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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取消了當天的各种會晤，我推說臨時出現了一些情況。其實，那一天我是想在紐約繼續了解一些有關我前一天听到的事情。 有兩個問題引起了我的興趣，第一，肖夫曼到底出了什么事；第二，有無可能了解更多有關韋杰爾撮合特里蒙特資金公司債券的情況。 我首先著手處理第一個問題，我打電話到問訊台查到了离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最近的警察分局的電話號碼，我猜想公司會把肖夫曼失蹤的消息報告該警察分局，我是在旅館房間里打的電話。 我的電話被轉了好几次，最后接電話的是一個態度友好的女人，她說失蹤事件是向該警察分局報告的，但是，調查工作是由另一個警察管轄區著手處理的，也就是肖夫曼住處附近的西區第110大街警察分局。我謝過她，离開旅館，叫了一輛出租車，直駛上西區。 幸運的是，那天警察分局相當空閒。更為幸運的是，熱情的當值警官是人數甚少的散布在美國各地的親英派人士之一。 “嗨，你是英國人？”他回答我的時候問道。 “對，我是英國人，”我說。 “歡迎你來紐約，你對這儿印象怎么樣？” “噢，我覺得這城市不錯，我每次來這儿都很愉快。” “這么說你從英格蘭來，是嗎？我母親是英格蘭人。她做了一個美國軍人的新娘，你是英國什么地方人？” “倫敦。” “噢，是嗎？我母親也是倫敦人。也許你認識她們家什么人，姓羅賓遜。” “恐怕倫敦有不少姓羅賓遜的，”我說。 “那是，肯定是的。几年前我去那儿看望過他們，我在那儿過得愉快极了，好了，不扯了。我能為你干點什么？” 站在他旁邊的警官身材高大結實，他的姓名標牌上寫著：“墨菲”二字。他听著我們的談話，眉頭越皺越緊。 “是這樣的，我想了解一些我的一位大學老朋友的事情，他叫格里格·肖夫曼，四個月前，他在你們警察分局被報失蹤，我想了解一下他出了什么事。” “當然可以，請等一下，我來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檔案。” 我等了大約5分鐘，那個警察回來了，手里拿著一份很薄的卷宗。 “關于他我們的檔案資料很少，他是4月20日被報失蹤的。沒有發現他的任何蹤跡。沒有尸体，沒有空錢夾，沒有駕駛執照。他的信用卡一直沒有用過，調查已經結束。” “但是，一個人失蹤了，怎么可能一點痕跡也不留呢？”我問道。 “這是紐約，這儿每天發生6起謀殺案，當然，我們找到了大部分被害人的尸体，但不是全部。” “最后看見他是在哪儿？” 警察查閱了一下卷宗。“据報最后看見他是在19日晚7點鐘他离開辦公室時，他的門房和他的鄰居都說沒有看見他回到公寓，他孤身獨居，就我們所知，沒有妻子，沒有女朋友。” “他的住址是什么？” 那警察瞥了我一眼，微微眯起眼睛。“我想你剛才說你是他的一個老朋友，”他說。 “是的，對不起。我把他的地址忘在英國了，我有他工作單位的電話號碼，所以我來到這儿后便往他工作單位打電話，約定時間吃頓飯。但是，他們告訴我他失蹤了，真令人震惊。我非常想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事。” 警察繃緊的臉松弛了下來，他給了我地址，那儿与警察分局僅隔兩個街區。接著，他說：“我說，先生。無論你花多大力气，你了解不到什么情況的，過去，像這樣的案子我見過十几樁，除非被害人的尸体或者物件被人發現并報告警察，否則，你永遠也查不出名堂來。不錯，如果我們有更多的人力，而且謀殺案少一些，我們也許會在這個案子上多花一點時間，但是，即便是那樣，是否能查出更多的情況，我也表示怀疑。” 我思考了一下，他鈉話也許是對的。我歎了口气，對他不嫌麻煩幫助我表示感謝。 “不用謝，非常樂意幫你的忙。下次再來請我喝杯苦啤酒就行了。” 我向他保證我會的，便离開了，心想我真幸運，碰上了這樣一位肯幫忙的紐約警察。他那位愛爾蘭裔同事一直緊皺眉頭，看著我走出警察局。 我走過兩個街區到了肖夫曼的公寓樓，這是那些邊遠聚居區中的一幢公寓樓，不時地有一些更具冒險精神的雅皮士滲透進破敗的哈萊姆街區。建造于19世紀末，翻修于20世紀末的一幢幢整洁光滑的褐砂石房屋与廢棄的倉庫和建筑材料商店為伍，混雜一處。街角處是一家朝鮮人開的水果蔬菜商店，店里极其整洁干淨，隨時准備把貨品出售給下班歸來的公司職員們，在上午的這個時間，街道上几乎空空蕩蕩。一個黑人老頭沿著人行道曳步而行，自言自語地咕噥著什么。 對于一個英國人來說，要想完全弄明白這种聚居區里的活動情況是不可能的。像我這樣看著電視上的警匪片和听著聳人听聞的新聞報道長大的人，很容易把紐約看作白人專業人員和黑人下層社會之間的一個戰場，肖夫曼就住在這個戰場的中間。現實情況可能要比這表面現象复雜無數倍。但是，作為一個英國人，身穿西裝走在臭名昭著的哈萊姆街區外圍的街道上，我覺得肖夫曼完全有可能成了這場戰爭的一個受害者。 肖夫曼住的那幢公寓樓的前廳裝飾考究，一張桌子后面坐著一個門衛，監視著通往電梯的通道。我向他打听肖夫曼，又把我是他英國的一位老朋友的那番話重复了一遍。 是的，他記得肖夫曼先生。不錯，4月19號晚上是他值班。