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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醫學 我想，當今天的一個最新派的醫生看你我或任何一個你我之輩時，他所看到的東西和我們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他看到的不是一個富于個性的人——一個從人眼的無限深淵向外張望的靈魂——而是湊在一塊儿的一堆水管、食管、關節、肝髒、食囊和水箱。他看見里面有三十五英尺彈性導管、一百一十英尺導線以及一磅半腦髓，而腦髓前方則是安放在平衡環里的一對光學透鏡。換句話說，他看到的根本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台复雜的机械裝置——它也許運行得非常糟糕，不是輸油管有雜音，就是化油器堵塞了。自然而然，他很想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修車場的人渴望把發動机拆散架一樣。他很樂意拿一把扳手把它的一個個接頭擰緊，給它換一條軟管并把所有的管道都沖洗干淨，或者更進一步，干脆給它換一個新的汽缸，把舊的那個扔掉。 這就是所謂的行醫本能。醫生對病人歷來是敢做敢為的，其狠勁儿真是今非昔比，簡直達到了可笑的地步。除了用錘子把木瓦釘敲進病人体內，今天的醫生對病人什么都敢做，沒准將來連釘子都能派上用場哩。 我們不妨對比一下，經過几代人的實踐，行醫這一行當發生了何种變化。通過比較五十年前的行醫之道和今天的醫道，我們可以輕易地預見這門科學將來發展的走向。 好，我們首先考察： 一八八０年的醫道 治病救人者 在那些古風可道的日子里，一個人病了的時候就去找家庭開業醫生，對醫生說他病了。醫生給他一瓶藥。他把藥帶回家，喝下去就好了。 藥瓶上寫著：“對水服用，每天三次。”這個病人第一天喝了三次藥，第二天喝了兩次，第三天喝了一次。第四天他就把藥給忘記了。不過這沒關系，因為到第四天他的病已經好了。 他去找醫生看病的地方就是醫生自己的家，而那間被稱為“診療所”的房間也就是他和醫生等下午一起玩牌的地方。那里除了釣魚竿和獵槍外，什么設備都沒有。 那藥是醫生在水斗的龍頭邊自己配制的。他手頭有什么就加一點什么——至于到底加的是什么沒有多大關系。事實上，病人一看到藥正在配制就覺得病情減輕了。 醫生不給病人照X光。他不可能這樣。那時候還沒這玩意儿。他不量病人的血壓或檢查他的動脈，那時候人們壓根儿沒這些東西。 假如這位醫生是一個愛沉思的人，那么，在病人离開之后，他常常會坐下來，一邊抽煙斗一邊琢磨病人到底是什么病。不過他絕不會對病人本人泄露他的這种迷惑或疑慮，絕對不會。行醫生涯已把希波克拉底的這一遺訓銘刻在他的心上——先輩同仁們都把這一遺訓視為不可違背的准則。那年月醫生們從不對病人談治病的事情。 有時候醫生怀疑病人的病情實在是嚴重。不過他決不會說出來。只有在病人完全康复之后，醫生才告訴他當初病情是如何地糟糕。因此，每一場病看起來都不過是一場事后的虛惊——因用藥及時而有惊無險。這一狀況提高了醫生的聲望。那時候醫生在人們心目中是治病救人的救主。當他步入老年的時候，他的胡子白花花的——那時所有的醫生都有長長的胡子，他的外貌整個儿是一派嫻雅之風；他的表情則予人以高貴之感。他一到場病人就有救了。更絕的是，他只需一瓶藥和一個軟木塞就夠了。遇到某些极端的病例，他會守候在病人床邊，很可能一守就是一個通宵。不過到第二天早晨病人已經好了。 為病后的康复，醫生會開一張“忌日”處方。那就是說只讓吃牛排和喝黑啤酒。 這樣的醫學當然沒法是科學的，也是有局限的。死神隨處可以鑽空子令它破產。但它卻很有人情味，讓人倍感親切和仁慈。今天取代它的是“机械醫學”——包括机械檢驗、科學診斷、醫院和X光。