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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同布倫特見面后一年，一個明顯的模式出現了。我以開玩笑的方式從他那里掏出了一些東西——大多數是他從伯吉斯那里搜集來的枕邊談話。他聲稱《泰晤士報》有一個撰稿人曾經被他們拉攏過。我跟蹤了這位撰稿人，他證實伯吉斯企圖招募他，但被拒絕了。他害怕被抓的后果。布倫特證實的另一個聯系人是國防部的職員，叫湯姆·怀利，此人早已不在人世了。布倫特說怀利過去常常讓伯吉斯看他手頭經管的一些材料和文件。雖然布倫特迫于壓力只得為我們提供更多的情況，可他交待出來的人要么死了，要么早就退休了，要么舒舒服服地跳出了危險并不再有机會接触机密了。 我知道布倫特一定知道那些還沒有退休，并仍然活躍在秘密世界的人，這些人便是他正在保護的對象。我怎樣才能夠識別出他們呢？我決定排出一張名單，凡是我所會見過的人所提及的并在戰前持左翼觀點的人，凡是我所會見過的我認為有可能是伯吉斯的招募對象的人都被列入其中。 有一個人的名字在所有其他名字里顯得很突出：阿利斯特·沃森。柏林提到過他，作家阿瑟·馬歇爾提到過他，特斯·羅思柴爾德也提到過他。他們都說他在三十年代是劍橋的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使徒學會”的成員，是布倫特和伯吉斯的親密朋友。据他們回憶，伯吉斯在三十年代很欣賞他，因此他有可能被伯吉斯拉攏過。 我開始對沃森的背景情況進行了調查。我在戰爭期間同他很熟。他現在是海軍部研究實驗室的科學家，實際上他曾經在布里斯托爾与我弟弟在一起住過兩年。當時我對沃森從不介意。他個子很高，瘦削，一張打皺的臉就像山羊一樣。他走起路來總是踞起腳，其姿態很奇特。沃森把他自己視為他那個時代里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可他那些同事多數則認為他在實際工作上的動手能力是很差的，而且他在理論方面也是錯誤百出。我認為，他倒有點像個騙子。 沃森是個失敗者。他在劍橋時，曾被認為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學生，并注定要獲得學術上的最大的榮譽，可后來人們發現他的論文里有大量的基本錯誤。他沒有能夠爭取到獎學金，只得在海軍部找了一個工作。他先在海軍的一個雷達信號集團工作，后來當了海軍部研究實驗室潛艇探測研究小組的組長。這是整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防御体系中最机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同時這又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工作，尤其對一個曾在青年時代大有希望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在劍橋大學時，沃森是一個熱忱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确，在我所會見過的那些人當中，就有相當一部分人把沃森描述為使徒當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級傳教士”。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一個美妙的邏輯，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這一點使他入了迷。他像一個不得志的傳教士被《圣經》所吸引一樣，被《資本論》所深深吸引。他開始在他的朋友當中宣傳他的教義，尤其當他那想從事學術研究的希望漸漸淡漠之后。布倫特后來承認沃森曾向他傳授過馬克思主義。 當我研究沃森的檔案時，他离開劍橋的情況尤其令我感到惊奇——正好是在慕尼黑事件發生的時候离開。當時激進派對英國統治集團的對立情緒已高漲到白熱化的程度。這一時期的所有特點都可以解釋伯吉斯和菲爾比移向右傾的原因。這里還有一件有趣的事。維克托·羅思柴爾德在一九五一年給怀特寫了一封信，建議對沃森進行調查，由于他在三十年代同共產党關系密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維克托的建議從未被采納過。