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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利剛搬進局長辦公室的時候，好像有些拘束。他知道大家對他的任命頗有爭議，因而行動更加小心。他要設法贏得政治靠山和白廳主子的信任，讓他們對他放心，所以他比那些地位鞏固的人更容易妥協。 漢利是個聰明人，比弗·瓊斯要高一籌，然而他卻沒有瓊斯那种堅強的性格。我不像信任瓊斯那樣信任漢利。自從瓊斯离開安全局以后，我就很少去辦公室。安全局開始發生了變化，而在最后四年里發生的變化對我來說，意味著一种訣別。 最初發生的變化是很微妙的——一些零碎雜事，例如，漢利不像瓊斯那樣讓別人搭乘他的車——但這些微小的變化卻發生了愈來愈大的影響。我們的辦公室先從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到馬爾博羅街，又搬到高爾街灰黃色的公寓里。我曾向漢利建議把辦公室搬到綠化較好的地方例如切爾特南，但他卻堅持辦公室應留在倫敦。他開始培植自己的幫派，他們年青聰明，但全是文職官員——他們比軍隊的人更為可靠。我開始感到我們這一代正在逐漸消失。盡管我們之間有差別，我們當中那些從事過搜索內奸的偉大事業的人，無論站在哪邊，都在迅速地消失。英雄輩出的時代正在被庸人輩出的時代所取代。 漢利上任后不久，就通知我去談工作。 他對我說：“彼得，我對你很信任。只要我當一天局長，你就有一天飯吃。”我知道他這話是針對我在D 處三科最后一年中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說的。 他還建議我辭去K處的顧問職務，專門在他手下工作。 “我讓你當我的反間諜私人顧問，”他說，“你可以在我隔壁的房間里辦公，并像以前那樣翻閱所有文件。但我想讓你為我研究些新問題。我不希望你整天陷在K 處的案件中，我要你考慮未來。” 我們制定一個新的日程，其中某些部分是我喜愛的，但有些卻是我不喜歡的。他要我繼續負責“維諾納”工作，并同意我們應當在世界范圍內對遺留通訊進行一次全面的搜索。 他要我注意北愛爾蘭的情況。 “彼得，你給我出點主意，”他對我說，“看看，你能做些什么……” 他讓我負責計算机工作小組。當時這個小組正在計划將軍情五處的檔案工作實現計算机化，預計在七十年代中期會出現一個飛躍。D 處三科曾使我透徹地了解到檔案室在幫助查找追蹤線索時的作用。漢利希望我把這些技術應用于計算机化的工作中去。 開始，我以為在愛爾蘭可以找到生机勃勃的新生活。我到那里去了几趟以后，卻使我想起塞浦路斯，動搖不定的英國政策在那里加劇了矛盾的激化。我第一次訪問愛爾蘭時，英國政府正在向全世界宣稱英國同愛爾蘭的局勢已經好轉。我用了整整半個月時間，審閱了一年中的全部爆炸事件記錄。我畫了一張表，這張表說明爆炸事件正在直線上升。這就是好轉的安全局勢！同塞浦路斯一樣，軍隊和政客們干脆拒絕面對現實。 我唯一的建議就是在愛爾蘭共和國的電話線上安裝一個竊听系統。愛爾蘭共和國通過邊境的線路都隱蔽得很好，而臨時共和軍的重要通訊都是從共和國西海岸傳送到都柏林的。我設計了一個方案，用一個小包裝箱的竊听机來截取從英國駐都柏林使館閣樓發出來的微波。盡管軍情五處批准了這一計划，但外交部卻否定了這個計划。當時就要簽定森宁代爾協定了，外交部非常害怕有關這個計划的消息泄漏出去。我向他們指出，塞浦路斯的根本教訓就在于沒有一個決定性的安全优勢，因而政治談判极不穩定。但當時他們听不進去，因此后來森宁代爾協定的流產對我來說就毫不意外了。 都柏林計划沒有實現，我很失望。從這件事我看到，官僚們對局勢的控制已經到了專橫的地步，二十年前我們是可以毫無顧忌地處理這件事的。我曾建議研究一下對臨時共和軍安裝偽裝炸彈的可能性。這一計划在軍情六處的協助下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正如當時我們在塞浦路斯的格里瓦斯的電話線上安裝偽裝接收机一樣。但這次就連軍情五處的負責人員也很害怕，拒絕對計划作進一步研究。 “這是謀殺。”他們說。 “他們每天都在殘殺無辜，”我說，“你們認為英國人民會希望我們采取什么政策呢？” 愛爾蘭局勢是使軍情五處對國內問題發生決定性改變的因素之一。六十年代的學潮到了七十年代初逐漸被罷工所取代，一九七二年的煤礦工人罷工以及連續不斷的汽車工人罷工對希思政府的決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收集有關國內顛覆活動的情報。 這也是軍情五處頭儿最敏感的一個領域，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來保持他和整個五處的獨立地位。漢利上台前后的情況說明，他事先沒有應付這种壓力的准備。瓊斯當年一貫維護軍情五處的獨立地位，而漢利則決定听從上級的命令，盡量向他們提供大量的有關國內問題的情報。 按照傳統，K處一直在軍情五處享有最高的威信，而F處則是軍情五處的一個窮親戚，有能力的官員都不到那儿去。F 處的工作一向不負責任，而且主持F 處的是個整天樂呵呵的酒徒。漢利上台以后，對K 處采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卻對F 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從此，我們就失去了包括邁克爾·麥考爾在內的一大批功績卓著的反間諜官員。 然而這一變動的潛在危机出現在我退休以后。一九八一年約翰·瓊斯爵士被任命為局長，他是漢利的新組織中F 處的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終于在最高寶座上立穩了腳根。他是繼霍利斯以后的第一個沒有反間諜工作經驗而獲得成功的局長。他是一個十足的F 處官員，他的任命充分說明軍情五處中心力量的決定性轉折。 漢利上台后不久，曾召集A處和F處的高級官員開會，討論怎樣确定軍情五處變化中的首要任務。會議一開始，漢利就作了關于國內顛覆活動情況和他稱之為“廣泛的左派勢力”問題的報告。他說首相和內政部要求我們把主要精力用來對付這個目標。然后，他又讓F 處的一名叫做戴維·蘭塞姆的野心勃勃的青年起來發言。他簡略地匯報了一批左翼團体，如工人革命党、社會主義工人党等組織的結构和活動情況。 漢利很喜歡搞討論會，這個會几乎開了整整一天。