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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大多數党徒一樣，勒菲蒂·甘斯·魯吉埃諾仍然住在他生長的里弄里。 他住在古老、高大的公寓群內，稱作尼克鮑克村庄，位于小意大利區南面几個街區的蒙羅大街。許多党徒都住在那里，包括托尼·墨拉。勒菲蒂常常邀我到那儿去。 勒菲蒂的寓所里有一間小臥室，在第8層樓上，可以鳥瞰公寓樓群的大院。他喜歡熱帶魚，養了好几缸魚。室內有一台大彩電，一個放像机。還有電傳聯絡裝置，干非法監听活動，如同其余所有党徒一樣，都是免費的。 他沒有安空調裝置，因為他討厭空調。在最炎熱的、最潮濕的日子里，甚至在車子里他也不讓我開空調。他一支接一支地抽著英國的奧佛牌香煙，弄得周圍的空气越來越混濁，尤其是對我這樣不抽煙的人非常難受。 他是個烹調能手，可以做任何食物。每個星期我總得去他那里吃几頓。 勒菲蒂早就离了婚，他的女朋友露易斯是里弄里一個漂亮的姑娘。我和露易斯相處得也很好。她忍受著很大的痛苦，因為勒菲蒂不通人性，對她態度惡劣，把她和別人一樣看待。但同時他也在保護她，對她還相當鐘情。她有個正式的秘書工作。 露易斯母親死了的時候，她要我去守靈。我不認識她母親，但我想到：露易斯對我很看得重，把我算在她家的好友之內，算是對我很有敬意。我還記得，我去守靈時，那天正下著大雨。天气惡劣，气氛悲傷，我和一個并不了解我的人共度這樣的時光，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覺。 即使你在干隱蔽工作，你也与人們增進感情。欺騙坏人的事很容易被接受，因為這是一种計謀。在五六年的生活世界里，有的人不是坏人，并不了解真實情況，只是偏巧生在坏人家里或者和坏人結了婚，而你一直在欺騙他們。一旦你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你的思想上會有一种堅實的烙印。這些人當中有的還与你增進了感情。當你還在繼續欺騙他們，你心里明白：等到真相大白的時候，他們會因為你的所作所為而受到感情的傷害。他們甚至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勒菲蒂有4個成年的子女，我和他們非常密切，成了他們真正的朋友。他們遇到什么麻煩事總要來找我。他最小的女儿有二十四五歲，和他的前妻住在這幢樓房里。她在醫院工作，工作很勤奮。每年的圣·亞努阿里烏斯節日里，她有個售貨棚出售軟飲料和水果。他的儿子湯米大約28歲，也住在這幢樓房。他是個盜賊，為家族干了不少事。他基本上是個自由職業者。但是，他也有販賣海洛因的問題，自己也吸毒成癮。 勒菲蒂老是要我和湯米談談，勸他改正自己。還要我說服他別再搞毒品一類的事，安下心來工作。有時候在下午兩三點鐘的時候，我和湯米就在勒菲蒂俱樂部里看我們最喜歡的肥皂劇１，比如像《我的孩子們》。勒菲蒂一進來，看見了就會突然咆哮起來：“去他的什么肥皂劇，快給我關上。你要出去偷，找活儿干。多尼，來，幫助湯米到外面忙活儿吧。” １ 肥皂劇（soap opera）：指廣播或電視連續劇。題材主要包括家庭問題。注重對話以代替動作，說話節奏比實際生活慢些。在固定時間連續播出。主要贊助者多年來一直是肥皂和洗滌劑生產厂家，所以稱為肥皂劇。 勒菲蒂有兩個女儿都和党徒結了婚，一個很是不幸，嫁給了馬科。 我見到馬科是在車站便餐館，那是墨拉的地盤。馬科不僅是個珠寶盜賊，而且在搞保險柜方面也是個老手。他還做毒品買賣，是個嘰哩呱啦、喜歡攻擊別人的人。我除了和他談几句珠寶方面的話以外，從來和他不打什么交道。他生活奢華，度假就到佛羅里達，因為他在那儿有一艘大船。他吹噓說，無論任何人向他提供毒品，他都有辦法處理。 我見到馬科的時候，他正為他的搭檔比利·派拉迪斯而憂心忡忡。他說：“比利現在成了警方的內線，我們在一起干的事他要是告發我，我就是有20條命也招架不住。” 勒菲蒂也為比利·派拉迪斯的事擔心。他說：“我們要想個辦法，把那個家伙干掉。我想把他帶到我船上，扔到河里喂魚。多尼，那個家伙的事我還從來沒有對你說過呢。你看他是不是以為我會在船上對他下手。這事儿沒說過吧？” “沒說過。” “有一天，我喊這個家伙和我一道上了我的船，你知道，就在東河那里，是一艘快艇。他跟我一道，但一直注視著我，總是面對著我。到后來，我問他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說，他恐怕我以為他可能背叛了，我會崩了他，把他扔到河里。我說，‘你這個混帳。我要是想對你下手，我就不會費那么多事把你帶到船上來。你在俱樂部樓下玩牌我就可以干掉你，把你卷在毯子里，就在南街那儿立刻就把你扔到了河里。我們對背叛的家伙就是那樣處理的。’我對他這么說。” 他眼睛在看著我，不知道是僅僅對我說個故事呢，還是在向我傳個信息：背叛會有什么下場。 “但愿派拉迪斯這個家伙別出賣任何人。”我說。 有一天，馬科突然不見了。有謠傳說，他那個組織獲得了毒品方面的收益，他去提款去了。人們再也沒有見到他。還有消息說，勒菲蒂下了殺令，干掉了自己的親女婿。但是，勒菲蒂對此事從來也沒說什么 露易斯知道勒菲蒂干些什么事，知道他像所有別的党徒一樣，進進出出都隨心所欲。他們似乎有一种溫馨的關系。勒菲蒂當著她的面談論，但沒有罵什么人。