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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及全球衰落的沖擊“農民是听命于統治的，而統治正是針對農民的，但現在一切都顛倒過來，叫人無法理解。” ——安東·契可夫《櫻桃園》劇中仆人費克斯 世界只有一個，最初只是一個地球的形象。 距离北京有3小時飛机路程，距离香港也要3小時，距离西藏拉薩要2小時，這就是成都。對于喜歡中國辣味飯菜的人來說，這個位于中國西南部四川省的偏遠中心城市頗有名气。外國游客只是在中途不得不停留的時候才接近這座城市。成都已經有340万居民，是世界上一個發展最快的城市巨人。 在新高層樓群建筑工地之間，很漂亮的毛澤東的宣傳畫告訴人們，現在進步到了何种程度。沒有舖上瀝青路面的街道上車水馬龍，塵土飛揚，街道兩旁的宣傳畫和超大電視屏幕裹上了一層灰塵，但是醒目的畫面卻吸引著行人，在這些畫面上出現的是：粉紅色的二層小樓、深綠色草坪、天藍色游泳池以及在大型高級小轎車前面的一對幸福中國夫婦。 而在地球的另一面，亞馬遜河的下游，玻利維亞与巴西邊界附近，大街上的廣告畫也作著同樣的預告。來自圣保羅的門德斯·朱尼奧爾公司在熱帶雨林中大面積推銷按照美國式樣精心建造的、破坏自然生態的獨家小樓。在陰雨連綿的里奧普魯斯散發著霉臭气味的小屋中，年輕的卡博克洛斯族人正在進行辯論。他們是印地安人与黑奴的混血后代。辯論的題目是加利福尼亞電視系列片《冰上救生員》中從事水上救護的帕梅拉·安德森的胸圍是多少，就好像她是身邊的一位姑娘。借助好萊塢錄像帶和電影膠片，木材商人收買了朗多尼亞州殘留的印地安血統居民，以便能夠在這個自然保護區中砍伐最后的桃花心木。 這种活動圖像的神秘力量甚至對于難諾瑪米的印地安人也產生很大影響，搖擺舞明星斯廷格（Sting）對于他們以及想像中的最后的香格里拉即不丹的年青人的無与倫比的才能也感到歡欣鼓舞。這個喜瑪拉雅山腳下信奉佛教的農業專制國家內，居民們被迫一年四季穿著長過膝蓋的罩衣，用中世紀的方法耕种土地。令人惊异的是有些當地人在統一的民族服裝上面又穿上一件皮夾克并且買賣來自印度的盜版美國電影拷貝。 就是在俄羅斯遠東地區，（丹佛集團）也早就為人們所熟悉。哈巴羅夫斯克飛机場的領導人對于那些認為必須向他解釋什么是《明鏡》雜志的旅客十分惱火，他每周都可以讀到它，當地日報經常摘要轉載。在阿根廷的喀帕卡瓦納海濱的一個周末，一位售貨員出于自己的信念而升起了德國國旗。這位黑皮膚的男子并不是日爾曼民族主義的信徒，使他十分惊异的是：“德國社會很公正，在那里平民百姓并不窮困。” 毫無疑問，人類今天必須与一种世界性生活方式相協調一致。他們是會這樣做的。500多個正在工作的人造地球衛星用現代無線電信號覆蓋了地球。在10億多的電視屏幕上以同樣的畫面引起人們對于黑龍江、揚子江、亞馬遜河、印度河和尼羅河的同樣渴望。衛星接收天線与太陽能收集器使得那些遠离電源的偏遠地方，如西非的尼日爾也能“把他們的農村生活清楚地介紹給同一星球范圍內的”千百万人。羅馬俱樂部總裁貝特蘭·施奈德如是說。 中國政府反對來自資本家世界的電傳信件，電子郵件和電視節目的保衛戰只是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而不是為了保衛一個不同的社會方案。凡是這個普遍商品世界的電視圖象遭到禁止的地方，如北朝鮮、伊斯蘭國家都有照片和准确細節的文字敘述在暗地流傳。就是在伊朗，美國的重金屬搖滾音樂在13至19歲的青少年和中間階層中已成為深受歡迎的流行音樂。 以前從來沒有這么多人，听到并且感受到這么多的關于世界其余地區的信息。有史以來，人類第一次在一個共同的生存夢幻中聯合起來。 有不到60億的地球居民能夠事實上通過全民決策來決定，他們想如何生活，絕大多數要求一种如同舊金山市郊居民那樣的中間等級生活。受過很好教育、見多識廣的少數人則希望再加上柏林牆倒塌以前聯邦德國的社會福利標准。奢侈地把一幢加勒比海濱別墅与瑞典的福利保障結合起來，這是越來越多的夢想者的美夢。 迪斯尼所向披靡 為什么恰好是加利福尼亞的生活樣板能夠在世界范圍內滲透？為什么迪斯尼打敗了一切對手？美國國內市場的巨大容量、二次大戰以后美國在地緣政治中的強權地位、它在冷戰宣傳戰中的強大實力，所有這些都扮演了一個中心的、但還不是唯一的關鍵性角色。也許可以反過來說，斯大林希望獲得壓倒一切的絕對實力地位，而米老鼠卻真正實現了這种絕對實力地位。 媒体巨率迪斯尼公司總裁和董事會主席米歇爾·艾斯納經常宣傳他的啟蒙模式：“美國的娛樂業把一种多樣化的個人机遇、個人選擇和個人表現介紹給大家，這些是所有地方的人們都十分渴望的。”這位好萊塢推銷商人慢條斯理地補充說：“美國的娛樂工業作為一种毫無限制的創作自由的成果而創造出一种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獨一無二的東西。” 眼下對他最堅決的批判者是新澤西拉特格斯大學世界惠特曼研究中心主任本杰明·R．巴伯。他在此期間找到了一個經典的公式即“用圣戰來反對米老鼠世界”并稱文斯納的多元化命題“純粹是欺騙”。這個神話在兩個關鍵性要點上含混不清，即選擇方式和所謂的獨立渴望。例如在許多美國城市中人們可以在許多不同標牌、型號的小汽車中進行選擇，但是他們不能為公共交通工具作出決定。如果同時還存在著預算為2500億美元的廣告工業，那么，在這种情況下，要求市場只給人們提供人們所需要的東西又有什么實際意義呢？難道音樂電視（MTV）最終不也只是在世界范圍內日夜不停地為音樂產業所作的一种宣傳廣告嗎？ 巴伯相信，“迪斯尼在全球文化殖民化”方面所取得的決定性胜利建筑在一种与文明同樣古老的現象基礎之上，即是在難与易、慢与快、复雜与簡單之間所進行的競爭。前者与一种令人吃惊的文化成就相聯系，后者与“我們的冷漠心理、疲憊懶散狀態”相适應。“迪斯尼、麥當勞和MTV則呼吁要把一切變得輕松、快捷和簡單。” 無論艾斯納或者巴伯對好萊塢的胜利凱旋是否作出正确評价，它的成就是無所不在的。加利福尼亞未來學思想家內森·加拉德斯描述當代人單調無聊的視野時寫道：“辛迪·克勞難如前蘇聯的列宁雕像一樣盯著你臉上的每個角落。麥當娜和邁克爾·杰克遜帶有顫音的歌喉正在宣告新的世界災難即將到來。” 在龐大的媒介帝國領域太陽是不會落下去的。好萊塢作為這支國際力量的中心提供著最重要的后物質主義原料。《醒世時報》希望与特德·特納廣播公司、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网聯合成為世界市場的領袖。迪斯尼与美國廣播公司電視台的合并是美國經濟史上第二次大規模公司收購。索尼公司占有了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松下公司1995年把娛樂業的巨人MCA公司拍賣給西格拉姆跨國飲料公司。在波斯灣和朝鮮半島之間，澳大利亞的魯泊特·默克多公司居于統治地位。這家總部設在香港公司，用專門用于發布電視信號的人造地球衛星向居住著世界二分之一人口的4個時區發射節目信號。跨越時間和空間，在6個頻道上，分別由中國的、印度的、馬來西亞的或阿拉伯的電視演播員交替地用漢語普通話和英語播音。默克多公司雄心勃勃地通過對有線浙道的參与，努力大規模地開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業務。