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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麗莎回到家中差不多已是早晨一點半了。她走進浴室，穿上睡衣，在托馬斯身邊躺下來。他睡著了。她俯下身子去吻他，察覺他頭發里有一股奇怪的气味；又吸了一口气，結果還是一樣。她象一條狗上上下下嗅了個遍才确定异物是什么：一种女人下体的气味。 六點鐘，鬧鐘響了，帶來了卡列宁最輝煌的時刻。他總是比他們起得早，但不敢攪扰他們，耐心地等待鬧鐘的鈴聲，等待鈴聲賜給他權利，好跳到床上去用腳踩他們以及用鼻子拱他們。偶爾，他們也企圖限制他，推他下床，但他比他們任性得多，總是以維護自己的權利而告結束。特麗莎后來也明白了，她的确也樂意由卡列宁把她帶進新的一天。對他來說，醒來是絕對令人高興的，發現自己又回到了人世時，他總是顯露出一种天真純朴的惊异以及誠心誠意的歡喜。而在她那一方面，醒得极不情愿，醒來時總有一种閉合雙限以阻擋白晝到來的愿望。 現在，他立在門廳口凝視著衣帽架，那里接著他的皮帶和項圈。她給他套上項圈系好皮帶，帶他一起去買東西。她要買點牛奶、黃油、面包，同往常一樣，還有他早餐用的面包圈。他貼在她身邊跑著，嘴里叼著面包，吸引旁人的注意之后洋洋自得為之四顧。一到家，他叼著面包圍躺在臥房門口，等待托馬斯對他的關注，向托馬斯爬過去，沖他狺狺地叫，假定他要把那面包圈儿奪走。每天都如此一番。他們在屋子里至少要互相追逐五分鐘之久，卡列宁才爬到桌子底下去狼吞虎咽消受他的面包圈。 這一次，他白白地等候著這一套早晨的儀禮。托馬斯面前的桌上有一台小小的晶体管收音机，他正在專心听著。 這是一個有關捷克移民的節目，一段私人對話的錄音剪輯，由一個打入移民團体后又榮歸布拉格的特務最近竊听到的。都是些無意義的瞎扯，夾雜著一些攻擊占領當局的粗話，不時還能听到某位移民罵另一位是低能儿或者騙子。這些正是廣播的要害所在。它不僅證明移民在說蘇聯的坏話（這已經不會使任何捷克人惊訝不安），而且還表明他們在互相罵娘，隨便使用髒字眼。人們乎常可以整日講髒話，在打開收音机听到某位眾所周知令人肅然的角色在每句話里也夾一個“他娘的”，他們畢竟會大為失望。 “都是從普羅恰茲卡開的頭。”托馬斯說。 普羅恰茲卡是位四十歲的捷克小說家，精神充沛，力大如牛，在1968年以前就大叫大嚷公開批評時政。后來，他成為“布拉格之春”中最受人喜愛的人物，把那場隨著入侵而告結束的共產主義自由化搞得轟轟烈烈。入侵后不久，報界發起了一場攻擊他的運動，但越玷污他，人們倒越喜歡他。后來（确切地說是1970年），電台播出了一系列他与某位教授朋友兩年前的私人談話（即1968年春）。他們倆很長的時間都沒有發現，教授的住宅已被竊听，他們每一行動都受到監視。普羅情茲卡喜歡用夸張、過激的話与朋友逗樂，而現在這些過激的話成了每周電台的連續節目。秘密警察制造并導演了這一節目，費盡心机向人們強調普羅恰茲卡取笑朋友們的插料打渾——比如說，對杜布切克。人們一有机會就要挖苦朋友的，但現在与其說他們被十分可恨的秘密警察嚇住了，還不如說他們是被他們十分喜愛的普羅恰茲卡給惊呆了。 托馬斯關了收音机說：“每個國家都有秘密警察，在電台播放錄音的秘密警察，只可能在布拉格有，絕對史無前例！” “我知道一個前例，”特麗莎說，“我十四歲的時候寫了一本秘密日記。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頂樓上。媽媽嗅出了它。有一天吃飯，我們都埋頭喝著湯，她從口袋里拿出日記說：‘好了，諸位現在仔細听一听。’她讀了几句，就哈哈大笑。他們都笑得無法吃飯。” 他總是讓她躺在床上，自己獨自去吃早飯，可她不服從。托馬斯工作從早上七點到下午四點，而她工作則從下午四點到半夜。如果她不与他一道吃早飯，兩人能一塊儿談話的時間便只有星期天了。正因為如此，她早上總要跟著他起身宁可以后再去睡覺。 這天早上，她恐怕不能再睡下了，十點鐘她得去佐芬島的蒸汽浴室。蒸汽浴室是眾人向往之地，但只能容納少許人，想進去的唯一辦法是拉關系。謝天謝地，托馬斯從前一個病人的朋友是一位1968年后從大學遷來的教授，他妻子便是浴室的出納。于是，托馬斯拜托那病人，病人拜托教授，教授又托付妻子，特麗莎每周便可輕易地得到一張票了。 她走著去的。她恨車上總是擠滿了人，擠得一個挨一個互相仇恨地擁抱，你踩了我的腳，我扯掉你的衣扣，哇哇地嚷著粗話。 天下著毛毛細雨，人們撐開傘遮住腦袋匆匆走著。一下子，圓拱形的傘篷互相碰撞，街上擁擠起來。特麗莎前面的男人都高高把傘舉起給她讓路，女人們卻不肯相讓，人人都直視前方，讓別的女人甘拜下風退縮一旁。這种雨傘的會集是一場力量的考驗。特麗莎開始都讓路，意識到自己的好心得不到好報時，也開始象其他的女人緊抓住傘柄，用力猛撞別人的傘篷。沒有人說“對不起”，大多數時候人們都不說話，盡管有一兩次她也听到有人罵“肥豬”，或“操你娘！” 老少娘們儿都用傘武裝起來了，年輕一些的更象鐵甲武士。特麗莎回想起入侵的那些天，身穿超短裙手持長杆旗幟的姑娘們，對入侵者進行性報复：那些被迫禁欲多年的入侵士兵，想必以為自己登上了某個科幻小說家創造出來的星球，絕色女郎用美麗的長腿表示著蔑視，這在入侵者國家里是五六百年來不曾見過的。 她給那些坦克背景前面的年輕姑娘拍過許多照片，她是多么欽佩她們！而現在這些同樣的姑娘卻在与她撞擊，惡意昭昭，她們准備用抗擊外國軍隊的頑強精神來反擊一把不愿給她們讓路的雨傘。 她來到古城廣場。這里有梯思教堂嚴峻的塔尖，哥特式建筑的不規則長方形，以及巴羅克式的建筑。古城的市政廳建于十四世紀，曾一度占据了整個廣場的一側，現在卻一片廢墟已有二十七年。華沙、德累斯頓、柏林、科隆以及布達佩斯，在第二次大戰中都留下了可怕的傷痕。