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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0年，我們才從《星期天時報》上讀到了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的死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人俘虜，与一群英國軍官關在一起，并共用一個廁所。英國軍官不滿意斯大林的儿子把廁所并得又臭又亂的惡習，不滿意他們的廁所被大便弄得很髒，盡管這是世界上最有權力者的儿子的大便。他們提醒他注意此事，把他惹火了。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讓他把廁所弄干淨。他發怒，吵架，動武，最后訴諸集中營的長官，希望長官主持公道。但那位高傲的德國人拒絕談論大便的問題。斯大林的儿子不能忍受這种恥辱，用最嚇人的俄國髒話破口大罵，飛身扑向環繞著集中營的鐵絲電网。他扑中了，身体被釘在電网上，再也不會把英國人的廁所弄髒了。 斯大林的儿子有一段艱難歲月。所有的證据表明，他父親殺害了給他生這個孩子的女人。于是，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儿子（因為他父親被尊崇得如同上帝），又是上帝的棄儿。人們從兩重意義上都怕他：他加害于人，可以是因為震怒（畢竟，他是斯大林的儿子），也可以是出于喜愛（父親會懲罰棄儿的朋友從而達到懲罰他的目的）， 遺棄和特權，幸福与痛苦——沒有誰比雅可夫感受得更具体，這對立的兩面是如何交替，從人類存在的一极到另外一极，其間距离是如何短促。 戰爭一開始，他成了德國人的階下囚，另一些囚徒屬于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總是出自內心地排斥他，指責他的肮髒。他，作為肩負著最高級戲劇性的人，能忍受這种不是為了崇高的東西（上帝与天使范圍內的東西），而是為了大便的評判么？難道最高級与最低級的戲劇是如此令人暈眩地逼近么？ 令人暈眩之近？太近會引起暈眩？ 會的。當北极近到可以触到南极，地球便消失了，人會發現自己墜入真空，頭會旋轉，導致他倒下。 如果遭受遺棄与享有特權是一回事，毫無二致，如果崇高与低賤之間沒有區別，如果上帝的儿子能忍受事關大便的評判，那么人類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間度向，成為了不可承受的輕。當斯大林的儿子朝電网跑去，將自己的身体投向電网時，這架電网在失去度向的世界里被無邊無際的輕所承托，象天平的秤盤，遺憾可悲地升向空中。 斯大林的儿子為大便獻出了生命。但是為大便而死并非無謂犧牲。那些為了向東方擴充領土而獻身的德國人，那些為了向西方擴展權勢而喪命的俄國人——是的，他們為某种愚昧的東西而死，死得既無意義，也不正當。在這次戰爭總的愚蠢中，斯大林儿子的死是唯一杰出的形而上之死。 我小的時候，曾翻閱過專給孩子們看的那种《舊約全書》，書上有多雷的木刻插畫。我看見上帝站在云上，是個有鼻子有眼還有長胡須的老人。我總是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東西，如果他吃東西，就得有腸子。這种想法總使我害怕。盡管我出生于一個不太信宗教的家庭，我感到有關神的腸子的想法是在褒瀆神明。 我，一個沒有受過任何神學訓導的孩子，很自然，會抓住上帝与大便不能共存這個事實，來怀疑基督教人類學中的基本論點。就是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嗎？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腸子！——或者說上帝沒有腸子，人就不象他。 古老的諾斯替教与我五歲時的想法是一致的。早在二世紀，偉大的諾斯替教派大師瓦倫廷解決了這個該死的兩難推理，聲稱：“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糞。” 与其說糞便是邪惡的，倒不如它是—個麻煩的神學問題。自從上帝給人以自由，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接受這种觀念：他無須對人的罪過負責，然而作為人的創造者，他對人的糞便應負完全的責任。 到第四世紀，圣哲羅姆完全否定了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里做愛的說法。另一方面，九世紀偉大的神學家埃里金納則接受這一觀點，并且還相信，亞當的男性器官只要主人愿意，就可以象臂或腿一樣舉起。我們不能將這一設想，當作男人害怕陽萎的尋常舊夢而隨意打發。埃里金納的觀點有不同的意義。如果認為靠簡單命令的方式就可以使陰莖勃舉，陰莖的勃舉不是由于我們亢奮，而是我們的命令使然，那么世界上就沒有性亢奮的位置。