党徒們都是這個作風。你可以出去殺人，但你不要在一個女性面前罵人。女人要是罵人，那她准是個娼婦。勒菲蒂說：“露易斯要是罵一聲‘滾他的’，我就把她扔出窗外。” 9月份，他們決定結婚，勒菲蒂要我當男儐相。婚禮在市政大廳舉行。他們都穿了婚禮服。勒菲蒂顯得很興奮，連結婚證書都忘了帶。婚禮儀式在下午5點開始，登記局已經下了班。法官讓職員去了一趟，拿到了結婚證書。 我送了他們200美元，作為婚禮禮物。我們到沙沙貝拉旅館去舉行慶祝活動。大約有10個人。邁克走過來和我們坐在一起喝酒。然后我們上了樓來到“馬德里別墅”，這是勒菲蒂最喜歡的地方。我們在那里看了一系列文娛表演，其中有弗拉明科舞蹈１。 １ 弗拉明科舞蹈（flamenco dancing）：吉普賽人的音樂和舞蹈。從前几世紀起，它演變成為吉普賽人、阿拉伯人、猶太人以及被社會遺棄、混居于上流社會邊上的基督教徒的歌舞。弗拉明科的精華是“歌”，常常有吉他音樂伴奏，同時表演即興舞蹈。從19世紀起吉普賽人開始在咖啡館里跳舞，并以此為業，于是，“弗拉明科”一詞首先用來稱呼他們當時的音樂和舞蹈。其動作特點是快速旋轉和拍手頓足。 “多尼，你殺過人沒有？”勒菲蒂問。 “如果你是指暗殺，那我從來沒有干過。但是我殺死過兩個人。一個是在打架中我打死了他；另一個是騙取了我的錢，我們發生了毆斗。” “那算不上殺人。” “你打死人就是殺人，這有什么區別？” “有區別，多尼。你還不懂。事情并不那么簡單。所以我要給你訓導訓導。按照合同殺死一個人与你在毆斗中打死一個人差別很大。在毆斗中，你与對方動了怒。但是在暗殺的時候，你對對方談不上有這樣或那樣的感情，甚至對方遭到暗殺与你可能還沒有什么關系。你要殺他，這完全是你的職業需要，談不上什么感情不感情。你看你能不能干？” “我看不出這有什么不可以干的。” “是啊，我們要走著瞧。許多人以為這很容易，真正動手時又心惊膽戰，下不了手。下一次我要有個暗殺任務，把你帶著，讓你看看怎么個干法。一般要用0.22英寸手槍。一把0.22英寸口徑的手槍不像口徑大的手槍那樣留下明顯的彈孔。就對你耳門上打。一顆0.22英寸子彈打你的腦袋，腦袋就開了花。下次有暗殺任務，我要帶你一道。” 如果真有那樣的情況，我該怎么辦？作為一名特工，如果知道要發生暗殺的事，我不能讓這种事發生，不能寬容，當然不能參与。但是我可能在不知不覺中突然面臨那种局面。我并不總是知道我們要到哪儿去，為什么要去那儿，而這些問題又不便于打听。 如果暗殺的事即將發生，而我又在現場，我要不要冒險去制止？或許自己還遭到殺身之禍？我的看法是：如果發生暗殺，對象又是党徒，那么不論是他死還是我死總得要干，被打死的當然是他。如果暗殺的對象是老百姓，那我就得要冒著風險加以制止。 到了1977年的仲夏，他們完全接受了我，信任我。我可以自由行動。桑樹街上那些常規的党徒，我大部分都認識。那里不僅有布拿諾家族的党徒，還有其他家族的成員。党徒之間相互接吻和擁抱，也同樣适用于我。任何公共場所我都可以自由出入。我們多次去瑪迪森街道116號的荷里得酒吧。那地方污穢不堪，我只能喝喝啤酒或蘇打水。連杯子我都不想碰一下。我們還去交誼俱樂部、咖啡館以及沙沙貝拉。我們廝混、玩金羅美，大家相互講一些戰爭的傳聞，縱情玩樂。 我見到了這么一些党徒：托尼·墨拉的叔叔阿爾·沃克，其真實姓名是阿爾·艾姆巴拉托；墨拉的侄子喬伊·達米科，其常用的姓名是“喬·麥克”；大威列·拉維文羅，他在哈萊姆為尼基·馬倫格羅管理彩票賭博業務；喬伊·馬西諾，是個虎背熊腰、大腹便便的漢子，他在家族里的位置節節高升；尼基·桑多拉，他曾干過賭注登記一行，一心想与勒菲蒂結為伙伴；還有吉利兄弟：喬和杰里。 后來我又認識了：弗蘭克·菲什；鮑基；鮑比·斯瑪司；路易·哈·哈；鮑比·坏心（因為他戴著起搏器）；喬·雷德，等等。 在這伙党徒中，真實名字并沒有什么意義。他們并不介紹自己姓什么。我認識一些党徒，他們在一起混了5到10年，可是并不知道彼此的姓。誰也不在意。介紹你的時候，只提名字或者綽號。如果你不肯說出自己的姓，誰也不會問你。這完全是一种幫規。他們的感覺是：如果你想要我知道一個名字，你會告訴我的。 我之所以知道這些党徒姓什么是通過我們自己的聯邦調查局的鑒定。對于露面的党徒的身份，即使是個綽號，我總是要設法作一些了解。你根本無法料到：有時候在大街上什么地方，或者在別的調查工作中，誰會有可能成為重要人物。 我對勒菲蒂說，我有個女朋友在新澤西，因此有時候到我寓所找我，我不在那里，我可能到她那儿去了。有一段日子，我的女朋友多次成了他們談話的話題。我從來不肯說她的名字，他也從來不問，其他的人也不問。 在整個1977年期間，勒菲蒂都沒有告訴我他姓什么。我當然知道他的姓，但他自己沒有對我說。我也沒有告訴他。我知道他是勒菲蒂和本尼；他知道我是多尼。星期日或是晚上，我常常到他家去，和他及露易斯在一起吃飯。我和他們一起看電視。我常常躺在沙發椅上睡覺。他從來不告訴我他姓什么，也不問我的姓。我們第一次旅游，在登記旅館的時候，他問：“我怎么登記你的姓名？”因此他知道了我姓布拉斯柯。在有個地方，我不得不第一次問了他，問他姓什么。 在這一段期間，關于布拿諾家族以及其他家族組織結构情報，我時時向調查局作了報告。情報的內容更多：他們怎么開展活動，誰是誰，他們是什么頭銜，黑手党在全國范圍內的活動情況，還有我們的隱蔽特工從來沒有提供過的情報。