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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的對華關系為英國的創造精神提供了很大的活動余地。我們的傳教士、商人与士兵以后可以到達至今一直禁止我們去的地方。 托馬斯·斯當東，1846 1840年6月，一支由40艘戰艦、由4000士兵組成的艦隊從孟加拉抵達廣州口外海面。它沒有在那里停留很久。艦隊司令懿律同馬戛爾尼与阿美士德一樣想同北京談判。8月11日，在馬戛爾尼登陸47年后，他在天津大沽港靠岸，向北京政府轉達了倫敦的要求：賠償銷毀的鴉片，但主要是開放港口、簽訂關稅條約、建立一租借地，這些都是馬戛爾尼曾提出而遭到拒絕的條件。皇帝作出讓步的姿態，指責林則徐，派一個主張毒品合法化的琦善為全權代表。英國人先退回廣州，然后再對他們的抱怨正當處理！ 西方破門而入 這位善于妥協的魔法師同懿律所達成的協議將被雙方所否定。皇帝認為敵人仍然是“紙老虎”。不是有人使他相信“茶葉大益，外夷若不得此即無從為命”嗎？ 倫敦則要獲得更多的好處。濮鼎查代替了懿律。艦隊又向北出發。當他們占領了宁波等三座城市后，皇帝才如夢初醒：他任命一位皇侄來阻止夷軍。他做了一個夢，說他會取胜：他讓士兵只帶刀劍。英國人對清軍的進攻以殺傷力极強的槍炮回擊。三次戰斗，三次失敗。中國人不理解為什么四千病魔纏身的“洋鬼子”，遠离他們的基地，竟能擊敗自己的二万精兵。 英國人知道中國人首先要保衛北京這塊空地，就把自己的基地設在舟山群島。 1842年春，他們沿長江向南京航行。南京是主要經商道路的交叉口，又控制著大運河，即控制著北京的供應。他們要直搗中國的心髒。 中國的武裝力量徹底癱瘓了。濮鼎查向中國的將領表演了一下他炮兵的威力，他們一個個目瞪口呆，像是一個世紀之后東條將軍遇見廣島的原子彈一樣。1842年8月19日，南京條約在英軍旗艦“康沃利斯”號上簽署。大炮取得了商人与外交官很久以來夢寐以求的東西：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個港口，設立臨時代表、固定關稅、廢除公行、西方官員同天朝官員一視同仁、割讓香港等。50年之前，伊拉斯馬斯·高厄爵士從朴次茅斯出海時就是想獲得這些利益。 鴉片呢？中國人將為1839年銷毀的毒品賠償1500万兩銀子；不言而喻，鴉片同其他東西一樣也是一种商品。托馬斯·斯當東后來寫道：“1843年4月，我提出若我們官方允許這方面的走私，那就違反了所訂的條約，并會在短期內引起新的決裂。但實際上北京卻把這种交易合法化了，就這問題進行談判就是多此一舉了。”這樣，英國人良心上的不安也就消除了。 由雙方同意，通過思想和技術方面的逐漸進步來從事和平合作，這樣原可得到的東西能通過戰爭強加于人嗎？門是被部分地打開了，但那是破門而入。馬戛爾尼就曾擔心過這點。在很長時間里，中國人的唯一的集体愿望是把門關上并把入侵者的手指夾在里面。 三人玩牌 “一旦我們了解中國民眾与土地所具有的巨大潛力，就會明白這個民族具備一切震撼世界的條件。如果出現了一位思想開放、決心大膽地同舊傳統決裂以讓他的人民開始取得西方那樣的進步的皇帝時，這种改革的事業就會大步地前進。”古伯察神父在19世紀80年代作出的這一判斷同馬戛爾尼、同拿破侖在圣赫勒拿島上作出的判斷完全一致。 這位思想開放的皇帝并未出現。滿清皇朝面對外國的要求采取了閉關自守的政策，并不斷爆發出仇外情緒。“改革的事業”設法直接經過人民來實現；但這种民族主義是用連續革命的陣痛來“喚醒中國”的。從此，這副牌就由三方來玩，它們是：滿清王朝与天朝官僚制度緊密結合建立起來的權力、群眾中的民族主義和西方。這种可怕的三者結合把中國卡住了。三方中的任何一方都無法充分控制這個國家并把它引向自己所需的道路上去：三者的沖突把這個國家關閉在不發達狀態之中。在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里，相反力量間的這种錯綜复雜的關系就產生了大動亂，而它們的沖擊波至今尚未削弱。 面對西方人一再提出特權要求，中國官僚政權學會了一种新的規則，即消极抵抗。人民學習了解洋人，學會了利用并蔑視他們。道光的繼承者咸丰不再寵幸南京的談判者，希望官僚机构癱瘓。歐洲人卻并不感到擔憂：他們發現這樣有利于采取新的武力行為。 1857年威脅到洋人利益的騷亂為此提供了借口。1858年春，一支英法聯合艦隊出現在天津洋面。北京不加討論就答應了第二個“不平等條約”：又開放了11個港口，海關由一位西方人領導。馬戛爾尼沒有提出而在皇帝的答复里提到的“第七項要求”終于也得到了滿足：天主教和新教的傳教士獲准在內地傳教。