F 處要求放寬對竊听電話和截查信件的限制，并希望同郵局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系。由于敵人是分散的，他們必須依靠通訊來建立聯系，因而依靠通訊來找問題是惟一的方法。約翰·瓊斯善于鼓動。他宣稱，F 處所需要的技術資源應由K 處來做主，因為指揮間諜已經不能作為掩護的主要手段了。首先他不能讓他的官員們打入這些左翼團体，因為他們大都生活淫蕩，軍情五處甚至連一個官員也不愿意為國家作些犧牲。換言之，如果招募間諜，必定要冒社會生活和丑聞的危險，因此，惟一的辦法就是使用技術手段。看來，漢利是同意瓊斯的。 但我卻從另外一個角度談了間諜的价值。 “如果你想監視這些團体的話，應當使用間諜，”我后來私下對漢利說，“如果你把所有技術經費都用于對付他們的話，將來就會遇到很多的問題。對郵局終究不能像對自己人那樣信任，郵局是肯定會出差錯的。” 我對于計算机工作小組的看法也一樣。我很快明白了F 處對計算机小組有興趣主要在于建立廣泛的計算机网絡，主要是同紐卡斯爾全國保險計算机公司的网絡。過去我們總是可以從全國保險記錄中得到材料，只要我們真正需要的話。我們在那里有几個秘密工作人員，一旦我們需要什么資料，就可以和他們聯系，然而這与他們所要建立一個直接的計算机网絡完全是兩回事。 我并不是唯一被這些變化攪得心煩意亂的人，在老的反蘇情報官員中還有不少人也對此不安。我們看出，以前的辛勤勞動將在追蹤這些無足輕重的左翼團体中喪失得一干二淨。再者，向計算机時代進軍意味著降低情報人員的价值，以后我們將成為數据處理員了，只要按一下鍵盤，就可以掃掠成千上万的姓名。 在最后的几年中，我愈來愈多地听到人們感歎“情報工作的樂趣已經消失了”。 漢利卻沒有意識到他將遇到什么樣的困難。說出來會讓人相信的，當我們闖入蘇聯外交人員的住宅時，公眾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但我們在大范圍內搞監視活動，則將引起不堪設想的后果，人們會說我們在搞“專制主義”。 D 處的老一輩官員認為工人革命党、社會主義工人党和核裁軍運動等團体与該處的宗旨關系不大。誠然，我們應當注意他們的行動，這樣我們也就滿足了，因為他們并不是克格勃的主攻目標。克格勃的主要目標仍是情報部門和文職部門，而六十年代，工會和工党也日益成為他們的目標了。 六十年代以來，軍情五處的檔案里有一大批有關克格勃對工會和工党進行滲透的材料。這些材料主要來自兩個捷克叛逃分子：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他們列出一批工党政治家和工會首領的名字，說他們是東方集團的代理人。他們當中有些人确實被挖了出來，例如議員威爾·歐文一案。歐文承認曾在十年當中向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報人員提供了情報，他因此而得到成千上万的英鎊。然而在一九七0 年起訴時，則因為歐文沒有接触過机密，而那個捷克叛逃分子又沒有在歐文受審時提供文件證据，因而歐文被無罪釋放。 湯姆·德賴伯格是另一名被捷克叛逃者所提到的議員。我要親自見他，他最后終于承認他財迷心竅，正在為捷克上司提供情報。后來我們又對德賴伯格盤問了一陣，他除了提供了一些有關工党某些人的桃色新聞外，再沒有提供我們感興趣的事了。 德賴伯格所提供的情報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把他的公寓借給一位內閣部長，以便這位部長能和他的情人幽會。德賴伯格企圖查明這位部長新歡的身份。一天傍晚，部長离開公寓后，他搜查了房間，發現一封寫給工党著名女党員的信。德賴伯格說當時他委實嚇了一跳。后來他向部長談了這件事并提醒他小心，防止他的行為成為社會生活的話柄！德賴伯格肯定把這些事告訴了他的捷克朋友們，他對工党內部机密的關心不過是做做樣子罷了。 捷克叛逃者說，另一個為他們工作的議員是約翰·斯通豪斯。我們曾對他進行了口頭審訊，當時哈羅德·威爾遜也在場，斯通豪斯矢口否認他的罪行，我們只好撤回了對他的起訴。 這就是形成軍情五處与首相之間曲折關系的前后情況。人們寫了許多關于哈羅德·威爾遜和軍情五處之間的關系的書，但其中有些情況不夠准确。我以為哈羅德·威爾遜和軍情五處的故事應起始于一九六三年休·蓋茨克爾的逝世。蓋茨克爾是威爾遜以前的工党領袖，我不僅認識而且非常崇敬他。我是在黑河航海俱樂部認識他和他的家人的，我記得在他去世的前一個月，他還告訴我他要去蘇聯。 蓋茨克爾去世以后，他的醫生同軍情五處聯系要求會見安全局的人。反蘇聯間諜工作負責人阿瑟·馬丁去接見了他。醫生向馬丁解釋說他對蓋茨克爾的去世感到不安。他說蓋茨克爾死于一种破坏人体器官的疾病，叫做擴散性狼瘡。他告訴馬丁，這种疾病在溫帶气候的國家是少見的，而且無法肯定蓋茨克爾最近去過什么可能傳染上這种疾病的地方。 馬丁建議我到波頓草原，即國防部化學和微生物實驗室去一趟。我去拜訪了化學武器實驗室的負責人拉德爾博士，向他征求意見。他說沒人知道一個人是怎樣患上狼瘡的，有人怀疑狼瘡是由一种真菌引起的，他也不知道患狼瘡的人是怎樣把這种病傳染給別人的。我回來后根据上述情況寫了個報告。 接著又發生了一件事。戈利金主動交待說，在他最后几年的間諜生涯中，曾同克格勃的“潮濕事件”處，即十三處有過交往。這是一個專管暗殺行動的處。他說在他离開前，曾听說這個處正在計划暗殺一位歐洲的高級政治家，以便在最高領導位置上安插自己的間諜。他不知道暗殺計划在哪個國家進行，但卻說十三處的處長是羅丁將軍。羅丁在英國呆了許多年，由于升任十三處處長而調回國，他對英國政界的情況一定很熟悉。 我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辦，因為拉德爾博士說狼瘡的感染渠道不清。我便同吉姆·安格爾頓商量。他說他要查查蘇聯的科技文獻，看看他們是否了解狼瘡病。過了一兩個月以后，他寄了一份狼瘡病的論文給我們，這是他從一份俄文科技雜志上翻譯過來的。這篇論文是几年以前發表的。安格爾頓說，在所有能查找的蘇聯文獻中，他們只找到這篇論文。根据這篇論文，蘇聯人在小白鼠身上做實驗時發現狼瘡是由一种特殊的化學制品誘發的，但用這种特殊的化學制品暗殺蓋茨克爾不太可能，因為在人体內誘發狼瘡需要使用大劑量的化學制品，而且還得經常使用。我把這篇論文送給拉德爾，他對蘇聯在這方面的研究水平感到吃惊。他确信蓋茨克爾不可能被有毒的咖啡或餅干毒死。但他說這篇論文是七年前發表的，因此，如果蘇聯人一直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那么現在可能已經發明了小劑量的，甚至只用一針就可以致命的藥物。