我繼續收集西西里黑手党的情報：他們正被送到境內，甘蘭特和卡洛·甘比諾怎么樣合謀把他們安排在東部和中西部的皮扎餅店舖搞買賣，讓他們待在那里听候老板們的需要；這些“拉鏈”行動的人怎么受到利用販運海洛因以及從事暗殺活動。 為了不使气氛顯得緊張，我每天都跑步，在寓所大樓的健身房里鍛煉舉重。我不曾想到過，當時有党徒在那么做。這辦法不錯，別人把我看成是喜愛鍛煉身体的人。星期天我大多去做彌撒。党徒們也不干這种事。 勒菲蒂對待我好像很親近，他知道我會掙錢。我并不想表示自己有多少存款、或者干什么大買賣，因為我不想成為人們注意的目標，我想讓人們把我當成一個盜賊，使他們對我有這种看法：你盜了一次，快樂過兩三個星期的日子，然后再去偷。他看到我有足夠的錢花，就以為我能搞大錢。他正需要大錢，因為他陷入了困境。 “我背了一屁股的債，”他對我說，“我欠了尼基16万，走到哪儿頭腦都不得安宁，像有個紡車嗡嗡地轉得不停。我們要設法搞點錢。” 勒菲蒂与大多數党徒不一樣，他沒有進過牢房。他雖然因為敲詐和盜竊多次受到過逮捕，但總是被宣告無罪。他的真正問題是：他是個墮落的賭棍。如果他一天賭贏了2，000塊錢，第二天會在徑賽賭注上輸掉3，000塊。我知道，他一天能在徑賽或場外賽馬賭博中輸掉10，000塊。如果他賭光了，哪怕只剩兩個美元，也要賭兩個美元。他樂意當個賭博登記經紀人，因為場外賽馬賭博中，你如果贏了還要付給他們總數的百分之多少；而作為登記經紀人。你如果贏了什么也不用付，而且他們所付的投注賠率比州立賭場要高。 在賭場上我是頭號笨伯。無論是雙骰子賭場、賭牌，還是徑賽場，我都贏不了。如果不是我干這份工作，我說什么也不會干賭博的事。可是勒菲蒂的情況更糟。他不懂賭技，也沒有運气，是個典型的沉溺于賭博的賭徒。眼看著就要走上大殺手的道路。 有時候我們還到佛羅里達度几天假。我們賭賽狗、賽馬。對賽狗方面他懂得不多。我們輸贏大概在100-300美元之間，但我們輸的次數多。他對賽馬也不怎么懂，我們也得不到比賽的內部消息。這种賭博他總是吃虧。 有一次，我們在佛羅里達的東南部城市海厄利亞，賭“六選胜”。前面五次比賽我們下注几千美元，每次都賭贏了。第六次如果我們選得對，可以賭贏30，000美元。因此，在最后一輪比賽中，我們估計：還是選心愛的那匹馬可靠些。哪儿知道那匹馬輸了，我們也搭掉了30，000美元。 他這么說：“最后一輪，我們押了常胜的那匹馬，媽的它輸掉了。另外那一匹不知從哪儿冒出了尖。本來30，000塊錢都可以贏到手了。” “啊，也只是損失了几千塊錢，”我說。 “問題不在這里，多尼。問題是我們差點就到手了！” 他的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一再延誤下來使他得不到机會成為入盟党徒。他對我說，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時，他還不是入盟党徒，那是因為他沒有還清賭博所欠的債務。他還清了一部分，因此，在我和他見面不久，即1977年夏天，他入了盟。 可是現在他又欠了大量的債，這就意味著：他在賭注登記業務或別的業務中所得到的任何收入，馬倫格羅都要從他的總收入中扣除一部分抵債。勒菲蒂除了隱瞞的部分以外他就一無所獲了。賭博的本質就是：個個到后來都說自己破產，因此你無法說得清，勒菲蒂究竟是不是破了產。 我出手的錢數充足，使得勒菲蒂相信我會搞錢，而且還暗示他可以取得進展。我們如果在一起，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樣，可以共同發財。 對我在党徒中間的前程，他給我以鼓勵。 “事情明擺著，多尼，你不管別人的事，自己會搞錢，不惹麻煩，不生事端，不侮辱別人，總有一天你會成為入盟党徒。現在唯一的問題是，他們可能下達要你殺人的任務，要你去把某個人干掉。這你不再擔心。我對你已經說過，我會教你怎么下手。你有這個素質，多尼。你把握了自己，不管閒事，与人相處得很好。我要建議接收你作為家族的成員。” 勒菲蒂說：“跟我來，我們到沙貝拉旅館去。” 這是7月份一個炎熱的夜晚。我們到了沙沙貝拉旅館，但是沒有進去。人行道上還有五六個党徒站在那里，我認識他們，都是邁克·沙貝拉手下的人。我們和其他這些党徒都站在人行道上。 我問勒菲蒂：“我們為什么要站在這儿？” “我們站在這儿警戒，确保那個老家伙別出什么事。他就在里面。” 所謂老家伙就是卡明·甘蘭特，布拿諾家族的老板。他剛剛出了牢房。我朝旅館的窗戶里看一看，只見他坐在專供大人物用的餐桌旁。他長著鷹鉤鼻，几乎禿了頂，嘴里叼了一根大雪茄。沙貝拉和另外几個人坐在他的左右。 “有什么大買賣嗎？”我問，“他有什么事？” “是有事，”他說，“有許多事你不知道，多尼。這些事我又不能亂說。” “那我們怎么不可以進去，确保他別出事，我們至少還有個坐的地方？” “多尼，多尼，你听我說。有時候你什么也不懂。首先，除了副官或副官以上的人以外，‘气墊’不同其他的人坐在一起。除了他需要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待在他的周圍。你甚至于連話都不能跟這個家伙說。要跟他說話，你得通過比你地位高的或者是能同他說話的人才行。旅館里除了那几個人以外，他不想任何人進去，就是這樣。” “啊，照你這么說我們就不進去了。” “多尼，這個家伙多么卑鄙，你不知道啊，”勒菲蒂悄悄地繼續說，“‘气墊’這混帳真不是東西，是個暴君。我只能跟你說到這儿，不用再往下說了。