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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作者企圖讓讀者相信他的主人公們都曾經實有其人；是毫無意義的。他們不是生于母親的子宮，而是生于一种基本情境或一兩個帶激發性的詞語。托馬斯就是“Einmalistkeinmal”這一說法的產物，特麗莎則產于胃里咕咕的低語聲。 她第一次去托馬斯的寓所，体內就開始咕咕咕了。這不奇怪：早飯后她除了開車前在站台上啃了一塊三明治，至今什么也沒吃。她全神貫注于前面的斗膽旅行而忘了吃飯。人們忽視自己的身体，是极容易受其報复的。于是她站在托馬斯面前時，便惊恐地听到自己肚子里的叫聲。她几乎要哭了。幸好只有十秒鐘，托馬斯便一把抱住了她，使她忘記了腹部的聲音。 于是，產生特麗莎的情境殘酷地揭露出人類的一個基本經驗，即心靈与肉体不可調和的兩重性。 很久以前，一個人會惊异地听到自己胸內有節奏跳動，但從不去猜測那是什么。他還不能對人這樣奇怪、陌生的東西給以辨識确定。那時的人体是一間囚室，囚室里的東西能看，能听，能恐懼，能思索，還能惊异。而人体消失之后所留存的東西，便算是靈魂。 當然，今天的人体不再陌生了：我們知道在胸膛里跳動的是心髒；鼻子是伸出体外的排气管，為肺輸送氧气；臉呢，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塊標記著所有生理過程的儀表板，標記著吃，看，听，呼吸以及思維的情況。 自從一個人學會了給人体的各個部位命名，人体就好對付多了。他還得知靈魂不過是大腦中一种活躍的灰色物質。靈与肉兩重性的古老命題終于被眾多科學術語淹沒，我們僅僅將其作為一种過時的淺見陋識而加以嘲笑。 但是，假使他的一位戀人來听他腹內的咕咕隆隆，靈肉一体這個科學時代的詩意錯覺，便即刻消失。 特麗莎力圖透過自己的身体來認識自己。正因為如此，從孩提時代起，她就常常站在鏡子前。她害怕母親發現，每次偷偷照鏡子都帶有一种秘密犯禁的色彩。 不是虛榮心使她走向鏡子，而是那种看見了“我”時的惊奇。她以為透過那面部狀貌看到了自己靈魂的閃光，忘記了自己不過是看見了身体机制的儀表扳。她以為鼻子是自己天性的真實表露，忘記了那玩意儿不過是給肺輸送氧气的通气管。 久久地看著自己發呆，她不時也心煩意亂地看到自己臉上有母親的影子。她更固執地盯著鏡子，希望母親的影子消逝而只留下她自己。每次的成功都令她陶醉：她的靈魂浮現于她的身体表面，如那些塞在底艙的水手終于沖了出來，散布在甲板上，向著長天揮臂歡呼。 她象她的母親，不僅僅是模樣象。有時候我有一种感覺，似乎她的整個生命只是她母親的繼續，象台球桌上一個球的運動只是球員手臂動作的延續罷了。 這种延續是從哪儿從什么時候開始而后來變成了特麗莎的生命？ 也許開始于特麗莎的爺爺，開始于那位布拉格生意人逢人便夸她女儿——特麗莎母親的美麗。她母親才三、四歲，爺爺就告訴她，說她与拉裴爾的圣母像一模一樣。四歲的她便再也忘不了這句話了。她青春妙齡，坐在學校讀書時，總是不听老師的課，想著与自己相象的那幅畫。 該結婚的時候了，她有九個求婚者，圍著她跪成一圈。她站在中間象個公主，不知挑選誰好：第一個最英俊，第二個最聰明，第三個最富裕，第四個最健壯，第五個門第顯赫，等六個背詩如流，第七個見多識廣，第八個工于小提琴，而第九個极富有男子气。他們都用同一种姿勢跪著，膝蓋上的功夫相差無几。 她最后選中了第九個，倒不是因為他最有男子气，而是与他性交時盡管她一再叮囑：“小心”、“多多小心啊”，他卻故意不小心，使她找不到人打胎而不得不嫁給他。于是特麗莎出世了。從全國各地赶來的眾多親戚都圍在小童車旁，与孩子逗趣。特麗莎的母親不愿逗趣，甚至根本不說話，只是牽挂著自已另外八個求婚者，看來他們都比第九個好。 象女儿一樣，特麗莎的母親也常常照鏡子。一天，她發現眼角邊有了皺紋，斷定她的婚事簡直毫無意義。大約也是在此時，她遇到了一個男身女气的人，此人行騙有前科，又向她隱瞞了自己的兩次离婚。現在，她恨那些膝頭帶茧的求婚者，也极想換個位置讓自己下跪，于是便跪倒在她的騙子新朋友面前，拋下丈夫与特麗莎，出走它方。 那個最有男子气的人變得最沒有生气，他如此消沉，以至神經今今的，無事找事。心里怎么想，日里就公開說出來。當局的警察被他的胡言亂語嚇坏了，把他抓了起來，審判后給了他長長的刑期。他們把他的住房封了，把特麗莎送交她母親。 那個最無生气的人在鐵窗里沒呆多久就死了。特麗莎与母親隨母親的騙子來到靠近山區的——個小鎮住下來。騙子在一個机關里供職，母親則在—家商店干活。母親又生了三個孩子，當她重新照鏡子時，發現自己又老又丑。 她意識到自己已失落一切，開始找尋罪惡的原由。人人都會這么做的。她的第一個丈夫，有男子气但未被她愛過，未能留意她床上的輕聲警告；而她的第二個丈夫，沒有男子气卻被她愛得太多，把她從布拉格拖來這個小鎮，卻跟一個又一個女人往來，使她永遠陷入妒嫉。她無力反抗，唯一屬于她、又無法避离的人質便是特麗莎，她能以苦行贖清這一切罪孽。 的确，難道她不是決定了母親命運的最主要的罪源嗎？她，不就是那最有男子气的男人的精子和那最漂亮的女人的卵子的荒謬結合嗎？是的，正是從那個要命的時刻起，拙劣的彌補引起了長途賽，開始了她母親的命運。那個時刻，叫特麗莎。 特麗莎的母親無休止地提醒她，母親就意味著犧牲一切。