這位偉大的神學家發現与天堂不能共存的，并非性交及其隨之而來的愉悅，他發現与天堂不能共存的是性亢奮。記住：天堂里有愉悅，但沒有亢奮。 埃里金納的論點抓住了有關糞便助神學辯解要害。只要人獲准留在天堂，他或者（象瓦倫廷的耶穌）根本不排糞，或者（看來更有可能）不把糞便看成令人反感的東西。直到上帝把人逐出天堂，他才使人對糞便感到厭惡。人才開始遮羞，才開始揭開面罩，被一道強光照花雙眼。于是，緊接著厭惡感的取得，人的生活中又引進了性亢奮。如果沒有糞便（從這個詞的原義和比喻意義來看），就不會有我們所知道的性愛，以及伴隨而來的心跳加快、兩眼昏花。 在我小說的第三章里，我講到了薩賓娜半裸著身子，頭上戴著圓頂禮帽，同穿戴整齊的托馬斯站在一起。當時我有些事沒來得及提到。她從鏡子里看到自己時，因為她的自我褻瀆而亢奮。她忽發奇想，似乎看到托馬斯戴著圓頂禮帽，正使自己坐在抽水馬桶上并看著自己排糞。她的心突然劇跳起來，几近昏暈的邊緣。她把托馬斯拖倒在地毯上，立刻發出了性高潮的叫喊。 有些人相信世界是上帝創造的，有些人認為世界乃自然生成，這兩种人之間的爭論涉及到一些超越我們理智和經驗的現象。更為現實的倒是這條界線，區分著兩類人，后者怀疑人的生命是受賜的（不論如何賜予，以及由誰來賜予），前者卻毫無保留地接受賜予觀點。 在歐洲所有宗教和政治的信仰后面，我們都可以找到《創世紀》第一章，它告訴我們，世界的創造是合理的，人類的存在是美好的，我們因此才得以繁衍。讓我們把這种基本信念稱為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 直到最近，“大糞（Shit）”這個詞才以“s……”的形式出現在印刷品中，這個事實与道德上的考慮毫無關系。你畢竟不能說大糞是不道德的！對大糞的反對是形而上的。每天排出大糞的程序，就是創世說不可接受的每天的證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大糞是可以接受的（在這种情況下，不要把你鎖在衛生間里！），或者，我們就是被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所造就。 那么，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美學理想，必然是這樣一個世界，在那里，大糞被否定，每個人都做出這事根本不存在的樣子。這种美學理想可稱為“媚俗作態”。 “kiscll”是個德國詞，產生于傷感的十九世紀的中期，后來進入了所有的西方語言。經過人們的反复運用，它形而上的初始含義便漸漸淹沒了：不論是從大糞的原義還是從比喻意義上來說，媚俗就是對大糞的絕對否定；媚俗就是制定人類生存中一個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圍，并排拒來自它這個范圍內的一切。 薩賓娜對國家當局最初的內心反感，与其說是具有道德性，還不如說帶有美學性。她倒不怎么反感當局管轄下的丑陋（把荒廢的城堡變成牛欄），卻厭惡當局企圖戴上美的假面具——換句話來說，就是當局的媚俗作態。當局媚俗作態的樣板就是稱為“五一節”的慶典。 她看見過這种慶典游行，是在人們依然有熱情或依然盡力裝出熱情的年代。女人們穿上紅色、白色以及藍色的衣裙，游行者隊伍齊步行進時，陽台上或窗子前觀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种五角星、紅心、印刷字体。銅管小樂隊伴隨著一個個游行群体，使大家的步伐一致。當某個群体接近檢閱台時，即使是最厭世的面孔上也要現出令入迷惑不解的微笑，似乎极力證明他們极其歡欣，更准确地說，是他們完全認同。不僅僅是認同當局的政治，不，更是對生命存在的認同。從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深井里，這种慶典汲取了靈感。沒有寫出來、沒有唱出來的游行口號不是“共產主義万歲！”而是“生活万歲！”這种白痴式的同義反复（“生活万歲！”），使那些漠然處之的人對當局的論點和游行也發生了興趣。對這一口號的盜用，表現了當局的威力和靈巧。 十年后（這時她住在美國），薩賓娜朋友之一，一位美國參議員，用他的大轎車帶她出去兜風。他的四個孩子在車后座跳上蹦下。參議員把車停在一個帶有人造滑冰場的体育館前面，四個孩子從車上跳出來，開始在四周寬闊的草坪上跑起來。參議員坐在方向盤后，美美地看著那四個活蹦亂跳的小身影，對薩賓娜說：“看看他們吧，”他用手臂划了個圓圈，把運動場、草地以及孩子都划在圈里，“瞧，這就是我所說的幸福。” 他的話里面，不僅有看著孩子奔跑和綠草生長的歡欣，還有對一個來自共產党國家的難民的深深理解。參議員深信，在那個國家里是不會有綠草生長和孩子奔跑的。 一瞬間，薩賓娜的腦子中閃現過一個幻影：這位參議員正站在布拉格廣場的一個檢閱台上。他臉上的微笑，就是那些當權者在高高的檢閱台上，對下面帶著同樣笑容的游行公民發出的笑。 參議員怎么知道孩子就意昧著幸福？他能看透他們的靈魂？如果此刻他們都不見了，其中三個向第四個扑過去并狠狠揍他，那又意味著什么？ 參議員只有一條理由對他有利：他的感情。心靈和大腦經常意見不合抵触齟齬。