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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調查局對桑多·特拉弗坎特已經監視了一段時間。把布拿諾家族成員和特拉弗坎特聯在一起，這個形勢的前景如何，“冷水工程”將繼續進行監視，并且在第一流网球俱樂部里增加電子器件。俱樂部里暗設的攝像机可以監控辦公室以及羅西的主室里的私用圓桌。圓桌上的吊燈以及電話里都裝置著竊听器。羅西汽車的車箱里裝有拿格拉牌磁帶錄音机。 我住到了荷里得公園公寓大樓，橫過19號公路那邊就是俱樂部。公寓樓4層，我住2層的一個單室房間。羅西也住在這層樓的一個房間。我從臥室的窗戶上就可以看到俱樂部，我的電話上設有錄音裝置。早先在黑手党的隱蔽工作中，無論是在密爾沃克還是在佛羅里達，如果想把電話中的談話錄音，我就用一個簡單的吸杯麥克風和常規的磁帶錄音机，吸杯麥克風就附在電話听筒上。現在我有了寓所，房間里會有客人來，因此就不好隨便擺錄音裝置。錄音机藏在牆壁里，電線直接接通在電話線上。 有時候，我或者羅西要戴上“線路”，要么帶的是拿格拉牌磁帶錄音机，要么是T-4發射机。 我用的是拿格拉牌磁帶錄音机，6英寸長，4英寸寬，4分之3英寸厚度。使用的是三個小時磁帶。机子只能錄音，沒有回放裝置。麥克風大小像一支鉛筆頂端的橡皮，線路較長，這樣可以藏在身体的任何部位。錄音机有開關裝置。使用前，可以試用一下，看看磁帶是否轉動。由于沒有回放或取帶裝置，因此不能作錄音試用。 T-4發射机大小相當于拿格拉牌磁帶錄音机的一半；3又2分之1英寸長，2英寸寬，4分之1英寸厚。發射机本身有錄音裝置，播出聲音，待在附近的監听特工可以听、可以錄。机子沒有開關裝置，但有一根很靈活的小天線。天線一兩英寸長，線的尖端上有個很小的球狀物，那就是麥克風。旋轉天線的時候，發射机就打開了，新電池可以連用大約4個小時。使用前，可以對發射机進行試用，讓一名監听特工拿起電話，問他是否收到你發出的信號。但是，對于拿格拉牌錄音机，你一旦不在監視，就無法知道錄音机是否還在工作。 拿格拉牌錄音机的优點是：你走到任何地方都可以錄音，無需要特工配合。發射机的优點是：体積小，隱藏方便；使用時，附近有監听特工直接收到發射机的信號。使用發射机時，如果情況不妙，或隱蔽特工陷入危險之中，別的特工立即可以赶到現場。而使用拿格拉牌錄音机時，遇到麻煩別人都不知道。 帶著拿格拉錄音机，你到任何地方都可以錄音，而在城市里，發射机的播送大概只有兩個街區的距离。如同大气層和車輛行駛一樣，鋼筋建筑也同樣影響傳播。監听工作人員要么和你失去了聯系，要么收不到你的信號。T-4發射机的危險性在于：播出的聲音可能被電視机接收而播放出來。你在房間里坐著和几個老練党徒談話，電視机突然會把談話向你播送出來。這樣，個個都知道有人身上帶了無線電裝置。 無論你是用錄音机還是發射机，你都是在冒著生命的危險。帶著竊听裝置，一旦被逮住，通常要被處死。另外，机器并不總是正常運轉。電視上看到的竊听好像很容易，只要把身上的裝置打開進門就能把有關的談話錄下來。事實上，你用的裝置盡管說是技術完美或接近完美，可一旦使用起來并非那么完全奏效。當你設法使用小型東西的時候，效果上總要受到一點損害。 我們隱蔽特工并不總是配有這种高級的秘密技術裝置。這是一种終极的措施，間諜可能都采用。我們在破案中使用的電子裝置所錄下的東西，最終在法庭上作證時還要一五一十地重新顯露出來。間諜不用走上法庭，因此他們所用的手段不需要再現。政府并不想把要保密的電子裝置給隱蔽特工使用，因為他辦的案子要訴諸法庭。 這些電子裝置錄音性能靈敏，這就是說，不管什么聲音全部都能錄下來。藏在身上的裝置連你的打嗝聲、衣服擺動的聲音、房間里或附近的任何別的聲音，如談話聲、腳步聲、搬動椅子聲、收音机聲、電視聲、空調聲以及大街上的嘈雜聲，等等，全都能錄下來。由于党徒們心里多疑，以為到處都安裝了竊听裝置，因此，他們無論是在旅館房間里、汽車里，或是在任何地方，總要打開電視机或收音机，以便掩蓋談話聲。 還有，即使其他方面都很順當，你可不能要別人在談話中按照你的要求談論你想知道的話題。我們在使用錄音机或發射机所遵循的原則是：你一旦打開了竊听裝置，你就讓它一直開著，錄下談話的全過程。無論是通過電話、或是在現場、或是由監听傳輸的特工所錄的音都是作為證据。所錄的談話內容是無關的或是包括了無關的部分，這都不要緊；整個錄音都要交給法庭。只有談話中有關的部分才可能用來作為證据，而整個談話內容辯護律師都可以用，以免他們聲稱：我們在現場錄音的時候，企圖歪曲談話內容，作了不公正的選擇。 在赶到現場以前，你就要把錄音机或發射机打開。可是，你想要听的談話說不定要等上几個小時才能听到。