后來沃森成功地通過了不少于三次的審查，也就沒有人再提到他的政治背景了。 我決定在同布倫特下一次的見面時從他嘴里詐出沃森這個名字。我知道要直接提出這件事是浪費時間，因此我准備列出一張所有已知的信徒的名單，其中包括沃森在內。我讓布倫特挑出他認識的人的名字，或挑出他認為會使我感興趣的名字來。他看了一遍名單，但并沒有提到沃森。 “阿利斯特怎么樣？”我終于問他了。 “不，”布倫特堅定地說，“他跟這沒有關系。” 該是与布倫特對質的時候了。我告訴他，他又一次在撒謊，他和我都知道沃森在劍橋時是他的好朋友和共產党伙伴。布倫特的面神經痙攣又發作了。是的，這是真的，他承認了。他們是朋友，他們仍然定期在信徒學會的晚餐會上見面。但他并沒有招募他，据他所知，伯吉斯也沒有招募他。 他說阿利斯特是個悲劇式的人物。他的生活道路完全選擇錯了。他是一個具有很大希望的人，但卻一事無成，而他的大學朋友如布倫特本人以及圖林，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圖林的成就更是不朽的。 “我是拜倒在阿利斯特腳下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布倫特告訴我。 “我想他在什么地方工作，你是知道的吧？”我問。 “海軍部，不是嗎？” “你說你沒有什么可說的了，安東尼。你說你在跟我說實話……” 布倫特一味地撥弄爐火。 “我永遠不會是惠特克·錢伯斯。”他過了一會儿這么說。他指的是那個在五十年代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的著名美國共產党人，他供出了他的同伙的名字，包括阿爾杰·希斯在內，并出席了國會委員會的一系列危言聳听的听證會。 “這太像麥卡錫主義了，”他繼續說，“出賣，告發，政治迫害……” “可是，安東尼，這就是你，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對你免予起訴的原因。這是你的抉擇，你要是假裝不知道，不愿意合作，就沒有什么好處……” 布倫特不吱聲了。從一九三七年到現在，已經這么多年過去了，可他的壓力卻從來沒有解除過。 “我想你要把偵破重點轉移到阿利斯特身上。”他最后說。 我在一九六五年初，寫了一篇關于沃森情況的長篇報告，建議進行一次緊急調查。我通過D 處的處長亞歷克·麥克唐納把報告呈交給霍利斯和瓊斯。麥克唐納是接替卡明的職務的。卡明最終意識到他坐不上副局長這把交椅，接著便退休了。麥克唐納是個很通情達理的人，過去在印度當過警察，喜歡第一流的烹飪和生活中的其他享受，不喜歡繁多的行政管理。他是一個很容易相處的人，可跟他在一起干工作也有翻臉的時候。 五個月過去了，什么動靜也沒有。我后來在參加D 處三科的年度檢查會時碰到了霍利斯和瓊斯，我提到了這件事。我問，為什么不批准這次調查？起先，他們談了一大通什么优先權哪，什么人力物力有限哪，等等。我提醒他們，D 處三科的工作任務就是找線索，如果D 處一科的能力有保障的話，他們就應利用D 處三科找出的線索來執行任務。現在已經發現了一個嫌疑犯的線索，可是此人還在享受著接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机密的最高權利。我說，如果這是一种正常現象的話，那么就干脆完全撤銷這個D 處三科。 瓊斯很明智。霍利斯卻既暴躁又不愿承擔責任。錯誤是發生在D 處這一層的。麥克唐納同卡明辦理交接時，不知在什么地方搞混了，沒有給這個案子以优先權。霍利斯當場指示要把這個案子抓起來。 于是，這個案子由D 處一科的帕特里克·斯圖爾特接管了。他是一個很好的朋友，一個卓越的官員，思路清晰，不會算計別人，而且很有勇气。他在戰爭期間被打殘廢了，現在只能坐在輪椅里工作，后因身体太差，被迫提前退休。沃森很快就被嚴密地監視起來，不久又發現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共產党員。從他的談話的口气來看，他現在也是個共產党員，盡管在對他的多次審查中他從未承認過。 然而調查是有限的。沃森原定要到美國去學習美國最新的反潛探測技術，海軍部堅持要在他去美之前先弄清這個案子，于是我們決定審查他。連續六個月，他每天都到國防部來報到。在那里，軍情五處最好的審訊員塞西爾·希普對他進行了審問。 沃森一開始表現得像一個被冒犯的高級文官人員，他質問我們有什么權力來盤問他。