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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多得難以數計的自傳作品中，真正有文學价值的顯然并不多，而成為文學名著的則更少。至于以其思想、藝術和風格上的重要意義而奠定了撰寫者的文學地位——不是一個普通的文學席位，而是長久地受人景仰的崇高地位的，也許只有《忏悔錄》了。盧梭這個不論在社會政治思想上，在文學內容、風格和情調上都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的人物，主要就是通過這部自傳推動和啟發了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使它——用當時很有權威的一位批評家的話來說——“獲得最大的進步”、“自巴斯喀以來最大的革命”，這位批評家謙虛地承認：“我們十九世紀的人就是從這次革命里出來的”。 寫自傳總是在晚年，一般都是在功成名就、憂患已成過去的時候，然而對于盧梭來說，他這寫自傳的晚年是怎樣的一個晚年啊！ 一七六二年，他五十歲，刊印他的著作的書商，阿姆斯特丹的馬爾克－米謝爾·雷伊，建議他寫一部自傳。毫無疑問，象他這樣一個平民出身、走過了漫長的坎坷的道路、通過自學和個人奮斗居然成為知識界的巨子、名聲傳遍整個法國的人物，的确最宜于寫自傳作品了，何況在他的生活經歷中還充滿了五光十色和戲劇性。但盧梭并沒有接受這個建議，顯然是因為自傳將會牽涉到一些當時的人和事，而盧梭是不愿意這樣做的。情況到《愛彌儿》出版后有了變化，大理院下令焚燒這部触怒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作品，并要逮捕作者，從此，他被當作“瘋子”、“野蠻人”而遭到緊追不舍的迫害，開始了逃亡的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當局也下令燒他的書，他逃到普魯士的屬地莫蒂亞，教會發表文告宣布他是上帝的敵人，他沒法繼續呆下去，又流亡到圣彼得島。對他來說，官方的判決和教會的譴責已經是夠嚴酷的了，更沉重的一擊又接障而來：一七六五年出現了一本題名為《公民們的感情》的小冊子，對盧梭的個人生活和人品進行了攻擊，令人痛心的是，這一攻擊并不是來自敵人的營壘，而顯然是友軍之所為。盧梭眼見自己有被抹得漆黑、成為一個千古罪人的危險，迫切感到有為自己辯護的必要，于是在這一年，當他流亡在莫蒂亞的時候，他怀著悲憤的心情開始寫他的自傳。 整個自傳是在顛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斷斷續續完成的。在莫蒂埃和皮埃爾島時，他僅僅寫了第一章，逃到英國的武通后，他完成了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第五章到第六章則是他回到法國后，一七六七年住在特利堡時完成的，這就是《忏悔錄》的第一部。經過兩年的中斷，他于一七六九年又開始寫自傳的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忏悔錄》的第二部，其中大部分是他逃避在外省的期間寫出來的，只有末尾一章完成于他回到了巴黎之后，最后“竣工”的日期是一七七年十一月。此后，他在孤獨和不幸中活了將近八年，繼續寫了自傳的續篇《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夢想》。 《忏悔錄》就是盧梭悲慘的晚年的產物，如果要舉出他那些不幸歲月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內容，那就是這一部摻合著辛酸的書了。這樣一部在殘酷迫害下寫成的自傳，一部在四面受敵的情況下為自己的存在辯護的自傳，怎么會不充滿一种逼人的悲憤？它那著名的開篇，一下子就顯出了這种悲憤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盧梭面對著种种譴責和污蔑、中傷和曲解，自信他比那些迫害和攻擊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們來得高尚純洁、誠實自然，一開始就向自己的時代社會提出了勇敢的挑戰：“不管末日審判的號角什么時候吹響。我都敢拿著這本書走到至高無上的審判者面前，果敢地大聲說：‘請看！這就是我所做過的，這就是我所想過的，我當時就是那樣的人……請你把那無數的眾生叫到我跟前來！