這時磁帶錄完了，電池也用光了。 許多情況你都難以控制。你不能在現場測試音量的高低；不能為了錄音對談話的人按照你的心愿作出安排；你不能要求談話的人把聲音說大一些；對于混淆談話內容的其他雜音，你無法控制。還有可能，談話中一談談了几個小時的基本情況以后，才進入你想要听的實質內容。到談話的最后階段你才听到你想要听的一切。等到調查局放錄音帶的時候，你只錄下了一部分內容，甚至毫無所獲，等到磁帶放完了你才知道。對于所錄的音你不能重新調整，不能跑回去對歹徒說：“昨天的談話內容你還記得嗎？我們再談一遍。這次談話不在原來那間房子進行，因為那建筑物鋼筋太厚……我們的步子不要邁得太快，因為正在錄音的車子已漸漸失去了目標。”你也不能對他說：“我們的談話再重复一次吧，因為上一次的電池失效了，或心軸用坏了，要么是磁帶出了故障。” 這一類的事常常使我感到精神上的負擔，也比其他隱蔽工作帶來更多的心理壓力。 我不喜歡帶竊听裝置。隱藏東西很困難。我和那些党徒混得很熟，我們在一起總不离那种習慣性的擁抱和接吻。賽馬場上，摔跤場上我們常去。我和那些党徒白天黑夜混在一起，和勒菲蒂在一起的時候，一天24小時都不分离。我們住在同一個旅館；在房間里換衣；打著赤膊，只穿一條游泳褲坐在池邊。 到了确實要用錄音机或發射机的時候，我從來不帶在身上。我只帶過一次，那是在1975年，剛剛開始對重型裝備盜竊團伙進行破案的時候。我帶的是拿格拉錄音机或T-4發射机，就裝在甲克衫的口袋里。帶著拿格拉錄音机的時候，我不肯冒險把麥克風放在衣服里面，通常用細繩把机器包扎起來，整個裝置都放在口袋里。如果身上沒有穿甲克，就把錄音机放進牛仔靴里，然后把接通麥克風的細線牽到衣服上，磁帶和話筒貼在胸口。 我從來不想把竊听裝置帶在身上到處跑，因為隨時有可能有人搜查你的寓所或汽車。因此，當我想用竊听裝置時，我就作好安排讓辦案特工和我見面，在什么地方為我拾音，然后秘密傳遞過去。 攜帶竊听裝置的明顯的最大优點是：你可以為某一件案子獲得至關重要的錄音談話。因此值得冒一下風險。在任何情況下，帶不帶竊听裝置由我自己決定。在著手“冷水工程”這一行動中，我總共使用了十几次竊听裝置。 孫尼在加緊把情況向特拉弗坎特那里介紹。他派勒菲蒂到荷里得那里執行一項使命：試圖通過中間人來引見。我們估計，勒菲蒂可能要談到重要的人和重大的事。竊听裝置如放在甲克上衣里太顯眼，我把它放在牛仔靴里。 他曾對我說過：我們要乘飛机去邁阿密，要見梅爾·蘭斯基１的女婿，那是党徒里臭名昭著的財閥，管理賭場的魁首。据說他是特拉弗坎特的朋友。 １ 蘭斯基（Lansky，Meyer，1902-）：原名梅爾·舒喬爾·楊斯基。美國最有實力、最富有的犯罪辛迪加首腦和銀行家之一。1973年，他以藐視大陪審團罪和偷漏所得稅罪被判罪。 吃早飯的時候，我問勒菲蒂：“我仍然不明白，我們為什么要到那儿去。” 他說：“因為我們想要見見這個家伙，他在邁阿密海濱。他要把我介紹給那個家伙，那家伙就介紹我去會見那個大家伙，他就在這一帶。” 勒菲蒂像以往一樣，老是在抱怨羅西沒有給他足夠的錢。羅西給他買了來往紐約的机票，但并沒有提出付從荷里得到邁阿密的机票，也沒有提到要付他可能要花的費用。 我說：“好好坐下來，把情況向他作些解釋。” “解釋的事，應由你來說。他應該想到這儿的情況。” “我知道，這儿的情況他應該想到。可是，他實在也沒有弄得什么錢。” “我不想麻煩了。你就對他說：我們要見梅爾·蘭斯基的女婿，他要給我錢。” 勒菲蒂派人叫羅西到俱樂部去，替他找一下他的紐約——坦帕來往飛机票。他說，他把飛机票丟在什么地方了。但是他并沒有丟。他向我透露：他想試探一下羅西的態度。 孫尼早先到俱樂部來的時候，發現羅西的汽車用的是賓夕法尼亞州的牌照，他對勒菲蒂說，他對此有怀疑。勒菲蒂就問我，我解釋說：那是一輛租車，原來車上挂的是什么牌照，租來以后還是那個牌照。 但是，勒菲蒂還想對他作更多一點的檢查。羅西用自己的美國運通信用卡為勒菲蒂購買了紐約——坦帕之間的往返机票。勒菲蒂假裝把机票弄丟了，想看一看羅西有什么反應。勒菲蒂分析：如果羅西是個特工，他就會感到緊張，因為他可能要向其辦事處報銷机票錢；另外，他會擔心：可能有“搞地下工作”的人在此期間發現了那張机票，去核實一下運通信用卡的號碼，以了解他是不是政府特工。 我有了這個机會，就向羅西透了底，好讓他度過這一檢查。他就對勒菲蒂說，他干脆把那張票取消，為他另購一張。 我們到了俱樂部，羅西說：“什么事也沒有，勒菲蒂。我也明白了，你是要我為你買到邁阿密的机票，是嗎？” “是啊，我們到那儿要見什么人啦？我見這個人，為的是要在這儿采取行動，這儿采取行動可不是為我自己。這個人一旦為你開了綠燈，你想到哪儿就可以到哪儿。我要見那個老頭子，他叫那人到這邊來，然后我就可以适當地引見。