迄今為止，有3000万大陸中國人可以合法地、不受任何干扰地接收它的節目。北京的當權者說了很多客套話，但是在這個行業的圈子內卻發布了一個澳大利亞人還是可以接受的禁令：“不要黃色節目。不要暴力、不要新聞。”媒介巨人們——列入這個行列的還有矮小而強壯的德國巨人貝塔斯曼公司，它的強硬對手利奧·柯克公司，自己編制節目的西爾維奧·伯勒斯科尼電訊公司——他們為了那個“喂奶問題”很好地武裝起來了。這一直是世界領導者們在會談中，如在舊金山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會議上感到十分頭疼的問題。媒介巨人的畫面控制著人們的夢想，而這些夢想決定著人們的行動。 人們在大力追求單調的“刺耳噪音” 音像制品市場越是跨越國境，它就越會受到更多的限制。美國電影工業為一部娛樂影片要花費5900万美元，這個數目是歐洲或者印度電影生產中心几乎無法相比的。在技術和裝備上質量持續改善的美國膠片不斷達到它的競爭者很少能夠實現的標准。于是好萊塢和美國流派的吸引力日益強大。 許諾將來每個家庭都可以接收到500個電視頻道的多樣化只不過是虛幻的空頭支票。少數几家領導市場的公司企業在許多發射場地使它們的商品不斷變換形式、反复播送，以适應各种不同目標集團的口味。此外，追逐更大的收視率進一步促進了集中化過程。重要比賽的轉播權只是由于巨大的廣告收入才能有錢買下，但是只有大型廣播電視台或國際廣告商才能獲得這种轉播權。只有那些處在整個轉播地區內的生產厂商，首先是跨國康采恩才會對廣告和插播廣告的電視節目感興趣。在德國僅僅几家大公司几乎買下了四分之一的電視廣告。洲際之間播送的90秒一次的電視廣告价格相當于一部歐洲娛樂影片的平均价格。 廣告公司利用它的顧客們共同的夢想家園的畫面。德國的群眾已經贏得了紐約和蠻荒的西部的喜愛。RTL電視台在1996年5月世界足球冠軍聯賽最后決賽期間，利用精美的廣告招貼畫從這個似乎充滿信任的遙遠世界拉到一半以上的廣告產現在“‘紅太陽”不要落在意大利的開普里島，而是同貝克啤酒一起落到金門大橋后面的海洋里。歐洲大陸輪船公司的輪胎不再在德國附近的賽車跑道上發出刺耳的尖叫聲，而是敏捷地行駛在美國曼哈頓摩天大樓之間狹長的街道上。 迅速作出反饋、努力适應這個世界的強者推動著這個發展越走越遠。如紐約人、錄像藝術家柯特·羅伊斯頓所預言的那樣，文化領域的最終產品就是一种無聊的、全球化的統一的美國音調：“刺耳的噪音。”這個預言几乎已經被證實，多年以來，從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到維也納、里斯本，一批大喊大叫的青年文化先鋒連細節上都努力模仿20年前舞台上的紐約人，光線強得令人睜不開眼，音響震耳欲聾，戴著耳蔓、拼命喊叫——真是無聊之极。在一個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的時代，這种刺激性十足的風格正在逐步傳播開來，它可以使人暫時忘掉許多挑戰性的實質性問題。 三位著名的男高音歌手若澤·卡雷拉、普拉西多·多明格和露西亞諾·帕瓦羅蒂1996年進行世界巡回演出時，在聲音所及的范圍內已接近于羅伊斯頓所批評的刺耳噪音。從慕尼黑到紐約，在火場券銷售一空的体育館內，無數觀眾几乎只能听到他們古典唱法的基本聲調。而本來千篇一律的樂曲在每個地方都有獨特的東西，買票入場的觀眾由此總是感到自己正在經歷一种獨一無二的演出。演員們努力与各地文化圈子的口味協調一致，使得四大洲的觀眾在加演節目時与演員達到水乳交融的境地。三位世界級歌手向日本人演唱岭人傷心的流暢。在維也納的男高音演出場地普拉特爾体育館，他們從沒有再唱過（藍色玻璃鋼，面對大約10万名新富起來的德國、捷克和匈牙利听眾，演唱的是流行搖滾歌曲：“維也納，維也納，你只有孤獨。” 盡管他們都有敏感的民族感情，但是可以說他們的令人陶醉的美聲三重唱就像在全世界是有無可比擬的消費誘惑力的可口可樂一樣。這家軟飲料巨人公司向中國、日本、向各种口味不同的地區提供它的褐色飲料，并根据不同的文化喜好，根据一個國家不同地區的特殊口味安排配方。在1996年奧林匹克之夏，可口可樂公司在它橫跨几大洲的廣告中自稱是“為了体育迷們”生產的。在悶熱的亞特蘭大，這家富有同情心的跨國公司把推銷重點轉向現場觀看比賽的、汗流浹背的觀眾，在運動員乘坐的汽車上用大字寫著：“吶喊助威是令人口干舌燥的工作”。 就是在歐洲，体育運動這种文化財富也明顯地變成向一個有固定標識的娛樂群体提供熱烈宣傳商品包裝的机會。國際足球聯合會主席若阿·阿維蘭熱希望，為了廣告集團的利益，足球比賽應增加更多的中場休息，如同美國的足球比賽一樣。德國聯邦体育協會試圖建立一個類似美國全國籃球協會的新組織。對某种形象的崇尚將取代一种在文化領域培育起來的地方歸屬感情。慕尼黑的巴伐利亞人在漢堡要比兩個當地盟友——漢堡体育協會和圣包利協會銷售更多的針織品。僅僅向那些狂熱球迷的推銷就使這家高級俱樂部所實現的營業額大大超過90年代初包括電視轉播權在內的全部收入。從傳統的城市比較中越來越難于產生具有轟動效應的爭執。研究体育運動的專家漢斯·施托倫韋克聲稱“糾紛必須人為地制造出來，讓運動員反對運動員，運動員反對教練，教練反對主席團。” 就像一把圍繞地球耕作的鐵犁，對于全球化商品潮的需求由于在全世界所有城市開辟出商業街而增長了數十億倍。如社會批評家伊万·伊里希諷刺形容的那樣：“就連口渴也被演變成對可口可樂的需求。”著名作家克拉文·克萊因、科達克、路易斯·武伊通的寫作風格統治著大都市的文壇。思想和產品都追隨剩下的為數不多的電影院所上演的電影和音樂風格。它們在适應潮流，而且适應速度之快使土生土長的本國的供貨者無法与之競爭。 最近的犧牲者是原來曾為帝國首都的維也納。維也納市區無數小商店憑借櫥窗內帶有地方特點的商品花色品种，展示出一种賞心悅目獨一無二的地方特色。然而自從1995年初奧地利加入歐洲聯盟以后，這些特色不得不放棄。因為与停蹄世界旅行者俱樂部的先鋒成員。如同在漢斯一狄特里希·根舍那里几個忙得片刻不停的朋友開玩笑所說：“注意！不要在机場辦理登机手續時碰上自己，以為自己又回來了。”但是，他們正是由于自己的靈活性、收入，以及了解世界上許多事情而受到許多人的羡慕。 然而在最著名的飯店酒吧間，在新加坡的萊佛士、莫斯科的薩沃伊，在里約熱內盧的科帕卡瓦納宮，忙碌一天的飯店仆役深夜在這些全球大腕面前痛哭流涕，因為他們在街上偶然碰到了來自故鄉的老同學，這些同學每几年一次作為旅游者到這個遙遠世界來冒險，令人吃惊地長期占据他們的廉价床位。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一种令人茫然的空虛感和孤獨感，這种感受最遲是在一年中所進行的第八次州際旅行之后產生的。最后就連那個無聊的，躺在上面可以使無休無止的頻繁飛行獲得片刻安宁的椅墊也全球化了。圍繞地球轉圈的同時，他們把自己也關進了确實令人討厭的，千篇一律的机場、連鎖旅館和連鎖飯店。在裝有空調的、很好的旅館房間里，被迫對錄相帶作著同樣的選擇。這些片刻不閒的大忙人的靈魂追不上他們四處奔波的身体，他們從來沒有精力去過問其他陌生的但确實是新的東西，或者說，他們還來不及過問新的東西就早已坐飛机走了。