讓他們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讓他們每一個人在您的寶座前面，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有誰敢于對您說：我比這個人好，’” 這定下了全書的論辯和對抗的基調。在這對抗的基調后面，顯然有著一种激烈的沖突，即盧梭与社會的沖突，這种沖突決不是產生于偶然的事件和糾葛，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階級根由的。 盧梭這一個鐘表匠的儿子，從民主政体的日內瓦走到封建專制主義之都巴黎，從下層人民中走進了法蘭西思想界，象他這樣一個身上帶著塵土、經常衣食無著的流浪漢，和整個貴族上流社會當然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即使和同一營壘的其他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也有很大的不同。孟德斯鳩作為一個擁有自己的庄園、同時經營工商業的穿袍貴族，一生過著安逸的生活；伏爾泰本人就是一個大資產者，家有万貫之財，一直是在社會上層活動；狄德羅也是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他雖然也過過清貧的日子，畢竟沒有盧梭那种直接來自社會底層的經歷。盧梭當過學徒、仆人、伙計、隨從，象乞丐一樣進過收容所，只是在經過長期勤奮的自學和個人奮斗之后，才逐漸脫掉听差的號衣，成了音樂教師、秘書、職業作家。這就使他有條件把這個階層的情緒、愿望和精神帶進十八世紀的文學。他第一篇引起全法蘭西矚目的論文《論科學与藝術》（1750）中那种對封建文明一筆否定的勇气，那种敢于反對“人人尊敬的事物”的戰斗精神和傲視傳統觀念的叛逆態度，不正反映了社會下層那种激烈的情緒？奠定了他在整個歐洲思想史上崇高地位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75）和《民約論》（1762）對社會不平等和奴役的批判，對平等、自由的歌頌，對“主權在民”原則的宣傳，不正体現了十八世紀平民階層在政治上的要求和理想？他那使得“洛陽紙貴”的小說《新愛洛伊絲》又通過一個愛情悲劇為优秀的平民人物爭基本人權，而帶給他悲慘命運的《愛彌儿》則把平民勞動者當作人的理想。因此，當盧梭登上了十八世紀思想文化的歷史舞台的時候，他也就填補了那個在歷史上長期空著的平民思想家的席位。 但盧梭所生活的時代社會，對一個平民思想家來說，是完全敵對的。從他開始發表第一篇論文的五十年代到他完成《忏悔錄》的七十年代，正是法國封建專制主義最后掙扎的時期，他逝世后十一年就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這個時期，有几百年歷史的封建主義統治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長期以來，封建生產關系所固有的矛盾、沉重的封建壓榨已經使得民不聊生，農業生產低落；對新教徒的宗教迫害驅使大量熟練工匠外流，導致了工商業的凋敝；路易十四晚年一連串對外戰爭和宮廷生活的奢侈浪費又使國庫空虛；路易十五醉生夢死的荒淫更把封建國家推到了全面破產的邊緣，以致到路易十六的時候，某些改良主義的嘗試也無法挽救必然毀滅的命運了。這最后的年代是腐朽、瘋狂的年代，封建貴族統治階級愈是即將滅頂，愈是頑固地要維護自己的特權和統治。杜爾果當上財政總監后，提出了一些旨在挽救危机的改良主義措施，因而触犯了貴族特權階級的利益，很快就被赶下了台。他的繼任者內克僅僅把宮廷龐大的開支公之于眾，触怒了宮廷權貴，也遭到免職。既然自上而下的旨在維護封建統治根本利益的改良主義也不為特權階級所容許，那么，自下而上的反對和對抗當然更要受到鎮壓。封建專制主義的鼎盛雖然已經一去不复返，但專制主義的淫威這時并不稍減。伏爾泰和狄德羅都進過監獄，受過迫害。這是十八世紀思想家的命運和標志。等待著思想家盧梭的，就正是這种社會的和階級的必然性，何況這個來自民間的人物，思想更為激烈，態度更為孤傲：他居然拒絕國王的接見和賜給年金；他竟然表示厭惡巴黎的繁華和上流社會的奢侈；他還膽敢對“高貴的等級”進行如此激烈的指責：“貴族，這在一個國家里只不過是有害而無用的特權，你們如此夸耀的貴族頭銜有什么可令人尊敬的？你們貴族階級對祖國的光榮、人類的幸福有什么貢獻！你們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敵，凡是在貴族階級顯赫不可一世的國家，除了專制的暴力和對人民的壓迫以外還有什么？” 《忏海錄》就是這樣一個激進的平民思想家与反動統治激烈沖突的結果。