現在，你把常規的250塊錢給我，我帶回紐約。再給些錢，讓我招待那邊的人。” 羅西說；“你的意思是要見一見老頭子桑多？” “啊，不是，他那會在這儿。我見的是老頭子梅爾·蘭斯基。你看，他要是不發話，你在這儿就見不到那個人。他就當我的面打電話：‘喂，你好？我一個好朋友，他要在某某天3點去見你。’我現在到了這儿。我解釋一下我到這城里來干什么事。這就是我要采取的步驟。我說：‘我們可以得到你的恩准嗎？要么我們就繼續進行下去？’他十之八九會說：‘我同意了。’辦事情就得要這樣，其他的辦法行不通。現在，我們什么中間人、什么吹牛皮的，統統靠邊站。就在這個城里，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誰還敢到你跟前說：‘喂，你，你在這儿干什么？’你知道怎么頂回他嗎？就說：‘去見見這個人吧——你能不能見到，我還要打個問號呢。’” 羅西一面說話，一面把他往竊听器這邊拉：“這么說，你是要安排會見桑多？” “對了，我正是在采取全面的步驟。注意，我們在房間里面待了三天，多尼會告訴你，在芝加哥。他們要我等三天。以后才這么對我說：‘走吧，上轎車，我們走吧。’我根本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不過我上了轎車。他們帶我到了一個很大很大的卡巴萊１。當時那儿關了門，因為不是生意季節。‘在這儿等。’從那儿我們到了一個大飯店。‘在這儿等。’然后主要的大人物出來了，他說：‘來吧，我們到辦公室去，你的情況有人向我作了詳細介紹。’這就行了。” １ 卡巴萊（cabaret）；指有歌舞或滑稽短劇等表演助興的餐館或夜總會。 我說：“他想核實一下，我們一旦開始這些步驟，那么誰想到這儿來，我們就得到誰的保護。” “我當然知道，”勒菲蒂說。 “不是指你啊，勒菲蒂，我不是同你在說話。是說托尼，他要知道這個情況。” 羅西說：“事情是這樣了，勒菲蒂。什么關系也沒有，我可要著手掙錢了。” “等一下，”勒菲蒂說。“眼下我們不是為你打開了各個大門嗎？另外，我們要在這儿搭一個棚子，吃的、喝的全免費。就在棚子里搞賭博。俱樂部的星期五晚上為什么不可以搞點營業？這是你犯的大錯。星期天下午可不可以搞呢？” 羅西說：“我們還想同大一點的城市搞些合作，比如像奧蘭多這樣的城市。” “他們也占有了奧蘭多。我第一件事就要到奧蘭多去。” “還有坦帕市，”羅西說。 “坦帕也歸他們所有，這也是我要去辦的事。在紐約，我昨天整天都在同人打交道。” “這不是不理解的，”羅西說，“我一定會對你尊重的，因為你對我非常尊重。我這輩子得好好干事儿，這世道想干偷盜的行當也不容易啊。” “是啊，我還對你說些事，就簡單說一點，朋友。你正好碰上了淡季，眼下正是足球的季節。多尼要去幫助你。你在這儿要干的事實在多得很。不過，星期天可不能松手關門，星期天正是你能賺大錢的好日子。” “可是，你仍然擔保不了，事情得干下去，你知道，最終你得弄錢，可這儿又不是弄大錢的地方。” “在坦帕那里，”勒菲蒂說，“你也不想想，我們到邁阿密那里為的是什么？你以為我喜歡乘什么鬼飛机？我第一怕住旅館，第二討厭提只箱子到處跑。多尼了解我喜歡什么。我喜歡在家過周末，和老婆一起看電視。我連游樂場所都不想去，甚至連邁克的店我都不再想去，那种場子我已經很厭煩，很惡心。”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知道。好了，多尼，去把衣服拿上，快點离開這儿，干我們該干的事。托尼，你知道我想干什么？我自己會干的，我要一瓶涼爽的汽水。” 約米·斯巴格提到邁阿密机場迎接了我們，帶我們到了小意大利區的喬·普瑪飯店，位于哈倫代爾市哈倫代爾海濱大道東1025號，該市和邁阿密市緊連。喬·普瑪是布拿諾家族成員，過去一直歸邁克·沙貝拉管屬。甘蘭特死了以后，他就屬于“費爾·魯克·腓利·加科”１的人了。勒菲蒂希望我見一見普瑪和另一名入盟党徒史蒂夫·瑪魯卡。瑪魯卡最近剛從牢房釋放出來，他比普瑪更令人感到畏懼。他樣子粗魯，身高6英尺2，大嗓門，生一雙大手。 １ 魯克·腓利（Philly Luckc）：即“幸運腓利”，代號。 普瑪和瑪魯卡都是魯克·腓利手下的人，我們和另一名副官手下的人在一起一點也沒什么錯。問題是布拿諾家族這時的局勢很不穩定，勒菲蒂要我和這幫人見面不知道是什么用意，是不是意味著：在勒斯蒂·拉斯苔尼控制下的家族里，哪一個派別哪一個人在哪一邊活動爭取控制權。不過我知道，普瑪和瑪魯卡是家族里的重要分子。 勒菲蒂在通過桑多·特拉弗坎特的親戚開拓另一條道路到達特拉弗坎特那里。据說那人愿意把勒菲蒂介紹給那位親戚，后者也愿意帶他引見桑多。 兩處相約都沒有兌現，那兩個家伙不在城里。 孫尼打電話對我說，他和布比要乘飛机到這儿來度過悼念日１周末。