所有這一切都很了不起。可是它們与妙手回春的藝術是兩碼事儿。 請看： 一九三二年的醫學 醫生与“机器” “机器”穿著嗶嘰布衣服坐在診斷室的椅子上，縮成一團。它的移動裝置在關節處折疊著，擱在椅子下面。這家伙很焦急，但醫生對此一無所知。這可怜的“机器”正被攫住它的供水管的某种恐慌折磨著。但它卻硬撐著裝出一副好漢模樣。 “一時有點難以說清，”醫生說，“到底是啥毛病。” 他此時在做一些最基本的診斷，這儿敲敲，那儿听听。 “我感到心髒不太討我喜歡。”他補充說，然后就回复到了他那思慮重重的沉默之中。 “沒錯，”他從沉思中掙脫出來，繼續說，“有些症狀我不喜歡——一點儿都不喜歡。” “机器”也不喜歡，不過他沒吭聲。 “說不定呀，”醫生說，“也許那儿有點關節硬化。” 至于“關節硬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會有什么后果，“机器”一無所知。不過光有這一說法就夠厲害的了。 “很可能，”醫生說，又一個非凡的念頭閃過他的腦際，“前部有滲透現象。” 這些也許不是醫生所用的那些确切的醫學術語。但在“机器”听來卻正是那么回事。 “是那樣嗎？”他問道。 “不過，我們得觀察一段時間，直到弄清為止。你說你從來未得過狂犬病？” “我記得沒有。” “真有意思。從症狀看好像得過狂犬病或諸如此類的病。” 醫生又沉思了一會儿，然后他開始在一些小紙片上寫。 他開的診斷書要求照X光、量血壓和檢查心髒。 “好了，”他准備收場了，說，“不要惊慌，弄不好你在街上就會爆炸。不過我認為不會。我不太擔心這一點。也有可能你的大腦會往兩側炸開。不過即使出現這种情況我也不會慌。要是你的眼睛在街上掉出來的話，你得告訴我一聲。” 這些不是他的原話。不過它們造成的印象卻是毫無區別的。 “我會告訴的。”“机器”說。 “現在嘛，”醫生說，至此他對這一病例總算提起興趣了，仿佛藝術家對一幅藝術品雅興十足似的，“得說說忌口的事了——我想你最好是什么都別吃——或者說一個來月什么都別吃，不要喝酒；還得把煙戒掉，另外你最好不要睡覺。” “而最重要的是，”醫生突然和藹可親起來，一會儿以前他還根本沒想到這回事哩，“不要著急。你隨時有可能炸開，但是不要為此憂心忡忡的。你也許會死在出租車里，但即便是這樣我也不會惊慌失措。一個星期后再來，那時我會給你看X光片。再見！” “机器”一离去就是一個星期。那就是說七天，或者168個小時，或者10，080分鐘，或者604，800秒鐘。他對其中的每一分一秒都清清楚楚。每一秒鐘的逝去他都感覺到了。 一個星期之后回來的時候，他發現醫生容光煥發，興趣盎然。 “瞧瞧它。”他說著對著光舉起一些X光片。 “那些是什么？”“机器”問道。 “大腦的X光片，”醫生說，“你看見霧蒙蒙的陰影了吧？——那儿，就在大腦之間，百科全書說——” “那是什么？”“机器”問道。 “我還搞不清楚，”醫生說，“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我們還得查看一下。要是你不在意的話，我想我們也許要打開你的腦顱看看。現在開顱移腦技術已有了長足進展。這种手術是非常棒的，我想這個險我得冒一冒。到時候我會告訴你的。与此同時，我希望你能遵從醫囑，什么東西也不吃。” “噢，不會吃的。” “還要戒煙戒酒。” “噢，好的。” “這就對啦。行啦，過一兩天我們會更清楚的。到時候我會對你的血液和心髒做抽樣和切片檢查，那么我們就能進一步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再見。” 一個星期左右以后，醫生對他的秘書說：“那個嗶嘰布‘机器’今天早上會來看病嗎？” 那位女士查看了一下記事本。“是的，我想他會來。” “那么，打個電話給他。他今天沒必要來了。我已拿到他的所有檢驗報告，替他檢驗的大夫們沒查出任何毛病。告訴他，他們希望他六個月以后再來檢驗一回，也許那時他們能查出一點什么來。