而在媚俗作態的王國里，心靈的專政是最高的統治。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眾可以分享的東西。媚俗可以無須依賴某种非同尋常的情勢，是銘刻在人們記憶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來的：忘恩負義的女儿，被冷落了的父親，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賣的祖國，第一次戀情。 媚俗引起兩种前后緊密相連的淚流。第一种眼淚說：看見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著，多好啊！ 第二种眼淚說：和所有的人類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們所感動，多好啊！ 第二种眼淚使媚俗更媚俗。 地球上人的博愛將只可能以媚俗作態為基礎。 沒有比政客更懂得這一點了。無論何時，一個照相机即將開拍，他們會立即奔向最近前的孩子，把他舉到空中，親吻他的臉蛋。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學理想，也是所有政容党派和政治活動的美學理想。 各种政治傾向并存的社會里，競爭中的各种影響互相抵銷或限制，我們居于其中，還能設法或多或少地逃避這种媚俗作態的統治：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個性，藝術家可以創造不見的作品。但是，無論何時一旦某個政治運動壟斷了權力，我們便發觀自己置身于媚俗作態的极權統治王國。 我說到极權統治，我的意思是一切侵犯媚俗的東西必將從生活中清除掉：每一种個性的展示（在博愛者微笑的眼里，任何偏离集体的東西均遭藐視）；每一种怀疑（任何以怀疑局部始的人，都將以怀疑生活自身而終）；所有的嘲諷（在媚俗的王國里，一切都必須嚴肅對待），以及拋棄了家庭的女人，或者愛男性胜過愛女性的男人。于是，“丰富而且多彩”這樣神圣的法令，就成為了疑問。 根据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古拉格當作媚俗作態极极統治用來處理垃圾的化糞池。 緊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十年，是最可怕的斯大林恐怖時期。當時特麗莎的父親由于鬼混而被捕，十歲的特麗莎被逐出家門。這也是二十歲的薩賓娜在美術學院學習的時候。在那里，她的馬列教授向她解釋社會主義藝術的理論：社會主義社會如此飛躍進展，其基本矛盾不再是好与坏的矛盾，而是好与更好的矛盾。所以大糞（那是無論如何也根本不能接受的了）只能存在“在那一邊（比如說，在美國）”，象一些异己的東西（比如說特務），只有從那里，從外部，才能打入這個“好与更好”的世界。 事實上，在那最嚴酷的時代，蘇聯電影在所有“好与更好”的國家泛濫。電影中充滿了不可信的純洁和高雅。兩個蘇聯人之間可以出現的最大沖突，無非是情人的誤會：他以為她不再愛他；她以為他不再愛她。但在最后一幕，兩人都投入對方的怀抱，幸福的熱淚在臉上流淌。 對這些電影流行的老一套解釋就是：電影表現了共產主義的理想，現實當然比理想要差一些。 薩賓娜總是反感這些解釋。只要一想到蘇式媚俗的世界行將成為現實，就感到背上一陣發麻。她毫不猶豫地愿意選擇當局統治下那种受迫害和受宰割的現實生活，這种現實生活還是能過下去的。如果在那种理想式的現實世界里，那些白痴們咧嘴傻笑的世界里，她將無話可說，一個星期之內就會被嚇死。 蘇式媚俗給薩賓娜的感覺，非常象特麗莎夢中所經歷的恐怖一樣震動了我。特麗莎与一群裸体女人繞著游泳池行進，被迫高興地唱歌。下面的水面上漂浮著一具具尸体。特麗莎不能對任何女人提一個問題，說一個宇，唯一能夠做出的反應，就是接唱下一段流行歌。她甚至不能對她們任何人偷偷眨眼，她們會立即向那個游泳池上籃子里的男人指出她來，他將把她槍斃。特麗莎的夢揭示了媚俗的真實作用：媚俗是一道為掩蓋死亡而關起來的屏幕。 在媚俗作態的极權統治王國里，所有答案都是預先給定的，對任何問題都有效。因此，媚俗极權統治的真正死敵就是愛提問題的人。一個問題就象一把刀，會划破舞台上的景幕，讓我們看到藏在后面的東西。事實上，這就是薩賓娜向特麗莎解釋的自己畫作的准确意義：表面上是明白無誤的謊言，底下卻透出神秘莫測的真理。 但是，反對我們稱為媚俗作態极權統治的這种東西的人們，感到質問和怀疑無補于事，他們也需要确定而簡單的真理，讓大眾理解，激發群体的眼淚。 德國一個政治組織曾為薩賓娜舉辦過一次畫展。她打開目錄，第一張圖就是自己的照片，上面添畫了一些鐵絲网。她在照片旁邊，還發現了一份讀上去象某位圣女或某位烈士的小傳；她遭受過极大的痛苦，為反對非義而斗爭，被迫放棄了正在流血的家園，卻繼續在斗爭著。“她的畫作是爭取幸福的斗爭”，文章以這句話而告結束。 她抗議，但他們不能理解她。 你是說共產主義不迫害現代藝術嗎？ “我的敵人是媚俗，不是共產主義！”她憤怒地回答。 那以后，她開始在自己的小傳中故弄玄虛，到美國后，甚至設法隱瞞自己是個捷克人的事實。