可當希普開始對他進行追究時，他那种態度便消失了。 他認識伯吉斯嗎？ 當然認識。 他去過伯吉斯的公寓嗎？ 偶爾也去。 在那里碰到過什么人嗎？ 蓋伊，安東尼…… 還有別的人嗎？ 是的，有一個外國人。他記不起他的名字了…… 他能描述一下那外國人是什么樣的嗎？ 起先，他無從描述，后來他描述出來了。那是個中歐人，深色頭發往后梳得整整齊齊。听上去這個人像“奧托”，三十年代“五人集團”的領導人。 “‘奧托’這個名字對你意味著什么？”希普問。 “是的——這是那個人的名字。對了，‘奧托’……”沃森回答說，顯得過分的熱情。 希普又在其他方面對他進行了審問，然后又把話題轉到奧托上。沃森是否再次見過他？開始沃森說記不起來了，后來他說也許又見過他，但回憶不出具体的細節。然后，他又記起來了，他們過去常在公園見面，在大街拐角處的路燈下或地鐵里見面。 “他給過你什么東西嗎？” “沒有，這我可以肯定……” “你給過他什么東西沒有？” “沒有，我想我沒有……” “告訴我，沃森先生，你為什么要在這些地方同他見面？為什么不在你的公寓里或在餐館里同他見面？” 沒有回答。 一陣長長的沉默。 “我對這些人感興趣，”他結結巴巴地說，“我想更多地了解俄國……” “你對這些人感興趣……”希普用諷刺的口吻一針見血地指出。 第二天，希普在沃森面前的桌子上，把三十張照片攤成整齊的扇形。這些照片里包括一九四五年以來到過英國的最重要的一些克格勃官員。 “這里面沒有你能認出的人？”希普問沃森。 沃森凝視著這些照片，猶豫地用手指撥動著其中的一兩張。他把照片揀來揀去，又把它們握起來。隨后又攤開來，他喃喃地對自己說著話。他所說的每一個字都被隱藏著的話筒捕捉住了。從他對奧托問題的回答中，我們可以肯定沃森害怕或怀疑我們掌握了他的直接證据，也許是一張同克格勃官員會面時的監視照片，或有人在坦白中牽連了他。晚上他回家了。我們通過裝在他的電話里的特殊裝置听到了他在那里低聲咕嚕。 “他們一定搞到了什么東西，”他不斷地低聲細語，“他們一定搞到了什么東西，可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搞到的是什么……” 好几個小時以后，沃森挑出了三張照片。第一張是尤里·莫丁——菲爾比的上司；第二張是塞爾蓋·康德拉謝夫——喬治·布萊克的上司；第三張是尼古拉·卡皮柯夫——瓦薩爾的上司。沃森承認常常同這三個人見面，有時是在他吃中飯的時候同他們在泰丁頓海軍部研究實驗室附近見面。他否認向他們遞送過机密。戈利金說他知道卡皮柯夫有兩個海軍間諜，其中一個是海軍科學家。康德拉謝夫也有兩個間諜，一個是布萊克，另一個是海軍間諜。 希普使他感到神情不安。他真的希望我們相信他只是意外地同這四名克格勃官員見面而沒有別的原因？他是不是以為我們都是些傻瓜？都很天真？一切都是秘密的，不是嗎？他們都是偷偷地會面？他是一個間諜，不是嗎？同伯吉斯的友誼、三十年代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隱瞞共產党員身份、參加秘密工作、同俄國人碰頭，這一切不都是很吻合嗎？現在該是他坦白的時候了。 希普一天一天地追問他。我們還是從頭開始吧，他會這么說。于是沃森就重复著他那不可信的故事。一個審問員是否优秀，其標志就是他的記憶力。希普的記憶力很了不起。沃森的談話中的每一個差异，每一個省略，他都記在了腦海里，然后在几小時或數天以后又把這些東西拋回給沃森。可沃森仍然說著他的故事，從不向對方暗示什么。盡管他嘴唇顫抖，面紅耳赤，汗流浹背，但卻像一個拳擊手一樣，即使被打得暈頭轉向，也拒絕認輸。 這种日复一日的審訊持續了六個星期。六個星期以后，沃森看得出憔悴了。他來受審時吃了鎮靜劑，糊里糊涂地答非所問，根本不清楚我們問了一些什么問題。在絕望之中，希普開始考慮豁免的問題。當時，我們還沒有獲得檢察總長的同意，因此，希普只得試探性地提出這個問題。 “你能變換一下你的故事嗎？”希普問沃森，“如果我們讓你獲得豁免權的話。” 沃森由于服用鎮靜劑過量，仿佛不能明白我們向他提出豁免權的問題。審訊只得暫停。 凡听過審訊或研究過記錄稿的人，都深信沃森曾經是個間諜，而且大約是從一九三八年開始的。在我看來，他能接触到反潛探測研究，在劍橋間諜當中他或許是最具有破坏力的人。有一個細節尤其可以肯定這一點。沃森講了一個很長的有關康德拉謝夫的故事。他同康德拉謝夫會過面，但看不起他。他仔細地把康德拉謝夫描述了一番。沃森說康德拉謝夫太資產階級化，穿著法蘭絨褲子，一件藍色呢西服，還牽著一條花毛狗。