沒有，他沒看見肖夫曼先生回來，半夜換他班的那個門衛也沒見他回來。對，肖夫曼要是回來過的話，他會記得的，因為他一直在注意著，要把一個包裹交給他。不，那包裹沒什么特別之處，只是某個讀書俱樂部寄來的一些書。不行，他不能領我去看他的房間，因為里面又有人住了。 我垂頭喪气地离開公寓，叫了一輛出租車，回到了旅館。 一回到房間，我便彭地一下子躺倒在床上，兩眼凝視著天花板苦苦思索著。 看起來我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的得分是一個大零蛋，我在紐約只剩下一天時間了，我相信警察的話是對的。要弄清楚肖夫曼究竟出了什么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我仍然堅信，他打電話給本州銀行之后這么快就失蹤了絕非巧合。一定是有人察覺到他發現了特里蒙特資金公司的債券是個騙局，因此現在他已喪命。 這樣，還有第二個問題，韋杰爾是如何撮合特里蒙特資金公司債券那筆交易的？他与誰打的交道？用私人配售債券籌集的錢支付到哪儿去了？ 應該會有一些与這筆交易有關的書面材料，漢密爾頓不久就會在庫拉索尋找它的蛛絲馬跡，但是，在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也一定會有一些痕跡，倫敦的資料室管理員一口咬定在中央文檔系統中沒有任何這方面的檔案，當然，也可能全都給扔了。但是，另一方面，空殼公司仍然存在，它仍在支付利息。對了，很有可能韋杰爾在他自己的私人檔案中保存著一些有關這筆交易的記錄材料，我怎樣才能接触到他的文檔系統呢？ 于是，我打電話找勞埃德·哈賓。 “喂，我是保羅·默里。我特意打電話感謝你昨天領我參觀。”我聲音中盡量不流露出虛情假意的口气。 “噢，應該的，不足挂齒。”勞埃德不耐煩地說道，就好像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不知道你是否能告訴我湯米·馬斯特遜的住宅電話號碼，”我問道。 “我恐怕得告訴你，湯米已被除名，他已不在這儿工作了。” “不過，如果你能幫個忙的話，我將非常感激，你瞧，我把鋼筆借給他了，但他沒有來得及還給我。這支鋼筆跟我好几年了，它對于我的意義非同尋常。” “對不起，保羅，我不能透露我們前任雇員的情況。” 我早該想到用這种動之以情的方法對付勞埃德·哈賓是行不通的，我必須得用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勞埃德，你仔細听著。德瓊股份有限公司很快將實施一項高風險債券購買計划，總額為2億美元。（分明是一個謊言，但是誰會在乎呢？）听著，我們可以從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購買，也可以從哈里森兄弟公司購買，就看你的了。” 這一招真靈，“好，別挂，別魯莽行事。我這就去給你找電話號碼。”不列半分鐘他就回來了，“342-6607。” “謝謝，与你做生意將會很愉快。”我撒謊道，隨即挂斷了電話。 我打電話到湯米家，他正好在家。我問他是否愿意和我見面，一起吃頓午飯，我們約好在他住的格林尼治村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館——阿爾弗雷多餐館碰頭。 湯米現在沒了工作，但他和有工作時几乎一個樣，仍然那么無拘無束，那么和藹親切。 “昨天看見你被炒了魷魚，我很難過。”我說道，使用了“被解雇”的標准委婉語。 “謝謝你，”湯米說。“事情有點令人感到意外。” “我對他們這种辦事方式感到非常惊訝，平常也是這樣嗎？把人叫到某個辦公室里，甚至連再回到交易台的机會都沒有了。” “就是那樣干的，”湯米說。“不過，通常你對即將發生的事會事先得到一些警告。” “他為什么那樣做？”我問。 “他不喜歡我，”湯米說。“我的態度不符合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的風气。還有，我在破坏他的威信，我認為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不大喜歡有獨立思想的人。那些實話實說，不把欺詐說成。獨特的投資机會，的人在他們面前不討喜。不過，沒有我他們賣出的債券將會減少，錢也會少賺很多，因此，這也算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吧。” “你一定很气憤吧，”我說。 “噢，我沒事。這也許是件好事哩。這事將迫使我去別處尋找更好的工作，到那些把人當人待的地方去工作。我甚至有可能回到加利福尼亞去，讓他們去說我的坏話好了，反正沒人听見。” 湯米雖然裝出一臉勇敢無畏的樣子，但仍難以掩飾聲音中的苦澀，很好，我心里想道。 “我不知能否請你給我出出主意，”我說。 “當然可以。” “敝公司就擁有你剛才說的那种‘獨特的投資机會’，而且為此感到驕傲。事實上，這种机會那么獨特，我敢肯定它是不合法的。但在獲得确鑿證据之前，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動。” “是什么交易？”