我打電話給勒菲蒂，把這事告訴了他，因為這要触及到他的勢力范圍。 １ 悼念日（Memorial Day）：美國、美國領地、美國武裝部隊悼念在戰爭中犧牲的美國公民的法定紀念日。1971年聯邦政府規定5月的最后一個星期一為悼念日，大多數州接受聯邦政府的規定，但少數州仍在5月30日舉行悼念活動。 “孫尼明天到那儿去，這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問他可曾和你談過，因為我想事先讓你肯定知道有這回事。他說：‘別擔心，勒菲蒂那里沒有問題。明天我先見見他，然后再走。’” “我以為，那混帳東西不該到你們那里去，那是我的活動地方啊。” “勒菲蒂，我和你在一起，這你清楚。” “沒問題。他去那儿要干什么？” “也許是想來度假。” “你別在胡說八道，什么也許想度假。如果沒有我的允許，他就不該到那儿去。誰給他買机票？” “可能是我們吧。不過他說明天要算清楚。” “別騙我了，朋友。” “他是這么說的。” “誰給的權，叫你為他買票？” “勒菲蒂，我能和他爭辯嗎？” “咦，你真笨。” 我挂斷了電話。 他立即接通了電話：“你混蛋！你怎么把電話放了！” 我想象得出，他火冒三丈了。“勒菲蒂，別罵我了。” “我想罵就罵！你混蛋！你——” 我斷了電話。 他立即打回來：“讓我和托尼說。” 我把話筒給了托尼。 “托尼，我要讓那個混蛋頭腦清醒一點，他在跟誰說話。竟然挂斷了電話，誰也不能那樣對待我。你最好跟那個家伙談談。” “勒菲蒂，你們倆在談些什么我不知道，”托尼說。 “讓我同多尼說話。” 我接過電話，他也平靜下來。 “我對你說了，沒人負責那份帳單。你告訴那不是東西的托尼，他欠我500塊錢，明天把500塊錢寄給我。我要崩那個王八蛋的腦袋。朋友，這儿有些事很不妙。明天我要到布魯克林，把所有問題搞個明白。誰是你的老板啦？” “是你。” “我是你老板。我要乘他沒离開以前，到布魯克林把問題搞清楚。我要你12點鐘在俱樂部守在電話旁。叫那個混蛋也守在分机旁。我打電話時，要你們倆都別离開話机。” “我一定叫他守在机旁。” “我要和孫尼搞清楚。他要是不給我滿意的答复，我當場就要對你們說些話。” “說什么？” “媽的，老子弄到了3顆手榴彈，誰都不知道。我跟他們交涉完了，叫他們一個個都別想活下去。這家伙明天要是同我胡來，我就把他們一個個炸得滿天飛。” “勒菲蒂。” 孫尼和布比來了。他們和羅西和我都坐在塔希提餐館的休息室里。我靴子里裝著拿格拉錄音机。 我說：“我和勒菲蒂一直在一起，不想在半途中讓他派我的不是。” “我同他說說，”孫尼說。“注意，我在同你說話，你只管听我說，別插什么嘴。我到這儿來，勒菲蒂是贊成的。我決不會干什么傷害他的事。他照樣還和你在一起。他很有能耐，有很大的潛在能力，可是他有點裝腔作勢。他和你們談話以后就打電話給我，現在弄得精疲力竭。我現在干的，我不對任何人講，因此，你們也不要同他說任何東西。我要他知道的事我會讓他知道。關于談話的事我決不會對他講。他認識我的時間太長太長了，我干什么事從來就不會人手不夠。我如果從這儿拿到錢，他拿他的一份，回家睡覺去。” “這6年來，他也幫了我許多忙，”我說，“我可不想和他就你的事進行爭執。我們不管干什么，我總是把自己的所得給他一份。我不想讓他以為，我在欺騙他。” “多尼，這一幫人的情況，你是知道的。我不在的時候，他們連我的私事也干涉。” “我知道。”孫尼關進牢房的時候，他那一班人馬疏遠了他。他和妻子分開了，但是他還想負擔4個孩子。据說他的錢交到了家族，沒有償還。 “這伙人不想打扰我了，”孫尼說。“他們害怕。可是當老板發話，叫他閉上嘴，不准他對我說三道四，他站了起來。現在我回來了，整個局面有了變化。現在我們有了權，這才把他要過來。” “他很听從命令，這事儿也不能有兩种選擇。” “可是你，什么話也別同他說。他媽的口袋里裝著兩种酒——你看，他正設法幫助你，但同時也在傷害你。你看，現在什么都是政治。5年前，我向你表示過敬意，我口袋里放著兩把槍，誰要是罵我，我就對誰。可是今天不能那么干了。今天得坐下來，一步一步地干。” “說得對，”我和羅西都這么說。 “今天你周圍都是些年輕人，一個個都比獅子還壯實。而那些老家伙，搞了個七老八十的頭儿。七八十歲的老頭哪能和我的人相比，因為他那個時代不過20來年的經驗，而我這個時代有50多年的經驗。我們生活在現代，而不再是那种老黃歷了。可就是這一點，他們偏偏不懂。” “說得不錯，”我們說。 “比如說，像牛仔褲，誰會認為是什么好東西？可是一個年輕人就想到牛仔褲，看到牛仔褲可以賺錢。那一幫老家伙一輩子也不會穿牛仔褲。他們的腦筋停滯了。我還告訴你們，那些蹲過牢房的人，我還得每個星期給他一百、兩百的，他們一個子儿也掙不到。