他們吵了一架以后，從此再沒有見面。 這同戈利金早期材料中的一個交待是相符合的。他說康德拉謝夫被派到英國去指揮兩個間諜——一個在海軍，一個在軍情六處。軍情六處的間諜肯定是喬治·布萊克。我們總以為海軍里的間諜也是布萊克，因為布萊克在加入軍情六處之前曾在海軍服過役。戈利金還講了另一個細節，他說康德拉謝夫与那個海軍間諜翻了臉，那個間諜反對他的資產階級生活習慣，拒絕同他再見面，結果前克格勃常駐倫敦的官員克羅文被迫回到倫敦代替康德拉謝夫來指揮這名海軍間諜。很顯然，這個海軍間諜就是沃森。 由于軍情五處的堅持，沃森在一夜之間便被調离了机密崗位，轉到了海洋地理研究所。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由于沃森并沒有認罪交待，我們只得把他在審查表上隱瞞了的共產党員的背景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的共產党員的背景情況作為法律上的依据。他沒有提出抗議。 審問沃森之后，我決定再作一項嘗試來突破他。我安排沃森到一個中立地點——倫敦的布朗飯店去見布倫特。這樣做有兩個原因：第一，我還不能完全肯定沃森已經明白了我們對他提出豁免，我要布倫特去跟他解釋。第二，如果可能，我想解決沃森是不是“五人集團”的成員這個問題。戈利金說“五人集團”的成員相互都認識，但他們知道他們都是間諜。就布倫特所知，這只是個“四人集團”——他自己，伯吉斯、菲爾比和麥克萊恩。像凱恩克羅斯和朗這种被招募來的人，是獨立于中央集團成員以外進行活動的。沃森似乎很有可能是第五個間諜的首位候選人。 布倫特起初很不情愿實施這項計划。 當我第一次提出這個計划時，他懇求道： “阿利斯特已經受夠折磨了。” 我曾安排布倫特与他以前的密謀分子見過許多次面。同朗和斯特雷特的會面都沒有引起什么不愉快。布倫特甚至還告訴斯特雷特說，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揭發了他。但是當我建議他与普利茲男爵聯系時，他下意識地感到不安。普利茲男爵在戰爭期間是克洛普·烏斯季諾夫手下的間諜，早已回東德去了。普利茲在戰時与布倫特搞過同性戀。烏斯季諾夫把普利茲帶出荷蘭之后，又回到倫敦去了。一九四五年，布倫特陪著普利茲回到東德，從那以后，他們甚至還有聯系。普利茲在大戰前后都在為俄國人工作，以便為他回到東德掃平障礙。我有興趣看看他是否又轉向我們這邊來。我讓布倫特給他寫了一封信詢問他能不能准備在赫爾辛基或柏林同我見面。 “那不公平，彼得，那是肮髒的。他對這個國家做的事已經夠多的了。” 可布倫特知道他是不能拒絕我的要求的。他寫了信，但使他感到欣慰的是，普利茲拒絕了我的要求。 沃森就像普利茲一樣，有某种東西使布倫特對承認他与沃森的關系感到坐立不安。他承認同朗，同斯特雷特以及其他人的關系時并沒有這种情況發生。這是一种想盡力保護他們，盡力否定我們對他們的活動所掌握的情況的一种深深的渴望。此外，這還是一种企圖躲過交待這一關的渴望。我想，他害怕被他們看出是個告密者。 有一天晚上，我開車到科道爾學院去接布倫特，然后開著車去了布朗飯店。帕特里克·斯圖爾特已經為我們在那里訂了一個房間，并和沃森在那里等候著。布倫特极度緊張不安。 “我希望你能給我來點什么喝的。”他在我們到達飯店時這樣說。 他和沃森都緊張地互相打了招呼，生怕在帕特里特和我面前流露出任何熱情。沃森十分虛弱，就像一個剛從醫院里出來的人。最后經我們勸說，他又講了一遍与俄國人交往的故事。在審訊室里，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可在布倫特面前講這個故事就顯得可笑了。 他們兩人都用了大部分時間來談劍橋，談奧托，談在三十年代把立場移往左邊。我感到惊奇的是三十年代的理想主義和積极性結束時的那种奇特的方式：在一個飯店的房間里，一瓶蘇格蘭威士忌，一瓶金酒。他們想要改變世界，但卻以改變自己而告終。 “我現在已經洗手不干了，阿利斯特。”布倫特說，“我已經坦白了，”他繼續說，“我還在這里，你不必擔憂。” 可沃森根本不听布倫特的懇求。他們的談話自相矛盾。沃森無法自持地嫉妒布倫特，顯然從三十年代起一直如此。然而，這种嫉妒只有在他喝多了酒之后對他的朋友進行攻擊時才暴露出來。對他來說，背叛變節仿佛已經是一個次要的問題。他的一生已經敗下來了，于是更加有興趣地談論著這一步是在什么地方走錯的。 “你如此成功，安東尼，可正是我才是劍橋的偉大希望。