但這些地方的城民們都重建了家園，辛勤地恢复了古老歷史的遺存。布拉格的人民對那些城市的人民怀著一种既尊敬又自卑的复雜心理。古城市政廳舊址只是戰爭毀滅的唯一標志了。他們決定保留這片廢墟，是為了使波蘭人或德國人無法指責他們比其它民族受的苦難少些。在這光榮的廢墟前面，在戰爭留給今天和永恒的罪惡遺跡面前，立著一座鋼筋水泥的檢閱台，供某种示威集會用，或方便于共產党過去或將來召集布拉格的群眾。看著古城市政廳的殘跡，特麗莎突然想起了母親，想起她那反常的需要：揭露人家的災難和人家的丑陋，展示人家的悲慘，亮出別人斷臂的殘膠并強迫全世界都來圍觀。最近的一切都使她想起母親。她逃离出來已逾七年的母親世界似乎又卷士重來，前后左右把她團團圍位。正因為如此，那天早上她對托馬斯談起，母親如何在飯桌前邊讀她的秘密日記邊發出狂笑。當一种茶余飯后的私下交談都拿到電台廣播時，這說明什么呢？不說明這個世界正在變成一個集中營嗎？ 几乎從孩提時代起，特麗莎就用這個詞來表達她對家庭生活的感覺。集中營是一個人們常常日夜擠在一堆的世界。粗野与強暴倒只是第二特征（而且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集中營是個人私生活的完全滅絕。普羅恰茲卡就住在集中營里，因此不能有私生活的掩体供他酒后与朋友閒談。（他的致命錯誤是自己居然不知道2）特麗莎与母親佐在一起時，也是在集中營里。她几乎從小就知道集中營，既不特別异常也不令人吃惊，倒是個很基本的什么東西，我們在給定購這里出生，而且只有花最大的努力才能從這里逃出去。 女人們坐在三條成梯形排列的長凳上，擠得那么緊，不碰著是不行的。特麗莎旁邊是一位三十來歲的女人，一個勁出汗，有十分漂亮的臉蛋，從雙肩垂下一對大得難以置信的奶子，身子稍一動，它們就晃蕩個不停。那女人站起來時，特麗莎看見她的屁股也象是兩個大麻袋，与漂亮的臉絲毫接不上邊。 也許這個女人也常常站在鏡子前看自己的身体，如同特麗莎從小就想從那里窺視自己的靈魂。她一定也怀著巨大的希望，想把自己的身体當作靈魂的顯示。不過，這接著四個皮囊的軀殼反射出來的靈魂，將是多么駭人可怕呵。 特麗莎站起來，在噴頭下把自己沖洗干淨，走到外邊去。天還下著毛毛細雨。她站在瓦塔瓦河面一塊啪啪作響的甲板上，一塊几平方英尺的高木板，讓她逃避了城市的眼睛。她朝下看見了剛才一直想著的那女人的頭，正在奔騰的江面上起伏浮動。 女人朝她笑了笑。她有精巧的鼻子，棕色的大眼睛和帶孩子气的眼被。 她爬下梯子時，苗條的身貌讓路繪兩套顫抖著的大皮愛，還有皮愛左右兩邊甩出的一穎穎冰涼水殊。 特麗莎進屋去穿衣，站在大鏡子前面。 不，她的身体沒有什么可怕的東西，胸前也沒洼什么大皮愛。事實上，她的乳房很小，母親就常常嘲笑她只有這樣小的乳房。直到托馬斯來以前，她一直對自己的小乳房心情复雜。大小倒無所謂，只是乳頭周圍又黑又大的一圈使她感到屈辱。假使她能設計自己的身体的話，她會選擇那种不打眼的乳頭，拱弧線上的乳頭不要挺突，顏色也要同皮膚色混為一体。她想她的乳暈就象原始主義畫家為客人畫的色情畫中的深紅色大目標一樣。 瞧著自己，她想知道，如果她的鼻子一天長一毫米的話她會是個什么樣子，要多久她的臉才能變得象別人的一樣？ 如果她身体的各個部分有的長大，有的縮小，那么特麗莎看上去就不再象她自己了，她還會是自己嗎？她還是特麗莎嗎？ 當然，即使特麗莎完全不象特麗莎，体內的靈魂將依然如故，而且會惊訝地注視著身体的每個變化。 那么，特麗莎与她身体之間有什么關系呢？她的身体有權利稱自己為特麗莎嗎？如果不可以，這個名字是指誰呢？僅僅是某种非物質和無形的東西嗎？ （特麗莎從儿時起就思考著這些問題。的确，只有真正嚴肅的問題才是一個孩子能提出的問題，只有最孩子气的問題才是真正嚴肅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沒有答案的。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換一句話說，正是這些無解的問題限制了人類的可能性，描划了人類生存的界線。） 特麗莎站在鏡子前面迷惑不解，看著自己的身体象看一個异物，一個指定是她而非別人的异物。她對此厭惡。這個身体無力成為托馬斯生活中唯一的身体，它挫傷和欺騙了她。整整一夜她不得不嗅著他頭發里其他女人下体的气味！ 她突然希望，能象辭退一個佣人那樣來打發自己的身体：僅僅讓靈魂与托馬斯呆在一起好了，把自已的身体送到世間去，表現得象其他女性身体一樣，表現在男性身体旁邊。她的身体不能成為托馬斯唯一的身体，那么在她一生最大的戰役中已經敗北，只好自個儿一走了之！ 她回到家，逼著自己站在廚房里隨意吃了點午飯，已是三點半了。她給卡列宁套上皮帶，走著去城郊（又是走！）她工作的旅店。她被雜志社解雇以后就在這家旅店的酒吧干活。那是她從蘇黎世回來后几個月的事了：他們終究不能原諒她，因為她曾經拍了一個星期的入侵坦克。她通過朋友找到了這份工作，那里的其他人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飯碗的人，暫時在這里避避風：會計是一位前神學教授，服務台里坐著一位大使（他在外國電視里抗議入侵）。 她又一次為自己的腿擔憂。還在小鎮餐館里當女招待時，她看到那些老招待員腿上都是靜脈曲張，就嚇坏了。這种職業病源是每天端著沉重的碗碟，走，跑，站。但新工作沒有那么多要求。每次接班，她把一箱箱沉重的啤酒和礦泉水拖出來，以后要做的事就只是站在餐柜后面，給顧客上上酒，在餐柜旁邊的小水槽里洗洗酒杯。做這一切的時候，卡列宁馴服地躺在她腳旁。 她結完帳，把現金收据交給旅館頭頭，已經過半夜了。她去向那位值夜班的大使告別。服務台后面的門通向一間小屋，還有一張他可以打個腕的窄床。