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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忙得不亦樂乎，電話鈴聲響個不停，市場交易十分活躍。各机构性資金管理者都認為邦茲銀行將降低利率，因此，都想赶在這之前把馬克兌換成美元，華爾街對此大為吃惊，在最近發行的瑞典債券之前囤積起來的歐洲債券已經几乎全部被買空，有一些經紀人的處境十分不利。推銷員們不斷地打來電話，試圖勸誘我們把我們的債券賣給他們。但是我們按兵不動，讓他們去干著急吧。 戴比今天遲到了，所以我只好自己去接所有的電話，這可真夠我忙的。 9點鐘時，我大聲問卡倫：“你有戴比的消息嗎？”我們昨天晚上酒喝得并不算過量，她應該能夠來上班。 “還沒有，”她說。 9點半時，漢密爾頓晃悠著來到我的交易台旁。“戴比來了沒有？” “還沒有。” “我想她就是病了，至少也會禮貌地來個電話說一聲。” 我沒有辯解。如果沒發生別的事，不來上班似乎顯得有點儿不明智。不管是什么借口，總比沒有借口好。戴比三天兩頭會稱病告假，几天不來上班，但她通常會打個電話來，編造個借口。 上午的時光在一點點流逝，盡管卡什、克萊爾、戴維和其他推銷員使盡渾身解數想誘我賣出我們的債券，但我還是設法抵擋住了誘惑。 卡倫的喊聲打斷了我的全神貫注，她聲音中流露出的那种擔心，甚至可以說是恐懼的腔調吸引了我以及交易室里其他人的注意力。 “漢密爾頓！警察局的電話，他們想找人談談戴比的事。” 漢密爾頓拿起听筒，我們都看著他，不一會儿，他便雙眉微蹙，他輕聲地談了約莫5分鐘時間。然后，他慢慢放下了听筒，他站起身，走到我的交易台旁，爾后又走到戴比的交易台旁邊站住了，他示意大家靠攏過來。 “我得到一個坏消息，戴比死了，她昨晚淹死了。” 听到這几句話，我感到万分震惊，臉色陡變。我兩耳頓時嗡嗡直響，雙眼模糊不清，我癱倒在椅子里，當漢密爾頓和警察談話時，我腦子里在胡猜亂想著种种可能發生在戴比身上的可怕的事情，但對這种打擊卻毫無心理准備。我感覺到身后那張交易台已經空空如也，平日里，那是閒談和笑聲的中心，如今卻沉默無聲了，我只是恍恍惚惚地听見漢密爾頓在繼續往下講。 “她的尸体是今天早晨6點鐘在米爾沃爾船塢附近的泰晤士河里發現的，今天下午警察要來找我們談話。他們要求我查問一下，昨天晚上最后看見戴比的是誰。” “是我。”我說，或更确切地說，我打算要說。我嘴里吐出的只是一聲咕噥。“是我。”我又說了一遍，這一回更清楚些。 漢密爾頓轉過臉看著我，他的面容冷酷嚴厲。“好吧，保羅，他們也許想從你這儿取證。” 這時，大伙儿都好奇地望著我。“我最后看見她是在昨晚9點半左右。”我說，“我們剛剛喝完酒，她沿著泰晤士河河堤大街步行，別的我什么也沒看見。”我盡管心亂如麻，但仍竭力控制著自己的聲音。 “他們知道事情是怎么發生的嗎？”羅布問。 “還不清楚，”漢密爾頓答道。“据警察說，他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這是怎么發生的呢？肯定，她掉進了河里。但是怎么會掉進泰晤士河呢？無論昨晚風有多大，也不會那么容易就掉進泰晤士河，這就是說，她要么是跳下去的，要么是被人推下去的。這時，昨晚戴比高船之前，那個強行捏摸她的男人的瘦臉和毫無生气的眼睛又隱隱出現在我眼前，我發誓他一定与此事有牽連。 電話指示燈在不住地閃爍著。漢密爾頓說；“我們最好還是去接電話吧。” 我們大家都默不作聲，互不說話，我們都想不出該說什么是好，我們各自默默承受著這一事件給我們各人帶來的不同打擊。卡倫捂著手帕悄悄抽泣，羅布和戈登站在旁邊，想找什么事干，以免閒呆著空難受。 