劍橋是我的整個生活，”他說著竟快要落淚了，“但我不得不參加秘密工作，而它卻把我的一生都毀了……” 布倫特离開了桌子，焦慮不安，處境窘迫。他走到在房間另一頭的酒柜前。他差不多已經喝了整整一瓶金酒了，可仿佛還想喝。我走到他面前。 “怎么樣……？”我問。 布倫特站在那里，他的雙肩由于緊張而往下垂著。 “我想你是對的。”他說，眼睛閃爍著沖動的光芒。“我想他一定是我們當中的一員，可我從來沒有招募過他，蓋伊也從來沒有說過他招募過他。” 金酒喝完了，布倫特為他自己倒滿一杯雪利酒，并加了一點蘇打水。他一飲而盡。 “有時，”他說，“我想進監獄會更舒服。” 維克托和特斯·羅思柴爾德在D 處三科調查三十年代的事上一直給予了幫助。他們兩人對這一時期的人際關系和那些暗藏的關系都了如指掌。他們常常能夠安排那些与“五人集團”有關系的人同我見面，否則這些人是不情愿這樣做的。維克托還為我安排了一系列重要的引見。譬如，在沃森案件之后，令我入迷的問題之一是，除了沃森以外，其他的科學家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曾經是招募的目標。伯吉斯、布倫特、菲爾比和麥克萊恩都受過第一流的教育，我怀疑還有沒有別的小團体也被招募，譬如像蜚聲全球的劍橋大學卡文迪什實驗室。 我的怀疑落在了著名的蘇聯科學家彼得·卡皮查——俄國原子彈之父身上。卡皮查在二十年代由英國皇家學會資助來到劍橋，他在劍橋建立附屬于卡文迪什實驗室的蒙德定律溫度實驗室。卡皮查一直同蘇聯政府保持著密切的關系，人們看見他多次在自己的房間里接待俄國的情報官員。到了三十年代，蘇聯鑒于日益加劇的國際緊張局勢，堅持讓卡皮查回蘇聯工作，并被允許攜帶他所有的設備回國。他在大戰前后都一直与英國的科學家們保持著聯系，常常在莫斯科郊外他那設施齊全的別墅里接待那些來俄國的科學家。多年來，軍情五處內部流傳著卡皮查以他的慧眼在卡文迪什實驗室發現了他可以招募的對象這种說法，可始終沒有人對這個說法進行過探究。沒有人知道這些招募對象是誰，或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卡皮查的招募是否成功了。這又是一起無頭案，只得留在檔案里讓人們怀疑和猜測。 只有一個人能幫助我們更多地了解卡皮查，他就是阿德里安勳爵。阿德里安与卡皮查很友好，在劍橋時就有聯系，他是在卡皮查還沒有离開英國時認識他的。六十年代時，阿德里安曾任劍橋大學校長和英國皇家學會會長。維克托很快就安排了一次晚宴，使我能在晚宴上与阿德里安見面，然后再不知不覺地引他談到蘇聯科學家這個話題。 阿德里安完全愿意合作。他十分理解我們對卡皮查的怀疑，盡管他非常敬佩卡皮查的成功。他—一舉出了那些同卡皮查特別接近的人的名字。我的黑皮本上的名字又增多了，又有更多的名字需要到檔案室去核實，更多的人需要去追查、會見、估量、澄清，也有個別的人需要從秘密崗位上調离。所有這一切終究是為了保證不使任何一個人漏网。 維克托所給予的最重要的幫助是勸說弗洛拉·所羅門再次与軍情五處的人見面。從她与阿瑟的談話中我知道，她了解的情況比她講出來的情況更多。三十年代中期，她顯然是生活當中最為活躍的人物。她和她的朋友麗棋·菲爾比以及伊迪斯·杜德·哈特在一起，成了羽毛未丰的“五人集團”的鼓勵者、同伙以及信使。她同阿瑟見面以后，拒絕与軍情五處再次見面。她對陰謀与背叛有一种典型的俄國人的猜疑。她以為我們會出賣她，把她投進監獄，或者被俄國人暗殺，就像她相信湯姆斯·哈里斯的情況一樣。我請維克托代表我去向她說情，她終于在一九六五年中期同意見我。 “丹尼斯·普羅克特這個名字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她咆哮著說。 的确意味著某种東西。丹尼斯·普羅克特當時是燃料和電力部的常務副大臣，他是三十年代進入行政机构的，曾擔任過斯坦利·鮑德溫的私人秘書。通過我的劍橋和牛津之行，我發現差不多有十多個人都指出普羅克特在念大學的時候，就是一個頗為引人注目的左翼分子，雖然他不是一個共產党人。他具有共產國際在劍橋招募的對象的典型痕跡——他是伯吉斯、布倫特、菲爾比和沃森的好朋友，也是“使徒學會”的成員。 還有一件有關普羅克特的怪事讓我迷惑。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之前，他突然不明原因地离開行政机构，在哥本哈根一家輪船公司找了一個工作。一九五三年，他又突然重新出現在倫敦，并恢复了在行政机构的生涯。 我問弗洛拉為什么提到普羅克特。 “金過去常常帶著一些人來看我，”她說，“他對我的意見很重視。