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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證人席上，看看被告席上的5個黑手党人，看看分坐在5排的新聞記者，以及在審判室里只能站著的300多位听眾。眼前的這一幕情景，我感到不可思議。這還只是對首批罪犯的首次審訊。這幫自作聰明的党徒現在已經坐到了被告席上。 勒菲蒂·甘斯·魯吉埃諾連連搖頭，布比·塞拉薩尼和尼基·桑多拉也在搖頭，就連菲什·拉比托先生和布茨·托瑪蘇羅也是如此。這些被告對眼前發生的一切似乎也不能信以為真。勒菲蒂曾經對他的律師說：“他決不會跟我們作對。”在我沒有出現在證人席上之前，他顯然不相信我是一名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不是他在黑手党的伙伴。 但是在審判以前，有另外兩名被告已經服罪。勒菲蒂關在監獄的牢房里，在進進出出的審判過程中，到后來他終于相信了事實。他對牢房的伙伴說：“我只要還有一口气，非得找那個狗狼養的多尼算帳不可。” 由于我已經列入黑手党的暗殺名單之中，因此我每天24個小時都由聯邦特工人員護衛。 在我走上證人席的前兩天，那時我的真實姓名還沒有暴露，我們得到了來自紐約州的布法羅市的情報，說這伙歹徒要襲擊我的家庭。 在此案中，擔任美國方面的主訴是助理檢查官巴巴拉·瓊斯。黑手党方面是甘比諾家族１的比格·保羅·卡斯特拉諾，他當時是黑手党委員會２的頭領，是最有實力的鐵腕人物。我對巴巴拉說，我要親自去見見卡斯特拉諾，并向他表明：“要是有人碰一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要找你個人算帳，我要親手把你干掉！”我還說，我只是在不危及此案的情況下才會那么干。她說：“能同誰談，不能同誰談，我無法告訴你。” １ 甘比諾（Gambino，Carlo 1902-1976）：1957-1976年美國紐約市犯罪集團“五大家族”之一的首腦，號稱全美犯罪辛迪加之“盟主”。他出生于西西里，1921年乘船偷渡至美國，在布魯克林定居。其活動主要包括開設賭場、放高利貸、綁架、販運毒品，特別是通過對水上工會的控制，進行勞工勒索。1970年被控訴，美國最高法院下令將他驅逐出境（因為他系非法入境者），但因嚴重的心髒病使審判和驅逐延期。6年后死于心髒病再次發作。 ２ 黑手党委員會（The Mafia Commission）：黑手党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犯罪組織，其成員大部分是意大利或西西里人，或具有其血統的人。該党于13世紀在西西里島興起。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黑手党殘余分子從西西里和意大利移民國外，來到新的國土（主要是南美一些地區和美國），就立即著手重建他們在歐洲的那种局面。到20世紀30年代，已經成了美國黑社會网中一個完整的組織，發展成了最龐大、最雄厚的一個犯罪辛迪加組織。50年代到60年代，控制黑手党的是遍布美國的24個獨立集團，叫作“家族”。在黑手党進行大規模犯罪活動的城市中，多數都只有一個“家族”；紐約市中有五個黑手党家族。勢力最大的几個家族的首腦組成了一個委員會，主要起最高裁決机构的作用。每個家族的上層都有一個統管一切的“頭領”，每個頭領之下有一名副頭領，是家族的第二負責人。 到了80年代，有些人認為黑手党在美國犯罪社會組織中的勢力正在衰落下去，部分原因是家族的舊式頭領們正在逐漸消亡。另一個原因是，与外部隔絕的意大利、西西里移民群眾正在逐步解体。這些人正在被美國社會所同化。這就有效地限制了黑手党歷來依憑的土壤，使它無法繼續順利發展下去。 