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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薩格店舖位于前室，那幫盜賊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充當售貨員。后室里有一張辦公桌，几張打牌的桌子。那伙盜賊白天就在這儿廝混。正是在這個地方我被介紹認識了几個家伙。他們的年齡大約從二十八九歲到四十歲出頭。他們圍坐在桌旁玩金羅美１，吹牛。他們的名字有：桂多、維多、湯米小偷、維尼等等，這些都是渾名。 １ 金羅美（又譯作金蘭姆）是蘭姆類牌戲的一种。1909年傳入紐約，20世紀40年代在美國風行一時。兩人玩時，每人發10張牌，牌面朝下。發剩下的牌面朝下作底牌，最上面一張底牌由過來擺到底牌旁邊作為第一張換牌。非發牌人可以先拿這种換牌，也可以不拿，若不拿，發牌人也可以不拿。若兩人都不要，非發牌人則抓走底牌最上面一張牌、其后，兩人依次拿換牌或者抓走底牌最上面一張牌，然后打出一張牌，面朝上擺在換牌堆上。目的是做成牌組，即至少3張的同花色順牌或者同點組牌。 我和吉里的一伙人開始混在一起。因為他們通過自己熟悉的人“了解”了我，還因為我是他們熟悉的人介紹給了他們，因此對我還相當公開。 在党徒的一伙中，他們雖然比較低下，但他們總是忙得不停，總是有錢花，總有買賣做。他們總會有贓物，贓物總是在進進出出。個個都穿得很好。他們所穿的90％是贓物，都是最新款式，有運動衫、寬松褲、毛衣以及皮夾克等等。如果他們穿牛仔褲，那總是設計師訂做的。 你提到什么，他們就能偷到什么。吉里一伙人可以襲擊倉庫、碼頭、車輛和住宅。他們認為，沒有什么東西不能偷。他們始終這么在想。沒有哪一天他們不時時在想著談著他們要去偷，去搶，對象是誰，偷什么，在什么地方。他們總有要追捕的東西，或者從別人的貨物里撈點什么，反正總有東西掠奪。 早晨起來，他們并不想到去上班，去按考勤鐘。他們不想著和妻子或女朋友在一起歡度時光。他們是一伙群氓。你起了床，就要同這伙人一道上俱樂部或別的什么地方，成天混在一起。 一整個白天，你都在計算這天晚上要出去干什么，在外面能碰到什么財气。白天基本上是這樣度過的：早上10點半或11點去俱樂部，然后坐下來整天議論過去或將來的欺詐、搶劫的行動。如果有人提出偷盜或攔劫的主意，大家就輪番議論，看看這個辦法是否值得。要么另一個人提出了一堆財物，正期待著把珠寶、皮貨以及這一類的東西脫手。大家就議論“對折”的可能性——把得到的贓物再賣出去。 他們成天謀划著，就坐在艾薩格店舖的后室里，玩金羅美，抽煙，抽雪茄。我不抽煙。他們從不開窗戶。盡管室內有通風設備，房間里空气仍然混濁。房間可能有兩處在玩牌，這要視室內人員多少而定。我是連牌也不玩的。你要是玩金羅美——從來不玩別的——一點輸贏為10個美分。就是坐那里玩牌，口里還在議論賺錢，議論這天要搶劫什么。有時也可能到另一家俱樂部，在那里玩金羅美，要么商談搶劫計划。你也可能同某人談論你想干的事或者設法干一回。如果他們想好了下手的地方，那么就有几個人在白天出門去那儿把地形窺看一番。 如果不是在謀划、做發財夢的時候，他們就聊作戰的場面，回憶他們在各個牢房和監獄的時光。那是他們干此買賣所付出的代价。他們了解不同的牢房、監獄分區以及看守的情況。我已經有足夠的虛假背景材料，上面記載著我嚴重刑事犯的罪證，以此表明我如去坐牢一定會是一條硬漢，沒有一點畏懼。但是我從來沒有表明過我蹲過牢房，因為我不了解監獄的情況。如果說出那樣的話很容易被挑出毛病。如果你蹲了3到5年的牢，你才了解看守——哪個看守是什么等級，了解同獄犯人，哪個犯人待了15到20年，哪個犯人現在還沒有出獄。這伙匪徒熟悉隱語和俚語。人人都對那种關系、那种時光記憶猶新。 我的看法是：如果沒有必要說你于過什么事，你就不要說。這伙人在談論他們獄中的情況時，我就像個普通市民一樣只在一邊听著。 吃午飯時，有人會出門弄點中國食品和“英雄”三明治。到了4點半或5點左右，他們就分散，回家和家人一起吃晚飯或干別的什么事。晚飯后他們返回到大街上開始搶劫活動，或者逛夜總會，或者于他們要干的事。 每逢星期二，我們就到薩利俱樂部吃午飯。薩利是個老資格的党徒，是科隆坡家族的一個頭目。他在十七大道上有個交誼俱樂部，离吉里的商店不遠。我們有時候聚集到他那里，和吉里那里兩處分度時光。但是，每個星期二下午，薩利准備一頓丰盛的午餐，招待我們一伙共有8人，連同他自己的，加起來大概有18到20人。他有個井井有條的廚房，燒肉丸子，還有意大利通心面條、香腸、辣椒等應有盡有。因為有這樣的午餐，我們要設置一張長的折疊桌。整個下午，我們就坐在桌旁吃午餐，喝的是薩利自己家中制的紅酒，大家一起吹牛皮。 我白天大部分時間就這么跟著他們轉。