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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以精裝本問世以來，《時代》周刊、《人民》雜志以及《美國晨安》報等都派記者采訪了我和妻子蓓基。在拉里·金和杰拉爾多·瑞伏拉主持的電視節目里，我們還和觀眾見了面。 這些新聞記者、攝制場觀眾以及打電話來的人們特別想知道我的破案工作對黑手党產生了什么影響；這些年來的隱蔽工作對皮斯托尼家庭有什么影響；我還會不會再干那樣的工作等等。 我的破案工作，使黑手党在接納新成員的規章方面有了一些改變。党徒們在重整舊的規章制度的同時，還提出了在發展新成員時必須“刺刀見紅”，或者說，他要親手殺掉某個人以后才可以成為入盟党徒。因為特工混進來作為歹徒，他是決不會干謀殺的事的。 另外，提名發展成員一定要有兩名黑手党党徒擔保，這樣，責任由原來一名老練党徒改為兩名共同負責。他們要對新發展的成員有所熟悉，即使不是孩提時代就了解，至少也要相識15到20年。 与此同時，由于外界、特別是聯邦調查局的壓力越來越大，党徒的上層人士現在倒戈成了知情告密者人數越來越多，超過黑手党以往歷史的任何時期。 由于以上情況，再加上我們審判的罪犯有一百多人，這很自然地使黑手党的領導集團發生了問題。這么多上層党徒失去領導作用，因此每個家族里以及家族之間普遍存在著不信任感，籠罩著疲憊情緒。我很高興地說，党徒的領導集團，其問題正是在此。 黑手党的价值正在降低，我加速了這种降低的進程。 老一代的党徒，他們具有舊時代的价值觀念。認為一個党徒無論干什么，你是為了你的同伙，一直干下去，最終是為了組織的利益。這些老党徒現在死的死，坐牢的坐牢。 還有，他們在哀歎：“我們的事業”到了年輕一代人手里正變成“我的事業”。 新的黑手党組織，其成員大部分是在美國生長的，他們過著舒服的生活，并不像老一代老練党徒那樣有強烈的骨肉情和“家庭”的榮譽感。黑手党組織的美國化，再加上法律制裁和破案工作的雙重打擊，使黑手党的力量正受到分化瓦解。 還有一种情況使黑手党的力量逐漸削弱：在一個大型團体里，黑手党的亞文化群的特殊模式，使他們正面臨毒品侵襲的問題。 黑手党組織販賣麻醉毒品已有几十年的歷史。大規模買賣活動的确只在某些家族的某些人中間進行，但是每個成員都試圖干毒品交易，因為那是有利可圖的事。在老一輩的党徒中卻很少有人吸毒。 現在，盡管黑手党長期有著未成文的規定不許吸毒，可是年輕的党徒許多人吸毒，主要是可卡因。 想一想這樣的情景：如果你用了可卡因，那你在生活中每次吸的量決不是一克或兩克，一旦你上了癮，那你就會成為盜賊，盡管可能是個很蹩腳的盜賊，來維持你的習性。再想一想買進賣出的情景吧。你掌握了大量的毒品，你自己已經以盜賊為生。一個黑手党可卡因吸毒成癮的人，最終完全有可能把別人卷進這個圈子，從事這樣的交易，而導致亡命。如果你的壽命長，你會使自己瘋狂的。 內幕就是這樣。“我這一代”的黑手党党徒們就像一群孩子待在可卡因店舖里，搶可卡因糖果吃。 我出現在電視訪談節目的時候，99％的觀眾似乎非常贊成聯邦調查局的做法，有人甚至說我是美國的英雄。對我來說，我很難想象自己是個英雄——那僅僅是工作任務，我完成了任務。 人們還想知道；由于我是美國籍的意大利人，我是否感到清除黑手党是我的使命。 我執行破案任務并不是代表正直的美籍意大利人，我不是個异族的警察。黑手党對于我個人來說的确沒有什么關系。我會接受任何隱蔽工作，完成聯邦調查局所反對的任何組織。 對于工作的結果，我還是感到自豪的。 許多美籍意大利人對我說，他們為我感到自豪，因為我有勇气執行了這樣的任務，同時，我向全民族表明了；并不是所有意大利人都支持黑手党。 有些人甚至還說：他們根本就不曾認識到黑手党是可以戰胜的。許多人以為：像黑手党這樣的組織，連法律手段對它都顯得無可奈何。他們感到高興的是；我們的政府進行了干預，這是大快人心的事，所謂黑手党的神秘破了產。 現在人們認識到：黑手党并不是不可戰胜的。 人們還能清楚地看到：黑手党不僅蹂躪其他人，同樣也對意大利人下手。 至少我認為：我幫助人們消除了一些不切實際的想象。像《教父》那一類的電影里所表現的黑手党的形象与現實生活中黑手党的形象并不相象。在實際生活中，黑手党過的是重复不止的老一套日子。他們的談話已麻木不仁：“今天我們要出門偷些什么？我們打算怎么偷到手啊？” 