他說除非做大量的科學實驗，否則無法證實這一猜測，但現在波頓草原的任務已經超額了，不能再接受這一任務了。 我說我要回去同上級商量一下這個問題。于是，根据拉德爾的情況我又寫了一份報告，并同拉德爾本人核實了一下報告的內容。我回到軍情五處同他們詳細討論了這件事，大家一致認為在沒有進一步掌握蘇聯人确實使用了這种藥物來進行暗殺的證据之前，我們不能貿然行動。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密切注意收集各种證据，并要求拉德爾也進行這項工作。不用說，我們再沒有發現什么人死于狼瘡。當然如果軍情五處的上層人物中有人向蘇聯人泄密，那蘇聯人一定會知道我們在怀疑。因此，我敢肯定，他們再也不會在我們中間使用這种方法了。 這時哈羅德·威爾遜已經當了首相，因此他必然受到了軍情五處的注視。威爾遜在擔任首相之前，曾在一個東西方貿易机构中工作，并多次訪問過蘇聯。軍情五處很清楚克格勃會想盡辦法使來訪的人落入圈套，因此他們提醒威爾遜警惕蘇聯人的詭計。在威爾遜繼蓋茨克爾擔任了工党領袖以后，工党与軍情五處之間的摩擦又增多了一個根源。威爾遜在身邊收羅了許多東歐國家的僑民商人，而這些人中有些正是軍情五處所要調查的對象。 一九六四年哈羅德·威爾遜任首相后，安格爾頓專程前往英國拜訪當時主管反間諜工作的弗·瓊斯。安格爾頓向我們提供了許多非常机密的情報，然而他卻不肯透露情報提供者的真實姓名。根据安格爾頓的情報，這個情報源指控威爾遜是蘇聯間諜。他又說，如果軍情五處能夠保密，不讓政界知道，他就愿意提供更加詳細的證据和情報。這种指控的确使人難以相信，但安格爾頓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反間諜處的處長，我們只好認真听取他的報告。毫不奇怪，軍情五處的負責人對安格爾頓提供情報時的態度感到非常不安。他們深思熟慮以后，拒絕接受安格爾頓對使用這一情報的限制，結果我們再也沒得到什么情報。然而我們還是把安格爾頓的情報記錄在案，代號為“燕麥束”。 霍利斯退休以后，由弗·瓊斯任局長。我去找瓊斯，告訴他我正打算去美國訪問，并問他是否可以同安格爾頓談談“燕麥束”問題，了解更多的細節。他同意了，但卻反复強調我們不能在安格爾頓面前對他提供的任何情報承擔保證。在華盛頓，我會晤了安格爾頓。他故伎重演，含含糊糊地告訴了許多同蘇聯人“秘密會晤”的情報，但當我追問細節時，他卻沒詞儿了。從我的慘痛教訓中，我深深悟出了安格爾頓具有在沒有任何證据的情況下捏造證据的本領。 “燕麥束”事件不過是個插曲。六十年代末，根据軍情五處的情報，蘇聯已經在工党里安插了內線。首先捷克斯洛伐克的叛逃者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來到西方并列出了一連串工党議員和工會骨干的名字，他們都是被蘇聯人成功地招募過去的間諜。接著我們又從奧列格·利艾林那里得到了最富于災難性的情報，當利艾林在原來工作的地方進行間諜活動時，曾對軍情五處談了他的朋友瓦伊果卡斯的情況，瓦伊果卡斯是克格勃的官員，公開身份是蘇聯駐倫敦貿易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利艾林告訴我們，瓦伊果卡斯曾聲稱同哈羅德·威爾遜的好友、立陶宛流亡分子約瑟夫·卡根有過交往。卡根曾向威爾遜的私人辦事處提供過資助，而且大選時曾借給威爾遜一架飛机，此外威爾遜還穿著卡根的雨衣照過許多照片，而卡根的雨衣是瓦伊果卡斯在利茲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做的。 軍情五處自然對查明卡根是否与瓦伊果卡斯有關一事感到非常焦急。我們對瓦伊果卡斯進行了嚴密的監視，并想到他的工厂去招募一些間諜。一九七一年在驅逐一百零五名蘇聯間諜以后，我們終于見到了這兩個人。當時哈羅德·威爾遜已經退休。他找倫敦警察局長、一家卡根公司的顧問阿瑟·揚爵士。威爾遜要他設法讓他同軍情五處的人見面，談談卡根的情況。弗·瓊斯認為威爾遜提出這一要求相當奇怪，然而，他還是同意派哈里·沃頓去同威爾遜見面。沃頓當時正在負責處理利文林的叛逃事件，他向威爾遜介紹了利文林指控卡根与瓦伊果卡斯有交往。威爾遜明确告訴沃頓，他根本不知道這個情況，也沒同卡根討論過這种事。卡根后來承認在下棋時見過瓦伊果卡斯，但卻矢口否認參与過間諜活動。 威爾遜認為軍情五處的這一行為是企圖往工党和他的臉上抹黑。保守党執政以后，他們對這件事也發生了興趣。維克托經常向我埋怨唐宁街十號所收到的情況報告的質量不好：“他們干活吊儿郎當，你就不能告訴我一點有价值的情報嗎？” 一九七二年他又告訴我，在內閣會議上听了杰克·瓊斯和休·斯坎倫的講話以后，希思吃了一惊，瓊斯和斯坎倫是七十年代初期兩位很有影響的工會首領。 “希思覺得這兩個人講的話像共產党。我問F 處是否掌握了有關他們的什么材料，可他們肯定就沒有什么真憑實据。”他說。 維克托從閒談中獲悉兩名捷克叛逃者正在向我們提供有關工會和工党進行顛覆活動的情報，于是他向我打听實情。我要他根据要求搞一份正式的備忘錄，以便我了解要處理的事。那天晚上，我就收到了維克托的備忘錄。 他在開頭寫道：“首相急于了解……”這是典型的維克托文体。 我把維克托的來函送給弗·瓊斯。他閱后在空白處批道：“請把他想知道的一切告訴他！” 我把檔案統統翻出，仔細地摘編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所提供的情報。我只是全面收集資料，不作任何結論。 整個白廳對我的做法炸開了鍋。內閣大臣約翰·亨特召見我，并質問道在如此關鍵的時刻，把反對党的材料送到執政党的手里，居心何在？ 我竭力為自己辯護，說并沒有什么政治目的。中央政策研究委員會的首腦也要我向他匯報情況。我把資料交給了他，并告訴他這些材料是經過軍情五處的局長批准的。如果這些材料已引起了什么尷尬的局面的話，這并不是我的過錯。 “如果因材料引起了什么尷尬局面我們就不能分發，那么我們就失去了送文件來的意義了！” 弗·瓊斯和維克托總是為我說話。維克托喜歡湊熱鬧，他寫了一系列的備忘錄，在白廳到處散發，為安全局辯護說他們有權為唐宁街十號提供它所需要的情報。備忘錄簡直是對內政部特權的一种公開藐視！菲利普·艾倫勃然大怒，竟然好几年沒有跟我講過一句話。他寫了一張便條塞給維克托，維克托玩世不恭地把它拿給我看。“少管閒事！”艾倫惡聲惡气地說。 