許多人恨他。大家覺得，他只顧自己，只顧自己一個人賺錢。他接近的就那么几個人。主要是拉鏈行動的那些人，像凱撒以及你看到的多依蘭俱樂部周圍一些人。那幫家伙老跟他在一起。他把這些人從西西里弄過來，利用他們干各式各樣的事，搞那些毒品買賣。那幫家伙跟他一樣卑鄙。拉鏈行動那幫人不能信賴，除了那個老家伙以外，誰也不會相信他們。老家伙相信他們，那是因為是他把他們帶到了這儿來，他能控制他們。其他人都得和他們隔得遠遠的。許多人都巴不得看到他遭了殃才好。因此這才要我們到這儿來。” 這樣的情況有好几次。我和勒菲蒂到沙沙貝拉這儿來，在外面站崗放哨，好讓卡明·甘蘭特在里面開會。勒菲蒂在人行道上，心里很緊張。除我以外，他和其他的保衛人員襯衣里的腰帶上都帶著槍。他注視來往的行人和車輛，注視街對面的窗口。 我也不是滋味。身為聯邦調查局特工，由于被這幫党徒所信賴，站在桑樹街的人行道上，擔惊受怕，還要為布拿諾家族的落魄喪魂的老板站崗放哨呢。 每隔几天，我就給聯絡特工打個電話。紐約辦事處里專門安置了一部電話，專撥給我作聯絡之用。接話的是我的聯絡特工。我向他報告目前發生的和即將發生的情況。有時候，為了配合其他行動，他要我了解一下這家或那家俱樂部的情況，有些什么人，討論了什么事。如果我需要查詢什么，比如問姓名或某個党徒的情況，他就認真為我辦理。我向他提供任何值得注意的情報，或者以后對作證可能有用的情報，他都打印下來，歸入我們稱為的“302”檔案。有時候，聯絡特工還帶几份報告來讓我簽字。 根据我的情況，我每個月有一兩次和聯絡特工見見面，取我的生活費和活動費。我們見面時間很短暫，只不過几分鐘時間。我們常常見面的地方是在博物館——像第五大道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和都市博物館。我們只是在那里隨便瀏覽一下，看看展品，他悄悄把錢遞給了我。有時候我們在中央公園，同坐在一條凳子上。有時候在咖啡館相會。 這時候已接近1977年的年底，我干隱蔽工作已經有一年多時間了。聯邦調查局打算要停止“太陽苹果”計划中在佛羅里達的“太陽”那一部分工作，這完全是因為喬·弗茨至今尚未能深入下去，未能取得一點收效。 我的督學員有時候問我，如果我再干一段時期怎么樣。我感覺很好，還想繼續干。 有新的情況需要考慮。現在我和勒菲蒂及布拿諾家族成員相處得很好，在他們中間已經有了扎實的基礎。聯邦調查局在這一帶開展了其他一些隱蔽工作。我可以以我作為党徒的新的身份為有些隱蔽特工建立信任感，我可以出來為其他一些特工作出擔保，證明他們是“像樣的”党徒，而其他行動打擊目標中的党徒可以問我來查核，因為我是勒菲蒂在紐約的朋友。 如果我不以紐約市為工作基地，不是在勒菲蒂的鼻子底下天天在一起廝混，那我就容易多了。如果我在另外一個地方，而繼續保持和勒菲蒂的伙伴關系，那我和其他隱蔽特工行動的聯系就方便得多，因為我出城無需要得到勒菲蒂的允許，也無需每一步行動都得向他報告，受他的盤問。而且我還可以設想，把勒菲蒂帶進其他的隱蔽行動之中，帶他引見，希望他有可能闖進去，与布拿諾家族成員建立聯系，組織非法的陰謀集團。 我還可以經常回到紐約，一次待兩三個星期，增加我和勒菲蒂的聯系，保持伙伴關系。 另一個要考慮的問題就是我的家庭。關于家庭的保護問題我先前考慮得不多。我大概每隔10天或兩個星期可以回到新澤西的家里，待上一個夜晚。我始終小心謹慎，掩飾自己的行蹤。但是，到了1977年的秋天，我漸漸有所考慮：如果我打入黑手党里面逐步深入下去，我的家最終還得要搬走。因為万一出了一點儿差錯對我的家就會是一場災難。我知道有警察在保護我，因為我時刻有他們在跟蹤。有三四次，顯然并沒有什么理由，他們卻把我叫住，對我進行搜查。如果我有時不能甩掉尾巴，而他們一直跟蹤到我家里怎么辦？要么，如果是勒菲蒂或別的党徒決定跟蹤我又怎么辦？ 是該到搬家的時候了，搬了家就不會存在上面提到的問題。要么也可以把我調到另一個地帶去工作，我們不妨把這兩個問題聯在一起考慮。 整個12月份及1978年的1月份，我与我的督學員在一起反复討論。他把這個問題提交給了總部。這本來也是個很簡單的事。我們決定2月1日搬家。 我的家庭對于搬家已經習以為常，因為我的工作關系，我們已經搬了四次家。不過，我的女儿們已經到了有男女朋友交往的年齡，這對她們來說還比較重要。我們在新澤西還有親屬。早先我因工作調到紐約辦事處搬回來的時候，我們當時曾以為我們會一直住下來。大家都不想搬家。我妻子雖然不知道詳細情況，但覺得搬家還是必要的。我們對此并沒有作過多的討論，因為我并沒有說這還有選擇的余地。我的工作調動頻繁，她們不知道我在黑手党里究竟隱蔽到了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搬家是為了她們的安全。 聯邦調查局當時在這一地區有52個辦事處。他們提出了5個地方讓我們挑選一個住處。至于我的工作關系那几個地方都沒什么問題，因為我還隸屬于紐約方面，再說我還要在這個地區的各個地方到處跑。我和妻子選擇了一個地點。 圣誕節的除夕，我設法赶回到家里，雖然到家很晚。節日期間的大部分時間我都待在家里。到了1月份，我和妻子出門找一幢新的住處。我們立刻就找到了一處——比我們在新澤西的房子小一些，但是左鄰右舍比較和諧。到了下一個星期，我們就拍賣新澤西的房子。我有個朋友，是搞搬運工作的。我對他說，我們要搬家，這事儿請他不要對外聲張。 搬家時，家里人依依不舍地流了不少眼淚。