我要在10點和11點之間赶到俱樂部，整天都和這幫家伙混。到了下午快完、接近傍晚的時候，我就回到寓所，可能小睡個把小時，然后起來淋浴。大約9點鐘時候，我就出門赶到我們碰頭的地方。有時候我回到布魯克林，有時候在曼哈頓一帶溜達；有時候和他們一道，有時候一個人到一些地方。這些地方的人通過那一伙而認識了我。 盡管我們在各個夜總會溜達的時候，大家談的仍然總是搶劫詐騙的事，或是正在干的、或是即將要干的。他們靠的是腦袋瓜子為生，因此，他們的腦袋比普通人要用得更多。他們腦袋一刻也不停地在轉動。一個人無論怎么有錢，總還嫌不夠用，要么是盛宴，要么是饑荒。他們的計謀有一半是落了空的，一無所獲。尤其糟糕的是，他們還要受控，這樣要么要破他們的財，要么就坐大牢。可是這并不會使他們的頭腦清醒。無論是對于他們的失敗，或是提出的那些浮躁的行動計划，他們都沒有舒暢的時候。他們照干他們的。 一個不顯眼的党徒名叫維尼，也在吉里商店里混。他身体過胖，心髒不好。他吃了几片藥——可能是硝化甘油。有一天下午，大家都在玩牌。這一局很難分胜負，好几個人在賭。与此同時，他們還在聊著夜晚偷一戶住宅的前景。那戶人家在新澤西的巴的納。 突然間，維尼跌到了地下，呼吸很困難，手緊緊地抓住胸口。 “喂，大伙儿看，”我說，“維尼出問題了。” 沒有一個人動一動，他們繼續玩牌。維尼在喘气，在抓胸口。他們還是玩他們的。 “他心髒病發作了！”我一面叫一面往他那儿走。“我們得馬上把他送到醫院去！快！誰來幫幫我一道送他去醫院！” “噢，他老犯那毛病，”一個家伙說，“他常發作，沒什么，吃几片藥就會好的。” 這种情況常常發生，在這樣的場合我想順著那一伙人。但是，我仍然有自己的道德觀。 我不能眼看著他死。我設法扶他起來，扶他出門上我的車。我駕車去了急診室。几個小時以后，他出來了。他說：“我的藥用完了。” 我們返回到吉里店舖。他們還在玩牌。有人說：“不錯吧，我們對你說了，他會好的。” 天天這么跟那伙人混起來倒也容易。大部分時間顯得很無聊。他們雖然在學術上一竅不通，但是在城市環境中他們有巧妙的生存能力。就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總有某种潛在的東西，可能會使我出差錯。我一方面時時在頭腦記住所發生的有關情況好向聯絡特工匯報，同時我還得保持警惕，以免跌入陷阱，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畢竟是殺手。 聯邦調查局不想讓我參加實際的攔截和夜盜活動，因為那一伙人出門都是荷槍實彈，遭到傷害的可能性极大。在開創性的工作中，高高在上的官僚們思想非常保守。有人還提到：如果我与帶槍的家伙一道去犯罪，我自己就容易受到指控。 他們一伙常常要我和他們一道出去作案。我總要找些辦法抵擋過去。我對他們說：“嗨，帶槍去干那些東西，對我來說真是太胡鬧了。待后來我去幫你們卸貨吧。”他們的人手足夠，添上我無足輕重。我似乎并不是什么關鍵人物。再說，我不去，得利也少，他們是根据賣髒所得的收入進行分利的。 他們接受了我的意見。但是，如果我事先爭著要和他們一道去，得到了所獵對象的各樣情況，然后又提出不干，這就會引起他們的怀疑。和他們一道我總是沖鋒陷陣。我保持一定的分寸，而且我參与的也決不是什么多大的交易。 可是一旦他們要用上我的時候，他們就讓我坐下來和他們一起討論制訂行動計划。他們要出去窺探作案地點，我得跟他們一道。我漸漸地開始施展自己的影響。他們常常來找我，就某個行動征求我的意見。我和他們一起對行動計划反复討論，還指出計划中的毛病。這表明了我要干什么事還有些辦法。有些時候，我能向他們指出行動中差錯會出在什么地方，從而阻止了他們——這畢竟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這境況就有點微妙了。我一方面不能啟發和鼓勵大家犯罪，另一方面我又能外出參与一些犯罪活動。我哪些事能干，哪些事不能干，局里面并沒有划出嚴格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我可以自己視情而定。這需要有跳踢跳舞的技能。 在店舖里我幫忙卸貨。他們能攔截任何种類的車輛，大到18輪的大卡車，小到普通的小車輛。他們攔截車輛，把車上貨物裝到小卡車或搬運車里，運到“藏匿地點”，可能是個空倉庫或工厂，把樣品送到艾薩格店舖，表明有這樣的買賣可以洽談。所卸貨物打包送到那些可以脫手的買賣贓物的人那里。 他們在攔截車輛的時候，通常的辦法是把開車的縛住。可是，他們攔截的大多數是廉价的贈品，開車的往往參与作案，以便分利。這伙人一探听到哪里有可圖的車輛運貨，他們就到哪里去。攔劫大多在市里行動。他們往往就在布魯克林大街上攔劫，有時候在澤西市。 夜晚偷盜遍及城市各地，從長島到新澤西、康涅狄克和佛羅里達。飛机場不時地有貨物運出來。