湯米問道。 “是18個月前做的一种私人配售債券，叫作特里蒙特資金公司債券。是迪克·韋杰爾組織的這筆交易。” “從來沒有听說過此事，我恐怕出不了什么主意。” “我不需要你為這筆交易本身出什么主意，”我說。“但是，我确實需要你幫我想個辦法，如何能夠弄到韋杰爾的檔案材料。” 我緊緊盯著湯米，希望自己的要求不算太過分。 他也看著我。“這我不能干，”他說。“如果他們發現我幫助你怎么辦？” “他們又不能再解雇你，”我指出。 “那倒是，”湯米微笑著說。“但是，如果他們真要抓住我的話，他們的律師就會找到我頭上來了。” “對不起，湯米，”我說。“我無權要求你，忘了它吧，就算我們沒有談過這事。” 一陣沉默，然后，湯米又輕松自在起來，露出了微笑。“他媽的，我為什么不干？我又不欠他們什么么，听起來好像他們欠你許多。我幫你。” “棒极了！” “韋杰爾負責一個五六個人的部門。他們都在一間屋子里工作，但是，他在里面單獨辟了一間辦公室，占了一半地方，為了保守更多的隱私，還挂了帘幔。” 典型的韋杰爾，我想道。他一個人所占的空間与他手下6個人所占的空間一樣大，這全是他的自我主義在作祟。 “我与韋杰爾的秘書瓊很熟，她是個好女人，但她無法忍受他的無禮。她正打算辭職哩，我想她可能會幫助我們的，尤其是當她得知我的遭遇后，她可以告訴我們他什么時候不在。然后，我們就到那儿去，她領我們進他的辦公室里，就好像我們与他有約似的，就這么簡單。” “好，”我說。“但是，我們怎么進那幢大樓呢？他們沒把你的出入證收走嗎？” “對，被他們收走了，但我肯定瓊會有辦法的。” “你用不著去，”我說。“我自己去就行了。” “噢，不，我得去。如果瓊讓你進韋杰爾的辦公室，我也必須在那儿。” “你和這位瓊之間有什么關系嗎？”我微笑著問。 湯米笑了起來：“噢，不，沒什么，我發誓。” 用完午餐，我付了帳，然后我們動身去湯米的公寓，從那儿給瓊打電話，我必須在那天下午進入韋杰爾的辦公室。 湯米的公寓位于巴羅大街上一幢褐砂石老屋的二樓。我們走上樓梯，湯米在摸鑰匙時，猶豫了一下。“噢，我有個朋友和我住在一起，他叫加里，他晚上工作，所以他很可能會在家。” 他打開房門，我跟著他穿過一個小門廳，走進裝飾雅致的客廳。地上舖著一塊昂貴的東方地毯，還有一塊挂在一面牆上。其他几面牆上裝飾著几幅引人注目的抽象派油畫。加里坐在一把舒适的皮扶手椅上，當我們進屋時，他大聲說了聲歡迎。 加里蓄著絡腮胡子，剃著小平頭，下身穿一條淺藍色的包屁股牛仔褲，這是紐約男同性戀者的標志服裝。怪不得我提到他和韋杰爾的秘書之間是否有什么關系時，他大笑起來。我又看了看湯米，從外表上看不出他的性傾向跡象。 湯米看見了我的神色。“對了，我是個同性戀者，讓你吃惊了？”他說。 “我想，是有點儿，”我說。“不過，我會習慣的。”我不由自主地發出咯咯輕笑聲。 “你笑什么？”湯米問道，疑惑地看著我。 “哦，我只是在想，如果勞埃德。哈賓發現了，他的臉會是一副什么樣子。” 湯米笑了笑，“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告訴你，几個月以前在克里斯托弗大街的一個酒吧里，我看見他和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想來點咖啡嗎？” 湯米泡了一些咖啡，然后便給韋杰爾的秘書打電話。他打電話的當儿，我呷著咖啡与加里閒聊。 過了三四分鐘，湯米放下電話。“韋杰爾現在出去了，要過一小時才回來。如果我們動作快的話，在他回來之前，我們就能夠找到我們想要的東西，稍等片刻，我換換衣服就走。” 1分鐘之后，湯米身穿一套西裝從臥室里出來了。我放下咖啡杯，与加里告別，跟著湯米出了門。我們很快叫到了一輛出租車，直駛華爾街。 我們在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那幢又高又黑，陰森森的大樓前停下車。我們乘電梯來到第46樓的接待處，融資部就設在這層樓上。 湯米走到接待員面前說道：“湯米·馬斯特遜和詹姆斯·史密斯來見韋杰爾先生。” 那接待員看看湯米說：“馬斯特遜先生，你不是在這儿工作嗎？我想你是在交易場地工作的。” 湯米向她報以友好的微笑。“我過去是在這儿工作，最近离開了，”他說。 接待員看了看登記簿，“噢，要是你們約好了，我想那就沒問題。”她在電話机上撳了几個鍵。“是瓊嗎？韋杰爾先生的客人們在接待處。”她放下電話。“請在這儿等候，先生們。” 瓊旋即就出來了，她個子高挑，戴著一副列農牌圓眼鏡，一頭褐色的長發編成辮子拖在背后。她身穿一件寬松襯衫和長裙，她看上去很像個嬉皮士，但這在華爾街上是很少見的。她裝出不認識湯米的樣子，領著我們穿過几條走廊，走進一間開敞式平面布置辦公室。小小的空間里擠擠挨挨地放著六張辦公桌，五張辦公桌前都有人在埋頭工作。 一張辦公桌守衛在房間一側的一間圍鑲著玻璃牆的辦公室外。這個辦公室里面遮挂著帘幔，使人不可能看見里面。 “韋杰爾先生恐怕還要過半小時才會回來，”瓊說。“我非常抱歉把約會時間搞混了，我不知道怎么會發生這种事，你們是愿意在這儿等還是待會儿再來？”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愿意等一會儿，”湯米說。 “既然這樣，你們何不到韋杰爾先生的辦公室里坐著等他回來？”