一個因孩子而失掉一切的女人說出這話，自然言出有据頗近真理。特麗莎總是听著，相信當母親是生活的最高价值，而當母親也是最大的犧牲。 如果一個母親是人格化了的犧牲，那一個女儿便是無法贖補改變的罪過。 當然，特麗莎并不知道那天夜地母親向父親耳語“小心”的情景。她的負罪感如同原罪一樣解釋不清。她盡了一切所能來擺脫她。十五歲時，她便被母親領出了學校，當了女招待。她愿做一切事以討得母親的歡心，交出全部工資，做家務，照顧弟妹，用整個星期天打掃房屋和洗東西。這真可惜，因為她是班上最有前途的學生。她渴望上進，只是這個小鎮子不能使她滿足。于是無論她什么時候洗衣服，盆邊總擱著一本書。她去翻書頁，洗衣水滴在書上。 家里似乎沒有什么羞恥可言。母親穿著內衣在房子里沖來沖去，有時候乳罩都不戴，夏天，有些時候則干脆完全光著身子。繼父雖然不光著身子行走，可每次特麗莎洗澡，他都往浴室里鑽。有一次，她把自己鎖在浴室里，母親就大發雷霆：“你以為你是誰？他會把你的漂亮吞了嗎？” （這种對立情緒清楚地表明，她對女儿的怨恨超過了對丈夫的猜忌。女儿的罪孽是無窮無盡的，甚至包括了她男人的不忠。特麗莎對解放的渴求和對自己權利的堅持——諸如鎖上浴室門的權利——對于特麗莎的母親來說，簡直比她丈夫可能調戲特麗莎更令人討厭。） 冬日的一天，母親決意在燈下光著身子走走，特麗莎很快跑過去把窗帘拉上，唯恐街那邊的行人看見她母親。但她听到母親在自己身后爆發出大笑。第二天，來了她母親几個朋友：一位鄰居，一位同事，一位女教師和其他兩三個常來串門的女人。特麗莎与隨同來的一位十六歲的男孩不約而同地問好，而母親立即乘大家都在場，告訴她們特麗莎如何企圖保護母親貞洁的事。她笑了，所有的女人也都笑了。“特麗莎對人耍撤尿、要放屁的想法都不甘心承認呢，”她說。特麗莎臉紅了，可她母親還不罷休，“那有什么可怕的呢？”并以一個響屁回答了她自己提出的問題。所有的女人又笑起來。 特麗莎的母親響亮地擤鼻子，跟人們公開談她的性生活，并且洋洋得意地展示她的假牙。她可以技藝純熟地用舌頭把那些假牙頂出來。如果嘴笑得太開，上排牙齒會落在下排牙齒上。諸如此類，給她的臉增添了一种凶狠的表情。 她的行為僅具有唯一的標示：拋棄青春和美麗。在九個求婚者跪在她周圍的日子里，她聰明地保護著自己的裸身，這樣做似乎是想努力表明她的身体在貞操方面的价值。現在，她不僅是失去了貞操，而且已經猛烈擊碎了它，并張張揚揚地用新的不貞給今昔生活划一條界線，宣稱青春与美麗被人們過分高估，其實毫無价值。 依我看來，特麗莎只是她母親這种標示的繼續，她母親正是這樣來拋棄了自己小美人的生活，拋在身后遠遠的。 （如果說特麗莎有些神經質的動作，姿態缺乏某种自然的优雅，我們是不會惊訝的。她母親傲慢、粗野、自毀自虐的舉止給她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特麗莎的母親要求公正。她想看見罪行遭到懲處清算。這就是她堅持讓女儿伴著她留在那無貞洁世界里的原因。在那里，青春与美麗一文不值，世界不過是肉体巨大的集中營，人人都差不多，靈魂是看不見的。 現在我們比較能理解了，為什么特麗莎久久凝視和不時瞥視鏡子，并有一种犯禁負疚的感覺。她是在与母親作戰，是在期待著找到一個与別人不同的軀体，期待自己臉上顯示出從最底層釋放出來的水手一樣的靈魂。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靈魂——那悲傷、怯懦、自我封閉的心靈——隱藏在身体內的底層，羞于顯露自己。 于是，那一天她初識托馬斯，在餐館的醉鬼們當中曲折穿行，她的軀体被盤中的啤酒沉沉地垂壓，她的靈魂在胃或胰腺的什么位置。后來，托馬斯叫她，那聲叫喚的意義太大了，因為呼喚者既不知道她母親，也不知道那幫醉鬼，對他們日复一日單調的猥褻髒話也一無所知。他的上流身分使他超凡出眾。 另外，還有些事也使他顯得与眾不同：他的桌子上放著一本打開了的書。這個店子從未有人把書打開放在桌上。在特麗莎的眼里，那些書是友誼默契的象征。她也愛讀書，她只有一件武器來与這個包圍著她的惡濁世界相對抗：從市圖書館借來的書，首先又是小說。她讀了大量小說，從菲爾丁到托馬斯.曼。這些書不僅提供了一种能使她擺脫無聊生活的虛幻可能性，作為一种物体，它們還有著另一种意義：她喜歡腋下夾一本書在街上走。這与一百年前花花公子們的華美手杖一樣有意義，使她与其他人區別開來。 （把書比作公子們的華美手杖還不很准确。手杖不但使主人區別于其他人，還使它的主人新派、時鬃。書使特麗莎与眾不同，卻是過時的時尚了。當然，她還太年輕，看不到她在別人眼里的老時鬃意昧。她居然認為年輕人走路時戴著個收音机耳机實在傻气，未曾想到那才是新派。） 所以，那個喚她的人是陌生者同時又是個与她有友誼默契的人。他喚她的聲音是和善的，于是，特麗莎感到她的靈魂從血管里和毛孔里沖出体外，向他展示開來。 托馬期從蘇黎世回到布拉格后，開始想到他与特麗莎的結識只不過是六個极其偶然机遇的結果，總覺得有些不安。 事實上，難道不是一件必然的偶然所帶來的事件，才更見意義重大和值得注意么？ 机遇，只有机遇才給我們啟示。那些出自必然的事情，可以預期的事情，日日重复的事情，總是無言無語，只有机遇能勸我的說話。我們讀出其中含義，就如吉普賽人從沉入杯底的吻啡渣里讀出幻象。 托馬斯出現在餐館里的特麗莎面前是絕對偶然的。他坐在那儿，展卷讀書，突然接頭看見了她，微笑著說：“請來一杯白蘭地。” 那一刻，收音机碰巧在放音樂。