值班床上的牆上方貼著他自己和許多人的鑲邊照片，那些人沖著鏡頭笑，跟他握手，或者伴他坐在桌子邊上簽寫什么東西。有些照片附有親筆簽名。這個光榮角里還陳列著一張照片，那是他自己与面帶微笑的肯尼迪。 這天晚上，特麗莎走進這間屋子，發現他的交談者并非肯尼迪，而是一位六旬老翁。她從未見過此入，那老頭一見她也立即住了嘴。 “沒關系，”大使說，“她是朋友，在她面前你盡可隨便說話。”然后又對她說，“他儿子今天給判了五年。” 她后來才知道，在入侵開始的那几天，這老頭的儿子和一些朋友一直監視著入侵特种兵部隊的某所大樓，看見有些捷克人在那里進進出出，顯然是為入侵者服務的特務，他和朋友們就跟蹤那些人，查清他們的汽車牌號，把情報通知前杜布切克的秘密電台和電視台，再由他們警告公眾。在這一過程中，孩子与他的朋友曾徹底搜查過一個叛國賊。 孩子的父親說：“這張片子是唯一罪證，他們亮出來以前，他什么也不承認。” 他從錢包里取出一張報紙的剪樣：“這是從1968年的《時報》上剪下來的。” 照片是一個小伙子掐著另一個人的喉頭，后面有圍觀的人群。照片標題是：《懲辦勾結者》。 特麗莎松了口气，那不是她拍的照片。 她帶著卡列宁回家，步行穿過夜幕下的布拉格，想著她那些拍攝坦克的日子。他們是多么天真，以為自己拍照是冒著性命為祖國而戰，事實上這些照片卻幫了警察局的忙。 她一點半才到家。托馬斯睡著了，頭發散發出女人下体的气味。 什么是調情？有人可能會說，調情就是勾引另一個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同時又不讓這种可能成為現實。換句話說，調情便是允諾無确切保證的性交。 特麗莎站在酒柜后，那些要她斟酒的男人都与她調情。她對那些潮水般涌來沒完沒了的奉承話、下流雙關語、低級故事、猥褻要求、笑臉和擠眉弄眼……生气嗎？一點儿也不。她怀著不可抑制的欲望，要在社會底層暴露自己的身体（那個她想驅逐到大千世界里的异体）。 托馬斯總是努力使她相信，愛情与做愛是兩回事。她當時拒絕理解這一點，而現在，她周圍全是她毫不在乎的男人，与他們做愛會怎么樣呢？如果只以那种稱為調情的、即無保證的允諾形式，她渴望一試。 不要誤會，特麗莎并不希望報复托馬斯，只是希望為自己的混亂找條出路。她知道自己已成了他的負擔：看待事物太嚴肅，把一切都弄成了悲劇，捕捉不住生理之愛的輕松和消遣樂趣。她多么希望能學會輕松！她期望有人幫助她去掉這种不合時代新潮的態度。 對某些女人來說，如果調情只是她們的第二天性，是不足道的日常慣例；對特麗莎來說，調情則上升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目的是告訴她：她是誰，她能做些什么。她把這一問題變得重要而嚴肅，使之失去了輕松，變得有逼迫感，變得費勁，力不胜任。她打破了允諾和不給保證之間的平衡（誰能保持平衡即說明他有調情的精湛技巧）；過分熱情地允諾，卻沒表達清楚這個允諾中包含著她未作保證的另一方面。換一句話說，她繪每一個人的印象就是她准備接受任何人。男人們感到已被允諾，一旦他們向她要求允諾兌現，卻遭到強烈的反抗。他們對此的唯一解釋只能是，她是狡詐的，蓄謀害人。 一天，一個約摸十六歲的少年坐在柜前的凳子上，好生生的談話中不時跳出一些挑逗字眼，如同作畫時畫錯了一條線，既不能繼續畫下去又不能抹掉。 “那是你的一雙腿。” “你的眼睛能看透木頭嘛！”她回敬道。 “我在街上就看見你了。”他回答。這時她轉身去侍候別人。等她忙完了，他要一杯白蘭地。她搖了搖頭。 “我十八歲了！”他抗議。 “把身份證給我看看。”特麗莎說。 “不！”少年回答。 “那么來點軟飲料？”特麗莎說。 少年一言不發起身就走了。約半個小時之后，他又轉來，動作夸張地找了張凳子坐下，十步之內都能嗅到他口里的酒气。“軟飲料拿來！”他命令。 “怎么啦，你醉了！”特麗莎說。 少年指著特麗莎身后牆上接的一塊牌子：嚴禁供應未成年孩子酒精飲料，說：“禁止你們賣酒給我，但禁不住我喝酒。” “你在哪儿喝醉的？”特麗莎問。 “對門的酒吧。”他哈哈大笑，再一次要軟飲料。 “你干嘛不在那儿喝？” “因為我想看見你，我愛你。” 他的臉古怪地扭曲著，特麗莎很難斷定他是譏笑、是求愛、還是開玩笑。或者他純粹只是醉得不知自己在胡說些什么。 她把軟飲料放在他面前，回到別的顧客那里去了。“我愛你”這句話似乎使少年用盡了力气，他默默地喝光了酒，把錢放在柜台上，沒等特麗莎有机會看他便溜走了。 他走了一會儿，一個禿頂的矮個子喝著他的第三杯伏特加說：“你應該知道，給年輕人喝酒是犯法的。” “我沒給他酒，那是軟飲料！” “我看見你倒了什么！” “你說什么？” “再給我一杯伏特加，”禿頭又加了—J句，“我已經看你有一陣子啦。” “閉嘴！也不感謝一個漂亮姑娘給你的跟福？”一個正好走近酒柜的高個頭男人，見此情景插了進來。 “站一邊去吧！”禿子叫道，“關你什么事？” “那我又問一句，關你什么事？”高個頭反駁。 待特麗莎端上伏特加，禿子一飲而盡，付上錢，走了。 “謝謝你。”特麗莎對高個頭說。 “不用謝。”高個頭說完也走了。 几天后，他又到酒吧來了。她看見他便象老朋友一樣沖他笑笑：“再一次謝謝你，那個禿頂家伙老是來這里，太討厭了。” “忘了他吧。” “他為哪樁要害我？” “他是個小小的醉鬼，忘了他。” “好吧。既然你這樣說。” 高個頭看著她的眼睛：“答應啦？” “答應。” “我喜歡听到你的許諾。”他仍然看著她的眼睛。 調情開始了：這是勾引另一個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雖然可能性本身還停留在理論范疇和懸念之中。 “象你這樣漂亮的姑娘，怎么在布拉格最丑陋的地方工作？” “你呢，你到布拉格這個最丑陋的地方來于什么？” 