一天下午，正當大家吵成一團，爭得面紅耳赤的時候，我在內閣辦公大樓維克托辦公室里看見特德·希思在門口張望了一下。 “首相，”維克托說，“我想你應當見見彼得·賴特，他是白廳的奇特人物之—……” 希思對我望了一眼，絲毫沒有幽默感。他問我在哪里工作。 “在安全局，先生。”我回答道。 他哼了一聲。 “彼得是負責匯報顛覆活動的，最近顛覆活動引起了麻煩。”維克托興致勃勃地說。 希思立即用冷冷的眼光盯著我。 “你不應當攪在政治問題里，”他狠狠地說，“我們有專門處理這類問題的机构。” 他轉過身去，大步走出了辦公室。 “維克托，我的上帝。”我說。 “別著急，”維克托回答說，“特德總是這個樣子。我以后再跟他談。” 第二天，維克托打來了電話。他告訴我希思那天晚上仔細閱讀了所有的報告。 “這是真的，維克托？”希思問道，口气里流露出一种惊奇、高興的神情。維克托告訴他這些完全是事實，于是便加速了他開始保護權力的斗爭。 當然并不是所有對情報的需求都是合法的。一天晚上，維克托請我到圣詹姆斯廣場去喝酒。 “我想你應當見見一位商人，”他對我說，“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企業家。” 那時我正和維克托討論著退休問題。一九七二年我終于明白了一九五五年軍情五處有關我的退休金的保證是一張空頭支票。為了加入安全局，我被迫放棄了向海軍部索取十五年退休金的權力。當時卡明曾一口答應給我附加補貼或者用其他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但在烏煙瘴气的新軍情五處，一位紳士的承諾已經變為歷史了。按照規定，我沒有退休金，而在我后面參加情報部門的科學家（總共約五十名）卻得到了自己的退休金，這都是由于我与這种不公平作了堅決的斗爭而得來的。 沒有退休金對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在軍情五處最后的几年里一直不痛快。我自然要想到做保安工作的可能性。保安工作對我并沒有什么吸引力，但它仍是彌補我那被野蠻手段剝奪去的退休金的一种穩妥的方法。最初維克托和我討論了讓我參加N．M．羅思柴爾德的工作的想法，但漢利卻對這一建議很不高興。所以當維克托听到這位商人在尋找一位保安人員的消息以后，就建議我去會見他。 我一見到這位商人就感到厭惡。我很清楚他是一個急功近利的小人。他一邊喝酒一邊漫無邊際地大談特談，說他要找一位“了解內情”的人來向他提建議和指導，但他卻對自己的意圖含糊其辭，也沒有提及報酬一事。最后，他建議我同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在倫敦的一家飯店里共進午餐，以便仔細討論他的建議。 他的同事是一伙烏合之眾，他們都已經退休。這些人原先都是各种情報部門和安全組織的工作人員，他們也曾風流一時，但現在卻早已夕陽西下，走向衰亡了。另外一些主要是商人，他們以間諜自詡，激動地會聚一堂，并不在乎他們自己早被淘汰的事實。 這次，我未來的雇主卻直接把話給我挑明了。 “我們代表我們這一幫憂國憂民的人士。”他冠冕堂皇地說。 他有點像失眠的安格爾頓，他說他們所感興趣的是怎樣阻止工党再度執政。 “一旦工党上台，我們就會失去我們所能享有的一切自由。”他說。 其它的人也點點頭。 “你們認為我能幫什么忙呢？”我問道。 “情報，”他說，“我們需要情報，而且我相信你擁有這些情報。” “你們究竟要哪些情報？”我問。 “一切有關威爾遜的情報都有用。有許多人會出大价錢。” “但我是安全局的成員……”我說。 他傲慢地擺擺手。 “盡早退休。我們將為你安排……” 我跟他們敷衍了整整一晚，但卻沒泄露半點風聲。第二天我去找漢利向他匯報這些情況，我建議讓我作為代理人繼續監視那伙人的活動，但漢利認為小心謹慎是上策。 “別理他們，彼得，”他說，“那是個肮髒的游戲，你別卷進去。” 漢利對我們在六十年代收集的有關威爾遜和工党的資料知道得很少，因此我積极建議他讀讀這些資料。我告訴他，大選即將開始，這些資料也許有用。 “這些資料同‘流暢’報告一樣，”他看完后說，“到處都是煙，卻看不到火。” 然而，他同意為了謹慎起見再對資料研究一番，特別是安格爾頓正在用威爾遜的問題同我們糾纏。我告訴漢利出于政治的考慮，我們應當做點什么事來裝點樣子。 一九七四年初，每件事都發展到了它們的政治頂峰。少數工党政府的人當選，而軍情五處正掌握著重要情報，一旦泄露，后果則不堪設想。首相本人正在受到調查的消息至少會導致首相的辭職，軍情五處的一些官員并沒忘記這一點。 一天下午，我的辦公室里來了兩位同事和另外三四名官員。我合上正在閱讀的檔案，問他們有什么事。 “我們知道你正重新調查威爾遜案件。”年長的一位說。 “你知道我不能談這事。”我告訴他。 我覺得這樣回答有點失禮，但我不喜歡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受人圍攻。 “威爾遜是一大威脅，”一個年輕官員說，“讓大家知道真相的時候到了。” 這种偏激的話語，我听到不止一次了。一九六八年軍情五處內部曾出現過一些普遍的情緒，那時曾有人作過努力試圖對威爾遜設置障礙。我們的長期外圍人員、《每日鏡報》的巨頭塞西爾·金曾明确表示，軍情五處有意向他透露的任何消息，他都將立即發表。這就是所謂的塞西爾·金“政變”。塞西爾深信，只要一刊登這類消息，工党就會垮台，而接替工党的則是以蒙巴頓勳爵為首的聯合政府。 一九六八年我對弗·瓊斯說，軍情五處群情激奮，但他非常鎮定。 “你可以告誡那些想泄露机密的人，出了問題，我可沒法管。” 他知道這句話將發生作用。 然而一九七四年的形勢更加惡化。計划很簡單：由于議院內部的局勢极不穩定，大選必須在几個月內進行，而在大選的准備階段，將設法向同情我們的新聞界人士透露一些有選擇性的有關工党首領，特別是威爾遜的情報。通過報界和工會官員，我們就可能把軍情五處檔案內的資料和認為威爾遜對安全构成威脅的消息散布出去。 安全局的呼聲和輿論已造起來了，三十多個官員贊同這一計划。一些檔案的影印件已經准備好并發給了海外報紙，為了大造聲勢，還准備在議院里盡力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拉姆齊·麥克唐納的第一屆工党政府就是被季諾維也夫的一封影印信件在一九二四年搞垮的。 “我們要把他拉下台，這次一定要拉下台。”他們當中的一位官員說。 “你們為什么要叫我參加？”我問。 “這個嘛，你并不比我們更喜歡威爾遜……另外你已經看到了最新的材料——蓋茨克爾事件等等。” “但這些材料都在局長的保險柜里。” “是的，但你能复制它們。” “我可得想一想，”我說，“在走這一步之前我得好好考慮考慮。