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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對政策選擇的綜合評估

　　在可以用兩句話來總結前面五章　有關地球系統科學的內容所要說明的問題。第一，關于精确預測由一系列人類活動引起的气候和其他全球變化，存在著各种各樣的科學觀點。第二，這些影響的后果是非常廣泛的，既有空气中增多的二氧化碳對植物增長帶來的有益效應，也有對農業、水供應、海岸線、健康和物种可能會是災難性的區域气候沖擊。在本章中，我將說明為什么肯定不應該刻板地去對待時下那些有關未來的行動計划，但是它們的意義卻值得認真加以考慮。

　　优化效率

　　如果對學養深厚的科學界的大多數人進行調查，盡管細節上有很大差异，我相信你會發現大多數專家認為：１有絕對的把握可以認為真正的全球變化影響會發生；２產生純正面或純負面變化的可能性也許只是10％一20％；３由人類活動引起的全球變化導致廣泛災難性結果的可能性也只有10％一20％。這些對全球變化后果的評估叫做影響評估。如果現在正在進行中的全球變化實驗持續并得到強化，它們代表了對社會和自然帶來的潛在代价（貨幣的和非貨幣的）。

　　你是一個理性的行動者嗎

　　在經濟學家和政治科學家稱作為“理性行動者”要求防止這种全球變化而行動之前，這樣一种虛构的人首先想要知道減輕全球變化影響的代价（例如，對二氧化碳排放進行收稅的經濟代价）可能是什么。然后，這种理性的人，想要只花權威評估所建議的那樣大小的費用就能規避气候變化（如果它不衰退的話）。這叫做經濟上有效的最优化政策。

　　有效性与自由市場矛盾嗎

　　經濟學家所謂“有效性”指的是什么？大多數經濟學家的首要信念是，“自由市場”是求得經濟繁榮的有效方式。對于自由市場的虔誠的信奉者來說，政府應予优先考慮的事項是允許市場無約束的發揮功能，而不是健康的管理或環境保護（如果它們限制自由市場的話）。所謂“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意思是指，如果人們能夠自由地按照自己認為合适的方式花錢，因為為了自身的利益要使成本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他們就會不約而同地發現最好的方式是“有效性”，即找到成本最低、回報最高的人生的解決方法（或至少對生意來說是這樣），這就是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斯（Adam Smith），在他說經濟体系最好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而不是政府官員的長臂來指導時所要表達的意思。自從那以來的几個世紀，一大群經濟學家、企業領袖和政治家每當出現政治麻煩（通常以要求政府管理企業界活動的形式）時就一直在重复這個教義。
　　當代最大爭論之一是，即便市場是自由的（我們將在后邊討論“自由”問題），市場是否就像所聲稱的那樣有效。例如，一個環境上有關的問題是，技術專家与某些環境保護者關于我們大多數房屋、商店、工厂和辦公室中，為什么不用最節省能源的電燈泡或窗子的爭論。工程師們認為這种低效率造成能源浪費，其代价從長遠來看要大于用來改良我們建筑物效率的投資。真正的經濟學家的典型回答是，考慮到所有成本的話，人們就不會改變他們的行為，因為那木會是總体上合算的改良。其根据是人們有效地為自身經濟利益服務這樣的假定——這本身證明了做其他的事情是非理性的！技術專家則常常認為，盡管有200年關于“有效的市場”的論調，但自由市場實際上并不是經濟上有效的（除去能源問題不說）。例如，以美國的普通住房為例，可以看看這些房子的窗子、分隔情況，還有停在房子外的小汽車。或者看看有代表性的制造公司的机械。可能沒有一個在能源使用方面是有效的，沒有一個在工藝方面是最有效的。但是，要測定經濟（相對于能源）效率，我們需要問：取代這些耗能產品是否比支付超支的能源帳單更費錢（這里還根本沒有涉及到這樣一個事實，即使用超量的燃料會產生干扰環境的污染，其本身就是經濟學家稱為“外部性”的對整個社會的某种代价）。即便撇開外部性不論，有許多批評者斷言我們不安裝各种可以得到的節能產品的原因，是因為自由市場体制并不像所聲稱的那樣經濟上有效地運作。這叫做“市場失效”。經濟學家通常承認自由市場并不是一個完全有效的經濟，但把這大部分歸罪于政府干扰，而不是更多地歸咎于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錯誤。有清楚的證据可以顯示：有關市場失效的信息，是從自由市場的許多買賣人那里傳來的。
　　在1991年，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評估全球變暖的政策意義時，我目睹了經濟學家和工程師之間的爭論。我們的職責是就全球變暖的嚴重性、可能的政策響應以及它們的成本与收益問題給美國政府提供咨詢。這給工程師和經濟學家之間的辯論提供了舞台。聆听他們互相攻擊常常是件有趣的事情。一個技術專家也許會說：“要我們把CO。排放降低10％到40％，并且掙錢來做這件事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所謂的自由市場卻充滿著過時的耗能的產品。”一個經濟學家可能反駁道：“不，企業不會沖出去添置各种最新發明的產品，因為對于一個公司的總經理來說，為了節省公司成本的10％而花几個月的時間去合計怎樣改進工厂的能源效率，經濟上不是有效的。總經理應該把時間花在讀《華爾街》雜志上面，通過了解新的商務机會去得到高于10％的投資回報率。”我深信某些篤信的經濟學家會极盡能事地尋找一种方式證明市場是接近有效的。我調和說：“我同意任何一個把時間花在公司周圍轉悠以發現哪些電燈泡是耗能的總經理，不是一個非常好的總經理。但你也不能期望一個好的總經理以便宜得多的工資就能雇用到一個技術專家來做這件事情，并要他使公司減少能耗和成本吧？”
　　無論如何，下面是個笑話那類有經驗的經濟學家的例子。有一個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喜歡帶著孫女在公園里散步。有一天，小孫女跳著奔向公園里的一張長椅。“等一等，爺爺，”她說，“我要到那張椅子那里拿個東西。”“小寶貝，你想要去拿什么？”“我看到那張椅子下有一張20元的鈔票，”她激動地答道。“不，不會的。”經濟學家眼睛看著別處權威地勸告說，“因為有的話，早就有人把它拿走了。”甚至一張遺失的20元錢也是一個不可想象的市場失效。（想象去年夏天，當我十几歲的女儿在維也納市中心擁擠的購物街的地上發現一張20先令的鈔票時，我是多么高興。我當即堅持要女儿把這件事情告訴那位經濟學家，因為她正在臨時照管他的孩子！）
　　市場是有效的嗎？在這個社會中這不是一個不帶偏見的爭論。如果人們沒有意識到降低成本的机會（例如節能的新產品），如果存在著某种潛在的補貼（例如，万一核電厂發生事故時允許核電厂可以有較少責任，用法律來保持核電的較低价格。這里沒有讓市場發揮作用，因為它是在損害更為便宜的競爭者的情況下推行的一种能源供應），市場失效就發生。經濟上這不是有效的。要市場成為有效的，應該使整個社會的得益達到最大和成本達到最小。但是，經濟學家長期以來在為誰的成本和得益這個問題發生斗爭。如果投資者的得益自然增長，但是成本卻往往不可見地落在市場外部的其他人頭上，該怎么看呢？這是一個公平問題而不是效率問題。即便按標准的算帳法（通常以收入和支出這類所記錄的交易進行計算）市場是有效的，但是仍然存在著比如像能源价格如何以“合理的市場价格”計算這類問題，如果能源的成本并不包括這樣的事實的話：如汽車排气危害了其他人的肺髒，改變了气候，或者對社會的一些部門做了有潛在危害效應的事情。
　　如果你相信一個真正的自由市場是有效的，那么你就必須在商務成本中至少包括那些在標准帳目外屬于社會成本的東西。這不單單是一個發現合理的外部成本的技術性問題。經濟學家所稱的這种“外部成本內部化”同時還是一個文化和政治的問題。例如，當我們知道污染引起公共財富的下降，但提高能源价格會暫時損坏經濟，特別是使窮人受損，造成效率与公平、環境保護對立時，我們怎樣才能妥善處理能源的价格呢？另外一個文化障礙是，單個人的決策影響著全球“財富”，但卻沒有一個人能擁有整個地球環境——所謂的公共財富。眼下，除非有有效的規則或付費制度，否則就只能用道德說服去引導個人減少他們對公共財富的沖擊。差不多所有當代經濟學家都承認這是一种潛在的嚴重市場失效。這個問題已經使得一部分經濟學家（還有自然科學家）創造了一個“生態經濟學”的領域。
　　讓我們回到有效的最优化政策這個論題，怎樣才能設計出這樣一种最优化呢？研究全球變化的科學家使用一种叫做“綜合評估”的模型，試圖把經濟學和生態學并入到成本一收益理論框架之中。某些像成本一收益分析這類分析性方法的提倡者一再堅持，對真實世界的決策應該服從由這些理性工具得出的解答，任何別的什么工具都較少客觀性甚至是非理性的。不管這种信念是怎樣誠摯，卻不是一种科學的陳述，而是一种文化的病好或偏見。我不主張所有決策應該非理性或者無視這种分析性方法的洞見。相反，我把我的職業生涯的一個重要部分試圖用來理解這种方法，因為它們有助于告訴我們經濟問題中，哪些方面可以用相應的貨幣單位進行測算。要無視這些，确實是非理性的。事實上，人們對經濟工具用于決策過程缺乏了解，是對（政治上）有效地起作用的民主体制的真正威脅。但是，某种有關市場效率及其分析手段，即成本一收益方法應該是決策的“唯一”基礎的堅固信念，已經導致了生態學家与許多經濟學家之間的明顯沖突。
　　如我們將看到的，由于綜合評估在可信地估計我們的活動的整個系統范圍的成本与收益上存在技術性困難，因為比較的最終單位是貨幣（通常是美元），這必然在某些基礎方面顯示出不足。實際的人（而不是理性的行動者）重視的許多東西（自由、自然、愛情、安全或人類生命的价值），并不都是可以簡單地用金錢衡量的。然而綜合評估是最好的科學方法，我相信它要比零敲碎打的方法、商業化信息和其他的廣告、傳真給媒体和政府官員的新聞稿，以及政治辯論中使用的（和濫用的）訴諸情感但常常缺少代表性的故事逸聞要好得多。由于我們的焦點一直集中在全球气候變化問題，讓我們用這個例子作為對全球變化案例研究的綜合評估。要了解全球气候變化的影響，我們需要從估計人類在未來100年會產生多少溫室气体或二氧化硫開始，以估計它們對大气圈濃度的長期后果。這意味著要推測什么樣的技術是合适的，我們每一個人可以接近多少這樣的技術，以及屆時地球上會有多少人（在本書引子中提到的I一PAT）。討論中要記住，事物的總成本很少會是它表面上看到的東西。煤油燈的价格不僅僅是開采、儲藏、運輸，而且是采礦和燃燒對健康的結果，以及能源生產和消費過程中整個范圍的潛在的環境改變。小汽車的价格不僅僅是材料、生產和利潤，而且應該包括廢料處理和尾气排放等環境費用。這些成本是外在于通常的經濟學標准計算法的，是那些我已經定義為外部性的東西。但是，即使它們為常規的“理性的”政治學或經濟學論述方便地省略，它們對社會來說卻是真正的成本。