唯一的目的，就是不顧一切地試圖逃离人們要強加在她生活中的媚俗。 她站在畫架前，上面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身后椅子上的老人，仔細觀察著她的每一筆触。 “該回家了。”他終于看了看表。 她放下調色板，去衛生間洗手。老人也使自己從椅子里站起來，去拿斜靠在泉邊的拐杖。畫室的門通向外邊的草地。天已漸漸落黑了，五十英尺開外，是一棟白色的隔板房，一樓的窗口亮著燈光。薩賓娜被這兩個光輝投照著暮色的窗口感動了。 她一生都宣稱媚俗是死敵，但實際上她難道就不曾有過媚俗嗎？她的媚俗是關于家庭的幻象，一切都那么安宁，那么靜談，那么和諧，由一位可愛的攝親和一位聰慧的父親掌管。這种幻覺是雙親死后她腦子里形成的。她的生活越是不似那甜美的夢，她就越是對這夢境的魔力表現出敏感。當她看到傷感影片中忘思負義的女儿終于擁抱無人關心的蒼蒼老父，每當她看到幸福家庭的窗口向迷蒙暮色投照出光輝，她就不止一次地流出淚水。 她是在紐約遇見這位老人的。他富裕而且愛畫，身邊只有上了年紀的老伴，住在一棟鄉間房舍里。正對著那房舍，他的土地上有一間舊馬廄。他為薩賓娜把馬廄改建成畫室，而且每天都目隨薩賓娜的畫筆運行，直到黃昏。 現在他們三人一起吃晚飯。老太太把薩賓娜喚作“我的女儿”，但一切跡象都會使人導出相反的結論，就是說，薩賓娜倒是母親，而她的這兩個孩子喜歡她，崇拜她，愿意做她所要求的一切。 她這個也即將進入老年的人，象一個小女孩那樣找回了曾被奪走的父母嗎？她終于找回了她自己從未有過的孩子嗎？ 她清楚地意識到，這只是一個幻覺。她与這老兩口過的日子只是一個短暫的間歇。老頭病得很重，一旦撇下老伴去了，老太太將去加拿大跟儿子一塊儿過。那么，薩賓娜的背叛之途又將在別的什么地方繼續。一曲關于兩個閃光窗口及其窗后幸福家庭生活的歌，憨傻而脆弱，不時從她生命的深處飄出，匯入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她被這首歌打動，但并不對這种感情過于認真。她太知道了，這首歌只是一個美麗的謊言。媚俗一旦被識破為謊言，它就進入了非媚俗的環境牽制之中，就將失去它獨裁的威權，變得如同人類其它弱點一樣動人。我們中間沒有一個超人，強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無論我們如何鄙視它，媚俗都是人類境況的一個組成部分。 媚俗起源于無條件地認同生命存在。 但生命存在的基礎是什么？上帝？人類？斗爭？愛情？男人？女人？ 由于意見不一，也有各种不同的媚俗：天主教的，新教的，猶太教的，共產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女權主義的，歐洲的，美國的，民族的，國際的。 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被認為一半是左派的，另一半是右派的。根据各自聲稱的理論原則給這一派或那一派下定義都完全不可能。這不足為奇：政治運動并不怎么依賴于理性態度，倒更依賴于奇想、印象、言詞以及模式，依賴于它們總合而成的這种或那种政治媚俗。 弗蘭茨如此陶醉于偉大的進軍，這种幻想就是把各個時代內各种傾向的激進派糾合在一起的政治媚俗。偉大的進軍是通向博愛、平等、正義、幸福的光輝進軍，盡管障礙重重，仍然一往無前。進軍既然是偉大的進軍，障礙當然在所難免。 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民主主義專政？是反對消費社會還是要求擴大生產？是斷頭台還是廢除死刑？這一切都离題甚遠。把一個左派造就為左派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理論，而是一种能力，能把任何理論都揉合到稱之為偉大進軍的媚俗中去。 弗蘭茨顯然不是媚俗的信徒。偉大進軍在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多少有點象薩賓娜生活中那關于兩個閃亮窗口的哀婉之歌。弗蘭茨投哪個政党的票？恐怕他什么票也不會投，感興趣的是徒步旅行到山里去度過選舉日，當然，這并不意昧著他不會被偉大的進軍所打動。夢想著我們是跨越世世代代進軍中歡樂的一群，總是美好的，弗蘭茨從未完全忘記過這种夢。 一天，有些朋友從巴黎給他打電話，他們計划向柬埔寨進軍，邀請他參加。 柬埔寨近來一直遍布美國炸彈，一場內戰，使這個小小的民族失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最后，它被相鄰的越南所占領。而越南純粹是蘇聯的附庸。柬埔寨受到饑荒的折磨，缺醫少藥的人們正在死去。一個國際醫療机构再三要求允許入境，都被越南拒之門外。現在的辦法是，讓一群西方重要的知識分子開到柬埔寨邊境，用這种世界人民眾目睽睽之下的壯觀表演，迫使占領軍允許醫生入境。 給弗蘭茨打電話的人，曾在巴黎街頭与他一同進軍。一開始，弗蘭茨被這個邀請弄得歡喜若狂，隨后，眼光落在房子那邊扶手椅里的學生情婦身上。對方仰視著他，眼鏡的大圓鏡片把她的眼睛擴大了。