你們得給我几天時間。” 開始我受到了引誘。這是魔鬼讓游手好閒的人干的，而我現在是在混時間等退休，這种瘋狂的計划必然對我具有強烈的誘惑力。我感到有一陣沖動，國家似乎已經面臨著大災難，為什么不趁火打劫，就勢推它一把呢？不管怎樣，我的机密負擔太重了，稍稍減輕一點負擔會使我感到輕松些。 勸我放棄這种想法的是維克托。 “我并不比你更喜歡威爾遜，但如果你參与了這件事，你將會被人剁成碎片。”他對我說。 他是對的。我只剩下一年多時間就要退休了，為什么要為了一時的瘋狂而毀了一切呢？ 几天以后，我告訴那伙人的負責人，我不愿意去搞檔案。 “我很樂意幫助你們，”我說，“但我不能冒這個險。現在我只能拿到一半退休金。我總不能連這點退休金也不要吧。” 參与這項活動的一些人態度很激烈。他們不斷說這是把威爾遜拉下台的最后机會。 “你一旦退休，”他們說，“我們就再也搞不到這些檔案了！” 但我決心已定。即使他們笑話我膽小，我也決不動搖。 一九七四年的整個下半年和一九七五年初我盡量呆在國外，在世界范圍內追蹤“維諾納”通訊。有關威爾遜的整個故事并沒有出現，但我很清楚，這伙人仍在竭盡全力推行他們的計划，難怪后來威爾遜說他是陰謀的犧牲品！ 一九七五年夏，我同莫里斯·奧德菲爾德在洛基茨一同吃飯。我們倆定期在一起吃飯，他了然一身，喜歡在每天晚上閒扯一陣。在兩次失敗以后，他終于爬上了軍情六處的最高層。我真為他高興。莫里斯是個好人，很少管閒事。那天晚上，我看得出他有心事。 他談起威爾遜。他問我，那儿的人們情緒怎樣？他不斷听到各种謠言。 我什么也沒透露。 “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不喜歡他，他們認為他在破坏這個國家。” 顯然莫里斯一直在想這件事，他一次又一次地談起這個話題。 “你沒說實話。”他最后說。 “我不這樣認為，莫里斯……” “我昨天受到首相的接見，”他說，突然改變了語調，“他談起有人在搞陰謀。很明顯他已經听說你那一伙人在四處活動，煽風點火，反對他、馬西姬·福肯德和唐宁街十號的共產主義者。” 他的聲音漸漸低下來，仿佛對談論這件事一點興趣都沒有。 “這很嚴重，彼得，”他又說，“我要知道一切。你知道水門事件在華盛頓搞成了什么樣子。我們万一不小心也會發生同樣的事件。” 我又要了杯白蘭地，決定告訴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把去年夏天反威爾遜計划告訴他以后，他問我漢利是否知道。 “他不知道。我看最好還是忘掉這事吧。”我說。 “我要你明天回局里去把這一切統統告訴漢利。” 他邁著踉蹌的步伐向床邊走去。 “別怕，”他回過頭對我說。 “我不會怕的，”我說，“再有几個月我就退休了！” 第二天上午我見到了漢利。他听了我的匯報后，臉色像紙一樣白。也許他曾經怀疑過局里反威爾遜的情緒會高漲，但現在他才听說手下有一半人卷進了這場推翻首相的陰謀。這時我暗自慶幸自己沒有當官。 可笑的是，他的第一個反應是生莫里斯的气。 “該死的莫里斯，”他怒气沖沖地叫道，“居然管起我們的事來了。” 當他鎮定下來以后，便問我這些陰謀分子的姓名。 我告訴了他這些人的名字，木已成舟，我無法再拒絕了。當我報名字的時候，我突然想起當時布倫特的心情。戴上面具去出賣別人從來就不是一件輕松的事。 “你能照顧照顧他們嗎？”我問漢利。 “一定得調查，當然。”他說。 威爾遜的事沒結束我就离開了軍情五處。以后漢利再也沒和我提及這事。我听說一名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受命對內閣進行了私下調查。以后又听說漢利進行了一些改革，主要在招募人員方面，試圖向軍情五處輸進新鮮血液。這大概可以解釋在我退休定居澳大利亞不久收到的那封邁克爾·漢利的秘密來信。 “當你知道公司通過最近的檢驗，并且在正常工作的消息以后，一定會感到欣慰。”漢利在信中寫道。 這以后不久，威爾遜就辭職了。正如我們在辦公室里常說的那樣：“政治家們來去無常，而安全局卻永遠向前。” 有關哈羅德·威爾遜的街談巷議很快平息了，正如一九七四年霍利斯事件突然起死回生一般。霍利斯事件自從一九六九年審理過以后就一直無人問津。我原先以為漢利接管后可能會重新審理，但我很快發現他的意圖是少管閒事。他极力想忘記過去的傷疤，而且急于想把我同K 處的案子以及現行的調查分開。 每當我提及這事，他總是說：“我很坦率。” 懼怕丑聞，成了六十年代負責處理動亂官員的最大顧慮。但現在不管問題是大是小，人們愈來愈清楚，這個問題已經了結了。我与維克托討論是否有可能重新審理這個案件。 “現在還為時過早，”他總是這樣對我說，“還得等一等。我將設法把這件事告訴特德，但不是現在。我們要讓漢利從危險中拔出來，整個事情太重大了。我們必須再等一等。” 一九七五年大家以為布倫特患了癌症，不會久于人世。這時對丑聞的恐慌達到了高峰。維克托向我打听，我是否以為布倫特會立下遺囑在他辭世以后發表，揭開整個事件的真相。我也曾經常常向布倫特問起這事，他一直否認有這种打算。然而，他的語气充滿了報复，我不敢貿然相信。 維克托比任何局外人都清楚布倫特搗什么亂。他和希思對普羅富莫丑聞給上屆保守党政府造成的損失至今仍記憶猶新，而且非常害怕布倫特用同樣的方法把他們搞垮。這不僅僅只是免予起訴的問題，另外還有一個非常可怕的可能性，他也許會說出同伙的姓名，不管他們是死還是活，也許他會留一份三十年代的艷遇記錄。一旦這些有關性方面的失誤在艦隊街張揚出去，那就不止一人要身敗名裂了，至少不止首相安東尼·艾登一人。 最后維克托要我立即幫他准備材料，對布倫特揭露事件的后果進行一番全面的估計。我在D 處三科時曾為內政部起草過各种有關“五人集團”的文件，但他們很不滿意。軍情五處的法律處堅持要刪掉普羅克特和沃森等人的名字，理由是我們沒有充分的證据。 “這沒道理，”我同他們爭道，“給內政部提供情報是我們的職責。如果由于沒有證据就把我們堅信的事實刪掉，那就是失職。” 維克托完全同意我，并強調說我的匯報要力求全面。我詳細描述了“五人集團”的歷史，并用了大量筆墨說明所有的聯系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在我的匯報里，提到了四十個人。几個星期后，我去見羅伯特·阿姆斯特朗，向他報告十九號間諜的事，阿姆斯特朗對我的匯報表示感謝。 “這件事做得真棒，”他笑道，“這才是真正的情報。与我們平時收到的那些由文職人員起草的安全局的文件大不一樣。” 