她去柜台后面倒白蘭地，順手將音量調大了一些。她听出是貝多芬。自從布拉格的某一個弦樂四重奏演出隊到他的鎮上演出以來，她便知道了貝多芬的音樂。特麗莎（如我們所知，她總是渴望“上進”）去明了音樂會。大廳里几乎是空的，除她以外，听眾只有當地藥技師和他老婆。但四重奏的演奏家們面對著台下一支“三重奏”的觀眾團，還是好心地沒有取消演出。他們演奏了只多芬的最后三部四重奏樂曲。 后來，藥劑師邀請樂手們吃飯，也叫了觀眾席中這位女孩子同往。從那的起，貝多芬便成了她對世界另一個面的想象，這是她所渴望的世界。當她端著白蘭地繞出柜台時，她努力想弄懂這個机遇的啟示：她應召給一位吸引著她的陌生男人送白蘭地的時刻，偏偏就是她听到貝多芬之瞬間，這是多么巧！ 必然性不是神奇的公式——它們都寓含在机遇之中。如果愛情是不能忘怀的，机緣一定會立即展翅向它飛落，象鳥儿飛向方濟各翅膀。 他把她喚轉來付酒錢，合上書（友誼默契的象征）。她想問問他讀的什么書。、“你能把酒錢記在我帳上嗎？”他問。 “可以的。”她問，“你住几號房間？” 他把鑰匙給她看，鑰匙系在一個木牌子上，上面畫了個紅色的六宇。“怪了，”她說，“六。” “有什么奇怪的？”他問。 她突然記取父母离婚前任在布拉格的房子也是六號，可她回答說：“你住在六號房，而我的班六點鐘完。”（我們据此可以稱贊她的狡黠。） “行，我的火車七點開。”陌生人說。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給了一張賬單請他簽字，又將其交至服務台。等她干完活，陌生人已不在桌旁了。他明白了她小心的暗示么？她興奮地离開旅館。 旅館對面是一個荒蕪的小公園，破敗得只能在這肮髒小鎮上找到。但對特麗莎來說，它一直是一個美麗的小島：那里有草地，有四棵白楊樹，有几條長凳，有一樹垂柳，還有一點儿叫連翹的灌木叢。 他坐在一張黃色的長凳上，能清楚地看到旅館大門。天，正是她以前讀書時常坐的那張凳子！于是她知道（机緣的鳥儿開始在她的肩頭閃閃發光），那陌生人便是她的命運。他叫住她，邀請她坐在自己身邊。（她靈魂的水手們已經沖上她身体的甲板了。）然后，她送他走列車站，他把名片給了她以示告別：“如果你偶然有机會來布拉格的話……” 他在最后一刻塞給她的遠不止一張名片，而是 對所有机緣的召喚（那本書，貝多芬，數字六，黃色的公園長凳）。這一切給了她离開家庭去改變命運的勇气。也許正是這些机緣（相當平常簡單，順便說， 甚至無多興味，卻是人們在這毫無生气的小鎮里所期望的），使她愛情萌動，并給了她力量的源泉，使她一生永無怠倦。 我們日复一日的生活都在与机緣的碰撞中度過。更准确地說，是在与人和事的偶然相遇中度過，我們稱之為巧合。“巧合”是指兩件事出入意料地同時發生了，相遇了：托馬斯出現在旅館餐廳的同時，收音机里播放貝多芬。我們甚至沒有注意到大量的這樣的巧合。如果托馬斯坐的席位被當地屠夫占了，特麗莎就不會注意到收音机在播放貝多芬（盡管貝多芬与屠夫的相遇也是一种有趣的巧合）。但是她初生的愛情加強了她對美的敏感，也就忘不了那音樂；無論什么時候听到它，都會被深深打動。那一刻發生在她周圍的一切皆因為音樂而生輝，而顯得美好起來。 在特麗莎去見托馬斯時腋下夾的那本小說中，安娜与沃倫斯基是在一种奇怪的情境中相遇的：他們倆在火車站相見，其時有一個人被火車軋死。在這部小說的結尾，安娜自己也躺在火車下。這是文章的對應——如音樂中開頭与結尾有著同一動机也許顯得太小說味了一些，我也同意這么說。但是得有個條件，就是別把那些“虛假的”、“杜撰的”、“違背生活真實”的概念，也用在“小說味”這個詞語上。因為人類的生活确切地說，就是用這种方式构成的， 人的生活就象作曲。各人為美感所導引，把一件件偶發事件（貝多芬的音樂，火車下的死亡）轉換為音樂動机，然后，這個動机在各人生活的樂曲中取得一個永恒的位置。安娜可以選擇另一种方式自殺，但死和火車站的動机，与愛的誕生有著不可忘怀的聯系，并且在她絕望的時刻，以黑色的美誘惑著她。人們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即使在最痛苦的時候，各人總是根据美的法則來編織生活。 指責小說中用神秘的巧合來迷惑人，是錯誤的（象安娜与沃倫斯基相遇，火車站，死，或者貝多芬，托馬斯，特麗莎以及那白蘭地）。指責人們對日常生活中的巧合視而不見，倒是正确的。他們這樣做，把美在生活中應占的地位給剝奪得干干淨淨。 机緣之鳥落在肩頭，驅使她請了一個星期的假，也沒跟母親說，便登上火車夫布拉格。途中，她多次去盥洗間照鏡子，乞求自己的靈魂不要离棄她身体的甲板，這是她一生中最關鍵的時刻呀。她仔細瞧著自己，突然惊慌地感到喉頭有些痒，在性命攸關的日子里她會碰上什么惡運嗎？ 可是沒有轉回的余地了，于是她從車站向他挂了電話。在他開門的那一瞬間，她的肚子卻開始可怕地咕咕隆隆起來。她努力克制著，感到自己似乎把母親藏在胃里帶來了，是母親的狂笑企圖毀了她与托馬斯的相見。 几秒鐘了，她害怕對方會因為自己肚子里粗魯的聲音把她攆出去，可是，他把她攬在怀里。她感激對方不計較可恨的咕咕聲，淚眼模糊，熱烈地吻他。還不到一分鐘，他們便做起愛來。她在做愛時發出尖叫，以后就發燒。她被流感擊倒，那根往肺里送氧气的排气管給堵住了，紅了。 她第二次來布拉格，帶上了一口沉重的箱子。所有的東西都放在里面了，她決意不再回那個小鎮。他邀請她第二天晚上去他家。當夜，她便住進一間便宜的旅店，次日把箱子寄存在車站后，腋下夾著那本《安娜.