吉里利用紐約肯尼迪國際机場內部某個貨運人員，源源不斷地弄到貨物。 我卸運的贓物有：咖啡、糖、冷凍食品、威士忌、成袋成袋的可可、整卡車整卡車的毛衫、罩衫、夾克衫以及牛仔褲。他們什么都要。最好的東西是食品貨物——蝦、咖啡、金槍魚罐頭等，因為這些東西可以在任何地方，比如旅店和超級市場那里推銷。冷凍的蝦子和龍蝦最受歡迎。藥房用品——買賣雙方直接交易的東西，比如剃須刀片、阿斯匹林及牙膏等——都是首先考慮的目標，因為許多商店需要，而且即使在規矩的市場上都標高售价。衣服也是好東西，特別是皮貨及女用服裝。酒一向是大買賣，尤其是在圣誕節的日子里。還有女用皮手套，滑雪手套，甚至還有曲棍球手套。 只要是能出售的商品不分彼此。比如像男子曲棍球手套，這樣的東西你從哪儿可以弄到？他們也能沾得上手。能干到的貨他們就干，反正偷盜曲棍球手套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像各地旅店和超級市場的經理們要懂得什么是熱手貨，因為出售任何東西价格比批發市場的都要低。但是，有些豪華的旅館和超級市場說什么也要買進。如果你看到這里買賣的情況，你對討价還价的商店和削价商店的看法就更有憤世疾俗的感覺。有時候，買賣流通還很有秩序。某天晚上，他們要偷太平洋和大西洋食品公司的倉庫，几天以后，所偷的咖啡、金槍魚罐頭就在別的商店出售。 電視机和錄像机是大宗貨物。從鐵路貨車貨棧處搶劫運貨車箱決非尋常事。他們雇佣了一個鐵路職工，他向他們提供裝貨憑單。并且告訴他們貨物在哪一輛貨車里。他們就攔截卸貨。 他們襲擊住宅的時候，一般只要珠寶、股票和債券，現金或槍支。 任何沒有限制的東西，他們都盜。那時代風行一种机器腳踏車，即摩托自行車或摩托腳踏車。他們就在大街上偷這种車輛，白天放在商店里出租。 我保持一种低姿態的形象，我自己感到這么做很舒暢。如果沒有必要，我并不主動提出參与。不該知道的事我不問，甚至我想知道的一些情報常常因此而失去了。但是，我知道我干的有些事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或議論。我要耐心，順從事態的變化。 桂多是吉里的得力幫手，是個莽撞分子。在這一伙人當中要數他最莽撞。他有點与眾不同。他是意大利人，金發碧眼，蓄著胡須。因為他像我一樣，不是入盟党徒，能夠留著小胡子。他身高約6英尺1，体重200磅，年齡在三十八九。他胳膊上有蛇紋，戴一副色鏡。他對我說，他因為犯有各种各樣的罪，大部分時間都在監獄里進進出出。他是個殺手，但從來沒有被判過有殺人罪。在吉里的管屬下，他的几個伙伴在搞步話机方面有非凡的才能。吉里對我說過，他認為桂多太莽撞，干過許多險事。但是他為科隆坡家族做了大量的“工作”，意思是他參与了搶劫。 如果桂多是你的朋友，他就要和你好一輩子。如果他是你的敵人，不想他吧——他非干掉你不可。大家對桂多都表示很尊重。 有一天，我和吉里那一伙人剛剛動身外出，當時我和桂多駕我的車行駛。 他問：“喂，多恩，什么聲音在刺耳？” “不知道，不礙事的，”我說。 “不錯，是刺耳的聲音，”他說著就挺起了身，昂著頭。“來自擋泥板。” 我們回到了吉里的店舖，我把車子停在街對面的鑲邊石路上。 他說：“我要把擋泥板取下來，找找有刺耳聲的原因，把它弄好。” “算了，桂多，別費時間了。對我不礙事的。” “我覺得礙事。一會儿工夫就行。” 桂多的車里有個工具箱，里面總是放著盜竊用的一套工具。他取來了工具，爬到擋泥板下面，開始往下取。 我說：“你找這么個麻煩干什么？這沒什么大不了。” 不到5分鐘他就把整個擋泥板取了下來，在板后面仔細檢查。“行了，”他說著又把板釘回原位。 我問：“你究竟為什么要把它取下來？” “說實話吧，你新來乍到這儿，我是想檢查一下你的車上是不是裝著電話什么的。沒問題。” “他媽的，”我說。“你以為什么混蛋警察，車里安著錄音机？你為什么不當面問我一聲？” “別見怪，多恩。我們得謹慎一點，沒什么。這一帶我們要干的買賣多著呢。我們對你還不熟悉啊。這事儿完了，你別挂在心上。” 實際上，我對有人注意我、摸摸我的底，并不感到意外。他們能查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既然我要干多年的隱蔽工作，我總歸要藏發報机或錄音机，我要藏在裝有錄音机的其他特工車上，而決不會裝在我自己的車上。 我要干什么不會那么完全安全。一有机會，我自己就窺探四周的情況。如果他們到了前門，或者外出，我一個人待在后室有那么几分鐘，我總要看一看桌子的抽屜。抽屜里總是有槍，有自動手槍和左輪手槍，還有其他的偷竊行裝，比如假發及滑雪面具。如果有人進來，我這樣窺探舉動會有致命的危險。可是我的工作畢竟就是要探知有什么情況，而不僅僅是出于好奇心。 如果我真像自己所說的那种人，那我就不能僅僅和他們坐在一起听他們的謀划，我得要有自己的事去干。 