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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羅伯特·高羅威在我們局里召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透露了簡娜·瑪森死亡時的細節。他精心做了編排，驗尸官本人親自來到這里，還有洛杉磯縣的行政司法長官，他們都用适當的語气對殞落的美國天皇巨星表示尊敬。電影音樂片協會的几位老前輩——我一直沒能記住他們的名字——之一，他雖然已經八十歲了，可仍然留著惡作劇的精靈的發型，朗讀了一份聲明宣布設立“簡娜·瑪森控制槍火基金”。新聞界得到了它想要的東西并且改善了和高羅威的關系。高本人离開發言席時看起來相當滿意。 在執法机构官員的幌子下，芭芭娜·蘇立文得以出席了葬禮——或者至少她聲稱可以同保安力量在一起，占据了百威利·希爾長老會教堂前排的有利位置，有清楚的視角。她說高潮是看見肖恩·康耐妮的時候，不過，那里有足夠的好萊塢名流在場，可以給各种報紙提供數月的話題。為這個重要的，壓倒性的事件，媒介甚至搞了一個抽簽儀式以決定到底哪些新聞工作者可獲准進入教堂。任何攝影器材均不允許，但是，從過多的“內部”照片——舖滿玫瑰的靈柩，哀掉的前任丈夫們（包括那位汽車大王）、孩子們、孫子們——看來，人們可以得出結論，大量被邀請來的送葬者在他們黑色葬禮包中都備有一架自動卷片机。 “我是一個歷史見證人。”她宣稱，一面忙著把她的黑灰色外套挂起來，查看電話留言信息，最后是往兩個深藍色、印有FBI盾形徽記的大杯子里倒入她著名的桂皮飲料。 “沒有自作聰明的評論？” 在恰當的時候我將告訴她對簡娜·瑪森的依戀是一种病態，但是我還沒有這份精力。我只是搖搖頭。 “你怎么啦？”她問。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直覺得自己想要大聲喊叫。” 我聳了聳肩。芭芭娜的藍眼睛充滿了關切。 “那是某种創傷。” “這東西還沒能來煩我。” “噢到我這儿來，看看是誰射中你了？你應該同哈維·麥克金斯談談。” “你又不是第一個提這种建議的人。” “怎么樣？” “我不需要神經科醫生。” “那是帕蒂·麥考馬克在《坏种》里的台詞。” 她啜了一口咖啡。我對我那杯沒什么興趣。 “你游過泳嗎？” “沒有。” “至少還可以去游泳。” “那可太費勁了，會讓我下不了床。”我不為所動，“謝謝你的咖啡。” 芭芭娜大姐說：“這可不太好。” “我會沒事儿的。” 振作起精神，我繼續處理那一堆銀行劫案。我遇見了唐納多的新拍檔喬·波西塔魯，他屬于那种長方臉、短頭發、膀大腰圓、雄心勃勃的小伙子，認為自己肩負著拯救這個世界的使命。我覺得我會妒忌的，但每一次他和唐納多离開辦公室我反而舒了一口气，直到最后唐納多走到我辦公桌前來使我無法不面對他。 “你這种行為就像是大學生中的賣俏者。” “真是可笑，”我把他擠到一邊，“對不起，我得去買一個芭比玩偶。” 他頑皮地用手指捉住我的脖梗，把我拖出邊門，就好像我是一只扭動著的小狗。 但是當我們獨自呆在回形樓梯井里時，玩笑便結束了。我們沒有接吻，我們甚至沒有靠攏到一起，事實上，我們在盡可能地站開，就好像阻隔我們的空气突然有了木星大气層的密度，穿也穿不透。 “我正在离開羅謝爾。