我只是呆呆地望著戴比的交易台。 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意識到在過去的兩三個月里我們的關系已經十分親密。我依然能看見她那丰潤的臉頰在船艙里的柔和燈光下泛著紅暈，還有那雙會笑的眼睛。那僅僅是數小時之前的事，准确地說是14小時之前，像她這樣一個充滿生命活力的人怎么會突然之間就沒了呢？就不再存在了，這簡直不可思議。我覺得眼睛如針扎般刺痛，我雙手抱頭，呆呆地坐在那儿。 我不知道這樣坐了多久，后來感到有一只手搭在我的肩頭上，我抬起頭來，見是漢密爾頓。 “我很難過，”他說，“你們是好搭檔。” 我仰臉看著他，點點頭。 “你想回家嗎？”漢密爾頓問。 我搖搖頭。 “我能提個建議嗎？” “什么？”我說這話時嗓音嘶啞。 “拿起電話和別人談談。” 他說得對，我需要把自己罩在日常工作的安全网下，价格、聊天、收益、買賣差价。 我沒有勇气告訴別人關于戴比的事。但是，沒過多久，消息就在證券界傳揚開了。于是，那個上午的剩余時間更加難熬了，大部分時間我都在贊同人們對戴比的評价，說她是個愛逗笑的妙人儿，說她的死真令人難過。 午餐時間，警察來了，他們与漢密爾頓交談了半小時。然后，他把我叫進會議室，兩個人坐在那儿等著我，兩人中個頭較大的那位自我介紹說他是鮑威爾警長。他身材粗壯，35歲左右，身穿一件廉价的雙排扣西裝，敞著胸，系著一條花哨俗艷的領帶。他站起來時動作很快，粗壯的身体肌肉發達，而非虛胖，他看上去是個勤于行動的人，在德瓊公司空气稀薄的會議室里感到很不自在，他的同事瓊斯警探在后面，手握鉛筆准備記錄。 “麥肯齊先生說，蔡特小姐死之前，你是這儿見到她的最后一個人，是嗎？”鮑威爾開始問道。他操著一口低沉的倫敦口音，說話的口气使一句簡單的問話听起來更像是起訴控告，他顯得不耐煩。 “确實如此，昨天晚上我們出去喝了一杯。”我把頭天晚上的情況原原本本地向他們講述了一遍，那個警探做了大量的筆錄。當我說到侵犯戴比后消失在雨夜里的那個男人時，他們追問得更緊了。我在巨大的壓力下一一作答，進行了相當准确的描述，并表示如果必要的話，我愿意花一些時間協助警察破案。接著，鮑威爾的問題陡然一轉。 “麥肯齊先生說，你与蔡特小姐最接近？” “是的，我想此話不假。” “你認為蔡特小姐近來情緒很低沉嗎？”他問。 “不，我不這樣認為。” “沒有与朋友發生什么矛盾？” “她對我只字未提。” “有任何工作方面的問題嗎？” 我遲疑了一下。“沒有，真的沒有。” “一點沒有？”鮑威爾逼視著我的眼睛，他注意到了我的猶豫不決。 “嗯，她最近有點儿不快。”我告訴了他關于戴比和漢密爾頓的分歧，以及在芬斯伯里廣場她与我的談話。“不過，她還不至于為此去尋短見。”我說。 “那种事總是很難說，先生。”鮑威爾說。“令人惊奇的是，表面上情緒穩定的人常常會因為某种親朋好友認為無足輕重的瑣事而輕生。” “不，你不知道，”我說。“她從未有過情緒低落的時候。實際上，她總是笑口常開，她熱愛生活。” 鮑威爾看上去好像并未全部听進我的話，他對已合上筆記本的同事點點頭，然后說道：“默里先生，謝謝你，占用你的時間了。如果我們再有什么問題的話，你一定會再予合作的，是嗎？” 我點點頭，隨后兩個警察起身离去。 那天，我總算勉強熬了過去，大約七點鐘時，我關上机器回家。 我在等電梯時，漢密爾頓也來了，出現了一陣尷尬的沉默。在最輕松愉快的時候与漢密爾頓搭話閒聊尚且都很困難，在現在這种情況下，我更不愿動腦筋找什么輕松有趣的話題与他交談。 最后，電梯來了，我們倆走進電梯間。電梯往下降時，漢密爾頓說話了。“保羅，你現在准備做什么？” “不做什么，回家。”我說。 “你愿意回家的路上順便到我那儿坐坐喝一杯嗎？”