卡列尼娜》，在布拉格的街上游蕩了一整天。即使在她按門鈴以及他打開門之后，她都不愿丟開這本書。這本書就象是進入托馬斯世界的通行證。她明白，除了這可怜的通行證以外，她一無所有。一想到這儿她就想哭。為了不使自己哭出來，她大聲 說了那么多話，還笑了。他立刻又一次擁抱了她，然后做愛。她象進入一片茫茫云霧，除了能听見自己的尖叫聲外，什么也看不見。 這不是歎息，不是呻吟，是一种真正的尖叫。叫得那么厲害，托馬斯不得不把頭偏离她的臉，惟恐聲音太近會震破耳膜。這叫聲不是一种肉欲的發泄。 肉欲是各种感覺的總動員：當一個人激動亢奮地觀察對象時，會极力捕捉每一种聲響。而她的尖叫旨在削弱各种感覺，消除听力和視力。事實上，她所叫喚的是她那純真理想主義的愛情，并試圖以此來消除一切矛盾，消除靈与肉的雙重性，甚至消滅時間。 她的眼睛閉上了嗎？沒有。但它們沒有看任何地方，久久停留在房頂的一片空白之中。不時瘋狂地把自己的頭從一邊扭到另一邊。 她叫完了，便握著他的手在他身旁睡著了，整夜地握著， 還在八歲時，她便一只手握著另一只手睡覺，并使自己相信，她握的這只手屬于她愛的一位男人，她的終身伴侶。所以，我們可以理解了，她夢中如此頑強地握著托馬斯的手，是因為從孩提時代起就訓練出了這一習慣。 一個被迫終日給人上酒、給弟妹洗衣的少女，不能去追求“上進”——勢必積存著极大的生命潛在力。這种力是那些一讀書就昏昏欲睡的大學生們做夢都想象不到的。特麗莎讀得比他們多，也從生活中學到了許多，只是自己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大學生与自學者的差別与其說在于知識面，還不如說在于他們的生命力以及自信心。特麗莎投入布拉格新的生活中，其熱情是狂亂而不穩定的。她似乎在等待著某一天，什么人過來說：“你在這儿干嘛？回你的老地方去吧！”她對生活的全部渴望都系在一根繩子上：托馬斯的聲音。因為正是這個聲音曾經把她那怯懦的靈魂從她体內深處召喚了出來。 特麗莎在一間暗室里有了一份活，但這不夠，她還想拍照，而不光是沖沖洗洗。托馬斯的朋友薩賓娜借給她三、四本著名攝影家的專著，又邀她去一個咖啡館，給她解釋書上的照片，使她對每幅作品都增添了不少興趣。她靜靜地凝神傾听，那模樣，教授們從他們學生的臉上是不常看到的。． 多虧薩賓娜，她漸漸明白了照片与繪畫之間的關系。她還常常讓托馬斯帶她參觀布拉格舉辦的每一個展覽。不久，她的攝影作品便刊登在她所服務的那份圖片周刊上，最后，她离開暗室定進了專業攝影師的行列。 那天晚上，她和托馬斯与几個朋友一起去酒吧，慶賀她的升遷。人人都跳了舞，托馬斯卻開始生悶气。回家后經她再三刺激，他才道出是因為看到她与他的同事跳舞而嫉妒。 “你說你真的是嫉妒嗎？”她不相信地問了十多次，好象什么人剛听到自己榮獲了諾貝爾獎的消息。 然后，她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一只手摟著他的腰，開始在房子里跳起舞來。她不是采用她在酒吧里的那种舞步，更象村民的波爾卡舞或一种瞎鬧時的歡蹦亂跳。拖著托馬斯，腿在空中飛揚，軀身滿屋子亂轉。 不幸的是，沒過多久，她自己也開始妒嫉起來。而托馬斯沒有把她的妒嫉看成諾貝爾獎，卻看成了負擔，一個直到他死都壓著他的負擔。 她赤身裸体与一大群裸身女人繞著游泳池行定，懸挂在圓形屋頂上籃子里的托馬斯，沖著她們吼叫，要她們唱歌、下跪。只要一個人跪得不好，他便朝她開槍。 讓我回到這個夢里。夢的恐懼并不是始于托馬斯的第一聲槍響，而是從一開始就有的。与一群女人一起裸身列隊行進，這在特麗莎那里是恐怖的典型意象。在家里的時候，母親就不讓她鎖浴室門，這种規定的意思是說：你的身体与別人的沒什么兩樣，你沒有權利羞怯，沒有理由把那雷同千万人的東西藏起來。在她母親眼中，所有的軀体并無二致，一個雙一個地排隊行進在這個世界上面已。因此從孩提時代起，特麗莎就把裸身看成集中營規范化的象征，恥辱的象征。 夢的開頭還有另一种恐怖：所有的女人都得唱！她們不僅僅身体一致，一致得卑微下賤；不僅僅身体象沒有靈魂的机械裝置，彼此呼應共鳴——而且她們在為此狂歡！這是失去靈魂者興高采烈的大團結。她們欣然于拋棄了靈魂的重壓，拋棄了可笑的妄自尊大和絕無僅有的幻想——終于變得一個個彼此相似。特麗莎与她們一起唱，但并不高興，她唱著，只是因為害怕，不這樣女人們就會殺死她。 可托馬斯把她們一個個射翻在水池中死去，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些女人為她們的共同划一而興高果烈，事實上，她們又在慶賀面臨的死亡，行將在死亡中實現更、絕對的同一。托馬斯的槍殺，只是她們病態操演中的极樂高潮而己。每一聲槍晌之后，她們爆發出高興的狂笑，每一具尸体沉入水中，她們的歌聲會更加響亮。 但為什么執行槍殺的是托馬斯呢？又為什么托馬斯一心要把特麗莎与那些人一起殺掉呢？ 因為他是送特麗莎加入她們一伙的人。這就是這個夢所告訴托馬斯的，而特麗莎自己所不能告訴他的。她來到他這里，是為了逃离母親的世界，那個所有軀体毫無差別的世界。她來到他這里，是為了使自己有一個獨一無二的不可取代的軀体。但是，他還是把她与其他人等量齊觀：吻她們一個樣，撫摸她們一個樣，對待特麗莎以及她們的身体絕對無所區分。他把她又送回到她企圖逃离的世界，送回那些女人中間，与她們赤身裸体地走在一起。 