而不是一個雇佣候選人。我或許是一個某一天不得不戴著發网去工作的人。我回家了。 科倫正在廚房里等我，我把貝殼遞給她：“這就是全部我弄到的，”我可怜地說，“你知道毛料衣服上怎么弄的血嗎？” 那周我終于坐到了那對基督夫婦的起居室里。一天早晨，科倫到波特蘭去看看領取食物票和燃料資助的條件。當她回來時，我告訴她我要帶卡勒到長馬特前騎机械馬，為了掩飾，我把廚房柜子上的零錢罐倒空了，拿走了所有的2角5分幣。 我們在1路的拉·外地爾藥店停下，在那買了一盒魔力棒。我把它打開放在前面的座位上。“爸爸只要藍的，”我對卡勒說，“余下的都是你的。”我把盒子遞給她，她把所有的東西都倒在座位上，而我則開始修補我的花呢運動夾克，直到上面的血跡全部被毛料里的蒼藍色線條所遮蓋住。 我准備向那基督夫婦要1.5万美元。我不想向她們說謊，也不想繞彎子。而且我也沒有感到很悲哀，因為我已經有4個漂亮的孩子，而他們沒有，賣給他們一個孩子會讓我們有錢再活一年，直到新一輪的大學工作招聘。 他們有一間白色的起居室，奶油色，我猜測。4個奶油色的沙發擺在客廳的側邊，房子的中間擺放著一張玻璃面的桌子。我看見那位太太在煮咖啡。我只是看著她瘦瘦的手腕，想著她一定有什么健康的問題，這使她不能生育。我要對她講我需要很好的補償，因為我丟了工作，再找一份工作的希望也很渺茫。我听見她的丈夫說：“噢，不，寶貝，別這么做。”當我抬起頭來，那位太太正在去拉卡勒，但是太晚了。她已經拿起了桔色魔力棒在一個沙發上畫了一個一邊高一邊低的大圓。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商業街停下來。“我妻子對我很生气，”我告訴售貨員，“每一次我生日要來時，我都出去為自己買些東西，結果總是她也買來同樣的東西。”我不知道她是否相信，但是她沒注意到藍色魔力棒下的血跡，她把衣服拿回，把239美元全部還給我，我非常感激。 在那之后的一些天里，我通過電話和那對夫婦協商。那位太太感到很可怕。她說這是她的錯，她原計划是要給四個沙發上油料的，但是一直忙于教堂的事，還沒來得及管它，每個沙發值1200美元。最后我們同意共同分擔這筆錢。我付給她們現金，這樣就不會有任何交易的跡象，我一個人開車過去，當她來到門口時，她戴著一條項鏈，頭發扎成髻，像是趴在肩膀上一只睡覺的貓。 “我為此感到很難過。”她說。 “沒什么，”我跟她說，“我妻子只是買它來洗東西的。這是我的錯。”我飛快地想問她是否還想要一個她非常想有的孩子，一旦他或她還想要，他們就不會為她的白沙發感到心痛了。我在門口向她身后看過去，房子空蕩蕩的、我想象著這些房子里那种可怕的寂靜，一种沒有聲音的宁靜始終在那儿，永不會改變。我想象著深夜，經過一天的等待人們給他們打電話，回复著她報紙上的廣告之后，她是怎樣傾听著安靜的地板上她自己的腳步聲，我想在這种可怕寂靜中她會瘋的。我想知道在她成為這里的主人之前是否有別的家庭在這里住過了很多年，是否他們的殘跡會不時地折磨著她。我确信要我賠償沙發的損失是她丈夫的主意，像我一樣，他也被錢嚇坏了。我告訴她我很抱歉。“是的。”她傷心地說。我轉過身回到車里，希望她叫住我，問我是否還想談一談對那個孩子的安排。但是她沒有，當我回頭看時，前門已經關了。回家了，連續几天我都在想著她屈膝跪在金屬教堂的里面，祈禱著有机會做一位母親，每天早晨檢查著報紙，看看她的廣告是否被登載了。我做夢也想到她，都是同一個夢，她召喚我的名字，我一次又一次對她做愛直到她怀孕。麻煩都來自她丈夫，她不能同另外一個男人性交。她在一個宗教藝術品裝飾的屋子里對我做愛，床頭桌上放著巴黎石膏做的祈禱的手，床上方挂著十字架上的耶穌，一個鐘表上有十二個信徒站在每一個數字上。按照她牧師的建議，她假裝我是她的丈夫。 像那些小的偎依著的俄國小娃娃一樣，這個夢每天晚上都有新的內容，第一次在我生命中我不能入睡了。這樣一周后，我去醫生那里，他給我開了安眠藥。這些藥片很好使，把我送入沒有結束的休息之中，我開始每天中午也服用。當吉靈根島的主題音樂響起的時候，我已經又昏昏欲睡了，直到晚飯時。我非常渴望這些藥片提供給我睡眠。一天晚上我為愛琳的前牙變歪曲的事而焦慮，我服了5片藥，希望能睡過晚上和明天。服藥后一個小時，我正和科倫坐在沙發上。她站起來去了另一間屋子，有一种強大的力量告訴我，如果我再不睡覺的話，我會倒在地板上。一次，我直直地躺在房間里，天暈地旋，我能听見科倫一遍又一遍地問我怎么了。最后我讓她打開燈，她打開了，我看見一個手電筒，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伸手，搖著她的胳膊。“叫救護車，”我說，“但是告訴他們不要響警報器。” 