她采取了克制和諒解的態度。我也怕這么干會有損此案的工作，也克制了自己。但是我提醒了一些人，叫他們保持高度的警戒。 審判室的中心，有一半已經擠滿了人群。這時候，我在小意大利居民區曾經見過、但不知其名的一個叫布拿諾家族的副頭領，正以手作手槍的姿勢對准了我，并且用食指作想象中的扣扳机動作。到了審判間息期間，保護我的特工人員在廳道上叫住了他，和他談了話。從那以后，他就再也沒有在審判庭上露面。 我打進黑手党內部，秘密地度過了6個年頭。在這一段時間里，外界沒有几個人了解我是什么樣的人，在黑手党里干些什么。現在，這一切終于在新聞媒介面前曝光了。 報紙上出現了醒目大標題，其中有几家還放在頭版頭條：“密探操縱匪徒達6年之久”；“特工披露匪徒內幕”；“操縱匪徒的英雄”；“聯邦調查局：揭露匪徒的超級特工”；“‘布拉斯柯’今日面對嚴厲盤問”。《新聞周刊》還作了整版整版的報道，標題是：“我是聯邦調查局的匪徒”。報道還指出了种种威脅：“黑手党對大膽滲透者尋求報复”；“欺蒙布拿諾家族的聯邦特工受到匪徒跟蹤”。 審判前，新聞記者已經獲悉：主要證人將是打入黑手党內部的一名聯邦特工。他們動用一切手段，想弄清這個人究竟是誰。審判一旦開庭，記者們老是想要接近我。我從沒有和他們會見，也決不讓他們對我拍照或攝像。審判要在下午5點結束。為了躲避新聞記者，我們不得不閒呆到八九點，就是到了那個時候還得從獄吏的拘留所那里出門。我們中午不能出樓房吃飯，晚上也不能出旅館用餐。 第一次審判開始前，我們得到了黑手党要對我采取暗殺的确切消息。他們的頭頭們已經懸賞：凡能發現并干掉我的人可以得到50万美金。他們還四處散發我的照片。我們覺得最好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聯邦起訴人員請求法庭：讓我和另一名特工在作證時隱蔽真實姓名而用當時的化名，即多尼·布拉斯柯和托尼·羅西。我在黑手党的最后一年曾和那一名特工一起共事，這兩個名字也為匪徒所熟悉。 執行法官羅伯特·W·斯維特是紐約州南部地區的地方法院法官，對此請求深表同情。在他行使權力期間，他寫了如下報告：“……毫無疑問，這些特工過去、現在以及今后都一直處在危險之中。他們在執行政府派遣的任務中同犯罪活動進行的斗爭，如同作戰在戰爭前線的戰士一樣，表現了勇气、英雄气概和斗爭藝術。他們完全有資格得到一切适當的保護（其中包括）：對住宅區的保護、家庭成員的安全保護，以及向他們通報任何有關的以及有可能使他們陷入危險的情報。” 但是，他拒絕了我們的請求，因為被告在憲法上有權面對指控者。對此我并不感到意外，也不覺得是受到了背叛。万無一失的東西從來就不存在。 我的真實姓名直到作證的第一天才暴露出來。這天我走進了審判室，舉起了右手，發誓要講真話。接著就要求我通報姓名，我說出了自己的姓名。事隔六年，我這才第一次公開了自己的真實姓名：約瑟夫·D·皮斯托尼。 這六年來，我隱匿在黑手党匪徒中間，天天撒謊，在謊言中過日子。我說謊話，是因為我相信這樣做是為了一個崇高的道德目標：幫助美國政府消滅黑手党。盡管如此，我常常清楚地意識到：我最終要走上證人席，面對辯護律師這一現實。當時你無時無刻不在說謊，現在誰能相信你會說真話呢？ 以往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在內，依賴的是謊言，現在一切都得靠事實說話了。 我在隱蔽的日子里，我對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動都得要考慮一下：日后我在作證的時候會是什么情況？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絕對清白。錢一定要有帳可查，凡能記帳的我得記，凡不能記帳的我就記在頭腦里。在陪審團面前，最終要憑我的證詞。 