她老是夢見三個連續的場景：首先是貓儿的狂暴，預示著她生活中的苦難；接著是幻想中多樣無窮的死；最后便是她死后的生存，其時，恥辱已變成了一种永恒狀態。 這些夢無法譯解，然而給托馬斯帶來了如此明白無誤的譴責，他的反應只能是低著頭，一言不發地撫摸著她的手。 夢是意味深長的，同時又是美的。這一點看來被弗洛伊德的釋夢理論給漏掉了。夢不僅僅是一种交流行為（如果你愿意，也可視之為密碼交流）；也是一种審美活動，一种幻想游戲，一种本身有价值的游演算我們的夢證明，想象——夢見那些不曾發生的事。是人類的最深層需要。這里存在著危險。如果這些夢境不美，它們就會很快被忘記。特麗莎老是返回她的夢境，腦海里老是舊夢重溫，最后把它們變成了銘刻。而托馬斯就在特麗莎的夢囈下生活，這夢囈是她夢的殘忍之美所放射出來的催眠迷咒。 “親愛的特麗莎，甜美的特麗莎，我正在失去你嗎？”有一次，他們面對面地坐在一家酒店里，他說，“每一夜你都夢見死，好象你真的愿意告別這個世界……” 那是在白天，理智与意志又回來了。一滴紅色的葡萄酒饅慢流入她的杯子：“我毫無辦法，托馬斯，呵，我明白，我知道你愛我，我知道你對我的不忠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她望著他，眼里充滿了愛，但是她害怕即將到來的黑夜，害怕那些夢。她的生活是分裂的，她的白天与黑夜在抗爭。 不論誰，如果目標是“上進”，那么某一天他一定會暈眩。怎么暈法？是害怕掉下去嗎？當了望台有了防暈的扶欄之后，我們為什么害怕掉下去呢？不，這种暈眩是另一种東西，它是來自我們身下空洞世界的聲音，引誘著我們，逗弄著我們；它是一种要倒下去的欲望。抗拒這种可怕的欲望，我們保護著自己， 那些裸体女人圍著游泳池行進，那些棺材里的尸体為她也是死人面欣喜——這就是她害怕的“底下世界”。她曾經逃离，但這個世界神秘地召喚她回來。這些就是她的暈眩：她听了一种甜美的（几乎是歡快的）呼喚，重新宣讀了她的命運和靈魂，听到了沒有靈魂者的大聚集在召喚她。虛弱的時候，她打算響應這一召喚，回到母親那里去；打算驅散她身体甲板上靈魂的水手們；打算趨就到母親的朋友們中間去，當有人放響屁時跟著笑；還打算和她們一起圍著游泳池裸身行走，一起唱歌。 的确，直到特麗莎离家那天，她一直在反抗母親。可我們也不要忘記，她同時沒有一天不是愛她的。只要母親用一种愛的聲音說話，她愿意為母親做任何事情。她有勇气离開母親的唯一原因就是，她從未听到那种聲音。 特麗莎的母親意識到自己的專橫對女儿不再起作用時，便開始給她寫一些發牢騷的信，抱怨自己的丈夫、自己的老板、自己的身体以及孩子，并讓特麗莎相信她是她一生中唯一的親人。特麗莎想到，二十中后她終于听到了母親愛她的聲音，她想回到母親身邊去。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她眼下感到如此虛弱，被托馬斯的不忠弄得如此衰竭不堪。這暴露了她的無能，這种無能總是導向暈眩，導向不可戰胜的倒下去的渴望。 一天，母親打來電話說她身患癌症，只能活几個月了。消息變成了她對托馬斯不忠的絕望反叛。她自責地對自己說，她為了一個男人背叛了母親，可那個男人并不愛她。她愿意忘記母親對她施及的一切磨難。她現在已能設身處地對母親有所理解；她們置身于同樣的處境：母親愛她的繼父，正如她愛托馬斯，而繼父用不忠的行為來折磨母親，正如托馬斯用同樣的方式來傷害她。造成母親怨恨的原由也是她受罪的根源。特麗莎告訴托馬斯她母親病了，她要花一個星期去看她。她的聲音里充滿惡意。 托馬斯反對她去，感覺到她回到母親那儿去的真正動因不過是暈眩。他給那個小鎮的醫院挂了個電話，查找全鎮關于癌症的詳細記載，不難發現特麗莎的母親根本沒有癌症的怀疑，甚至一年多來從未看過病， 特麗莎順從托馬斯沒有去探視母親。可几個小時之后，她摔倒在大街上，傷了膝蓋。她走路開始步履不穩了，几乎每天都摔交，或者碰到什么東西，至少也得給什么東西絆一下。 一种無法克制的要倒下去的欲念支配著她。她生活在不斷暈眩的狀態之中。 常常摔倒的人總是說：“扶我起來吧。”托馬斯不斷地耐心把她扶起來， “我想与你在我的畫室里做愛。那儿象一個圍滿了人群的舞台，觀眾不許靠近我們，但他們不得不注視著我們……”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种景觀對特麗莎來說已失去了初始的殘酷，甚至開始使她有些興奮。她与托馬斯做愛，總是小聲地向他叨念那些細節。 隨后，她突然想到一個辦法，可以使她看到托馬斯的不忠而不去責怪：他只須帶著她，帶著她去与情婦幽會！她的身体也許又會成為她們中間最佳的和唯一的。她的身体將成為他的影子，他的助手，他的 另一個自我。“我會為你去給她們脫衣服的，給她們洗澡，然后把她們帶給你……”他們緊緊樓抱在了起時，她總是如此低語。她期望著他們兩人融合成一個兩性人，其他女人的身体將成為他們的玩物。 呵，成為他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個自我！托馬斯根本不愿理解這一點，特麗莎卻無法擺脫它。她試圖培養自己与薩賓娜的友誼，開始主動為薩賓娜照相什么的。特麗莎應邀去薩賓娜的畫室，終于看到了這間寬敞的房子和它的中心部分：那又大，又寬，講台一樣的床。薩賓娜把斜靠著牆的畫展示給她看：“真是太奇怪了，你以前竟沒到這里來過。”她甚至搬出她在學校時畫的一張舊畫：正在建設中的煉鋼厂。