一個人就是這樣到處都走遍了，然而都是住在類似的地方，一切都看到了，但卻只看到那些早已熟悉的東西——就像那些長期滯留在故鄉的人積攢他的電話卡、郵票和啤酒瓶蓋一樣，他積攢著在航空公司那里能夠享受特殊補貼的里程數目。 然而他們的川流不息的旅行具有方向性的意義，至少他們是坐在超音速噴气式飛机上奔向未來，從這种川流不息的旅行中會產生出新的世界結构。電子通訊网、數控衛星電話。高效率的飛机場、免稅的工業園區，所有這些織成的密集网絡在世紀之交之后將使大約30多個地域廣闊的大城市地區彼此緊密聯結在一起，其中每個城市大約有800万至2500万居民。這些大都市猶如偶然洒落的光斑映照在地球儀上。它們的居民雖然相隔千里之外，但卻感覺彼此關系要比迄今為止一直決定他們歷史的本國內地居民更親切得多。 意大利未來學學者里卡多·彼德拉估計說：“權力將落入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活動的商人与各城市政府之間所締結的聯盟手中。這种城市政府首先將促進它所包含的全球公司的競爭能力。”現在亞洲中心國家到處都行駛在高速公路的超車線上。各大洲的年輕人都是在一种与他們的父母相比完全不同的全球城市形象中成長起來的。巴黎、倫敦和紐約，還有莫斯科和芝加哥，都不再受到人們的夸張贊美而光芒四射。自1996年3月起，世界最高建筑將屹立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目前，柏林樓房的屋頂絕對超不過多數建筑起重机的高度，但是北京和上海的高樓大廈卻遠遠超過了它。 在巴基斯坦与日本之間密密麻麻地出現了一大批繁榮地區，作為全球競爭舞台上的新競爭者，爭著扮演西方城市世界在以往几十年所扮演的那种發揮巨大影響的角色。曼谷希望把底特律部分地區作為它的汽車中心。日本的丰田、本田、三菱、五十鈴等汽車生產企業很久以來就已經在泰國裝配它的汽車。克萊斯勒公司与福特公司在東南亞進一步擴大它們的分公司，作為康采恩業務的支柱。 台北認為自己取代了硅谷，無論如何台灣在監控器、電子計算机鼠標、電視圖像掃描器的生產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馬來西亞希望借助高科技產品出口帶來繁榮，就像當年魯爾地區得益于它的鋼鐵加工業一樣。孟買再度恢复了每年生產800部娛樂影片的紀錄，數量之多已是好萊塢的4倍。當地辦公樓的租金超過了日本迄今為止的最高紀錄。 力爭作為亞洲新的超級城市神經中樞，扮演主要角色，從而成為東京和紐約的主要對手，這是上海追求的目標。這個城市計划委員會領導，經濟學家胡陽兆（音譯）聲稱：“至2010年以前我們希望能成為西太平洋地區國際金融商業中心。”自從19世紀豪斯曼男爵重建巴黎以來，這恐怕是規模最大、最有章法的城市改造，舊上海几乎被完全拆掉——在上面建設起一座嶄新城市。25万戶家庭已經离開市內，還有60万戶也將搬遷，為的是能夠使100家最大型跨國公司中的40家能在上海辦公。西門子公司參与了地鐵建設，上海大眾汽車公司的生產流水線在這一年制造22万輛私人小汽車，到2000年以前將生產200万輛。英國皇家殖民地香港1997年將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人想持反對立場。大銀行家克林特·馬爾斯哈爾論證說：“地理學站在我們這一邊。”“僅僅一個新飛机場建設項目就花掉200億美元。現在距此僅有20公里的中國繁榮省份廣東已經在向這個全球性市場供貨。” 關于中國的經濟起飛現在人們已經說得太多了。但是它背后卻隱藏著又酸又甜的惊人事實。由于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約到2000年左右這個國家將上升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跑到日本与德國前面。60年代歐洲的中學文科教師向學生大談所謂“黃禍威脅”，現在不少中國人來到歐洲，并沒有帶來什么危險。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上海梅山冶金康采恩的工人几乎日夜不停地工作。他們在意大利巴格諾利鋼鐵康采恩關閉企業的100公頃厂房內拆卸一套重達24000吨的鑄鋼設備。1997年夏天將把部分設備運到14000公里以外的長江沿岸港口南京市，再重新安裝在那里。德國蒂森鋼鐵公司拆毀了一個還沒有報廢的高爐，出口運到印度。奧地利的弗斯特·阿爾皮納把整個一個LD第二鋼鐵厂從林茨賣到馬來西亞。來自遠東的買主追求高質量的設備，他們是最后從數十年來給予歐洲鋼鐵工業的數十億補貼中獲取好處的人。 經濟學家愛德華·盧特瓦克對這個新世紀曾作如下描寫：這种全球化以几乎無法捕捉的速度前進——“它把鄉村的、省區、地區的，以至全國經濟的江河湖海聯結成一個唯一的全球經濟的汪洋大海，它使狹小領域也會掀起經濟競爭的滔天巨浪，代替了往日的微波細浪和平靜潮汐。 整個世界變成一個唯一的市場，和平貿易似乎欣欣向榮。一個人類夢想難道不是正在因此而得以實現嗎？我們，迄今為止享受福利的工業國家居民難道不應該為如此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而興高采烈嗎？全球和平難道不是已經唾手可得了嗎？ 不。 加拿大未來學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所描繪的“全球村”，即把整個世界看作和諧村落的幻景絕對沒有實現。在評論家和政治家過分頻繁地使用這個比喻的時候，事實表明，現實世界并沒有親密地融合在一起。1996年7月大約有10億多電視觀眾几乎同時觀看在多特蒙德威斯特法論体育館舉行的阿克基爾。舒爾茨与邁克爾模爾之間的拳擊比賽。亞特蘭大舉行的奧林匹克世紀性比賽的開幕式至少也有35億電視觀眾同時觀看，這是本世紀聯結世界的電視网絡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長期以來，從報導拳擊比賽和体育比賽的全球影像世界中并沒有出現各方之間的相互思想交流，也沒有出現相互的諒解。媒介所造成的空間上的接近和時間上的同時性還遠沒有創造出文化聯系，也沒有導致經濟上的相互适應。 奧林匹克開幕式 奧林匹克運動會電視節目中報導的匿名的、因而是典型的真正的恐怖活動使美國社會矛盾曝了光。在此之前，亞特蘭大奧運會舉辦者就已經暴露了他們与本國人民的不和。起初他們耍賴似地讓85000名花了636美元買到一張開幕式入場券的觀眾們降低身份，充當自己支薪的無名演員，拼組一幅幅迷人的運動場看台背景圖案，五顏六色的圍巾、手電筒和卡通道具必須根据攝影的要求，听從口令，來回揮動。美國宣傳家喜歡把他們的自由概念稱為“夢幻”，他們用“夢幻”這個詞吹捧那天晚上盛裝出場的大牌明星演員。內容龐雜、格調庸俗的節目單宣布說，亞特蘭大是“創造一場夢幻的神奇磨坊”。加拿大女歌手塞林娜·戴恩演唱了《夢的力量》。埃德加·阿倫·波的一句詩：“憧憬產生夢幻，臨死的人再也不會有什么夢想。”從熒光標語牌上射向觀眾長達1分鐘之久。接著是黑人民權戰士馬丁·路德·金的歷史名句：“我曾有一個夢想”，在觀眾席中引起了回響。 是的，但到底是什么夢呢？在他被暗殺30年以后，在他的故鄉城市新建的富麗堂皇的体育館內，當他那充滿憂慮的。但被人們模糊理解的聲音從一個被很高明地加工處理的音響磁帶中播放出來的時候，那些舒舒服服地坐在橢圓型看台上的、几乎是清一色白人的美國城市居民看到的是什么夢境呢？