漢密爾頓問。 我起先沒有回答，我對這邀請感到惊愕，漢密爾頓完全不是那种愿意邀請別人進行交際的人。當時我最不愿做的事就是和他在一起別別扭扭地談上半小時，但又不好拒絕。 “承蒙邀請，我非常感激。”我說。 漢密爾頓住在扼守倫敦城北入口的巴比坎地區的一幢灰色條紋的混凝土塔樓里，從辦公室到那儿只需步行15分鐘。我們几乎是一路無話，躲閃著來往的車輛和下班的人群。巴比坎是一個混凝土人行道和塔樓組成的迷宮，曲曲彎彎地繞著高出街道大約20英尺的倫敦古城牆和教堂。這地方令人分辨不出方向，漆在人行道上的黃線會把你引到你想去或者不想去的不同地點。這是一個毫無生气的居住區。 我們終于來到了漢密爾頓居住的塔樓，乘電梯上了頂樓，他的寓所小巧而适用。价格昂貴但并不精致的家具擺設為主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大部分功能，牆上僅有的一組畫是19世紀的蘇格蘭教堂。牆上是應該挂一些畫，但恐怕很難看見比這更陰郁的畫了，我好奇地朝一間敞著門的房間看過去，只看見一張寫字台。 “那是我的書房，”漢密爾頓說，“我領你進去看看。” 我們走進隔壁房間，那儿的确有一張面窗的寫字台，四壁從地板到天花板排立著書架和文件柜。那間小屋里藏有數以千計的書報文件，看上去有點儿像一個大學教師的住所，只不過非常整洁干淨，每一樣東西都安放得井井有條，寫字台上除一台計算机以外別無它物。 我飛快地掃掠了一下書架，我看見的所有書籍的書名几乎都与金融或經濟有關，其中有許多書是19世紀的著作。有一個書架上的書引起了我的興趣。上面有格萊克的《混沌理論》、魯德的《青史眾生》，甚至還有達爾文的《物种起源》。另外還有心理學、物理學、宗教和語言學方面的著作。 漢密爾頓走到我身旁。“你應該讀一些這种書，那會幫助你更好地理解我們的工作。” 我迷惑不解地看著他。 “市場是什么，是价格波動，是人群間的相互作用，是競爭，是信息，是恐懼、貪婪、信念，”他繼續說。“門類繁多的學科都對這些現象進行了細致的分析研究，各門學科都可以提高你對市場行為的洞察力。” “噢，我明白了，”我說。現在，我懂了，在漢密爾頓的心目中，物質和精神的偉大學者們都對金融理論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畢竟是有些作用的。 我抽出尼古拉·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這一本呢？”我指著它對漢密爾頓說。 他笑了笑。“噢，馬基雅弗利懂得權力，那本書通篇都是有關權力以及如何運用權力的事，金融市場就是如此，金錢是權力，信息是權力，分析能力也是權力。” “但他沒寫怎樣變成一個殘暴的獨裁者嗎？” “噢，不，這話說得過分簡單化了。當然，他相信手段能證明結局的正确。但是，盡管一位成功的君主會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去達到他的目的，但他將始終保持高尚品德的外表，這一點很重要。” 我看上去一臉迷惑。 漢密爾頓笑出聲來。“在市場上，這意味著精明，富于想象力，但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你的聲譽，記住這一點。” “我會記住的。”我說著，把書放回書架。 “我喜歡這個房間，”漢密爾頓說著，變得輕松起來。“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這里度過，你瞧那邊的景致。” 景色确實壯觀，放眼遠眺，可以看見從圣保羅大教堂到倫敦東區之間的一幢幢辦公大樓。