不過現在他壓根儿一點儿毛病也沒有，那都是他胡思亂想出來的。噢，隨便告訴他一下——他听了會樂不可支的。X光片上面腦部的那塊像凝血似的陰影沒什么，不過是儀器玻璃上的一個斑點造成的。他听后會笑個沒完的。” 秘書消失在電話室里，過了一會儿她又回來了。 “怎么著？”醫生說，“你在電話里和那位先生接上頭沒有？”他現在稱那人為先生，因為此公在醫療方面已沒什么令人感興趣的東西了。 “我打到了他家里，”她回答說，“可他們說那個先生已經死了。他是昨夜死的。” “哎呀！”醫生嚴肅地說，“這么說我們全弄錯了，我們本該查了他其他方面的。他們說了他是怎么死的嗎？” “說了。他們說据他們所知是煤气中毒。看來他是蓄意把煤气搬進臥室自殺的。” “呀，呀，”醫生說，“自殺癖！我居然忘了檢驗這种病啦！” 沃雷斯和卡朋特 人類依舊對什么都容易習慣并且因此而興盛起來。新的醫學手段——修補、檢驗和移植——已經成為我們的公共生活的當然組成部分。我們可以看出，其中已孕育著未來的治療術，或者不如說，治療術現已失傳，只是在草野之間遺風殘存而已。正在取代它的東西，稱為再造術也許更為妥當。它的目標不是要治愈病人，不值得這樣對他，而是要再造他，把他整個儿重塑一遍。要是他的發動机工作不正常，就給他裝一台新的。今天，每一個人對再造手術的所作所為，多多少少已有一些了解。一根根骨頭被取了出來，換上了新的；一塊塊皮膚從瓊斯先生身上取了下來，被移植到了史密斯先生身上。誰也不會去徹底想一想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具体細節，或是去問一問它們會導致什么后果。不過其目標已足夠顯而易見的了。無疑，一旦目標實現了，所有“毛骨悚然”的念頭都會消失殆盡。那類念頭全都是次要的、相對的，都是些在絕對的現實中毫無根据的東西。一條章魚看起來是那么可怕，一只煮熟的龍蝦卻味美可口，假如誰都沒見過煮熟的龍蝦，一旦有一只龍蝦出現在晚宴席上，所有赴宴的人都會惊恐地大聲尖叫。 隨著再造手術的胜利与發展，看來很可能所有的恐懼感都會消失。我們已經對配假牙的人非常習慣，對整過型的臉我們也正一天比一天适應，過不了多久，對剛配好一個新牌子的胃的朋友，我們也不會惊恐地敬而遠之了。 請看： 2000年的醫學 沃雷斯和卡朋特 “喏，我想把他從頭到尾整個儿再造一下。”一個獨斷獨行的女士對醫生說。 她一邊說一邊指了指一個可怜巴巴的家伙，顯然是她的丈夫，他頹然坐在一把椅子里，有气無力地盯著他妻子和醫生。 這個女人屬于獨斷專行的那种類型，說話沒完沒了，咄咄逼人，看她一眼就足以明白男女之別了。 那個男人屬于常見的怕老婆型，他的臉部表情溫順如海象，還留著兩撇歪歪斜斜的向下耷拉著的海象似的八字胡。 “噢，我真鬧不明白。”他咕噥道。 但無論是那位女士還是那個醫生，誰都沒在意他的咕噥。 “他簡直什么都需要換新的，”那個女人說，“我已跟他說過了，我要把這當作禮物送給他，以便在下個月紀念我們結婚二十五周年。到那時我們已結婚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醫生說。 “那當然，”那女人吱吱嘎嘎地說，“我們結婚的時候我還只是個小女孩。那時人們都叫我小玫瑰花蕾哩！” “對，對。”醫生哈噥道。他的眼睛正漫不經心地對著那位女士，其實沒有真的看見她。也許他正在想：無論經過多長時間，無論經過多少世代，這种類型的女人都是本性難移的，或者說，這种對話方式是無法改變的。也有可能与此相反，他沒在想這一點。也許他只不過是在想這一病例。并不是每一天都有人來訪，來請卡朋特先生做他們這一行所謂的“全活儿”的。換一兩根新骨頭、移植部分大腦或換掉一個用舊的胃，諸如此類的事儿倒是家常便飯。但把顧客從頭到腳再造還是有點不同尋常的，而且也帶有一點實驗性。 “其實，”那個丈夫說，“我也說不准，我倒是覺得我并不真的需要再造那么多。