他告訴她，他就住在附近，是個工程師，下班回家順路經過這里，那一天在這里也是純屬碰巧。 特麗莎看著托馬斯，沒有看他的眼睛，而是看著比眼睛高三、四英寸的地方，看著他那散發出另一個女人下体气味的頭發。 “托馬斯，我再也受不了啦。我知道我不該報怨。既然你是為了我才回布拉格的，我已經禁止我自己嫉妒。我不想嫉妒。我猜想自己只不過是不夠強悍，受不了它。救救我吧！求你！” 他擁抱了她，把她帶到他們以前經常散步的公園。公園里有紅、藍、黃色的長凳，他們坐下來。 “我理解你，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托馬斯說：“我留心了一切，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去爬一爬佩特林山。” “佩特林山？”她心里一緊，“為什么要爬佩特林山？” “你爬上去就知道了。” 她一想到走就极度不安，身体如此虛弱，連离開凳子的力气似乎都沒有了。但她天經地義地不能違抗他，強迫自己站了起來。 她回頭看了看，見他仍然坐在凳子上，几乎是興高采烈地笑了，揮揮手，示意她繼續前進。 來到佩特林山腳，那壯美的綠色山巒在布技格中部拔地面起。她惊奇地發現山里悄無人影。真是怪事，因為在平常似乎總有一半布拉格人在到處亂轉的，而眼下的反常使她不安。但山里如此宁靜，宁靜得如此給人慰藉，以致她完全傾倒在它的怀抱中。她走著走著，多次停下來回首眺望，看到了腳下的塔樓和橋梁，圣徒們舞著拳頭，指起石頭的眼睛凝望云端。這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最后，她到達頂峰。在冰激淋和紀念品的小攤子（它們從來不曾營業）那邊，展開著一片廣闊的草地，星星點點生著一些樹。她注意到草地上有几個人，越走近他們，她的腳步就越慢。那里一共六個，有的站著，有的悠閒地溜達，如同高爾夫球手在查看球場掂量各种高爾夫球的球棒，努力思索取胜的方安 她終于走近了池們。六個人中間有三位象她扮演的角色一樣：惶惶不安，看來急于要問個明白，又怕自討沒趣，只得封住口好奇地四下張望張望而已。 另外三個人流露出恩賜別人的仁慈寬厚，其中一位手里提著步槍，認出特麗莎后朝她笑著揮了揮手：“是啊，就是這里。” 她點頭作答，仍感到极度惶恐。 那人又說：“別出什么錯，這可是你自己的選擇，對吧？” 她本該很容易地說：“不，不！這根本不是我的選擇！”但她不能想象托馬斯的失望。如果她回去的話，她將怎樣解釋？怎樣道歉？于是她說：“當然，是我自己的選擇。” 拿槍的人又說：“我想解釋一下為什么我想知道這一點。只有我們确認來的人是自己選擇死亡，我們才這么做。我們把這看成一种服務。” 他古怪地盯了她一眼，她只好再一次向他證實：“不，不，不用擔心，是我自己的選擇。” “你愿意第一個來嗎？”他問。 她想盡量推遲自己的死刑，便說：“不，不要，如果可能，我想作最后一個。” “隨你的便。”他向其他人定去。他的兩個助手都沒有武器，唯一職責是陪伴要死的人。他們挽著那些人的手臂，走過草地。草場廣闊無際，一直舖向肉眼不可及的遠方。等待死刑的人得到自己可以選擇一棵樹的許可，在每顆樹下都停一停，仔細打量，拿不定主意。有兩位最終選擇了梧桐樹，第三位走了又走，看來他感到沒有一棵樹能与自己的死相稱。挾著他的助手和藹而耐心地引導他，直到最后，他失去了繼續走下去的勇气，在一棵繁茂的楓樹下停了下來。 助手們給他們蒙上眼睛。 于是，這三個人，被蒙著眼，仰面朝天，背靠無際草地上的三棵樹。 拿槍的人瞄准目標開火了。什么聲音也沒有，只有鳥儿在歌唱：原來槍上裝了消聲器。什么東西也看不見，只有那靠著楓樹的人沉沉倒下。 拿槍的人原地不動，把槍移向另一個方向。第二個人靜靜地扭動了一下。一秒鐘以后（拿槍的人只轉了個方向），第三個人也裁倒在草地上。 一個助手朝特麗莎走過來，手里拿著一條深藍色的眼罩。 她意識到對方是來蒙眼睛的，搖搖頭說：“不用：我要看。” 但這不是她拒絕蒙眼的真正理由。她不是那种英維气質的人，決心盯得射手們甘拜下風。她只是想推遲死的來臨。一旦蒙上眼睛，她就踏進死亡的大門不可能返回了。 那人沒有逼她，只是扶住她的手臂。他們走到開闊的草地時，特麗莎無法選出一棵樹。沒人催促她，但她知道自己最終也無法逃脫。她看見前面有棵開著花的栗樹，走了過去，在它前面停下來。靠著樹干向上看去，看見了太陽下燦爛的葉片，還听到了這座城市的聲音，柔和而甜美，象遠處演奏著的万把提琴。 那人舉起了槍。特麗莎感到自己的勇气都沒有了，虛弱使她絕望，一种根本無法排拒的絕望。“但這不是我自己的選擇。”她說。 對方立刻把槍放下，用溫和的聲音說：“既然不是你的選擇，我們不能這么做。我們沒有權利。” 他說得很和善，象在對特麗莎道歉，他們不能射殺一個自己沒有選擇死亡的人。他的和善震蕩著特麗莎的心弦，她轉身把臉緊貼著樹干，突然放聲大哭起來。 她哭得全身都在顫抖，緊緊抱著那棵樹，好象不是一顆樹，而是她失散多年的父親，一位她不曾認識的祖父，一位老祖父，一位祖父的祖父的祖父，一個滿頭自發的老爺爺從時間的深處走來，把樹皮一般粗糙的臉交給她。 她轉過頭來。這時那三個人已走得遠遠的了，就象高爾夫球手走過一片翠綠，拿槍的人象是握著一根球棒。 走下佩特林山，她老忘不了那個要開槍殺她但最終沒那樣做的人。呵，她多么想念他！畢竟還有人能夠幫助她！托馬斯不能夠，托馬斯在送她走向死亡。別的人來幫助她了！ 她越走近城市，就越想念那個拿槍的人，越怕托馬斯。他絕不會原諒她的自食其言，絕不會原諒她的儒弱和她的反叛！她回到他們住的街上，知道一兩分鐘以后就要看見他了。她如此害怕見他以至胃又隱隱鬧騰起來了，她想自己是要病了。 工程師開始勸誘她去他的住宅，前兩次邀請她一一回絕，第三次卻答應了。象往常一樣站在廚房里吃了午飯，她便出發，這時還不到兩點。 