那些噴著雪茄、戴著戒指的這幫大人物把錢都吞下去了。如今的形勢變了。” “正是這樣，”布比說。他目光轉來轉去，在打量著來往的一些行人。“那些金發碧眼的女人，有人和她們在一起，到這儿來是干什么的？” 我說：“我看，他們純粹是走走轉轉的。” 羅西离開桌旁，出去了一會儿。孫尼對我講了更多一些情況，因為他把羅西仍然視作外人。 我告訴孫尼：“我們的朋友，那個警察，給托尼介紹了一個伙計，此人有些捕魚蝦的船，他用這些船運可卡因和大麻。” “是那位副官把這個伙計介紹給了你們，讓他作聯絡人嗎？”孫尼問。 “是這樣。副官和這個伙計過去有一段時間在一起，保護他運大麻。那伙計什么都干。你明白，我們只是想見見他。我對托尼說：‘讓這個伙計一個人講，我們不想看上去迫不急待地想干這份買賣。我們只是讓他講，看他到底想干什么。’那伙計說，一兩個月前，他來看過我們，他只想肯定一下，我們這些人是不是靠得住。” “這事儿我不想同托尼談，”孫尼說。“如果我們同這位伙計要干什么，由你安排。如果我們弄到一份，可以在暗中進行買賣。我們在這儿待7天。無論弄到什么錢，我們都交上去。對那個伙計說，大麻的事是好事，因為牽連的人不多。你看，我在奧蘭多那里有一個車隊來來往往。現在，我們所要干的就是對人要极大的信任。我只同你談，因為你是好樣的。你只向我談。” “對。” “那邊的一些混蛋沒有用。你誰都不要跟他們講。我和人談話總是單獨談。我們就因為談話還有兩個其他的人，我們才被人抓住。現在的紀律非常嚴格。換句話說，談話就像這樣的方式，只有你和我，因為只有我們兩個人，他們就不能咬住他，說他搞陰謀。有許多家伙，蹲了5到7年的牢。我們不能相信任何人。我們得隱蔽一點。我們越隱蔽，我們就越靈光。” 几天前，治安副官唐納韋向羅西提出了賽狗場的事。他想知道羅西的人是否對此有興趣。要收買某些政客。我把這事向孫尼提了出來：“那位警察告訴托尼，他的人帶了錢，看看能否在州府塔拉哈西搞到執照。他想得到幫助，讓這些事得到保護，這樣別人就不好擠進去。” “我們完全可以保護這個伙計。我們要讓另一個家族參与，因為那個家族控制著那一帶。” “我正是這么看的，他就是要找這樣的聯系。” “對，我來解決。同時我要和我的殺手們一道去。我們听听托尼的想法。”他向羅西招招手，要他回到桌子旁。“我們在談論賽狗場的事。” 羅西點了點頭，說：“他擔保過，他弄了兩個人在這儿投資，每個人投資100万。但是，他要求保護，所要的就是保護，這樣好把這些事放在一起考慮。” “他要什么樣的幫助？要誰的保護？” “他來找我，因為你知道，在這儿搞賽狗場，如果沒有特拉弗坎特的允許是不可能辦到的。這不可能直接要求到。我看出來這正是問題所在。你看，他以為我能為他活動。” “啊，是這樣，沒問題。但是，把賽場這樣的事放在一起考慮，誰行呀？我們要為這個想些辦法。他究竟想要什么？” “孫尼，我只是在听，不說是，也不說不是，什么都不說。現在3個賽狗場，每個場子開業4個月，因此，他們互相聯合在一起。你現在又提出搞個場子，如果沒有人出來控制一下全局，他們肯定會和另外那3個賽場有糾紛。所以他實際想的東西就是要有許可證。” 我說：“要么有個人能与坦帕的人坐在一起。” “下次我見到坦帕的人，我來向他說明情況，看他怎么說。如果他說：‘好啊，你們干吧。’那你們就干，誰也不會找你們麻煩。不過，要是他說：‘注意，我已經有了3個場子，還要第4個干什么？’那就吹了，因為你要對他表示尊重。我們給那個副官400塊錢，他可高興？” “啊，高興，”羅西說。“我一直都在給他錢——200塊、300塊地給。” “我指的是那一個晚上。” “拉斯維加斯之夜？啊，他高興。” “我們要對他說，在几個星期以內，我們要搞另外一個場子。我要把我的弟兄們帶來，兩個弟兄管雙骰子賭台。這么干，可能我們這一次真能弄大錢。” 家里打來了一個又一個的電話，表示不滿。“你什么時候回家？你為什么不回家？” 我總要同女儿們一個一個地談話，問問學校的情況，她們是不是養肥了馬——她們養了3匹馬，放在路邊的牲口棚里。她們關心的主要是我什么時候回家。我妻子總是說：“喬，你干些什么事儿，給我說一點吧。說一說你在什么地方，講一講你干些什么事，我知道了心里也舒服些。別讓我心煩意亂了。” 我總要給她講一些情況。如果孩子們為我擔心，我就說：“沒什么可擔心的。那幫家伙蠢得要命，連紙袋子包住他們，他們都不知道怎么出來。” 開支問題，家里的事，孩子的事，這些問題我樣樣都無能為力。這里的事儿太多，佛羅里達那里來來往往的人不停，弄得我7個星期都沒能回家。 我大女儿畢業了，我回了家，那是在6月份的第一個周末。我是個陌生人。一個月前，我妻子刈草時踝部跌傷了，縫了6針。這事儿她沒有提過。我的女儿們染上了一些不好的習慣——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習气，只是令人沮喪，因為我不在家，沒能及時處理。