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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的就業危机和新的跨國公司 如果取消關稅而支持自由貿易，那么，我國每一經濟部門的工人便將和歐洲工人一樣，降低到農奴和貧民的水平。” ——阿伯拉罕·林肯，美利堅合眾國第十六屆總統 （1861－1865年） 在美國密執安州的迪爾伯恩，世界第二大汽車制造商福特公司的一些最有价值的工程師們，正坐在數目可觀的計算机屏幕前工作著。他們不知疲倦地演示著人和机器的共生現象。一位汽車車身設計師手執一支電子筆，在一張桌子上的電磁繪圖盤上描畫著。他在一處迅速接了一下，在另一處畫了一條直線，一輛汽車車身的輪廓便出現在監視器上。很可能，這一設計作為一部最新的福特車型旋即陳列在全世界各處的展覽大廳中，博得購買者的青睞。突然，從監視器旁一個并不顯眼的揚聲器中傳出一個深沉的聲音：“我非常喜歡它！”這位無名氏又補了一句：“我們這樣改一下，好不好？”就好像有一雙神奇的手在進行操作一樣，屏幕上的車型發生了變化，車身上部稍許加強了流線型的線條，兩側更加挺括。 這位共同參加繪圖的幽靈式的人物坐鎮科隆——福特公司的歐洲營業中心。德國的一些新產品研制者們同他們的迪爾伯恩同行們正在探討同樣的課題，有時他們是同時進行工作，有時采取換班制的方式。他們把歐洲人的、美國人的、甚至日本人的各种思路和設想匯集起來。單晶硅模擬計算机到處顯威風，遍布各大洲的五所新產品研制試驗室形成一個全球統一的汽車設計中心。每一次碰撞試驗，每一車型的每一空气動力計算，都要由這個中心通過一系列共同的試驗來完成。 跨越各大洋和越過時間界限，通過視屏和計算机网絡進行設計，這是福特公司迄今為止實行的最徹底的改革的一個步驟。從1995年年初開始，每一地區性子公司不再獨立研制自己的車型，不再對接近新車型的某個部件的現成設計進行修改來使之适合于新的車型。為了取代過去的辦法，福特公司的主管人阿列克塞·特羅特曼命令將過去的地區性公司合并為兩個大的單位，分別服務于歐美市場和亞洲与拉美市場。應用最現代的信息技術為建立全球一体化的經營机器撞開了大門，而在不久以前，利用這种信息似乎還是一种十分笨拙和麻煩的事情。研制、采購、銷售，這一切福特公司在全世界范圍內都力求做得盡善盡美，避免任何重复的勞動，直到最偏僻的地區分公司都是如此。其成果就是制成了各种“全球性汽車”，通過這些汽車，福特公司再一次樹立了一個全球性的標准，表明汽車的制造竟可以怎樣達到盡可能最大的效益。所進行的改造節省了高達數十億美元的開支，并可望削減成千上万個高技能的報或优厚的工作崗位，它們原屬于那些經理們、工程師們和推銷人員。為了定型最終暢銷全世界市場的車型“蒙德奧”，福特公司的設計師們曾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召開了20次國際性工作會議，才完成了研制計划，而為了推出最新的車型“金牛座”，只用了15個工作日召開了三次檢定會議，董事會便為生產打開綠燈，結果效益一下子提高一倍多。 這体‘福特革命”，正如經濟雜志《經濟學家》所指出的，決不是迫于財務危机的壓力才進行的。1994年，該公司獲得利潤達60億美元以上。特羅特曼和他的領導班子完成的，只不過是他們靠利用最現代的全球信息网絡技術可以做到的事情，至于其他一切事情，都會隨之解決，而且不只是在制造汽車方面。 一种革命正在逐個部門和逐個行業地使勞工界經歷根本性的變革。几乎沒有人不受到傷害。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徒勞地尋找替代那些已失去的藍領工作崗位的辦法，原來這樣的工作崗位在武爾坎造船厂。達塞飛机制造厂或者在大眾汽車制造厂的流水線旁已經消失了。在職能部門也早已充滿對喪失工作崗位的恐懼，連昔日最保險的各种經濟單位也未能幸免。丟掉工作后。只能靠做臨時工來度命；昨天還從事著頗有前途的工作的人們，很可能在一夜之間其工作本領就變成毫無价值的東西。 有將近一百万在銀行和保險公司供職的人員就是這樣一下子就陷入了黑暗時代。自從世界級的金融企業相繼登場以來，無窮的競爭使這些人員遭到了從前只有紡織業從業者才會遭到的殘酷命運。隨著自動付款机和銀行信用卡的出現，厄運到來了。美國和日本的銀行、保險公司和投資基金公司涌向歐洲，特別是涌向德國的借貸市場。例如，美國的快江公司從1995年起就開始推出電子郵政通兌儲蓄，這种儲戶不規定解約通知期限，比儲蓄存折付給更高的利息。一天24小時用戶可以隨時通過電話或微電腦委托提出要求，在几分鐘內就可以十分省時地辦理好高息投資，甚至可以讓人把現金送到家里。同樣，忠誠投資公司，即總部設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的全世界最大的基金公司，通過該公司在盧森堡的分公司，可以通過電話在整個歐洲聯盟的范圍內出售自己的有价證券。這一市場戰略把傳統的銀行業務結构打得落花流水。稠密的分支网由于接近用戶，在以前曾具有很大优勢，現在卻成了昂貴的奢侈設施而在競爭中十分不利。現在德國所有大的銀行，連同它們的許多獨立的分行如“24小時”銀行或信貸銀行（它們的靠山是德意志銀行和聯合銀行），都改歷經營遠距离業務。這一改革啟動后，在未來几年里銀行分支网將被大力稀疏化。 本來，銀行職員過去應具備高級中學以上的學歷，應當有學識，要受過高級的頗為花錢的企業管理教育，相應地薪金也較為丰富，現在，只有少數這樣的人還被雇佣著。相鄰國家的那些美好的、收入优厚的銀行職員的傳統職業教育，在德國已經所剩木多。例如，在聯合銀行的對話記錄中，巴伐利亞聯合銀行的直屬分行已不再同工會訂立工資協定。供職人員每小時的報或過去通常是23至30馬克，現在只有如馬克，略高于清掃行業的一般工資。慕尼黑的大銀行在招收新的工作人員時不再支付休假津貼，同樣還節省下了圣誕節津貼。此外，這些人員必須在一天24小時隨時听候調遣，甚至周末也是如此，而且不付給任何附加報酬。甚至負責接待各种富有的當事人和公司客戶的具有高級專業知識的專家，日子也不好過，而對于通過電子技術組建的世界金融市場上的几十万青年人來說，命運也好不了多少。德國已有五家大型金融机构出資參与倫敦投資銀行，并在當地把它們的大客戶業務集中起來加以辦理。就設在德累斯頓的克萊因沃特·本松公司和設在德國的摩根·格倫費爾公司而言，德國人中的求職者，哪怕他們來自當地，也是很少能在那里找到机會的。這些公司的老板宁肯招募盎格魯一撒克遜語族的人才。 華盛頓和紐約的美國財界人士總是嘲笑他們稱之為過時的、低效的和盈利极差的歐洲銀行体系。華爾街一位著名的財界巨子曾經這樣說：“瑞士的大宗錢財的管理者們，都是在另一個世界長大的。既然在我們這里投資者們可以獲得30％的年利潤，而瑞士銀行卻只能提供也許2％到3％的這樣的利潤，那么，瑞士人全都會坐失良机。”沒有几年的工夫，許多美國大投机家們便都深信不疑，他們利用手中的數十億美元，同樣可以引誘一向謹小慎微的德國人、瑞士人和奧地利人作為存戶被納入美國人的風險基金系統中來。“首先，我們在蘇黎世的火車站前大街開設了一家引人注目的分號。瑞士的客戶們皺起他們的眉頭，對我們表示不信任。可是，當他們當中某個膽大的街坊到我們這里存了款，不几年便賺了一輛‘波爾舍’兜起風來，這時，情況立時就會大變。”一個圈里人曾這樣十分形象地闡述他們的戰略。 結果是十分殘酷的。德意志銀行董事會成員烏爾里希·卡特利里預言“銀行將成為如年代的鋼鐵工業”。据庫琅一萊勃蘭德經營咨詢公司的市場研究家們确證，以上的說法并非言過其實。有一項關于全世界50家主要銀行的業務計划的研究報告也預言，就銀行業來說，在未來十年內將有一半的在職人員會失去他們的工作。按此計算，這意味著在德國金融部門中將有50万人丟掉他們的報酬优厚的工作崗位。 用付給一個瑞士人的錢，可以雇用三個印度人 銀行業和保險業中剛剛發生的事情，卻早已席卷了一個所謂的未來型行業部門，這就是計算机軟件生產部門。到1996年秋，在德國各大學中學習信息學的青年達3万人以上。由此可以預見，在即將學成的計算机專家中，相當大一部分人在勞動市場上恐怕很難找到有保證的就業机會。他們的本領可能很快就失去价值，這一結局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硅谷的程序編制者們早在几年前就已經領悟了的。早在十年以前，這類部門的龍頭企業如惠普公司、摩托羅拉公司或IBM公司，就從印度以較低薪金招募新的專業人員。有時，它們包下整架飛机運送所需要的救急人員。它們把這种省錢的辦法稱之為“購買大腦”。本地的軟件專家起初起而反抗這种削价競爭，政府曾給以支持。政府允諾只在例外情況下才給印度計算机專業人員辦理必需的留境簽證。 然而，美國的軟件工程人員由此并未得到多大好處。許多公司干脆把它們的數据儲存工作的重要部門遷往印度。新德里當局在十個專設區內几乎免費提供了全部必要的基礎設施，從裝有空調設備的寬敞工作室直到衛星通訊設備，一應俱全。不几年的工夫，在印度高原的中心班加羅爾，就聳立起一座人口達百万的“電子技’。西門子公司、康柏公司、得克薩斯儀表公司、東芝公司、微軟公司和洛圖斯公司，也就是說計算机行業的所有全球性大商號都在此設有分支机构或在當地的印度下屬机构中擁有研制工作訂單。今天，次大陸的計算机軟件工業總共雇用了來自馬德拉斯、新德里和孟買的12万大學畢業生。他們使這些企業在1995年實現了總計達12億美元的銷售額，占其勞務出口額的三分之二。不過，由于班加羅爾的繁榮使公路交通成倍發展，造成了難以容忍的空气污染，并且也由于大眾的持久的貧困打擊了人們的情緒，這座城市又重新衰落。各軟件研制單位紛紛告退，新近又選中了旁那。 自從靠由印度輸送人才到加利福尼亞而實現毫無危險的起飛以來，已經過去十年了，這期間，美國、西歐和日本的相關部門的發源地的情況已不同往昔。在德國，自1991年以來，單是三家計算机巨子IBM公司、獲吉塔爾設備公司和西門子一尼科斯德夫公司就削減了一万多個工作崗位，雖然這不僅僅是由于在班加羅爾設立了分支机构，但后者不失為其原因之一。許多企業為了加工內容龐大的數据庫，同樣也利用我們這顆行星的另一端的人才資源。瑞士航空公司、美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公司的相當大一部分生意，委托它們在印度的下屬公司辦理。德意志銀行指望靠自己在班加羅爾的分支机构來建立和擴建自己的數据處理网。現在，印度人還為不來梅港開展集裝箱運輸研究開發數理邏輯方案，或者為漢堡對付內部競爭編制控制程序。協助建立企業本身的遠程電信网。向印度擴張的動机總是同一的：當地的求職人員是在用莢語授課的各大學中受過优良教育的人才，而雇用他們的費用只相當于他們的北方同行的薪金的一小部分。瑞士航空公司的一位代表議內斯·科魯梅爾表述過雇用印度電腦操作人員的一則公式：‘月付給一名瑞士人的价格，我們可以雇用三名印度人。”只須改變一下付款的地點，就可以在蘇黎世節省120個工作崗位和每年800万瑞士法郎的開支。to 這還不過僅僅是開頭階段的情況。自1990年以來，又有一百万熟練的信息人才涌入市場，他們來自俄國和東歐各國。單是明斯克的一家公司通過衛星就為德國的IBM公司解決了許多勞動強度很大的維修工作問題。