在奧運會以前，几乎都是黑皮膚的亞特蘭大的無家可歸流浪漢被用大汽車從市中心掃除一光，防止國際攝影記者們拍攝到美國現實圖景。這是馬丁·路德·金能夠夢想得到的嗎？ 在這個美國南部大都市，被清掃過的貧民窟和龐大的摩天大樓鮮明對照，后者仿佛在与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拔地而起，越來越高的樓群試比高低。這一切使人如此強烈地產生腐敗印象。在這里，無論如何黑人与窮人始終是同義詞。特德·特納多媒体公司一位高級工作人員，對社會問題十分敏感的電視節目制作人巴巴拉·派爾女士以含蓄的挖苦話評論1996年的這場破紀錄比賽時說：“迄今為止，在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网公司与可口可樂公司的高樓大廈之間有一些房价低廉的黑人貧民區，為了建設所謂的“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全球奧林匹克村”的世紀奧林匹克公園它們將要被拆掉。將來，這兩家公司的職員們就可以在公司之間不受任何騷扰地自由散步了。” 一個世界正在瓦解 像亞特蘭大這樣被人加以炫耀的高度技術化的城市机器目前正在統治著地球，然而這些城市又日益變成孤島。這些遍布世界的富庶群島甚至就像是由繁榮的飛地（即本國領土內的外國土地）組成的。而在迄今為止的發展中國家中，吉隆坡僅僅是全球經濟的一個城堡。世界的絕大部分則相反地蛻變為這個星球上的一塊塊破破爛爛的地區，甚至變成擁有巨型貧民窟的巨型城市，在這里，有數十億人艱難度日，每周要增加100万人口。 “与此同時，我們頗為難堪的冷漠態度正在變成一种心安理得的冷漠”——1995年3月，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曾警告人們說，“對于發展援助的任何興趣都已消失，照這樣下去，每個國家所關心的只能是自己的后院了。”在這位性格多變的國家領導人去世一年以后，對后院的關心縮小為對于采光并的關注。 358名億万富翁所擁有的財富相當于總計25億人，即几乎世界一半居民的所有財產。工業國家用于第三世界的開支一再壓縮。1994年這筆開支在德國尚且為本國經濟力量的0．34o，1995年則為0．31O（奧地利1995年為0．34o）。与此同時，來自福利國家的私人投資已超過國家間的發展援助，然而，只有少數地區從中受益。“由于風險”，投資者的預計資本利潤率為每年30％，例如對印度和印度尼西亞輸水管道建設的投資就是如此。盡管北部國家的政府念經般地反复許諾，保證作出決定性讓步，發展中國家的債務還是不斷增加。1996年必須償付的債務上升到1．94兆美元，是10年前的2倍。 埃及作家穆罕默德·塞伊德·阿邁德解釋說：‘審過境遷，南北對話如同東西沖突一樣，都已經死亡。發展的思想也已經死亡。對于這些問題不再有什么共同語言，甚至連一個共同詞匯也沒有。南部，北部，第三世界，解放，進步，所有這些表述都再也沒有什么意義了。” 在歐洲和美國，聲稱“我們自己也早就需要別人幫助”的噪音越來越大了。甚至居住在繁榮城市地區的几百万選民也說，我們成了新時代的受騙者。由于在勞動崗位、職務晉升。子女前途等問題上感到憂心忡忡而絞盡腦汁的人們現在又不知不覺地產生了新的怀疑。目前尚且被看作為理所當然的西方中間等級的福利水平從歷史角度來看，僅僅扮演著大型卡狄威，即享受補貼的柏林豪華購物大樓的角色。它在消費貧乏的共產主義東方可以引起轟動，但是對于西歐生活標准來說，不管如何宣傳都決沒有代表准。難道不是嗎？ 這個社會從經濟上正不斷分裂，失去安全感的人們越來越經常地從排擠他人和分裂中尋找他們的政治藥方。在以往的几年中，地圖上增加了几十個國家。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已經有197個國家的代表隊進入体育館。意大利人、甚至瑞士人都在為自己的民族本体而奮斗，因為民族統一處于危險之中。在意大利共和國成立50周年以后，在文蒂米利亞和的里亞斯特之間的各省中甚至有50％的公民支持北方聯盟的抗議運動。它的領導人烏姆貝爾多·博西號召人們炸毀意大利廣播電視台的轉播站。博西甚至宣布1996年9月15日要成立一個獨立的新國家。而在世界其他地區許多繁榮國家也發生了分裂。迄今為止充滿和平宁靜气氛的加勒比海度假島嶼圣基茨島和尼維斯島正准備脫离聯邦政府。 加拿大和比利時被本國不同語言集團的爭執搞得精疲力盡。在美國，使用多种語言的移民長期以來認同于一种共同的民族語言，而數百万西班牙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卻拒絕使用英語。种族主義在所有地方都在加強，在許多地區面臨從事暴力活動的民族主義或地區沙文主義复活的危險。 与19世紀和20世紀初傳統戰爭相反，今天多數戰爭不是在各國之間，而是在每個國家內部進行的。1995年世界范圍內有50場武裝沖突，只有2場遵循了人們熟悉的模式，即秘魯与厄瓜多爾、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間的戰爭。這种新的民族國家邊界以內的沖突几乎沒有引起國際上的注意。在南非，結束种族隔离后一年之內有17000人被暴力活動奪去生命，比長達16年之久的國內戰爭打死的人還要多。 世界組織以危險的強制机制對非洲大陸達到极點的悲劇作出反應。美國計划在1999年以前全部關閉的21個駐外的國外援助辦事處中，有9個設在非洲，許多人對地球的這一部分地區失去了希望。北美的第三世界專家羅伯特·卡普蘭設想說：“在這方面，非洲對于未來的世界政治也許是十分重要的，如同100年以前，兩次巴爾干戰爭以前和第一次世界戰爭以前的巴爾干一樣。”“正是因為非洲大部分地區已陷入深淵，它使這里的人們最先嘗到數十年戰爭，种族隔离和种族政策的滋味。” 在塞拉利昂和喀麥隆之間的城市，首先是弗里敦、阿比讓、拉各斯，在夜間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城市。象牙海岸的首都有10％的居民成為攜帶愛滋病病毒陽性者。卡普拉判斷說：“在這個星球上沒有一個地方像西非那樣，在政治地圖上徒有其表，實際上一敗涂地。”盧旺達、布隆迪、扎伊爾、馬拉維以及其它非洲國家都成了种族戰爭和國內戰爭的典型。 世界范圍內居民人口的增加95％都集中在地球上的貧困地區。對于是否會爆發新的戰爭，人們几乎不再發問，而是關心它采取一种什么樣的方式，是誰打誰？1994年22個阿拉伯國家中有17個國家報告經濟成就下降，其中許多國家在未來20年內居民數目可能會再增加一倍。水源很快地將在各地日益緊缺，在中亞，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埃塞俄比亞都是如此。在這樣一种環境內，“伊斯蘭教恰恰由于它反抗壓迫的好斗性而具有勉力。這個世界上人口增長最迅速的地區，也是唯一的已經打得不可開交的地區。”——卡普蘭總結說。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到印度尼西亞，分裂主義者和宗教狂熱分子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追隨者。 