德瓊公司的辦公樓清晰可辨，對于漢密爾頓來說，每當他沉浸于市場研究之中時，那辦公樓就是他靈感的源泉。 我們回到客廳里。“來點威士忌？”他問道。 “好，請來一點。” 他往兩只杯子里倒了很多威士忌，然后分別兌了少量的水，他遞給我一杯，我們兩人坐了下來。 品了一會儿酒之后，漢密爾頓問：“你認為她是自殺嗎？”他緊緊盯著我的臉端詳。 我歎了一口气。“不，”我說。“不管警察怎么說，戴比決不會做出那种事來。” “不過，她是很為自己的工作擔憂，不是嗎？”漢密爾頓說。“我不知道她是否對你說過，不過，在她死前不久，關于她的前途，我們是有過一次不太愉快的談話。” “是的，我知道，”我說。“關于那次談話，她是告訴過我，确實使她有點儿惱火，但她很快就把它拋到腦后了。她不是那种因為一點工作上的小事就會影響她享受生活的人，我非常肯定那不是她的死因。” 漢密爾頓松了一口气。“不，她一點儿也不像那种會自殺的人，”他說，“一定是一個意外。” 一陣沉默。 “我不敢肯定，”我說。 “你這話什么意思？” “就在她死前不久，我見過一個人。” “見過一個人？是誰？” “我不知道他是誰。可能是在倫敦城里工作的什么人。瘦削，35歲左右，非常健康，樣子卑鄙。” “他在干什么？你看見他對戴比干些什么了嗎？” “當時我們正准備离開。他走到她跟前，摸了摸她的乳房，然后就消失在雨夜里。過了几分鐘，她也走了。” “多么反常的事情！你沒有任何反應嗎？” “戴比阻止了我，”我說，“她看上去很害怕，我沒有責備她，那人好像非常怪。” “你告訴警察了嗎？” “告訴了。” “他們怎么認為？” “嗯，他們記了很多筆記，他們沒有談任何具体的看法。但是，依我看，一定是他把戴比推進了河里，你不這樣認為？” 漢密爾頓默坐片刻，以他習慣的沉思姿勢輕輕摸著下巴。“當然像是那么回事。但是，他是誰？他為什么要這樣做？”我們緘口不言地坐了一分鐘，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漢密爾頓無疑是想解開這個疑團，而我則是在思念著戴比，這是漫長的一天。 我端起威士忌一飲而盡。“我來給你再倒一杯。”漢密爾頓說。 我手中穩穩地端著第二杯酒，換了個話題。“你住在這儿多久了？”我問道。 “噢，快5年了。”漢密爾頓答道。“自從我离婚以后，上班非常方便。” “你离過婚？我不知道。”我試探性地說道。我心中沒數，關于個人問題漢密爾頓愿意交談到什么程度，但我很好奇。辦公室里沒有一個人知道漢密爾頓工作以外的任何生活情況，但是我們大家都對此猜測不已。 “你不知道？我想你不會知道的，我不太說起這事，我有一個儿子，叫阿拉斯代爾。”他指了指一張照片，上面是一個面帶微笑的七、八歲的小男孩，正在踢足球。我剛才沒有注意到這張照片。這男孩長得很像漢密爾頓，但沒有他那种憂郁的神色。 “你經常看見他嗎？”我問。 “哦，是的，每隔一個周末見一次，”他說，“我在他母親住處附近的珀斯郡有一幢小屋，那很有用。讓他在那儿長大比生活在這個可怕的城市里要強得多，那儿風景如畫，你可以爬山登高，忘掉這一切。”他指了指窗外。 我向他談起了巴思韋特，以及我在那儿的高沼地上漫游的童年生活，漢密爾頓傾听著。對漢密爾頓談起這些事情似乎有些奇怪，但他卻顯得很感興趣，因此，我說著說著，開始感到無拘無束了。談起遠在數百英里之外，10年前生活過的一個地方，比談起此時此地更令人愉快。 “有時候我真希望自己能留在愛丁堡，”漢密爾頓說，“我可以在那儿找個輕松的好工作，為一家保險公司管理几億資金。” “那你為什么沒留下？”我問。 “這個，我嘗試了一下，但對我不合适，”他說。“那些蘇格蘭資金不錯，但是他們沒有冒險意識。我需要扎在這儿，在風口浪尖上。”