我從來不介入，不過我常常告訴他我對他招募的人的看法。” “就普羅克特而言，你對他講了些什么……？” “金有一天晚上帶他來吃飯，我不喜歡他。我告訴金，這個人不好，沒有脊梁骨。我問金他如何受得了重壓？” 普羅克特顯然是布倫特決意不肯告訴我的另一個名字。我去找了霍利斯，請求允許我与普羅克特談一談，可他拒絕了。他說那將在白廳引起太多的混亂，那里的問題已經夠多了。我得等到他退休以后。霍利斯說畢竟只是几個月以后的事嘛。 普羅克特退休后住在一個很可愛的法國鄉下的農庄里，這個農庄在阿韋尼榮郊外山巒起伏的鄉下。他同他的第二個妻子和孩子住在一起。一九六六年二月我到法國去拜訪了他。 普羅克特有一副顯貴般的外表，鷹鉤鼻子，前額周圍的頭發已經脫去，帶著一股宗教气息。他和藹而大方地接待了我，這是上層英國人對來訪者團有的分寸感。我解釋說軍情五處正在追詢三十年代的事。 “我們只是找找線索，你知道，就是那一類的事……” 普羅克特用文職人員的簡洁的語言談起那一時期。開始時，他沒有談及自己。像一個標准的文職人員，對于其他人的生活和決定，他是一個謙遜的旁觀者。可是在他的含蓄下面，我能覺察出一种熱情，仿佛他在回憶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你對在那時的事情怎么看？”我間道。 “你指的是我的政治信仰嗎？”他反問道，并對我的委婉報以微笑。“那么，你大概知道我一生當中一直是個左翼分子嗎？” “是真的嗎？” “哦，是的，”他繼續說下去，“但從未做過共產党員。我非常想進政府部門去工作，因而沒能加入共產党。此外，我沒有像伯吉斯那樣的人有勇气，他們是公開加入共產党的。” 我問他蓋伊是否接近過他，讓他為和平事業工作，或為共產國際，或為類似机构工作。 他搖搖頭。 “沒有，我想沒有這樣做……沒有，我完全記不起這些事了。” “可蓋伊知道你的政治觀點是什么嗎？” “晦，當然羅。我們非常接近。蓋伊，我，安東尼。‘使徒學會’，你知道……” “他從來沒有試圖招募你，你對此不感惊奇嗎？” 他停下來思索。 “我想是這樣，現在既然你已經提及到這一點了。事實上，我對他沒有招募我實在感到是种奇恥大辱……” 他大笑起來，我也大笑起來。他提議在飯前出去散散步。那時還是冬天，可土地已經在解凍了，仿佛春天就要來臨一樣。我們又談到其他的一些事——關于英國，行政机构以及事物發生變化的方法等。 “我們大多數人，你知道，都耗盡了我們的一生為逃避三十年代。”他告訴我說。接著我們回首俯瞰通向他的房子的山谷。 “我們當時都非常快樂，那是我們的世界，可我們在一九三九年卻失去了這個世界。從那以后，我們就在想方設法來逃避。” 他指著被黃昏的薄霧籠罩著的農庄。 “那就是我的避風港……”他說。 那天晚上，我們享受了一頓丰盛的晚餐飯后我們又帶著葡萄酒來到他的書房。普羅克特已經喝醉。我能看出他感到我的來訪是一种壓力。他知道我遲早會轉回到伯吉斯的話題上。 他仿佛因喝了葡萄酒打了一會儿吨，醒來時已大汗淋漓，他用手帕開始緊張地擦著他前額上的汗。 “為什么你認為蓋伊從來就沒有想過要招募你呢？”我問他，又為他斟了酒。 普羅克特一飲而盡，自己又倒了一杯。 “我非常欽佩蓋伊，”停留了片刻后他這樣說，“人們忘記了，你知道，蓋伊是多么有才气。他們記不得他在大戰前是個什么樣子了。他的神情外表，精力和智慧。他們光想到他以后的事。” 我什么也沒說，等待著他來打破這种沉默。 他又開始更急地談著。 “你明白嗎，我對他一直是開誠布公的。當我有了問題的時候，無論是多么秘密的問題，我都要去找他一起討論。他總是給我以忠告。我想事情的真相是蓋伊沒有必要招募我，他可以獲得他想要知道的一切，他只須說一聲就行了。” “一九五一年呢？”我問，急切地想在他談話時施加壓力。 “不，不，不，”他倒抽了一口气，“你完全弄錯了。我是因為個人的原因才在一九五O 年离開的，跟這完全沒有關系，那是因為我的第一個妻子瓦爾達。她自殺了，你知道，在一九五一年。” “你在蓋伊离開之前見到過他沒有？” “沒有——可我妻子看到過他，大約是在他走的六個星期以前。她和她的父親与他很接近，當時我在哥本哈根。” “以后她就自殺了？” “從那以后不久，是的……” 他坐起來并看著我，突然清醒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不想提及這事。我向你保證，跟這完全不搭界。” 他又頹然倒在椅子里，就像一個被剝奪了圣職的傳教士一樣癱軟了。 “這兩件事都是可怕的，駭人听聞的。”他平靜地說，“一兩年以后我才恢复過來。