這時人們正在傳說阿瑟和斯蒂芬·德·莫布雷在四處游說，爭取對霍利斯問題進行重新調查。這時，阿瑟已經退休，而斯蒂芬·德·莫布雷的工作生涯也已接近尾聲。由于在六十年代末支持過戈利金及其理論，斯蒂芬在軍情六處很不得人心。他的導師是克里斯托弗·菲爾波茨，斯蒂芬曾在菲爾波茨的指導下在華盛頓干過几年。后來菲爾波茨又把他帶回國，從事反情報工作。自從菲爾波茨一九七0 年退休以后，德·莫布雷就失去了靠山。怀特下決心要把他赶走，后來莫里斯·奧德菲爾德建議把莫布雷調到馬耳他，作為折衷。 一九七二年德·莫布雷從馬耳他回來，發現霍利斯一案已經審理完畢。他煽風點火預備大干一場。奧德菲爾德和漢利非常害怕德·莫布雷把內部有蘇聯間諜的情報透露給某個議員，阿瑟卻加緊同議院聯系。阿瑟退休以后，一直在議院里擔任秘書，以此來彌補退休金的不足。大家擔心他會把過去二十年的各种災難性事件告訴他的新朋友。 霍利斯一案并不是德·莫布雷所唯一關注的事，他還相信整個情報部門負責人的任免制度的基礎是裙帶關系，這必定會給以后的工作帶來危机和災難。他認為，只要一個間諜打進了一個組織，而且篡奪了領導大權，那他就可以隨意任命他的人。 一次在我們吃晚飯的時候，奧德菲爾德提起德·莫布雷的事。 “你不能制止莫布雷嗎？”他問我，而已明确表示，漢利也同意對莫布雷嚴加看管。奧德菲爾德想把霍利斯事件隱瞞起來，他這樣做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一心想當軍情六處的局長，但狄克·怀特的調動使他的妄想成了泡影。然而，他仍然不甘心，一心想當C 處處長。 我告訴他，我不知道我最終會對莫布雷和阿瑟產生什么影響。 “是這樣。他們對你掌握的情況一無所知；也不了解這些事件有多么微妙。只要傳出一點丑聞的風聲，我們就吃不消。” 可怜的莫里斯如此爽快，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勃勃野心。時間還早，他又扯起了今后的前途。 “當然，倫尼走了以后，即使輪到我坐庄我也不想久留……”他說。 他的語調愈來愈低沉。我知道他是想讓我替他散布這些不滿情緒。 過了几個星期，我同史蒂芬一起吃午飯。我試圖說服他現在不是催促的時候。 “現在有許多事正在辦，”我說，“我知道表面上看，似乎我們不在行動。但辦案有各种方法，我們需要時間。” 但他不听我的勸告，并毫不隱瞞地認為我是漢利的人。 我其實也希望漢利主管的“維諾納”搜查能為霍利斯一案提供主要的線索。也許在某個沾滿灰塵的碗櫥里可以發現更多的信號，使我們能有更多的吻合信號來破譯那些中斷線索的匿名者。 最近在現存的通訊上有了一個微小的突破，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希望。杰弗里·薩德伯里正在研究一部分從未被破譯的“搭扣”資料。根据先進的計算机分析，這种特殊通訊信號不是真正的“維諾納”。它不是用一次性密碼本進行編碼的。根据詞匯組的規則分布，薩德伯里猜想，這种信號可能是用某种電話號碼本編碼的。 我們去英國圖書館，把有關資料查了一遍，最后找出一本与上述情況相符的三十年代貿易統計數据簿，一夜之間就破譯了大量的“搭扣”通訊。格魯烏的通訊信號同我們破譯的許多信號很相似，其中有一系列很有价值的電文。駐倫敦的格魯烏成員西蒙·克雷默發給莫斯科中心的電文描述了他同化名為魯恩·庫茲欽斯基的格魯烏間諜指揮人員的几次會晤情況。魯思·庫茲欽斯基的真名是索妮妮。 整個六十年代，我們認為索妮妮的通訊沒有价值，因而取消了對它的監听。軍情五處相信索妮妮到英國是為了躲避納粹和戰爭，而且直到一九四四年克勞斯·富克斯自愿加入蘇聯情報部以后才積极為蘇聯情報部工作。通訊總部也完全否認索妮妮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三年之間在牛津附近的家里發過這些無線電電文。 但克雷默的電文徹底推翻了這一結論，這些電文告訴我們，蘇聯諜報机關的确曾經派遣索妮妮來到牛津地區。早在一九四一年，索妮妮就成了一批間諜的上司了。克雷默的電文還談到了索妮妮付給她手下間諜們報酬的詳細情況，以及她本人几次用無線電進行廣播的時間和每次廣播的持續時間等情報。我想，如果我們在一九六九年就掌握了這些情報，那將對霍利斯的審訊產生影響。我感到一陣痛心。 掌握了這些情報后，我敢肯定，埃里确實存在，而他的上司就是住在牛津附近的索妮妮，有關他的身份的秘密就在索妮妮的電文里。前几年不知什么原因，索妮妮的信號突然消失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到世界各地進行搜索，看看別的地方是否也收到過她的信號。 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這四年多的時間里，為了尋找新的“維諾納”和索妮妮通訊，我跑了三十七万公里的路程。到了法國，法國机密情報局說沒有這方面的情報，盡管馬塞爾說他們肯定收到過索妮妮信號；但也許不久前被一個“藍寶石”間諜把記錄銷毀了。在德國我也一無所獲，在意大利也一樣。西班牙拒絕在我們交出直布羅陀前考慮我們的要求。我在加拿大呆了好几個月，我對各個郵局同世界各地的電傳進行了仔細的檢查，然而也是一無所獲。在華盛頓，我也進行了廣泛的搜索，同樣也沒有什么結果。我找的東西以前曾經存在過，而且還歸過檔，可最終還是從我的手指縫里漏掉了。一想起這些，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一九七四年漢利和我開始為下一次的卡扎布會議作准備。這次會議定于五月在倫敦召開。我告訴他美國人和加拿大人很可能就霍利斯一案向他施加壓力。自從霍利斯受到審訊以后，我們完滿地制止了各种評論，只有安格爾頓一個人固執地保存著在磁帶上的一些錄音。 “我應當說什么呢？”漢利問我。 我告訴他要有理有節。 “告訴他們一些事實。我們有許多陳舊的指控，而且有許多值得怀疑的人，霍利斯就是其中的一個，而且可能是最值得怀疑的一個。我們最后對他進行了審訊，但我們還不能對他作出最后的結論。” 一九七四年的卡扎布會議同六十年代的那次歡欣鼓舞的聚會大不一樣，上次參加會議的許多熟人都沒來，斯普賴不在了，加拿大皇家騎警隊的吉姆·貝內特也不在了。貝內特是皇家騎警隊圍剿內奸運動的一名嫌疑分子，這次運動使騎警隊陷于癱瘓，而且甚至把我也牽扯了進去（我堅信，貝內特雖然在審訊中行為有些异常，但決不是間諜）。此外赫爾姆斯也不在了。安格爾頓的日子也屈指可數了。在華盛頓，水門事件的丑聞已經家喻戶曉，中央情報局的丑事正在一件件地暴露出來。 