很長時間以來我們一直談論這件事。” “噢耶穌，麥克。” “這對孩子們來說將會很糟，的确很糟。” 他拉起衣袖擦了擦眼睛。現在我的眼睛濕潤了。 “別為了我這樣做。” “誰說這件事和你有關系？” 我退得更遠，這樣我的后背已經抵到了粗糙的煤渣磚牆上。 “我告訴過你，我不能。不管你有妻子或是沒有。” 一陣奇怪的穿堂風從樓梯井里刮過，時不時發出嗚咽之聲。 “所以現在所進行的一切都只是——虛無。” 我痛苦地：“一點用也沒有。” “那么為什么？” 他問，但現在他已轉移了目光，毫不相信我的狡辯。 “我不相信那會是可能的。” “什么不可能？”他輕輕地笑了起來，“快樂？信任？世界的前途？什么？” 然后他只是沉默地看著我。 “抓住它。”他最后說。 我相信最好的處理辦法就是任其自然。 “如果在你和羅謝爾之間發生這樣的事情是因為我的過錯，我真的感到抱歉。” 我匆忙地跑下樓梯。 酒鬼們和我都在北好萊塢圣莫尼卡大街的“繁榮”舊貨店前排著長隊。他們是為了度過一個長夜而花上3．95美元買上几品脫的杜松子酒。我則抱走了一口袋給克里斯多巴的塑料小軍士，和給特瑞薩的芭比玩偶。真希望我的身体里能夠起一种奇妙的化學變化，讓我喜歡上酒并且喝個爛醉，我的胸口一直在痛，就好像是有人在里面埋了一支鐵鎬，我討厭他們的陳詞濫調，特別像結賬處的那家伙（“你走好”、“謝謝”），眼淚毫無理由地就從眼里滾了出來。 在對付擋在我的車前，拍著車門的街頭乞丐的糾纏時，我才把眼淚收了回去，似乎是為了把他們的腌攢气味擋在外邊。發動了引擎，我把那一切全都拋在后邊徹底了斷。我想要在我見到特瑞薩和克里斯多巴時我的樣子看起來是歡快的，一個模范的角色，一個向他們展示這個社會中積极的一面，展示辛勤工作后的成就感和滿足感的人。 沒有人應我的門，而門廊的門鎖是破的，所以我直接從“气管”下走過上了鐵梯。現在是晚上六點三十分，我希望古特瑞絲夫人正在家中准備丰盛的晚餐，從而不會再有人打電話給“儿童与家庭服務”。但是，當我接近房門時越來越強烈的打擊樂聲讓我產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覺。 我敲過門以后又結實地踢了几腳，門終于被對方打開了，是一個穿著夏威夷襯衫，叼著香煙、特胖的十几歲男孩。 “什么事儿啊？”他以命令的口吻說。 “我來找古特瑞絲夫人。” “她不住在這儿。” 我一把推開他正想關上的門。 “你他媽的干什么？” 我向他出示了徽章：“FBI。我可以進來嗎？” 還有五、六個男孩爬在地板上正在玩影碟游戲，周圍都擺著煙，里面誰知道還摻和著什么東西。他們看著我，然后眼睛就不知道瞟在哪里，用西班牙語互相開著玩笑。我擺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態勢，仍然离門口很近。 “住在這儿的那個女人在哪儿？” “我告訴過你，小姐。她搬走了。” “這是誰的公寓？大人們在哪里？” “這是我的地方。”最小的那個男孩說，他戴一副紅色反光太陽鏡，繼續擺弄著操縱器，“事實上，是我媽媽的。她在上班。住在這儿的那位小姐回薩爾瓦多去了。” “我需要和你談談。” “可以。” 他起來大搖大擺地朝我走過來，而他的同伙們則吹著口哨，怪叫著，朝他起哄。我不喜歡這座建筑的野蠻气息，而且站在流行樂器和影碟的摩沙發出的刺耳的混亂中我簡直就像一個傻子。 “幫個忙好嗎，把太陽鏡摘掉。” “有什么問題嗎？” “我想看到你是否坦白。” 麻煩的家伙：“我很坦白。” 他取了眼鏡，暴露出來的小家伙大約只有十二歲。 “這非常重要，你准确地告訴我古特瑞絲夫人和孩子們到底發生了什么事了。” “什么事儿也沒發生。我們住在過道的那邊，她和我媽媽很要好。有一天她說她將去薩爾瓦多因為她要把几個孩子帶回給他們的父母還是什么——” “給外祖母。” “對，外祖母。這樣我們就得到這間公寓房，屋里所有的東西值一百元。” 火山畫還貼在牆壁上。牌桌也還是原樣，不過桌面上現在已成了啤酒瓶的展台。特瑞薩和克里斯多巴走了，被抹掉了。 我注意到“EL Nino de Atocha”的層壓塑料像在廚房里，正倚靠著黃色的瓷磚牆壁。 “那是她留下的？” “我想是。” “你想要它嗎？” 他聳聳肩。我取走了那幅畫像，還有兩截還愿蜡燭。 “把音樂關小點。” 從公寓房出來，要走過兩個街區才到黑漆漆空蕩蕩的停車場，几輛殘破的汽車被扔在路邊。 拐過圣莫尼卡大街的街角，犯罪現場照片所展示的場景就活生生地擺在眼前，大街，有一條藍色長凳的巴士站，一棟低矮的建筑，窗戶全部用磚頭填封，那被證實是一間錄音工作室。几步遠的地方是一條小街——有快餐雞、比薩餅、干洗店，還有一間很大的“火烈鳥”音樂商店——但現在塞滿了各种等著找泊車位的机車。大街上的高峰期車流移動相當緩慢，好像整條街都浸泡在膩滑的黃色車頭燈光中。 如果我觀察得足夠仔細，我就能夠發現在長凳上和磚石牆上留下來的子彈坑，但是我不想去做這樣的体驗。我曾得知維奧萊塔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這里有教眾：年輕的皮條客們擠靠在車窗上推銷十五美元的生意。這里有神父：一個無家可歸的精神分裂者穿著一件儿童捧球夾克，衣袖剛剛夠得著肘部，拖著腳在移走，一面极為精心地數著人行道上的每一塊方磚。這里有花窗色玻璃：小藥水瓶的碎片在橙色的街燈照射下异彩紛呈。而代替焚香的，我們接受讀神的汽車尾气的賜福。 于是，我把尼羅的畫像架在那些填封的窗戶中的一個窗台上，并且請求他，湖泊的守護神，淨化這個曾經毀坏過生靈的是非之地。找擺好了那兩截殘燭，紀念維奧萊塔和我的父親。雖然對于他們的魂靈我將永遠不能真正地了解。盡管汽車的喇叭聲和嘶叫聲嘈雜得像一條飛机跑道，身邊的人群也熙來攘往，我只管閉上我的眼睛，靜靜地站在那里，誠心地向EL Nino祈禱，請求他護佑那些不幸的人們。我為特瑞薩和克里斯多巴祈禱，希望他們能夠找到那片黑沙灘，溫暖的海水中盛滿了紅色的鯛魚和褐蝦；希望他們到達叢林里的家園時，能夠發現他們善良的兄長和慈愛的祖母正張開雙臂迎接他們。 回家的路上，喉頭一直塞得發痛。當我回到公寓時，我發現唐納多的名片插在門縫里。“給我打電話。”他寫著。 我沒有打。 六天后，調升“綁架与敲詐組”的申請獲得了批准。盡管我早已認識那個組的大多數家伙，但第一天早晨還是有點緊張。我要面對新工作程序、更多的文案、完全不同的進度表，當然還有全新法律條款需要記憶。 我的辦公桌被移到了“牛柵”的另一側，我得跟“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說聲“再見”。在新地方還沒有給它找到合适的位置，所以我把它留在衣帽架上，并且用原子筆在那些陳舊的臨別留言下添上我的建議：“一定要留下備份盤。” 