德國的軟件公司讓里加的人們為自己編制程序，而戴姆勒一奔馳于公司戴本斯公司則把編制程序的工作交給圣彼得堡的人們去完成。戴本斯公司的首腦卡爾一海因茨·阿希格爾說：“這里的供給比在印度還有利。”在西門子公司服務的印度專家勒內·約騰也同意這一說法。在班加羅爾，費用已經變得過高了。人們說：“我們正在考慮早日換到別的地方去。” 目前，在東方和南方從事勞神費力和簡單的數据工作的人員，現在遇到了更加便宜的對手的競爭。這些對手即計算机專業的同行甚至是不可戰胜的。例如，技術咨詢和网絡設計協會的一位專家卡爾·施米茨認為，數据處理行業中的低或勞動也只是一种“暫時的現象”。已經完成的各种軟件模式和新的程序語言將使几乎每一种勞動很快就變成多余的。有了新的工具以后，在未來，1名程序編制人員可以完成他的今天的同行100人所完成的工作量。對于在此以前一直作為科學進步前沿陣地上的精英的職業階層來說，這种前景是有些殘酷的。施米茨有理由斷言，目前德國軟件生產部門中的20万個工作崗位，將來也許只能保留下2000個，不多不少2000個。畢竟，計算机專家們現在還可以指望未來對他們這种人才的需求會有所增長。電話業務會實現全球性集中，建立起高效的通話网，而這种通話网的信息高速路又會促進多媒体服務業務。而各种實用程序的編制又要求招募大量的勞動力。1995年，德國務軟件公司對人員的需求又有所擴大。然而与此同時，隨著即將來臨的在線業務的繁榮，网絡空間的無數其他的服務性職業即將消失。檔案保管人員、圖書館人員。旅游公司的服務人員、零售店售貨員、地區報紙編輯人員、廣告報刊的編輯人員統統都變成多余的人。當眾多的家庭都裝備上微型計算机和數据庫電話，并且用戶在千里之外連家門都不用邁出，只須几分鐘就可以選好要買的東西，那時，一大部分勞動市場就會干脆關門大吉。 為建立世界市場，上百万人成了犧牲品 生產部門外遷，生產過程簡化，生產程序刪減，生產人員解雇——高效經濟和高技術經濟使福利社會中的勞動犧牲殆盡，使這一社會的消費者被排除在外。一种具有前所未見的破坏力的經濟地震和社會地震宣告即將發生。不管是汽車制造還是計算机生產，化學應用還是電子學應用，遠程電信還是郵政事業，零售貿易還是金融業，只要其產品或服務超出一切界限而自由進行交易，在職者就會由于貶值和受合理化運動的沖擊而陷入看來是不可遏止的危險漩渦之中。在西部德國的工業中，僅從1991年至1994年這三年間，就喪失了一百多万個工作崗位。同國際上的情況比較起來，德國的狀況還屬于良好之列。在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即由23個富裕工業國和5個窮鄰居組成的這一組織中，一些國家的報酬优厚的工作崗位的數字下降得還要快些。在1996年，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中各國有四百万以上的人謀職未果。從美國到澳大利亞，從英國到日本，世界上一些經濟大國的大眾福利正在迅速消失。 甚至對于那些理應招致敗落，但是在“坏消息”聲中總是傳來“好消息”的那些部門，也感到了時代的變化。這指的是新聞工作者和文獻編輯人員，調研人員和終審編輯，以及即將出現的一大批要靠別人養活的人。越來越少的媒体服務人員卻越來越快和越來越多地制作出新聞；新一代的新聞工作者已不再指望能有一個固定的工作位置和丰厚的附加津貼，而從前在印刷品媒体的主要崗位上和在官方合法的廣播電視台站中通常是如此。從前在服務于《明鏡》雜志或《明星》雜志，服務于西德無線電廣播電台或巴伐利亞廣播電台時不言而喻會作為常規得到的東西，今天只有資深工作人員和少數“青年之星”才有份。現在，那些打零工的人不得不滿足于無保證的一攬子合同和可怜的按字數計算的報酬。甚至出版家和嚴肅的影視制片人也求助于廉价勞動。生意尚好的出版社對招募新人也遲疑不決，因為人們不知道遭受紙价上漲和讀者興趣低落打擊的這類部門還會遇到什么麻煩。 有些部門在不久以前對所使用的人員還允諾實行終身雇用制，并不在乎世界經濟的景況如何。現在，這些部門也采用雇臨時工的辦法。如今不僅銀行和保險公司有大規模裁減人員之勢，而且遠程通訊業、航空公司和公用事業部門也面臨那樣的前景。如果把各部門中有關時期的國際領先企業的效益當作標准，并以此為依据預測德國和歐洲其他一些國家的大公司未來裁員的前景，那么，整個歐洲就會顯示出大批解職的趨勢。有關這方面的預測情況，請看下面的示意圖。德國和歐洲聯盟在全球競爭中為餓狼提供了一塊肥肉。 現在還看不到裁員趨勢何時會終結。相反，根据世界銀行、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等的調查報告以及大量的營業報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未來几年里，歐洲聯盟各國將有1500万工人和職員不得不擔心他們能否保住他們眼前的全日工作，并且几乎有同一數目的人員在1996年夏天已被通知失去工作崗位。 單是在德國就有四百多万個工作崗位受到猛烈沖擊。這樣一來，失業率可能從當前的9．7％上升到21％，即增加一倍多。在奧地利，可能從現今的73％上升到18％。即使情況可能不致如此嚴重，許多失業者、喪失穩定工作者也可能不得不去從事短時工作、招之即來的臨時工作和低酬工作。在這种新的勞工世界中，數百万臨時工從一處短時工作被拋向另一處短時工作，其收入當然會大大低于以往任何時期的協議工資標准。20：80的社會逼近了。 人人都感到了根本性變化帶來的結果，即使自己的工作目前看來還是穩定的。未來和感到毫無保障的情緒正蔓延開來，撕裂著社會的內部結构。但是，許多當事者卻拒絕為此負責。政府和大公司董事會不知所措，認為對此沒有責任。他們向選民和受雇者解釋說，不久前連想也想不到的大規模失業現象，可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結构變化”的結果。歐洲聯盟的經濟專員馬丁·班格曼指出，由于工資持續提高，在西歐已不可能進行大批量生產，“一些競爭者已瞄准了工資開支已低得不能再低的中國和越南。經濟管理雜志《華爾街雜志》确認：“在一种殘酷的全球性經濟中，競爭將造成全球性的勞動市場。再也沒有任何一种職業是有保證的了。” 大規模裁員趨勢 一些重要服務部門面臨減員威脅 ＠銀行 按美國大銀行花旗銀行公司1995年工作效率（每個員工的平均經營成果為68769美元）計算，德國和奧地利金融部門國內外員工多余的數字： 資料來源：各銀行營業通報＠電信事業 按美國太平洋電話公司1994年的工作效率（員工人均承接主机用戶296戶）計算，歐洲各電信公司多余的員工數字：資料來源：國際電信聯盟：世界通信基本指跡；任狼星》雜志＠航空公司 按美國聯合航空公司1995年工作效率（員工人均飛行里程220万．里）計算，歐洲各航空公司多余的員工數字資料來源：《歐洲航空協會年鑒》；國際航空運輸協會：《世界航空運輸統計資料》；《各航線營業通報》＠保險業 按法國阿薩庫蘭茨保險公司1994年的工作效率（員工人均吸納保險費即直接保險金額為902504美元）計算，歐洲各保險部門多余員工的數字資料來源：《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各國保險業統計年鑒》O96年巴黎版Z《歐洲保險業統計資料》從這种打破界限的經濟中得到好處的人總是把這种危机美化為某种合乎自然規律的進程。1993年，戴姆勒一奔馳公司當時的首領埃查德·羅伊特就曾經預言：“競爭在我們地球村中嚴如一場風暴潮，沒有人能躲過它的沖擊。”又過了三年，已有100万個工作崗位被撤銷，這時西門子公司的掌舵人海因利希·馮·皮埃爾几乎以同樣的語言說出了同樣的意思：“競爭演成了一場風暴，而真正的颶風風暴，還在前面等著我們。”然而，經濟打破一切界限走向全球一体化，這決不是某种自然規律或某种不容選擇的線性技術進步的結果。倒不如說，這不過是西方工業國一個世紀以來曾有意識地推行的并且至今仍在推行的政府政策的必然結果。 從凱恩斯到哈耶克：為資本爭取自由 當歐洲還不得不去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各种后果時，全球經濟一体化的進程以短路形式展開了。1948年，美國和西歐先后商定訂立總關稅和貿易協定、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從此各參加國第一次建立一种共同的國際貿易制度。迄今為止，經過八次往往持續几年的國際談判回合，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各成員國在以后几十年間商定不斷降低關稅稅則。今天，在各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中，關稅几乎已經不起多大作用。自從1994年初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建立后續組織——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各國政府不再為關稅壁壘討价還价，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拆除其他貿易樊篱，例如打破國家壟斷或技術方面的一些規章。 越來越多的貿易自由的結果是十分重大的。40年來，全世界的貨物和勞務交換比生產增長得更為迅速。1985年以來，貿易總額的增長甚至比經濟效益的增長高出一倍。1995年，根据全世界的統計，全世界的商品和勞務貿易中有五分之一屬于跨越國界的貿易。 長期以來，工業國家的公民們可能以為，越來越多的經濟交融會給他們帶來越來越多的福利。但是，在70年代末，在西歐和美國的經濟政策中發生了某种划時代的轉變。這种轉變把世界經濟推上新的層次。在此以前，大多數工業國家都是按照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提出的原理行事的。這一原理是這位經濟學家在兩次大戰期間為對付經濟災難而闡發的。凱恩斯讓國家成為一國國民經濟的主要金融投資者，當市場過程導致就業不足和通貨緊縮時，國家就通過國家財政預算加以干涉和糾正。在經濟衰退時期，政府通過擴大投資可以造成追加需求，從而避免經濟危机。在繁榮時期，政府應當通過提高稅收使國家債務重新歸于平衡，以防止過熱和通貨膨脹。此外，許多國家有目的地推動工業發展，指望以此實現迅速的增長和擴大勞動需求。由于1973年至1979年發生石油价格震蕩，這一构想被動搖。一些政府一再表明不再有能力控制國家赤字和通貨膨脹，無法再保持穩定的外匯匯率。 因此，保守派1979年在英國和1980年在美國大選中獲胜后，改弦更張，采用另一种經濟政治信條來規范他們的政策。他們推行諸如里根政府的經濟顧問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和撒切爾的忠實朋友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所提出的所謂新自由主義，這种信條作為貨幣政策的一种變种又被稱為貨幣主義。