漢利簡短地談了談霍利斯的案子。對此，与會代表的反應很平靜。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曾經歷過同樣的事，深知這种事會帶來怎樣的痛苦和損失。漢利在講話結束時，很有禮貌地請各位代表根据他的報告估計一下霍利斯一案將造成的損失。這是白廳的慣用伎倆，把問題攤開，然后讓別人來作結論！ 在卡扎布會議以后，我只見過安格爾頓一次。那是一九七四年年底，在華盛頓。安格爾頓知道自己將被迫离開中央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新局長威廉·科爾比決心把他赶出去。几年來在管理東南亞反情報工作的問題上，安格爾頓一直在同科爾比吵鬧不休。現在科爾比當了局長，除掉安格爾頓的机會就來了，而且《紐約時報》又登載了一條傳說，指責安格爾頓是國內郵件檢查計划的幕后策划者。几天之內安格爾頓和他的所有高級職員一起辭了職。 那次我見到安格爾頓時，他正在發脾气。 在他知道了他所有的高級職員都被革職的消息后，罵道：“兩百年的反情報工作全泡湯了。”很顯然，《紐約時報》所編造的故事不過是這場戰爭的第一槍。不到半年，中央情報局就陷進了參議院匯報會和檢舉揭發的泥潭里去了。一九七四年人們開始了清算，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他們情報部門過去的調查和指控進行了調查。我們簡直成了現代賤民——被人敵視、怀疑和追擊。 奧德菲爾德和漢利非常害怕國外事態的發展，特別害怕國外揭發出的事件同自己的情報部門有關。他們意識到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正准備鼓勵這种國外事態的發展。這時，史蒂芬·德·莫布雷也作出了最后決定，必須立即行動起來。一九七四年中期，他去找他的朋友菲利普·德·朱呂艾塔。朱呂艾塔在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任首相時，曾是他的私人秘書。莫布雷簡要地向他談了自己擔心軍情五處已被滲透的想法，另外他還說，他真為軍情五處的任免制度擔憂。朱呂艾塔建議他去找新內閣大臣約翰·亨特爵士。德·莫布雷告訴莫里斯，他已經無法忍受了，然后就去唐宁街十號找亨特爵士了。 “該死的德·莫布雷在干什么？”一天上午漢利吼道。 這是我第一次听到這個消息。 “該死的莫里斯又在干涉我們了。他怎么能不問我一聲就讓手下的人大搖大擺地到唐宁街去出我們的丑呢……太過分了！” 我告訴漢利這是不可避免的，最終德·莫布雷是下了決心要越過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頭頭而另尋一條門路，值得慶幸的是，他找的是唐宁街十號而不是議院。 結果是按照傳統的規定進行一次复查。開始時總以為有什么新發現，但复查結束以后你就會發現，所得到的結果正是組織者所設計的。前內閣大臣特倫德勳爵奉命主持這次調查。他將擁有所有文件，并有足夠的時間在兩种信仰中作出判斷。 一九七四年底，特倫德第一次出現在萊肯菲爾德大樓。他有一間辦公室，一只保險柜和一名秘書，獨自在六樓上辦公。過了几個星期，他打電話叫我到他辦公室去一趟。 看上去他像一位典型的牛津大學研究員，儀表堂堂，他那寬寬的前額和銀灰色的頭發，常常給人一种美感。 “我不想和你談這個案子，只想了解一下它是怎么進行的。然后我要著手進行工作，研究一番并去拜訪一些人。最后再找你。” “流暢”工作小組的十卷檔案整齊地放在他面前的書桌上。那天上午我們把這些檔案從頭至尾看了一遍。 “這起案件是怎樣開始的？”他很想知道。 這個問題是我在每天晚上研究這些檔案時常常問自己的。這起案件究竟是怎樣開始的？是從一九四五年布倫特离開時開始的嗎？還是在沃爾科夫和古曾科進行聯絡時開始的呢？也許是在那個結核病患者從中國駛回的船上下來并試圖在英國秘密情報部找工作時就開始了？或許晚一些，或許更晚一些，在蒂斯勒告訴我們內部有間諜的時候？或許是在戈利金談起處處都有成百上千的間諜的時候？也許是在米切爾案件取得第一個決定性胜利的時候？那是我們第一次在內部追查間諜，然而卻失敗了。你又怎樣能确定恐懼變為复雜現實的那一時刻呢？然而卻确有其事，它就在那里，而且自始至終一直在那里。 “流暢”檔案看起來古怪离奇。這些檔案無形中變得鼓鼓的。檔案記錄了每個秘密情報部門的細節，使我們對每份文件的分發情況有案可查。每份指控都進行了仔細的分類，而且每個嫌疑分子都編有一個代號。在最后一份檔案的末尾，是我親筆簽署的那份遠近聞名的備忘錄，上面列有需要被進行緊急調查的人名。 特倫德不止一次地向我問起拖延處理這些案件的原因。 “很困難，”我解釋說，“當你听說那個和你一同工作了多年的上級或者下級是間諜，你也會感到為難。這就是狄克·怀特和弗·瓊斯難于同意的……也是我們為什么從一開始就使用代號的原因，即客觀地對待一切，不摻雜任何情感。” “是這樣……”特倫德說。 “你一定知道所有的‘流暢’決議都是大家一致通過的，并非我個人的意思。我們共有六個人，但我們所有人的想法都非常一致。” “嗯，是這樣。”他低聲說道。他面對著檔案中的那些無關緊要的文件沉默了一陣。 特倫德好像特別對中級間諜有興趣。他要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對指控進行分類的，并向他解釋我們對三十四名嫌疑犯進行編號的系統。 我用了几個小時才把“維諾納”的前前后后講清楚。他被有關這种用极不完善的拼板玩具般的机器來完成的、希望很大但卻收獲很少的項目所深深吸引住了。 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調查那些匿名者身份的。誠然，還有許多疑點，但几乎可以肯定斯坦利就是菲爾比，希克斯就是伯吉斯，約翰遜就是布倫特。斯坦利就是菲爾比，因為電文里提到墨西哥事件，這是菲爾比所屬部門的職權范圍；希克斯就是伯吉斯，因為莫斯科中心的一份電文里曾指示克羅托夫把希克斯的報告中的种种推測刪掉，只留下部分事實。 “正是我們目標對准的那個家伙。”我大笑起來，而且感到惊詫，對自己僅在紙上見過的人這么熟悉。 “那么約翰遜呢？”特倫德問。 “這還是一個疑點……參考材料就在這里。”——我遞給他一頁飾有電文色帶的“維諾納”文稿紙——“從中你可以發現約翰遜在國外旅行的時間与布倫特的行跡正好吻合。布倫特是在收到這個電文的那個周末去意大利的。