另一方面，有人還問了這樣的問題。“對于別的意大利人，你怎么能這樣干呢？” 我倒并不那么看問題。我搜查過一伙人，他們都是在搞一些非法活動。 看問題要有一個恰當的角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要用异族的觀點去看待他人。破案工作取得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我明白，無論我干的是什么工作，我并不是要把屬于黑手党或接近黑手党的人改造過來；無論我是否在那儿，我所接近的人都會撒謊、偷盜、欺騙和搞暗殺。我的目的是為以后的起訴搜集證据。我不是在搞社會工作。 在破案工作中，聯邦調查局還作出了決定給勒菲蒂錢。有一些人對此提出了疑問。隱蔽特工坎特和羅西給了勒菲蒂大約40，000美元，因為他們都被當作“容易受騙上當的人”。他們給他錢，是因為他作為一名老練党徒為他們服務，在別的家族企圖干涉他們的活動時，他們能得到布拿諾家族的确切保護。 這筆投資完全值得，這有許多理由。給了勒菲蒂錢，坎特和羅西就可以使他确信：他們愿意与他在一起干，他相信他們是歹徒。 聯邦調查局因此而獲得了所有党徒家族的极有价值的情報；我們甚至成了紐約、密爾沃克和坦帕的三個家族的“合作伙伴”。這些情報在法庭上都成了證据。 斷斷續續給勒菲蒂一些錢，我們的破案工作比常規情況要少花許多時間，或許要少花好几年。而那种常規工作還不一定能獲得起訴的罪證。 在黑手党里生活了6年，并沒有改變我做人的价值。如果問到我的家庭，那倒是破案工作不能算是理想的成功的原因之一。 那么長的隱蔽工作，也完全沒有改變我外表上的舉止言談。擺脫在破案工作期間所表現的一些習俗或舉止，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問題。 我還保留了一些老練党徒的架子。 老練党徒不用事先保留位置。他們大搖大擺地進了某個飯店，只報了一下名字。店主人總是說：“抱歉，我們沒有那個人的位置。”老練党徒虎視眈眈地說：“沒有位置，什么意思？”主人立刻就把桌位安排好。 我曾以“公民”的身份干過几回那樣的事。我從眼角上看到蓓基在一旁直搖頭……但是我都干成功了。 有許多人在公開場合下遇到矛盾就后退。但是，在老練党徒的世界里，沒有后退可言，對于招待員、售貨員或其他人都不會后退。他們對自己不會說“算了吧”，而是勃然動怒。這并不是欺負別人，至少不是有意動武。 可是我弟弟見我那么干，他會說：“喬，你又不是和老練党徒一道。”我的回答是：“當你覺得自己所干的事是正确的，為什么要懼怕別人？” 在我打交道的所有党徒中，人們問得最多的是關于勒菲蒂·甘斯·魯吉埃諾。 勒菲蒂出獄以后，他會不會要干掉我呢？他的保釋期到1992年生效。 我認為會這樣。我還知道，黑手党也會想干掉他，因為是他把我作為伙伴帶進了黑手党。 像勒菲蒂這樣的党徒，毫無疑問屬于舊派范疇。他知道自己犯了錯誤，知道黑手党已經有了要干掉他的協議。但是，他并沒有變節。他比年輕一代的党徒大多數人更具有适應能力。他有強烈的榮譽感，盡管他完全有可能被自己同伙干掉，他仍然保持那种榮譽感。他堅決拒絕与聯邦政府合作，不肯為了減輕判刑而受到聯邦政府證人保護法的保護。 聯邦調查局逮捕了勒菲蒂，首先就保護他，在他受審、坐牢期間繼續對他保護；可是他發誓要干掉我，而我卻不能受到聯邦政府的保護，這自然很有諷刺意味。不過，事情就是這個理，我還得靠自己。 勒菲蒂如果能活到出獄的時候，如果他要想干掉我……我不會為此而擔惊受怕。無論是他出于報复的動机，或者是別的党徒為了干掉我而得到那500，000美元的懸賞，我都會作好准備。我身上隨時都帶著0.38口徑的手槍，想贏我的人非出類拔萃不可。 我所接触到的黑手党成員或与黑手党接近的人中，我比他們任何人都強，我有這种感受。我是好人——我沒有干什么坏事，我只是執行我的任務。 我采取了正常的預防措施，每天正常地生活，盡量不去想他們對我的暗殺協議。 我說盡量不去想，可有時候也想到那樣的事。但是我沒有因此而做噩夢。 黑手党并不是世上第一個組織相信這樣的事實，即任何事物都不能和坏了名聲相比。當這本書以精裝形式問世以后，外面傳來的消息說：大部分老練党徒都看了這本書。知情者向聯邦調查局特工報告說：除了勒菲蒂以外，党徒們都喜愛看這本書。不過，他們還說：我本不該寫這樣的書。除此以外，他們沒有更進一步的反應。党徒們畢竟沒有水平做讀書評論。 