那時是最嚴格的現實主義教育時期（据說非現實主義的藝術是在挖社會主義的牆腳）。以當時爭強好胜的精神，她努力使自己比教師還“嚴格”，作畫時隱藏了一一切筆触，畫得几乎象彩色照片。 “這張畫，我偶然滴了一點紅色顏料在上面。開始我叫苦不迭，后來倒欣賞起它來了。它一直流下去，看起來象一道裂縫。它把這個建筑工地變成了一個關合的陳舊景幕，景幕上畫了些建筑工地而已。我開始來玩味這士道裂縫，把它涂滿，老想著在那后面該看見什么。這就開始了我第一個時期的畫，我稱它為‘在景物之后’。當然，我不能把這些畫給任何人看，我會被美術學院踢出來的。那些畫，表面上總是一個無懈可擊的現實主義世界，可是在下面，在有裂縫的景幕后面，隱藏著不同的東西，神秘而又抽象的東西。” 停了一下，她又說：“表面的東西是明白無誤的謊言，下面卻是神秘莫測的真理。” 特麗莎以高度的注意力凝神傾听，那模樣，教授們在他們學生的臉上是不常看到的。她開始領悟薩賓娜的作品，過去的和現在的，的确在處理著同一觀念，融會著兩种主題，兩個世界。它們正如常言所說，都有雙重暴光。一張風景畫同時又顯現出一盞老式台燈的燈光。一种由苹果、堅果以及一小梯綴滿燭光的圣誕樹所組合的田園宁靜生活，卻透現出一只撕破畫布的手。 她突然感到一股對薩賓娜的傾慕之情，因為薩賓娜把她當一個朋友。她的傾慕使畏怯和猜疑緩解了，變成了友誼。 她几乎忘記了自已是來拍照的。薩賓娜不得不 提醒她。特麗莎終于把視線從那些畫上移開，投向那張擺在房子中央的、講台一樣的床。 床的旁邊是一張小桌，桌上放著一個人頭模型，那种理發師們用來放假發的頭型。薩賓娜的假發架上沒有假發，倒套著一頂圓頂禮帽。“這原是我祖父的。”她笑笑說。 這是一种黑黑的、硬硬的圓頂禮帽——特麗莎只在電影里見過，就是卓別林戴的那种。她也笑笑，把帽子拿起來打量了一陣，說：“愿意讓我拍一張你戴著它的照片嗎？” 這個主意讓薩賓娜笑了好久。特麗莎把禮帽放下，拿起照相机開始拍。 約摸拍了一個小時，她突然問：“照點裸体的怎么樣？”“裸体照？”薩賓娜笑了。“是的，”特麗莎更大膽地重复她的建議，“裸体的。” “那得喝酒。”薩賓娜把酒瓶打開了。 特麗莎感到自己的身体虛弱起來，也突然結結巴巴起來。薩賓娜端著酒走來定去，談起了她爺爺，一個小城市的市長。薩賓娜從未見過他，他所留下的東西就是這頂禮帽以及一張与那小城里的顯貴們站在高台上的照片。照片已看不清楚，不知他們站在台上干什么，也許他們在主持某個儀式，為某個重要人物的紀念碑揭幕，那個人或許也曾戴過一頂圓頂扎帽出席過某個公眾儀式。 薩賓娜不斷地講禮帽，講她爺爺，直到喝完第三杯酒，才說：“我馬上就轉來。”說完閃進了浴室。 她穿著浴衣走了出來，待特麗莎舉起相机選擇鏡頭，她把浴衣打開來。 這部照相机既是特麗莎觀察托馬斯的情人的机器眼，又是遮掩自己的面孔的一塊面紗。 薩賓娜花了點時間才把自已的浴衣完全脫掉，這時才發現她所她的境地比自己預計的要尷尬得多。又花了几分鐘擺弄姿態，她向特麗莎走去，說：“現在該我給你拍了。脫！” 薩賓娜多次從托馬斯那里听到命令：“脫！”這已深深刻記在她的記憶里。現在，托馬斯的情人對托烏斯的妻子發出了托馬斯的命令，兩個女人被這同一個有魔力的宇連在一起了。這就是托馬斯的方式，不是去撫摸對方，向對方獻媚，或是懇求對方，他是發出命令，使他与一位女人的純真談話突然轉向性愛，突如其來，出入意外，溫和而又堅定，甚至帶有權威的口气。而且他還保持著一定距离：那時候他從不碰一下被他命令的女人。他也常常用這种方式對待特麗莎，盡管說得柔和，甚至近乎耳語，可那是命令，她從未拒絕服從過。現在听到這個命令，她燃起了更為強烈的服從欲望。順從一個陌生人的指令而行動，本身就是一种特有的瘋野；而從一個來自女人而非男人的這种命令，瘋野中就包含了更多的狂熱。待薩賓娜接過照相机，特麗莎脫了衣服，光著身子站在薩賓娜面前，一副繳了械的樣子。的确也是繳了械：她用來遮臉和對准薩賓娜的武器是給繳了。她完全是在接受托馬斯情人的怜憫。這個美麗的征服使她陶醉，她希望自己光著身子站在薩賓娜對面的時刻永遠不要完結。 我想，薩賓娜也被這奇特的場景迷住了：她情人的妻子竟奇异地依順而膽怯，站在她面前。不過按了兩三次快門以后，她几乎被自已的迷醉嚇住，為了驅散它，便高聲大笑起來。 特麗莎也笑了，兩人穿上衣服。 以往沙俄帝國的一切罪行都被他們謹慎地掩蓋著：一百万立陶宛人的流放，成千上万波蘭人的被殺害，以及對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韃靼人的鎮壓……這些留在我們的記憶之中，卻沒有留下任何照片資料。遲早這一切將被宣布為捏造的事實。可1968年的入侵捷克可不一樣，全世界的檔案庫中都留下了關于這一事件的照片和電影片。 捷克的攝影專家与攝影記者們都真正認識到，只有他們是最好完成這一工作的人了：為久遠的未來保存暴力的嘴臉。連續几天了，特麗莎在形勢有所緩解的大街上轉，攝下侵略軍的士兵和軍官。侵略者們不知道怎么辦。他們用心地听取過上司的指示，怎么對付向他們開火和扔石頭的情況，卻沒有接到過怎樣對待這些攝影鏡頭的命令。 她拍了一卷又一卷，把大約一半還沒沖洗的膠卷送給那些外國新聞記者。她的很多照片都登上了西方報紙：坦克；示威的拳頭；毀坏的房屋；血染的紅白藍三色捷克國旗高速包圍著入侵坦克；少女們穿著短得難以置信的裙子，任意与馬路上的行人接吻，來挑逗面前那些可怜的性饑渴的入侵士兵。正如我所說的，入侵并不僅僅是一場悲劇，還是一种仇恨的狂歡，充滿著奇怪的歡欣痛快。 