就在這初次審判時，美國的助理檢查官瓊斯和露易斯·弗里赫兩人不時地要我牢固樹立這樣的觀點：“我們提出的證据無論多少，陪審團所相信的只能是你，沒有你的證實，我們便一無所獲。” 1981年7月26日，我結束了我的秘密生涯。從那以后，我就緊張地投入審判和證詞方面的准備工作。 我忙得團團轉。為了對黑手党成員進行起訴，為了對審判工作作好准備，美國檢查官們不停地工作著。審判主要涉及到他們在紐約、密爾沃克、坦帕和岡薩斯等城市從事的訛詐勒索、賭場以及謀殺等罪惡活動。在首都華盛頓總部，我和聯邦調查局的官員准備全國各地的其他案件。這些案件并不需要我的證詞，但卻需要我提供情報。時間一周一周、一月一月地過去了，我和起訴人員一起，為在大型陪審團面前作證，為一切突如其來的審判作證。 紐約是黑手党几個主要家族的大本營。僅僅就這個城市有時同時對黑手党的審判多達五六處。根据我們的調查而進行的這些審判名聲大振，比如對最大的海洛因走私案“皮扎餅聯絡”一案的審判，以及對全体黑手党的統治組織“黑手党委員會”一案的審判等。由于我在黑手党內部生活了那么長的時間，我能對所有審判提供相關的情報，并且能全部作證。而且，我還要對6個城市的一二十個審判作證，這些審判的時間跨度在5年以上。 聯邦調查局起訴的案件最終將多達100件以上，這些案件也都要審判定罪。到了1987年，隱蔽特工、執勤特工、警察、美國檢查官以及情報人員這支聯合大軍炸毀了“科薩·諾斯特拉”的心髒１黑手党局面的改變將會一蹶不振。每一個單個的黑手党家族的頭領要么被控、要么坐牢、要么在審判結束之前就死亡。我們追捕的黑手党党徒几乎無一漏网。 １ 科薩·諾斯特拉（LaCosaNostra），意為“我們的事業”，是美國黑手党犯罪集團的秘密代號，1962年被揭露。 但是，那些年的成績畢竟不能和隔了多年的情況相比。由于多年的隱蔽生涯和“直截了當”的調查，我們在1982年8月份就發動了審判攻勢。當時我們既無暇、也無意要搞些什么慶祝活動。我們刺痛了黑手党，使他們處于難堪的境地。正因為如此，黑手党就像馬蜂窩一樣混亂一團。匪徒們在自相殘殺。匪徒內部凡過去相信我的人現在要么已經死亡，要么我們已确定了目標叫他必死無疑。我在隱蔽期間熟悉的十几個匪徒已經被暗殺，至少那兩個特別因為和我有聯系的家伙肯定已被干掉。一名被控受賄賂的警察已經自殺。 對我來說還有作證的任務，我不得不回避歹徒。 在密爾沃克市，我在作證指控密爾沃克黑手党頭領弗蘭克·巴里斯特艾里的時候，一位辯護律師問我：我在隱蔽期間，我和我一家實際上住在什么地方。原告及其律師都表示反對回答。美國地方法官泰倫斯·T·艾文斯指示要我回答。強行要我回答這樣的問題根本不可能。我說：“閣下，我不打算回答這樣的問題。”法官說，他對我可以不屑一顧。不過，在和律師們協商以后，他作出了決定：匪徒認為我當時住在什么地方，我只回答与此有關的問題。這樣我才回答說：“加利弗尼亞。” 我的家庭住址以及我家居住的戶名屬于嚴密保護的秘密，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對外透露。聯邦調查局在整個房子里安裝了特別警報裝置，電線直通聯邦調查局辦公室。 我的真實姓名一在報界公布以后，一位檢查官朋友就傳遞消息說：新澤西州有個和我一起長大的家伙，現在屬于吉諾維斯家族１，跑到該家族的頭領法特·托尼·薩萊諾那里對他說，他知道我是哪里人，那個地方我還有親戚。因此，他們可能以那樣的線索對我襲擊。 １ 吉諾維斯（Genovese，Vito，1897-1969）：又名唐·維托恩。20世紀30-50年代美國勢力最大的犯罪辛迪加老板之一。1937年，美國政府指控他犯有殺人罪，他逃往意大利。在意大利，他一面從事對美國的毒品走私，一面資助法西斯，成為墨索里尼的好友。50年代，他在紐約謀殺數名對手，逐步重建他在紐約市的勢力，成為該地區黑幫的實際盟主。