有一次我獨自一人，用拳頭把臥房門敲得咚咚響。 我妻子為我女儿畢業搞了一次很像樣的便餐宴會。我母親在，她母親也在。我感到很不自在，連話也不怎么說。我像是和家里人隔了多少年一樣。 后來我妻子說：“今天是你女儿的畢業的日子，你把別的暫時就拋開吧，要高興一點，別那么一副面孔。” 由于孫尼和勒菲蒂要到佛羅里達那儿去，所以我還得返回那里。他們已經安排好了要和特拉弗坎特會談。我在家里待了3天。我妻子說：“你情緒一直很坏。”她沒有問是什么原因，要是真問了我也不知道該怎么回答。 6月3日，星期二早上，她送我到了机場。這天是我們結婚19周年紀念日。 我到了坦帕以后，我打電話回家，對于我在家時表現的不好情緒表示了歉意。 孫尼帶著女朋友朱迪和勒菲蒂一道赶來，在塔希提汽車飯店登了記。孫尼要等電話，听特拉弗坎特安排什么時候、什么地方會見。我們在游泳池一帶溜達。 第二天他接到了電話，要他在當天晚上8點會見特拉弗坎特。他要我在6點45分去接他。他說：“我想去早一點，對那個地方熟悉一下，看看有什么异常沒有，有沒有警察。” 布拿諾家族的最高副官要和佛羅里達的最大老板相見，聯邦調查局派出了一個監視組。 我用的是羅西的車，因為那車的車箱里裝了拿格拉錄音机。我讓孫尼上了車。勒菲蒂沒有跟他去。 “我們到巴巴斯去，”他說，意思是指塔彭斯普林斯那里的飯店。“他連名稱都不提。他沒有必要提。他只是說：‘今晚我想吃點希腊味。’我就說：‘我知道你說的地方了。’” 大約在7點15分，我們到達了飯店。我們待在酒吧里，喝點飲料。孫尼漫不經心地仔細打量周圍。 “這位伙計怎么認識你的？”我問。 “上周我在紐約見到了他。我一直在設法解決這件事。他在那里。史蒂夫多年前就認識了他。史蒂夫把我介紹給了他。” 大約7點30分，孫尼說：“好吧，多尼，你可以走了，回到俱樂部去。到要車的時候我給你打電話。” 我出了門，經過停車場，正好特拉弗坎特和另外一個人經過那里，他們正往飯店那儿走。特拉弗坎特是個文質彬彬的老先生樣子，略有點駝，面孔很平靜。看看他的外表，再想想他的實際為人，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孫尼10點鐘打來電話，我到飯店的休息室里見到了他。我們喝了點飲料就走了。關于他和特拉弗坎特會見的事，我連一個字儿也未提。 “他真能干，”孫尼說。“他喜歡我。我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現在佛羅里達的大門對我們完全敞開，正因為這樣，我們干事要合情合理。分利是一半對一半。多尼，我們要是搞什么行騙，那老人就會關上所有的大門。有一件事我們應該說干就干，他說，這就是賓戈賭場。他對這种賭場心很大，可是在帕斯科縣這樣的場子他一個也沒有。干這個行當賺到大錢。” 上了車以后，孫尼漸漸講了他們會談的內容。他說：“這次會談，是為了摸清雙方的態度。我對他說：‘注意啊，我可不是什么精明的人，我這一輩子都是在街道上闖的人。’還說：‘我喜歡大街上的行當，你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什么賭博，別的什么，我都一竅不通。’我還說：‘我啊，就喜歡在大街上橫沖直闖，媽的能搶到誰就搶誰。’” “他怎么說？” “他哈哈笑。” “他大概喜歡你，因為你很誠實。” “我對他真是從心里表示尊敬。你要是同他談話，你也會尊敬他的。” “你上次在紐約見到了他，算是運气。” “你可知道，在這之前我對史蒂夫怎么說的？我要去見他時，我說：‘嘿，史蒂夫，你要到佛羅里達去，我同你說真的。我從來沒有要你干什么，我始終是跟你在一起的。你要是不跟我一道去佛羅里達，我就再也不到這邊來了——你就讓我一個人待在這儿，干我自己的事。’我站起來就往外走。他第二天就打電話給我。他說：‘我們真是好運气啊——那人就在這儿。我們立即就接触。’” “是這樣嗎？” “他說：‘你這么急著要找我，這何必呢？我本來就和你在一起的嘛。’” “所以那人，今晚談話很順利，唔？” “就像我剛才已經對你說的那樣，多尼。” “太好了。” “你看，他還講了別人的事。他說別人，比如說費城的布魯諾，他的想法，他說因為你不是生長在那儿，所以布魯諾就不想為你打開大門。他說：‘這么干不對。比如你到我這儿來，我就生長在這儿，你就有所收獲。我們就會在一起干。’” “對了，大家都想掙點錢，是嗎？” “是啊，朋友。” 我們雙方都很高興，多少還是為了同一樁理由。我感到极大的滿足是，我為兩個黑手党家族聯了姻，而且這是第二次。 第二天，特拉弗坎特的人來看孫尼，了解賓戈賭場的事。那人叫班尼·胡西克，生得矮小，滿頭白發。