事實上依我看——” “得啦，約翰，”他老婆打斷了他的話，“別再對我嘮叨那些。這是我的事，与你沒關系。所有的費用都由我用我個人的積蓄支付，你別再多嘴了。” 醫生帶著沉思打量著病人。他好像正在用眼睛測量他。“他有很多東西我還可以用哩。”他說。 “您這話怎么講？”那位女士問道。 “噢，比如說，他的腦袋就是。它一點儿問題都沒有，我可以原封不動地用它。” “可他的臉不行！”那個女人說。 “不，在某种意義上，就連他的臉也是可以用的。你會惊奇地發現，即便不徹底更換任何組織也能大有作為。他的臉無需做任何整形，只不過需要更多的活力、更多的表情和更多的警覺而已。你等著瞧，我給它通上兩万伏電，那你就能看出個究竟了。” “我說呀，”那個男人咕噥道，“我也說不准，我覺得我對這一切沒太大興趣。” “你不懂的，”醫生簡洁地回答，接著繼續往下說，“我看不出我不能用他的大框架的理由。手臂和腿都還蠻好的嘛。” 那個女人搖了搖頭。 “他不夠高。”她說。 “我個人認為……”那個男人又開始說話，可他老婆根本不搭理并自顧自地往下說。 “他需要風度。我們一起去參加晚會的時候他是那樣掉价。我希望他能高一大截。” “很好。”卡朋特大夫說，“這很好辦。我給股骨續上六英寸就夠了。到時候他坐在桌邊還是會有點顯矮，不過那沒有多大關系。當然，為了比例勻稱，你的手臂還得延長一點儿。順便問一句，”他補充說，好像他又有了一個新的想法，“你玩高爾夫球嗎？” “我嗎？”病人說，他的臉第一次明顯地露出一點活力。“我是不是還玩別的？我每天都玩高爾夫，不過也許你難以相信，我几乎是俱樂部玩得最糟的。比如昨天吧，我在打那個遠洞時失手了，本該三杆打四百八十碼，在球場的右邊，從那里擊球——可我竟然多打了七杆才進洞。七杆呀！你能打得更好吧？” “我可以告訴你，”醫生說，“要是你對自己的高爾夫球技術不滿意，那么在給你的手臂整型的時候，我會做點什么來提高你的球技。” “是嘛，要是你能做到，我愿為此付你一千塊，”那個男人說，“你認為你能做到嗎？” “等一會儿，”醫生說。他走進鄰近的一個小電話間。他所說的話和對方對他說的話，無論是沃雷斯先生還是他老婆都能听見。無論是現在還是在烏托邦，行醫行當的具体操作過程都是不如其最后成果那么高貴的。在撥了電話號碼之后，諸如下面的對話在這一行當是常常能听到的。 “我是卡朋特大夫。你昨天得到的那個蘇格蘭職業高爾夫運動員怎么樣？全用掉了嗎？” “等一等，大夫，我得問一問……還沒有，他們說還沒用掉多少。你是想要他的大腦嗎？” 醫生笑了笑：“不，謝謝。我想要他的左手的前臂。我的一個顧客不惜代价，愿出一千塊的高价。好，多謝。” “都安排妥了，”醫生說，“我可以給你安一個高爾夫校正器。現在我們可以談其他項目了吧，呃？” “可有一個毛病，”他老婆說，“我最希望你幫他改一改，比任何其他東西都要緊。約翰總是羞羞怯怯的，不敢登台面。他總是不能很好地表現自己。” “噢，得了，得了，朱妮！”那個男人含含混混地反對說，“我身上沒什么可表現的。” “行了，我猜呀，”那個女人繼續說，“約翰有一种人們所謂的‘自卑情結’。是這樣叫嗎？你能不能對他的大腦動動手術，去掉這种情結呢？” 卡朋特大夫微微一笑。 “那毛病不在他的大腦里，沃雷斯夫人，那是他的分泌腺的問題，沒有比改變它更容易的了。只是有一點點難處，這樣做的唯一的危險是有可能矯枉過正。” “沒關系，”那個女人說，“那對他不會有害處。他需要著哩。” 犯不著為后來几個星期沃雷斯先生所接受的“治療”的細節浪費筆墨，那太不恰當了。諸如此類該由醫療技術著作去大書特書。即便是現在，我們就已傾向于讓那一切不明不白了，在未來的世代里，習俗會對再造手術的過程表示進一步的默認。今天的治療是在暫時麻醉的條件下進行的，將來可不一樣，麻醉是持續的、長期的，這會使治療這一行當以完全不同的面孔出現。到那時，由于連病后康复都是在麻醉狀況下進行的，因此病人——按慣常說法稱之為顧客更准确些——從進再造院（以前叫醫院）到最后出院，對什么都不知道。