1977年初，我和維尼那個買賣贓物的歹徒做了几筆小買賣。維尼是個任務不重的歹徒，是屬于那种家庭型的一類。他來自斯塔藤島，白天在吉里的店舖里轉轉，晚上就回自己的家。外面搶劫的事他實際上并不參加。他不是重要分子，只是為別人轉賣贓物。 我想作出這种姿態：好像我是往這儿或那儿運點東西，掙几個錢。通過這條途徑牽到大一點的党徒。維尼開始以香料和我做買賣。 我們安排了一次約前會，地點在三大道九十一街道的拐角處，我寓所的樓下門外。中午前后，他駕了出租的白色福特牌運輸車開了過來，車里裝的是一箱一箱的蘭紋牌香料。他說：“我每個星期直接從生產厂家提這貨，我雇了几個兄弟在那儿工作。” 香料并不是真要干的買賣，但是這离珠寶買賣已經不遠了。党徒盜賊并不是對凡有利可圖的地方都事事伸手。你是想做一名好顧客，但是不能好到吃虧上當的程度。我買了一紙板箱的香料，都是法國名牌，价值220美元。 對于香料的處理，如同我在工作期間所購其他貨物一樣，交給了聯邦調查局。 几天以后，我在新澤西州伍德布里奇鄉的9號公路上的伍德布里奇拍賣行里碰到了他。拍賣行就像個跳蚤市場，吸引了許多人。維尼在那儿設了一個貨攤。党徒們盜來的贓物，沒有賣掉的就拿到這儿來賣。這儿是公共場所，家家戶戶的人在這儿轉，維尼就以這個貨攤出售攔截和偷盜的貨物。我常常在這里溜達，看看他新到的是些什么，或者我有什么東西他可能想拿到拍賣行里拍賣。他這個貨攤脫手了許多贓物。 我甚至還帶著妻子到他那里去過一次。那時候我還能花點時間帶她來，估計還不至于有多大危險。她感到莫大的愉快。只出了一回小差錯。有一次，我們正站在維尼前面，他稱呼我“多恩”，而她稱我“喬”。不過，他似乎沒有听見。反正她就作為我認識的女人也無妨，我和她在一起用任何名字也無所謂。 維尼有一些依而格瑪牌香料賣給我，每箱250美元，一箱有15盒。他說：“這東西零售每盒40美元。”我買了一箱。 我告訴他說，我有五六十只手表，還有大量的天藍色优質珠寶。我帶了兩只手表樣品給他看看——是日本制造、帶有數字顯示的金手表，當時還相當興時，紅表面，每只大概要值80美元。他買了那兩只，每只20美元。他說：“我拿給布魯克林的吉里看一看，看他還想要多少。” 我所出售的“贓物”，大多是往日一些盜賊的掠奪品，為聯邦調查局所沒收。這些東西無法查到失主。手表和珠寶不是來自調查局。我為了要盡快做這筆交易，便從卡納爾街道上一家批發部里購買的。這樣的事我干過好几次。這么做的意圖是：由于沒有任何文字證据，誰也不知道東西要流通到什么地方。正如我干的其他一些事情一樣。這樣做可能會受到內部批評，但是我不能不作出決定，保證自己安全和行動的步伐。我干的任何事都不是捷徑，因為那樣會有損工作。 維尼說，他和伙伴正要做一筆“褪色增輝”牌牛仔褲的買賣。有個買主已同意以125，000美元成交。他說：“貨共有125，000條，一條褲子只賣1美元。” 3個星期以后，他打電話對我說，他還想要15只手表，我以總共300美元的价賣給了他。我還賣了一些藍色珠寶。賣給他的項鏈和手鐲共有150美元。 我問：“牛仔褲脫手了嗎？” “銷了一部分。買主取走了，還做了其他几筆買賣。因此，只銷了一部分，你知道就那么回事。” 這几筆小買賣使得吉里店舖的一伙人以及他們所交往的人都接受了我。吉里自己也開始和我談買賣，第一件是一件白色貂皮大衣。大衣的一部分是頭天晚上夜賊盜竊的。吉里對我說：“要值11，000美元，如果你要只需給2，500美元。” 我沒有接收，我對他說我干不了。 買任何貴重東西，如果不清楚來歷，最終就找不到失主，這种買賣毫無意義。如果你不能找到物主，你在法庭上什么也證明不了。吉里并沒有告訴我大衣來自何處，而這樣的東西你又不便問人家從哪儿弄到手的。除非他有很多，比方說吧，有七八件，那你倒不妨說：“啊呀，你哪儿弄了這一大筆買賣？” 在這點上，如果我要干的唯一理由就是建立自己的信任感，如同我于香料的買賣一樣。但是，我沒有必要拿2，500美元換取那种信任。 店舖的一伙人每天不是拖一批貨進來，就是在談論貨物的行情。買賣并不總能夠討价還价。盡管有意向中的買主，如果他嫌价格太高，這并不意味著賣主會降价。貨物价格高，可能說明賣主還要給別人分利。無論你從誰那里買，賣主的要价總要在原來的价格上高一點。因此，他們實際上不會降价。任何交易都不是死的，總是不停地買賣流通。 盜賊湯米是個肥頭大耳的惡棍，大概50几歲。他帶來一箱子成的碎杏仁，這東西是制冰淇淋的材料。他對吉里說，他的地窖里還有58箱，是從長島市的布里爾冰淇淋厂偷來的。他有一份其他貨物的清單，說這些東西他能弄到，可可、干奶等等，都是布里爾冰淇淋厂的。“我們和厂里的一個伙計建立了聯系，他是焙燒工，”湯米說，“我們還有一個治安衛兵，下星期我們進厂時，他在值班。這筆貨物要值10万美元。” 吉里決定采取行動。他租了3輛22英尺長的卡車去運貨，存在車庫里，等周末以后移交給買主。