我看著他的威士忌酒杯里面。“當然，莫伊拉不喜歡我這樣做，她不理解我為什么工作那么長時間，她認為在上午9點到下午5點之間我就可以把工作做好，其余時間應該呆在家里。然而，這种工作需要花費的時間遠不止此，她就是不相信我。所以，我們分手了。” “很抱歉，談起這事。”我說。我為他感到難過，他本是個孤僻的人，現在，离開了妻子和儿子，他一定倍感孤獨。當然，這是他自己的決定；他義無反顧地把工作看得重于婚姻。即使這樣，我依然非常同情他。我仿佛看到，10年后我自己也會處于同樣的境地。我禁不住不寒而栗，我想起了我和戴比的談話，我開始感到她的話言之有理。 漢密爾頓從威士忌上抬起頭來。“你來德瓊公司已經6個月了，怎么樣？喜歡它嗎？” “是的，喜歡。非常喜歡，我很高興加盟這個公司。” “你覺得交易這工作怎么樣？” “我很喜歡，我只是希望能干得更好些。有時候，我認為自己已經懂得了這里面的門道，結果卻發現全都錯了，我怀疑這是否不僅僅全靠運气。” 漢密爾頓朗笑起來。“小伙子，你決不應該這樣想，這當然全靠運气，或者說至少每一筆具体的交易是這樣。但是，如果你能夠把握住自己，看准有利机會才出手交易的話，最終，你一定會脫穎而出，這是基礎統計學。” 漢密爾頓看著我的表情又笑了起來。“是的，你是對的，這行當并不那么簡單。其中的訣竅是要知道机會什么時候對你有利，這需要多年的經驗積累。但是別擔心，你的路子是對的。只要堅持不懈，不斷地思考一下自己的做法，以及為什么這樣做，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最終，你一定會干得很出色的，我們將會合作得很好。” 我希望如此，我覺得激動得心潮澎湃，漢密爾頓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人，我決心不斷努力，按照他的教誨去做。 “我記得看見過你賽跑。”漢密爾頓說。 “哦，我不知道你還觀看田徑比賽。” “嗯，人人都觀看奧運會，連我也不例外。我的确喜歡田徑，体育運動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我看過几次你賽跑，但真正記住的是決賽，當時你跑在最前面，電視上有你臉部表情的近鏡頭，神色堅定，但也很痛苦。我以為你要贏了，但接著那個肯尼亞人和西班牙人超過了你。” “是愛爾蘭人，”我低聲咕噥說。 “什么？” “愛爾蘭人，他是愛爾蘭人，不是西班牙人，”我說，“一個跑得很快的愛爾蘭人。” 漢密爾頓笑了起來。“哦，我非常高興你現在為我工作了。我想我們共同努力一定能夠把德瓊公司辦得很好。” “我非常愿意。”我說道，的确非常愿意。 戴比的葬禮在肯特一個小村庄的一個肅穆的教堂墓地舉行。我代表公司前去參加。那天天气极好，烈日直晒著送葬者，我身穿西裝感到很熱，能感覺得到汗流浹背。通往教堂墓地門旁邊的一片小灌木林里，一群白嘴鴉在假心假意地呱呱哀叫。与其說烏鴉哀叫破坏了寂靜，倒不如說是為之增色。這是一個小小的鄉村葬禮上完美無瑕的伴唱。 教區牧師竭盡全力減輕籠罩著葬禮的哀愁气氛，說戴比也許想看到她的送葬者們微笑著為她送行，說我們應該感謝她和我們在一起度過的時光，以及諸如此類的話。我不明白他說這些話的邏輯，而且他的話也未能奏效。任何一個年輕人的早逝都會給人帶來撕心裂肺的悲痛，無論你說什么都無法改變這种痛苦。如此熱愛生命而又過早被奪去生命的戴比帶給人們的也是同樣的悲痛。 她的父母都參加了葬禮，戴比的長相特征從他們兩人的臉上依稀可見，兩位矮小的白發人雙雙沉浸在悲痛之中。 當我們大家慢慢走回小路時，我發現自己走在一個瘦高個紅發姑娘旁邊，她穿一雙高跟鞋，其中一只鞋跟被卡在路上的舖路石中間了，我彎腰幫她拔出鞋子。 “謝謝你，”她說。“我討厭這雙該死的鞋子。”然后，她環顧一下四周問道：“這些人你都認識？” “沒几個。”我說，“你呢？” “認識一兩個吧，我曾和戴比合住一套公寓，所以我認識她的一些男朋友。” “一些？”我惊訝地說。“這儿來了几個？” 她朝周圍看看。“我認識的只有一、兩個。你不是她的男朋友之一吧，對嗎？”她說道，眼睛取笑地看著我。 “不，”我厲聲說道，有點儿震惊。“我和她是同事。” “我并無冒犯之意，她通常品味很高。”那姑娘說。“你要路過車站嗎？” “是的。我能捎你一程嗎？” “那我非常感激，順便告訴你，我叫費利西蒂。” “我叫保羅。”我們走出墓地來到路上。“這就是我的車。”當我們走到我的那輛小型標致車前時，我對她說道。 我們上了車，朝著三英里外那個最近的車站駛去。 “老實說，我從來沒有意識到戴比會有許多男朋友，”我說，“在我看來，她似乎是追求穩定關系的那种女孩。” “她并不完全是個水性楊花的女人。不過，她确實很會自我享受，我們住的房子里一直有各种各樣的男人出出進進，其中大部分還不錯，但有几個相當令人討厭。我想有一、兩個可能是由于工作關系結識的。” “我想，不是令人討厭的那兩個吧？” 費利西蒂笑起來了。“不，我想不是的，雖然最近有一個人使她痛苦不堪，我想那人可能与工作有關。” 我不知道這人究竟會是誰，由于難以抑制自己的好奇心，我繼續追問下去。 “我記不得他的名字了，”她說，“我最后一次看見他是在兩年以前，他是個十足的討厭鬼。” 我沒再問下去。“你是怎么認識戴比的？” “噢，我們倆曾在一家律師事務所——丹尼-克拉克律師事務所做雇員，我仍在那儿干，但如你所知，戴比到別處干大事業去了。既然我們倆都想在倫敦租房子，因此，只要我們愿意的話，合住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她咬了一下嘴唇，“我會想念她的。” “想念她的不只是你一個人，”當我們駛近車站時，我說道。我在車站入口處停住車。 “非常感謝，”她一邊鑽出汽車，一邊說道。“我希望我們能在稍微愉快一點的場合再見面。”說完，她便走進車站消失了。驅車回倫敦的路上，我想象著費利西蒂所描述的戴比与一大串男人睡覺的情景。照她的性格，她似乎不應該是這种人。但是，換句話說，她為什么不能如此？ 戴比的交易台看上去仍是老樣子，做了半半拉拉工作的碎紙散頁撒落其上。黃色的不干膠小紙片上記著她要做的事和需要回電話的人名。翻開的國際債券交易商協會的債券目錄反扣在桌上，等著她在翻開的那頁把它重新捧起。我倒宁愿它保持整洁，讓它看上去像一個生命已經結束而不是中斷的人的交易台。 她有一本黑色的大台歷，上面印有哈里森兄弟公司的徽記，那是去年的圣誕禮物，我翻閱起來，沒發現什么十分令人感興趣的事，下個星期的約會排得滿滿的，然后，當7月結束，進入8月后便漸漸稀疏了，9月以后便是一頁頁空白。 其中一頁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与德瓊先生的約見，時間是她死后的第二天上午10點30分，奇怪的是戴比怎么會和他約會，我們很少看見他，雖然他偶爾會來与漢密爾頓見見面，但是我在他辦公室里唯一見到他的一次是我加入該公司的那一天，盡管他非常友好和善，但卻談不上平易近人。 我開始整理戴比的所有物件，我首先把她的所有私人物品裝進一個舊的复印紙盒子里。東西不多，當然沒有什么對其他人有价值的物件。一只舊的帶鏡小粉盒、几雙褲襪、3瓶酸奶、一大把塑料調羹、一把裁紙刀，上面刻著她干法律工作期間所參与的一宗交易的名稱，几包面巾紙，還有一本翻得很舊的吉利·庫珀小說。我本想把它給扔了，但又于心不忍。