　　方案

　　聯合國人口對未來人口的推測，典型地包括高、中、低三個方案（scenario）——一個絕對為綜合評估者贊同的詞語。在低方案与高方案推測的2100年的人口之間有一個不可想象的差异：50億對200億。這三個方案的主要差异是：各個現行的發展中國家達到生育力“替代水平”（每對夫妻平均生大約兩個孩子）的速度為多快。低方案被差不多所有分析家認為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假定下一世紀就達到低替代的生育力。大多數未來學家相信，真實的可能是在中方案（100yo 150億）与高方案之間，這取決于各國的生育力下降有多快。
　　認識到2100年世界上的人口會增加100億（除了發展中國家達到置換生育水平會推遲几十年這一點外，如果每一個其他因素保持不變的話，是讓人從心里感到猶豫的）。認為用來減少出生率的家庭計划和其他項目只會產生微弱差异的人，常常把結論考慮到2025年，因為到那時三個方案之間的差异就會相對小一些。然而，年齡結构（每個年齡組人口的百分比）會存在問題，會看到大多數高人口增長率國家中仍然處在生育年齡之下的公民，有一個不相稱的比例。因此，即便置換生育水平明天就達到，即每一對未來的夫婦都只有一個兩個孩子的家庭，人口必定會繼續增長（一個被稱為人口動量的概念入原因在于人口零增長，僅僅是在比例失控的年輕人有了他們自己的孩子之后才到來。如果現在和將來的所有夫婦多多少少都同意明天就開始實施置換生育水平，那么35年后，由于人口慣性，目前大約55億的人口仍然會增長到大約80億。
　　因此，置換生育水平越早達到，最終人口規模就可戲劇性地越低。這部分地解釋了為什么中國要選擇一個家庭生一個孩子的政策，以便防止人口慣性使下一世紀末中國的人口翻一番。你究竟把目前不得已的政策還是將來的人口規模翻一番哪一种看作是大災難，不是取決于你的倫理觀，就是取決于你站在樂觀主義一悲觀主義、經濟學家一生態學家范例的那一邊。讓我們把這种价值判斷放在一邊，而改在綜合評估過程的框架內來考慮這個問題。
　　一旦我們選定了人口增長方案，我們就需要決定每個人的消費將是多少，換句話說，按傳統定義我們的財富水平將是多少。發展中國家現在的人均收入平均大約為每人1000美元。相比之下，較發達國家平均每人為1 美元。顯然，發展中國家應該發展，任何國家政府和像聯合國這樣的國際机构發布的每一個官方文件，都假定世界上80％最窮人的人均狀況，應該有一個戲劇性的經濟增長率。這方面的分析家与大多數政治經濟學家一起（相信貪婪總是我們個人心理的一部分），設想當發展中國家在人均消費方面追赶發達國家時，后者決不會在21世紀里裹足不前。相反，較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也會有增加。一個代表性的推測，是到2100年世界平均消費有400％的增長，其中發展中國家也許有800％的增長。持异議的分析家的工作是探究所有可能的案例和提出問題。如果方案A或方案B或方案C出現，那么情況將是怎樣？由此，讓我們初步接受這些人口和財富計划。
　　綜合評估的下一環對環境問題是關鍵性的。因為它涉及到用何种技術來達到使一個120億人口世界的人均消費有几倍的增長。這里，最重要的詞語是“能源強度”。這涉及到產生一個單位經濟產品所需要的能源數量。在較富裕的國家，產生一個單位GNP（國民生產總值，即經濟財富的標准單位）所需要的能源量，在過去几十年里有穩定的下降。平均改進（每個單位GNP所需要的能源趨于減少）速率，在過去30到40年間大約為l％。在1973年OPEC 能源漲价后的10年間，隨著价格引起的定量供應、發明和能源效率以飛快的速率增加（因為有价格机制在刺激這么做），平均改進速率有了躍變。
　　猜測這一能源強度改進速率在將來應該是多少，在經濟學界是一個大的爭論。當然，OPEC 限制能源的事例給我們上了值得思考的一課，這就是常規能源（礦物燃料）的价格也應該是方程中的組成部分。然而，現在的綜合評估模型很少對此進行明确的假定。相反，典型的假定是，將來會以一种恒定的速率開發那些更為節能的產品，因為人們既要創造這樣的產品又要購買這樣的產品是要花時間的。因此能源的价格多少与此不相關。我和我在斯坦福大學的同事、經濟學家拉里·古爾德（Larry Gould。r）用這种能源一經濟模型已經證明，与价格無關的標准假定，會導致通過提高二氧化碳稅就可以減少成本的偏見。因此，未來一代的綜合評估模型必須考慮，由減少溫室气体的政策引起的常規能源的价格增加，可能會引起不是提高能源效率就是降低非常規能源（例如太陽能）价格的技術改進。
　　在過去10年里，某些發展中國家（LDC）的能源強度，實際上變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但是差不多所有的分析家都認為，這种不祥的趨勢會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上升、資本增值，以及在市場里可以買到和安裝更有效的產品而逆轉。
　　如我們在鳥類的生存斗爭中所看到的，以過去的資料，預言本來的事情是不一定靠得住的。對發展中國家最終改進的能源強度的預言是基于西方的經驗，這些經驗認為，在經濟開始起飛時，發展中國家會使用廉价的能源去推進工業化（代表性的就是煤），仿佛就是100多年前美國和英國的工業革命的再現。
　　再則，基于西方的經驗還初步認為10年到20年后，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快速增長，他們會比處于發展進程早期的現在，更多地轉向低能耗、低污染的技術，因此他們在經濟上將是有成本效益的。由于這些問題沒有一個是确定的，因此這是一個綜合評估專家可以（利用反映不同政策与實踐方案提供的机會）為決策過程作出貢獻的領域。通過顯示不同的政策對影響能源強度方案的相對重要性，我們最終可以結合各种發展政策指出，二氧化碳和氧化硫的排放量問題，將對潛在的气候變化和不利于健康的空气污染具有的非常不同的影響。
　　還可以對有關人口、財富、技術的選擇性方案的意義進行評估，即所謂“敏感性分析”。這种政策分析是綜合評估工具的优點之一，也是許多國家的政府為什么要將它作為一种理性主義者方式接受，試圖把全球气候變化問題許多非常不同的部分綜合在一起進行考慮的原因。
　　能源本身并不是全球气候的主要問題，主要問題是二氧化碳排放。如果生物量、太陽能或者核能是主要的能源供給，那么每單位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就會遠遠小于用煤或石油或者以煤中的碳為基礎的合成燃料來作為社會能量供給的排放。或者，采用介于兩者之間的是用天然气，因為它的污染遠遠少于燃燒其他的礦物燃料。因此，在我們計算人口、財富、技術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方程式中，需要一個附加的因素，這個附加因素就是所謂二氧化碳強度，即每單位能源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這就是敏感性分析可以根据以天然气，而不是以煤為基礎的未來經濟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積聚效應，來進行綜合評估的另一個例子。（這也許可以使CO。減少一半以上。）