我在C一1的第一個案子是一起未遂綁架案，一個心怀不滿的雇員把他的文具店店主抓進一家汽車修理厂，勒索贖金。他溜走之后跑到一個鄰居家里，鄰居打電話通知了警察。嫌疑犯現在已被拘禁。作為這個新等級里的下層人，我的任務是去找這位鄰居——他已經被訪問過兩次了——确認他的陳述里的某些事實。 劫持發生在第六街，离圣莫尼卡大街的直線距离最短，所以我又一次經過了那個街角。 我的所見使我改變了方向，駛离了行進大軍的行列，把車停在了巴士站的中間。 就是這個車站，維奧萊塔乘坐著同一輛公共汽車到西洛杉磯做零工，那天晚上也是從那車上下來，4路。 也許這一路她還在編織，也許她打了一個盹儿——沿途經過了麥克唐納，花冠書屋，路氏快餐店，深紅色的福摩薩咖啡屋，古勒斯的貓咪劇院，費厄法克斯區的猶太烤餅店——但是維奧萊塔·奧爾瓦爾多總是在同一地點上4路車，也總是在同一地點下4路車，從未改變過路程。她不是瘋狂爭奪的一個部分。她知道她是誰。她已經來到了美國，這就是她的旅程，而它竟然就在這里終結，在一個死亡之路的十字街口，在一幫賊眉鼠目的渣滓的包圍中——不适應環境的人、夜無歸宿的人、被遺忘的人、讓人熟視無睹的人、不健全的人、被剝奪權利的人，受到傷害卻得不到幫助的人——在黎明前最寒冷的那個小時里。 我了解了那天夜里的那個時刻，了解了那個十字路口。我相信我已花了大部分的生命在那個時間那個地點，周圍籠罩著鬼魂，死尸般的冰冷。我們之間的區別在于，維奧萊塔賦予了希望以單純的魅力，從她降生在叢林里的一個蒲席上的那一天，這個觀念就給了她，這是她的天賦權力，就像太陽光每天落在竹葉上一樣沒有什么深奧的理由，而現在，在一次如此平凡、短暫的事件的光照之下，那個天賦明明白白地展示在我面前。 我下了車，穿過人行道，走得极慢，為我的醒悟感到惊訝。熙攘的人群消失了，或者至少暫時有更多人此刻正忙于他們的生意，盡管有零墾的過客。走得更近一點我才看到，我在路那邊的隱約感覺是對的：“EL Nino de Atocha”的畫像依然擺放在那里，不僅如此，窗台上堆放了更多令人吃惊的東西。人們在這里留下了花，玩具車，蜡燭，和硬幣。《圣經》也在，沒有動過。沒有人會從尼羅身邊偷東西。 在凸出的窗台掩蔽的正下方地面上，增加了些別的蜡燭：有我曾經在《勃塔尼卡》中見過的和精靈的畫片印在一起的幸運蜡燭；有圣誕節留下來的粗壯的紅綠蜡燭；也有雜亂收集起來的，擱放在果汁包裝紙盒里或者固定在包著鋁箔的扭曲的貼板上的，燒過一半的細枝蜡燭。全都燃著。有人來點燃它們。這時候，我第一次能夠感覺到，在我的內心，我的母親和父親是在一起的，然后，又一起從這微弱的燭光中升起，上升。 我不知道在我返回汽車，拾起無線電話之前，我究竟在那儿站了多久。 “我是345。你能和587聯系上嗎？” 敏捷地：“是的，沒問題。” 我說出了我的位置：“你能讓他立即赶到嗎？” “是緊急情況？” “不是緊急情況。只是一個奇跡。” 我倚靠著政府公車，直到十分鐘以后唐納多赶來，警燈閃爍，車身橫著驟停，巴士站被堵塞了。 他摔開車門，帶著一臉的焦急朝我奔跑過來。就在那個新手喬·波西塔魯，和每一個人面前，我向他伸出了手。 ------------------ 書 路 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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