瓊說。 她把我們領進韋杰爾的辦公室時，湯米朝她使勁眨眨眼。她朝他笑笑，隨手關上了門。 這間辦公室很大，里面有一張大辦公桌，兩把扶手椅，一張沙發，還有一個咖啡茶几。房間里胡亂張貼著“發行新債券廣告”，即鑲在透明塑料板中的以前交易的廣告宣傳畫，韋杰爾做過許多交易，他希望讓別人都知道。牆上挂著兩幀鑲著鏡框的照片，一幀是韋杰爾在与李·伊阿科卡握手，另一幀是他与埃德·考奇市長在一起。后一幀照片挂在紐約的任何一家中國餐館里，都會使店主感到無尚榮耀的。 沿著一面牆立著一排木頭文件柜，有兩個裝得滿滿的柜子上標著“已完成交易”。我拉了拉，但柜子鎖上了。 湯米出去，借口要點咖啡，結果從瓊手里把鑰匙要了過來。他打開柜子。 柜子里面全是文件，按字母順序排列得整整齊齊。我飛快地翻著，很快就翻到了字母T。沒有特里蒙特資金公司的資料，他媽的，我開始往回翻閱其他的文件。我注意到許多文件上的名稱顯然是代碼。 “現在怎么辦？”湯米說。 “沒有其他辦法，只好逐個儿翻閱每個文件，”我說。 “但是，至少有一百份文件，要1個小時才能翻完！但我們只有20分鐘。” “我們別無選擇，我從A開始，你從Z開始往回翻。” “等等。讓我看看能不能認出什么代碼來，”湯米說。 我正在翻看著第二份卷宗，代碼為“阿多尼斯”，是一家化妝品公司的收購事宜，突然，湯米小聲說：“在這儿，我找到了！”他舉起一份代碼為“音樂廳”的卷宗。 “你怎么會知道是這份的？”我問道。 “特里蒙特資金公司這個名稱使我想起了布朗克斯區的特里蒙特大街，那儿曾經有過一個非常著名的音樂廳。” “干得漂亮！”我說，一把抓過卷宗，我怎么沒把“特里蒙特”這几個字与布朗克斯區聯系起來，真有意思。 我把卷宗里的所有文件都攤在寫字台上，仔細地查閱著，里面有匯票，有我在倫敦查閱過的招股章程的定稿，還有与海爾倫的范克里夫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討論若干法律問題細節的信件，其中一封談及如何為特里蒙特資金公司債券持有者絕對保密的問題，不用說，文件里沒有提到債券持有者的名字。 接著，我發現了一封帶哈爾茲韋格銀行抬頭的信。這封信是漢斯·迪特韋勒寫來的，信中确認了特里蒙特資金公司通過出售債券所籌集到的資金付款的帳號。 該死，如果德瓊購買私人配售債券所支付的錢已經匯到瑞士的話，那就几乎不可能查出來了。 我繼續翻閱著，結果，我找到了，那只是黃色的法律拍紙簿上撕下的一張碎紙片，頂端潦草地寫著“結构”二字。下邊是一串小方格，列出了這個騙局的完整結构。 我從韋杰爾的寫字台上拿起一張紙，把圖表抄下來。突然，我被一記敲門聲打斷了，是瓊。“小伙子，你們最好快一點，現在迪克隨時都可能回來。” 我匆匆抄完了圖表，仔細把“音樂廳”卷宗重新裝好，放回檔案柜里，我和湯米檢查了一下辦公室，确保一切都保持著我們進來時的原樣，我的目光突然落到韋杰爾的台歷上，我迅速查閱了戴比遇害的那個星期，那几頁上記滿了約會，似乎都是在紐約，沒有提到取消的會晤或飛往倫敦的航班。 “走吧，”湯米說，我跟著他出了門。湯米看起來面有慍色，他在瓊的寫字台前停下來說道：“告訴迪克我們等過他了，史密斯先生還有一個約會，我們已經晚了，請轉告他給我打電話。” “我想不出他會發生了什么事，”瓊說。“非常抱歉，讓你和史密斯先生等了這么長時間，我肯定他馬上就會回來的。” “我們不能再等了。再見。”說罷，我和湯米大步走出韋杰爾的融資部，來到了走廊上。我們的行動引起了外間辦公室里人們的注意，有一兩個人投來厭煩的目光。 我們在等電梯，好像等了很久很久。最后，終于等到了一個，電梯里擠滿了日本商人，他們是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的客戶。他們在里面讓來讓去以決定應該誰先出電梯，在他們身后，招呼他們出電梯的正是身材矮小的禿頭迪克·韋杰爾。我在他看見我之前先看見了他。 “快，湯米。走太平梯！”我說。 湯米絲毫沒有遲疑，一個箭步沖向樓梯。我沒能跟上他，因為我被卷在那群涌出電梯的日本人中間，韋杰爾看見了我。 “保羅，哪陣風把你吹到這儿來了？”他問道，露出疑惑的眼神。 “噢，我在大樓里辦事，我想我應該順便來看看，再了解一些昨天午餐時你提出的建議的情況，”我說。“我發現這些建議非常有意思。” “噢，很好，”韋杰爾說，一邊心設提防地凝視著我，試圖斷定我是否在說實話。 那群日本人期待地看著韋杰爾，我神經緊張地咳嗽了一聲，說道：“不過，現在這時間好像對你不合适，如果你要去菲尼克斯開會的話，也許那時我們可以再聊聊。” 我知道我的話沒有說服力，韋杰爾惡狠狠地瞪著我。我也瞪著他，准是出事了，雖然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但這使他感到心神不安。他猶豫了一會儿，但他的客人們都在等著。“回見，”他咕噥著說道。 我進了電梯，當電梯門在我身后關上時，我重重地歎了一口气。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我能听到血在腦子里奔流，我希望瓊能夠巧妙應付韋杰爾必定會問的一些難堪的問題。但是，至少我搞到了圖表。 我在門廳里見到了湯米，很顯然，他覺得這個下午過得很愉快，“哇，好險啊！”