除了酸奶之外，我把其他所有東西一古腦儿裝進紙盒里。我將把它送到戴比的公寓，和她的其他遺物放在一起。 然后，我開始分類整理她的所有文件和卷宗，我把大部分都扔了，但把有一些放到一邊，准備交圖書室存檔。 我清理到一堆招股章程，其中大部分与荷屬安的列斯群島各公司發行的債券有關。最上面是特里蒙特資金公司的招股章程，就是戴比扔在我交易台上的那份。她曾說過它很可疑，我拿起來飛快翻閱著，我覺得它似乎沒什么太奇怪之處，頁邊空白上有一、兩處用鉛筆寫的很淡的注釋，似乎沒什么令人惊奇的含意。 我把那份招股章程放在一邊，繼續整理卷宗。不一會儿，我看到了關于塔希提飯店的信息備忘錄，我慢慢地翻閱著，戴比用黃色熒光筆在上面作了一些記號，總共也只有兩三段作了記號。這些段落有趣得多，她划出了歐文·派珀的名字，還有提及內華達州賭博管理委員會的那部分，有一段文字特意用黃色熒光筆划出： “可能的投資者請注意，內華達州賭博管理委員會的政策是，拒絕對被證實有犯罪行為的任何人發放營業執照。在考慮頒發營業執照時，申請者良好的道德品質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凱茜·萊森比在我們會面時曾提及這個政策，證明派用是個有德之士，也許她信錯人了，也許戴比發現了什么，表明這与事實相去甚遠。 也許這正是她的死因。 我站起來，向窗外放眼西眺倫敦城，我敢肯定戴比不會自殺，我認為雖然有可能是意外，但是我不相信。是有人把她推下河的，几乎可以肯定是我們离船時狠狠恐嚇她的那個男人。如果戴比是他殺，必定事出有因，但有人要加害于戴比的确切原因目前尚不得而知。 我复又坐下，繼續分類整理文件，一個半小時以后，我剛剛清理完畢，卡倫拿著一封信走了過來。 “戴比的信怎么處理。”她問。 我不知道人死后，繼續收到郵件的情形會持續多長時間。“我想，交給我吧，”我說。 卡倫遞給我一個白色信封，上面壓印著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的徽記。信封上標著：私人信件，保密，僅由收信人親啟，已經不可能了，我心中憂傷地想道。 我拆開了信。 親愛的蔡特小姐： 謝謝你最近關于美國石膏公司股份交易的來函。關于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雇員在這种股票上可能采取了不規則行為一事，我們業已開始著手調查。我建議我們應該見個面，交換和共享有關此事的信息，我將于下周初打電話給你安排個時間。 你的誠摯的， 羅納德·鮑恩 首席檢查官 我興趣驟起。在DGB宣布收購之前，石膏股票無疑已經暴漲。這封信表明戴比的怀疑是正确的。我不知道德瓊公司該由誰來處理此事，我想我實際上應該把這封信交給漢密爾頓，因為我們不再有一位正式檢查官了，但是我很好奇。既然我正在處理戴比的所有遺留工作，為何不可以也處理一下此事呢？ 我拿起電話，撥通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要求与鮑恩先生通話。 “我是鮑恩。”他的聲音沙啞而殷勤有加，像布龍菲爾德-韋斯這樣的投資銀行很重視督檢工作。一則丑聞不僅會讓他們掏出几百万的罰款，而且會使他們名譽掃地。在藍箭風波中，康提-納特韋斯特公司的一名檢查官的申訴被拒絕受理而駁回，之后，各大公司便确保有有效法律措施約束他們的檢查官。他們這些人一切照章辦事而不會任人擺布。 “早上好，鮑恩先生，我是德瓊股份有限公司的保羅·默里，”我說，“我打電話是關于你最近寫給敝公司檢查官戴比·蔡特的那封信。” “哦，是的。” “我恐怕得告訴你，戴比最近剛剛去世。”此事已經過去數日，也已經多次對人說起，因此，再說起來似乎不那么難開口了。 “我很難過，”鮑恩說，但听起來好像一點儿也不在乎。 “我不知道，關于美國石膏公司的事，我是否能幫你的忙。我和戴比是一起做這筆交易的，今天上午我看了你寫給她的信。” “你也許能幫忙，讓我拿一下我的卷宗。”電話里傳來一陣沙沙的紙響聲。“是的，我在紐約的一位同事提醒我們注意石膏股份价格的异常波動。我們在調查中已經發現了一些有用的事實，但是尚無任何可据以采取行動的事實，收到蔡特小姐概述她自己的疑惑的信后，我們非常感興趣，整個調查在現階段仍是非常秘密的，諒必你能理解。” “是的，那當然，”我說。 “好。我們正在調查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的兩個雇員和該公司的一個客戶。還有另外一個人……”他的聲音消失了，這時我听見他翻動紙張的嘩嘩聲。 “你說你是默里先生，對嗎？”鮑恩先生說，他的聲音變得低沉了些，也更嚴肅了。 “是的，”我說。我咽下嘴邊的話。 “啊，我很抱歉，恐怕卷宗里沒有更多的情況了。再見，默里先生。” “但是，如你所建議的，我們不應該見見嗎？”我問道。 “我認為沒這個必要了，”鮑恩堅決地說道。“再見。”說完，他挂斷了電話。 我倒在椅子里思索著，我不喜歡這次調查。 審判和監禁的想法模模糊糊地浮現在我的腦海里。隨后，我恢复了鎮定，我沒有做錯什么事，戴比這樣說過，她是懂法律的人。我沒有內幕消息。鑒于我購買的股份，人們調查我是很自然的事，但我沒有什么可擔心的，一點儿也沒有。 但是，最好還是弄弄明白。我再次撥通了布龍菲爾德-韋斯投資銀行的電話，是凱茜接的電話。 “請問卡什在嗎？”我問。 “不在，他剛出去倒杯咖啡去了，”凱茜那清晰的聲音答道。“他馬上就會回來的。” “也許你能幫個忙，”他說。 “如果你認為我行的話，”凱茜說，聲調里含有挖苦之意。 她大概是因為我找卡什而沒找她便生气了，我心里想道。也許她認為我怀疑她的能力，我正欲開口道歉，卻又止住了自己，該死，有些人就是那么容易神經過敏。 “我對上星期你們買的所有那些石膏債券感到好奇，”我說。“它們是進在你們自己的帳上嗎？” “不是，是為一個客戶買的。” “他一定干得非常不錯，”我說。 “當然，”凱茜說，“實際上……” 卡什對她大聲喊叫，打斷了她的話。“別挂，”她說，卡嗒一聲按下電話上的保持鍵。片刻之后，她回來了，“對不起，我有點事情。我會告訴卡什，說你找他。”她挂上了電話。 羅布走過我的交易台，見我沉臉凝視著電話听筒。“怎么回事？碰見鬼了？”他的微笑轉瞬即逝。“對不起，我盡說傻話。” “地球照樣轉動，”我說，“但我會想念她。” “我也是，”羅布說。 “她有很多男朋友，對不對？” “我想，有一些吧。”羅布瞥見了我的眼光，他的臉紅了，“有一些，”他又說道，轉身走了。 我聳聳肩膀，繼續工作起來，我看著躺在我腳邊裝著戴比遺物的小盒子。我想，我應該把它們送回她的寓所，我掏出電話號碼簿，打電話到丹尼-克拉克律師事務所，我要求与費利西蒂通話，丹尼-克拉克律師事務所只有一個女人叫那個名字，她來接電話了。 “你好，我是保羅·默里，”我說，“我們在戴比的葬禮上見過面。” “噢，對，”她說，“你是她以前的同事。” “不，我這儿有她的一些東西，東西不多，也沒啥重要的，我可以把它們送過來嗎？” “沒問題，你打算什么時候來？”她說。 “今天晚上行嗎？” “可以。7點鐘左右來吧，地址是卡文迪什路25號，克拉彭南站是最近的地鐵站，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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