弗蘭茨感到這雙眼睛在乞求自己別去。他歉疚地謝絕了邀請。 剛接上電話，他馬上對自己的決定有些后悔。真是，他關照了現實中的情婦，卻忽略了精神上的愛情。柬埔寨不是与薩賓娜的國家一樣嗎？一個被鄰國軍隊占領了的國家，一個已感受到俄國巨掌重壓的國家！剎那闖，他覺得那位几乎忘記了的朋友，是在根据薩賓娜的秘密吩咐与他聯絡的。 上天之靈知道一切，看見一切。如果他參加這次進軍，薩賓娜會從上面惊喜地看著他，會明白他還保持了對她的忠誠。 “要是我參加進軍，你會非常不安嗎？”他問戴眼鏡的始娘。這位姑娘把他每一天的离開都看成損失，但事事都依他。 几天后，他与二十名醫生，以及大約五十位知識分子（教授、作家、外交家、歌唱家、演員以及市長），還有四百名新聞記者和攝影師，一道乘坐一架巨大的噴气式飛机，從巴黎起飛了。 飛机在曼谷著陸。四百七十名醫生、知識分子以及記者擠進了一家國際飯店的大舞廳。那儿聚集著更多的醫生、演員、歌唱家、語言學專家，還有數百名帶有筆記本、錄音机、照相机以及攝像机的記者。樂台上約摸二十個美國人坐在一條長桌邊上，正在主持各項事宜。 和弗蘭茨一起進舞廳的那些法國知識分子，感到受了輕視和侮辱。向柬埔寨進軍是他們的主意，可這里的這些美國人，象平常一樣恬不知恥，不但接管了領導權，而且是用英語接管的，殊不知丹麥人和法國人听不懂他們的話。丹麥人早已忘記了他們曾形成了一個自己的民族，因此法國佬便是唯一能進行抗議的歐洲人了。他們的原則是如此之高，以至拒絕用英語抗議，而用母語法文向台上的美國人申明理由。那些美國人一個字也听不懂，報以友好和贊同的微笑。到最后，法國人別無它法，只得用英語講出他們的反對意見：“有法國人參加，這個會為什么用英語？” 美國人對如此奇特的反對很覺惊奇，但仍然微笑，默認這個會議是該用兩种語言進行的。于是，在會議重新召開之前，得找一個合适的譯員。隨后，每個句子都用英語和法語兩种語言重复，使討論花了兩倍的時間，甚至還不止兩倍，因為所有的法國人都懂一些英語，他們不時打斷譯員的話來給他糾錯，對每一個宇都爭議不休。 一位著名的美國女演員站起來發言，使會議達到了高潮。就因為她，更多的攝影記者和攝像師涌進了大廳，用照相机的卡嚓聲伴隨她發出的每一個音節。女演員談到了受難的儿童，共產党專政的殘暴，人權的保障，當前對文明社會傳統价值的威脅，個人不可剝奪的自由，還談到卡特總統，說他對柬埔寨事件表示深深的憂慮。她結束發言時，已是熱淚盈眶。 一位長著小紅胡子的法國年輕醫生，跳出來吼道：“我們到這儿來是救死扶傷，不是來向卡特總統致敬！別把這儿變成美國宣傳的馬戲場啦！我們不是來反共！我們是來這儿救命！” 他馬上得到另外几個法國人的響應。譯員害怕了，不敢把他們的話翻譯出來。于是樂台上的二十個美國人滿臉笑容，好意地看著他們，一再點頭表示贊同。其中一位甚至把拳頭舉向空中，他知道歐洲人在眾人同樂時，是喜歡揮舉拳頭的。 第二天早晨，他們乘公共汽車橫越泰國去柬埔寨邊境，晚上在一個小村子里歇息，租了几間吊腳樓的房子。周期性的洪水迫使村民們住在樓上，把他們的豬關在樓下。弗蘭茨和另外四個教授佐一間房子，遠遠傳來豬的呼唱，近處卻有著名數學家的鼾聲。 早上，他們又爬回汽車。在离邊境約一英里的地方，所有的車輛都禁止行駛，過邊境只能通過一條重兵把守的狹窄要道。車停了，法國小分隊從車上涌下來，再一次發現美國人又占了他們的上風，組成了游行的先頭部隊。關鍵時刻到了。譯員又給叫了來，接著是長久的爭吵。最后大家同意了以下的方案：游行隊伍由一個美國人，一個法國人以及一名柬埔寨譯員領先，接下來是醫生，再后面是余下來的人群。那位美國女演員壓陣。 道路狹窄，而且沿途有布雷區，加上有路障——環繞著鐵絲网的兩個水泥地堡。道路更窄了——只能成單行穿過。 弗蘭茨前面約十五英尺處，是一位著名的德國詩人兼流行歌手，已為和平寫了九百三十首反戰歌曲。他帶來一根長杆子，挑一面白旗，襯托出自己全黑的胡子，把自己与其他人區別開來。 長長的游行隊伍此起彼伏，攝影記者和攝像師搶拍鏡頭，嘩嘩地擺弄著他們的設備，飛快地沖到隊伍前面，停一停，又緩緩向后退著，不時單腿跪下，然后又挺起身子跑到前面更遠的地方。他們不時喚著某位著名人士的名字，那人便不知不覺地轉向他們的方向，使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按下快門。 什么聲音傳來了。人們放慢步子朝后看。 落在最后的美國女演員，再也忍受不了這种黯然失色的壓陣者地位，決定發起進攻。她全速向隊伍前面跑去，就象一位參加五千米長跑比賽的運動員，開始為了節省体力一直落在其他人后面，現在突然奮力向前，開始把對手一個接一個地甩下。 男人們為難地笑笑，讓了步，不想挫傷這位著名長跑運動員取胜的決心，但女人們發出叫喊：“回到隊伍里去！這不是明星的隊伍！” 大無畏的女演員仍然一往無前，五名攝影記者和兩名攝像師尾隨其后。 突然，一位法國語言學女教授抓住了她的手腕，（以极難听的英語）說：“這是一支醫生的隊伍，來給那些垂危的柬埔寨人治病，不是為電影明星捧場的惊險表演！”女演員的手被語言學教授的手緊緊鎖住，無法掙脫。“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她（用純正的英語）說，“我參加過一百次這樣的游行了，沒有明星，你們哪里也去不了！