他說道，眼睛閃閃發亮。“我剛好看見他的禿腦瓜一閃，所以拔腿就跑。你和他說話沒有？他察覺我們了嗎？” “我不知道，”我說。我渾身顫抖。“真是個卑鄙小人！” 湯米笑了起來。“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的精英之一。” “但愿瓊平安無事，”我說。 “別擔心。韋杰爾頂多把她解雇吧，她反正想辭職不干了，我們找到了什么？難道此行還不成功？” “非常成功。”我說道，拍了拍衣袋。“我想這張圖表能解釋很多問題。” “那好，我們拿出來看看。” “噢，對不起。我想我不能把它給你看。” “究竟為什么不能給我看？”湯米十分生气。“我冒著一星期內第二次被炒魷魚的危險幫你的忙，我有權知道，好了，咱們去喝杯咖啡，你把事情原原本本地都告訴我。” “我愿意，但是……” “怎么？” “我知道這听起來也許有點過分，但是我不想把你也卷入危險之中。” 湯米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看著我的眼睛。“你說的對，這听起來确實過分了。听著，如果你真的有危險，也許我能幫你脫离險境。這沒用，你已經把我牽連進去了，我不怕冒險，咱們去喝杯咖啡吧。” “好吧，我讓步。” 我們找到了一家希腊咖啡館，要了兩杯咖啡，我開始講述。 “大約一年前，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賣給我們2千万美元私人配售債券，那債券是替內華達一家名叫特里蒙特的資金公司發行的。据說特里蒙特債券是由日本本州銀行擔保的，結果證明這种擔保根本就不存在，本州銀行和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對此均無任何記錄，對于我們投資的唯一抵押品是一個海外空殼公司。” “太可惡了，”湯米說。 “更可惡的是，發現此事的三個人，已經有兩個死了。” “哇！”湯米吹了聲口哨。“其中一個是格里格·肖夫曼嗎？” “對，”我答道。“另一個是名叫戴比·蔡特的女人，她在倫敦為我們工作。” “你知道是誰干的嗎？”湯米問道。 “不知道。戴比掉進了泰晤士河，我認為有人把她推下了河，是誰，我不得而知，但是我會弄清楚的。” “那么，特里蒙特資金公司債券的幕后策划者是誰？”湯米問。 “我能猜到，”我說。 “誰把這筆生意賣給你們的？”湯米問。 “卡什·卡拉漢。” “是迪克·韋杰爾組織的？” “完全正确，”我說。 “天哪！”湯米說著，向后仰靠在椅子上。“噢，韋杰爾那條毒蛇干出這种事來，我一點儿也不感到惊奇。但是卡什？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卡什會不守規則，但是，想不到他會干出這种事來，狗屎不如！” 湯米大口喝起咖啡，想一下子全部喝光。“這么說肖夫曼和你們的戴比·蔡特死了？第三個人是誰？”湯米停下來，又吹了一聲口哨。“就是你。老兄，你最好當心點。” “我知道，”我說。“現在你明白了吧，我為什么不愿意讓你成為第四個人。” 湯米笑了起來。“這你用不著擔心，他們不知道我知情，我不會有事的，那錢怎么樣了？”他問。 “我不知道，”我說。“那就是我為什么要看韋杰爾卷宗的原因，咱們來看看這張圖表。” 我從衣袋里掏出圖表，舖開在咖啡館的桌子上。 圖表由一串小方格組成，從上到下一個接一個，各方格之間由箭頭連接，所有箭頭都朝下，示出交易中資金的流動方向。 第一個小方格標出“2個投資者”。那大概是指德瓊股份有限公司和哈爾茲韋格銀行。 一個旁邊寫著4千万美元的箭頭向下指著標有“SPV”的小方格，那一定是“特殊用途工具”的縮寫，即特里蒙特資金公司。這代表特里蒙特資金公司發行私人配售債券籌集到的4千万美元。 下面一個方格標著“瑞士銀行帳戶”，那一定是迪特韋勒信中提到的帳戶。 下面一個小方格更加令人費解——“山姆大叔的制鈔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在這下面是好几個標為“高收益率投資”的方格，箭頭旁邊寫著“1.5億至2億”。由此可見“山姆大叔的制鈔机”的威力。4千万美元進去，1.5億至2億美元出來，制鈔机名不虛傳。 圖表下面是一些注釋，對某些方面作了一些解釋。 “8至10年后出售投資，出售或銷毀制鈔机，以股息方式從特殊用途工具中提取利潤，預計股息達5千万美元，如有可能，償還債券。” “看懂那是什么意思了嗎？”湯米問道。 我思索了片刻。“嗯，我不知道‘山姆大叔的制鈔机’是什么意思，但是，其他的我想大部分都能看懂。” “特里蒙特資金公司發行私人配售債券籌集到的4千万美元全都存在一家瑞士銀行帳戶上。從那個帳戶上用這筆錢來購買，或者制造神秘的制鈔机，錢在那儿不知怎么就變成了2億美元，這筆錢被用于高收益率投資中。過了大約8年之后，把這些投資債券賣掉。那筆收益到時候可能就相當可觀了，又流回到特里蒙特資金公司，再把那4千万美元付清，投資所獲的利潤，除了私人配售債券的利息成本之外，均由特里蒙特資金公司按股息支付。韋杰爾估計這筆錢可達5千万美元。因此，韋杰爾和他的同謀便拆借了4千万美元，用這筆錢為他們自己生出5千万美元利潤，然后還清原來的4千万美元，做得神不知鬼不覺。” “他們為什么要那樣做？”