這兩位理論家只允許政府扮演秩序監護人的角色。他們斷言，私人企業在投資和雇工方面越自由，全局的增長和福利就越大。從這一假想出發，西方的大部分實行經濟自由主義政策的政府在80年代展開了一种為資本爭取自由的斗爭。它們在廣闊的戰線上廢除了各种控制措施并堵塞了國家干涉的可能性，還通過貿易制裁或其他高壓手段強迫那些并非情愿的伙伴國家也采取同樣的方針。 實行非調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這三“化”成了西歐各國和美國經濟政策的戰略工具，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義綱領推崇為國家意識形態。華盛頓和倫敦的掌權的市場激進派把供求規律美化為可能有的最好的制度原則。擴大自由貿易成了目的本身。通過徹底開放國際間的外匯交易和資本交易，西方民主政治對經濟制度實行的最激進的手術得以暢行無阻。 不久，事情就變得很明白，未來市場風險將會落在誰的頭上。首先，在那些還雇用許多非技術工人或熟練程度很低的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部門中，企業不分大小會遇到低廉工資國家的競爭。就家具、紡織品、鞋子、鐘表或玩具的生產而言，西歐國家和美國只有在這類生產已大部分自動化或把工厂設在國外的情況下，才考慮繼續進行經營。同時，日本作為一個新的工業國首次闖入世界市場昔日各主導國家的方陣，它以進攻性的廉价供貨使許多其他工業部門也受到壓力。各老牌西方國家起初以新的保護關稅來加以對抗，或強制推行所謂自愿限制進口的協定。然而，自由貿易的倡導者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始終占有优勢地位。他們抱怨保護主義妨礙技術進步，并堅持認為，這种防御措施大部分只能奏效一時。從勞動密集型的大宗生產轉向高科技生產和服務型社會這樣一條發展道路，据說將能治愈國際競爭和自動化所造成的創傷。然而，這种愿望從來不能實現。雖然實現了持續的增長，但是在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的各個國家中，有越來越多的人不斷喪失報酬优厚的工作，其中只有日本是個例外。 一個失信的諾言：自由貿易會帶來福利 本來，按照流行的經濟學見解，上述這种勞動市場狀態是不可能發生的。自由貿易的辯護土直到今天還開導人們說，越出國界展開無限制的商品交換，會給各國帶來更多的福利，造福于所有參加國。為了論證這是有道理的，教授們以及政治家們總是援引“比較成本利益”理論，這是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于19世紀想出來的。李嘉圖當時試圖說明，那些同貿易對手相比生產力較為落后的國家在國際交換中何以也能得到利益。當時他以英國和葡萄牙之間葡萄酒和毛料的交易為例來加以說明。這兩种產品如果在兩國各自生產，則英國人為此要付出更多的勞動，因而生產率就會低些，其產品用來出口就會被認為价格過高。但對于葡萄牙來說，向英國出售葡萄酒，用所得進款購買英國的毛料，這畢竟是划算的。反過來，英國向葡萄牙出售毛料并從葡萄牙進口葡萄酒也會獲得好處。原因在于這兩种產品在各自國家內形成的比价不同。因為，接李嘉圖在例中進行的計算，英國在毛料生產中1小時生產出的价值，在釀葡萄酒的勞動中用1．2小時才能生產出來。相反，在葡萄牙這一比例只是1：0．8，因此，對于伊比利亞半島的貿易伙伴來說，葡萄酒同毛料相比，其价值較在美國為低。這樣一來，對于雙方來說，就形成一种相對的、比較的成本利益。對于葡萄牙來說，在葡萄酒生產上投入更多的勞動力，而不去生產毛料，讓英國實行与此相反的專業化生產，這是划算的。通過貿易，兩個國家最終將消費更多的葡萄酒和更多的毛料，卻無須為此付出更多的勞動。 李嘉圖的理論像任何天才的思想一樣是十分簡單的。這一理論說明，有些產品本來雙方都能生產，但是不同國家進行這些產品的交換為什么卻能帶來繁榮。只不過，這一切同當今的世界已沒有多大關系。因為李嘉圖的光輝理論是建立在今天早已不复存在的假定上，這就是：只有當資本和私人企業是不會移動的而只能留在國內時，比較成本利益才會推動貿易向前發展。對于李嘉圖來說，下面這种情況還是不言而喻的：“經驗表明，每一個人如果下不了決心而且不愿意背井离鄉去委身于另一國政府，這就會妨礙資本的流出。” 李嘉圖的基本觀點在一個半世紀以后已經變得完全陳舊了。現今沒有什么東西會比資本更易于流動了。今天，國際投資控制著貿易潮流，數十億的對外付款以光速決定著匯率和一個國家及其貨幣的國際購買力。相對的成本差异不再是貿易的發動机。現今起作用的，是在一切市場上和一切國家里同時存在的絕對利益。 不管什么時候，跨國公司總是在這樣的地點生產它們的產品，在這些地方，工資最低，而社會捐稅或環境保護費用還完全不存在。所以，這些公司可以降低它們的各种費用的絕對水平。這樣一來，不僅商品价格下降，而且勞動力价格也下降。 這种差別在經濟科學的各個學派的學術爭論中并非小事一件。因為追逐絕對利益這一方針徹底改變了世界經濟賴以發展的机制。生產和資本越是可以無限制地自由地加以支配，那些有一部分可以說是巨人般的組織就越是強大和不可戰胜，這些組織使各國政府和它們的選民都感到心惊肉跳和被奪去權利。這种組織就是跨國公司。据聯合國的貿易組織——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協會統計，有將近四万家企業在三個以上國家設有營業點。一百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將近14000億美元的年銷售額。跨國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貿易的三分之二，這种交換中差不多有一半是這些公司在它們自己的网絡系統內部完成的。它們是全球一体化的核心，并且一往無前地推動著這個過程。現代的數理邏輯和低廉的運輸成本使它們能超越洲際把各個生產環節聯合与統一起來。組織良好的公司，例如規模龐大的机器設備制造公司在40個國家擁有一千家子公司，在需要時只消几天的工夫就可以把任一產品或部件的生產從一國移到另一國。現在的情況不再是一些國家和它們國內的企業為世界貿易提供商品，然后再為在本國范圍內分配已得到的利潤進行談判或爭論。如今代替這些行為的，是各國的無產者為他們在全球范圍內組織安排的生產中還能承擔的勞動而進行競爭。 這一過程打破了往昔的一國國民經濟的各种規則，其中之一就是使技術更新和合理化進程的順序很快就變成某种荒謬的東西。整個說來，生產效率比經濟效益增長得更快。結果就發生了所謂“非就業性增長”，也就是說，這种增長并沒有帶來工作崗位的增加。另一方面，資本和勞動之間的購買關系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度曾成為工人運動反對好戰政府和資本家的宣傳武器的國際主義，現在起了另一方面的作用。那些几乎完全按國別組織起來的受雇者面對的是某种跨國公司國際，后者靠越出國界隨意轉移資本這張王牌打退每一挑戰。對投資者和公司經理們來說，關于自由貿易帶來福利的承諾仍是有效的。然而，對于他們的雇員和工人來說，特別是對于人數越來越多的失業者來說，對此已不能再有什么指望。這种似是而非的進步轉化為自己的對立面。 自90年代初，這一趨勢已變得十分明顯。如今一些國家的政府不是去剎車，而是干脆去加油。西歐一些國家建立了歐洲內部市場。它們在“歐洲92年”的標志下從里斯本到哥本哈根排除了几乎一切障礙，為資本、商品和勞務的超越國界的運動創造了條件。美國你拿大和墨西哥從自己方面作出的回答，是成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該組織甚至把格蘭得河以南一個擁有一億人口的民族，即這個巨大的發展中國家完全容納進來。与此同時，一些國家在關稅与貿易總協定這一組織的范圍內近年共同一致開展又一次降低關稅的運動，結果在1993年9月使得許多种勞務也可以在全世界范圍進行交易。 這一切本來應當為所有的參加國打開提高福利的方便之門。例如，所謂的塞西尼報告，即布魯塞爾的歐洲共同体委員會于1988年為論證共同体內部市場方案而提出的長達一千多頁的一份研究報告，曾預計可實現以下各點：增加600万新的工作崗位，預算赤字普遍下降兩個百分點，經濟增長將逐年達到4．5％。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基礎報告也曾作出類似的承諾。實際情況正好相反。這种內部市場變成了真正的“驅人競爭的鞭子”（《時代報》），驅赶著歐洲各國工業投入一場競爭，使得一股前所未見的合理化浪潮席卷整個歐洲大陸。失業數字上升，預算赤字也遭到同樣的命運。相反，增長卻放慢了。 奧地利在1995年才參加市場聯合，該國工人今天也痛切地感受到了這一結局。例如，自1996年7月德國零售業巨人Rewe出資購進奧地利連鎖店Billa以后，該國生活資料市場几乎有一半就被置于网點遍布整個歐洲的一家大公司的控制之下。從此，阿爾卑斯山地帶的農業和食品工業的大約30万工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得不為自己的工作崗位而擔惊受怕。他們的產品在歐洲市場上几乎沒有競爭能力，可是Rewe這一收購者對于奧地利的生產者們只付給低廉的歐洲价格，或者通常是從歐洲各國中他們從前的供貨者那里按照較优惠的條件購進更精良的產品。 北美人從他們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也体驗到了完全類似的經驗。直到今天他們還在期待人們允諾將會給予的福利。可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政府卻要進一步推進跨國界的一体化進程。在1996年，又有三項自由貿易協定同時處于准備程序之中：巨人中國將准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家對遠距离通信的壟斷將被禁止；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將把各國關于外國企業投資的規定統一置于更低的要求水平上，以使得各公司可以更自由地行動。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雷納托·魯杰羅甚至計划徹底廢除一切關稅，在全世界范圍內一律照此行事。他敦促他的成員國政府到2020牟取消全部地區性的協定，將全世界變成一個大的自由貿易區。從目前的种种經驗來看，這將是一個便就業危机進一步升級的計划。盡管如此，從華盛頓到布魯塞爾和波恩的大多數經濟政治家們對這一設想都表示首肯。 全球一体化的陷阱看來終于張開大口了，世界上各個最富有的和最強大的國家的政府都成了一种政策的俘虜，這种政策甚至再也不允許改變航行的路線。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資本主義反革命的母國美國那樣，人們對這一前途感受得如此痛切。 