　　專家的推測

　　以為現有的任何一位分析家能夠确信將來一定會出現何种特定的方案是荒謬的。事實上，嚴格地講起來任何一种方案的可能性都是零。這就是說，實質上可以肯定未來不會沿著我們所畫出的任何一條曲線發展。綜合評估的目的本身，不是要為未來發生的事情提供精确的預言，而是要顯示各种假定的不同的結果。不管分析家的价值系統如何，至少分析過程使得各种選擇的邏輯結果變得明确了。
　　如果任何一种選擇真正實現的可能性是零，那么我們怎么才能提出在真實世界中是有意義的結果呢？
　　美國環境保護局（EPA）的分析家詹姆斯·泰特斯（James Ti－tlls）已經嘗試了一种解決方法。他和同事作了一個小的綜合評估鑲嵌圖——各种CO。排放方案對海平面上升的影響。他長期以來有興趣探討与冰蓋融化或海洋變熱，以及由此產生的水体熱脹相關的海平面上升問題。每一种過程都會引起海水略微高出海岸線。（海平面在20世紀上升了10一25厘米，在下一個世紀預計是上升0一120厘米，其中“最佳猜測”是大約50厘米。）對海岸線經濟价值的研究，認為海平面上升在將來可能會引起几百億到几千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損失，因此對其發生可能性的評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綜合評估活動。
　　泰特斯認識到沒有一個方案可以說是可信的，他試圖考察一系列可能的結果，并賦予它們每一個以盡可能客觀的概率。為此，他依賴于几十位專家關于下列一些問題的最佳主觀推測：將來會排放多少CO。，自然界怎樣通過自然碳循環分解這些CO。，CO。怎樣轉化為气候變化，這些气候變化怎樣影響极地冰塊和海洋中的溫度分布（所有這些集中在一起決定了海平面變化）。
　　泰特斯和同事（包括對這個問題有各种見解的專家組）把他們影響評估的最后結果，做成未來海平面上升的一個統計分布曲線，其形態從低概率的微弱的負值（表示海平面下降）到同樣低概率的海平面上升1米甚至更多（見圖61）。概率分布的中點是到下一世紀末海平面上升半米左右。泰特斯告誡說不要刻板地去看這些數字，但我相信圖6．1結果的總体分布合理地描述了這個課題，應該認真地對待。
　　由于EPA分析家的工作只做到這里，因此這并不是一個完整的評估。為了用綜合評估得出它的邏輯結論，我們需要知道各种控制戰略的經濟成本，用于將減少海平面上升的成本与海平面上升的經濟或環境損失進行比較。這意味著要對气候變化、海岸濕地、漁業、環境難民等等賦予价值——當然是以貨幣計算的价值。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哈迪·道勒特巴迪（Hadi Dowlatabadi）領導了一組綜合評估專家，像泰特斯一樣把一系列气候變化的方案結合起來，但不像EPA的研究，而是在結合中加了一系列用于減少的成本評估。他們的綜合評估是以用于C（）s排放控制的投資，或者大于被控制的气候變化的損失，或者小于損失的概率統計形式表示的。由于他的結果沒有包括對可想到的一切代价的估計（例如因海岸洪水泛濫導致人們离家的政治后果），卡內基·梅隆研究組的結果僅僅展示了綜合評估技術的能力。他們的量化結果只有在确定了物理、生物、社會結果的范圍及它們的成本和收益后才具有意義。
　　荷蘭政府也做了類似的研究來為決策者提供綜合評估。簡·羅特曼（JanRotmans）領頭的一項任務，是要指出這种复雜的物理、生物、社會因素的模型不可能對現行政策的兩難困境產生可信的“解答”，但可以對決策者提供“預見”，以使決策置于堅實的事實基礎之上。即使量化特殊活動的成本和收益是有爭論的，但理解任何复雜分析工具的优點和不足也是理性的決策所不可缺少的。
　　耶魯大學的威廉姆·納德霍（William Nordhaus），在把气候變化政策爭論体制的优化方面邁出了勇敢的一步。他是一個長期來承認有效的經濟必須把外部成本內部化（換句話說，要發現我們活動的整個社會成本，而不僅僅是以傳統“自由市場”价格反映的直接成本）的經濟學家。他試圖量化气候變化的這种外部危害，然后試圖將它們与用來減少CO。排放的全球經濟政策的成本進行比較。他的优化方案是提高CO。稅，通過提高与CO。排放量成比例的燃料价格，使對气候的危害內部化，由此刺激社會，去少用這些燃料。1977年他發動2000多位經濟學家簽署了一份呼吁書，要求各國政府通過國際政策協議使這种刺激制度化。
　　納德霍提出的CO。稅方案，從每吨見美元到每吨几百美元不等（后者將有效地導致把煤從世界經濟中排除出去）。他在他的模型的研究方法和假定中證明，這些CO。排放費用的成本到2100年，在任何地方，都相當于世界經濟從小于l％到百分之几的GNP損失。從經典成本一收益經濟分析導出的有效的优化方案是，征收CO。稅以防止气候變化，所帶來的效益，應該足以抵消使世界經濟減少的量。他假定气候變化的影響等价于大約l％GNP的損失。這導致了一個“优化的”初始CO。稅率，即每排放1吨CO。為10美元左右。在他的模型實踐的研究方法中，到2100年只能減少地球變熱十分之几度，這与他的模型推測的4℃地球增熱相比是非常小的比例。
　　納德霍怎樣得出气候危害大約是1％GNP的呢？他假定農業是气候變化最脆弱的市場經濟因素。几十年來，農學家已經計算出各种气候變化方案對谷物產量潛在的影響，認為某些現在太熱的地區，會因天气變熱遭受嚴重的損失，而其他現在太冷的地區則可能因禍得福。但是，農業气象學家諾曼·羅森伯格（NormanRosenberg）指出，這种農業影響研究暗含著“愚蠢農民假定（dumPfarmer assumPtion）”。這就是說，他們忽視了農民可以适應變化的市場、技術和气候條件這樣的思想。像納德霍這樣的經濟學家相信，這种适應將戲劇性地減少气候影響對耕作、運輸、海岸保護和能源使用等市場因素的代价。然而，生態學家對這种自鳴得意的樂觀主義提出了質疑，因為它忽視了那些真實世界的問題，即人們對嘗試不熟悉做法的惰性、使用新技術的問題、意料之外的虫災、高度變异的天气等等，這些問題掩蓋了人類引起的緩慢演化的气候信號，不鼓勵農民去冒采用不熟悉的适應戰略的風險。
　　我最近介入了与一位樂觀主義農業經濟學家的爭論，這位經濟學家斷言，現代農民實際上可以克服任何可能的气候變化。我反對他把這些農民設想為所有人都精通現代的電子高速公路，懂得綜合評估的概率分布，并在財力上和智力上能對變化的害虫、谷物、天气、技術、政策和長期的气候條件等一系列迷惑不解的問題作出迅即反應。我說：“你否定了過去那种不真實的‘愚蠢農民假定’，但取而代之的是同樣不現實的‘天才農民’。”真正的農民很可能介于兩者之間。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農業害虫、极端的天气、缺少資金投入到适當的适應戰略等問題，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將是減少气候對農業影響的嚴重的障礙，即便對“天才農民”也是一樣。