它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在封建專制壓迫面前維護自己不僅是作為一個人、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人權和尊嚴的作品，是對統治階級迫害和污蔑的反擊。它首先使我們感到可貴的是，其中充滿了平民的自信、自重和驕傲，總之，一种高昂的平民精神。 由于作者的經歷，他有條件在這部自傳里展示一個平民的世界，使我們看到十八世紀的女仆、听差、農民、小店主、下層知識分子以及盧梭自己的平民家族：鐘表匠、技師、小資產階級婦女。把這樣多的平民形象帶進十八世紀文學，在盧梭之前只有勒·薩日。但勒·薩日在《吉爾·布拉斯》中往往只是把這些人物當作不斷蔓延的故事情節的一部分，限于描寫他們的外部形象。盧梭在《忏悔錄》中則完全不同，他所注重的是這些平民人物的思想感情、品質、人格和性格特點，雖然《忏悔錄》對這些人物的形貌的描寫是很不充分的，但卻足以使讀者了解十八世紀這個階層的精神狀況、道德水平、愛好与興趣、愿望与追求。在這里，盧梭致力于發掘平民的精神境界中一切有价值的東西：自然淳朴的人性、值得贊美的道德情操、出色的聰明才智和健康的生活趣味等等。他把他平民家庭中那親切宁靜的柔情描寫得多么動人啊，使它在那冰冷無情的社會大海的背景上，象是一個始終召喚著他的溫情之島。他筆下的農民都是一些朴實的形象，特別是那個冒著被稅吏發見后就會被逼得破產的拿出丰盛食物款待他的農民，表現了多么高貴的慷慨；他遇到的那個小店主是那么忠厚和富有同情心，竟允許一個素不相識的流浪者在他店里騙吃了一頓飯；他親密的伙伴、華倫夫人的男仆阿奈不僅人格高尚，而且有廣博的學識和出色的才干；此外，還有“善良的小伙子”平民樂師勒·麥特爾、他的少年流浪漢朋友“聰明的巴克勒”、可怜的女仆“和善、聰明和絕對誠實的”瑪麗永，他們在那惡濁的社會環境里也都發散出了清新的气息，使盧梭對他們一直保持著美好的記憶。另一方面，盧梭又以不加掩飾的厭惡和鄙視追述了他所遇見的統治階級和上流社會中的各种人物：“羹匙”貴族的后裔德·彭維爾先生“不是個有德的人”；首席法官西蒙先生是“一個不斷向貴婦們獻殷勤的小猴子”；教會人物几乎都有“偽善或厚顏無恥的丑態”，其中還有不少淫邪的色情狂；貴婦人的習气是輕浮和寡廉鮮恥，有的“名聲很坏”；至于巴黎的權貴，無不道德淪喪、性情刁鑽、偽善陰險。在盧梭的眼里，平民的世界遠比上流社會來得高尚、优越。早在第一篇論文中，他就進行過這樣的對比：“只有在庄稼人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廷臣的繡金衣服下面，才能發現有力的身軀。裝飾与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為德行是靈魂的力量。”這种對“布衣”的崇尚，對權貴的貶責，在《忏悔錄》里又有了再一次的發揮，他這樣總結說：“為什么我年輕的時候遇到了這樣多的好人，到我年紀大了的時候，好人就那樣少了呢？是好人絕种了嗎？不是的，這是由于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社會階層已經不再是我當年遇到好人的那個社會階層了。在一般平民中間，雖然只偶爾流露熱情，但自然情感卻是隨時可以見到的。在上流社會中，則連這种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們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虛榮心的支配。”盧梭自傳中強烈的平民精神，使他在文學史上獲得了他所獨有的特色，法國人自己說得好：“沒有一個作家象盧梭這樣善于把窮人表現得卓越不凡。” 當然，《忏悔錄》中那种平民的自信和驕傲，主要還是表現在盧梭對自我形象的描繪上。盡管盧梭受到了种种責難和攻擊，但他深信在自己的“布衣”之下，比“廷臣的繡金衣服”下面更有“靈魂”和“力量”。在我們看來，實際上也的确如此。他在那個充滿了虛榮的社會里，敢于公開表示自己對于下層、對于平民的深情，不以自己“低賤”的出身、不以他過去的貧寒困頓為恥，而宣布那是他的幸福年代，他把淳朴自然視為自己貧賤生活中最可寶貴的財富，他驕傲地展示自己生活中那些為高貴者的生活所不具有的健康的、閃光的東西以及他在貧賤生活中所獲得、所保持著的那种精神上、節操上的丰采。 他告訴讀者，他從自己那充滿真摯溫情的平民家庭中獲得了“一顆多情的心”，雖然他把這視為“一生不幸的根源”，但一直以他“溫柔多情”、具有真情實感而自豪；他又從“淳朴的農村生活”中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處”，“心里豁然開朗，懂得了友情”，雖然他后來也做過不夠朋友的事，但更多的時候是在友情与功利之間選擇了前者，甚至為了和流浪少年巴克勒的友誼而高唱著“再見吧，都城，再見吧，宮廷、野心、虛榮心，再見吧，愛情和美人”，离開了為他提供“飛黃騰達”的机遇的古丰伯爵。 