他們把一卡車可可運到了俱樂部，車子就停在大街上，我幫著卸貨。在那個里弄里，艾薩格店舖買賣業務誰去說三道四？兩天以后，這批貨賣給了楊克斯市的一個買主。 一天晚上，桂多帶了一班人馬去偷一家倉庫，要搶劫4，300套男式服裝。他們已物色好了一個伙計在外面放風。進了倉庫以后，有人拉了無聲警報。主人赶到了倉庫。擔任放風的伙計嚇得跑走了，但卻沒有通知里面的盜賊。那一伙人听到了主人赶到倉庫就設法逃跑了。 第二天，桂多把這個情況報告了吉里，我不知道他們會怎么處罰那個放風的伙計。懲罰的方式有多种多樣，這要看頭頭是誰，他當時的心情怎么樣。如果吉里真的感到气憤，他們可能對那個伙計以嚴厲的懲罰。 吉里決定下一個晚上再去一趟。對于放風的伙計他只是說：“這次進去我不想叫那個狗雜种跟你們一道。以后別再叫他了。” 他們再次進了倉庫。他們沒有偷到全部4，000套，大約偷到了一半。 我一直密切注意尋找突破口，找到大主顧，即吉里一伙的大買主。可是，每當我提出：我也可以聯系几筆買賣，他們就這么說：“把貨交給我們吧，我們給你脫手，別擔心。”如果我對他們說，我即將有一大筆貨，他們就會說：“嘿，你弄到了許多貨啊，我們幫你脫手。”他們不打算放出大主顧。 我要想和大主顧打上交道，一時還找不到可使他們接受的理由，除非我能弄到大批贓貨出售。 我不把自己的時間全部耗在布魯克林，還時時注意到其他的目標。我和科隆坡家族成員逛曼哈頓夜總會的時候，碰到了托尼·墨拉。那是在一個叫伊格爾的迪斯科舞廳里有人把我向他作了介紹。這家舞廳后來改為西西里舞廳，位于五十四街道上。 我知道托尼·墨拉是什么人。他是布拿諾罪惡家族的成員。他因為走私麻醉品或其他犯罪活動坐了大約18年的牢房，出獄才一年或一年多一點。我知道，凡能搞錢的任何違法事他都參与；賭博、毒品、詐騙以及“經營合股”的那种保嫖。我知道，他与職業刺客有暗殺協議，已經干過可能有25次。他卑鄙凶狠，聯系廣泛，認識這樣的人對我有利。 我和布魯克林的一伙人繼續混在一起，同時也和墨拉結伴。通過墨拉我認識了一個有用的盜賊。我需要更多一些有說服力的贓物拿給吉里一伙人。這個盜賊有很多工業鑽石。我決定用這些鑽石來作一次試探。我問盜賊能不能拿几顆托賣樣品，看看我能否“中轉”，就是為賣方和買方當個中間人。他表示同意，給了我10顆。 出售這樣的盜物不會得到聯邦調查局的批准。我也不想為此而同任何人去爭辯。我認為這是個机會，值得一試。 我所獲得的鑽石在市面上要值大約75，000美元。我并不真的想賣給吉里一伙，只想向他們表明我有多大能耐。我認為价格要比市面上高一些，從而減少買方的興趣，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因為那會使人感到這里面有什么問題，或者以為我不懂得買賣。 我把一袋鑽石帶到了店舖里，拿出來給吉里及其一伙人看一看。 “我在机場那邊搞到了一批貨，”我說，“那里面有我一個兄弟。我要給他分利。在卡納爾街道上我已經有了買主。但是，如果你們能出手，我還是給你們。這筆交易我總共只要10万美元，我得7万5，我那位兄弟得2万5。” 吉里說：“10万，太高了一點。” 這個要价迫使他們在轉手再賣時要价達15万到20万美元。 “咳，這叫我怎么說呢？”我說。“我那位內部兄弟促成了事，他要2万5，卡納爾街道上的伙計愿意給我10万。我還是想給你們轉手，因為我和你們兄弟是自家人。我要7万5。如果你們賣的錢超過10万，多余的全歸你們。” 吉里說讓他等兩天和一個在城外的伙計商量一下。我表示同意了。他商量以后對我說：“他愿意轉手，价格是7万5。” “吉里，這我就不能干了。那我只能得到5万，划不來。我還是給卡納爾街上的那個買主吧。” “那好吧。”他說。 吉里心里清楚，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我已經干出名堂，弄到了鑽石。而且買賣達20万美元，沒有警察過問，這就向他們顯示了我談話的分量。如果吉里和那人商量以后提出比方說125，000美元，那我就不能不答應，我應該守信用，把鑽石交給他們轉賣。我撈到了這個机會。 這個机會提高了我的威信，使我平地而起。 我第一次遇到吉里，他還不是入盟党徒，他一伙人中都不是。他對我說過，他在布魯克林長大，一輩子都在偷竊。做夢都想成為入盟党徒，成為科隆坡家族真正的一個成員。 5月初的一天早上，我來到俱樂部，只見吉里衣冠楚楚：細條子西服，黑領帶，全身穿戴整齊。如果外出溜達，他一般不是這樣服飾。他好像有點激動，走路趾高气揚。但樣子也有點緊張。 我進去時他正要往外走。“吉里，”我招呼著，“你這一身時裝要到哪儿去？” “是要去個地方，”他說，“我待會儿告訴你，等我回來再說吧。” 他走了以后，我問維尼：“那家伙要干什么？” 維尼說：“今天他要授徽章，要入盟。” 我們整天都在等吉里。