但奇怪的是克羅托夫好像根本不知道約翰遜的出國計划，我問過布倫特，他肯定至少在出國前六個星期就向克羅托夫報告了外出旅游的計划。” “會不會是別的人呢？” “在那個周末突然出國旅行的官員只有一個人，就是‘德拉特’……對不起，我指的是霍利斯，他去加拿大与古曾科聯絡。” “還有……？” “我怀疑，”我平靜地說，“我總怀疑，我想約翰遜就是布倫特，他想用外出六個星期這件事來迷惑我們的視線。約翰遜同希克斯和斯坦利關系太密切了，我們不能不斷定約翰遜就是布倫特，而不可能是別人。其它三個化名還沒查明，其中一個可能就是霍利斯的化名。” 特倫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嚴謹，從不忽略任何細節。當我們的第一次會面結束的時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靜和耐心考驗了一番。但使我擔心的是他是個文職人員，沒有受過情報工作的訓練。他是否能根据這些自相矛盾的情報作出正确的判斷呢？他沒有參考咨詢材料，不能對照其它間諜案件如菲爾比、布倫特和布萊克案件的分量，來判斷霍利斯案件的分量，只有多年在秘密世界工作所獲得的經驗才能給人這种直覺。 特倫德在軍情五處的聲譽很高。絕大多數人都喜歡他而不喜歡以瘋狂出名的前任內閣大臣諾曼·布魯克。諾曼·布魯克和我在同一個俱樂部。在他退休以后，我不時找他聊聊。他非常注意從不對他的后任作任何評論，但卻常常給人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即現在的事比他在位時糟糕得多。特倫德從容鎮定，在整個六十年代，他代表情報部門同財政部作了不懈的斗爭。 后來，特倫德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又呆了一年。我有時在走廊里碰見他。他從不多說話，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辦公室，那時我們已經從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出，到陰森森的高爾街辦公了。 他要同我談談指控問題。他說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這些指控都很陳舊。 “是這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它們同在一個時間里，這委實有點琢磨不透。” 特倫德說，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線索。特倫德對戈利金的結論是“沒用了”，我也同意。在調查上層被滲透的問題中，戈利金并沒有給我們什么幫助，他最多不過是告訴了我們在情報部門的上層藏有間諜。 特倫德同時把中級間諜的檔案也擱置一邊了。 他說：“這個案子的确很難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現在可以把它們丟開了。” 他把眼鏡扶正，揀起另一個卷宗，說：“現在讓我們談談沃爾科夫一案吧？” 他問我，在重新譯好文件以后，在對指控進行進一步的調查時是不是有點過于挑剔了？ “我不明白你為什么這樣認為，”我說，“處理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兩种，一是對指控進行推測，它會帶來什么樣的線索？我們應當怎樣來查找線索？另一种方法是從科學出發，對所有情報進行仔細、准确地分析，然后根据這些分析，得出科學的結論。” “這是埃里案件，”特倫德說，“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核對過情況，但卻沒有追查下去；通訊中沒有提到埃里，對嗎？” “我并不指望通訊里會提到埃里，如果埃里真是個非法分子，那么他的通訊聯絡信號就是不通過使館的非法通訊信號。只要我們找到索妮妮信號，我們就可以查出埃里，可是我們沒找到索妮妮信號。” “你仍堅持認為埃里就是霍利斯？” “是的。” “你不怀疑你的判斷？” “不。而且，現在我更有把握了。” 特倫德文雅地歎了一口气。 “但沒有思想基礎……” “有，那是在中國。” “啊，對了，”他低聲說，“中國……”余音很長。 特倫德終究是個行家。我根本無法猜透他的心思。我相信他确實非常重視內部間諜一案，但他只是向我提了一下怀疑霍利斯是否确有證据以外，什么也沒透露。 我也沒能從漢利那里打听出特倫德的結論，以后我再沒提過這件事。我估計特倫德的報告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我退休前寫完的，最后的收尾工作是撒切爾夫人在一九八一年完成的。她在下院報告說，特倫德爵士得出結論，霍利斯不是蘇聯情報局的間諜。特倫德相信霍利斯是無辜的，而我卻相信他有過背叛行為。這正如同樣一個人既可以相信上帝又可以相信財神一樣，信則有，不信則無。現在我意識到個人的看法終究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事實才能揭開永恒的秘密。 臨近退休的几個月，我感到陣陣厭倦。我不知道應當留在英國繼續戰斗呢，還是赶緊脫身遠走高飛？我的健康狀況雖然差了，再提退休金也是很可笑的，但我的記憶還是很好的。 臨近圣誕節的一天下午，我最后一次同維克托開著車到他在劍橋的鄉村別墅去。開口談談是多么艱難啊！可我心里有很多話要說，有很多話在我心里，我在等待著傾訴。 “你打算以后怎么過？”他問。 “不知道，大概去澳大利亞吧。”我回答說。 汽車在路上奔馳，兩旁的沼澤在我們的眼前一閃而過。我已看見在遠處的劍橋大學的尖頂了。 過了一會，維克托說：“你想讓別人來說服你去？” “也許是這樣。” 我愁眉苦臉，我又沒有贏。英國情報部門開展了像十六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那樣的運動，天主教已經讓位于清教了。我所經歷的戰爭已經成為歷史了。 “彼得，你應該走，到那里去晒晒太陽，調節一下，養養身体。讓別的人去煩惱吧！過去，你一個人一直都是在做三個人的工作。”維克托說。 汽車的引擎發動了。 “彼得，你的問題在于，”他說，“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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