家里的人都不想在我的工作上成為障礙，但是她們誰也不知道我究竟在干些什么。如果她們對我的情況知道得更多一些，她們對我的情況可能更能夠容忍。不過，如果那樣做能減輕對我的壓力，那她們就會付出心理懼怕的代价。 無論是我還是我局里的同事，都沒有想到這個工作要持續這么長的時間。究竟還要持續多久，誰也說不清楚。開始時，我們有打擊盜匪上層頭頭的想法，后來就打進了小意大利區的黑手党，現在我已經成了其他地方的党徒代表。本來我們的思想可能猶豫不決，只是因為我們還不知道我們所處的位置，以及在我們所處位置上還沒有一個理想的視角。只有一點是肯定的：繼續打入下去，我就全力以赴地干。多尼·布拉斯柯有的是勁頭。 聯邦調查局在圣地亞哥和洛杉磯那里有几件麻煩事，想叫我去了解一下。我對勒菲蒂說，我要到加利弗尼亞去待一會儿，因為我曾說過，我在那里干過偷珠寶的事，而且還干了很長一段時間。我說：“勒菲蒂，你看，我眼下將在這個地方弄不到那么多錢。為什么不可以去那儿撈點錢，來回跑跑，不是很好嗎？甚至就連你也可以去那儿，待上几個星期，看看我們能不能干點事。” 他覺得我這個主意很好。就這樣我去了加利弗尼亞。 我們在洛杉磯有個特工，干隱蔽工作的姓名是拉里·基頓。拉里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正在緊緊追蹤一伙盜賊。這伙盜賊犯下了盜竊各种財產的罪行：干偷股票、債券、支票及汽車等一系列活動。他們并不一定都是黑手党，但其中一部分是前紐約人，自然尊重老練党徒以及聯絡党徒。 他們喜歡聚在某一個旅館里，拉里也和他們混在一起，想深入進去。正巧，紐約一家旅館的酒吧招待到這儿來度假，也就住在洛杉磯這家旅館里，和這伙盜賊中的有些人還很友好。拉里對這個酒吧招待一無所知，以為他可能也是盜賊的一伙。因為這個酒吧招待來自紐約，拉里就想到我有可能認識他。 說來真巧，我果然認識他。這是一個巧合。有一次，我和勒菲蒂到第三大道五十五街道上的馬卡耐特旅館。那儿并不是布拿諾家族党徒的活動場所，是個一般的旅館，我和勒菲蒂以及其他几個人到那里喝喝飲料和吃點東西。就這樣我們漸漸認識了那個酒吧招待約尼。約尼本人并不是盜賊的同伙，也沒有干什么非法的事。不過，如同許多酒吧招待一樣，他了解誰是誰，知道誰是勒菲蒂，知道我是勒菲蒂的伙伴，是個聯絡党徒。因此這是個好机會，我可以幫助拉里与這一伙盜賊建立一些信任關系。 我來到洛杉磯這家旅館，拉里正在那儿溜達，我看到了約尼。我說：“嘿，約尼，你忙什么啦？” “是多尼呀，一向還好吧？你來這儿干什么？” “遛遛，看看，”拉里正在那一伙人當中，顯然已經看到了約尼。“我看，你知道，拉里在這儿。他是我的朋友。我們也許在一起干點買賣。” 我們聊了一會儿，目的也達到了。我以為，約尼會對那一伙盜賊說，我是紐約那邊的一個聯絡党徒，拉里是我的朋友，因此，他工作會順利的。 我經常帶著拉里進進出出，就以這种方式幫助他建立信任基礎。有時候，我們還和那一些人去舞廳，也是以那樣方式幫他。我只是起個介紹人的作用，從來不介入他的案子。他在那儿開始了工作，著手辦理一批案子。這是政府部門工作的一种方式，就在那儿不斷地逮捕由拉里提供罪證的一些犯罪份子。他最終要在法庭上多次作證，給許多人判了罪。 在這期間，拉里也到紐約，追查別的盜竊股票的案子。我也以正常往返的方式回到紐約。拉里打電話給酒吧招待約尼，對他說他要來紐約。他們在第三大道的P．J．克拉克飯店相會，因為那儿是約尼在下午喜歡常常去的地方。 我和拉里混在一起，一道去克拉克飯店。約尼已經和一些人待在房間后面的餐桌旁，我們也加入到里面。 約尼把我們倆向大家一一介紹，我們就坐在那里待上一個小時左右。 拉里原本是黑人，這就是說，在某些盜賊看來他很可疑。但是拉里糊得很圓，照樣同他們混。 我看見有個家伙在朝我們餐桌這邊走。拉里突然對我輕聲說：“快走，從后門走，快。”他站起來對約尼說：“我倒給忘了，我們還有個約會。” 我急忙跟著拉里從邊門跑了出去。 “好險，”拉里說，“你沒看見朝我們桌子旁邊走過來的那個家伙，是訴訟案的那家伙？他是洛杉磯的辯護律師。他曾在法庭上見過我作證。” 我說：“為了以防万一，我對勒菲蒂那里要想個保護我們的辦法。” “好，”他說，“無論如何，我明天要离開這儿。” 像這种情況——可能被人認出來，或者有人背后匯報你——隨便哪一天、任何時候都有可能發生。你不能等情況發生以后才想辦法保護自己，你要提前打好保護自己的基礎，隨時都得提前防范。我估計，勒菲蒂會得到這個情況的報告。 自從我開始待在加利弗尼亞以后，我實際上每天都和勒菲蒂保持接触。他并不知道怎么樣和我取得直接聯系。我說我總是在不停地變換地方。勒菲蒂在控制我的同時，我也在控制他對我的控制。我想讓他知道，我實際上是難測的。我干些什么、在什么地方都模糊不定。當我需要掩飾自己的時候，他已經習慣了我的行動方式。 我有兩架“查詢”電話，他可以留言，然后我再給他打電話。這一次，在那儿遇見拉里和約尼以后，我就給勒菲蒂打了電話，把在加利弗尼亞遇見拉里和約尼的事告訴了他。我這么說：“猜到我在洛杉磯碰到了誰？是約尼。他在那儿度假，看到了一些伙計。他和一個叫拉里的伙計在一起，那人在干某种股票和債券的交易。其實，我考慮也想插一手。我認為，我們能從這里面賺到錢。” 我對勒菲蒂就是這么說的。因為即使沒有在P．J．克拉克飯店那次意外情況，我知道當我和勒菲蒂什么時候到了馬卡耐特旅館時，酒吧招待約尼也會就那次意外情況會這么問：“洛杉磯的拉里那伙計怎么樣啦？”