他過著貧窮的生活，卻有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他很早就對讀書“有一种罕有的興趣”，即使是在當學徒的時候，也甘冒受懲罰的危險而堅持讀書，甚至為了得到書籍而當掉了自己的襯衫和領帶。他博覽群書，從古希腊羅馬的經典著作一直到當代的啟蒙論著，從文學、歷史一直到自然科學讀物，長期的讀書生活喚起了他“更高尚的感情”，形成了他高出于上層階級的精神境界。 他熱愛知識，有著令人敬佩的好學精神，他學習勤奮刻苦，表現出“難以置信的毅力”。在流浪中，他堅持不懈；疾病纏身時，他也沒有中斷；“死亡的逼近不但沒有削弱我研究學問的興趣，似乎反而更使我興致勃勃地研究起學問來”。他為獲得更多的知識，總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時間，勞動的時候背誦，散步的時候构思。經過長期的努力，他在數學、天文學、歷史、地理、哲學和音樂等各個領域積累了廣博的學識，為自己創造了作為一個思想家、一個文化巨人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他富有進取精神，學會了音樂基本理論，又進一步嘗試作曲，讀了伏爾泰的作品，又產生了“要學會用优雅的風格寫文章的愿望”；他這樣艱苦地攀登，終于達到當代文化的高峰。 他生活在充滿虛榮和奢侈的社會環境中，卻保持了清高的態度，把貧富置之度外，“一生中的任何時候，從沒有過因為考慮貧富問題而令我心花怒放或憂心忡仲。”他比那些庸人高出許多倍，不愛慕榮華富貴，不追求顯赫聞達，“在那一生難忘的坎坷不平和變化無常的遭遇中”，也“始終不變”。巴黎“一切真正富麗堂皇的情景”使他反感，他成名之后，也“不愿意在這個都市長久居住下去”，他之所以在這里居住了一個時期，“只不過是利用我的逗留來尋求怎樣能夠遠离此地而生活下去的手段而已。”他在惡濁的社會環境中，雖不能完全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在關鍵的時刻，在重大的問題上，卻難能可貴地表現出高尚的節操。他因為自己“人格高尚，決不想用卑鄙手段去發財”，而拋掉了當訟棍的前程，宮廷演出他的歌舞劇《鄉村卜師》時邀他出席，他故意不修邊幅以示怠慢，顯出“布衣”的本色，國王要接見并賜給他年金，他為了洁身自好，保持人格獨立而不去接受。 他處于反動黑暗的封建統治之下，卻具有“倔強豪邁以及不肯受束縛受奴役的性格”，敢于“在巴黎成為專制君主政体的反對者和堅定的共和派”。他眼見“不幸的人民遭受痛苦”，“對壓迫他們的人”又充滿了“不可遏制的痛恨”，他鼓吹自由，反對奴役，宣稱“無論在什么事情上，約束、屈從都是我不能忍受的”。他雖然反對法國的封建專制，并且在這個國家里受到了“政府、法官、作家聯合在一起的瘋狂攻擊”，但他對法蘭西的歷史文化始終怀著深厚的感情，對法蘭西民族寄予了堅強的信念，深信“有一天他們會把我從苦惱的羈絆中解救出來”。 十八世紀貴族社會是一片淫靡之風，盧梭与那种寡廉鮮恥、耽于肉欲的享樂生活划清了界線。他把婦女當作一种美來加以贊賞，當作一种施以溫情的對象，而不是玩弄和占有的對象。他對愛情也表示了全新的理解，他崇尚男女之間真誠深摯的情感，特別重視感情的高尚和純洁，認為彼此之間的關系應該是這樣的：“它不是基于情欲、性別、年齡、容貌，而是基于人之所以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絕不能喪失的那一切”，也就是說，應該包含著人類一切美好高尚的東西。他在生活中追求的是一种深摯、持久、超乎功利和肉欲的柔情，有時甚至近乎天真無邪、純洁透明，他戀愛的時候，感情丰富而熱烈，同時又對對方保持著愛護、尊重和体貼。他与華倫夫人長期過著一种純淨的愛情生活，那种誠摯的性質在十八世紀的社會生活中是很難見到的。他与葛萊芬麗小姐和加蕾小姐的一段邂逅，是多么充滿稚气而又散發出迷人的青春的气息！他与巴西勒太太之間的一段感情又是那樣溫馨而又洁淨無瑕！他与年輕姑娘麥爾賽萊一道作了長途旅行，始終“坐怀不亂”。他有時也成為情欲的奴隸而逢場作戲，但不久就出于道德感而拋棄了這种游戲。 他与封建貴族階級對奢侈豪華、繁文縟節的愛好完全相反，保持著健康的、美好的生活趣味。他熱愛音樂，喜歡唱歌，抄樂譜既是他謀生的手段，也是他寄托精神之所在，舉辦音樂會，更是他生活中的樂趣。他對优美的曲調是那么動心，童年時听到的曲調清新的民間歌謠一直使他悠然神往，當他已經是一個“飽受焦慮和苦痛折磨”的老人，有時還“用顫巍巍的破嗓音哼著這些小調”，“怎么也不能一气唱到底而不被自己的眼淚打斷”。