湯米問。“把4千万美元留下來不就得了嗎？” “那就是他們的精明之處。把錢還了，就誰也不會知道他們的罪惡勾當了。他們可以繼續過著正常的生活，也許會故伎重演，再搞4千万美元。如果他們貪得無厭，不償還所借的4千万美元，那就會對他們進行調查，他們可能會有被發現之虞。” “他們從德瓊公司籌集了2千万美元，另外2千万美元他們從哪儿搞到手的？”湯米問。 “從蘇黎世的哈爾茲韋格銀行，”我說。“我与那個銀行的一位迪特韋勒先生通過電話，他佯稱他們從來沒有買過這筆債券。他肯定是參与此事拿到了回扣，那一定是他們為什么使用哈爾茲韋格銀行帳戶的原因，那樣，迪特韋勒先生就可以留心關照那筆資金了。” “我懂了。那么，他們怎么能夠從拆借的4千万美元中生出這么多錢來呢？‘山姆大叔的制鈔机’是指什么？” 我搖搖頭。“我不知道，看起來這是整個事情的關鍵，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也許是一個政府机构？”湯米猜測道。 “可能吧，”我說。“但是，我不明白把錢投到政府机构怎么可能富起來。” “山姆大叔可能是指軍隊，”湯米說。“很多人通過這條路子賺錢，如國防武器承包商之類的人。” “也許，”我說。我們就各种各樣的可能性討論了几分鐘，但沒有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 “那么——我可以幫你做點什么？”湯米問道。 “你真想幫忙？”我說，“發生在戴比·蔡特和格里格·肖夫曼身上的事你是知道的。” “嗨，我沒有工作，我需要找點事情做做。這比銷售債券有勁多了。我要把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的水攪得越渾越好。” “那么，你可以試試看，能不能再了解到一些有關格里格·肖夫曼的情況，”我說。我把自己為了弄清他失蹤的情況而作的努力告訴了他。“我想知道是誰殺害了他，同樣重要的是，我很想知道他死前發現了什么，他可能發現了一些不利于卡什和韋杰爾的有用證据。我很想親自做這一切，但是我不能在紐約逗留很長時間，如果你發現了什么情況，打電話到菲尼克斯會議上找我。” 湯米說他會傾其全力去辦，我們付了咖啡錢便离開了。 我喜歡湯米。突然，我心頭掠過一陣憂慮，覺得沒必要把我知道的事告訴他，把他也牽扯進危險之中，不，這念頭真傻。我比湯米知道的更多，但我并沒有遇到什么明顯的危險嘛。 我回到旅館房間，熱得大汗淋漓，電話机上的紅燈亮著。我置之不理，徑直沖進淋浴里，讓涼水降低我的血液溫度。待我感覺舒服之后，我便走到電話机旁，撥通了留言台。第二天漢密爾頓要來紐約，他希望在上東區一家時髦人物光顧的意大利餐館与我共進午餐面談，能与他見面也許大有好處。我腦子里正亂成一鍋粥哩，把我的想法与他談談，我想一切都會變得井井有條的。 第二天是我在紐約的最后一天，然后我將飛往菲尼克斯。上午我按預定計划去參觀兩三家投資銀行，在其中一家投資銀行里，一個名叫凱特林的十分固執的小個子男人硬要拽住我，給我灌輸在南美洲舉債的机會，盡管我對此毫無興趣。他又是訓斥又是辱罵，使我“大飽耳福”。他終于使我覺得自己真是愚不可及，竟然不認同他那關于南美大陸的金融奇跡的宏論，但同時我也感到万分的惱火。 那人一上午的強行推銷把我弄得疲憊不堪，焦頭爛額，于是，便決定從投資銀行辦公室安步當車走到飯店。我需要空气，盡管這僅僅是紐約城里那飽含灰塵，潮濕粘糊的熱浪暑气。我對角斜插，漫步穿過小街走上大街，放慢腳步，瀏覽著街景。 我沿著一條几乎空蕩無人的小街踽踽而行，街道兩旁高樓聳立，怪异的音樂在大樓牆壁問輕聲回響。一群身材矮小敦實，戴著看起來像是披巾和圓頂硬禮帽的男子圍在一起，中間放著地毯、音響設備和一套非常簡單的鼓。他們皮膚黝黑粗糙，顴骨又高又硬，這條街上只有我和他們，我駐足聆听。那音樂里蘊含著一种神奇之气，使人腦海里浮現出陡峭的山腰，俯沖扑食的飛禽，以及安第斯高原的百年孤獨。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站了多久，被那音樂深深地吸引住了。最后，他們停了一下，直到那時才意識到我的存在，羞怯地朝我笑笑，我買了一盒他們擺在人行道上出售的磁帶，封面上是那一群人的照片，看起來非常嚴肅，標題是《印加人》。我繼續前行，那音樂聲仍然在我頭腦里回旋激蕩著。不一會儿，我又回到了第三大街那震耳欲聾的喧囂聲中。 那家餐館通風明亮，天窗和金屬桌子使人聯想到意大利的帶花園的小吃店。但是，其他進餐者都身著筆挺的西裝或漂亮的裙服，證實了它的真面目：紐約一家昂貴的餐館，目前正生意興隆。 我看見漢密爾頓正拿著一大疊報紙在埋頭細讀。這在其他桌上衣著入時的進餐者中間，顯得相當不合時宜。我拉過一把椅子來，他看了看手表，眉頭微微一皺。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已是12點33分，遲到了3分鐘，除了漢密爾頓，誰會在乎呢？ 他微笑著，示意我坐下。他一邊把報紙塞進公文包，一邊問道：“你覺得紐約怎么樣？” “噢，我喜歡紐約，”我說。“它是如此……”我停頓了一下，“令人意想不到。”我告訴了他我在來的路上碰到的秘魯樂隊。 漢密爾頓看看我，略感迷惑不解。“是的，我懂你的意思了，”他說。