然后勒菲蒂就會問：“拉里是誰？” 因此，我以這种方式事先已把拉里這個名字告訴了勒菲蒂。我還說出了這樣一种含意；拉里宁可和約尼在一起溜達而不肯和我在一起。這种拐彎抹角的方式完全可以保護拉里，也保護了我自己。 果然，第二天勒菲蒂在俱樂部里抓住了我。 “喂，多尼，你認識的洛杉磯那個伙計，他的情況是怎么回事呀？” “你是說拉里？那伙計我曾對你講過，我是通過酒吧招待約尼認識了他。我還對你說過，他是個獨斷專行的家伙，我正要跟他一起搞點股票和債券方面的交易。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嗎？” “我正要對你說說我不放心的地方。約尼給我打了個電話。我想知道前前后后的全部情況。在P．J．克拉克飯店里，你和那個家伙在干什么？” “噢，勒菲蒂，我知道的情況是這樣：我在洛杉磯碰到了拉里這個家伙。他對我說，他正在搞一樁有關所盜的股票的交易。他要去紐約，我們計划在一起干。就這樣我們到了P．J．克拉克飯店。他3點鐘在謝拉頓飯店有個約會，我們要去和那人相會談股票交易的事。我們就离開了克拉克飯店去了謝拉頓飯店。可是那家伙沒有到場。我就說：‘唉，真掃興。’我就走了。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出什么事了嗎？” “我對你說，出了什么事。你惹禍了。那混蛋是個聯邦特工！約尼說，有個人，是個什么律師走過來，到你們那儿，他看到你們就离開了桌子。那人對約尼說：‘我見過那家伙在法庭上作證，他是個混帳特工。’這是約尼親口對我說的。約尼還說，你和他媽的混帳特工混在了一起！” “啊，勒菲蒂，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不過，憑他怎的，我不在乎他，他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情況。我們的情況或別的什么，我一個字儿也沒有同他講。他所知道的只有一點：就是我對買賣感興趣。他甚至連怎么找我都不知道。沒什么可擔心的，勒菲蒂。” “也許是約尼在滿口噴糞，多尼。我也搞不清。不過，多尼，跟拉里那家伙別來往了，明白嗎？以防万一。別跟他有任何來往。多尼，我看，你有時候并不那么謹慎。” “別擔心，勒菲蒂。” 因此，在洛杉磯一帶，我不能再和拉里取得聯系了。不過，他的行動進展得很好。他辦理的案子，最終逮出了約有200個盜賊，政府收回的被盜財產价值4，200万美元。 在P．J．克拉克飯店里，如果拉里沒有當場識別了那位律師，我的黑手党工程計划也可能就在那時候宣告結束。 我每到一個地方，總要在這個地方找到我熟悉的党徒，要么去他們的活動地點，要么和他們取得聯系，無論是布拿諾家族的成員，或我所認識的別的家族的成員都這么辦。這么做表明我有聯絡，能在這一帶善于自由來往，說明我手里有活儿可忙。我露面的地方越多，就越會有更多的党徒認識我，我的信譽也就越高。 在加利弗尼亞，聯邦調查局正注視著圣地亞哥和拉·約拉地區的一些旅館和夜總會，想了解那些地方是不是有聚眾騷扰的事。我到這一帶來，首先就想抓到這些人，然后和他們在一起巧妙地周旋。 我接著給勒菲蒂打了電話。我對他說，我正在和一些活動場所搭上了，想把這儿的情況理一理。我發現，有几個地方有党徒出沒，他們在這些地方有點瓜葛。 “勒菲蒂，你到這儿來不好么？或許我們在一起還能搞出點名堂。如果這一帶還沒有我們的成員集中的場所，我們或許還可以有點作為打進某一處。再說，這儿環境优美，气候宜人，還有大洋。” “我從來沒到過圣地亞哥。那儿像不像邁阿密？” 我在謝拉頓飯店給他訂了一間房間，正好面臨海面。我到机場去接他，為他提包——對他的照護如同一個組織里任何人對上級的照護一樣。我對他說，我最近分得一些紅利，把他的一份給了他。 白天我們游玩圣地亞哥，就我們兩個人，因為我們在這儿都不認識人。勒菲蒂對這儿很有印象，他說：“漂亮的海洋，漂亮的城市，与紐約不一樣。這儿的人打扮也不一樣。” 我帶他到了圣地亞哥動物園。“這個動物園真了不起，”他說。“想想布魯克斯那個動物園是什么樣子。這里的真的管理得好。多尼，圣地亞哥真是個好地方，你在這儿可以到處溜達，用不著擔心遭到搶劫。” 他每見到什么，總要与紐約相比，總要說到在這儿可以搞到多少錢。每遇到某個店舖或是買賣或是住處，他總要說：“這和紐約一樣嗎？我們要撈一把。”什么都想干，都想騙。 晚上，我們常常到調查局注意的那些活動場所。我注意勒菲蒂的行動。 他總要同經理或店老板談些無傷大雅的話。這是個好地方。你們這儿開業有多久？怎么樣有可靠的供給？看樣子你們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條。市里面，單位里或別的什么人對這樣好的地方還能找什么麻煩嗎？ 他對這個地方在掂量，連細小的事都密切關注。每看到什么他總要對我說一番。可能有個家伙在溜達；那個現金出納机停止了運轉；誰跟他說話；有沒有人坐在餐桌旁，桌上什么吃的東西也沒有，就那么一直坐著，像是在等著和誰說話；有人不一會儿走了過來，坐下和他聊几句又走了；注意別人是怎么看待他；女招待怎么接待人；等等。一個普通老百姓也會看到這些，但看過就沒有了。而一個党徒觀察事物就有党徒的特色：一個人的舉止、行為、談話方式、對他是否敬重等等都要注意。 我們确認了：調查局的怀疑有道理。在有一處地方，勒菲蒂認識几個有牽連的人。