他對繪畫也有熱烈的興趣，“可以在畫筆和鉛筆之間一連呆上几個月不出門”。他還喜歡喂鴿養蜂，和這些有益的動物親切地相處，喜歡在葡萄熟了的時候到田園里去分享農人收獲的愉快。他是法國文學中最早對大自然表示深沉的熱愛的作家。他到一處住下，就關心窗外是否有“一片田野的綠色”；逢到景色美麗的黎明，就赶快跑到野外去觀看日出。他為了到洛桑去欣賞美麗的湖水，不惜繞道而行，即使旅費短缺。他也是最善于感受大自然之美的鑒賞家，优美的夜景就足以使他忘掉餐風宿露的困苦了。他是文學中徒步旅行的發明者，喜歡“在天朗气清的日子里，不慌不忙地在景色宜人的地方信步而行”，在這种旅行中享受著“田野的風光，接連不斷的秀麗景色，清新的空气，由于步行而帶來的良好食欲和飽滿精神……” 《忏悔錄》就這樣呈現出一個淳朴自然、丰富多采、朝气蓬勃的平民形象。正因為這個平民本身是一個代表人物，构成了十八世紀思想文化領域里一個重大的社會現象，所以《忏悔錄》無疑是十八世紀歷史中极為重要的思想材料。它使后人看到了一個思想家的成長、發展和內心世界，看到一個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歷史人物所具有的強有力的方面和他精神上、道德上所發出的某种詩意的光輝。這种力量和光輝最終當然來自這個形象所代表的下層人民和他所体現的歷史前進的方向。總之，是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的反封建性質決定了《忏悔錄》和其中盧梭自我形象的積极意義，決定了它們在思想發展史上、文學史上的重要价值。 假如盧梭對自我形象的描述僅止于以上這些，后人對他也可以滿足了，無權提出更多的要求。它們作為十八世紀反封建的思想材料不是已經相當夠了嗎？不是已經具有社會階級的意義并足以与蒙田在《隨感集》中對自己的描寫具有同等的价值嗎？但是，盧梭做得比這更多，走得更遠，他遠遠超過了蒙田，他的《忏悔錄》有著更為复雜得多的內容。 盧梭在《忏悔錄》的另一個稿本中，曾經批評了過去寫自傳的人“總是要把自己喬裝打扮一番，名為自述，實為自贊，把自己寫成他所希望的那樣，而不是他實際上的那樣”。十六世紀的大散文家蒙田在《隨感集》中不就是這樣嗎？雖然也講了自己的缺點，卻把它們寫得相當可愛。盧俊對蒙田頗不以為然，他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一個哲理性的警句：“沒有可憎的缺點的人是沒有的。”這既是他對人的一种看法，也是他對自己的一种認識。認識這一點并不太困難，但要公開承認自己也是“有可憎的缺點”，特別是敢于把這种“可憎的缺點”披露出來，卻需要絕大的勇气。人貴有自知之明、嚴于解剖自己，至今不仍是一种令人敬佩的美德嗎？顯然，在盧梭之前，文學史上還沒有出現過這樣一個有勇气的作家，于是，盧梭以藐視前人的自豪，在《忏悔錄》的第一段就這樣宣布：“我現在要做一項既無先例、將來也不會有人仿效的艱巨工作。我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這個人就是我。” 盧梭實踐了他自己的這一諾言，他在《忏悔錄》中的确以真誠坦率的態度講述了他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感情、性格人品的各個方面，“既沒有隱瞞絲毫坏事，也沒有增添任何好事……當時我是卑鄙齷齪的，就寫我的卑鄙齷齪；當時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寫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他大膽地把自己不能見人的隱私公之于眾，他承認自己在這种或那种情況下產生過一些卑劣的念頭，甚至有過下流的行徑。他說過謊，行過騙，調戲過婦女，偷過東西，甚至有偷竊的習慣。他以沉重的心情忏悔自己在一次偷竊后把罪過轉嫁到女仆瑪麗永的頭上，造成了她的不幸，忏悔自己在關鍵時刻卑劣地拋棄了最需要他的朋友勒·麥特爾，忏悔自己為了混一口飯吃而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應該承認，《忏悔錄》的坦率和真誠達到了令人想象不到的程度，這使它成了文學史上的一部奇書。在這里，作者的自我形象并不只是發射出理想的光輝，也不只是裹在意識形態的詩意里，而是呈現出了惊人的真實。在他身上，既有崇高优美，也有卑劣丑惡，既有堅強和力量，也有軟弱和怯懦，既有朴實真誠，也有弄虛作假，既有精神和道德的美，也有某种市并無賴的習气。總之。這不是為了要享受歷史的光榮而繪制出來的涂滿了油彩的畫像，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复雜的個人。