孫尼后來說，班尼在管理特拉弗坎特的賓戈賭場。他說，我們要和班尼一起找個場地。要造一幢占地8，000到10，000平方英尺的大樓，附有空調設施。要是有個老式的超級市場就太美了。他說，我們要為場子出錢，一半的錢用來動工；特拉弗坎特提供裝備和技術，還出另外一半錢。我們很想有個慈善机构的名字，作為負責的組織机构，不過，“意大利”這個詞不能包括在內，某种殘廢軍人團体比較好。你可以雇用一名殘疾人坐在大門口，這樣看上去就真像慈善机构辦的一樣。 關于孫尼和特拉弗坎特會見的情況，孫尼告訴我的那些，我開始向勒菲蒂報告。可他已經全知道了。 勒菲蒂說：“他在紐約，可是那又怎么著，在紐約干這些事你以為會是誰？是我，不是他。對他這個人，我和你都知道。” “勒菲蒂，要是同特拉弗坎特這樣的人在一起會談，我認為你可不行。” “哼，別把你老子小看了。” 孫尼交給了我5，000塊錢，都是100塊一張的票子共50張，叫我“撒到大街上”放高利貸。他吩咐我們“保存利息”，對資本進行再投資，等到收入達60，000塊或80，000塊再分利。利歸我、他、布比和勒菲蒂，羅西分到少量的利。 他說：“目前貸款數額不要超過500塊。一個月給史蒂夫200塊，讓他交到家族里。” 我和羅西把年號及數字序號都錄了音，把錢交給了辦此案的特工。 孫尼、朱迪和布比過來度7月4日節日周末。7月4日那天，孫尼和特拉弗坎特又舉行了一次會談。我和羅西開車，送孫尼到了坦帕市的布里頓廣場，特拉弗坎特在那儿有一個賓戈賭場，胡西克想帶我們看一看。胡西克帶孫尼去會談。會談以后，孫尼就到了玩偶飯店和我們匯合。 他興致勃勃地說：特拉弗坎特對于辦賽狗場的主意很贊成，他對孫尼說，他要找個律師和建筑師，他們都應該是“正直的人”，這樣就無需同他們討論党徒營業上的事。 孫尼說：“我們要著手行動，因為那位老人正期待這事儿出現。佛羅里達這儿錢有的是，如果這位老人死了我就搬到這邊來，把這個州都管起來。”他說，他要把在紐約的15個兵丁分派到各個山頭，這樣他自己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佛羅里達這個大地方。 我們短暫地休息了一陣子。我和孫尼、布比開車出了城，來到一處滑水娛樂場所。他們給你一個墊子，讓你坐下，順著梯子爬50或60英尺到達空中，然后以大約每小時20英里的速度往下滑行，你就扑通一聲落到一個大水池，沉到水底。我們每個人落入水里的姿態各式各樣：肚子朝下或背朝下，或相互牽著手或咬著腿，像個“火車”的模樣。我們滑水游玩了一定有三四個小時，大家像個孩子，互相嬉笑，看誰的動作最快。 星期天，我和孫尼、朱迪、羅西一道去了奧蘭多，好使孫尼勘察地形，因為他想建造賓戈賭場和開展賭博登記經營業務，現在已經得到了特拉弗坎特組織的支持。羅西先前說過，他已經買通了奧蘭治縣的一個高級政府官員。因此，孫尼以為，我們也會得到他的保護——拿下奧蘭多算是輕而易舉的事。 接著我們到了迪斯尼大世界。孫尼還是第一次到了像這樣的地方。這天剩下的時間我們就在這儿度過。我們到處跑，參觀了博物館和展覽館，四處溜達。我們還到了一個室內靶場，那里有槍，有活動的靶子。孫尼射擊的槍法很不錯。可是我和羅西都猛射了一陣子。孫尼說：“你們倆槍法比我棒多了，哪儿學到那么一手好槍法？” 孫尼比勒菲蒂更容易放松自己。勒菲蒂一天24個小時都是黑手党，和我在一起時時、事事都离不開黑手党的事業，那种警戒從來不低落。盡管孫尼更有權力、更有危害性，但他也還有消閒的時候。在旅館里，在公共場合，他還像個紳士，不是那种大吵大嚷的樣子。他帶的包，我不用為他代勞。他除了干党徒的業務以外，他還有普通街民的一面，有說有笑的。他在玩樂的時候不談党徒的業務。 他的女朋友朱迪，是個好姑娘，很正直，很潑辣。對于孫尼所干的事她并不知道，孫尼也不讓她介入任何業務之中。她是他最喜歡的女朋友。他遇到她的時候，她在沙沙貝拉當酒吧招待。隨著我們案情的發展，她是我感到遺憾的又一個局外人。 在一條路旁，孫尼看到有許多幼小的棕桐樹，想弄一些帶回到布魯克林，种在門外。他說：“門口栽上棕櫚樹樣子挺好看，會讓人拍手叫絕。” 我說：“棕櫚樹适于熱帶气候生長。布魯克林冬天那么冷，活不了。” “能在夏天生長一個季節，不也是很好嗎？”他說。“長生不死的東西從來就沒有。” 我們買了五六株，由聯邦快車運到布魯克林。 孫尼打网球很蹩腳，但是喜歡打。他常常穿著黑短襪，在第一流网球俱樂部的网球場上打球。我和羅西与他和布比常常進行雙打比賽。他總要跑來跑去，邊打球邊叫嚷：“我要扣殺你們了！” 有時候，他和我扳腕子比手勁。孫尼舉重，我也舉重。他力气大，但我的杠杆效率高，個子比他高，胳膊比他長。我們坐在游泳池或別的什么地方，他總要和我較量。他從來贏不到我，弄得一肚子的火。我發現，他從來不找別人較量，專門想和我比個高低。 