　　贏家和輸家

　　傳統經濟學有關气候變化對農業或海岸線變化這類市場因素的潛在成本分析還有一個附加的問題：關于贏家和輸家的說法。“財富經濟學”這一領域是計算各种活動和事件總体（非個人）經濟財富的淨變化，以及在綜合評估中使用的由气候變化估計造成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如果衣阿華的農民因為气候變暖減少谷物產量而損失10億元，而明尼蘇達農民因為延長了的季節同時獲得10億元，那么美國經濟財富的淨變化是零。我怀疑這种情況沒有政治色彩，因為大多數人相信對平等問題的考慮要求贏家對輸家進行補償。這個純粹“重新分配成本”的問題是困難的，現在已成為气候影響評估爭論的一部分，但在政治領域肯定會得到關注。
　　在這一點上，耶魯大學的森林經濟學家羅布·門德爾松（RObMendelsohn）已經運用所謂“享樂主義（hedonic）”方法估計了典型的全球變暖方案在美國的成本与收益（影響）。簡單地說，這种方法不是要清楚地說明复雜的物理、生物、社會過程是怎樣決定農業和林業的利益的，而只是把溫暖的東南部地區的經濟活動与寒冷的東北地區作比較。這提供了溫度變化怎樣影響不同經濟地帶的一個事例。這個方法是有爭論的，因為自然科學家并不認為北部气候和南部气候的日常差异能夠作為隨時間演化，或瞬時變化的溫度和其他變量的信號，因此說不上有惊奇之處。實質上，這些方法是要假定一個地方隨時間的變化可以為同時態的跨空間變化所完全替代。但是這里的問題不是要反對這個結論，僅僅是就此討論贏家和輸家的問題。門德爾松利用這個方法的主要發現是，气候變熱將使得原來熱的地方變窮，而現在冷的地方變富。像加拿大這樣的國家將是贏家，而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將是輸家——一种為90年前耶魯大學的埃爾斯沃斯·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所信奉的“新气候決定論”。門德爾松明智地承認，即使他的結論是具有強大經濟的富國和气候較冷的國家在經濟上比窮國（大都處于熱帶地區）獲利更多，這也不是一個沒有沖突的方案，特別是由于富國公民的生活水平是窮國公民的10倍甚至更多。然而，气候資源的國際分配，因為國家實力占优勢的國際關系，現在還沒有明确的法律或政府控制。气候變化是一個將引起嚴峻的管理困境的全球共同論題。

　　主觀的專家

　　我和一些其他人在《科學》雜志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曾与比爾·納德霍有過辯論，認為气候變化只有1％GNP的損失估計太低。損失很可能是非常高的，特別是當有奇异气候現象時。值得贊揚的是，納德霍對批評者的反應是擴展他的研究，使之容納有關假定的全球變暖的危害价值的各种觀點。他很快發表了另一种方法去估計气候變化的外部代价，而不是去推測气候變化本身的成本，因為他認識到他沒有包括所謂的非市場因素，例如喪失的物种的成本；因海平面上升而失去的濕地的成本；由于難民產生而引起沖突的成本；或者任何其他的非市場因素。由于這些喪失的成本不能進行樣品定量處理，因此他用了另外一种方法：調查了一系列對气候影響有研究的專家，并請他們就几個气候變暖方案，提供他們認為經濟代价是多少的個人見解（即最佳推測）。
　　數字本身不比他的研究所揭示的文化多樣性更有趣。納德霍調查的專家中，有經典的經濟學家、環境經濟學家、大气科學家和生態學家。研究中最顯著的差异在于，差不多所有傳統的經濟學家都認為，即使6C增熱的激進方案（我稱之為災難性的方案，但不大可能發生，也許只有10％的發生率），到下一世紀末，在經濟上也不會造成非常災難性的結果。大多數傳統的經濟學家甚至仍然認為，這种巨大的气候變化村B當于從冰川期到間冰川期變化的規模，約100年而不是几千年）對世界經濟也只有几個百分點的影響。本質上，他們接受社會差不多是獨立于大自然的思想范例。以他們之見，大多數与气候相關的大自然服務功能，可以被替代而不會對經濟造成太多的危害。
　　另一方面，被納德霍列為自然科學家的學者認為，劇烈气候變化方案對經濟的危害，可以從不大于几個百分點的損失高到100％。后一回答認為人類文明事實上遭到毀滅的可能性有10％，納德霍認為對經濟學知道最多的人往往是樂觀主義的。我則明顯地反擊說，對環境知道最多的往往是悲觀主義的。
　　要解釋和描述這個爭論，可以把傳統經濟學家描繪成這樣一類人：他們認為，事實上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事實上動物、植物和礦物提供的每一項服務，都是可替代的（當然以价格形式）。如果价格上漲得太高，就會有人發明某种不同于我們（或者大自然）現行方式的新的方式。
　　如果工業用完了便宜的銅，某些人會找到替代的材料。如果建筑用完了木料，就有水泥磚進行替代。生態學家特別不同意這樣的觀點，強調許多自然生態服務功能是根本不能以實際价格替代的，例如基因多樣性可用來改進農作物，沼澤地可以過濾廢棄物，森林可控制供水的發生并且維持合适的溫室气体水平，以保持慣常气候。因此，社會不應該建立在經濟學家陳舊的信念之上，那种信念相信我們多少可以為每一個危机找到出路，只要為全球規模的干扰付出代价，就像以前在較小規模干扰時做過的那樣。
　　下面是一個有關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由于信念婦然不同的笑話。這是兩位好朋友，他們邊長途跋涉邊爭論自然的可持續性和人類發明的可替代性。他們全身心地沉浸在激烈的爭辯之中，走上了一個高高的岩石突出部。突然，一陣狂風把其中一位刮倒了，當他的朋友試圖去抓住他時，他們雙雙從空中墜了下去。在他們快速下落中，生態學家叫道：“我猜想這輩子我們永遠不可能解決這個爭論了。”經濟學家沒有看他，嘴里在念著：“20，80，160430。”
　　最后，快落到底時，生態學家迷惑不解地喊道：“你在做什么呀？”
　　堅信不移的經濟學家說：“當价格漲到足夠高時，就會有人賣給我們降落傘。”
　　前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行政官員，后為通用汽車公司研究副主任的羅伯特·弗羅施（Robert Frosch）甚至計算過，需要多少門載有灰塵炸彈的大炮，對准平流層發射，反射掉太陽光，才足以平衡CO。翻番引起的增熱。這個地球工程計划的每年代价是几百個億，但他認為要低于燃料稅的成本。
　　當生態學家擔心生態系統或物种承受人類各种干扰的能力有限，因而告誡人類降低對自然的負荷（即便是按照經濟上的成本判斷）的時候，經濟學家正确地提醒我們，可以用于各种正當目的的人力、技術以及經濟資源是有限的，我們根本就不可能有能力去抵擋每一個潛在的生態沖擊。撇開取代我們迫使它們滅絕的物种的作用不說，我們不可能承擔（甚至不知道怎樣）取代像害虫控制這樣的形形色色的自然生態功能。生態學家正确地提醒我們，一旦它們沒有了，那么就是徹底沒有了；把我們環境的未來抵押掉，把尋找解決方法的擔子扔給我們的子孫，那不是好的地球管理者或好的經濟學家。經濟學家反擊說，但是我們正在留給后代更多的財富去處理這些任務，找到跨越這种文化溝壑的价值平衡是政治家們應該做的事情。并且，這种過程，應該有效到能讓我們把我們的价值置入決策的程度。由于它容易受到言過其實的、令人迷惑的爭論的混淆，因此做起來特別難。包括綜合評估在內的地球系統科學的知識可以有助于使爭論非神秘化。