1958年，美國政府指控他犯有毒品走私和販運罪。1959年判刑15年。1969年因心髒病突然發作，死于囚犯醫療中心。 我和我女儿通了電話，她們都哭了。我父親不敢出門，早上也不敢駕車。 聯邦調查局想再次遷移我的家庭，我沒有同意，他們也就不再堅持。我不想度過我的余生了，這幫狗崽子并不要我或我的家庭永無止境地生活在恐懼之中。他們會發現我嗎？我采取了正常的保護措施。我每到一個地方，總感到有人尾隨著我。我旅游，身上帶著各种各樣名字的信用卡。我盡管作出全力以赴的努力，但他們肯定會發現我。任何人都有不測。他們要是發現我，一定會跟我算帳。對我襲擊的家伙得胜過我。 第一次審判案件的時候，我43歲。我有6年時間沒有和家人在一起過正常的家庭生活。我的生活經歷和漸漸長大的女儿們之間有著很大的隔閡，我希望以自己已經從事的自豪的工作來逐步消除。但是，我永遠不能在社會上公開自己，始終要用不同的姓名暗自度日。只有親密的朋友和同事才會了解我在聯邦調查局的歷史。 我感到滿意的是，我認識到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最崇高的事業；我為審判案子起了促進作用；其他的特工，也就是我的同事，對我表示祝賀，對我所干的工作表示尊重；我的家庭也為我而感到自豪。 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現在還是那個喬·皮斯托尼，和打入黑手党內部以前的喬·皮斯托尼一樣。在黑手党里的6年生涯，我沒有受到任何影響，我的人品未變，价值未變。我在身心兩方面都沒有受到任何污染。我仍然不飲酒，還是那一副身骨。我的妻子還是原配，我們的婚姻幸福如初，我們的孩子還是同樣的活潑可愛。我毫不費力地放棄了多尼·布拉斯柯的角色。我非常清醒地意識到我是什么樣的人。我的人品無論如何，也無論我有什么优點和缺點，我打進去的時候是喬·皮斯托尼，我回到外界以后，我還是喬·皮斯托尼，我為此而感到自豪。 在紐約的一次審判以后，一位辯護律師向我祝賀說：“你干得頂呱呱，皮斯托尼特工，你真有兩下子。” 几年以后的1986年，在布魯克林的紐約東區的美國法庭審判了另一件案子。我曾經打入的布拿諾家族的頭領勒斯蒂·拉斯苦尼在庭外的走廊上等候。他坐在椅子上，那神气就像一個皇帝，周圍聚攏著其他被告，都是該家族的一些自命不凡的党徒，一個個像侍衛一樣圍在他身旁。就是到現在，他們誰也不肯相信，或不肯承認他們面臨的現實。拉斯苔尼說：“無論我在不在牢房，他准會碰上我的。”其中一個党徒說：“他誰不認識，不用說6年了。”一個党徒的女儿被帶上來見拉斯苔尼。她談到了我這個向他們每個人作證起訴的特工，說道：“干這樣的工作好比提著腦袋過日子，我可不想干像他那樣的差使。” 1983年1月17日，我和妻子、兄弟一起去首都華盛頓，出席一年一度的首席檢查官獎的頒獎大會。頒獎儀式之前，聯邦調查局局長威廉·韋伯斯特及其助手和我們一起共進午餐，地點在聯邦調查局總部J·埃德加·胡佛大樓里局長的私人餐廳。 頒獎儀式在司法部的大禮堂舉行。里面濟濟一堂，出席儀式的都是顯赫人物和政府要員。 我是獲得此獎的一員。首席檢查官威廉·弗蘭奇·司密斯和聯邦調查局局長韋伯斯特把首席檢查官卓越貢獻獎獎給了我，把我作為聯邦調查局的优秀特工。他們表彰了我的成績：我隱蔽了那么長時間，滲透到黑手党內部那么深，這都是前所沒有的，這需要多么大的自我犧牲精神。我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除了在第一次審判黑手党中作證以外，這是我職業生涯中最美好的時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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