推土机的胜利 事情沒有比這再糟的了。杰克·海斯發呆地坐在自己的廚房里，盡力讓自己鎮定下來。他在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机械和推土机制造厂家履帶拖拉机制造公司已工作了29年，是一名車工和机器裝配工。在這家公司的總厂和中心，即在合眾國伊利諾斯州的皮奧里亞，他經歷了該公司的全部興衰史，包括倒霉的80年代，當時公司几乎瀕于破產。為了重新裝配工作流水線，海斯自愿地和無報酬地勞動了不知多少個鐘頭，在裝配車間里安裝了新的用電子計算机控制的各种机器，建立了“質量檢查小組”，這才使企業重新回到世界領先的位置上來。后來，到了1991年，据海斯回憶，公司的售銷額又創下了新紀錄，有了盈利，但是經理們卻宣布對職工開戰。工資要下降20個百分點，工時卻要延長兩小時。公司領導机构甚至連談判都不加考慮。海斯和他的長期共事的伙伴們明白他們只有一條路可走：他們通過他們的工會全美汽車、飛机、農業机械工人聯合會動員該公司在美的所有分部掀起罷工。歸根到底，正義和道義是在工人一邊。職工們為什么在已經增長的利潤中不能分得一份呢？ 等了四年，海斯還一直沒有等出個結果。有組織的机器制造工人們進行了多次罷工，有時在工厂內部，有時上街，最后罷工持續了18個月以上。這本來在開頭是一場反對粗暴的企業管理的正常的罷工，后來競演變成美國戰后一場最為曠日持久和最為嚴酷的工人斗爭，為此工會為它的會員付出了整整三億美元的損失費，可是結果卻是一無所獲。１在1995年12月3日這個周末，海斯和他的戰友們從全美汽車。飛机、農業机械工人聯合會書記理查德·阿特伍德的口中得知：“有些在罷工中确實遭受損害的人，都是我們的忠誠的工會會員。’馳說，人傷害不了拖拉机，罷工者們不得不重新工作。過了一些時日，海斯身后又有了一批勞動接班者，他們是依照新的條件工作的。他不明白，怎么會走到這一步？他搖著腦袋說，他“從來’不相信“公司竟會這樣下流地對待我們”。 1991年，唐納德·菲特斯開始擔任履帶拖拉机制造公司董事會主席的職務，几乎還沒有別的什么人曾受到美洲經濟共同体的如此贊賞。因為這個人表明，一個人怎么竟能一舉毀掉工會的勢力。在美國這家公司首領的指揮下，推土机證明了大多數工業國家尚難以想像的事情：罷工，哪怕連年累月持續下去，甚至形成全國性運動，并伴有全國性的示威游行，在要求提高工資方面仍無濟于事。對于一個在全世界范圍內組建起來的公司來說，這种罷工倒不如說為它提供了一個節省工資開支和提高企業盈利的絕好机會，而公司領導層所要做的，只是下定決心處理此事。 在80年代初，這种事情還是不可想像的。履帶拖拉机公司是一家典型的美國企業，公司裝備有全套的生產線，從制造螺絲釘到裝配自己的完整產品，一應俱全。同樣，公司在全球遍設國外分支机构。從1981年開始，日本競爭對手小松制造社以傾銷价格打入美國市場。日元在日本貨幣發行銀行的大力推動下對美元大幅度貶值，這大大助長了出口攻勢。履帶拖拉机制造公司出現赤字，公司領導層對生產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公司管理者開始從小供貨者手中買進更多的零件和組件，而這些小厂商通常是專門為進行這种生產而建立的。這類新建企業的員工照例都比較年輕，工資較低，因為許多這樣的企業都建在鄉村型的南部各州，在這种地方，几乎還不存在工會組織。与此同時，拖拉机公司領導層把外國產品納入自己的生產流水線，并在本公司直接生產的產品方面投資18億美元實行自動化。工會會員們也參与此事。最終又有了盈利。全美汽車、飛机、農業机械工人聯合會甚至同意訂立專門的合作協定，來提高生產率，并且毫無反抗地順從許多制造厂關門的決定。這樣一來，員工的构成自然就發生了變化。在1979年，在該公司中工作的有10万人，其中一半是上述工人聯合會會員。八年后，拖拉机公司只在用65000美國人，其中僅有四分之一參加工會。可是公司領導層宣布，該公司制造的建筑机械設備的市場占有率擴大了，利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丰厚。 現在，菲特斯給人上課的時間到來了。此人向公司的員工解釋說，在日本和墨西哥，支付的工資比在皮奧里亞還低些。因此，新雇用的人員工資要低一些，而老的工人應對他們得到的報或感到滿足。提高實際工資這种事是不會再發生了。當工會號召罷工時，菲特斯則回擊以這樣的威脅：他要用新人取代全体罷工者。誠然，在美國勞動法是禁止罷工時宣布解除雇工合同的，但是不禁止挖雇破坏罷工者。在前些年，工會會員還可以指望發生這樣的事情：由于可自由支配的技術力量不足，生產難以維持。可是，經濟衰退，合理化進程以及海外廉价品的輸入，已使得一支技術工人失業大軍沉淀下來，他們只能任人隨意雇用。此外，自動化也使技術熟練工人的需要量降到最低點。因此，該公司首腦的這一威脅是應當認真對待的。 因此，聯合起來的汽車工人試圖遵照規章行事和采取磨洋工的辦法來使生產癱瘓下來。但是，菲特斯斷然開除了工會的所有干部。被發動起來的工人們重新舉行罷工，這一次工人們充滿胜利的信心，因為歸根到底這种開除工人的做法是違法的。按照現行法律，菲特斯也不可以利用外界勞動力來破坏這种罷工。于是菲特斯蠻干起來，甘于進行冒險：他派公司辦公人員、工程師、全体中層和低層管理人員，主要是派近5000名臨時工到裝配車間干活。同時他盡可能靠國外子公司抵補生產。這一切收到了效果。罷工陣地在產品庫存的壓力下一個月一個月地堅持著，与此同時公司的生產和銷售甚至提高了。當罷工者最終投降時，菲特斯強迫人們接受了几十年來還從未有過的勞動條件。從此以后，該公司在必要時讓每人每天勞動12小時，周末也不例外，而且不付給附加報酬。同時，菲特斯以胜利者的姿態承認，在罷工期間他實行的改造顯示了生產力的异常巨大的后備潛力。本來還可以再進一步節省2000個工作崗位。 美國模式：臨時工的回潮 菲特斯同他的工人開戰這件事轟動一時，但事情并非就此結束。履帶拖拉机制造公司野蠻地強加于人的東西，在美國的大多數其他大企業里也照此辦理，當然方法更巧妙。自從日本以及歐洲的競爭者涌入美國高价消費品市場，例如汽車和電子消遣品市場以來，美國經濟也今非昔比。為了提高生產率和降低成本，各公司只剩下一條戰略還可以采取，這就是推行合理化進程和降低工資。“經營規模小型化”、“生產外移化”和“生產改組化”，這就是立即可用來同美國工人相抗衡的手段。其結果看來是必然要作出犧牲。自從大入侵后過了十年，美國現在有了“世界上最具生產效率的經濟”。美國經濟雜志《商業周刊》在1995年秋天曾下此斷語。美國政府對此也欣喜若狂。1996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白宮前舉行的爭取連任總統的選民集會上揮著拳頭說，今日美國經濟運行之“良好，是30年來從未見過的”。他強調指出，當時新工作崗位的提供遠多于失業數，單是在他在職期間，据說就新增加將近1000万個就業机會，平均每月增加21万個。失業率為5．3％，比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其他成員國都低。 确實，美國又處于領先地位。但是，美國公民要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因為世界上生產率最高和最富有的國家變成了世界經濟中最大的低工資國家。美國的“環境优勢”——這是德國人的習慣說法——今天不再歸結為巨大的國內市場和卓越的科學家，而只在于廉价的勞動力。半數以上的居民在強制的競爭中陷入一場新的美國式的惡夢：處境不斷下降，望不到盡頭。在1995年，在全体男性職工中，有五分之四的人一個工作小時的實際收入比1973年減少七個百分點。這表明，20年來，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實際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當年，黃金時期60年代的總統約翰·肯尼迪曾用一個簡單的公式描述預期的不斷增長的大眾福利：“水漲船自高。”但是，到了里根時代，自由化和非調控化浪潮造成了一种經濟形式，使得對國民經濟的上述比喻不再适用。固然，在1973年至1974年之間，美國人均社會總產值實際增長了整整三分之一，但与此同時，所有就業者（管理人員除外），也就是勞動人口中將近四分之三的人的平均工資總額下降了19個百分點，也就是下降到每周258美元或相當于380馬克。而且，這還僅僅是統計上的平均值。對于收入金字塔中占三分之一的底層來說，工資的縮減更具戲劇性：在居民中數以百万計的人口所得工資額甚至比20年前減少了25個百分點。 盡管如此，美國社會同以前相比整個說來并未變得更窮些。美國公民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擁有這么多的財富和收入，只不過全部增長按統計只使得占金字塔上層的五分之一的人或大約200万個家庭受益。甚至在這一階層的內部，收入的分配又進一步兩极分化。這些家庭中的最富有的部分自1980年以來收入提高了一倍，而“最上層的一万戶”，即百万富翁中的一半，今天擁有美國全部私有財產中的三分之一。顯然，美國經濟的這种徹底的變化，對大公司的高層經理人也是有利的：他們的一向很高的收入自1979年以來平均又淨增了66Oh。在1980年，他們的收入大約就相當于他們的普通員工的40倍。今天，這一比例已達到1：120，其中包括例如消費品巨子海因茨公司的首腦安東尼，奧雷里的高額收入，此人每年收入規皿万美元，或每小時平均掙得近4万美元。 大部分上層人物過去和現在所以受到犒賞，是因為他們利用种种手段使勞動開支降了下來。生產服裝、鞋子、玩具和電气設備的低技術工業部門所采取的辦法是再簡單不過了。這些部門的大部分生產已從“天賦之國”中消失。制造商變成了進口商，他們或者從亞洲購進貨物，或者自己在國外設厂生產。世界市場的龍頭企業如運動鞋生產厂家耐克公司或儿童玩具巨頭馬爾特耳公司如今已不再自行經營生產。它們只是同生產厂家訂立生產合同，而且這种厂家不斷變換，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亞、波蘭、墨西哥的厂家，甚至還有美國的厂家，就是說，誰的成本最便宜，就向誰訂貨。僅僅在墨西哥，美國各公司就招雇了近100万工人，而支付的只是饑餓工資，每天還不到五美元。那里根本不存在社會福利，如醫療保險和養老金等等根本不為人所知。首先，對所謂“藍領”工人，即那些沒有技術的人和大宗生產厂家的流水線上的工人來說，情況是如此。据政治上中立的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位經濟學家約瑟夫·怀特回憶，在80年代，“沒有一個工會干部在談判桌上不會听到這樣的說法：如果你們的會員提出過高的要求，那么他所干的活就會轉移到墨西哥”。 盡管如此，美國的各家公司已不想再同工會打什么交道。總經理們已把他們的戰略推行到所有的部門，通過這种戰略，他們可以防止自己的職工提出任何利益要求。