快到他的房子時，她感到自己的腿自然放慢了腳步。 她突然想起，事實上是托馬斯把她送到這里來的。難道不是他反复地對她說愛情与性交毫無共同之處嗎？好吧，她只是實踐一下他的話，證實一下他的話而已。她差不多能听到他在說：“我理解你。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我留心了一切。你爬上去就知道了。” 是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遵循托馬斯的指示。 她不會在那里呆很久，不超過喝杯咖啡的時間；僅僅是去体驗一下涉足不忠的邊緣是什么滋味。她把自己的身体推向那個邊緣，讓它在那里如同標樁立一會儿，然后，當工程師企圖擁抱她時，她就會象對佩特林山上的拿槍人那樣，說：“這不是我自己的選擇。” 于是，那人會放下槍，用溫和的聲音說：“既然不是你的選擇，我不能這么做。我沒有權利。” 而她，將轉身把臉緊貼著樹干突然放聲大哭。 這座房子于本世紀初建在布拉格的工人區。她進了一間白粉牆髒兮兮的廳屋，爬了一截帶鐵欄杆的破舊石梯，往左轉，第二個門，沒有門牌也沒有門鈴。她敲了敲門。 他開了門。 整個房子只有一間，前面五六英尺的地方挂了一個帘子，形成了一間臨時的小客廳。有桌子、電爐和一個冰箱。走到帘子那邊，她看見窄長的空間盡頭是一個長方形的窗子，窗子一邊碼著書，另一邊放著一張小床和一把椅子。 “我這里非常簡陋，”工程師說，“但愿你不要掃興。” “不，一點儿也不。”特麗莎看了看几乎遮去一面牆的書架。他沒有書桌，只有數以百計的書。她喜歡看書，從小就把書視為友誼默契的象征，一個有這种圖書館的人是不可能傷害她的，折磨她的惶恐感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問她想喝點什么，酒嗎？ 不，不，不要酒。只要點咖啡。 他在帘子后面消失了。她繼續打量書架，一眼就看到了一本書，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的譯本。在這里找到了它是太奇怪了！几年前，托馬斯把這本書給她，她讀過之后，他繼續一讀再讀。他給一家報紙送去對這本書的讀后感，這篇文章把他們的生活搞得翻天覆地。可現在，看著這書脊似乎也是她的一种安慰。她覺得似乎是托馬斯有意留下這一絲痕跡，一點信息：她在這里出現都是他安排的。她從書架上取出書，打開來，等高個頭工程師進房來，就可以問問他為什么有這本書，讀過沒有，對此書有什么看法。她可以設法將這場談話從一個陌生人房子里的危險話題，引向熟悉的托馬斯思維領域。 她感到一只手搭在她肩上。那人從她手里拿走了書，不吭一聲地放回書架，把她帶到床邊。 她再次回想起在佩特林死刑中說過的那句話，大聲說：“這可不是我自己的選擇！” 她相信這神奇的符咒會立即改變局勢，可是在這間屋里，它失去了魔力。我甚至有一种感覺，它更堅定了那男人的決心：把她拉到自己怀里，把手放在她的乳房上。 太奇怪了，手的接触立刻消除了她最后的一絲惶恐。她意識到工程師的手只涉及到她的身体，她自己（即她的靈魂）完全置之度外。只是身体，僅僅是身体，是背叛了她的身体，是被她送人世界与其它身体并存的身体。 他解開她的第一顆襯衣紐扣，暗示她自己繼續下去。她沒有服從。她把自己的身体送入了那個世界，但拒絕對它負任何責任。她既不反抗也不協助他，于是靈魂宣布它不能寬恕這一切但決意保持中立。 他脫她的衣服時，她几乎一動不動。他吻她時，她的嘴唇沒有反應。她突然感到自己的下身開始潮潤起來，她害怕了。 她興奮地反抗自己的意志，并感到興奮因此而更加強烈。換句話說，她的靈魂盡管是偷偷地但的确寬恕了這些舉動。她還知道，如果這种興奮繼續下去，靈魂的贊許將保持緘默。一旦它大聲叫好，就會積极參加愛的行動，那么興奮感反而會減退。所以，使靈魂如此興奮的東西是自己的身体正在以行動反抗靈魂的意志。靈魂在看著背叛靈魂的肉体。 他已經脫了她的短褲，讓她完全光著身子了。她的靈魂看到了她赤裸的身体在一個陌生人的臂膀之中，如同在近距离觀察火星時一樣感到如此難以置信。這种難以置信，是因為靈魂第一次看到肉体并非俗物，第一次用迷戀惊奇的目光來触撫肉体：肉体那种無与倫比、不可仿制、獨一無二的特質突然展現出來。這不是那种最為普遍平凡的肉体（如同靈魂以前認為的那樣），是最為杰出非凡的肉体。靈魂無法使自己的眼睛离開那身体的胎記，圓圓的、棕色的、在須毛三角區上方的黑痣。它把那顆黑痣當作自己的印記，曾被刻入肉体的神圣印戳。而現在，一個陌生人的生殖器正朝它逼近褒瀆著它。 她盯著工程師的臉，意識到她決不會允許自己的肉体——靈魂留下了印戳的肉体，由一個她一無所知也不希望有所知的人來擁抱，不允許自己的肉体從中取樂。她沉浸在仇恨的迷醉中，集了一口痰，朝陌生人臉上吐去。他正熱切地看著她，注意到了她的憤怒，加快了在她肉体上的動作。特麗莎感到高潮正在遠遠到來，她大叫大喊以作反抗：“不，不，不！”但反抗也好，壓抑也好，不允許發泄也好，一种狂迷久久地在她肉体里回蕩，在她血管里流淌，如同一劑嗎啡。她狠狠地捶打他的手臂，在空中揮舞著拳頭，朝他臉上吐口水。 現代抽水馬桶從地上升起，象一朵朵洁白的水白合。建筑師盡其所能使人的身体忘記自己的微不足道，使人不去在意自己腸中的廢物，讓水箱里的水將其沖入地下水道。盡管廢水管道的触須已深入我們的房屋，但它們小心翼翼避開了人們的視線。于是，我們很高興自己對這些看不見的大糞的威尼斯水城一無所知，這大糞的水城就在我們的浴室、臥室、舞廳，甚至國會大廈的底下。 這間處于布拉格郊區的老式工人住宅，浴室沒有那么虛偽：地面舖著灰磚，地面拱出來的便池是敞露的，蹲式的，可怜巴巴。一點不象白色的水百合；就象它本身：一根廢水管道放大了的終端。它連一個木墊座都沒有，特麗莎只好蹭栖在冰冷的搪瓷沿 上。 