他們看了此書有什么感受，我們沒有得到更多的情況，這些畢露無遺的評論大量揭露了黑手党社會。那些評論使我想到了勒菲蒂說過的話。他當時教育我一個老練党徒應該如何言談舉止。他說：當了老練党徒的偉大之處就是可以撒謊、偷盜、欺騙以及殺人，而且這一切都是合法的行為。 我所接触到的党徒都認為自己的行為合法，他們從來不以為自己在犯罪，不承認自己是歹徒。他們來自亞文化群地方，那里的犯罪是允許的，正常的，甚至還很“光榮”。我在書中暴露了他們真實的情況，老練党徒顯然為此而高興。 第二种反應是，我不該寫這本書，這可能表明：他們仍然以為“多尼·布拉斯柯”是“他們中間的一員”，在他們看來，我背叛了他們。這种看法倒符合情理。党徒們認為，同政府合作在道義上應受到譴責，那是一种“犯罪”。如果一個老練党徒背离了黑手党的价值体系，他不僅玷污了自己，也玷污了他的罪惡的家族。這個家族在街坊鄰里中、在商業團体中都失去了尊嚴。 當然，勒菲蒂看了這本書所作出的反應又當別論，因為這本書公開告訴了党徒：他已經列入了被謀殺的名單之中。 1986年9月，我就脫离了聯邦調查局。在寫本書期間，我還在反對黑手党的案件中為政府作證。我希望要我作證的日子盡快結束，好使我結束過去，走向未來。 我計划寫另外一本書，把我的經歷搬上銀幕。也許我這本書還會再次成為暢銷書，甚至獲得電影藝術科學院頒發的年獎。但是，我家里沒有任何人會大吹大擂。 這里我指的并不僅僅是我自己這個家，還包括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包括蓓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一些親屬。 我的隱蔽生涯改變了我和他們所有人的關系，我干些什么同他們怎么也說不清。 他們知道我干隱蔽工作，但為我擔心，因為不知道我在什么時候、會不會因為需要而對他們諱莫如深，會不會因為某种原因而改變了我的人品。有些隱蔽工作者确實發生了那樣的情況。在那些日子里，我無法使他們思想上安宁。 在黑手党家族委員會和皮扎餅聯絡一案的審判過程中，我們雙方家庭的生活比我在隱蔽工作期間更加糟糕。我在法庭上作證，我的姓名和身份都公開了，我每天24小時都有人保護。蓓基和女儿們都更換了姓名住到了遠遠的地方。但是，我的家以及蓓基的家里個個都處在擔惊受怕之中。我的岳父早上不敢開車出門。打電話時，家里人個個都不敢提到我的名字，生怕電話線上有竊听裝置。不久，危險的气氛似乎籠罩在各個地方。几年前，我弟媳和我弟弟在紐約開了一家飯館。未想到有個在那儿吃飯的人和党徒有聯系。等我的情況在報上公布以后，那人對黑手党的一個頭頭說，他有辦法找到我。 對于蓓基、女儿們以及我自己，我与黑手党的整個經歷永遠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我的大女儿至今沒有看這本書。她說：她不想再次重溫我隱蔽工作的那些往事。 今天，我和蓓基及女儿們外出時，用的都是不同的姓名。有時候還繞道旅行，分開乘坐飛机。 我們遇到人時，還得編造一下過去的歷史。對于聯邦調查局，我和蓓基還是有點自豪感，可是現在我不能說我是個調查局的特工。 6年的生涯……蓓基說，如果再有這樣的事，她就要另找出路，因為6年沒有丈夫這太過分了。 我對此無話可說。 還有6年，我在重大審案過程中都作為主要證人出庭。我的家庭与黑手党的牽連已達12年之多。 我和代表政府審案的律師們在一起待的時間，和我同党徒打交道的時間實際上同樣多。 至于在我寫作中，我們這12年已經搬了6次家，今后搬家的次數還會更多。 我還會干隱蔽工作嗎？我先前已經說過，從職業上說，我會。從個人上說…… 可以這么說吧。如果我和勒菲蒂再次相會，我知道我不會談什么；我也知道，他也沒有那种机靈說些譏諷話。但是我想象中會有這樣的最后一次對話： “勒菲蒂，我為自己所干的事而自豪。如果要我再干，好啊，我就干，”我會這樣同他說。“我揭露了黑手党，我們抓獲了100多名罪犯……” “好啊，是好，你真不錯，揭露了我們。”勒菲蒂會這樣回答，“既然你干了好事，揭露了我們，那你和你的家庭今生今世還為什么要過著隱蔽的生活？”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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