然后，他帶著尖刻的聲調說：“你參觀了一些投資銀行，是嗎？” 像往常和漢密爾頓在一起一樣，我感到自己有點儿傻乎乎的。當然，漢密爾頓感興趣的并不是我對紐約這個城市的看法，而是想知道華爾街的情況。 我把所听到的最重要的情況告訴了他，他細細詢問了我与別人的一兩次交談，而我則認為這些交談毫不重要。他問了我几個問題，想了解人們的買賣情況，我意識到我本應該間這些問題的，但卻沒有問。當我認識到按照漢密爾頓的標准，我的了解工作做得非常膚淺時，我開始對自己失去信心。 在漢密爾頓不停地質問我的期間，侍者一直在旁邊走來走去，不敢打斷漢密爾頓。最后，他瞅准机會，強迫我們飛快瞥了一眼菜單，終于連哄帶勸地要我們各自點好飯菜。漢密爾頓按老規矩要了一份愷撒什錦色拉，在我看來這似乎過于寒酸，尤其是旁邊就放著一份頗具吸引力的充滿异國風味的菜單。我不情愿地克制著沒點酒水，飛快地掃了一眼之后，便要了一份看上去似乎很复雜的肉食，漢密爾頓要了一大瓶礦泉水。我羡慕地看了看鄰桌，一對夫婦正在輕松自在的气氛中慢慢地享用著一頓美味佳肴，已經在喝第二瓶蒙特拉謝白葡萄酒了，急匆匆地吃一份色拉，喝上一兩杯礦泉水，用得著上這樣的飯店嗎？噢，天知道。 “其他調查進行得怎么樣？”漢密爾頓問道。 我把已經發現的一切都告訴了他：韋杰爾對自己卷入原始交易之事如何含糊其詞，遮遮掩掩；肖夫曼以及他失蹤的情況；還有我在韋杰爾辦公室里找到的圖表。 漢密爾頓一字不漏地仔細听著。我說完后，指望他有個反應。他一聲不吭沉默了很長時間，輕輕捋著胡子。然后，他露出了微笑。“干得不錯，保羅，非常有趣，的确非常有趣。” 由于開始談話時，我的表現不盡如人意，現在听到這話，我滿心歡喜。“那么，你認為山姆大叔的制鈔机可能是指什么？”我問道。 “你怎么想？” 這個問題我已絞盡腦汁苦思冥想了24個小時，但是沒能想出任何名堂來。“一個政府防御机构？某种計算机？某种政府債券舞弊行為？”我漫無邊際地瞎猜測，期待著漢密爾頓作出反應，他似乎對這些看法都不太贊同。 我聳了聳肩。“我不知道，你的意見如何？” 漢密爾頓躊躇著。“我們無法知道，我們暫時沒有足夠的證据繼續下去，但是已經有了一個開端，干得漂亮。”他斯斯文文地吃了一點色拉。“不過，我認為你說的對，弄清楚山姆大叔的制鈔机是什么，是把我們的錢找回來的關鍵。” “你在荷屬安的列斯群島公司的事情辦得怎么樣？”我問。 “有點困難，因為我不想惊動海爾倫的范克里夫律師事務所，以免他們知道我們已經產生疑心，魯迪·吉爾幫了大忙。我做的表面文章，是最近的稅務改革促使我們考慮有無可能要求改變特里蒙特資金公司期票的交付地點，作為該程序的一部分，吉爾必須复核所有文件。” “他發現了什么沒有？” “非常有意思，海爾倫的范克里夫律師事務所聲稱他們确實見過本州銀行的擔保書。當吉爾要求他們出示該擔保書時，他們卻說在檔案中找不到，當然，對于任何一個律師事務所來說，要承認這一點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吉爾怀疑這事一定是真的。” “那你認為是怎么回事？”我問。 “我不知道，我認為最可能的情況是，那個擔保是個騙局，不知怎么被人從海爾倫的范克里夫律師事務所的檔案中抽走了，也許是被他們自己的某個受賄律師抽掉的。事情已經弄得很大，要想使我們不追究誰擁有特里蒙特資金公司是相當困難的。” “非常有意思，”我說。“還有什么消息？” “這個，看起來我們得用法院指令，迫使特里蒙特資金公司的審計師向我們出示他們帳簿的副本，希望那會給我們提供一些錢的去向的線索，法院指令要到下星期初才會獲准，然后，他們將有兩三個星期的時間去執行指令，但在听到吉爾的回話，并且真正看到那些帳目之前，我恐怕做不了什么事。” “那么，現在怎么辦？”我問。“你認為我們已經有足夠的證据，可以去報警了嗎？” 漢密爾頓向前傾過身子，那雙藍眼睛直逼我的眼睛。“我們必須把那筆錢追回來，”他說。他聲音鎮定，語調平和，卻斬釘截鐵，“還記得我告訴過你我在東京牽的那個頭嗎？嗯，我認為我們真有可能弄到手，而且他們說要交給我們5億美元，那有可能使德瓊公司變個樣。”他呷著礦泉水，兩眼一直盯著我。“要是他們听說我們在一次騙局中損失了2千万美元，我們將會信譽掃地，誰也不會再把他們的錢交給我們經營，即使這不是我們的過錯。” 我心中暗想，這是我們的過錯，或者至少是漢密爾頓的過錯，他在复核文件時粗心大意了，這种錯誤發生在他身上是十分罕見的，不過，我并無意逼他承認這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訴諸官方當局，他們不會幫助我們找到那筆錢嗎？” 漢密爾頓搖搖頭。“警察的頭等要務是緝拿罪犯，而不是尋找贓物。這就是紐約市的大部分詐騙案從來不報警或不公開的原因，如果你有本事自己把它弄出個頭緒來，人財兩不空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他唇邊浮出一絲微笑，嘲弄著我的天真幼稚。 “好吧，”我說，實際上心中對此感到很不是滋味。“那么，我們下一步怎么干？” “嗯，到目前為止，你干得很不錯。繼續干下去，要多提問題。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的許多人都要到亞利桑那去參加會議，看看在那儿能否有所發現，尤其看看是否能發現有關這個‘制鈔机’的任何線索。