早在1993年夏天，哈佛大學教授塞綴卡·亨廷頓曾在面向研究外交政策的知識分子的美國著名刊物《价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了現在已經變得非常著名的問題：“文明的沖突”。他的命題是，為什么決定未來的不再是社會理論沖突或秩序政策沖突——如冷戰時期那樣，而是受宗教与文化制約的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這個命題首先在西方工業國家中引起了巨大關注。在匈奴人、土耳其人、或者俄羅斯人占領歐洲若干世紀以后，那种原始的恐懼情緒在亨廷頓那里得到了令人滿意的證實。然而這种恐懼有道理嗎？這位哈佛戰略家解釋說，民主的西方將与世界其余地區，与專制君主和神權政治國家，諸如薩達姆·侯賽因或阿亞圖拉·霍梅尼所結成的聯盟進行最后的沖突，后者甚至會得到有工作效率的、信奉儒教的、低工資國家的支持。然而，事實真是這樣嗎？ 人們提出越來越多的疑問，特別是在新的、空間日益狹小、各城市緊密聯系的世界內，迄今為止的福利國家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破坏自己的社會福利网絡，并由此挑起西方的政治沖突。与此同時，各國精英們正在接受全球性統一文化的約束。首先是正在崛起的亞洲，一切都在發生變化。社會分化和斷裂正在威脅中國。美國負責全球問題的第一國務秘書，与克林頓總統關系密切的一位親信蒂莫西·沃思認為：‘沖國很快就要碰壁”，“中國的崩潰也許很快就會成為壓倒一切的話題。 中國農民已經對于他們貧苦的農村生活感到厭煩。20年前，他們從國家控制的廣播電台中根本無法听到關于供應相對比較好的城市生活的任何信息。如果有什么人向他們講述了城市情況，使得他們也想搬進城市，那么沿著各省公路嚴密布置的警察崗哨立即會把他們擋回去。現在他們加入了一個流動大軍的汪洋大海，在貧民窟中尋找繼續生存的地方，遠离共產党和居民委員會的任何監督。這种四處流浪的移民群眾已有1億多人，人們可以直接感受到，對于這個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造成了一种如何巨大的壓力。 而印度，在世紀之交以前將是這個星球上第二個容納10億人口的國家，日益陷入緊張狀態。在報紙上以大字標題出現的恐怖城市中，孟買和新德里已經把墨西哥城和圣保羅遠遠地拋到后面。今天，這兩個畸型大城市各有居民1000万人，几乎用不了20年，這個數目將再增加三倍。巴基斯坦不久以后也將要為目前尚且不引人注意的大都市卡拉奇的國際形象擔憂。到2015年，居民人數可能從目前的不到1000万迅速上升到2000万。 新德里行政管理當局經常是從人造地球衛星傳送的圖像上才發現，他們的這個大城市在什么地方已經又長出一塊——這一切都是無計划、失去控制、未經批准的。白天大街變成3米寬、100米高、煙霧騰騰的隧道。整個城市都在廉价汽車發動机“嘎一嘎一嘎一”排出的煙霧中呼哧呼哧地喘气。三分之一的儿童都患了變態反應的支气管哮喘，普通的醫療藥品只能暫時地使病情減輕。每年有2200人死于交通事故。這种交通事故与汽車的比例是美國的3倍。新德里70年代還以花園城市著稱，現在被這個國家的一位部長稱作“令人無法居住的”、“亞洲生態黑洞”。 自從印度對外經濟開放以來，孟買已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貧民窟”（專欄作家蘇德西爾·穆爾基的話）。早上出租車里的味道說明肯定有人在里面睡過覺，出租車的司机不想在回家的路上花掉几個小時時間。這個城市每天必須從街道上清理掉2000吨垃圾，此外還需要建蓋几十万個廁所。這個城市市政管理部門所提供的城市用水僅為需求總量的三分之一。 盡管如此，還有數百万農村居民，或者小城市居民正在遷入這些巨型城市。關于新德里的一份調查表明，多數移民加入搬遷行列是因為他們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員已經在這些大城市中生活，可以提供一個勞動崗位的机會。新來的人總是要比生在大城市的窮人自我感覺好得多。而由此引起的社會矛盾可能使他們再踏上新的、而且是跨越國境的移民運動的行程。 德國聯邦部長克勞斯·特普費爾在北京進行工作訪問時發現，中國呈現出一种很脆弱的形象。他提醒李鵬總理說，在中國必須要保護人權。李認為，他已經保障了他的人民獲得這种權利，他反駁說：“但是，德國是否已經准備每年接收1000万至1500万中國人，并照顧他們呢？” 這個出乎意料的反應使得這位西方民主傳教士啞口無言。傳普費爾事后回憶說，“這場令人難以置信的諷刺”曾使他毫無招架之力。共產党人的爭辯難道僅僅具有譏諷意味嗎？它所包含的正是今天人類本身，特別是今天北美和歐洲的獲胜者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在這個很快就會增加到80億居民人口的藍色星球上還能向人們提供多少自由？准确地說，還能提供什么樣的自由？什么樣的規則、什么樣的社會形式能夠幫助人們解決環境問題、食品問題、經濟問題？ 世界政治的高層正陷入一場令人不快的煩惱之中。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一加利最近在他的報告中警告人們說：“我們正處于一場世界范圍的革命中”，“我們這個星球正處于兩种巨大的、相互矛盾力量的壓力之下：全球化与分散化。” 加利以深為不安的口吻補充說：“歷史已經證明，處于革命變革中的人們，只有极少數人才懂得這場變革的最終意義。” 敵人就是我們自己 最初從歐洲冉冉升起的文明模式曾被證明是天下無敵。充滿活力、無往不胜的。然而對于未來的建設它卻難以胜任。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1949年對世界上的窮人宣布說，通過“提高工業生產”，使“不發達國家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重大改善”，這种事是不會發生的。 恰恰是現在，在從波哥大到雅庫茨克，通過影像世界聯合起來的數十億人努力按照西方的榜樣發展，而這种發展廣告的推銷者正是破坏契約合同的人。他們在自己國家，在美國和歐洲已無法兌現他們的諾言，無法扼制日益擴大的社會分裂，他們又怎么能夠考慮幫助第三世界實現有益于生態的經濟增長和公正的財富分配呢？這种自以為是的發展教條越來越暴露出它是已往時代的武器的面目。它屬于冷戰的武器，按照邏輯，似乎該進博物館了。 新的箴言聲稱：快逃命吧！誰又能夠逃脫得掉呢？因為在資本主義獲胜以后，歷史絕對沒有達到1989年北美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稱的終點，而達到終結的只是被冒失地稱作“現代主義”的方案。一個全球范圍內的時代轉折正在開始。不是繁榮和福利，而是衰落、生態摧毀、文化蛻化，明顯地決定著人類大多數的日常生活。 當世界精英們在舊金山開會，估計迄今為止的福利國家將發展成為一個2080的社會的時候，這种分配格局在世界范圍內早已形成，并且固定下來。 這些數据是眾所周知的。