　　看多還是虧空

　　洛克菲勒大學的經濟學家和技術分析家杰西·奧体布（Jess。Ausubel）長期來在思考這個問題；技術和發展是不是像生態學家經常說的比疾病更糟的一种療法，還是如觀念守舊的經濟學家在這場兩极分化的爭論中所說那樣的相反。
　　盡管不否認人類已經嚴重地操蹲了他們的生命支持系統，承認發展不可能持續到無限的未來，然而，奧体布把技術專家關于什么是未來可能的樂觀主義，与經濟學家關于什么是已經達到的樂觀主義，兩者融為了一体。“現代經濟還遠遠沒有達到系統效率的极限”，他的說法听起來非常像技術專家和生態學家在質疑市場的效率。但是他認為這是個好消息，因為隨著社會依賴工程師們的發明東西在飛速發展，但對戲劇性地“減輕負荷”還存在非常大的發展空間。沒有證据表明，社會因只能提供非常可怜的有效技術和做法感到沮喪，奧体布卻認為技術是我們的救星。奧体布寫道：“歷史記錄揭示，通過在我們的氫一碳混合資源中提倡多用氫少用碳，世界在過去200年中已經在減輕能源消費中取得了進步”。“所有這些分析意味著，在未來100年，人類經濟將從它的系統中清除掉大部分碳，通過使用天然气而達到氫的代謝。”他總結性地說：“我們正在走向一個正确的方向，走向非常微小的排放。道路是漫長的，但我們的方向是正确的。”
　　那么土地問題怎樣呢？大多數分析家都推測到下一世紀末，人口將增加衛倍甚至2倍，除去大災難不說，為生產食物以喂養這些人口所急需的農產品又是怎樣呢？這里，奧休布也承認自然森林和野生地的毀坏對自然造成了威脅，也并不否認需要為自然系統重建土地。但是，奧体布引用農學家保羅·瓦戈納（Paul Waggoner）所做的一項研究，相信解決這個問題的道路將再一次來自技術。發展中國家的谷物產量是如此之低，以致只要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把他們的生產水平提高到美國或歐洲的一半，那么“100億人平均就可以享受有25干焦（6千卡）的食物（可与今天富人的食物相比），而耕地只占用今天14億公頃的四分之一。所占用的這部分地大約是阿拉斯加面積的2倍（大約為亞馬孫盆地面積的一半）。如果未來的農地普遍生產今日美國這樣的谷物，那么吃美國式食物的1004乙人就能夠允許大小如澳大利亞面積的耕地重返成為野生地。”
　　但是還有像山一樣的廢棄物、有毒垃圾和燃料垃圾呢？1988年，一艘垃圾船因為找不到自愿接受的廢料填埋地，被迫在公海上航行几個星期。面對這個問題，創造出“工業生態學”這個詞，來特指將人類融入自然的自然一社會系統的羅伯特·奧休市、羅伯特·艾爾斯和其他人變得較少自信。工業生態學的一個原則是“非物質化”（用來滿足特定經濟功能的物質的重量隨時間而減少）。工業生態學家承認非物質化的速率与環境有很大的關系，但卻是不明确的。
　　讓我們把這些工業生態學家的樂觀主義与這樣一些著名的自然生態學家（他們的反對者以及在媒体爭論中通常稱他們是“毀滅論者”）的觀點作對照，后者的代表是斯坦福大學的保羅·恩利希和安妮·恩利希（Paul and Anne Enrlich）与英國牛津大學的諾曼·邁爾斯。例如，恩利希采用長期觀察，并把它們与生物學的誤解結合起來，試圖解釋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人，不顧現實而在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之間選擇前者：
　　人們之所以肆無忌憚，是因為他們在生物意義和文化意義上，已經進化到能夠對短期的“磨難”作出反應，同時排除他們控制不了的長期“趨勢”。除非我們做那些不是自然發生的事情（。果我們把焦點限制性地放在看起來是漸變的或者差不多覺察不到的變化），我們就足以清楚地看到我們的困境是令人恐懼的。
　　他們明顯地為全球變化的速率而害怕，費力而艱難地去讀懂無數個可能的災變（饑荒、生物滅絕、流行病），如果我們繼續現在這樣的增長方式的話。
　　乍一看，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之間似乎有慣常的不可緩和的分野。但是，一個對經濟學家一生態學家論爭有較深認識的分析家認為，雖然存在一些范例差异，但分歧并不像看上去那樣大。事實L，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本身并不重要。不同的分析家都在針對同樣的論題，即：１如果我們是幸運的，那么最終就有可能用新的技術，導致今后100年一個較少扰動和可持續的穩態世界；２如果運气不佳，就會因為無視我們日常經濟的客觀性，以及對無限的不可持續擴張活動的限度，將會看到不斷加劇的災難性的生態危机和人類危机。明顯的差异是可能性大小：傳統經濟學家為我們將及時地運用經典的經濟工具和政治工具使世界可持續而樂觀；生態學家為自然的恢复能力感到沮喪，更為人類及時察覺到長期不祥趨勢（以便成功扭轉它們）的能力感到悲觀。
　　或許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任何創覽過邁爾斯和恩利希寫下的厚本巨著的人，都會從中發現，許多与樂觀主義的技術專家和經濟學家提出的建議，實質上是完全相同的解決問題方法：更有效的技術，更快的執行措施，适當的計划生育，技術從富人向窮人轉移，更好的教育体制，更為完善的有關全球系統的研究与發展，以及其他一長串類似的活動。基本的爭論是在哪里呢？它是否僅僅是關于災難可能性的不同的調門？不，我相信至少在一個基本問題上真正存在著一個實質性分歧。生態學家相信，如果有足夠的理由擔心不祥的發展趨勢，那么經濟學的過去表現和未來潛力就是很不夠了；此外，還需要有具体的行動去減慢這些威脅的到來。
　　生態學家与經濟學家范例之間的鴻溝主要存在于兩個命題：１大大膨脹了的人口規模、技術与生產活動以生態可持續方式進行的可能性；２即便生態服務功能退化，它們是否相對不重要，或者可以被人類經濟的其他產品替代。差不多所有負責任的和真正的爭論者，都同意這些問題不是可以确定性地回答的，但是他們對地球將經歷樂觀還是悲觀結果的可能性有非常不同的看法。技術和經濟的樂觀主義者承認有環境風險，并且确實提出一系列政策行動，去促使人們努力降低環境的風險。對悲觀主義的技術專家和生態學家可以說同樣的話，但他們愿意看到人類事業的規模（既包括人口的數量又包括經濟的規模）有戲劇性的逆轉，以便避免像快速砍伐森林和持續的CO。積聚這類潛在不可持續做法，導致全球崩潰的風險。盡管他們的解決方案并非完全相同，但有相當部分是有共同性的，即使這些相同點被樂觀主義与悲觀主義言論的煙霧所遮掩。過程是我們最重要的結果
　　我相信，過于安心或過于絕望地相信爭論的其中一方擁有真理都是絕大的錯誤。我預言，最有可能的結果是兩者在不同的特殊事例中被證明都是對的：某些預期的環境危机將會衰退直至失去意義，而像臭氧層空洞這類其他的危机，則會作為在發生前几乎沒有察覺的棘手的奇异現象而突然出現。可以肯定的就是這种悲喜交集的格局會長期持續。我還相信問題會變得日益全球化和不可逆轉。緊迫的事情是，我們要決定在何种程度上需要投資于現在的資源，以使潛在的風險最小化。這正是地球系統科學的綜合評估方法可以起作用的地方，它將有助于決策者把決策過程，放在一個堅實的事實基礎之上。
　　讓我再一次強調，我并不意味著我們需要刻板地對待綜合評估模型的定量結論。由于這些模型涉及到許多子系統之間的相互聯系，因此沒有一個模型能夠精确地描述相互聯系的物理、生物、社會子系統的綜合效應。相反，綜合評估的決策价值在于“過程本身”。更進一步地，由于這些社會一自然系統中相互聯系的各個子系統的高度木确定性，我認為社會或其代表，僅僅根据分析性方法來進行決策是一种危險的幻想。然而，綜合評估模型表現的复雜性，能夠使那些愿意探究底細的人清楚明白地知道，那些陳述清楚的假定對未來環境和經濟的邏輯結果是什么。以綜合評估為分析工具，一個決策者可以對真實系統的可能行為有充分了解，如果你愿意，它會有助于使用者更加直覺領會到：复雜的相互作用是怎樣加大或減少了某個特定的人類行為或政策的環境与經濟的風險。就像可以分析依賴于煤而不是依賴于產生較低二氧化碳濃度的燃料的環境費用那樣，可以用來分析新的稅收政策的環境收益和經濟費用。
　　最終，只有一种可能性（通常是主觀的決定）适用于任何一個特定的結果。但是，通過介入整個過程，通過在電腦模擬中像玩游戲似的改變系統中不5的物理生物因素之間的聯系，或者通過故意改變政策，模擬估計這些政策可能有什么樣的不同結果，決策者可以因此變得非常明達博識。
　　差不多所有決策（不管是醫學的、商業的還是政府的）都是借助大多數組成要素中的不完全信息，來估計各种選擇的風險和收益的直覺性价值判斷的。無視問題中經得起定量化的組成要素，就同相信單純以這些要素組成的模擬結果，就是選擇正确政策的唯一理性基礎一樣無知。學問是在做的過程當中，而不是在“答案”當中。因此，在這种情況下，過程就是我們最重要的結果！問題是要發現決策者愿意介入這种复雜的學習活動。決策生來就是一种社會性的而不是科學性的活動，因為它是負荷价值的工作。即使科學中的真理判定，也是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喜歡承認的一种社會性活動，因為至少在一個短暫的時期，在有說服力的實驗進行之前，對已經掌握的知識的評估是通過听取科學界的智慧（或者是科學精美的偏見）來行事的，從而以較少含糊的語言來表達相關的知識。這种社會性活動指導著科學家下一步做什么，包括什么樣的實驗可以同意（意味著提供資助）去進行。