正是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本人發出了起跑信號，1980年他斷然宣布，所有工會會員都要置于國家嚴格的安全監控之下。隨后，政府和國會多次放寬勞動法，使得公司首腦和經理們可以以激進方式處理勞工事宜，而這是戰后期間還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位經濟學家萊斯特·瑟洛夫寫道：人們完全可以說，美國的“資本家向他們的工人們宣布了一場階級戰爭，并且他們戰胜了他們的工人’。 使管理和生產的某些局部領域再分离出去，是公司領導層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諸如在工資會計部門、計算机和建筑机械維修部門以及稅款結算部門中工作的無數職工，紛紛收到解除雇工合同的通知。他們被告知，他們的工作將由一個下屬机构接管。稍晚些時候，這類部門的工作人員又有許多人發現，他們只有接受無比低的薪金，不領取醫療保險金和養老保險金和几乎普遍允諾不在工作單位組織工會的條件下才會受雇。 另一個受歡迎的辦法是把受雇人員變為獨立工作者。上百万昔日的雇員現在以計算机專家、市場調研家或導購人員的身份完成著他們從前的工作。不過他們領取報酬是一事一結，或者按合同辦事，并且是有需要才受雇，市場風險則自行承擔。像這种表面獨立的人員一樣，臨時工和租賃工的數字也急劇擴大了。隨机生產是一种訂貨生產，它無須建立頗費錢的貯備倉庫；在開展這种生產的同時，老板們還發明了一种隨机工人，他們隨叫隨到，從而這种人簡稱為臨時工。美國公民中有500万以上的人就是這樣非自愿地在這种毫無保障的勞動狀態下養活自己，有些人同時為兩個或三個公司干活。可見，經理們有時是在本公司內部，有時是在公司外部擁有一批不費分文的机動力量以供支配，他們視市場景況隨時利用這一力量。所以，美國今天最大的私人雇主已經不再是通用汽車公司、電話電報公司或IBM公司。臨時工公司——勞力公司無可爭辯地在雇工統計中占居首位。 這一轉變几乎已席卷了整個勞工界。在1979年至1995年間，有4300万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崗位。其中多數人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他們當中三分之二的人不得不滿足于低得多的報酬和更糟糕的工作條件。從前的大企業有所收縮，勞動划分為許多空間上和法律上完全分立的單位。隨著勞動組織的細分化，工會的組織基礎也瓦解了，例如履帶拖拉机制造公司就是如此。在1980年，全体員工中有20％是某一工會的會員，而今天這一數字為10％，就是說減少了一半。單是全美汽車、飛机和農業机械工人聯合會就減少了50多万會員。 可見，在沒有遇到任何反抗力量和不受國家監督的情況下，美國經濟逐步貫徹了一條原則：“贏家通通吃殺”。這一原則現在已通行于整個美國社會。這是菲利普·庫克和羅伯特·弗朗克這兩位經濟學家所概括出來的公式，目前大多數公司都照此行事。這樣，一項長期适用的、不言自明的社會契約在事先沒有發出警告的情況下就宣布廢除。從前，IBM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或其他某個公司倘若業績良好，它們所雇用的員工便同樣受益。這种現象如今不复存在了。据布魯金斯學會的威廉·迪肯斯估算，在80年代初，美國大多數大公司還把它們盈利的大約70％拿出來分配給員工。這些公司付給公司員工的數額，高于勞動市場上各類可比較的工种平均可得到的數額。同時，公司中盈利較好的部門通常會資助盈利較差的部門。整個公司可能是盈利的，但并不是每一部分都必然會達到盈利最大化。然而，放松調控的金融經濟把這种社會优點變成了經營管理上的一個弱點。華爾街投資銀行的聰明的金融据客們首先發現了這种“無效能”現象，并為80年代的投机者打開了天上樂園的大門。他們心怀叵測地靠信貸收購股份公司，然后化整為零地重新向市場拋售以謀取利益，同時卻免除了一切可能避免的和費用過高的勞動力支出。這种削減雇工戰略隨電影《華爾街》的上演而風靡一時。在這部影片中，毫無人性的金融界据客戈登·格科靠犧牲全体員工把一家航空公司搞垮了。該片為好萊塢增了光，片中描繪的戰略在全世界獲得极大成功。 為了從這种居心不良的招法中逃生，大多數公司首腦立即行動起來著手改革，沒有人可以幸免此難。例如，IBM公司甚至把從前公司自設車隊的司机們改變為獨立業主，并把公司經理的女秘書們的工作內容一分為二。各分部的工作人員一再獲得新的出价，例如IBM公司在法國的分公司的14000名職工在1994年圣誕節前夕也面對了這种出价，他們面臨這樣的抉擇：或者削減工資，或者2000名職工被解職。結果他們自愿放棄原薪金的十分之一。在1991年至1995年間，IBM公司把工資開支削減了三分之一，并解除了122000人的工作。同時，管理處對這种削減措施的執行者即五名理事也給予了補償，給他們每人發放了与他們的薪金不挂勾的特殊津貼560万美元，以獎勵他們的行動。不管是就IBM公司還是其他什么公司而言，所傳達出的信息是一致的：只有“股東的利益”才是衡量企業成敗的尺度。拿IBM公司來說，無論股票的行市還是紅利，自1995年以來都打破了以往的紀錄。這一情況說明，為什么那些能獲得正常利潤的企業的職工也隨時要准備好被解雇。 擔心更加不平等 從前，有一項原則使得美國的資本主義充滿活力，并幫助它在全世界進行胜利的進軍。這就是亨利·福特的那項諾言。可是如今，有越來越多的公司把這一原則置諸腦后。1914年，這位美國老牌資本家把他的工人的日工資徑直倍加為5美元，當時《華爾街日報》把他的這一率先行為抨擊為“經濟犯罪行為”。然而，福特不過是發現了后來的國際經濟成長中的一條邏輯。他要想使他的汽車成為人人都能消費的產品，就應當讓未來可能的顧客掙得足夠的收入，這樣才能買得起新產品。因此，他讓他的工人三個月掙到的錢，就可以買一輛該公司生產的T型汽車。今天，各汽車制造公司中的眾多工人再也做不到這一點了，特別是那些在墨西哥、東南亞國家和美國南部各州工作的人更做不到這一點。國家貿易壁壘的拆除和工會組織的瓦解，正如身為克林頓政府勞動部長的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里希所說的，“排除了一切障礙”。因為各公司到世界各地去銷售，“它們可以活得很好，而不必再依賴美國工人階級的購買力”，而美國工人階級則越來越變成一個“被嚇破了膽的階級”。 因此，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瑟洛夫把美國當局的官方失業統計稱作充其量是誤導性的東西，几乎不再看作某种宣傳鼓動。1995年，除官方承認的700万求職者外，還應當加上600万實際上需要工作、但是已放棄謀職的人。至于官方提供的數字，則只是根据民意調查而得出的。此外，還有450万在業者不過是非自愿的臨時工。只要把這三類人加在一起，就可看出，在有勞動能力的居民中，有14％的人喪失了正常的工作。如果再把一年只從事一段時間勞動的人計算進來，那么就業不足者大軍的比重就上升為28％。這樣，總的情況是：1010万人是應招工作的臨時員工，830万人為獨立工作者，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才，只在少數情況下才能滿負荷。收入分配情況与此相一致。据聯合國勞動組織國際勞工局通報，在就業者總人數中有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收入低于官方規定的貧困線。“勞動貧民”這一用語目前在美國的社會學中已成為一個固定的范疇。同時，美國的受雇工人今天必須從事勞動的時間，平均長于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大多數其他國家的同行們。而且美國工人在保險方面受到的保護最少，并且不得不极頻繁地變換工作場所和居住地點。 曾被歐洲許多經濟學家稱贊不已的“美國就業奇跡”，就這樣令人惊异地變成一句糟糕的罵人話。華爾街一家可愛的報紙《紐約時報》這樣寫道：“如果一個能得到小時工資15美元的制造業工人被解雇，而接著找到的工作只掙得這個數目的一半，那么說什么失業率很低又有什么意思呢？”美國新聞雜志《新聞周刊》用“殺人的資本主義”這一用語來形容美國未來的新的競爭力。不過，對美國來說，財富的极端不平衡的分配從歷史上說并不是什么新東西。說到底，合眾國的立國之本也正是追求經濟自由。美國人總是讓他們的成功的企業家得到全部財富，但是最終總還是有點什么東西留下來分給占大多數的其他人。在1970年以前，在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這樣的較長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居民中的絕大多數總是要忍受种种損失，而少數人的財產和收入則成倍地增長。 這种江河日下的局面給整個社會生活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并日益威脅著政治上的穩定。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包括富裕的白人精英在內，因此都認為目前所選擇的這條道路是錯誤的。例如，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愛德華·盧特沃克，這位華盛頓的保守的思想家，從前是冷戰的鼓吹者，現在卻變成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最尖銳的批評者。此人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路線所產生的“插上翅膀的資本主義”，純系一場“令人不快的惡作劇：馬克思主義者在一百年前所斷言的并且當時絕對錯誤的東西，今天竟成為現實。資本家越來越富，工人階級卻越來越窮”。全球化的競爭“把人們投入絞肉机”，并破坏著社會的內聚力。 現在，不僅科學上的無教派者，如瑟洛夫、里希和盧特沃克這樣的人在轉變思想。顯然，經濟和政治的實踐家們也對經濟學的正統觀點產生怀疑，并且提出這樣的問題：政治退离經濟是否過遠？美國共和党參議員康尼。麥克，美國參議院經濟委員會的這位主席，甚至提出要制訂一些相關的法律。1996年春，麥克便承認，“勤奮工作的美國人有權利對一切表示怀疑”，“他們感覺到，有些東西已經讓人信不過了”。甚至美國中央銀行聯邦儲備委員會首腦艾倫·格林斯潘也一再嚴厲譴責國家的再分配政策，在國會的一次听證會上他警告說，日益擴大的不平等將成為“我們社會的嚴重威脅”。摩根·斯坦利基金會和美國居第四位的紐約投資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曾來了一個轟動一時的逆轉彎。將近十年來，羅奇由于出版了几本書和一些科學研究著作而獲得了管理戰略家的美名。在廣播和電視談話節目中，在大學講台上，在國會會議上，在管理問題漫談會上，此人曾一貫建議堅決把生產移往國外，大力精減企業机构。