她蹲坐在廁所里，突然想要大便，實際上是想嘗嘗极端羞辱的滋味，使自己成為一個完全面純粹的肉体，一個她母親以前老說的除了吃喝拉撤就別無益處的肉体。她大便了，一种极大的悲傷和孤獨征服了她，再沒有什么比她裸身蹲在廢水管道放大了的終端上更可悲的了。 她的靈魂已失了旁觀音的好奇，怨恨，以及自豪，又退入深深的体內，直到最深處的內髒，渴望某人去喚它出來。 她站了起來，沖了便池，走進小客廳。靈魂在她裸露的、被拋棄了的肉体中哆嗦顫抖。肛門上一直還有剛才用手紙揩擦的感覺。 將來不可忘怀的事出現了：她猛地感到—种要奔向他的欲望，想听到他的聲音，他的言語。如果他送來溫和而低沉的聲音，她的靈魂將鼓足勇气升出体外，她將大哭一場，將象夢中抱著那栗樹的粗樹干一樣去抱著他。 她站在小客廳里，极力抑制自己當著他的面大哭一場的欲望。她知道，如果抑制不住的話，將有災難性的后果。她會愛上他的。 正在這時，他在里屋里叫她。她听到了那聲音本身（已從工程師的高大個頭中分离出來），聲音使她惊訝：又尖細又單薄，她怎么這么久一直沒注意到呢？ 也許正是對這种令人不快的聲音的惊訝，把她從欲念中救了出來。她進去，從地上拾起衣服，穿上，走了。 她買了東西往回走。卡列宁象通常那樣嘴里叼著面包圈。這是一個寒冷的早晨，結了薄薄的冰。他們經過一片居民新開發區，那里有房客們在樓房之間种上的花卉和蔬菜。卡列宁突然站著不動了，眼睛盯著什么東西。她仔細看了看，還和原來一樣，什么也沒看見。卡列宁拉了一下繩子，帶著她走過去。直到這時，她才發現一個黑色的鳥頭和一張烏鴉的大嘴，埋在荒蕪而冰涼的泥土里。身子不見后剩下的鳥頭緩慢移動，鳥嘴間或嘶啞地發出喳喳叫喊。 特麗莎發現卡列宁興奮得把面包圈都丟了，便把他系在一棵樹上，以防他傷害那烏鴉。隨后，她跪下來，想挖出烏鴉周圍活活埋著它的泥土。這并不容易，她的一片指甲給挖裂了，流了血。 突然，一塊石頭落在附近。她轉過身來，看見兩個十來歲大小的男孩，從牆背后朝這邊偷看。她站了起來。他們看見她有所行動，又看見樹旁的狗，便跑開去。 她再次跪下來，扒開了泥土，終于把烏鴉成功地救出了墳墓。但烏鴉跛了，不能走也不能飛。她取下一直系在脖子上的紅圍巾將它包起來，用左手把它摟在怀里，再用右手幫卡列宁解開系在樹上的皮帶。她使了全身力气才使他安安分分地跟她走。 沒有空手來掏鑰匙，她按了按門鈴，讓托馬斯把門打開。她把狗的皮帶交給他并囑咐：“管住他！”然后把烏鴉帶到浴室，把它放在地面与水盆之間。它只是輕輕拍了拍翅膀，沒有更多的動作。洗過它的水成了黃漿。特麗莎用破布給它舖了個床，使它不沾染磚塊的涼气。鳥儿一次次無望地扑動受傷的翅膀，翹翹嘴，象是在責備。 她呆呆地坐在浴盆沿上，眼睛老盯著這只正在死去的烏鴉。她看出它的孤獨与凄涼也是自己命運的反照，一次又一次對自己說，除了托馬斯，我在這個世界上什么也沒留下。 她与工程師的冒險告訴了她什么？輕浮的性愛与愛情毫不相關嗎？那是一种無所負擔的輕松嗎？她現在已經平靜多了嗎？ 一點也沒有。 她老是想象著以下的情景：她從廁所出來，赤裸的和被擯棄的肉体在小客廳里。被惊嚇的靈魂在顫抖，埋葬于体內深處。如果那一刻，內屋里的男人呼喚她的靈魂，她會大哭著扑進他的怀抱。 她設想，如果站在那屋子里的女人是托馬斯的一個情人，而那男人是托馬斯，那又會是怎樣的情景呢？他所要做的只是說一個宇，僅僅一個宇，那姑娘就會抱著他哭起來。 特麗莎知道愛情產生的一瞬間將會發生什么：女人無力抗拒任何呼喚著她受惊靈魂的聲音，而男人則無力阻擋任何靈魂正在響應呼喚的女人。托馬斯抵制不住愛情的誘惑，而特麗莎每一個小時的每一分鐘都在為他擔憂。 她還有什么儲存的武器可以使用呢？沒有，她只有忠誠。從一開始，從第一天起，她似乎就明白自己沒有別的可以給予，唯有一片忠誠可以奉獻。他們的愛是一個不對稱的畸形建筑：支撐著建筑的是她絕對可靠的忠誠，象一座大廈只有一根柱子支撐。 沒多久，烏鴉不再扇動它的翅膀。一條血肉模糊的斷腿抽搐了一下，再也沒有動靜。特麗莎不愿意离棄它，她會象看護一個行將死去的妹妹一樣照顧它的。最后，她進廚房去找一口吃的。 她回來時，烏鴉已經死了。 她愛情生活的第一個年頭里，特麗莎在交合時叫出聲來。尖叫，如我前面所述，尖叫是為了使自己對一切情景耳聾目盲。隨著時間推移，她叫得少些了，但她的靈魂仍然被愛情所蒙惑，什么也看不見。同工程師沒有愛的交合，終于恢复了她靈魂的視覺。 她再去蒸汽浴室時，又站在鏡子前面看著自己，重溫在工程師家里做愛的情景。她沒有記住她的情人，事實上，她簡直很難去描繪他，甚至當初就根本沒有注意他裸体時是什么樣子。她能記得（她現在在鏡子里所觀察的，能引起她回想的）的是自己的肉体：她的須毛三角區以及上方的那顆圓痣。她在那以前一直認為這是最平凡不過的斑點，眼下卻為之著迷。她渴望再看到它，再看到它，看它与陌生的生殖器那么難以置信地親近。這里，我必須再強調—下：她并不想去看男人其他的器官，只是希望看到自己的私處与陌生生殖器的親近。她不想看情人的肉体，希望看自己的肉体，看看這個新發現的肉体，自藏自珍的肉体，有別有异于所有他人的肉体，無比亢奮的肉体。 看著自己在淋浴水珠沖刷下的身子，她想象那工程師又到酒吧去了。哦，她多么希望他來，希望他邀請她回去！哦，她多么渴望！ 她每天都害怕工程師的出現，害怕自己沒有力量說一個不字。几天過去了，害怕他來的擔憂逐漸變成了害怕他不來的恐懼。 一個月以后，工程師仍然音信全無。特麗莎覺得有點費解。她的灰心失意逐漸消退，變成了一個惱人的疑問：他為什么不來？ 這天她正在侍候顧客，朝那個曾經攻擊她賣酒給孩子喝的禿頭走去。他正在大聲講一個肮髒的笑話。笑話是老調重彈，她從前在小城里端啤酒時就從醉鬼們那里听過上百遍了。她又一次感到母親的世界在闖入她的生活，于是粗魯地打斷了禿頭。 “不要你指手划腳，”那男人怒气沖沖，“我們還讓你呆在這酒吧店里，算是你福星高照！” “我們？