　　誰含意見一致者

　　即使某些社會科學家和哲學家喜歡指出，邏輯上，科學与任何其他有政治權力、主張和价值侵入其內的活動同樣是非理性的，但我确實相信，大多數科學活動的确是在自覺地減少明顯非科學的行為（對好支持者的國會政治分肥行為是這類事情的典型人實際上，盡管不像其實踐者喜歡聲稱的那樣客觀和中立，科學是用它的客觀工具即科學方法來檢驗和再檢驗它的現有觀點（也稱為理論或假說）。但有時科學的成果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由于決策部門通過新聞界而獲得信息，科學就會成為一個龐大的（有時不那么大的）社會活動的組成部分。
　　即使我們同意要尋找意見一致，但仍有可信性的問題：如何界定科學界的成員，從而听取他們的智慧，將他們的觀點作為條目納入對最新科學的集体性描述，然后用于政治目的？例如選擇二氧化碳稅的大小，增加公眾購買土地用作野生動物保護區和它們之間的通道以防止快速的气候變化。換句話說，什么樣的專家有資格在這個科學一致性的選舉中投票呢？在這里某些掌握政治或經濟利益的人，有許多進行大肆攻擊、設置騙局和刺殺名流的机會。我們應該去學習怎樣看透這种公共關系中的閃電行動。
　　那些堅持認為我們應該保持沉默，直到正常的科學過程揭示出“真理”（一种有關會發生什么事的嚴格的一致意見）為止的科學家沒有看到，事實上個人、公司、政府的決策，差不多總是基于對一系列結果的最佳推測估計上，通常總是缺乏嚴格的一致意見的。這就是大多數保險怎樣購買、投資怎樣進行、醫學選擇怎樣評估的机制。只要專家觀點的最新評估被承認是一种社會功能，我們所有參与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會受到個人觀點的影響。在估計軍事風險、醫學風險、經濟風險、未來利率以及差不多所有其他重要的社會領域前景（要對面臨的大的不确定性進行決策）都是如此。
　　于是科學決策的社會問題就成為，怎樣使非專家的社會了解這些有廣泛代表性的相關專家的如下看法：將來會發生什么樣的事情，以及這些事件的可能性是什么。當然，最重要的是某种關于這些事件，會對環境与社會產生什么影響的指導性意見。這种意見一致評估的過程實質上是一种社會過程（因此沒有一种科學方法适合于它），這使得許多科學家被擠到了圈外。
　　當然，個人与群体要估計任何特定理論的有效性，或者估計任何特定結果的可能性，都要使用科學方法。但是在缺失明确實驗的情況下，不同的個人与群体就可能具有不同的專家觀點。在任何階段，有知識的專家們提出的觀點就是社會的決策過程所需要的科學影響。在某個水平上，研究專家觀點并且進行科學決策是必不可少的。這种做法清楚、正式、透明，要比采用具有特殊利益的報界資料好得多，后者總是勾勒他們欣賞的專家的觀點，然后傳真到全世界的權力結构——我常常在我的講課中稱之為“一份傳真，一個投票綜合征”。
　　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工程与公共政策系，把它在全球气候變化低水平爭論中的挫折，干脆變成了一項科學調查。1994年，美國大約有16位科學家被詢問了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按調查科學要求設計，不帶統計學偏見。所選擇的科學家被這個綜合評估小組（本身對气候變化問題是輕微的還是嚴重的威脅不帶任何明顯的預見）認定是具有普遍性知情專家的代表。例如，向我們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如果二氧化碳增加l倍，使得最終全球平均表面溫度有一定的提高，要求就此畫一個反映可能性的所謂累計概率分布。所選定的16位科學家（他們包括气候學家、海洋學家、气象學家，所有人都在那個領域工作）中有15位畫了相類似的累計概率函數。雖然在具体數字上有差异，但15幅圖看起來基本上是相同的：所有人對气候變化為气溫下降或者不超過IC賦予一個顯著的但相當小的概率。所謂小，我是指5％一20％的概率。換句話說，16位科學家中有15位同意，關于人類活動引起的气候變化，在下一世紀可以小到忽略不計的對立觀點的概率可能較小。然而，他們認為，下一世紀全球气候變化的較大可能是在上升ICfo 4C之間（相當接近過去20年間產生的標准的國際評估）。反對者
　　由16位人中的15位組成的科學家小組，按照他們累計概率分布的圖示，也都一致同意仍然存在著一种不愉快事件的可能性，即异乎尋常但卻是小概率事件的可能性。在這种情況下，奇异气候現象出現，以致可以看到大于4C的气候變化（有些科學家在所謂奇异方案中圖示有高達10℃甚至更多的變熱）。雖然他們認為這种可能性不大于20％（我也這樣認為），但10％可能性的災難性事件肯定會促使大多數企業領導或個人去購買保險，以使自己免除全部損失，因此需要采取行動來減少發生的可能性（按戰略安全家們的說法是“制止”）。當然，沒有人向這些科學家提出這些對決策者有重要參考价值的問題。相反，他們僅僅被要求提供他們的技術評估：估計結果并對相應的概率作出最佳評估。
　　誰是那位提出不同意見的科學家？再三反對的是來自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理查德·林德曾（Richard Lindzen），一個全球變暖科學的嚴厲的批評者和科學家。
　　林德曾嘲笑有關全球變暖問題的公眾討論過程是非科學的和不成熟的。談話節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節目、《華爾街》雜志和《凱脫商務評論》的編輯文章、由煤炭游說團体制造的內容俗套的錄像帶（把CO。描述為對地球是有利的），都對林德曾的評論作了渲染。林德曾認為，全球變化很可能只產生可以忽略不計的結果。初看上去，他的概率圖与他的15位同行的圖有同樣的形狀。然而，在概率圓的水平軸右側，他的极端數字不是高為10C的最大增熱而僅僅是IC。林德曾對調查者說，按照他的科學判斷，COz增長1倍使全球變熱大于IC的可能性只有2％都不到。回想其他15位科學家一致同意小幅度的變熱（低于IC）是可能的，其可能性典型地是從5％一20％不等。因此，我們中的其余各位，沒有一個人否定出現可忽略不計的結果在內的廣泛的木确定性。林德曾和其他少數科學家（媒体賦予他們的時間看起來抵得上气候學研究小組中的大多數人）反复強調他們掌握了有關未來的專業知識，因此有某种把握知道專家小組中每一個人都在爭論的東西：即未來气候變化的每一种不可忽略的結果的概率實質上都為零。由于反饋机制的廣泛不确定性，沒有人能絕對准确地從今天推測明天，我認為這個自鳴得意的判斷是難以接受的。何況，它還忽略了前面討論的指紋證据的增長。