這個自我形象的复雜性就是《忏悔錄》的复雜性，同時也是《忏悔錄》另具一种价值的原因。這种价值不僅在于它寫出了惊人的人性的真實，是歷史上第一部這樣真實的自傳，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用盧梭自己的話來說，“可以作為關于人的研究——這門學問無疑尚有待于創建——的第一份參考材料；”而且它的价值還在于，作者之所以這樣做，是有著深刻的思想動机和哲理作為指導的。 盧梭追求絕對的真實，把自己的缺點和過錯完全暴露出來，最直接的動机和意圖，顯然是要闡述他那著名的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惡的社會環境卻使人變坏。他現身說法，講述自己“本性善良”、家庭環境充滿柔情，古代歷史人物又給了他崇高的思想，“我本來可以听從自己的性格，在我的宗教、我的故鄉、我的家庭、我的朋友間，在我所喜愛的工作中，在稱心如意的交際中，平平靜靜、安安逸逸地度過自己的一生。我將會成為善良的基督教徒、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家長、善良的朋友、善良的勞動者。”但社會環境的惡濁，人与人之間關系的不平等，卻使他也受到了沾染，以至在這寫自傳的晚年還有那么多揪心的悔恨。他特別指出了社會不平等的危害，在這里，他又一次表現了他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的思想，把社會生活中的不平等視為正常人性的對立面，并力圖通過他自己的經歷，揭示出這种不平等對人性的摧殘和歪曲。他是如何“從崇高的英雄主義墮落為卑鄙的市并無賴”呢？正是他所遇到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正是“強者”的“暴虐專橫”，“摧殘了我那溫柔多情、天真活潑的性格”，并“使我染上自己痛恨的一些惡習，諸如撒謊、怠惰、偷竊等等”。以偷竊而言，它就是社會不平等在盧梭身上造成的惡果。盧梭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人是處于一种“平等、無憂無慮的狀態”中，“所希望的又可以得到滿足的話”，那么又怎么會有偷竊呢？既然“作惡的強者逍遙法外，無辜的弱者遭殃，普天下皆是如此”，那末怎么能夠制止偷竊的罪行呢？對弱者的懲罰不僅無濟于事，反而更激起反抗，盧梭在自己小偷小摸被發現后經常挨打，“漸漸對挨打也就不在乎了”，甚至“覺得這是抵消偷竊罪行的一种方式，我倒有了繼續偷竊的權利了……我心里想，既然按小偷來治我，那就等于認可我作小偷”。盧梭在通過自己的經歷來分析不平等的弊害時，又用同樣的方法來揭示金錢的腐蝕作用，他告訴讀者：“我不但從來不象世人那樣看重金錢，甚至也從來不曾把金錢看做多么方便的東西”，而認定金錢是“煩惱的根源”。然而，金錢的作用卻又使他不得不把金錢看作“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使他“害怕囊空如洗”，這就在他身上造成了這樣一种矛盾的習性：“對金錢的极端吝惜与無比鄙視兼而有之”。因此，他也曾“偷過七個利物爾零十個蘇”，并且在錢財方面不時起過一些卑劣的念頭，如眼見華倫夫人揮霍浪費、有破產的危險，他就想偷偷摸摸建立起自己的“小金庫”，但一看無濟于事，就改變做法，“好象一只從屠宰場出來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塊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分。”從這些敘述里，除了可以看到典型盧梭式的嚴酷無情的自我剖析外，就是非常出色的關于社會環境与人性惡的互相關系的辯證法的思想了。在這里，自我批評和忏悔導向了對社會的譴責和控訴，對人性惡的挖掘轉化成了嚴肅的社會批判。正因為這种批判是結合著盧梭自己痛切的經驗和体會，所以也就更為深刻有力，它与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對于財產不平等、社會政治不平等的批判完全一脈相承，這一部論著以其杰出的思想曾被恩格斯譽為“辯證法的杰作”。 盧梭用坦率的風格寫自傳，不回避他身上的人性惡，更為根本的原因還在于他的思想体系。他顯然并不把坦露自己、包括坦露自己的缺點過錯視為一种苦刑，倒是為深信這是一個創舉而自詡。在他看來，人具有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中包括了人的一切自然的要求，如對自由的向往、對异性的追求、對精美物品的愛好，等等。