愛德華·布里奇斯邀請我回行政机构來工作，我這才回到了英國。”（愛德華·布里奇斯當時是財政部的常務副大臣和國內行政机构的首腦。） 我從未弄清普羅克特的第一個妻子瓦爾達為什么要自殺以及她同伯吉斯討論了些什么。有關普羅克特的真相難以判斷。我傾向于他從未被正式招募過的說法，但我不相信他在一九五0 年去丹麥与伯吉斯毫無關系這种斷言。然而這個案子無論結果怎樣，有一點我是可以肯定的，他當時是鮑德溫的私人秘書，他把他辦公桌里的机密都給伯吉斯看過，或許這樣一直持續到了一九五0 年。 在以后一次我与布倫特會面時，我把我同普羅克特討論的事告訴了他。 “你沒有向我們談到過他，安東尼。”我說，帶著責備和气憤的口吻。如果布倫特感到這种撒謊是朋友之間的事，他總是焦慮不安。 “你又一次保持緘默——為了保護他。”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凝視著窗外，仿佛他能看到過去。 “丹尼斯怎么了？”我又問。 “我能說的只是他是蓋伊最好的情報來源。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扮演的是個什么角色，”他最后說，“我只知道他現在仍然在政府部門……” “可你可以猜測……”我有些不耐煩了。 布倫特拉上窗帘，仿佛對外面廣場上的嘈雜聲。灰塵和風气有些失望。 “除非你有過這种生活，彼得，否則你是不會理解的……” “哦，我有過那樣的生活，安東尼，”我說，突然感到很生气，“或許我知道的有關三十年代的事甚至比你知道的還多。我記得我父親因為沒有工作而發瘋一樣地酗酒，我記得我失去了受教育的机會，失去了我的世界，我的一切。我知道三十年代的一切……” 在D 處三科的研究當中，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牛津大學有一個集團存在。過去，蘇聯的招募工作主要是与劍橋大學有關，可當布倫特坦白之后，我們認為伯吉斯和克盧格曼顯然以同樣的方式把牛津作為目標。牛津集團的第一個穩定的情報源是布倫特在科道爾學院的同事菲比·普爾。布倫特承認她在三十年代是他的信使。我迫切想要見到她，她同布倫特的關系很好，兩個甚至合寫過一本關于畢加索的書。 布倫特告訴我，說她是一個精神病患者，正處在精神分裂的狀況中。他說如果我直接找她談話，她會閉口不談的，或許更糟，因此他為我安排了一個代表——科道爾學院的另一位高級人物阿妮塔·布魯克納，我可以讓她把我提出的問題轉告給普爾。一定程度上的弄虛作假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讓布魯克納告訴普爾，我們正在對三十年代的事進行新的調查。安東尼想知道有沒有別的什么人他可以報警。 菲比·普爾告訴阿妮塔·布魯克納，她過去常常為奧托把消息傳遞給彼得和伯納德·弗拉德兄弟倆。彼得過去是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館長，已經去世了，可他的弟弟伯納德是一個高級的工党議員。普爾還說有一個叫珍妮弗·費希爾·威廉斯的年青婦女也參与了這事。她敦促布魯克納保證安迪·科恩即高級外交家安德魯·科恩爵士也得到警報，因為此人當時也冒著風險。所有這些名字我都很熟悉。除了安德魯·科恩以外（科恩曾是一個“使徒”和劍橋的學生），其他的人都与“克拉倫頓’有關，這是三十年代牛津大學的一個供左翼分子聚餐和討論的俱樂部。該俱樂部曾是蘇聯間諜招募中心，這是第一個有力的證据。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珍妮弗·費希爾·威廉斯的名字出現時，她已經同前軍情五處的官員赫伯特·哈特結了婚。我拜訪了她的丈夫。他是牛津大學在學術上頗有聲望的法理學教授。我問他是否可以代我找一下他的妻子。他立即給她打了一個電話，向她保證不使她的地位受到威脅，她同意來見我。 珍妮弗·哈特是一位講究穿著的中產階級婦女。我想，她這么大歲數還著時髦的短裙和白色网眼長統襪，完全不合時宜。她很坦率地講起她的故事。她帶著一种不以為然的优越感，仿佛把我對三十年代左翼政治的興趣与窺視女士們裙子里面等同起來。對她來說，這是很俗气的，而且是很不雅的。 她說她在三十年代是一個公開的共產党員，而且有一個俄國人拉攏過她。根据她的描述，這個俄國人肯定就是奧托。奧托指示她轉入地下活動，她常常在凱維花園与奧托悄悄見面。她告訴我她僅僅是地下党的一員。一九三八年她進了內務部以后就再沒有同奧托見過面了。