　　一個气候學的哥白尼嗎

　　完全有可能被調查的15人是錯的，而林德曾卻是對的。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正确的概率是10％左右。甚至還會存在某种思想的傳奇。科學幻想電影，經常描繪一個勇敢的科學家力排眾議，堅持認為某种一致同意的推測會引起地球裂縫，創造一种放射性的怪物，或導致出另外某种与常人智慧對立的可怕的結果。而真實生活中的故事，也常常把英雄界定為是与常規知識對抗的人。伽利略和他的望遠鏡摧毀了陳腐的天体理論，又粉碎了聲稱這种理論是真理的教會的信譽。雖然社會、組織等權力机构也沒有被動地作出反應，但（最后）贊美還是屬于改變了教條的人。
　　這當然是應該的，因為這是一种敢于去實踐其認真的反對意見的行動。畢竟，披著光滑的法衣在教堂和國家中有著体面位置的托勒密的支持者們，堅持地。已說的宇宙觀已經不知有多少個世紀了。确實，意見一致的科學可以產生愚蠢的或者剛愎自用的危險的觀點。在這一點上，我同意迪克·林德曾的通過被稱為科學方法的正規的質疑程序，借助于開放的科學過程，讓時間來不斷地清除錯誤的思想。
　　雖然對于每一個托勒密可能最終產生一個哥白尼，但是，我也敢打賭，對于每一個真正的哥白尼至少會有一千個假冒者。在大多數問題上，常規智慧多多少少證明是對的。不幸的是，媒体和政府對差不多所有具有博士證書的、聲稱擁有真理但卻意見不一的人過多地一視同仁。而科學的評估過程（例如像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聯合國气候變化政府間專家組或者卡內基·梅隆研究小組這种特定的事例所做的那樣），是要努力把离開本題或局外的觀點与最新的主流思想鑒別与隔离開來。這些局外的觀點必須要听，但不是以同等的可能性予以對待。
　　因此，環境一發展政策的社會制訂過程的最佳評判，是可以建立在科學界的代表關于變化的幅度及其科學概率的集体性評判上。并且，這個過程應該經常重复進行，因為新的知識在快速產生，我們應該按照新的發現重新思考我們的政策取向。我已經把后者稱之為“滾動式再評估過程（rolling reassessment Prooes）。也許有一天會出現一個气候學的哥白尼，他將證明現有的常人智慧應該淘汰了。但是就眼下而言，我建議政治家還是通過調查有廣泛性的代表的專家，采用由此得出的多數觀點進行打賭為好。這种調查肯定不是媒体的平衡觀念，他們常常蠻橫地把對立的雙方以難以平息的爭論形式放在一起，好像有知識的人不會相信其他別的觀點是有可能的，似乎那些局外觀點的相對可能性与其他的概率都是一樣的。這种調查也不是政治上的平衡行為——由政府的政治對手，例如美國的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和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挑選的專家。在這樣一种沖突、狂亂、扭曲的狀態中，要對合适的政策行為進行理性的公共辯論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應該考慮的行動

　　我多次重申，決策就是在環境与發展領域怎樣去冒險（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說成是賭博）的价值判斷。盡管經常有令人不解的复雜性，但進行价值選擇并不需要統計學、政治科學或地理學的博士學位。相反，公民所需要的是用普通人能夠理解的常用比喻和普通語言，對環境与發展爭論作出簡單解釋。一旦這個地球的公民開始意識到，在傳統經營活動与可持續的環境管理之間作出選擇所涉及到的各种利弊關系，可能出現的較好結果，是由于“普通”人不愿冒風險的意識，也許會促使他們關心自己的未來和地球的未來，來了解足夠的情況，而不被包裹在任何特殊利益的俗套的商業宣傳或評論文章中的簡單說法所愚弄，因而最終達到對勉強行事的政治家和權力經紀人的公眾制約。
　　可以考慮采取何种行動來處理像气候變化這樣的全球變化問題呢？下列清單是1991年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NRC）進行的一個跨學科的，由企業、大學、政府聯手評估得到的一致性意見。令人鼓舞的是，這個由不同觀點專家組成的研究小組（包括經濟學家諾德豪斯、實業家弗羅施、气候學家施奈德）都同意，以美國為例，以較低費用或不用代价，就可減少或補償其溫室气体排放水平大約為1990年水平的10％一40％。下面是該委員會建議的項目：
　　1．繼續推進逐步淘汰CFC（含氟氯烴）和其他鹵烴气体的排放，開發能減少和消除溫室气体排放的替代物質。
　　2．詳細地研究能源的“全社會費用价格計量方法”，逐漸在實際中引入這种系統。在污染者付費原理的基礎上，能源生產和消費的价格應該反映相關的環境問題的總成本。
　　3．通過加強節約与辦事效率，在能源使用階段減少溫室气体排放。
　　4．在規划未來的能源供給結构時，使溫室增熱成為考慮問題的一個關鍵性因素。美國應該采用一种系統方法來考慮在能源供給、轉化、用戶使用和外部效應之間的相互作用，來改進整個能源系統的經濟和性能。
　　5．減少全球性的森林砍伐。
　　6．探索一個适度的國內再造森林計划，支持國際上有關再造森林的工作。
　　7．維持農業方面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實驗研究，幫助農業和商業适應气候變化，從而确保有充足的食物。
　　8．通過水的市場机制，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以及通過更好地管理現有的水源系統，由此解決現在的不穩定性，從而使水供應更加充足。
　　9．規划長期生活結构的安全邊界，以考慮可能有的气候變化。
　　10．以開始減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11．執行研究与發展計划，以改進對全球變暖起補償作用的地球工程的設計，以及增加對這些工程可能存在的副作用的認識。不要現在就實施這种地球工程計划，而要更多地了解其优點与不足。
　　12．控制人口增長，可以對提高生活標准和減少像溫室增熱這樣的環境問題作出重大貢獻。美國應該重新全面參加減慢人口增長的國際項目，應該對這些項目予以經濟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13．美國應該有高層官員全面參与有關溫室增熱的國際協議和項目，包括外交條約和研究与發展方面的工作。
　　考慮到參与者的背景的多樣性和他們不同的思想觀點，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行動清單。但是在專家小組面前進行公開爭論的嚴峻考驗中，私利者的爭論和媒体的嘩眾取寵都是無效的，如果不是起反作用的話。這個專家小組沒有斷言災難是不可避免的，也沒有斷言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是認為，“盡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溫室增熱卻是一個潛在威脅，需要立刻采取行動”。各种模型正在積极地對國家科學委員會報告提出的政策選擇進行綜合評估。但是，即便這個由13條建議組成的綜合性行動清單仍然忽略了兩個基本方面：１非常需要開展一場理智的而不是好爭論的關于全球變化的公眾辯論；２非常需要開展跨學科的公共教育，除了了解傳統的被分割的專業化領域外，還應該教給學生懂得整個系統和長期的風險處理方法。沒有這些要素，要讓公眾堅定地支持把目前的國家資源投資于長期的全球目標的政策是困難的，因為目標的必要性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理解。