他說，他們個個看樣子要么就是干搶劫活動，要么与搶劫歹徒有聯系。 “多尼，這些地方他媽的我們不能介入，”勒菲蒂說，“因為他們已經一窩蜂地亂糟糟。” 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為了使自己能發揮作用，我在這些事里面尋找線索。我正在調整我的行動方式，調整我看問題的方法。這樣我就能提出恰當的問題，正确地看待事物。我不僅在學習如何以党徒的身份行事，而且以党徒的思想方法來考慮問題。每當我和勒菲帶到各個地方，我就注意他對待相同事情的處理方法。如同許多党徒一樣，我漸漸懂得了不要輕易說：我不了解情況。要保持緘默，盡快觀察周圍的動態。關鍵是你要裝得你了解情況。等到他們發現你不知道情況時，你才承認。 勒菲蒂是党徒的典型，一天24小時都在密划党徒的勾當。在外面，和党徒在一起時，他顯得聰明、敏銳，而且很堅強，正因為如此，他贏得了党徒們的尊敬。但是，一旦出了他那個圈子，你就會發現，在某些方面他還是小家子味道，對于人事間其他一些事并不精明。 一天下午，我們待在一家飯店的餐廳里，房間那邊有個相貌极其美好的女人老是在盯著我。 “那個女人老是看著你，多尼，”勒菲蒂說。“干嗎不請她到我們餐桌這邊來？” 我在笑，她也在笑。“勒菲蒂，她可能是個妓女。” “不，多尼，你真是胡說。她太漂亮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妓女不是那种裝束。” “勒菲蒂，這是加利弗尼亞。人們衣著不一樣啊。” “不是妓女。她可是個有正常工作的女人。快點，快，多尼，她認為你長得帥，想和你結識結識。邀她過來吧。” 勒菲蒂要想干什么事，如果你想制止他，唯一的辦法就是照他說的去做。因此，我叫女招待把那個女人邀到我們桌邊來。她過來坐下了。勒菲蒂不想在這种調情的場合下礙事，馬上就說：“啊，我想上去休息一會儿。”他走了。 我和那個女人談話還不到5分鐘，就發現她是個妓女。我上了樓進了房間，對勒菲蒂說了真相。他說：“我就不信。她一點也沒有涂脂抹粉，也沒穿短裙或別的什么。你怎么能說出這种話呢？”他哈哈大笑。“嘿，多尼，你待在這個地方可得當心自己啊，你會把在紐約的那种精明勁儿丟光了。” 他雖然經常外出干党徒的買賣，可是出門的飛机票總要依賴別人訂購。他要到什么地方找我，總要我給他訂飛机票。我發覺，為什么有一次他要自己訂購飛机票。“多尼，在飛机場上，他們想知道我什么時候回去。” “我們不知道。就對他們說，回去的時候公開。” “怎么叫回去公開？” “就是說，回去的机票已經買好了，就在你手里。但是飛机票的日期不要定。等你要啟程的時候，就直接對航空公司說，你在哪一天登机。” “這事你能辦嗎？” 勒菲蒂第一次來這儿待了一個星期，然后就要我和他一道回紐約。我對他說，我不能回去，因為我可能有一樁大的行動，我得要過問。他也就不堅持了，因為那意味著他能撈到錢。 我的真實意圖是要到密爾沃克市去。聯邦調查局在那里有個行動計划，想對密爾沃克黑手党家族下手。但是，這一行動起步很慢。他們和我取得了聯系，問我有沒有什么辦法。 辦這個案子的隱蔽特工其化名是托尼·坎特。托尼是我的一個朋友，是富有開拓精神的特工。密爾沃克家族的老板是弗蘭克·巴里斯特艾里。他受命于芝加哥而不是紐約的匪徒。我們了解到，巴里斯特艾里控制了全城的投幣式自動售貨机的業務。聯邦調查局想要表明：這是通過黑店主和匪徒勢力所從事的非法經營。他們的意見是要坎特建立自己的自動售貨机業務，設法把他的售貨机推銷到各個商店、酒吧和俱樂部。如果巴里斯特艾里企圖把他從這個業務里排擠出去，那么我們就可以立為敲詐勒索案。 坎特已經偽造好了個人的經歷，在密爾沃克辦了一個小辦事處，向市里申請了銷售自動售貨机的營業執照，買了几台机器。他向俱樂部和酒吧四處兜售，懇請買主買他的机器。可是，他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問題是，巴里斯特艾里把全城的銷售業務控制得很嚴，誰也不肯接受坎特的机器。坎待每到一處，店主都拒絕接受，這是因為這些店主已經買了屬于弗蘭克·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誰也不肯把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移走而換上坎特的。 大約一個月以后，坎特仍然不能推銷机器，也沒有人來告誡他，要他放棄這個營業。在這种情況下，他和我聯系，問我有沒有可能在紐約找些有關系的人介入此事。如果我能在紐約找到對坎特自動售貨机感興趣的人，那末他們就可能設法与巴里斯特艾里建立伙伴關系。 我赶到了密爾沃克，在旅店住了下來，与坎特通了電話。他和辦此案的特工邁克·鮑特肯杰克一起來到我這儿。人們看到我和坎特在一起并不要緊，因為他反正是在干隱蔽工作，那里的人誰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有在密爾沃克辦案的特工知道我是什么人。他們正是在坎特目前所處的情況下讓我參与這一行動的。 我認為這個辦法似乎行得通。我說，我要把這個意見向勒菲蒂說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我回到了紐約。先前我已經退掉了我的寓所，現在來往要么住在80號公路上的荷里得旅館，要么在第七大道的謝拉頓飯店。