1996年5月16日是個星期四，這一天該銀行的所有公司客戶收到一份函件，在這份函件中羅奇公開收回以往的意見，而通常只有天主教會的革新家們才會這樣做。他寫道：“几年來，我一直贊美提高生產率的好處。”“但是，我不得不承認，我如今的想法完全變了，我不知道我曾經贊美的東西是否真的會把我們引上上帝允諾的幸福之地。”他認為，美國經濟的改革就像未開化農民實行“火种”的原則一樣，這樣的原則為了眼前的利益會毀掉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地。這就是羅奇向他的惊呆了的讀者所說明的想法。實行机构精簡和簡化管理的戰略，据他說就是這樣一种陷阱。如果國內各公司的首腦不能立即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來重建勞動力而不是減少對他們的技能培養，那美國就將缺乏資源來在世界市場上同對手保持同等地位。羅奇說：“不能一味去壓榨勞動力。無休止的裁減勞動和削減工資，這歸根到底是一种毀坏我國工業的餿主意。” 至于怎樣從拆除轉上建設，自然，直到目前為止，羅奇、麥克或里希這樣一些提醒者除了向高層經理們提出告誡以外，也并沒有做出什么更多的東西。他們只是告誡后者，要注意各种行為的長期的和社會的后果。可是，妖怪已從瓶中被放出來了。《金融時報》對羅奇的見解作出這樣的評論：“可悲的事實是，實行精簡的做法在股東們和經理們看來恰恰是值得的。華爾街宁愿節省每一個銅板，而不是去多收一個銅板。”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者們在摩根·斯坦利基金會的那位經濟學家發出轟動一時的通告信的當天，就再明确不過地證實了這一點。康阿格萊食品公司的首腦承認，他在當年將解雇6500名工人和關閉29個工厂。單是這一消息，就使得該公司的股票行市暴漲，以致該公司的股票价值按交易所牌价在24小時內竟上漲了五億美元。這樣，金融市場和被財權股牽著鼻子走的高層經理們之間的迅速反饋，就決定了要繼續展開為提高效益和勞動廉价化而進行的殘酷的角逐。即使高利追逐者們的強迫命令在目力所及的短時間內可以又被阻止，而不管是通過法律還是由于本國的投資者們思想有所轉變才做到這一點，美國勞動居民的工資損失和購買力損失仍是無可挽回的。因為當美國的精英們清醒過來并去認真思索應選擇的道路時，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的其他一些工業國家中的跨國公司早已跑完在美國才剛剛開始的賽程。顯然，歐洲和亞洲各先進國家不可避免要陷入美國資本主義道路的同一旋渦之中，而就業和工資的下降螺線會繼續發展下去。只不過，由于世界市場上的直接競爭，這一過程將以迂回方式反复展開。另一种机制將更迅速地席卷一切，這就是跨國网絡化。 “在赫斯特公司中，還有什么是德國的？” 汽車工業中的變化以實例顯示了全球一体化的令人喘不過气來的速度。工厂人員的削減，80年代的生產的收縮，這一切還只不過是開端。汽車工業把迄今為止不斷擴大的各道工序遷移到配件供應者所在地那里去，在這些地方可以就地安裝完整的現成組件，如車軸系統、空調設備或儀表盤等。目前，在美國最新的汽車制造厂中，几乎只有三分之一的制造工序是在本厂完成，其余生產部分是由供貨者承擔，而后者在它們的用戶出价的壓力下也不斷推進合理化。在最新的強大生產力的推動下，如今勞動越出一切界限發生相互交錯和不斷簡化的過程，一國是如此，一個企業也是如此。 德國的汽車只在豪華級范圍內還有地位。大眾汽車制造公司的新型車“POI。”，雖然是在沃爾夫斯堡組裝的，但是几乎有一半部件來自國外。供貨者的名單從捷克開始，經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直到墨西哥和美國。丰田公司在海外生產的部分，已大于在日本本土的生產，反過來，如果美國汽車工業被迫放棄日本厂家的供貨，它就會垮台。但是，“德國制造”的厂標改為“梅塞德斯制造”或“福特制造”的厂標，這也造成了混亂。在激烈的競爭中，汽車設計師們早已發現，如果超出公司范圍來聯合生產一些部件，那會節省許多錢。今天，在德國各牌號的汽車上，裝配的已不是上百种不同的汽車發電机，而只是十來种微型發電机。生產交錯化和簡化甚至不僅僅限于動力部分或甚至整部汽車。“沃爾沃”牌汽車使用的“奧迪”型柴油發動机是匈牙利制造的。梅塞德斯公司購買六缸發動机用于大眾汽車公司的新型微型車“Viano”上，甚至顯赫的羅爾斯一羅伊斯公司也把寶馬的發動机裝配在它自己的傳統的貴賓車上。 同時，各大公司不可阻擋地實行聯合、聯合經營和合并，使效益發揮到頂點。大眾汽車公司除奧迪公司外，還吃掉了西班牙的賽特公司和東歐的市場名牌厂家斯科達公司。寶馬公司收購了英國最大的汽車制造公司羅韋爾公司，福特公司則接管了日本第四大汽車制造厂商馬自達公司的經營權。福特公司聯合大眾公司在里斯本南部地區建立了一個大型轎車制造厂，只不過是以兩個不同的牌號名稱經營的。福特公司把所生產的汽車稱之為“Galaxy”，大眾汽車公司則以“Sharan”的牌號出售這种汽車。菲亞特公司和標致公司也有類似的做法。克萊斯勒公司也讓三菱公司在泰國為自己生產小轎車，運到美國裝上美國牌子，而在荷蘭，三菱公司同沃爾沃公司聯合進行生產。 可見，汽車工業已織成一個綜合性的覆蓋全球的网絡，其產品因頗具靈活性和机動性而受到贊譽。現在生產者本身只是一個成本要素，無權的棋子，可以隨時被擠到一邊去。單是在德國汽車制造部門中，從1991年到1995年，就失去了30万個工作崗位，而同一時期汽車的年生產量几乎保持不變。這一趨勢目前還沒有結束的跡象。福特公司的歐洲分公司經理阿伯特·卡斯佩斯表示，‘到2000年為止，我們計划每年將效益提高六至七個百分點”。“現在，我們要用25小時才能生產一輛警衛車。到2000年，這個時間將降到17個半小時。”大眾汽車公司的口號則是：“汽車更多，用工更少”。在四年內，生產率應提高30個百分點，該公司財務經理布魯諾·阿德耳特曾如是說。在這种情況下，大眾汽車公司將逐年裁減七千到八千名工人。該公司董事會卻向它的股票持有者保證，在同一時期內，銷售利潤將增長四倍。 由于生產的跨國交錯化，失業更帶有威脅性。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各國社會經濟政策的從前的對抗戰略目前已經松動。在90年代之前，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分別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日本創造了終身雇用制。适應過程中的犧牲救平均加以分攤。集体的社會保證不僅在社會价值層次上，而且在企業的實踐活動中，都被看得重于謀取更多的利潤。在法國，專家治國論者推行一种民族的工業政策，而且往往獲得令人矚目的成果，這一政策确立了法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同時卻沒有使一般的生活標准降低。德國曾以其高度發展的教育体系和特有的勞資合作關系而光輝照人。技術、人力和社會氛圍的高超水平，補償了要求并不那么高的一些部門的損失。 現在，這一切似乎不再有多大价值。突然，日本的一些公司經理們也醉心于簡化管理和貨品外購，他們就好像是他們美國同行的异姓兄弟一樣。在難以解雇人員的地方，他們就把他們的員工降低為收入較差的檔次，降低工資或者調遣員工到小的分支机构中工作，或委派以代理崗位，以迫使自行辭職。甚至公然解雇的做法，用日本武士的隱喻語言來說也就是“砍頭”行為，也不再被社會宣布為禁忌。首先遭此命運的還只是臨時工，未婚婦女和年輕的輔助工。間或也輪到資深的中層管理人員，有時整個工厂和管理中心都停止活動。一家電子公司的經理牛尾次郎指出，“從前，我們有苦同當，并且信賴政府。”“往后，支配一切的將是市場規則了。”這种結果政府還試圖加以掩飾。据公開報道，失業者占就業人數的4．5％，不會再多，但這只是統計上的騙人數字。誰尋找工作超過六個月，就不再列入名冊。只須按美國的方法進行統計（這种方法也并非完全符合實際情況），失業率將達8．9％，這是大藏省1994年的一份內部研究材料所得出的結果。据一位批評者估算，現在在日本已達就業年齡的人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在尋找工作。從前充當社會團結保護者的政府，如今自己就向前推進上述這种過程。非調控化和貿易自由化，已使得整個整個的部門變得軟弱無力。從前的貿易盈余已縮小為一個很小的部分。對此，富士公司的經理石很正忠作了看來十分淺顯的說明：日本的体制“脫离國際的平均狀況是太遠了”，所以現在應當有所改變。 這個論据也為我們星球的另一端的人們所接受。法國各大公司五年來也不斷裁減人員。令人焦憂的不僅僅是高達12個多百分點的异常的失業率。此外，就業者中有大約45％的人不得不滿足于不穩定的工作狀況，嚴如一名臨時工，在解雇方面沒有任何保障。 1994年，有70％的招雇是臨時性的。同時，工會會員減少，影響降低，特別是前景不妙。跨國市場毀坏了工會的力量基礎。歐洲聯盟各國几乎家家如此，只有英國是例外，因為在那里，還在撒切爾時代，政府和企業家們就共同把工資和勞動條件壓低到今日葡萄牙的水平。 在富裕的德國，体制轉變帶來了极明顯的后果。德國收益最好的工業部門即化學工業部門的一些董事會就展示了這一點，并且給人以深刻印象。就1995年這個營業年來說，三家最大公司即赫斯特公司、拜爾公司和巴斯弗公司宣布獲得三家公司歷史上最高盈利。同時，它們預告要在國內進一步裁減人員，雖然上一年它們已削減了15万個工作崗位。拜爾公司總經理曼弗雷德·施奈德透露說：“我們知道，人們會感到這是矛盾的。”但是，公司的高額利潤不應當讓人看不到這樣的真相：“拜爾公司在德國是處于壓力之下的”。 施奈德用這短短兩句話就清楚說明了公司的前景。因為，拜爾公司和它的競爭對手一樣，由于傳統的原因并且由于公司中心所在地的關系，仍是一家德國企業。而后來者1．G．法本染料工業公司平均有80％的銷售額是實現在國外，并且只有三分之一的員工在德國本土工作。法蘭克福的那家大化學公司的高層經理尤爾根·德爾曼問道：“在赫斯特公司中，還有什么是德國的？”“我們最大的零售市場是美國，我們的科威特的股票持有者所占份額比我公司全德股票持有者加在一起所占份額還要多，我們要研究的是國際性課題。”不能正常運轉的，只是德國的證券公司，因為人們再也掙不到錢了。這可能是夸大其詞，但比較而言也許适用于該公司的美國分部或亞洲分部。同時德爾曼又保證說，他的公司在德國自然負有一种“社會使命，因為我們也把自己當作德國的國家公民”。只不過從前人們總是“有些夸大愛國主義的意義”。一個全球性公司的高層經理如今恰好沒有可能再去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這不僅僅是德爾曼個人的問題。德國憲法第十四條規定，“財產得承擔義務”，并“為公共福利服務”，然而，這一條款看來是他的大多數同行都再也無法執行的。從前，只是在美國經理們才以利潤為中心來划分他們的各個机构，這些机构或者獲得最大盈利，或者被清理了事。