　　環境与（對）發展

　　盡管NRC（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報告承認，制訂世界規模的全球變化對策是重要的，但它仍然主要是發達國家的觀點。發展中國家常常与發達國家有非常不同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的當務之急是努力提高識字率，降低死亡率，增加壽命期望值，為增長的人口提供就業，減少當地迫在眉睫地對市民和環境造成健康威脅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保護物种和減慢气候變化被看作是与較發達的經濟能力相對應的，在他們的优先項目中僅僅放在較低的位置。發展中國家把降低全球變化干扰放在他們优先項目的較后部位，是有嘲諷意味但又是可以理解的。盡管事實上，差不多所有的影響評估都認為，正是這些發展中國家最容易受到气候變化的損害。
　　經濟學中有一個詞語叫做“邊際貨幣”，在我們看來，它意味著在既定的复雜的相互作用的物理、生物、社會系統中，下一筆錢投資可以獲得最大社會收益的最佳地方是哪里？我已經听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呼喊，在貧困得到扭轉、可防治的疾病得到消除、非正義現象得到矯正、經濟平等可以達到以前，他們只能把寶貴的資源投資到這些优先領域。我的回答是，气候變化會使他們正想處理的這些問題趨于加重，因此，我們應該設法使得投資既能減少气候變化的風險，又有助于經濟發展（向高效技術轉移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最大的錯誤是陷于迷誤的“邊際貨幣”的錯誤邏輯中不能自拔，因為下一個可得到的美元的一分一厘都無不例外地用于最优先的問題，而所有其他的問題都必須等到第一优先完全達到以后才進行。對我來說，第一步就是要把“邊際貨幣”換成小額零錢，以便許多有相互聯系的优先問題至少能夠總体上得到部分解決。假定圍繞許多人類事件和自然事件的費用和收益有大規模的不确定性，看起來最謹慎的做法就是同時處理許多課題，并不斷地估計何种投資是有效的，何种問題（包括全球變化在內）是變得嚴重了還是得到緩解了（即滾動式再評估過程）。
　　當然需要有資源進行投資。由于可得到的資本大部分是在發達國家，因此需要進行國際磋商，即被稱為“有關行星的討价還价一…n。tary5argahing）”，以使經濟平等和社會公正問題与環境保護相平衡。這种協商正在聯合國的主持下進行，很可能要花很多年，才能制訂出平衡世界上各個國家不同利益和期望的方案。
　　雖然這里引用的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研究組的建議，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政府這一級水平，但還有相同的一系列建議可用于個人与小規模的机构。我知道這听起來像是在說教（就像是告訴人們他們的投票會產生作用，即使每一個人都知道沒有人會多這一票而贏得選舉），但是离開房間時把電燈或者電視机或者電腦關排是重要的。例如，如果每一個選區為落選者僅僅增加一張選票，那么一系列選舉的結果就會是非常不同的。類似地，當50億人以這种方式保護能源，每年每人為1000次，那么整個能源積蓄就會上升。而且，如果我們想在減慢全球變化問題上變得有效，這樣做就為我們需要進行的許多生活方式小的變化定下了合适的基調。
　　例如，如果你要買一台冰箱。你發現有兩种不同的型號，除了微小的差异外，外表看起來是相同的，但一個价格是1000美元，另一個為900美元。你想要買哪一台呢？很可能會買便宜的邢台。但是如果你讀了標牌，你會發現1000美元的冰箱所耗費的能源要比900美元的那個少得多。可能是因為它隔熱性能好因此价格貴一些。我們需要做的全部事情是，根据標牌上的信息做一點心算，只要看看從這個隔熱較好的冰箱我們每年的電費單上可以省多少錢。我們假定它是每年25元。這就意味著，4年以后我們已經把100元錢掙了回來。一台冰箱典型的使用期是10一15年，我們實際上已經大大超過了差价。同時，由于較少的能源意味著較少的污染，因此我們也幫助了環境。眼下，這种与市場無關的設備還不是產品价格的組成部分，即便它是一個真正的社會成本。
　　我們都需要更新汽車。下一次我們更新汽車時，我們就可以讀讀標牌，看看它的能源效率。擁有一輛最大的最快的汽車真的有那么重要嗎？為什么不做同時有利于環境和自己錢包的事情呢？我們應該買一輛更節能的汽車。
　　政治家都喜于對他們的選民的感覺作出反應（當我們交流感覺時人如果我們要影響政治領袖創造性地作出長期解決問題的辦法，以幫助我們在家中有效地使用能源；為中國提供新的選擇，以改進過去計划經濟模式對易污染的煤的低效率使用；幫助印度尼西亞人和巴西人扭轉森林的快速砍伐，政治家就必須知道我們想要他們干些什么。讓他們知道你的關心和价值吧，如果我們鴉雀無聲，那么只有特殊利益者的傳真在進入政治家的眼帘。
　　事實上，這就是本書的結論：每一個公民都有職責選擇如何去平衡經濟發展中的環境風險与可知收益的矛盾，這就要有充分的知識，以便作出体現這种平衡行為的价值取舍。融會多种地球系統科學領域的專家，可能有助于說明會發生什么气候變化以及有多大的概率。下一次當你听到專家告訴你“做什么”時，你要記得去問他們下面三個問題：１可能發生什么？２可能性有多大？３你怎么知道會發生的？你要确信讓專家區分他們的判斷中哪些部分是基于已經确立的、客觀的概率，哪些部分是主觀的。本書到這里就要結束了。接下去要做的事情是我們大家的責任，只要我們想要承擔這份責任的話。
　　如果我們不負責任地行動會怎么樣呢？在這种情況下，我們是在進行賭博（希望碰到某种好運，結果證明我們為保護地球付出的成本要比我們漫不經心地給地球帶來的損失還要大）。然而，這是一場令我們，以及与我們分享地球但卻不能介入決策過程的其他生靈根本就輸不起的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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