他們處于受保護的地位，必要時還受軍隊的保護。這樣他們再也擺脫不了坐軍車去或再去中國的指責。后來宗教職務的品級竟同中國官員的級別一致起來，主教与總督同級。錢德明与羅廣祥神父提倡的謙恭忍耐早已煙消云散了。 洗劫圓明園 數月之后，北京違反了天津條約，几位英法談判代表受刑遭殺。這下西方軍隊要打擊頭部了。1860年10月13日，盡管城頭軍民揮舞著神旗神符，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還是進入了北京。兩种文化的撞擊：面對額爾金勳爵和庫贊-蒙托邦的裝備良好的軍隊的是一些紙龍，抵擋炮彈的竟是一些符咒。 5天之后，入侵軍隊闖進“夏宮”。英法聯軍洗劫并焚毀了圓明園，特別是眾多建筑中有一座由德國耶穌會士建造的模仿凡爾賽的宮殿。馬戛爾尼曾枉費心机想在那里顯示英國科學的先進。士兵見到搶來的財寶都目瞪口呆，但發現其中有著馬戛爾尼留下的大部分禮品，包括天文地理音樂鐘和火炮。西方在毀滅東方時也在毀滅西方。更為嚴重的是長時期地毀滅了能有助于東西雙方互相受益的友好交往的可能性。 在整個歐洲都興高采烈之時，一位逃避另一個帝國流亡在外的西方作家卻明白了這輝煌的戰績意味著對文明的褻瀆。 “在地球的一隅有過一個世界奇跡：它叫圓明園，一個特等民族的想象力所能創造的一切几乎都集中在那里……用大理石、玉料、青銅和瓷器建起了一個夢一般的世界，外面鑲以寶石，裹上絲綢，這里是圣殿，那里是后宮，后面是城堡，放入眾神与鬼怪，涂漆上釉，貼金抹粉，請具有詩人气質的建筑師建造一千零一夜里的一千零一個夢境，再加上園林、水池、噴泉、天鵝、白鵑与孔雀，請您想象一下人們幻想中的光輝奪目的桃源世界吧！ “創造它需要多少代人的辛勤勞動。可以說希腊巴台農神廟、埃及金字塔、羅馬的斗獸場和北京的圓明園…… 這一奇跡消失了。 “一天，兩個強盜闖進了圓明園。一個大肆搶掠，另一個放火焚燒。同這些連在一起的是讓人不得不想起巴台農神廟的額爾金這個名字。額爾金在巴台農神廟開始干的事，他又到圓明園干了。這次他干得更為徹底漂亮，連一點都沒有留下。我們所有教堂里的珍寶加在一起也抵不上這個偉大壯麗的東方博物館。戰功赫赫，戰果輝煌！胜者之一裝滿了腰包，另一個裝滿了他的箱子：他們臂挽著臂歡笑著回到了歐洲。 “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我們認為中國人是野蠻人。而這就是文明對野蠻的所作所為。 “在歷史上，兩個強盜之一就是法蘭西，另一個則是英國。但我要抗議！ “法蘭西帝國裝走了一半的胜利果實，今天它天真地拿出一副物主的架勢，成了圓明園的珍寶陳列所。我希望終有一日擺脫了束縛并清除了污垢的法蘭西將把這些贓物交還給被掠奪的中國。 “在這之前，歷史記下了一次搶掠和兩個盜賊。 “我記下了這筆帳。 “先生，這就是我對這次遠征的贊揚。” 這封罕為人知的信件出自維克多·雨果之手。 無法愈合的創傷 顯然，雨果把圓明園說得過于富麗堂皇，把西方的罪責都推到小拿破侖的身上，夸大了“白人的哭泣聲”。羅馬遭篤信天主教的查理五世的洗劫，路易十四蹂躪過巴拉提內特，無數的戰爭中發生過無數這類勒索事件。中國并沒有受到特殊的待遇。但雨果卻完全意識到在中國人的集体心理上這次創傷的嚴重性。 這次新的胜利后，又在北京簽訂了第三個“不平等條約”：香港又擴大了，加上了九龍半島；外國租界完全自治；西方炮艦可以沿長江而上1000公里。最后，最令人痛苦的一項條款里互相交換常駐代表。叩頭就完了！在馬戛爾尼提出要求后只用了67年時間，他們就同意了遵守國際慣例。西方人不再是“納貢的夷人”，并將派外交使團到為此而設立的總理衙門。 這樣從一開始就支配中外關系的不平等就取消了。那么為什么中國人把這些用武力強加的條約稱為“不平等”條約呢？哪個條約不是不平等的呢？在西方人的思想里，條約消除了力量上的不平等而用一种持久的權利狀態來替代，它制止了力量懸殊的戰斗的破坏性邏輯而回复到建立平等關系的和乎邏輯。相反，在中國人看來，中國与屬國之間不平等是天經地義的。他們感到的不平等就是人家把平等強加給他們。命定的附庸同合法的君主平起平坐，這是多么令人气憤的事！ 這种變革使中國人的思想難以接受，所以久久不能得到實施。它弄亂了一切對生活的看法。它把理性強加給了中國人。它讓中國人放棄了造成幻覺的思想。但它又使他們在靈魂深處受到了傷害——就像一個小朋友想用拳頭告訴一個性格孤獨的孩子世界上并不只有他一人那樣。中國人只有通過起義、仇外以及內戰才能治愈他們受到的創傷。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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