她帶了五十張自己全力精心處理的照片去了瑞士，送給了一家發行量极大的新聞圖片雜志。編輯和藹地接待了她，請她坐，看了看照片又夸獎了一通，然后解釋，事件的特定時間已經過去了，它們已不可能有發表的机會。 “可這一切在布拉格并沒有過去！”她反駁道，用自己糟糕的德語努力向對方解釋，就是在此刻，盡管國家被攻占了，一切都在与他們作對，工厂里建立工人委員會，學生們罷課走出學校要求俄國撤軍，整個國家都在把心里話吼出來。“那是你們不能相信的！這儿沒有人關心這一切。” 編輯很樂意一位勁沖沖的婦女走進辦公室，打斷談話。那女人遞給他一個夾子，說：“這是裸体主義者的海灘杰作。” 編輯相當敏感，怕這些海灘裸体照片會使一個拍攝坦克的捷克人感到無聊。他把夾子放到桌子遠遠的另一頭，很快對那女人說：“認識一下你的捷克同事吧，她帶來了一些精彩的照片。” 那女人握了握特麗莎的手，拿起她的照片。“也看看我的吧。”她說。 特麗莎朝那夾子傾過身子，取出了照片。 編輯差不多在對特麗莎道歉：“當然，這些照片与你的完全不一樣。” “不，它們都一樣。”特麗莎說。 編輯与那攝影師都不理解她的話，甚至我也很難解釋她比較這些裸泳海灘和俄國入侵時心里在想些什么。看完照片，她的目光停留于其中一張。上面是一個四口之家，站成一圈：一個裸体的母親靠著她的孩子們，巨大的奶頭垂下來象牛，或者羊的奶子。她丈夫以同樣的姿勢依靠在另一邊，陰莖和陰囊看上去也象牛或羊的小乳房。 “你不喜歡它們，是嗎？”編輯問。 “都是些好照片。” “她給這樣的題材震住了。”那女人說，“我一看你，就敢說你一定沒有去過裸泳海灘。” “沒有。”特麗莎說。 編輯笑道：“你看，多容易猜出你是從哪里來的。共產主義國家都是极端清教徒的。” “裸体可沒有錯，”這位女人帶著母性的柔情說。“這是正常的。一切正常的東西都是美的。” 特麗莎的腦子里突然閃現出母親光著身子在屋里走來走去的情景，還有她自己跑過去拉窗帘以免鄰居看到她裸身的母親。她仍然能听到身后的哈哈大笑。 女攝影師邀特麗莎去雜志社的自助餐廳喝咖啡：“你那些照片，真有趣，我不得不注意到你拍女人身体時了不起的感覺，你知道我說的是什么，那些女孩子的挑逗姿態！”“在俄國坦克前吻著行人的姑娘？”“是的。你應該是第一流的時髦攝影家，知道嗎？你最好首先得當當模特儿，象你這樣的人就該碰碰運气。接下去，你可以拍一夾子照片，給新聞部門看看。當然，要出名還得一段時間。但現在我可以為你做點事：把你推荐給花卉欄目的主編，他也許需要一些仙人球、玫瑰什么的照片。” “非常謝謝你。”特麗莎真心地說。很明顯，坐在對面的女人一片好心。但她隨后又問自已，為什么要去拍那些那些仙人球？她無意象在布拉格那樣來闖遍蘇黎世，為職業和事業奮斗，為每一幅作品的發表面努力。她也從無出自虛榮的野心。她所希望的一切，只是逃离母親的世界。是的，她看得絕對清楚；無論她是多么熱衷于拍照，把這种熱情轉向別的行當也是同樣容易的。攝影只是她追求“上進”以及能留在托馬斯身邊的一种手段。 她說：“我丈夫是位大夫，能夠養活我。我并不需要攝影。” 女攝影師回答：“我看不出你拍下這么美的照片之后，能放棄這個行當。” 是的，關于入侵的照片又是另一回事了。她不是為托馬斯而拍的，而是出于激情。不是對于攝影本身的激情，而是一种激越的憎恨。時過境遷了，她出于激情拍下的這些照片任何人也不會再要它們了，因為它們不入時。只有仙人球的照片才是永遠有吸引力的。可仙人球對她來說，不能引起絲毫興趣。 她說：“你太好了，真的。可我宁愿呆在家里，我不需要工作。” 那女人說；“你坐在家里，會感到充實嗎？” 特麗莎說：“比拍仙人球更充實。”那女人說：“即便是拍仙人球，你也支配著你自已的生活。如果你只是為了丈夫生活，你就沒有你自己的生活。” 特麗莎突然生气了：“我丈夫是我的生活，仙人球不是。” 女攝影師好心地說：“你的意思是你覺得自己快 樂？”特麗莎還在生气，說：“當然，我快樂！”那女人說：“只有一种女人能這么說，這种人過于……”她停了停。特麗莎替她說完：“被束縛。這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那女人一再控制著自己，說：“不是被束縛，是生錯了時代。”“你說得對，”特麗莎若有所思地說，“我丈夫正是這樣說我的。” 托馬斯整天都呆在醫院，把她孤單單地留在家里。不過，她至少還有卡列宁，可以帶著他一起去久久地散步！又回到家里了，她想埋頭啃啃德文和法文語法，但她感到沮喪，注意力也集中不了，老是回想起杜布切克從莫斯科回來后的廣播演說。她完全忘記了他的話，卻仍然記得他那戰戰兢兢的聲音。她想著那些俄國士兵怎樣在他自己的國家里逮捕了他，一個獨立國家的領袖，把他扣押在烏克蘭的山里達四天之久，揚言要處死他——正如十年前他們也要處死匈牙利的納吉——然后把他赶到莫斯科，命令他洗澡，修臉，換襯衫戴領帶，告訴他作出決定方免一死，訓示他再三考慮自己國家首腦的地位，逼他坐在勃列日涅夫的桌子對面，難命是從。 他回來了，帶著恥辱，對他羞恥的民族講話。如此羞辱不堪以至說不出話來。特麗莎總是忘不了他講話中那些可怕的停頓。他是太累了？是病了？是他們麻醉了他？還是僅僅沒有了信心？如果說杜布切克沒有給人們留下什么，至少那些上气不接下气的可怕的停頓，那些面對著全國听眾的喘息，留在人們心中了。這些停頓記下了降臨這個國家的全部恐懼。 入侵后的第七天，她在某報編輯部里听到了逐個講話。編輯部一夜之間便變成了一個抵抗組織。