正如他把初民的原始淳朴的狀態當作人類美好的黃金時代一樣，他又把人身上一切原始的本能的要求當作了正常的、自然的東西全盤加以肯定。甚至在他眼里，這些自然的要求要比那些經過矯飾的文明化的習性更為正常合理。在盧梭的哲學里，既然人在精美的物品面前不可能無動于衷，不，更應該有一种鑒賞家的熱情，那末，出于這种不尋常的熱情，要“自由支配那些小東西”，又算得了什么過錯呢？因此，他在《忏悔錄》中几乎是用与“忏悔”絕緣的平靜的坦然的語調告訴讀者：“直到現在，我有時還偷一點我所心愛的小玩藝儿”，完全無視從私有制產生以來就成為道德箴言的“勿偷竊”這個原則，這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一條線索。另一條線索是：他与天主教神學相反。不是把人看作是受神奴役的對象，而是把人看成是自主的個体，人自主行動的動力則是感情，他把感情提到了一個重要的地位，認為“先有感覺，后有思考”是“人類共同的命運”。因此，感情的真摯流露、感情用事和感情放任，在他看來就是人類本性純朴自然的表現了。請看，他是如何深情地回憶他童年時和父親一道，那么“興致勃勃”地閱讀小說，通宵達旦，直到第二天清晨听到了燕子的呢喃，他是多么欣賞他父親這种“孩子气”啊！這一類感情的自然流露和放任不羈，就是盧梭哲學体系中的個性自由和個性解放。盧梭無疑是十八世紀中把個性解放的號角吹得最響的一個思想家，他提倡絕對的個性自由，反對宗教信條和封建道德法規的束縛，他傲視一切地宣稱，那個時代的習俗、禮教和偏見都不值一顧，并把自己描繪成這樣一個典型，宣揚他以個人為中心、以個人的感情、興趣、意志為出發點、一任興之所至的人生態度。這些就是他在《忏悔錄》中的思想的核心，這也是他在自傳中力求忠于自己、不裝假、披露一切的根本原因。而由于所有這一切，他的這部自傳自然也就成為一部最活生生的個性解放的宣言書了。 盧梭雖然出身于社會的下層，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的思想体系不可能超出資產階級的范圍，他在《忏悔錄》中所表現的思想，其階級性質是我們所熟悉的，它就是和當時封建思想体系相對立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思想。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這种思想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在當時十八世紀，顯然具有非常革命的意義。它以宗教世界觀為對立面，主張以人為本，反對神學對人的精神統治，它從人這個本体出發，把自由、平等視為人的自然本性，反對封建的奴役和壓榨，在整個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歷史時期里，起著啟迪人們的思想、摧毀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為歷史的發展開辟道路的作用。然而，這种思想体系畢竟是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歷史階段的產物，帶有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性。因而，我們在《忏悔錄》中可以看到，盧梭在与宗教的“神道”對立、竭力推崇自己身上的“人性”、肯定自己作為人的自然要求的同時，又把自己的某些資產階級性當作正當的“人性”加以肯定；他在反對宗教對人的精神奴役、肯定自我活動的獨立自主性和感情的推動作用的同時，又把自己一些低劣的沖動和趣味美化為符合“人性”的東西。他所提倡的個性自由顯然太至高無上了，充滿了濃厚的個人主義的味道；他重視和推崇人的感情，顯然又走向了极端，而成為了感情放縱。總之，這里的一切既表現了反封建反宗教的積极意義，又暴露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本質。 盧梭并不是最先提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的思想家，在這個思想体系發展的過程中，他只是一個環節。早在文藝复興時代，處于萌芽階段的資本主義關系就為這种意識形態的產生提供了土壤，這种思想体系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原則，從那時起，就逐漸在歷史的過程中被一系列思想家、文學家充實完備起來了。雖然盧梭只是其中的一個階段，卻無疑標志著一個新的階段。