如今，赫斯特公司也逐漸淘汰老的化學工厂，拜爾公司的愛克發集團則陷入改組陷阱，后者雖然獲得利潤，但只占銷售額的3％。于是，德國股份公司的陳！日的构想被打破，并且一种新的、但又完全是老面孔的企業文化開始行時：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在德國許多大公司中成了把握時刻的咒語，歸根到底這無非意味著要像歷史上人們所熟知的那樣，去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以造福股票持有者。1996年5月，藥業巨子希巴一蓋奇公司和桑多茲公司決定實行合并，它們當時抱定的是同樣的目的，這一行動因威脅要大批裁減人員而激怒許多瑞士人。甚至維也納大主教克里斯托夫·舍特爾恩，這位長期在弗里堡大學任教的人土，也卷進了爭論。他說：“世界上兩家最大的化學公司，雖然它們經營得是最好的，卻要實行合并，并且為此要‘解放’15000個工作崗位。這決不是全能的上帝‘自由市場’所強加于人的事情，而只不過是少數人追逐紅利的貪欲所使然。” 股東們的評价：德意志股份公司休矣 為了适應美國的原則，結果不僅僅造成資本家的不幸的為所欲為。對各公司及其高層管理人員的壓力來自跨國的金融市場，來自全球一体化的這個力量中心。無邊界的股票交易使國際間的約束同生產聯系相比遭到更加徹底的破坏。戴姆勒一奔馳公司的股票有三分之一掌握在外國人的手中。德意志銀行的股份總額的43％是由外國投資者操縱。拜爾、赫斯特、曼內斯曼等公司的財產多半為外國人所擁有。這些投資者的大多數既不是無權的小股東，也不是作為緊密交錯的參与者同德國工業融為一体的銀行和公司。實際上用來在德國進行收購的主要是來自美國和英國的投資基金、保險基金和養老基金。這种經營的目的，是想從國外投資中獲得同當時購買國內有价證券所得利益至少相等的收益，并且可以向有關的公司毫不讓步地提出自己的各种要求。拜爾公司的財務經理赫爾穆特·勒艾爾承認：“外國股東對德國企業的壓力日益增大。”近來，人們對加利福尼亞公務員養老金的管理人員頗為敬畏，因為他們手中支配著近一千億美元的資產。加利福尼亞退休金系統的經理們已經在通用汽車公司和美國快遞公司這樣一些极其強大的公司實現了對盈利和股票行市上漲的預期，最后又把海外投資提高了20個百分點，因為“這期間國際市場上的效益比國內市場要大些”。約瑟·阿羅所提出的該系統的戰略，就是這樣論證擴張的理由的。在資本的這种國際性流動的監管人的眼中，下述這樣一些企業均屬無效能者，在這些企業中，公司的某些分部為投資所提供的盈利少于十個百分點。除美國以外，這种現象遍及其他地方。特別是在日本、法國和德國，阿羅和他的同仁們現在已對各大股份公司的無可奈何的經理們采取一系列的行動，以促使“這些外國企業認清股東們的利益”。某基金會的一位謀士曾如是說。 一方面作為對這种挑戰的回答，另方面也是為了對此搶先采取行動，在德國也有越來越多的“強硬人物”坐上公司首席交椅。五金工業工會的北德主席弗朗克·秦希穆勒就看到這种前景。在裁員方面冷酷無情，對工會采取強硬手段，這使得一些人平步青云。于爾根·施雷姆普就是一個例子，此人于1995年5月登上戴姆勒一奔馳公司的經理寶座。甚至在對上一年將近60億馬克的虧損負有共同責任的情況下，此人勒令福克飛机制遣厂和通用電气公司的一部分工厂停工，并宣布在未來三年內將把56000工人拋向街頭。這一刀切下來，使戴姆勒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漲了近20個百分點，并使該公司股票持有者的腰包漲出將近100億馬克，盡管他們不得不放棄一年的紅利收入。此人在工人的眼中是一個令人失望的人，但是卻被《華爾街日報》和《商業周刊》贊譽為改革家，說他靠受雇者打開了德國的空頭支票行情，并最終把公司的結构改造得符合股東的利益。接著，施雷姆普讓董事會中的股東代表把附權股分配給自己（其年薪為270万馬克）和另外170位公司領導，這使得他自己和他的共同獲益者從股价上漲中每人得到30万馬克的追加收入。 戴姆勒公司的這位頭目在利用交易所行情聚斂財富方面所做的一切，也為他的其他單位的同行們所效法著。一年來，單是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如IBM公司宣布廢除原有工資標准，西門子公司和德意志銀行內部實行分立等等，就已經引起了轟動，并且自1996年春起，整個德國社會合作体系分崩离析。几乎一夜之間，工會干部們便發現，他們与其說是為了把工會會員們的工資提高几個百分點而去進行斗爭，倒不如說現在是為了工會本身的生存而作戰。企業一個接一個地設法撕毀現行的工資合同，或者擺脫雇主聯盟。中等企業同它們的企業委員會暗中達成協議，共同去教會工會干部懂得害怕。選舉的辦法几乎到處都成了簡便易行的壓制手段。例如，卡塞爾的制造取暖鍋爐的菲斯曼工厂雇有員1650人，生產率很高，年銷售額達17｛乙馬克，該厂管理層發出通知，最新的煤气熱力系統裝置將在捷克制造。該厂全体員工的96％毫不猶豫地贊同這樣的建議：宁愿每周無償地多干三小時的活，也不愿去冒一家德國工厂被關閉的風險。呂貝克的德雷格爾醫療設備厂的“現代化”几乎也同樣是在無聲無息中進行的。從包裝工到汽車司机，從數据處理人員到培訓人才的人員，該厂成百的員工突然發現自己已被分派在獨立的下屬部門工作，在這些地方，老的工資標准已經被取消。在這些新的單位里，工作時間更長了，但年收入卻減少六千至七千馬克。 可見，在德國，工資被壓低了，然而同一方法又使低工資國家的工資毫無提高。例如，大眾汽車公司在捷克的子公司斯科達公司的工人們發現，自從沃爾夫斯堡的汽車巨子介入以來，生產率提高了30％，可是工資几乎沒有提高。斯科達公司的企業委員會的發言人獲奈克·卡德勒克生气地說：“如果這樣搞下去，我們五十年后也達不到類似德國的情況。”可是，大眾公司的經理費迪南德·皮奇冷靜地拒絕了他的捷克員工們的工資要求。他警告說，斯科達的全体員工們不要自己毀了自己的地理优勢。不然的話，“我們不得不考慮一下，是不是例如把生產搬到墨西哥去進行，這更為有利？” 工會的干部們几乎總是試圖抵制厂方的強制性措施，但是他們又几乎總是輸掉這种爭執，因為“雇主們總是能成功地利用一部分員工去對付另一部分員工，用一處的設厂去對付另一處的工厂”。五金工業工會主席克勞斯·茨維克爾就曾這樣發出哀歎。有些工會干部如茨維克爾的副手瓦爾特·里斯特以為，靠法律規定的在監事會中的共決并且按照統一組織的原則，迫使美國工會屈服的那种“不幸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工會會員的數字說明情況并非如此。解雇人員，生產机构分流，以及取得工會會員資格雖然要繳納會費，但在危机場合會員受不到保護，甚至會影響個人前途，這一切使得德國工會聯合會自1991年以來損失了五分之一的會員。單是金屬工業工會就減少了755000名繳納會費者。雖然損失的會員中有一半以上要歸因于德國東部地區工業的衰落，但是在西部地區，也有將近100万的工會會員退回了他們的會員證。像菲斯曼公司那樣發生敲詐事件，其原因也在于這家公司中只有十分之一的員工參加了工會組織。 自1996年初，德國企業家聯合會又可以利用它們從前的社會伙伴的一個新的弱點，開始了一個接一個的進攻。在聯邦政府的鼓勵下，聯邦德國工業聯合會主席奧拉夫·亨克爾在1996年5月要求在所有部門中廢除基本勞工協定，以減少生病期間的工資額度。一個月后，金屬工業雇主協會主席維爾納·施圖姆菲第一個宣布應取消罷工權。該協會据稱將來在管理方面只就工資的百分率和年勞動時間進行談判。至于其他問題，如每周勞動時間，休假津貼或生病期間補助津貼等，統統由企業委員會負責處理。協會還想取消工會組織罷工以實現在本行業中提出的要求的權利，因為“罷工已不再合乎時宜”，而招致罷工的“企業只會損失市場份額”。至于施圖姆菲的進攻已違反了憲法所保障的一項基本權利，這是他顯然沒有意識到的。此外，亨克爾、施圖姆菲和他們的協會同仁們還拒不同意在建筑業部門中實行最低工資，盡管這一部門的雇主和工會曾一致要求實行這种辦法。考慮到德國實行的是自主工資制，有些相關的聯邦法律只有在雇主們同意的條件下才能生效。由于上述拒絕態度，企業代表們不得不眼看德國建筑工業陷入戰后最大的破產浪潮之中，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對抗外國供貨者的無視工資的傾銷政策。有將近六千家德國公司破產，30万個工作崗位被撤消，這就是德國建筑業中心協會提供的數字。 非調控化：荒謬的方法 促使工作崗位減少和工資下降的當然不僅僅是財務經理們以及公司董事會，還有第三個當事人參与此事，這就是各國政府。一如既往，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各國的大多數部長們和執政党派都相信，國家對經濟的影響應當受到足夠的限制，這樣，繁榮和新的就業机會就會自行到來。在這一主張的名義下，從東京到華盛頓，再到布魯塞爾，一切尚由國家控制和以國家為界的獨占壟斷公司或寡占壟斷公司逐漸消失。競爭就是一切，就業算不了什么。各國政府通過使郵政和電信事業，供電和供水事業，航空和鐵路事業私有化，通過使這些服務事業在國際間的交易自由化，通過放松對包括技術和勞動保護在內的一切事務的調控，進一步激化了危机，而它們本來是為了對付這种危机才被投票選舉出來的。 在美國和英國，這一矛盾現象早已一目了然。放松對美國航空運輸事業的調控的始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出于安全和加強監控的原因，在70年代，一家由國家組建的卡特爾把各條航線分配給各家公司，競爭在當時成了一种例外。那時，各航空公司有足夠的盈利，多半對它們的員工實行終身雇用制，當然，服務价格是相當高的。于是，誰時間充裕而貨幣不充裕，誰就去乘汽車或火車。里根政府把這一切倒了過來。服務价格急劇下跌，許多公司也垮台。無論航空公司還是飛机制造公司都成為极度不穩定的部門。大規模的減員，心怀叵測地加以接管并隨后加以分割，空港陷入混亂狀態，這一切就是接踵而來的后果。最終，只剩下六家舉足輕重的公司。它們雇用的人員少于20年前，賣出的飛机卻多于以往任何時期，這樣一來，飛机的成本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降低了。而且報酬优厚的工作崗位也永遠地消失了。 80年代這一方針在西歐的管理層中曾博得一些熱心的支持。不過，除在英國外，几乎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為此取得政治上的多數地位。倒是布魯塞爾的歐洲共同体委員會發展成了市場激進派的真正中心，其官員把歐洲絕大部分立法活動同依附于產業的咨詢公司和院外集團緊密協調起來。几乎未經公開討論，一切由國家控制的成分的私有化和非調控化便成為龐大的集團內市場規划的固定組成部分。歐洲共同体委員會前委員彼得·施米特胡貝爾不無道理地把這稱作“經濟史上最大的非調控化計划”。“歐洲1992年”首先在私有經濟中掀起一股巨大的集中浪潮，這一形勢以喪失至少500万工作崗位為代价。