這么一個顧客若是聲稱他“覺得完全變了一個人”，那比現在的病人這么說更加實在。 無需贅述，反正在大約一個星期之后，沃雷斯夫人接到醫院的電話，說是“他的腿做好了”。不久又有一個電話來問她：“他的八字胡怎么辦？您是想保留它們還是想把它們永遠刮掉呢？” 在這种背景下，當經過徹底翻新的約翰·沃雷斯再次登門拜訪的時候——從他的第一次來訪到現在已有六個星期——卡朋特大夫壓根儿一點都不吃惊。他絲毫不惊奇地發現沃雷斯先生与先前判若兩人，簡直叫人認不出來了。站在醫生面前的已是一個高高大大的漢子，他身材魁偉不凡，臉刮得干干淨淨的，顎骨方正有力，一看便知是一個果斷有力、富于個性的人。 “是沃雷斯先生！”卡朋特大夫終于認出了是誰，禁不住叫了起來。 “沒錯，”那個男人說，同時熱情而有力地握住醫生的手，“不過這個名字太小气了，我不太喜歡它。” “你感覺怎么樣？”醫生問道。 “很好，”沃雷斯回答說，“我剛剛從高爾夫球場來。我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那儿去。你不知道吧，我只用了不到四十杆就打完了全場，而那個遠洞我只打了四杆——你相信嗎？——只比標准杆數多打一杆。當然休息和治療幫了我的手臂一個大忙。” “當然，”醫生重复說。 “不過，事實上，我覺得我在高爾夫球方面還是有點天賦的。你知道，無論怎么說，在高爾夫球方面大腦和膂力是同樣重要的。不過我此次拜訪不是為了談這個，只是想表達我的衷心感謝并請你在百忙中把賬單寄給我——寄給我本人，個中原因你是清楚的。” “可是，”卡朋特醫生說，“我想沃雷斯太太希望由她來支付，不是嗎？” “沒那事儿，”那個客戶笑了笑，“我才沒那么傻哩！要是她付了錢，那她就獲得了某种債權，從法律上講是如此，你知道嗎？” “噢，我知道，”醫生說，“這种官司是時有發生的。再說，就你的情況而言，我本該想到——” “還不止剛才說的那點哩，”沃雷斯一邊說，一邊點燃一支煙，“我一回到那幢房子就見到了她。我的天啦，卡朋特，那個女人的長舌真厲害呀！絕對永遠停不下來！事實上，我是不想回到她那儿去了。她的嘮叨簡直會要我的命。” “關于這一點嘛，”醫生說，“假如只是她的舌頭的問題，那我能替你把它弄短一些。” “你能嗎，呃？”沃雷斯先生稍微停頓了一下，好像有一點點怀疑似的。接著他又用堅決果斷的口气繼續往下說——經過二十四小時之后，他對這种說話方式已經習以為常了。 “不，不，現在太晚了，無論如何，我不想那樣。實際上，卡朋特，我已在准備娶一個新夫人了。我已經決定了，長話短說吧，我要娶醫院樓上的護士小姐之一。你在樓上的時候也許注意到她了，就是那個很高的黑姑娘。事實上，假如說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話，她是太高了一點點。” “我可以把她弄短一點。”卡朋特咕噥道。 “弄短多少？”沃雷特問道——“噢，不，我得讓她保持原貌。” “那你什么時候結婚呢？”醫生問道。 “我還沒完全定下來，”沃雷斯說，“我想，很快就可以定下來。” “那是無疑的，”醫生說，“那位年輕女士也在盼著那一天嗎？” “我還沒問她哩，”沃雷斯說，“也許今天我會跟她提此事。不過此事得等我先打完十八杆球之后再說。好啦，再見吧，大夫，別忘了賬單的事儿，順便提醒一句，在開賬單的時候別忘了改我的名字。從今往后，我不要約翰·沃雷斯這個名字了，我要改名為海格力斯·布爾拉什。” 卡朋特醫生是一個勤于思考的人，那個顧客一离開，他就在辦公桌邊坐了下來，繼續寫他那即將問世的論文，論文的題目是《論整形手術或許存在的局限性》。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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