荷里得旅館位于喬治·華盛頓橋靠新澤西一邊。只是住一間房子，能睡覺就行了。大部分時間我都和勒菲蒂在一起。他老要我回紐約住下來，不愿意我待在加利弗尼亞。這一方面是因為他不肯和我分開，另一方面也因為他的确認為：加利弗尼亞是個海濱度假的地方，是個縱情歡樂的地方，把人的思想弄得亂糟糟。他一直要我在他居住的尼克鮑克村庄里找一個寓所住下來。事實上，他最終還是把我一切都安頓好，為我找了一個寓所，完全是為了我來的時候居住。 我每次回來，他總要說：“回家時想吃點什么？”因為他要為我和他的妻子露易斯做飯。他總要出去，到最好的店舖里買些牛排；要么也可能他自己做鹵汁面條。或者我們就到外面吃，等露易斯下班回來，然后去一家中國餐館。他喜歡和我談他的孩子、孫子，以及与邁克·沙貝拉或其他任何人之間的問題。 我這次來，為密爾沃克方面的事布下了种子。 我處理任何問題，与勒菲蒂一起干任何事；我先是打個基礎，以漫不經心的談話方式把事情對他作個介紹，然后就擱下來。過一段時間再提一下，又擱下來。到最后再提出來就敲定了。關于密爾沃克方面我有個朋友，想干自動售貨机買賣遇到麻煩的事我不想對他和盤托出，因為我打算逐步培養他的興趣，讓他慢慢地參与這一買賣當中。我不想讓他埋怨：“咦，你怎么搞的，老是這儿那儿有個遇到麻煩的朋友？” 我們在一起漫步，迎面吹拂著加利弗尼亞刮來的習習微風。我說：“你知道嗎，勒菲蒂，我遇到個伙計，那是我10年前在巴爾的摩認識的。當時我們在一起干了不少事。他對我說，這些年來他一直在半明半暗地生活。現在他想搞一點營業。我估計他是要搞投幣式自動售貨机方面的營業。” “啊，是嗎？過硬的行當。”他就說了這些。 我連地址都沒有告訴他，只是讓他記住我提出的事，讓他消化。坎特准備搬到密爾沃克，我開始鼓動勒菲蒂。在以后的几個星期中，我一點一點地反复提這件事。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是恰當的時机。我回到了加利弗尼亞。 聯邦調查局提出了另外几個地方，想對那里搞搜查工作。我打電話給勒菲蒂說：“你知道，勒菲蒂，我真的喜歡加利弗尼亞。你該在這儿試一試。你老是說你要在什么地方開一爿自己的酒吧。我在這儿為你物色了几個地方。你干嗎不出來度度假呢，我們一起把這几個地方看一看。” 就這樣，勒菲蒂在5月份又到圣地亞哥。我帶他痛痛快快玩了一陣子。我們去了几次舞廳，看了几家酒吧和旅館。 接著，在密爾沃克找到了突破口。 勒菲蒂接到女儿的電話，說他的儿子湯米，由于在曼哈頓武裝搶劫而遭到了逮捕。他顯然是在市中心的珠寶商業區試圖持槍搶劫攜帶大量鑽石首飾的人。警察追捕他，他開了几槍。 湯米持槍搶劫、向警察開槍而被逮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被逮捕、蹲一段時間的牢房本來就是這個行當的組成部分。党徒与老百姓不一樣，對自己的孩子坐班房并不那么擔心。真正出問題的是：經了解，那個被搶劫的家伙是另一個家族的聯絡党徒。 勒菲蒂感到坐立不安了。“真是沒想到的事，”他對我說，“湯米這個不中用的小子。那家伙是個有來頭的。這事儿會有一場麻煩，多尼。我只想盡點力，別讓湯米為這件事遭到不測。多尼，我眼下急需1，000塊錢。這1，000塊錢到哪儿弄到呢？” 他想敲我l，000美元，用這錢作賄賂，好做些疏通工作。這并不意味著他沒有錢。這又是一個例證，說明党徒只要有點可能都不想用自己的錢，即使在親生儿子生命處于危險的情況下。他知道我也沒有錢，也知道我也像他一樣不肯拿出自己的錢來。 但是，對我說來這是一個缺口。關鍵的問題還是錢。對于這伙党徒來說，錢就是整個生命。他們騙人，白白地花別人的錢，決不肯到銀行借貸。 我說：“嘿，我們說不定可以找那個伙計——我曾對你說過，我有個老朋友，就是我在巴爾的摩認識的那個朋友，你還記得嗎？既然他有錢開辦自動售貨机的營業，我們不妨找他想想辦法。這倒值得試一試。” “對，試試看，”勒菲蒂說。 我回到房間，与在密爾沃克的托尼·坎特通了電話。“托尼，我看我們找到了一個缺口，可能我們要給勒菲蒂一個甜頭。”我把情況向他作了解釋。對于勒菲蒂提出的要求，我從來不如數給他。“或許拿500塊錢就可以打發他。” “這沒什么大不了，”托尼說，“我們就干。” 每次我們花費政府的錢，數字相對來說還不小，我們總要思考花費的价值。不過，這么干有可能拉到一個主要的犯罪頭頭，500美元算得了什么？ 我返回到勒菲蒂那里，對他說：他可以借錢給我們。我播下了另一顆种子：“我猜想，托尼手頭有不少錢，想在他著手的自動售貨机業務上投資。” 他一門心事是想別人借給他1，000塊錢。“那好啊，”他以受惠者的感謝口气說，“我們得馬上赶回紐約去，對我那小子的事疏通疏通。” 第二天，我們乘飛机回到紐約。勒菲蒂打了許多電話，拜見了几個找麻煩的人，設法解決爭端。他向他們解釋說：湯米不認識那位伙計是什么人，更不知道他是個聯絡的弟兄，他只是听別人告訴他，說有人攜帶鑽石首飾。所以這完全是一場极大的誤會。這件事花了他5，000塊錢作為一种安慰，以解決爭端。 “答應借錢的那個伙計呢？”勒菲蒂問我，“什么時候你去給我借那筆錢？” 對密爾沃克下鉤的時机已經到了。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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