由于全球化所釋放的力量，它不久就會有全新的解釋：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富有國家決定著全世界84．7％的社會總生產，他們的公民所從事的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842％，占有著世界各國國內儲蓄額的85．5％。自1960年以來，這些最富有的國家与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窮困國家之間的差距擴大了一倍。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到，被貼上公子標簽的發展援助已經宣布破產。 目前，人們對勞動崗位与社會和平的憂慮使得對環境問題的興趣黯然失色。報紙上有關迫切環境問題通欄標題的減少絕對不意味著地球上生態狀況的改善。自從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轟動一時的聯合國環境發展會議以來，全球自然資源消費模式依舊設有什么變化。世界上20％的享受福利的居民所消費的木材相當于世界木材消耗量的85％，他們還消耗著世界金屬加工總量的75％，能源的70％。結論是老生常談的，但又是頗為蠻橫的。地球上的所有公民絕對無法共同享受這樣一种以加重自然生態負擔為代价的福利。地球正在限制人類的發展。 發電厂和內燃發動机在世界范圍內的普及已使我們生態系統的能源平衡從根本上受到破坏。里約熱內盧最高首腦會議的目標聲明猶如遙遠歷史階段的一聲蘆笛。這個在世界最美麗的大都市郊區召集會議的世界組織喋喋不休地宣布一种“可持續發展”，一种不要把子孫后代拋到日益惡化的環境和資源狀態中的經濟方針。在世紀之交以前，至少在工業國家內，煤炭采掘量要降到1990年的水平。到2005年德國煤炭業產值將下降25％。 紙上的許諾都是空話。到2020年世界范圍的能源消耗將要增加一倍。造成溫室效應的廢气將增加45％至90％。在研究气候變化的國際政策小組委員會中互相交換研究成果的著名气象學學者，多年以來一直徒勞地警告人們注意“人類對于世界气候的顯著影響”。 气候變化已經無法扼制，但無論如何應當緩解這种變化，因為它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犧牲。格爾林康采恩，德國大型工業保險公司的瓦爾特·雅各比聲明說：“對于我們來說，全球气候變暖，其后果為風雨成災，洪水泛濫已成為客觀事實。’80年代保險公司必須為世界范圍內每年至少50次的自然災難賠償損失2000万美元以上。到90年代中期，這种毀滅性的重大事件已平均每年125件。僅一次襲擊美國東海岸和北歐的強大風暴，据再保險公司新近估算，損失大約是以上數字的4倍，達8000万美元。与此相應，參加保險所交納的保險金也在提高。在受到洪水威脅的地區，房產主越來越難于締結一項令人滿意的保險契約。各國已經為气候風險支付了一筆無法估量的代价。由于受風暴傷害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許多外國投資者紛紛望而卻步，不再把重要款項投到孟加拉國。 海平面的明顯上升恐怕是無法阻止的。几乎還沒有開始的城市時代到2050年可能就要突然終結。因為人口在50万以上的居民聚集區有十分之四是在沿海地帶，其中包括全世界五分之三的大都市。孟買、曼谷、伊斯坦布爾、紐約，它們的存在都受到了威脅，但它們無法像荷蘭那樣建立起很高的攔洪堤阻擋海水的侵襲。 中國也不得不為下個世紀的洪水泛濫而擔心。上海、香港和其他几十個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都面臨大海。毛的繼承人考慮的主要是本世紀的事情，在獲得特許或沒有特許的情況下學習模仿西方的成果。一個原則的方向性決策已經作出，十億人民列隊長征奔向汽車社會。實用主義的考慮聲稱，世界气溫升溫總比國內不滿情緒升溫要好得多，擁有一輛自己的汽車就像鴉片一樣，會使人安靜下來。 華盛頓交通專家奧迪爾·圖納里注意到：“在中國，目前騎自行車被人們當作不發達的反映，是受到鄙視的。”目前在道路上僅有180万輛汽車，相當于德國汽車數量的5％；恐怕用不了歷年將會達到2000万輛。國際市場上的大型汽車生產厂商像發現黃金一樣激動。在上海的大眾汽車公司估計，僅它一家將提供所有新汽車的三分之一。而通用汽車公司。克萊斯勒公司、梅塞德斯·奔馳公司、標致股份有限公司、雪鐵龍公司、馬自達公司、尼桑公司、韓國的大宇集團紛紛利用生產協議和開設分厂參与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泰國和所有其他國家的這种令人吃惊的新時代長征。 東京大學汽車工業專家藤本高廣預言說：“整個亞洲市場以每年2000万輛新汽車的速度很快就會赶上歐洲北美汽車市場的規模。即使是拉丁美洲和原來東方集團國家也報告出令人吃惊的增長比例。在巴西，1990年小汽車產量增加了一倍，莫斯科大街上的交通流量也增加了一倍。東方居民所期盼的無非是与他的西方鄰居一樣。擁有自己小汽車的魅力在我們這里正緩慢衰退，而在這些新市場中卻持續上升。小汽車絕對不僅僅是交通工具，它首先是社會地位、財富、權力和臆想的個人自由的象征。因此，世界范圍內的汽車廢气已失去任何控制，到2020年大概有10億輛汽車，是今天的2倍。那時恐怕要把注意力集中于解決全球交通阻塞問題了。 現在歐洲聯盟的公民要在堵車中損失他們的社會總生產產值的1．5％，這個數字在曼谷為2．1％。駕車經過交通癱瘓的曾號稱“東方威尼斯”的泰國首都，延誤時間之長，迫使駕車人在赶赴生意約會的路上，為謹慎起見，在汽車中安裝便攜式廁所。在日本，公司按照經驗要派出三輛載重汽車走不同的路為它的客戶送貨，這樣，盡管高速公路上堵車長達數小時之久，依然能夠遵守原定貨時間。 怎么樣？夢想依舊是夢想，因為它很早以前就被證明是一條錯誤道路。無法遏止的汽車化与似乎無法避免的后果一起走向一個最后的、巨大的巔峰。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通過節約能源使用、抑制小汽車交通，力求至少可以抑制气候變暖的所有努力都將化為烏有。80年代工業化國家關于運輸价格和汽油价格的辯論并沒有進行到底，公正的生態稅也沒有認真堅持。結果受到懲罰。現在的發展已把他們拋在后面。一直處于偏遠地帶，剛剛進入全球市場的新手從石油的低廉价格中大獲其利。只要環境成本不起任何作用，中國商人們就會拉著大量玩具環繞半個地球航行，向歐洲聯盟提供价格越來越低廉的玩具，甚至壓倒了捷克低薪工厂的產品，至于歐洲聯盟的企業就更不在話下了。 目前，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同生態問題的可怕無知一起不斷向前推進。中國城市噴吐一种強大的有毒云層，它能夠綿延1700公里，越過太平洋。上海居民几乎每個工作日都在一种深橙色的城市煙霧籠罩下醒來。在成都，几千家石灰窯和磚瓦厂排出來的未經過濾的白色的、黑色的濃煙可以飄到數十公里以外。比尼泊爾聲名狼藉的加德滿都峽谷還要糟糕，那里的空气使人鼻涕痰喘，猶如置身于大城市的火爐煙道之中。