整個時間他們在忙亂著，我不斷地告訴他們安靜點，以免惊醒孩子。鐵制的擔架上的絞鏈大聲地撞擊著，我看到卡勒站在小床上注視著他們把我從她房間里抬走的那個可怕的一幕。 我在病房里度過了一個晚上，和那些想自殺而大量服藥的人在一起。早晨我們被領到一個房間角落里看電視，電視固定在牆上。談話節目的女主持人正在采訪一些胖婦人，她們嫁給了那些男人，這些男人控告她們在有了第一個孩子后變成了母牛。 我盡快地离開那里。科倫讓她媽媽照看孩子，這樣她可以親自來接我。當我打電話給她，讓她定下時間并在車后帶上棒球拍和球。 路上我們沒怎么說話，我告訴她我已經給醫生打電話了，他等我去他的辦公室。“他說他忘記讓我在發售表格上簽字了。”我對科倫說。 “你告訴他這只是一個意外嗎？” “噢，當然。你把棒球拍和球放在車后了嗎？” 她點點頭。今天你要去小聯盟運動場嗎？” 我意識到，如果我告訴她我今天不想見孩子，我想做的就是在場地上打球，那么這會嚇到她或者證實了她所害怕的。但是我還是告訴了她，她聲音的憂慮使我再一次相信我仍然很了解她，足夠能預測到她的某种反應。 “有信嗎？”我問。 她搖搖頭。“你想今天做什么特別的事嗎？” “為什么？” “今天是你生日。”她說。 我這一天是在棒球場度過的。我希望見到那位商人，因為想讓他告訴我當他失去控制時所做過的最瘋狂的事。相反我在場地中心睡了3個小時，一陣暴風雨使我醒來，我知道科倫會來接我的，所以我沿著回去的路走著。當我走到一半時，我忽然有一种愿望在今天結束前找到一份工作。一份提供健康保險的工作，以防我垮了，到了不能下床的地步，她們能有一個保障。 我去的第一個地方是商儲超市。我走到服務台問一個穿著打褶的褲子、扎著領帶的年輕人是否他們需要扛行李的人。“我從事教學工作，正在休假，”我撒謊，“我想每周在這里工作几小時會很有趣。” 他在我面前的柜台上放了一張申請表，然后我開始瘋狂地看著，盡力想找到關于講保險利益的那一部分。 “這樣，你在哪儿教書？”我听他問。這馬上又触動了我。我的上帝，他要給科爾格特大學打電話。現在行政部門和人事部門的人都從暑假中回來了，我在這里做搬運工的消息會四處傳開，這將會讓教務主任不再推荐我了。 “嗯。”我張口結舌了——我又想撒謊，這時我記起我戴的帽子上前面寫有“科爾格特足球”的字樣，我死定了。 或者這樣寫著“紅色艦隊足球？”或許。如果不摘下帽子看看前面我也不敢确定，但我不能這樣做，因為這太明顯了，在大學里卡片游戲的最后階段我想我也有過這种情況。那時我始終玩著一种愚蠢的游戲——印第安扑克。我想是這樣叫——你從桌子上拿一張牌，不要看它，把它放在你的前額，讓大家看你賭它是什么。我感覺腿有點麻木了。我想問那個年輕人在獲得醫療利益之前有多少袋子商品要搬到停車場。他耐心地等著，我徒勞地臨場發揮著。最后，我拿起那個申請表告訴他，那實際上是為我的大女儿要的。 當八月的最后的日子開始變涼時，我又有一种強烈地想回到大學校園的沖動。它感覺像一個開始、一個允諾、一個希望的開始。一天晚上，我正在看晚間新聞，足球運動員正在緬因大學做賽前訓練，那里我曾經教過書。我有點發燒了。第二天早晨我開車去了校園，我看見那組隊員在訓練，然后我走過所有的建筑物，走過每一個我上過課的教室。 當我回家時已經很晚了，我垂著頭像一個爭取冠軍而被打敗的人一樣。科倫下樓來告訴我不會再有一個孩子了。起先我以為我听錯了。而后我很奇怪，再后來我的解脫大于了我的惊奇，那以后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無論什么時候她看著我的眼睛，我都把頭轉開。我讓她想起她母親的故事：如何三次流產才生下第一個孩子，最后她去了圣約翰教區長的修女處，讓她們保佑她的孩子，那以后在六年的時間里有了五個孩子，我想讓她因此笑起來。 我沖她笑，但她看起來很悲傷，我心里很有愧。我想象著她穿著睡袍，坐在冰涼的盥洗室的凳子上，而我本應該蹲在她身邊握著她的手，而現在卻在千里之遙。我想起孩子們半夜里醒來惊訝地發現她們的母親哭了。我想擁抱她，但感覺我不配那樣做。 我告訴她我很抱歉。 “為什么你去。”她問。 開始我不明白。“哪儿？”我問。 “去大學。”她說。 我看著她，時間很長，看得出她想知道是否我會告訴她大學里有了一份工作，并且我是為此去看看的，這樣她會有一种意外的惊喜。我搖搖頭——沒有，然后看著她走開了。我感到迷茫，就像是剛從音樂會中出來進入到曾經有光亮的無邊的黑暗之中一樣。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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