他回來時簡直欣喜若狂，高做得像只孔雀。他說：“能夠入盟是我有生以來最幸福的事。我從孩子那時候起就一直盼望著有這么一天。或許你們有一天也會有這樣的感受。這是最高的榮譽啊！” “嘿，恭喜你呀！”我說，“誰給你授勳？” “查利·摩斯。” 查利·摩斯就要成為他的副官。“查利·摩斯·巴拿瑞拉”對執法部門來說家喻戶曉。他是卑鄙的家伙，是歹徒內部維護黑紀律的執法殺手，是個高層次的副官。吉里現在要成為查利·摩斯人馬當中的一員，他高傲得不能再高傲了。 當天晚上，大家一起舉行宴會為他慶祝。不過，現在個個對他更加尊敬，因為他已入了盟。 能夠成為入盟党徒，對于一個意大利小痞子來說是一种無法表達的极大滿足。一個入盟党徒受到保護、受到尊重。你得是個意大利人，要有所有頭頭和副官提名、表決一致通過，還要進行秘密儀式，你才可以成為黑手党家族的成貝。然后你才可以入盟，成為堅定的老練的党徒。任何個人、任何組織、黑手党任何別的家族，在沒有獲准的情況下，都不得侵犯入盟党徒的范圍，任何人都不能触犯他。黑手党里一個家族保護其成員及其事業。你對黑手党家族要有至誠的忠心，你處的地位高于外界的“市民”，你就像皇室的成員。在像吉里這樣的里弄團体里，誰也不能像入盟党徒受到人們更多的尊敬。一個入盟党徒也許不為人所喜歡，甚至可能遭到痛恨，但是他永遠受到尊敬。在黑手党家族的支持下，他有充分的權威和充分的權力。 有個星期五，吉里興高采烈，因為他要為周末搞一項大的行動。他在卡車隊里有個伙計，此人要給他3輛卡車的鑰匙。車上裝的是毛貨及皮甲克。同樣還是這個伙計，要使車上的巴布警報系統失效。 到了星期一早上，吉里對大伙儿大發雷霆。頭天星期天晚上，他們到了卡車車場，已經打開了兩輛車的車門。正當開第三輛車門的時候，突然警報拉響了。大伙儿慌慌張張逃出了現場，一無所獲。 這么一次大的行動，眼看貨物就要到手，就因為有人出了差錯而失去了机會，這使大伙儿气急敗坏，像瘋了似的。也使他們感到很掃興。對這些貨物下手，吉里事先得征求同意。像這么大的一個行動，而你又是級別比較低的入盟党徒，是個普通兵丁，你得要獲得上面的允許，确保不至于落入他人的圈套，還要讓上面頭頭注意到：要收到一些錢。 為了獲得許可，吉里找到了副官查利·摩斯。 你無論干什么，總得要讓首領知道。因此，你去對他報告，說你要干一筆大交易。如果你不事先報告而讓他知道了，或者你行動以后再向他報告，首領可能會有想法：他們實際所得比他們口頭上說的要多，因此他們沒有當面向我報告。 由于這樣的事經常發生，因此彼此之間都在耍點子，勾心斗角。你去副官那儿告訴他，你要搞一批价值10万美元的貨物。通常你要和副官對半分成。因此，你一旦弄到手，你就得給他50％。副官又要向上交一點，比方交10％給老板。 副官像任何人一樣，貪得無厭。每個副官都給自己一幫人訂下規矩。規矩他想怎么訂就怎么訂。一個副官或許可以說：“我要60％，不是50％。”因為他想留50％，另外10％交給他上面的老板。他不是從自己的分成里面上交10％，而是從你那里取。有的副官還要求：他的成員每個人在每周都要向他們交一定數量的錢，比如交200美元，這就像交租金一樣。這樣就保證他們有錢花，另外再加上打劫所得的百分比提成。 這种勾心斗角的把戲誰都會，目的是自己得的錢盡可能多，給別人的錢盡可能少，不管規矩是怎么訂，他們總是要搞欺騙手段。他們心里有數：大伙儿出去搶劫，誰肯把自己搶到的一半送給一個根本就沒有參与的人？ 因此，在錢的問題上，誰也不肯對誰講真話。如果你做了一筆100，000美元的買賣，你對副官報告時可能說80，000美元，這完全正常。大家也都是這么辦理。所以誰對誰都談不上完全信任。 后來，我的地位有了提高，成了一個聯絡党徒，我每次也要把我搶劫弄到的錢分給管轄我的兵丁，兵丁轉而交一部分給他的副官，兵丁這么做可以向副官表明兩件事：兵丁在外面掙錢；他一片忠心，把錢交公了。副官也照此辦理。他把一部分錢送給大老板和二老板，保持他們對他的好感。 簡單說來就是這樣：你在那些党徒里干事，每搶劫一次，你就要懂得：你要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分一點給別人，把你得的錢丟掉一部分。任何人都耍點小計謀留下一部分錢。只有這么做你才不會遭到暗算。 問題是，這一整套計謀具有危險性。如果一旦你被查出來，你很可能遭到毆打——被殺害。圖謀從同伙、副官和老板那里在錢上打埋伏，這是一种嚴重違紀，因為這是以极其貪婪的原則為基礎的一伙買賣。如果你被抓住，就會問你：你瞞報了多少？你對誰瞞報的？有些副官和老板，就因為你扣住5，000美元而把你痛打一頓。你一定要記住，對于這一伙人，不論錢多錢少都事關重大。如果你不是第一次瞞報，或者有必要讓其他人得到教訓，或者你的副官或老板純粹要敲敲你，哪怕你就扣留了200美元也可能挨痛打。 因此，對自己家族里瞞報錢數是司空見慣的事，挨打也屢見不鮮。