英國建筑學家約翰·西甘特在經歷一次漫長的遠東旅行之后總結他的印象說：“我看到太平洋空間大部分地區的未來，簡直嚇得要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居民正在改變他們的生活標准，并且把地球上很重要的一部分毀滅掉。” 中國人生活在一個很好的社會中，大家都知道這一點，我們自己也生活在很好的社會中。盡管由于全球變暖而帶來越來越多的不适，迄今為止福利國家的多數居民還是相信自己完全能夠很好地生活下去。然而這种生態困境進一步推動了即將來臨的20：80的社會。因為緊張而昂貴的自然財富只有少數人才有能力享受。只有支配它的人才能獲取附加利潤。 阿爾貝爾格山前豪華的萊西滑雪場大約可以暗自高興了，因為气象學家最近預言說，奧地利冬季旅游活動將最終結束。在海拔1450米高山上一旦不再有深雪覆蓋，當地的村庄很快就會富裕起來。這以后，在阿爾卑斯山上滑雪就像英國馬球比賽一樣變成少數人的奢侈運動。目前有些旅店老板，動用了大筆投資進行投机，債務已經堆積如山。1380名萊西居民正富于遠見地對他們的土地所有權進行丈量、核實成u界，封鎖了每一個路口。他們的子孫們等著大發橫財。到2060年，他們再也不會使用昂貴的滑雪設備把克里格峰和摩南崖下的滑雪人都染成白色。那時大家都成了百万富翁，他們靠自己的資本收益生活，或者說可以毫不費力地安排另外的生存方式。 這個例子听起來可能令人討厭，但也許能說明一些問題。結成廣泛政治戰線反對地球變暖的斗爭之所以進展緩慢，就是因為有數百万人可以從气候變化中獲取好處。另一方面，這樣一种想法也是錯誤的，即認為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無用的。各种不祥的厄運都是不可避免的。這种結論只會慫恿抑制人們的斗爭，不過是無所作為的一种遁詞，讓人們就這么舒舒服服地靜等著世界的沒落。 但是，這种消除一切沖突的一了百了式的毀滅并不會發生。人類還要、而且不得不長期生存下去。問題只是如何生存，有百分之見的人接近于幸福生活，又有多少人陷入极大貧困，即使在迄今為止的工業國家也是如此。正如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首領蒂羅·博德所強調的：“在亞洲將決定人類的生態命運。”但是對于破坏環境的變化首先應承擔責任的，相反地倒是那些樹起商品神殿，并把商品的形象像神靈一樣緊緊抓住不放的人。 在這里必須放棄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伍用塔爾研究所所長埃倫斯特·烏爾利希·馮·魏茨澤克論證說，在作出一切必要的放棄的時候，絕對不是“在向貧困悲慘進軍”，而是要獲取一种全新形式的幸福成果。作為這個經受住考驗的未來學實驗室的一名領導人，他与北美的能源專家阿莫里·洛文斯和亨特·洛文斯一起提出了他們的詳細方案：《四個因素：雙倍福利一減半的自然消耗》。至少在德國，這本書獲得了令人吃惊的征訂數量。 當歐洲核心地區已經全面小汽車化，所有家庭都弄到電視机的時候，首先是有思想的城市公民明顯地擺脫了這些現代化的圣像。社會本身正在兩极分化。自從尋找停車場的焦慮超過了開車的樂趣以來，一個平等主義的汽車社會的理想就開始破產。即使是大規模堵車現象也沒有使所有的人都平等。以前誰擁有電視机和小汽車就擁有了一种等級地位，而今天無論是擁有一輛汽車還是對電視形成依賴，都不再屬于新的奢侈享受。買得起汽車和電視机的人現在都喜歡在安靜的、离停車場很近的市內居住，而不是在离停車場很遠的郊外居住。誰正過著一种緊張生活，就會自覺放棄閃閃發光的電視屏幕上的虛假世界——就會對“靠喂奶過日子”不屑一顧。 這樣一种小小的、少數优秀分子的逃避并不能取代面臨的社會轉折。從丹尼斯·梅多斯《以增長的极限》，（1972年）到美國副總統阿爾·戈爾以《瀕臨失衡的地球》，（1992年）等思想先驅們很早以來就勾畫了這場社會轉折。1989年初夏，環境問題与气候災難第一次被列入西方七個最富裕國家的首腦高級經濟會談的日程——這似乎是西方執掌權柄的人改變思想的信號。對政府施加影響的思想庫，華盛頓世界資源研究所在一份權威性的表態文件中聲明說：“90年代將是關鍵性的十年。”華盛頓史密森國立博物館的生物學家托瑪斯·洛夫喬伊贊同說：“到下一個十年就太晚了，關鍵性斗爭將在90年代決定胜負。” 几個月以后，柏林牆倒塌了。持樂觀態度的人們相信，拯救這個星球的戰斗將取代東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戰爭。開始，這個設想還頗有說服力地產生很大影響。無論如何，冷戰是以巨大的資源消耗和狂熱進行的。這些能量現在突然被閒置下來。固然反共主義把鋒芒指向一個明确的外部敵人，并且可以依靠數千年來人的求生本能的支持。“但是，今天的威脅是看不見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羅馬俱樂部的貝特蘭·施奈德曾這樣說過。 小麥的世界大國 除了羅馬俱樂部以外，萊斯特·布朗肯定屬于最著名的。對生態問題提出警告的專家。1974年他創辦的華盛頓世界觀察研究所則屬于世界范圍內經常被人們提及的權威性私人研究所，它每年發表的關于《世界狀況》的報告被翻譯為27种語言。對于嚴肅的高級政治家來說是必讀文件，對于大學生來說，僅僅在美國，每年就要舉行1000次學院講座和大學講座。 布朗是一位十分受人歡迎的咨詢顧問，世界大人物以他的陪同為榮耀。舊金山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會議上，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穿著体操鞋，邁著具有彈性的步伐，匆匆忙忙地走過厚厚的地毯，進入費爾蒙特大飯店的寬敞過廳。 這位世界觀察家東張西望地等待他的親密朋友“特德与簡”，即特德·特納和他的夫人簡·方達。布朗如此匆忙是因為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网正在制作引人注目的關于生態問題的文獻紀錄片。這部片子對于去年的聯合國會議不是追赶時髦地加以嘲笑，而是對它的重點議題作出贊賞性的描述。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网的領導人想在這個精英大會的開幕式上占用片刻時間對客人們表示歡迎。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里戈貝爾塔·門丘也受到人們的恭候。餐台上擺著許多供隨意取用的2公斤一盒的魚子醬。在附近的廚房內美國大牌名廚師如第一廚師喬伊斯·戈德斯坦和意大利通。面館老板沃爾夫岡·帕克正在准備晚宴。 布朗對于吃飯也表現出很大興趣，但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義上的吃飯問題。這位著名人物就像一位青年大學生對自己的畢業論文題目進行答辯時一樣激動：“‘您知道嗎？中國正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地進口小麥！將來誰能養得起這個龐大國家？這件事對于我們大家都有很大影響。” 布朗說，几天以前農業專家、气象學專家、研究人造地球衛星照片的專家們在華盛頓開了個會。當他們進入美國農業大樓南側的一個僻靜走廊以后，有武裝崗哨警戒的一道沉重的鋼門就關上了，并且從里面上了鎖。