再向前一步，就是歐洲聯盟各國必須開放原來由國家保護的部門和壟斷成分；為此，計划要進一步裁減人員。 在新的歐洲，也如同從前在美國一樣，首當其沖的是航運部門。在起飛的1990年，歐洲聯盟開放了跨越國界的全部空中交通。价格下落，隨此所有的國家航空公司均遭敗績，只有事先已實行私有化的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公司是兩個例外。首先是一些小的航空公司，其中包括意大利國際航空公司、澳大利亞航空公司、伊比利亞航空公司、比利時航空公司和瑞士航空公司，几乎不再具有競爭能力。在同公司員工的持續爭執中，相繼發生改組，這大多是在國家財政注入上百万貨幣的助力下進行的，但前景仍不妙，并且已裁減了43000個工作崗位。從1997年4月開始，務航空公司可以開辟歐盟各國的國內航線，例如英國航空公司開辟了漢堡至慕尼黑的航線。正如所預料的，這一新的提高效益的行動在各公司引起了第二次巨大的解在浪潮。單是在德國的漢莎航空公司中，五年內就將節省15億馬克的工資支出。除將裁減未詳數目的員工外，漢莎航空公司的首腦于爾根·韋貝爾宣布凍結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和削減休假權利。這場爭奪歐洲空中市場份額的斗爭，結局只使得四五家大公司能夠保存下來。 各國推行的這种削減工作崗位的計划，再加上同時存在的不斷蔓延的失業現象，就造成了一种混亂的政治方針。同整個的計划比較起來，航空運輸事業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實驗。從1998年初開始，歐盟內部的整個貿易，包括電信服務在內，也實行開放，這對于投資者和資本雄厚的大公司來說，又是一個新的幸福天堂。從赫爾辛基到里斯本，以往的國有獨占壟斷企業都要為進行競爭做好准備，同對私營的國際聯合公司也已披挂整齊准備向龐大的市場進行沖擊，這個以億万美元為容量的市場以兩位數的增長率擴大著，并且為人們提供的年盈利率可望以40％的幅度向上增長，從而證明自身的存在价值。歸根到底這意味著什么呢？這里可以比較一下德國電信公司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情況作為例解來加以說明。美國的這家左右市場的公司，在1995年這個營業年，僅以77000名員工而獲利54．9億美元。德國公司的銷售額大致相同，為470億美元，經換算利潤僅為35億美元，但是卻雇用了21万名員工，几乎等于美國公司員工數的三倍。索尼公司的前經理和今天德國電信公司經理羅恩·佐默爾同工會達成協議，在1998年前，首批六万名電話工人在給以賠償和提前退休條件下下崗。為了保持電信公司的競爭能力，至2000年，還應減員十万人，這是戰后德國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大裁員。或許，這些工作崗位的一部分在德國電力和礦山聯合股份公司和萊茵一威斯特伐里亞電站這兩大電力公司實行競爭聯合（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和莢國電信公司也有合作關系）的條件下，又會重新形成，因為新的机构可以以自己原有的同供電線路一致的內部電話网為依托，并作為供電壟斷企業擁有相當數量的人員儲備，這些力量現在可以重新安排并能從中獲利。此外，立法者向它們保證，它們可以以优惠价格使用電信分線网，并且首先可以集中力量發展獲利的人口稠密地區的事業，因為后者可以使用較少的人力。 政府机關的后令人物當然不想再親自決定擴大失業人數。聯邦政府自1996年11月起在全世界各大交易所出售電信公司的大部分債券。稍后其余部分被一些大基金公司的追逐紅利者買走。類似這樣的事情又在整個歐洲重复上演，并且不可避免地使歐洲聯盟各國的失業率達到新的高度。正當歐洲各電信公司為對付未來的競爭者而進行准備之際，政界又使下一輪的自由化出台。 1996年春，美國國會決定開放直到那時為止在美國還受保護的地方電信市場。三家跨地區的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MCI公司和Sprint公司將同此前的七家地區性壟斷公司展開全方位競爭。每次總是兩家地區性公司一瞬間就聯合為一個更大的單位，同時員工被裁減。連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也宣布要進一步削減四万個工作崗位。甚至英國電信公司也要采取重大步驟，進一步削減人員以增加利潤。雖然在1984年實行私有化之初，該公司已削減113000人，就是說裁減了原來員工中几乎一半的人，但是到2000年，計划還要削減36000入。可見，英國人和美國人准備開展一楊全世界規模的總体競爭，政界已為此開辟了道路。從1995年秋開始，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日內瓦總部內，各國代表團便就電信領域的一項世界性貿易協定的細節進行磋商。這項協定一旦生效，——各大公司院外活動集團正在為此而奔走——，“全世界就將只剩下四家或五家巨霸公司”，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行業研究家埃利·諾阿姆教授曾作此預言。 實際上，華盛頓、布魯塞爾和歐洲大多數國家的首都的市場信徒們，并不是只放松一下電信事業方面的調控就算了事了。按照歐盟委員會的設想，從2001年開始，該輪到郵政事業的改革了，而這又牽涉到歐洲180万郵政員工。電力事業方面的壟斷現象也要取消。繼美國人之后，德國聯邦政府也想單獨采取行動，要這樣做的還有美國的一些州。 如果歐洲的政治家們對他們一再作出的保證能認真對待，确實把失業當作他們最關心的事情，那他們就會明白，他們的做法純屬發瘋。他們還知道他們是在干什么嗎？毫無疑問，他們自認為是有理由的。1996年初羅恩·佐默爾的經驗就證實了這一點。在這一年的元旦，這位電信事業統帥改變了付費結构，長途通話變便宜了，本地通話則加了价。為了讓德國電信公司做好准備參与競爭和股票上市流通，這一措施只能認為是合理的。在競爭中，那些多半是私人性質的近距离通話，卻要由跨地區的更頻繁的業務性通話客戶來彌補其費用，這顯然是行不通的，因為新的競爭對手首先想要通過降低長途通話費用來招攬大客戶。佐默爾必須讓公司為此做好准備。可是，新的价目表還沒有來得及實施，德國的馬路新聞報刊和政界就密切配合在民眾中掀起一場對惡劣的電信公司的憤怒指責，結果公司不得不向靠電話消磨時間的孤獨老奶奶們讓步，并為富有的業務用戶打折扣。聯邦議會各政党的制訂經濟政策的人們，昨天曾批准新的价目表，今天卻要求為親戚朋友之間的通話收取社會福利价格。這些人當中為首的，就是來自德國基督教社會聯盟的郵政部長沃爾岡·特奇。佐默爾只能抱怨一番，說什么這套民粹主義“簡直令人憤慨”。 在憤怒和虛偽之間的這种政治上的舞蹈，不只是荒謬的，它還證明，執政者中的大多數人對經濟政策上的世界性計划的結果看不大清楚，而他們卻要以此為基礎來立法。歐盟委員會有關事務的主管委員卡勒爾·万·米爾茨曾就競爭問題保證說：“對一些原本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實行自由化，這樣的決策決不是出于意識形態的考慮，而只是一种為适應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所采取的順乎自然的步驟的另一說法。”只不過，万·米爾茨所選擇的用語恰好透露了那种早已不是秘密的意識形態。每當政治家們在分配國有財產、稅額和經濟上的實惠時，也總是說要順乎自然，這時，這种意識形態不是昭然若揭了嗎？那些有關利益的代表者，如迪爾克·胡迪格，倒是直率得多。此人曾為英國實業公司在布魯塞爾大搞院外活動。他抱怨說：“歐洲的各种公共服務的令人自豪的价格，乃是國有企業降低效益的果實，它們与其說是為客戶服務，不如說是為它們自己的員工服務。如果歐洲要具備競爭能力，這种效益低下的包袱就不應當由社會的有生產效益的部門來長期負擔。” 這乍一听來似乎是有道理的。為電話、運輸、供電或業務性出差付出更高的費用，這在全球性競爭中是歐洲經濟的一個弱點。私人消費者同樣要向壟斷公司付出過高的价格，并且常常被令人難以置信的服務弄得不快。毫無疑問，大多數相關的部門，用技術上的最佳值來衡量，是效能低下的。但是在危机時期，它們提供了大量有保證的工作崗位。本來，上百万的居民已經到了破產的邊緣，或者說正在為自己的工作和子女們的前途擔心，所以這時再實行非調控化，就會引發政治動亂。但是，大多數政府仍堅持這种做法，因為它們身邊的專家們對新自由主義理論深信不疑，并作出這樣的保證：降低成本會促使高新技術服務部門創造出新的更好的工作。 但是，這樣的奇跡一直沒有出現。甚至一再發誓要創出奇跡的交通工具生產部門也沒有什么兩樣，而本來電信事業的私有化据說已為這類部門的有成就的發展拓寬了道路。人們預言將出現多媒体熱，這种多媒体將借助于廉价的网絡信息高速公路而大展宏圖。可是這种多媒体計划首先又只能是一种排擠員工的計划。顧客的旅行付費、現金存取和各种購買越是能方便地通過在線服務辦理，銀行、保險公司、旅游社和零售業所提供的工作崗位就變得越少。沒有理由認為，這种損失在開展電子數据處理服務的條件下哪怕會近似地得到補償，而通過這种服務系統的程序和電腦可以在導線上把未來世界組織起來。在未來的多媒体工業的少數勞動密集型部分中，如影像制品部門和娛樂部門中，可惜德國和歐洲在全球是處于軟弱無力的地位。這就是德意志銀行的一家下屬單位羅蘭德·貝格爾管理咨詢公司所得出的結論。因此，關于我們已經啟航駛向信息時代，希望政界最好不要再說那么多的錯話。 可見，非調控化戰略已把效益夢想強調過了頭，反過來推向自我毀滅。盡管如此，世界經濟的一些權威机构，不管是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世界銀行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已發出信息，要繼續推進全球的一体化。當然，這些机构的樂觀估計由于高度發達國家中种种問題日趨尖銳化而遇到麻煩。但是一些專家們卻异口同聲地開導人們說，無邊界的市場至少為第三世界開辟了一條擺脫貧窮和落后的道路。例如，基爾經濟研究所，德國新自由主義的這座科學堡壘的兩位研究人員埃里希·貢德拉赫和彼得·努南卡姆普曾這樣寫道：“全球一体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使它們在經濟上向工業國家靠攏。”《法蘭克福總匯報》，為資本爭取自由的這個報界急先鋒則論證說，只有“通過全球一体化，才能使全世界另外的60億居民分享已取得的种种成果，而直到80年代為止，還只有老牌工業國家的6億人才能享受到這种成果。”這是一個有力的論据，但是還能言中嗎？北方的福利的喪失，真的能造福于南方的貧困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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