我在倫敦也將盡力而為，同時等待來自庫拉索的消息。” 漢密爾頓看出了我臉上的愁色。“別發愁，我們會找到那筆錢的。” 漢密爾頓揮手婉拒了充滿誘惑的甜點水果手推車，付了帳單。我們分道揚鑣，我叫了一輛出租車去哈里森兄弟公司。 那個下午真難熬，我疲憊之极，煩躁不安，發現自己難以集中精力，和漢密爾頓在一起我感到忐忑不安，我感到茫然。盡管我通常非常相信漢密爾頓的辦事能力，但是，我煩惱不已地怀疑他也同樣不知所措，一片茫然。 最后，終于捱到了5點鐘，我可以体面地离開了，我約定晚上8點与哈里森兄弟公司的一個政府債券推銷員見面，一起吃頓飯談談。還有3個小時哩，于是，我決定先回威斯特伯里飯店。我走到富爾頓地鐵車站，登上北行的列克辛頓線快車，然后在大中央站換乘慢車。 此刻正是高峰時間，車廂里擁擠不堪。在紐約，9月初仍然非常潮濕炎熱，這趟火車是地鐵系統中沒有空調設施的少數几輛列車之一。我感到身上汗水直往下淌，濕透了襯衫，甚至連褲子也汗透了，我的領帶看上去仿佛會在熱浪中卷曲起來。 火車停了很長時間，旅客們擠在一起，脾气變得暴躁起來，低聲咕噥著，咒罵那該死的地鐵系統。即便是在這种情況下，大家仍遵循著紐約地鐵的黃金規則——決不直視他人的眼睛。那人可能是一個可卡因癮君子，一個強奸犯，一個系列殺人案凶手，一個那和華見證人。 我兩眼凝視著廣告，一張廣告上是那個可怜的沃爾特·漢森——以做痔瘡廣告而聞名紐約城的建筑師。還有一張廣告上是一些又丑又黑的大蟑螂，正在慢慢爬進一家蟑螂汽車旅館，廣告詞是：叫蟑螂有去無回。 火車顛簸前行，我的目光在車廂里漫游，我一個震惊收住了目光。 在車廂的盡頭，我看見了喬。 他正在毫無表情地凝視著我。雖然我直盯盯地看著他，他卻絲毫沒有露出認識我的跡象。我試圖恢复鎮靜，但我肯定他一定覺察到了我看見他時流露出的惊訝神色。 我將眼光從他身上移開，看著別處。自從在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的餐廳看見喬以來，我們彼此間一直盡量互相回避，這使我大為寬心。但是，現在他就在眼前，和我在同一節地鐵車廂里。這一定是巧合，不是嗎？一定是的。 我想慢慢地移向車廂的另一頭，我慌不擇路，一腳踩到一個面容慈祥，身穿便裝，正在閱讀《華爾街日報》的人的大腳趾上，全身的重量都壓了上去。 “你他媽的想干什么，你這個混帳東西，”他朝我破口大罵。“快把你他媽的臭腳拿開，老子的腳趾頭疼死了，要不然我扇你個臭嘴。” 我掃了那個罵罵咧咧的漢子一眼，顧不得盯著他看個仔細。我推搡著越過他身邊。 “神經病，”他對著我和站在我們周圍的人低聲咕噥道。 我很高興引起了別人的注意。這樣，在擁擠不堪的地鐵火車上，喬不可能對我怎么樣，而當我們到達第68大街時，那儿人一定很多。 我的判斷正确，川流不息的辦公室職員從地鐵口蜂擁而出，往家赶路。我跟著一群嘰嘰喳喳的年輕銀行職員一起走，他們正朝著我居住的旅館方向走去。我回頭看看，只見喬隔著一條街區的距离跟在我后面。 我在花園大街离開那群銀行職員，飛快地走過通往威斯特伯里飯店的街區。我在飯店前面的遮篷附近停住腳步，可以依稀辨認出喬的身影出現在仍然相隔一個街區之遙的街角上。 我告訴服務台的服務員，任何人來找我都不見。那服務員有點儿奇怪地看著我，但是說他保證會按照吩咐去做。我上樓走進房間，把門上的鎖和門栓全都鎖好后，猛地一下子倒在床上。 如果喬在跟蹤的話，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想找我算帳，也許警察再一次找上他的門去了。也許是，盡管我小心謹慎，處處留心，但是我提出的有關格里格·肖夫曼和特里蒙特資金公司的問題還是惊動了某些人。但是，那關他什么事？也許他只是耿耿于怀我的小手指仍然完好無損。 我在狹小的臥室里踱來踱去，對喬的出現感到焦慮。約莫過了10分鐘，我焦躁不安的心緒漸漸平靜下來。喬与我同乘一輛地鐵火車一定是巧合。他跟蹤我可能只是出于好奇；也許他認為嚇唬嚇唬我會很有趣。好吧，他算是如愿以償了。 我心中盤算著是否要取消晚餐，但我認為如果我去餐館來回都乘出租車的話，應該是很安全的，就在飯店外面，在光天化日之下，量喬也不敢怎么樣。于是，我沖了個澡，穿上一件新襯衫，于7點半下樓來到門廳里。 飯店大門口站了一群人在等出租車，門衛站在大街當中，哨子吹得震天价響。但是，不見一輛空出租車。雖然夕陽正閃著暈紅低垂在中央公園之上，但天色依然大亮。我朝大街兩頭看看，沒有喬的影子，他肯定也不在門廳里。 10分鐘之后，門衛才攔到一輛出租車，而排在我前面的還有兩個人，四處都不見喬的影子。于是，我決定步行到第5大街，到那儿試試運气，看能否攔一輛出租車。 我几乎快要到達第5大街時，突然听見身后響起輕輕的腳步聲，我似乎透過衣服感到了一陣尖利的刺痛。我汗毛直豎，弓起背，慢慢扭過頭去。 是喬，穿著一套黑色田徑運動服，儼然一個競走運動員的模樣，他手中正在撫弄著他最喜愛的家伙——一把小刀。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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