你說的我們是指誰？” “就是我們，”那人舉起手里的酒杯，“再要一杯伏特加。我可不愿你這樣的人對我頂撞，明白嗎？哦，順便說吧，”他指著特麗莎脖子上一串廉价的珍珠項鏈，“這是從哪里來的？你不能說是你丈夫給的吧？一個擦窗戶的！他送不起這樣的禮物！是你的顧容，是不是？我想知道你用什么來回報他們？” “馬上閉嘴！”她叫道。 “別忘了，賣淫也是犯法的。”他繼續說，企圖抓住那項鏈。 卡列宁突然跳出來，把前爪搭在酒柜上，開始叫起來。 大使說：“他是個秘密警察。” “那他為什么這樣公開？一個秘密警察不秘密了有什么好處呢？” 大使盤腿坐在帆布床上，象在學練瑜珈功。肯尼迪從牆上的相片框子里朝他微笑，使他的話有一种特殊的威嚴。 “秘密警察有几种職能，親愛的，”他開始用長輩人的語气說，“第一种是舊式的，他們只是听听人們說些什么，向上司匯報。”“第二种職能就是威嚇人。他們要人們明氏我們都在他們的股掌之中，要讓我們害怕。你那禿頭朋友就屬于這一類。 “第三种職能就是制造假象來損害我們的名聲。几天前，他們試圖指控我們陰謀顛覆國家，當然這只會使我們增加聲望。現在，他們往我們口袋里塞麻醉毒品，聲稱我們強奸了一個十二歲的女孩，他們總能找到什么姑娘跟在后面。” 特麗莎立即聯想起那個工程師，他為什么再不來了？ “他們需要設陷斷，”大使繼續說，“強迫人們与他們合作，給另一些人設陷阱。這樣，他們就能慢慢地把整個民族變成一個純粹的告密者組織。” 特麗莎此刻只想到一件事：工程師有可能是警察局派來的。那么，把自己灌醉又宣稱他愛她的那個少年又是誰？正是因為他，禿頭特務才攻擊她，工程師才為她辯護。那么，這三個人都在預先安排的方案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目的是軟化她，使她上鉤！ 她怎么能沒想到這一點呢？那住宅是那么奇怪，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家呀！一個穿著華貴的工程師怎么會住在一個那樣的破地方？他是工程師嗎？如果是，他怎么可以在午后兩點的時候下班？另外，有多少工程師讀索福克勒斯的書？不！那不是工程師的圖書館！那地方總的來看更象是某個窮知識分子的住宅，是把他抓進監獄以后沒收來的。十歲那年，她父親被抓進了監獄，國家沒收了他們的住宅和父親所有的書，誰知道那房子后來作什么用了？ 現在她明白了，為什么工程師不再來了：他完成了使命。什么使命呢？秘密特務喝醉時已經粗心地泄露出來了：“別忘了，賣淫也是犯法的。”現在，自稱工程師的人可以證實她跟他睡了覺，還向他勒索了錢！他們將威脅她，將她的丑聞公之于眾，除非她同意向他們報告在酒吧里喝酒人的情況。 “別著急，”大使安慰她，“你的事听起來沒有什么危險。” “我想也是。”她用僵硬异樣的聲音說。然后帶著卡列宁，朝布拉格的夜晚走去。 人們通常從災難中逃向未來，用一條擬想的線截斷時間的軌道，眼下的災難在線的那一邊將不复存在。但特麗莎在自己的未來里還看不到這樣的線。只有往回看才能給她一些安慰。又是星期天了，他們坐上車，遠离布拉格的束縛。 托馬斯開車，特麗莎坐在旁邊，卡列宁坐在后面，偶爾伸過頭舔舔他們的耳朵。兩小時后，他們來到一個以礦泉水出名的小鎮上。六年前他們在這里住過几天。他們想在這里過夜。 他們開進廣場，下了車，面對曾經住過的旅館站著。這里沒有什么變化，一棵老椴樹還象以前一樣挺立在旅館前面。一座古老的木制柱廊往左邊轉去，最高處止于溪流之中。溪流把帶有療效的泉水濺落在大理石的盆內。人們都紛紛探身彎腰，手里持有相同的小玻璃杯。 托馬斯再看那旅館時，發現事實上有些東西還是變了。原來稱為格蘭特的旅館現在更名為“貝加爾”。他看了看大樓轉彎處的街名牌：莫斯科廣場。隨后，他們在熟悉的街道上走了一圈（沒套皮帶的卡列宁緊隨其后），查看了所有的街名：斯大林格勒街，列宁格勒街，羅斯托夫街，諾沃西比斯克街，基輔街，熬德薩街；還有柴可夫斯基療養院，托爾斯泰療養院，柯薩科夫療養院；還有蘇沃洛夫旅館，高爾基劇院，普西金酒吧。所有這一些名字都來自俄國的地理和俄國的歷史。 特麗莎突然記起俄國入侵的那几天，每個城鎮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號牌也不見了。整個國家一夜之間成了無名的世界。俄國部隊在鄉下轉了整整几天，不知自己來到了哪里。軍官們搜尋并企圖占領報社、電視台、電台，但沒能找到它們。無論什么時候他們問路，人們不是對他們聳聳肩，就是告訴他們錯誤的地名和方向。 現在看來，失去名字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是相當危險的。那些街道和建筑再也不能恢复它們原來的名字了。結果，一個捷克小礦泉突然演變為一個虛构的袖珍俄羅斯，特麗莎尋找著的往昔已被人沒收。他們不可能在這里過夜。 他們默默地走回汽車。她想著一切人与一切事看來都偽裝起來了。一個古老的捷克城鎮競被眾多俄國名字淹沒。拍攝入侵照片的捷克人競無意中為秘密警察效勞。送她去死的人臉上戴的面具競象托馬斯。一個特務扮演著工程師而一個工程師競想扮演佩特林山上的人。還有他房里那本有象征意義的書，原來也只不過是蓄意引她走入迷途的贗品。 想到她在那里拿著那本書，她心里突然一亮，兩頰都紅了。事情經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當時工程師說他去取咖啡，她走向書架去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隨后工程師回來了，可沒有什么咖啡呀！ 她一遍又一遍回想那些場景；他去取咖啡去了多久？肯定至少有一分鐘，也許有兩分鐘，甚至三分鐘。