有一天，孫尼帶了一瓶藥丸來到俱樂部，是一种叫做“佐姆斯”的藥丸，用于刺激性生活。孫尼把藥瓶給了契柯，對他說：“這些藥是秘魯的童貞修女制造的，能夠幫你提精神，你會喜歡的。給一顆給多尼，讓他也試試。讓大伙儿都試試。” 契柯把瓶子帶回家。我們知道，那只是一种咖啡因調制品。第二天，契柯到了俱樂部，對孫尼說：“嘿，這些‘佐姆斯’，有強烈的效果啊。” “痛快，是嗎？”孫尼說。“給多尼一顆了嗎？” 契柯說；“沒有，我全吞了，一共20顆。” “全吞了！你瘋啦？” “現在我的精神特好，怎么也抑制不住。” “你這小子真混賬。你哪能把‘佐姆斯’當玩具用啦！從秘魯進口的啊！你居然還活著，真是命大！” 既然我們現在要和特拉弗坎特打交道，我們想把第一流网球俱樂部搞得相對整洁一點。我們不想把俱樂部搞成像賭場那樣過于引人注目。因此，我們開設了另一個俱樂部作為賭牌場。這個俱樂部只是一個小店舖，在迪克西公路的1227號，离网球俱樂部兩英里。孫尼給了我500塊錢，用于保安費用。我們把网球俱樂部后室的牌桌都移到了那一邊，發牌的人也跟著過去。這樣，夜晚的賭牌活動繼續進行。 孫尼說：“我們要好好干。那老人說，他這一帶有500個人馬，可是都老了，力不從心。他在這個州里正尋找新的血液，也就是我們這些人啦。” 羅西曾經認識一個人叫台迪，是這一帶的賭博登記經紀人。台迪想為我們搞足球方面的賭博登記。我們安排他去見孫尼。我們5個人——台迪、我、羅西、孫尼和勒菲蒂——坐在塔希提飯店的游泳池邊。台迪說，他管理過第一流的登記經紀業務。孫尼考問他：他干這門業務有多久，他參与這個活動有多少，他是怎么管理的，等等，什么都問。 台迪走了以后，孫尼說：“我不想讓那個家伙管理我們的業務。他以為他很精明，我看他到后來會欺騙我們，我也會叫他一命嗚呼。眼下，叫約-約看守電話，管賭博的事，契柯可以管理收支帳目。” 孫尼來往于紐約和佛羅里達之間，和特拉弗坎特會見，鞏固他自己的地位。8月8日那天，他和勒菲蒂來到了這里。孫尼在寓所里打電話給我和羅西，叫我們下午3點30分到塔希提飯店的咖啡館里。他說：“那人要來了。” 我決定帶個發射机。 我見到了聯絡特工，收到了發射机。我和羅西在我的寓所里試了試。羅西對在外場的特工邁克·朗斯福德叫了話，我就對發射机說話。可是，朗斯福德的收音机里什么聲音也沒有。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試用，到后來時間快到了。朗斯福德什么也沒有听到。 羅西說：“這种裝備說起來多么好，可是用起來不管用，要這种東西干什么？” 這時候你的心情怎么也說不清。你戴上了這么個儀器，冒著暴露目標和生命的危險。你放在身上，可能一放就是一整天或是一整夜。你以為錄到了重要的談話。可是接收的人什么也收不到，要么收到的就是嘈雜的響聲，要么是一點聲音也沒有。儀器又是好的。也可能是用了多次以后又拿來用的。可是就是不管用，誰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身上帶著發射机，如果被逮住，這幫家伙首先想到的是；以為我是個通風報信的人。如果你是個警察或特工，他們可能以為干了不止一次，因為你是在執行任務。現在我和這些家伙已經相處了4年。他們根本不會相信我是特工，會以為我變了心，變坏了。對我不會有一點余地，只有死路一條。 此時此刻，我正要和孫尼·布拉克一道出門，他要會見桑多·特拉弗坎特，我要帶什么不成玩藝的發射机。事先發現了毛病這還是好事。可是，我和羅西越是想使它能用，越是在談論它，我們的心情也越是沉重。 最后，我收拾收拾，把發射机朝牆上一扔，正好砸到了窗子附近，光當一聲落到了地下，弄得不像樣子。我說：“這种不成樣子的發射机至少不會再有人用它了。” 我和羅西來到了咖啡館。孫尼和特拉弗坎特及湖西克正坐在桌旁。他示意要我們單獨坐到另一張桌子旁。胡西克走了過來，想要我們帶他到瑞基新港的瑞奇路上，看一看正在動工的賓戈賭場工程。我們回來以后，孫尼和特拉弗坎特還在那里談話。孫尼叫我們坐到柜台那邊去。 半個小時以后，孫尼出來對羅西說，叫他為我們三個人預訂晚飯，地點在杜納了街道上的好胃口飯店。他還交待我們：“你們倆到勒菲蒂的房間去。” 勒菲蒂住在孫尼的隔壁，正躺在床上看電視。羅西按吩咐拿起電話，我站在門口。 孫尼和特拉弗坎特走了過來。孫尼要我到他的房間去。進去以后，他向我介紹。 “多尼，這是桑多。桑多，這是多尼。”桑多透過深度眼鏡，眯著眼睛看看我。 我和我的第二個黑手党老板握了手。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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