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道義的職責！”“放屁！”語言學教授（用地道的法語）說。 美國女演員听明白了，放聲大哭起來。 “請別動！”一位攝像師大叫，在她腳邊跪倒。女演員對著他的鏡頭留下一個長長的回望，淚珠從臉上滾下來， 語言學教授終于放開了美國女演員的手腕。那位有黑胡子和白旗子的德國流行歌手，叫了聲女演員的名字。 美國女演員從未听說過他，但她剛經過羞辱，比往常更容易接受同情，朝他跑了過去。歌唱家換上左手擎旗杆，右手搭在她肩上。 他們立即被新的攝影記者和攝像師所包圍。一位著名的美國攝影記者為了把他們的臉和旗子一起塞進鏡頭，頗費了些周折。旗杆太長，他往身后的稻田移了几步，競踏響了一個地雷。轟然一聲爆炸，他的身体撕成了碎片，在空中飛舞，一片血雨洗浴著歐洲的知識分子們。 歌手和演員都嚇坏了，動也不敢動，舉目望了望那旗子。旗上濺滿的鮮血使他們每一個惊恐万分。他們又提心吊膽地向上看了几眼，才開始隱隱地微笑。他們心中充滿了一种奇怪的自豪，一种他們從未領略過的自豪：已經有人為他們的旗子奉獻了鮮血。他們再一次加入了進軍的行列。 國界線就是一條小河。沿河有長長一道約六英尺高的牆，使河看不見了。牆邊堆滿了保護泰國狙擊手的沙包。牆垣只有一個缺口，一座橋從那里橫跨小河。越南軍隊就駐守在橋的那一邊，但他們的位置也完全偽裝起來了，也看不見。很清楚，只要有人踏上這座橋，看不見的越南人就會開火。 游行者們走近大牆，踮起腳張望。弗蘭茨從兩個沙包的夾縫中向外看，想看個究竟，但什么也看不到。他被一個攝影記者推開了，那人覺得自己更有權利得到這個位置。 弗蘭茨看看后面，七位攝影師栖息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樹頂架上，眼盯著對岸，象一群巨形的烏鴉。 這時，走在隊伍前面的譯員把一個大喇叭筒舉到了嘴邊，用高棉語向對岸喊起話來：這些人都是醫生，他們要求獲得允許進入柬埔寨國境，提供醫務援助；他們沒有任何政治意圖，純粹是出于對人類生命的關心。 來自對岸的回答是一片震人心弦的沉默。如此絕對的沉寂使每個人的心都往下沉，只有照相机在繼續卡卡響，听起來象一只异國的虫子在唱歌。 弗蘭茨有种突如其來的感覺：偉大的進軍就要完了。歐洲被寂靜的邊界包圍著，發生偉大進軍的空間，現在不過是這顆星球中部的一個小小舞台。曾經急切擠向這個舞台的觀眾早就离去了，偉大的進軍在孤寂中進行，沒有了觀眾。是的，弗蘭茨自言自語，盡管世界是冷漠的，但偉大的進軍還在繼續，變得越來越緊張，越來越轟轟烈烈：昨天反對美國占領越南，今天反對越南攻占柬埔寨；昨天擁護以色列，今天擁護巴勒斯坦；昨天擁護古巴，明天反對古巴——而且總是反對美國；時而反對大屠殺，時而又支持另一場大屠殺；歐洲在前進，且赶上了眾多的熱鬧，一個也沒拉下。它的步子越來越快，到最后，偉大的進軍成了催促人們迅跑的疾駛飛奔，舞台正在越來越縮小，某一天終將變成一個沒有空間度向的圓點。 譯員又一次用喇叭簡喊話，回答仍然是無邊無際無止無盡的冷寂。 弗蘭茨環顧四周，河對岸的沉默象一巴掌打在大家的臉上，連打白旗的歌手以及美國女演員都消沉了，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 憑借內心的閃光，弗蘭茨看到了他們都是如此可笑。但是他不想离開他們，也沒有嘲諷的興致，內心中升起一种感情，象我們對被判罪者的無限怜愛。是的，偉大的進軍即將完結，可那是弗蘭茨背叛它的理由嗎？他自己的生命不也是到了盡頭嗎？在這些陪伴著勇敢的醫生走向邊境的一群當中，他要嘲笑誰的表現癖呢？他們這些人除了表演還能做什么呢？他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弗蘭茨是對的。我不禁想起了那位為赦免政治犯組織請愿的布拉格編輯來。他完全知道他的請愿對那些囚犯毫無幫助，他真正的目標不是解放囚犯，而是為了表現那些無所畏懼者的存在。那樣做，也是演戲。但是他沒有任何其它的可能，他不是在演戲与行動之間進行選擇，是在演戲与完全無行動之間進行選擇。在有些情勢之中，人們給判決了只能演戲。他們与啞默力量的斗爭（河那邊的啞默力量，牆里化為啞默竊听器的警察），是一個劇團對軍隊的進攻。 弗蘭茨看著他那位從巴黎大學來的朋友舉起了拳頭，威脅著對岸的靜寂。 譯員用喇叭筒進行第三次喊話。 她再一次得到的沉默回答，使弗蘭茨的沮喪突然變成了憤怒。他就在這里，站在泰柬邊境界橋僅僅几步遠的地方，心中騰起一种要沖上橋去的不可阻擋的欲念。他想仰天痛罵，然后在震天動地的机槍掃射聲中死去。 弗蘭茨這种突然的欲念使我們想起了一些東西，是的，使我們想起了斯大林的儿子。當他不忍再看到人類生存的兩极互相靠近得瞬間可及的程度，當他發現崇高与卑賤、天使与蒼蠅、上帝与大糞之間再無任何區別，便一頭闖到鐵絲電网上触電身亡了。 弗蘭茨無法接受的事實是，偉大進軍的光榮居然會与進軍者的喜劇性虛榮打等號。他不能承認歐洲歷史高貴的喧囂會消失在無際的沉寂里，不承認歷史与沉寂之間不再有任何區別。他想把自己的生命放到那座天平上，想證明偉大的進軍比大糞要重一些。 