在科學家們工作的會議室里電話被拆掉，与外面聯网的電子計算机通訊線路也被剪斷，拉下來的百葉窗帘阻止人們与外界有任何目光接触。在与外部世界嚴格隔絕的情況下，這個小組整夜都在對來自各种不同工作領域的大量數据進行整理、比較。這使人想起秘密警察的工作方法或描寫黑手党的影片。這次會議涉及的是若干年以后也許被人們殘酷使用的一种武器：世界范圍內的糧食儲備。 就像是為了未來而進行演習，北美世界農業前景委員會十分机密地評估了關于全球糧食形勢的預測和100多個國家內各种最重要糧食消費情況的資料。目前保守秘密只是為了阻止研究結果在討論結束前的几分鐘內就已經擴散傳開。在最先獲得信息的投机商人手里，在電腦聯网的糧食交易所內，關于世界小麥形勢的結論很快就會變成丰厚的利潤。無數糧食工業家和原料商人的命運都取決于這個前景委員會的預測。 布朗擔。乙，這一系列數据很快將導致嚴重的政浪沖突，因為各個國家在圍繞糧食所進行的斗爭中必須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优勢。1995年小麥、大米、玉米和其他种類糧食儲備降到了20年來最低水平。1996年糧食儲備在最緊急的時候僅夠全世界49天的消費。在費爾蒙特大飯店開會的世界觀察家們分析說：‘老人類歷史上，人均可支配糧食第一次如此持續不斷地下降，而且降到何時為止尚且無法預測。” 難道真的到了那個布朗多年來不斷警告的并且努力設法阻止的轉折關頭了嗎？玉米儲備已經降到1975年的水平，可能還會繼續減少。自從托瑪斯·羅伯特·馬爾薩斯的理論被視為异端邪說以來，世界糧食事務的克珊德拉預言已不受歡迎。另一方面必須發動一場強大的第二次綠色革命，它要沖破目前人所熟知的框框，以便把現在的下降趨勢扭轉過來。盡管有大幅度提高糧食產量的遺傳學技術，木斷优化的高產良种和施肥技術，但是任何人、任何地方也不會預計出現足以使小麥价格保持較低水平的、充分的糧食增長。即使把歐洲和北美以往年代閒置的土地重新開墾出來，与世界范圍內日益增長的需求相比，也不過是“杯水車薪”。對克珊德拉預言深信不疑的法蘭克福總匯報贈作上述報告。 与此同時，掠奪侵占寶貴耕地的大規模建筑卻始終不停。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以及台灣地區為了最先躍入工業化國家行列，自60年代以來犧牲40％种植糧食的耕地，建設了成千上万的工厂、住宅區、公路。在印度尼西亞，僅在爪哇島每年就有2万公頃耕地被消滅，如此大面積耕地的糧食可以養活36万名居民。同期內，這個新崛起的發展中國家居民人口增加大約300万。而中國和印度同樣成為這种不可抗拒的誘惑的犧牲品，為了他們的汽車繁榮和經濟繁榮正大面積地消滅農業耕地。在地球上未開墾的土地還是很多的，但是不能替代耕地。這些閒置土地或者已經受到很大侵蝕，或者處于過于干旱、過于寒冷、過于貧瘠的地區，根本不值得開發。 這樣，雖然1995年5月至1996年5月期間小麥价格已經上漲60％，但是糧食商人們仍然穩住陣腳，期待著交易所糧价价格的繼續上揚。迄今為止的漲价已經使貧窮的糧食進口國增加30億美元的付款。這是設在羅馬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計算的。 萊斯特·布朗說：“如果這塊蛋糕停止增長，政治動力就會發生變化。”目前，在世界范圍內每年有2億吨糧食出口，其中一半是由美國提供的。布朗在舊金山總結他的思考說：“這意味著在未來的食品領域，美國將是最重要的世界霸主，并且可以預見，糧食將被作為施加政治壓力的手段而四處濫用。”据最新估計，到2000年中國將要進口3700万吨小麥，超過美國目前向國外出售小麥的數量。 因此全球化絕對不僅僅意味著受到原法國文化部長雅克·蘭所譴責的“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美國作為大眾文化的超級大國（雅克·蘭語）不僅決定著娛樂活動，而且決定著面包的分配。這不也就是美國前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當著萊斯特·布朗和所有其他人的面，第一次談到喂奶概念時內心的想法嗎？ 人類當前正在吃自己的老底而美國政府沒有發出任何呼吁，更不用說提出建設性的倡議了。在世界許多地方，原來十分肥沃的土地鹽鹼化日益嚴重，土地被侵蝕，空气被污染，夏季越來越熱。除了新耕地越來越少以外，水和肥料也十分緊缺。對于我們，几十年以來一直是大西洋彼岸北美國家可靠聯盟伙伴的歐洲人來說，所有這些絕對不能成為使我們發出世界末日悲歎的理由。1995年12月9日，當日報刊上登出一條好消息，它作為經濟版面上并不引人注目的報導，是一個靜悄悄出世的轟動性消息。《法蘭克福總匯報》干巴巴地寫道：“歐洲委員會宣布對于小麥出口共同体征收一項總的出口稅，以阻止歐洲聯盟的小麥流入世界市場。” 刻薄的嘲諷者會評論說，由于最近弗蘭茨·菲施勒擔任了歐測聯盟農業全權代表，一位奧地利人又要為歐洲大陸的糧食狀況操心了。冷靜計算的人确信，在人們傳說的歐洲聯盟農業補貼停止的情況下，加上這筆征稅，最終會獲得一筆不小的收入。無論如何，嘲諷者和計算者都承認新的小麥政策將產生一种作用。如果歐洲聯盟對于它的過剩糧食出U不再給予補貼，而是要進行征稅，糧价就會上漲，那么外面，世界其余廣大地區糧食會變得十分緊缺。 “誰下命令開槍？” 這個故事為大家所傳誦，已為大家所熟悉。堪察加半島的農民、火地島的農民、馬達加斯加的農民、到處都有的所有窮苦的青年人、所有年輕的窮苦人，——難道現在還應當繼續作窮人嗎？加利福尼亞或者德國難道不屬于大家嗎？也許情況是這樣。然而，加利福尼亞和德國把歐洲聯盟、日本和所謂得到上帝恩賜的國家——美國以外的任何人都拒之門外，夢幻般的生活真的不屬于任何一無所有的人嗎？ 從來沒有做到把任何人都拒之門外。 全球電視的同步轉播顯示出了它的影響。在電視圖像和旅游者不斷向人們證實迄今為止的工業國家生活水平如何优裕，而在自己國家除了貧困以外什么都無法提供的地方，渴望生活的一代年輕人正准備向迪南進行遷徙。一個世紀以前，歐洲曾把自己巨大的人口增長和貧困大軍出口轉移到其他大陸。僅僅英國就轉移了1800万移民，相當于倫敦這個當時世界最大城市居民人數的6倍。而今天，這塊島嶼和其他歐洲聯盟國家貧困再度增長，似乎又到了重新移民的時代，然而到什么地方去呢？ 現在不是向外移民，而是外面的人拼命往里擠，而情況十分糟糕。人們經過格蘭德河進入人們所歌頌的美國，越過地中海進入陷于勞動崗位危机的歐洲地區。在70年代，阿爾及利亞有20％的勞動力移居國外，摩洛哥和突尼斯分別有12％和周％的處于職業勞動年齡的人移民出境。歐洲聯盟花了很長時間才作出決定，拒絕簽證，拒絕批准從事職業勞動。而歐洲這個堡壘無法門戶緊閉，堡壘前面的防護壕溝都太窄了。甚至憑借一個普通的自制篷帆的沖浪板就可以越過直布羅陀海峽，在很短時間內，把窮國与富國之間的邊界拋到腦后。歐洲聯盟各國政府首腦很久以來就努力把邊境守護人員武裝起來。羅馬俱樂部的貝特蘭·施奈德估計說：“還要有几百万人過來，但是誰敢下命令開槍，阻止他們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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