她在內務部的一個很机密的部門工作，該部門負責處理那些截听電話的申請。她還告訴我，她從未傳遞過任何秘密消息。 她說她還有另外兩個聯系人。一個是伯納德·弗拉德，也就是招募她的人；另一個只在一段很短時間里指揮過她。她從一張照片上認出，這個人是阿瑟·溫，他是伊迪絲·杜德·哈特和她丈夫的好朋友，在加入行政机构之前是工會圈子里的積极分子。 听了珍妮弗·哈特的話，我感到這毫無疑問是一個以牛津大學為基地的單獨的間諜集團，但是，要進行調查是极其困難的。安德魯·科恩爵士（曾在劍橋后來成了外交官）差不多在不久后就死于心髒病，因此就把他的名字從名單上划掉了。彼得·弗拉德已經死了，他的弟弟看來更有希望，哈羅德·威爾遜首相指名讓他擔任工党政府里資歷很淺的大臣級職務。軍情五處受命為他提供安全合格證明。我們反對并請求允許根据珍妮弗·哈特的指控對弗拉德進行審訊。在當時，威爾遜是有權禁止對任何議員進行審問的，但當他閱讀了軍情五處的文件之后，他卻批准進行審訊。 當我開始同弗拉德會談時，他的態度很异常。他根本不把這當成一回事。我用珍妮弗·哈特所指控的事來給他施加壓力，可他既不肯定也不否認他招募過她。 “如果我記不起這些事了，我怎么能否認呢？”他一再重复地說這話。 我對他很不客气，我知道他那患有廣場恐懼症的妻子最近自殺了。可弗拉德渴望結束這次會談，大概是被那份官位誘引了。我清楚地向他解釋，既然我有責任在他的安全合格證明上提出意見，那么如果他對哈特的故事不作出一种令人滿意的解釋的話，我就不大可能給他提供安全合格證明。可他仍然堅持說他記憶不好。這次會談沒什么結果便結束了。第二天我又讓他來參加進一步的會談，我從他那里沒有獲得任何進展，他堅持說他回憶不起招募哈特的事。 第二天早晨，我得知他已自殺的消息，是用煤气和毯子來自殺的。不久以后，布倫特打電話來告訴我更多的坏消息。 “菲比死了。”他說。 “天哪，她怎么死的？”我透不過气來。 “她跳到地鐵下……” 在我們正對他們進行積极的調查的時候，在這么一小群人當中，竟有三人死了，這遠不是一個運气差的問題。軍情五處害怕這几個人的死訊傳出去，所有進一步的調查工作都暫停了。報紙上已經繪聲繪色地連載了菲爾比充當“第三人”角色的事情，并首次發現他在軍情六處的重要地位。有關布倫特受牽連的流言也開始在艦隊街冒了出來。整個丑聞的帷幕正處在被拉開的危險之中。阿瑟·溫的問題仍然被擱置在那里。非常巧，他也很快要被提拔為貿易部副大臣，也需要我們給他提供安全合格證明。 “我們怎么辦？”瓊斯緊張不安地說。 “我們應該告訴他，如果他講出間諜集團的真情，我們就為他提供合格證明，否則不予辦理……” “但那是訛詐呀。”他說，竭力做出吃惊的樣子。 我不明白我的提議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但是當然，正如我告訴瓊斯的那樣，我注命當不了外交家或政治家。 “所有這些自殺事件，”他說，“將破坏我們的形象，我們并不是那种机构。” 牛津集團結束了我對三十年代陰謀的調查。六十年代末，這個任務徹底完成了。那些有牽連的人正接近或已過了退休的年齡。我們識別出了“五人集團”的每一個成員以及其他一些人員和聯系人。我們知道了“五人集團”在不同時期是怎樣開展工作的，他們的通訊方式是什么。他們依靠哪些人工作、到什么地方去請求援助。我們查出一個一直未暴露的間諜沃森，俄國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一年的最重要的情報源普羅克特以及在牛津的新的間諜集團。我們共查出了死去的或還活著的間諜嫌疑犯近四十名。此外，我們還細致地重新檢查了英國社會生活當中各行業的几十個人的檔案，多數人都被證明是清白的，有一部分人則被發現是秘密的共產党人或是共產党的合作者。這部分人被調离那些能夠接触到机密的地方，或被暗中動員退休。 當然，還有一些無頭案。克盧格曼帶走了他的秘密，奧托從未被查出，“紅色樂團”在英國的情況我們從未發現。但我們了解到了最重要的事情——我們了解到了這個陰謀擴展到了什么程度。我們了解我們的歷史，我們不必再擔心。審查整個一代人是很麻煩的，這當然要比當線索還保持清晰的時候進行調查更為麻煩。可我們驅走了過去，最終又回到了現在。不能忘記，可能還有三十年代人物遺留下來的東西存在。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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