但是，人們在這里證明不出任何東西。天平的一個盤子里放著大糞，另一個盤子里是斯大林之子投入的整個身軀，天平還是一動不動。 弗蘭茨沒有讓自己挨槍子，只是垂著頭，与其他人一道，成單行，走向汽車。 我們都需要有人看著我們。根据我們生活所希望承接的不同目光，可以把我們分成四种類型。 第一類人期望著無數雙隱名的眼光，換句話說，是期待著公眾的目光。德國歌手、美國女演員，甚至那位高個駝背以及大下巴的編緝，就是這种類型。他習慣了他的讀者，某一天入侵者禁了他的報紙，沒有什么能取代那些隱名的眼光，他便感到空气頓時稀薄了一百倍，感到自己將被窒息。然而某一天，他意識到有人不斷跟蹤他，竊听他，鬼鬼祟祟地在街上給他拍照，于是，隱名的目光又突然回到了他身上，他又能呼吸了。他開始對著牆里的麥克風作戲劇性的演說，在警察那里找到了失卻多時的公眾。 那些极其需要被許多熟悉眼睛看著的人，組成了第二類。他們是雞尾酒會与聚餐中永不疲倦的主人。他們比第一類人快活。第一類人失去公眾時就覺得熄滅了生命之光，而這种情況對几乎他們所有人來說是遲早要發生的。然而在第二類人這一方面，他們能夠總是与自己需要的目光在一起，克勞迪及其女儿就屬于這一類。 再就是第三類人，他們需要經常面對他們所愛的人的眼睛。他們和第一類人同樣都置身于危險處境，某一天，他們愛著的人儿閉上雙眼，他們的空間將進入黑暗。特麗莎和托馬斯就屬于第三類。 最后是第四類，這一類人最少。他們是夢想家，生活在想象中某一雙遠方的眼睛之下。比方說弗蘭茨吧，他去柬埔寨邊境只是為了薩賓娜，當汽車沿著泰國公路顛簸行進時，他能感到她的眼睛久久地盯著自己。 托馬斯的儿子也屬于這同一類型。讓我們稱他為西蒙吧（他將會很高興有一個圣經里的名字，象他父親一樣）。他期望的是托馬斯的眼光。但卷入請愿運動的結果，是被大學赶了出來。總是陪他出門的姑娘，是一位鄉村牧師的侄女，他娶了她，成了一名集体農庄的拖拉机手、天主教教徒，和一名父親。他知道托馬斯也住在農村時，激動不己：命運使他們的生活對等了！他由此而生出勇气給托馬斯寫了一封信，不是要求對方回信，只是希望托馬斯把目光投向他的生命。 弗蘭茨与西蒙是這部小說的夢想家。与弗蘭茨不同，西蒙從不喜歡他的母親，從孩提時代起，他就在尋找父親。他愿意相信父親是某种非義的犧牲品，并以此解釋父親后來施加与他的不義。他從不生父親的气，從不愿意与那位不斷中傷父親的母親有什么聯合行動。 他在母親身邊一直住到十八歲，完成了中專學業，隨后去布拉格續大學。那時的托馬斯是個擦洗工。西蒙常常一等几個小時，想撞見托馬斯，但托馬斯從未停下步來跟他說說話。 他与那位大下巴編輯混在一起，唯一原因就是編輯的命運使他想起了父親。那編輯從未听說過托馬斯，關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早已給忘了。是西蒙向他談到這篇文章，求他去勸說托馬斯在請愿書上簽名。編輯同意了，因為他希望為這個他喜歡的孩子做點好事。 無論什么時候，西蒙回想起他与父親見面的那一天，就為自己當時的怯場而羞愧。父親不可能喜歡他，在他這一方面，他喜歡父親。他記得他們的每一句話，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看出這些話是何等正确。他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句是：“懲罰自己不知道做了些什么的人是殘暴的。”當女朋友的叔叔把一本圣經交到他手，耶穌的一句話特別震動了他：“原諒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了什么。”他知道父親是無宗教信仰者，但從這兩段相似的話中，他看到了一种暗示：父親同意他選定的道路。 大約在他下農村的第三年，他收到了一封托馬斯的信，邀請他去看看。他們的聚會是友好的，西蒙感到輕松，一點也不結巴。他也許沒有意識到他們互相并不十分了解。約四個月之后，他收到一份電報，說托馬斯与妻子喪生在一輛貨車之下。 大約就在那個時候，他听說父親以前的一位情婦住在法國，并找到了她的地址。他极其需要想象中的眼睛追隨著自己的生命，于是間或給她寫一些長長的信。 薩賓娜不斷接到那位悲哀的鄉下通信者的來信，直到她生命的終結。很多信一直沒有讀過，她對故土的興趣已越來越少。 那老頭死了，薩賓娜遷往西方更遠的地方，遷往加利弗尼亞，更遠离了自己出生的故國。 她賣畫沒有什么難處。她愛美國，但只從表面上愛，表層下面的一切對她都是异己的。腳下的泥土里沒有爺爺和叔叔，她害怕自己被關進墳墓，沉入美國的土地。 于是，有一天地寫了一份遺囑，請求把她的尸体火化，骨灰撤入空中。特麗莎与托馬斯的死顯示著重，她想用自己的死來表明輕，她將比大气還輕。正如巴門尼德曾經指出的，消极會變成積极。 汽車在曼谷旅館前停下來。人們再也不想主持會議了。他們成群給伙任意去觀光，有些出發去寺廟，另一些去妓院。弗蘭茨在巴黎大學的朋友建議他們一起過夜，但他更愿意一人獨處。 他走到街上時，天差不多都黑了。他老想著薩賓娜，感到她在看著自己。每當他感到她久久的凝視，便開始怀疑自己：他從來就不知道薩賓娜想些什么。現在，這种怀疑也使他不舒服。