他的新貢獻在于，他把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基本原則進一步具体化為自由、平等的社會政治要求，為推翻已經過時的封建主義的統治的斗爭，提供了最響亮、最打動人心的思想口號。他還較多地反映了平民階級、也就是第三等級中較為下層的群眾的要求，提出了“社會契約”的學說，為資產階級革命后共和主義的政治藍圖提供了理論基礎。這巨大的貢獻使他日后在法國大革命中被民主派、激進派等奉為精神導師，他的思想推動了歷史的前進。這是他作為思想家的光榮。在文學中，他的影響似乎也并不更小，如果要在他給法國文學所帶來的多方面的新意中指出其主要者的話，那就應該說是他的作品中那种充分的“自我”意識和強烈的個性解放的精神了。 “自我”意識和個性解放是資產階級文學的特有財產，它在封建貴族階級的文學里是沒有的。在封建主義之下，個性往往消融在家族和國家的觀念里。資本主義關系產生后，隨著自由競爭而來的，是個性自由這一要求的提出，人逐漸從封建束縛中解脫出來，才有可能提出個性解放這一觀念和自我意識這种感受。這個新的主題在文學中真正丰富起來，在法國是經過了一兩百年。十六世紀的拉伯雷僅僅通過一個烏托邦的德廉美修道院，對此提出了一些懂憬和愿望，遠遠沒有和現實結合起來；十七世紀的作家高乃依在《勒·熙德》里，給個性和愛情自由的要求留下了一定的地位，但也是在國家的利益、家族的榮譽所允許的范圍里；在莫里哀的筆下，那些追求自由生活的年輕人的确帶來了個性解放的活力，但与此并存的，也有作家關于中常之道的說教。到了盧梭這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是他，第一次把個性自由的原則和“自我”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是他，以那樣充足的感情，表現出了個性解放不可阻擋的力量，表現出“自我”那种根本不把傳統觀念、道德法規、价值標准放在眼里的勇气；是他，第一個通過一個現實的人，而且就是他自己，表現出一個全面体現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精神的資產階級個性；是他，第一個以那樣駭世惊俗的大膽，如此真實地展示了這個資產階級個性“我”有時象天空一樣純淨高遠、有時象陰溝一樣肮髒惡濁的全部內心生活；也是他，第一個那么深入地挖掘了這种資產階級個性与社會現實的矛盾以及他那种敏銳而痛苦的感受。由于所有這些理由，即使我們不說《忏悔錄》是發動了一場“革命”，至少也應該說是帶來了一次重大的突破。這种思想內容和風格情調的創新，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文學中的必然結果，如果不是由盧梭來完成的話，也一定會有另一個人來完成的。唯其如此，盧梭所創新的這一切，在資產階級反封建斗爭高漲的歷史階段，就成為了一种典型的、具有表征意義的東西而對后來者產生了啟迪和引導的作用。它們被效法，被模仿，即使后來者并不想師法盧梭，但也跳不出盧梭所開辟的這一片“個性解放”、“自我意識”、“感情發揚”的新天地了。如果再加上盧梭第一次引入文學的對大自然美的熱愛和欣賞，對市民階級家庭生活親切而溫柔的感受，那末，几乎就可以說，《忏悔錄》在某种程度上是十九世紀法國文學靈感的一個源泉了。 《忏悔錄》前六章第一次公之于世，是一七八一年，后六章是一七八八年。這時，盧梭已經不在人間。几年以后，在資產階級革命高潮中，巴黎舉行了一次隆重的儀式，把一個遺体移葬在偉人公墓，這就是《忏悔錄》中的那個“我”。當年，這個“我”在寫這部自傳的時候，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會獲得這樣巨大的哀榮。當他把自己一些見不得人的方面也寫了出來的時候，似乎留下了一份很不光彩的歷史記錄，造成了一個相當難看的形象，否定了他作為一個平民思想家的光輝。然而，他這樣做本身，他這樣做的時候所具有的那种悲憤的力量，那种忠于自己哲學原則的主觀真誠和那种個性自由的沖動，卻又在更高一級的意義上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即否定了那個難看的形象而顯示了一种不同凡響的人格力量。他并不想把自己打扮成歷史偉人，但他卻成了真正的歷史偉人，他的自傳也因為他不想打扮自己而成了此后一切自傳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如果說，盧梭的論著是辯證法的杰作，那末；他的事例不是更顯示出一种活生生的、強有力的辯證法嗎？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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