那么他在那間小客廳里磨磨蹭蹭干了些什么？他上廁所了？她竭力回憶當時是否到了關門聲或沖水聲。沒有，她肯定沒有听到水聲，要不然她會記得的。而且她几乎能肯定那門已經關了。那么他在那間客廳里干了些什么呢？ 再清楚不過了：他們要讓她上圈套，需要除工程師以外的更多确切鐵證。在他不見了的那一段長長而可疑的時間內，他只可能是去那間屋里安放電影攝影机；或者有更大的可能，他把某個帶有照相机的入放進來，讓他從帘子后面給他們拍照。 僅僅几周前，她還嘲笑普羅恰茲卡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集中營里，不知道私人生活是不存在的。那么她自己呢？她天真過分，以為自己從母親屋頂下逃脫出容，已成為自己私生活的主人。可是，不，母親的屋頂延展著以至遮蓋了整個世界，使她永遠也當不了主人。特麗莎永遠也逃脫不了她。 他們走下花草鑲嵌的台階，折回廣場。托馬斯問：“怎么啦？” 她還沒來得及答話，便听到有人跟托馬斯打招呼。 是一個五十來歲的飽經風霜的男人，一位農場工。托馬斯曾經給他動過手術。這人每年一次被送到礦泉來療養。他邀請托馬斯与特麗莎去与他喝一杯。考慮到法令不允許狗進入公共場所，特麗莎便把卡列宁送回汽車。她轉來時，那人已在附近一個酒吧找了張桌子，正在說：“我們的生活平平靜靜的，兩年前他們甚至還選我當了集体農庄主席呢。” “恭喜你。”托馬斯說。 “你知道怎么著，人們死活都要往城里搬。頭儿們，當然喜歡有人愿意留下。他們不可能開除我們。” “這是我們向往的。”特麗莎說 “姑娘，你會悶得哭鼻子的。那里沒什么可干的，什么也沒有。” 特麗莎注視著農場工晒得黑黝黝的臉龐，覺得他非常和善可親。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有人和善可親！她眼前浮現出一片鄉村生活的幻景：有鐘樓的村庄，田野，樹林，順著溝渠奔跑的小兔，以及戴著綠色帽子的獵手。她從未到農村住過，對鄉下的想象都是听說來的，或許是從書中讀到的，還或許是無意識地從古老祖先那里承襲下來的。這些幻景在她腦子里栩栩如生，如同家庭影集中老祖母的舊式照片，明白而清晰。 “你還有什么不舒服嗎？” 那人指著脖子后面腦神經与脊髓相連的部分：“這儿還是經常痛。” 他仍然坐著，托馬斯摸了摸那儿，簡單地給這位從前的病人檢查了一遍：“我再沒權利開處方了。不過，去告訴現在給你看病的醫生，就說你跟我談過了，我建議你用這個藥。”他從皮包里的便箋本上撕下一頁，用大寫字母寫了那种藥的藥名。 他們動身回布拉格。 一路上，特麗莎郁郁沉思著工程師怀里的她那張裸体照片，努力想安慰自己，即使那張照片确實存在，托馬斯也永遠不會看見的。它對他們僅有的价值無非是訛詐她的資本。他們把它寄給托馬斯的話，這一价值就隨之消失了。 但是，如果那些警察不能利用她，他們會決定再干些什么呢？照片只會成為他們手中的玩物，可保不住他們也許僅僅為了開個玩笑，把它用個信封寄給托馬斯。 托馬斯收到這樣一張照片又會怎么樣？會把她赶走嗎？也許不會，很可能不會的。但他們那易垮的愛情大廈必然會搖搖欲墜，因為大廈只有她忠誠的柱子作為唯一支撐，因為愛就象眾多帝權：一旦他們建立的信念崩潰了，自己也就隨之消亡。 現在，幻景又出現在她眼前：一只沿著溝渠奔跑的兔子，一個戴綠色帽子的獵手，以及鄉村教堂的鐘樓，高高地升起在樹林之上。 她想告訴托馬斯，他們應該离開布拉格，离開這些把烏鴉活活埋在地里的孩子，离開這些警察特務，离開這些用傘武裝起來的婦女。她想告訴他，他們應該搬到鄉下去，那是挽救他們的唯一出路。 她轉向他，但托馬斯沒有反應，兩眼直視前面的路。就這樣，因為她未能逾越他們之間沉默的屏障，她失去了說話的勇气。她又一次体驗了從佩特林山上下來時的感覺，胃在收縮，以為自己要生病了。對她來說，他太強壯，自己太柔弱。他發出那些她不能理解的命令，她努力奉命執行，卻不知道為什么。 她想回到佩特林山上去，要求帶槍人用眼罩蒙任她的雙眼，讓她靠在那棵栗樹的樹干上。她想死。 醒來時，她發現自己一個人在家。 她走到外面，開始朝堤岸那邊走去，想去看看瓦塔瓦河。她要站在它的岸邊，久久地狠狠地看著河水。漫漫水流的壯景將會撫慰她的靈魂，平息她的心境。河水從一個世紀到另一個世紀，不停地流淌，紛壇世事就在它的兩岸一幕幕演出，演完了，明天就會被人忘卻，而只有滔滔江河還在流淌。 她憑欄凝望河水。她是在布拉格的郊外，瓦塔瓦河已流過了市區，把光榮的城堡和那些教堂留在身后；就象一位演完下台的女伶，疲乏不堪，仍在恍惚沉思。它從肮髒的堤岸之間穿過，被牆垣和柵欄所束縛，而牆垣柵欄還約束著眾多的工厂和遺棄了的運動場。 她凝望著河水——它顯得更凄涼更暗淡——她突然看見河的中部漂著一個异物，紅色的，對了——是一條板凳，一張帶著鐵支架的木板凳，布拉格的公園里多的是。木凳正往瓦特瓦下游流去，后面接著又是一張。一張又一張。特麗莎只能這樣猜想，布拉格公園里所有的凳子都流入了這滔滔河水，遠遠地离開城市。好多好多的凳子，越來越多，象秋日的落時被流水從樹林里洗刷出來，零落漂去——紅的，黃的，藍的。 她轉過身，朝身后看去，象是要問路上行人這是為什么，為什么布拉格公園里的凳子都漂到河里去了？但每個擦身而過的人都很冷漠，對多少世紀以來一直流經他們短命之城的河流，毫不關心。 她再一次俯腳河水，心中悲傷如割，她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次告別。 大多數的板凳已經看不見了，只有几張后來的凳子隱隱浮現：几張黃色的，最后一張，是藍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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