對吉里這一伙人毆打一頓，完全是無所謂的事。他們根本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人，只不過是下屬而已。 眼下，吉里及其同伙要對毛貨及皮甲克搶劫的行動，吉里事先已經得到查利·摩斯的允許。接著，吉里又要去他那里報告，說搶劫沒有成功。誰也不想處在這樣的局面向自己的副官報告這樣的消息，這是因為：第一，查利·摩斯一心指望能得到一筆錢，結果落了空，他會沮喪；第二，查利·摩斯顯然看出來，像吉里手下這一幫人都是不中用的混蛋。 在星期一這個特別的早上，吉里一肚子的不高興，其原因也正是在此。 查利·摩斯敲詐手下一伙人。吉里這一伙人對此常常抱怨。他們對查利·摩斯表示不滿。牢騷滿腹。他們抱怨說：他不發話，他們什么事也不能干；每次撈到的錢，他拿的太多。大家一致認為；以后每次給他的錢要減少。 有一天，桂多在店舖里對我說；“那個狗娘養的東西干的什么好事，不管什么時候，誰要是撈到點儿，誰就得把錢交給他，然后由他來分配。既然他不信任我們，我們也不信任他。去他媽的蛋。我們弄到10万，就對他說是75，000。扣掉一些不報，那個混蛋怎么知道啊？” 吉里說：“你們最好別跟那小子胡說。你這么胡說是想送我們大家的命。” 查利可能有某种方式了解到瞞報的數字，那就是可能有告密者，叛徒。不過這樣的可能性很小。這一伙人的心理狀態是這樣的：一次當叛徒，永遠是叛徒。因此，如果有叛徒向查利·摩斯告密，即使對副官有利，查利也會在心里琢磨：“他告密的這些人是他自己的一伙人，他們天天在一起，都是自己人。如果他能告密他們，我怎么知道：如果他有一天被捕坐牢，他不會向警察告密？” 因此，一個告密者遇到的危險，比他要告的人所處的危險毫不遜色。党徒對告密者深惡痛絕。 我雖然接触不到大一點的頭目，但是我搜集到許多情報。每隔几天，或者有重要情況報告，我就把消息傳給我的聯絡特工。有時候，他們干了一樁特大的搶劫，我們也曾試圖從外面對他們采取突然搜查。我和聯絡特工對此作了詳細討論。但是，我們還不能那么干。因為在這一帶的科隆坡家族的一伙人中，我是其中新的成員，如果有什么搜查行動，大家的指頭會指向我，我會成為一個告密的家伙。我的工作就會半途而廢。正如其他事情一樣，我已經干到了這個地步，我們不能采取任何可能危及我被指責為叛徒的搜查行動。因此，我匯報的情報有許多暫時只記錄在檔，留待以后處理。有些案子還要等好几年，因為我還繼續在他們當中于事。等到以后，調查局對一些案件作審查，或者交給地方警察部門處理。 吉里一伙人中，有兩個從監獄釋放出來，一個是弗蘭克，另一個是帕特希。他們自然要回來，回到原來和他們在一起的一伙人當中。他們是什么都偷的盜賊，頑強而又倔強，常常自以為是。他們看到我在場，立刻就流露出不太高興的樣子，因為我是個新面孔，而且是在他們坐牢的時候加進了這一伙的。 弗蘭克大約身高5英尺10英寸，瘦條條的，很漂亮，年齡約三十八九。如果你要給影片物色一個角色，挑他扮一名古典的足智多謀的小偷，那是天衣無縫的人選。帕特希可能比他年輕10歲，高出3英寸，体重要重10磅。 在大白天對住宅行竊，他們是能手。他們能得到消息，某幢房子里有現金，或珠寶，或槍支。他們使用伎倆，裝作密探，混進屋里。把屋里的人不管是誰先縛銬住，然后進行搜索。他們可以出示密探徽章，作案時總有伙計待在外面門口的車里。 他們認為，長島市的希克斯威爾那里有几處住宅大有可偷的東西。他們到了那里，裝作早上在健身慢跑，對那地方作一番窺視。他們把車停在稍遠一點的路上，身著運動服在住宅一帶慢跑。 這天早上，他們要襲擊一幢住宅。他們開車過來，發現住宅前的車道上停了許多車輛，就住了手。 他們慢慢跑向了第二幢住宅，進行窺探。在他們回到車子旁邊時，看到一個女人在記他們車子的牌照號碼。他們再次住了手。 我和吉里、弗蘭克從吉里的車子里下來，要在希克斯威爾那里窺視下手的地方。他們得到了消息：房子的主人可能是干洗商公司里某個零售店的頭頭，他住宅的床舖下有個保險柜，里面有大量的現金。由于我們是生人，里弄里對我們起了疑心，顯然注意到了我們的車子，因此有人叫了警察。警察來了叫住了我們，和我們談話，問我們到這儿來干什么。我們說，我們是要看看可能要購買的花園住宅。警車座位上有個黑色手提皮箱，里面有分別為0.38和0.32的左輪手槍，一些零星子彈，几副手銬。對我們的解釋，警察感到很滿意，但是我們也無從下手了。 目前這個時候，我不怎么費力就常常和他們在一起制訂搶劫計划，但是我仍然沒法回避參与這些活動。我的任務之一就是拖住他們，盡量不讓他們干搶劫一類的事，尤其是屋子里可能有人，或者可能傷人的犯罪活動。我只要有可能就設法阻止。但另一方面，我同時還要搜集他們的犯罪活動，這也是我的工作。 他們在新澤西的山庄物色到一處下手的地方，要我去那儿跑一趟，檢查那里的警報系統，看看能否克服那一關。因為我是偷珠寶的夜盜，對警報系統應該熟悉。 