她會嘲弄他么？她把他對她的崇拜視為愚蠢嗎？她是想告訴他，現在他該長大了，該把全部身心交給薩賓娜賜給他的情婦嗎？ 想象那張戴著大圓眼鏡的臉龐，他突然意識到自己与學生情婦在一起是何等幸福。這一刻，柬埔寨之行對他來說似乎變得既無意義又可笑。他為什么要來呢？直到現在他才知道，他終于一次亦即永遠地發現了，他真實的生活，唯一真實的生活，既不是游行也不是薩賓娜，還是這位戴眼鏡的姑娘。他終于發現，現實要多于夢境，大大地多于夢境。 突然，一個身影從昏昏夜色中閃出來，用他听不懂的語言講了些什么。他朝攔路者看了一眼，大吃一惊卻充滿同情。那人欠身鞠躬，嘿嘿微笑，用急促的語气咕咕噥噥。他想要說什么？他象是邀請弗蘭茨去一個什么地方，拉著他的手，把他引走了，弗蘭茨肯定那人需要自己的幫助，也許在他這次來的整個旅途中，他就有某种意識，難道他不是被叫來幫助什么人的嗎？ 突然，那人旁邊又出現了兩位，其中一個用英語向他要錢。 此刻，戴眼鏡的姑娘從他腦海中消逝了。薩賓娜盯著他，那個肩負偉大命運的非現實的薩賓娜，那個使弗蘭茨感到如此渺小的薩賓娜。她气憤而不滿，震怒的目光射進了他的身体：他曾經看過這种目光嗎？其他人曾經辱罵過他這种愚蠢的好心腸嗎？ 他把手臂從那人手中掙開，又被那人揪佐了袖子。他記得薩賓娜總是羡慕他的体力。他接過了另一個人揮來的一拳，緊緊掐住，以一個极漂亮的現代柔道翻身動作把對方從他肩上扔過去了。 現在，他對自己很滿意。薩賓娜的眼睛仍然看著他，她再也不會看到他羞辱自己了！她再也看不到他的退卻了！弗蘭茨已經拋棄了柔弱和傷感！ 他感到自己對這些人有一种興高采烈的仇很。他們還想好好嘲笑他以及他的純真么！他站在那里微微隆起肩膀，眼睛飛快地前后掃視，對付著兩個還沒倒下的歹徒。突然，他感到自己的頭挨了重重的一擊，立刻栽倒下去。模模糊糊地感到被人扛到某個地方，隨后他就被拋入空中，感到自己在沉落。又是狠狠的一擊，他失去了知覺。 他在日內瓦的醫院里醒過來，克勞迪靠在他的床頭。他想告訴她，她沒有權利來這里。他要他們把那戴眼鏡的姑娘送來，他腦子里只想著她。他想大聲喊出，除她之外他不能忍受任何人呆在他身邊。但他可怕地發現自己已不能說話。他帶著無限的仇恨仰望著克勞迪，想避開她轉過身去。但他無法移動身子。頭呢？也許行？不，他連頭也動彈不得。他合上雙眼不看她。 死了的弗蘭茨終于屬于他妻子了。他屬于她就象以前從沒屬于過她一樣。克勞迪料理了一切：她負責葬禮，送發通知，買花圈，還做了身黑喪服——事實上是結婚禮服。是呵，丈夫的葬禮是妻子真正的婚禮！這是她一生的作品的高潮！是她所有痛苦的報償！ 牧師非常理解這一切，他在葬禮禱詞中談到，這是一种真正的婚姻之愛，這种愛經歷了多次考驗，將為死者留下一塊平靜的天國，死者在瞑目之時就返歸這個天國去了。那位弗蘭茨的同事，應克勞迪之邀來此作墓前祈禱演說，也首先向死者這位勇敢的妻子致敬。 戴眼鏡的姑娘由另一位朋友攙扶，站在后面的一個地方。由于吞服了大量的藥片，加上強忍哭泣，使她在葬禮結束之前就痙攣起來。她按住腹部，搖搖晃晃向前傾倒，朋友只好扶著她离開了墓地。 他一接到集体農庄主席打來的電報，就跨上摩托車，及時赶到那里并安排了葬禮。他選定了一句獻辭，將要刻到墓碑上的父親名字之下：他要在人間建起上帝的天國。 他完全知道，父親說話不會用這些詞語，但他斷定這句話表達了父親的真實思想。上帝的天國即正義。托馬斯期望一個由正義統治的世界。難道西蒙沒有權利用自己的語言來描繪父親的生命嗎？他當然有：自渾沌遠古以來，子孫后代不是都有這种權利嗎？ 漫漫迷途終有回歸，這是刻在弗蘭茨墓前石碑上的獻辭。它能用宗教語言來解釋：我們凡間生命存在的漫游，就是向上帝怀抱的回歸。可知內情的人知道，這句話還有完全世俗的意義。的确，克勞迪天天都談起這事： 弗蘭茨，可親可愛的弗蘭茨，中年危机對他來說太受不了啦。是那個可悲的小丫頭把他投入了情网。是呀，她甚至不怎么好看（你們看見沒有？她努力想把自己藏在大眼鏡后面！），但是，一旦他們生米煮個半熟（我們說不准！），他們就會一片鮮肉也換靈魂的。只是當他妻子的，才知道他被這事坑苦了！純粹是道德折磨！他情緒很低沉，他是好心正派的人嘛。不然你能解釋他那癲勁？不要命地跑到亞洲的什么地方去？他到那里去是找死哩。是的，克勞迪知道這一點是絕對事實：弗蘭茨是有意識去尋死的。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要死了，沒有必要說謊。她是他所唯一需要的人。他不能說話，但他是怎樣用眼睛表達對她的感激之情啊！他盯住她，請求她原諒。而她原諒了他。 正在死去的柬埔寨百姓万民留下了什么？ 一個美國女演員抱著一個亞洲儿童的巨幅照片。 托馬斯留下了什么？ 一條碑文：他要在人間建起上帝的天國。 貝多芬留下了什么？ 一道緊鎖的眉頭，一頭未必其實的長發，一個陰郁的聲音在吟詠“非如此不可！” 弗蘭茨留下了什么？ 一句獻辭：浸漫迷途終有回歸。 如此等等。我們在沒有被忘記之前，就會被變成一种媚俗。媚俗是存在与忘卻之間的中途停歇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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