我去了那幢房子。房子四周有高大的篱笆環繞，看樣子很容易襲擊。我當然沒有檢查警報系統，也沒有靠近房子的任何地方。 我回來時，對吉里一伙人說，那幢房子的警報系統像是很复雜，我不知道怎么穿過去，可能還有我看不到的第二道防衛系統；還有，一旦警報拉響了，我看那地方似乎沒有一個适當的逃跑路線。我建議他們別到那儿搶劫。 帕特希卻非常想動手。因為我在設法阻止這次行動，他對我十分惱火。 “為那幢房子冒險不值得，”我說。 他說：“你別這么糊弄我們，媽的膽小鬼。” “算你說得對，我膽小，”我說。“可是我不能查清警報系統怎么辦？像個下流坯子吸毒鬼，砸窗子沖進去？你們干你們的好了，別把我算在里面。” 別的伙計說，他們也不想干。 他們提出的下一個住宅為襲擊目標，沒有告訴我——在澤西市某個地方，是個貴婦人的家。 第二天早上我到了俱樂部，帕特希大搖大擺地向大家炫耀他引以自豪的一顆大鑽石。個個都齊聲稱贊，因為那顆鑽石會賣出許多錢。帕特希說鑽石有3克拉重。 他走到我的面前。我拿著鑽石仔細看了看。我說：“這沒有什么激動的，因為這是顆假鑽石。” “你在胡說些什么呀？”帕特希大叫，手里緊緊抓住那顆鑽石。 “是顆鍛鋯石，我說的。” 帕特希猛然低下了頭，好像我一棍子掃到了他的鼻子一樣。他說：“你滿口胡言，那女人的屋里不會有假鑽石。我們得到了消息，那女人的珠寶沒有假的。這顆鑽石3克拉重！” 我說：“是假的，拿回家給孩子玩吧。” “你倒這么机靈，像是什么都懂。” “哎，帕特希，”我說，“你剛剛從牢房里出來嘛。我從來沒蹲過牢房，肯定比你机靈一點羅。朋友，你要是把這東西送到你提到的那個珠寶商那里，真要使自己弄得很難堪。” “我正打算那么干的，”他說著就帶著那顆石頭咚咚地踏出了門。 我這么做當然可能錯了，起碼我的信任感受到了損害。但是我上過珠寶學的課程，想表明一下我對珠寶方面還有點內行。那顆鑽石太大，這么大的鑽石誰也不會擺在家里躺著。色澤也有點退化，我對此有一种強烈的感受。 半個小時以后，帕特希回來了，一副垂頭喪气的樣子，也不愿看我。他問：“你怎么知道的？” “我這一輩子都在偷珠寶，難道我對鑽石的真假還能不知道？你應該去搶劫咖啡，搞點糖，因為那些東西你熟悉。” “搞得我有點不自在，”他咕噥著。 “得了，我是在幫你的忙啊。假如你不了解，拿著去找那個買主，他對你說這是假的，下次你再拿著鑽石去找他，他會怎么看待你呢？” 他說：“你也會有糊涂的時候，到那時你也會，媽的，感到難堪。” 几天以后我進去時，看他們正在商量要偷布魯克林附近的一家服裝厂。這一次行動計划中有我，還有另外6個伙計，其中包括弗蘭克和帕特希。 那個厂不大，生產便衣、牛仔褲及工裝。他們已經商量了好几天，我還不知道。現在他們商量結束了。 我坐在桌旁，問道：“怎么動手？” 這是個高超而不美妙的計划。估計那厂里有20到25個工作人員，大多是婦女，而且大多是意大利人。下班時間是下午5點。大約4點半的時候，銷售員大都走了，只剩下厂里的一些雇員。他們要乘40英尺長的帶拖車的卡車到裝貨倉。這一伙人要進去，宣稱搶劫，把大家都銬起來，往車上裝貨。 我要設法阻止這次行動。第一，帶上這么多手銬及類似的東西，可能要傷人；第二，正是因為第一個原因，我就沒有辦法著手干活，万一大難臨頭，行動受到搜查——十之八九有可能——我可不想讓人指著鼻子罵我是密探。 “對，安排得有道理。可是，從裝貨到离厂要花多少時間？”我問。 有人回答說：兩個小時。 “請你們等一等，”我說。“下班時間是5點。如果厂里工作女工的丈夫或男朋友開車來接她們，會發生什么情況？他們的妻子手銬著關在厂里，你們在裝貨，那些丈夫們能坐在車里等几個小時不到厂里來問一問嗎？如果一個丈夫5點1刻回家，到了5點半妻子還沒有回家、晚餐還沒有著落，丈夫頭腦里首先會想到什么？想到她和某個男人鬼混去了。那末丈夫他首先會干什么？他會到厂里來找他的妻子。這些人一齊涌到了厂里。工厂到時候像個動物園。你們在裝貨時，周圍涌來了100多人，你們怎么辦？繼續裝車、封住大門、把每個人手銬起來？我認為，搶劫那家工厂的主意很愚蠢。” 帕特希火了。他說：“我們每一次想撈一筆，你就要說三道四，起破坏作用。我們都想到，這個主意，媽的，頂呱呱的好主意。” 我說：“想這么個好主意，你還要回去坐大牢。不過，你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不想參与。我只是救你們脫离這种危險。可是我不是老板。” 吉里說：“我看這不好。那個厂离這儿只有半英里，离我們太近。這個主意不好。” 吉里是老板，因此計划就告吹了。不過，房間里出現了激烈的爭論。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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