在場的每個人都恨杜布切克，譴責他的妥協，為他的恥辱感到恥辱，被他的軟弱所激怒。 但這几天在蘇黎世的思索，使特麗莎不再對他反感了，“軟弱”這個詞听起來也不再成其為結論。任何人面對強手都是軟弱的，即便象杜布切克那樣体魄強壯的人。那种看來無法忍受、令人反感的一時极端軟弱，那种格特麗莎与托馬斯赶到這個國家來的軟弱，現在突然吸引著她。她知道自己是軟弱的，她的營壘是軟弱的，她的祖國是軟弱的，她不得不忠于它們，准确地說就因為它們軟弱，軟弱得講話時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呼喘息。 她發現自己象被暈眩征服一樣，又被這种軟弱征服了。而她被征服是因為感到自己軟弱。她又開始嫉妒，手又開始顫抖。托馬斯注意到了，象往常一樣握住她的手，用力撫摸著使它們平靜。她卻把手抽出來。 “怎么啦？”他問。 “沒什么。” “你要我怎么辦？” “我要你變老一些。老十歲。老二十歲！” 她的意思是：我希望你變得虛弱一些，与我一樣虛弱。 卡列宁不喜歡變動，對搬往瑞士并不歡天喜地。狗的時間不能標繪成直線，不是連續運動依次前推，倒象鐘表時針那樣繞圓圈推移——它們也都不愿意圈狂地向前跳躍——只是一圈又一圈，一天接一天，依循著同一軌跡運行。在布拉格，托馬斯与特麗莎，每添置一把新椅子或搬動一下花瓶，卡列宁都顯得不高興，因為這打亂了他的時間感覺，正如隨意改變鐘面刻度來愚弄指針一樣。 不過，他還是在蘇黎世的住宅里很快重新建立了他的老秩序和舊程式。如同在布拉格；他跳到床上向他們問候早安，上午陪特麗莎逛商店，還要露一手顯出它走另外的路也同樣胜任。 他是他們生活的計時器。絕望的時候，她總是提醒自己，為了他也必須挺下去。因為他比她更軟弱，甚至比杜布切克以及他們离棄了的家園更軟弱。 有一天他們散步回家。電話鈴響了，她拿起話筒問是誰， 是一個女人的聲音，用德語找托馬斯，語气不耐煩，特麗莎感到有一种嘲弄的味道。她說托馬斯不在家而且不知道他什么時候回來，電話那一頭的女人笑了，連再見也沒說就接上了話筒。 特麗莎知道這說明不了什么。這也許是醫院的一個護士，一個病人，一個秘書或別的什么人。但她仍然心煩意亂，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隨后，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里的最后一點气力：絕對不能忍受這絕對無所謂的枝節。 在一個陌生國家里生活就意味著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鋼絲，沒有他自己國土之网來支撐他：家庭，朋友，同事。還有從小就熟悉的語言可幫助他輕 易地說他想說的話。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种心靈需 要時，她才依靠托馬斯；可現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這里他拋棄了她，她怎么辦？她一輩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懼中生活嗎？ 她對自己說：他們的結識一開始就是一种錯誤。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過是一個假證件，它使托馬斯想入非非。他們相愛，但他們都使對方的生活如地獄一般。相愛的事實，僅僅能證明這不是他們的錯，不是他們的行為，以及變化無常的感情的錯，而是他們不相配：他是強壯的，她是虛弱的。她就象杜布切克說一個句子停三十秒。她就象自己的祖國，結結巴巴，气喘吁吁，說不出話。可是，當這位強者都弱得不能傷害這位弱者時，弱者也就不得不強起來以离去。她對自己說著這些，把臉貼在卡列宁毛茸茸的頭上說：“對不起，卡列宁，看來你不得不又要搬家了。” 她擠進火車廂的一個角落里，把大箱子放在頭頂的行李架上，然后坐下來，卡列宁就靠著她的腿蹲著。這時，她老想著她和母親住在一起時，她供職的那個餐廳里的廚師。那人總是抓住每一個机會在背后侮辱她，不厭其煩地當著每一個人的面問她打算什么時候跟他去睡覺。想起這樣一個人真是奇怪。他一直是她最厭惡的典型。可現在，她能想象的，就是仰視著他，對他說：“你總是說想和我睡覺，行，我在這里呢。” 她希望做點什么事以防自己回到托馬斯那儿去，希望殘酷地毀掉這七年的生活。這是暈眩，一种猛烈的、不可抑制的倒下去的欲望。 我們也許可以稱這种暈眩為一种虛弱的自我迷醉。一個人自覺軟弱質，決定宁可屈從而不再堅挺，就是被這种軟弱醉倒了，甚至會希望變得更加軟弱，希望在大庭廣眾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 她試圖勸說自己搬出布拉格，放棄攝影師的工作，回到托馬斯的聲音曾經引誘過她的小鎮去。 可一到布拉格，她發現自己不得不花些時間處置各种現實問題，只得推遲离去的日子。 第五天，托馬斯突然回來了，卡列宁向他猛扑過去。這一刻，他們還來不及互相作出必要的表示。 他們都感到象站在冰雪覆蓋的草原上，冷得直哆嗦。 然后，他們就象兩個從未吻過的戀人那樣相互靠近。 “一切都好嗎？”他問。 “是的。”她回答。 “你去過雜志社啦？” “打了一個電話。” “是嗎？” “沒有什么事干，我在等著。” “為什么？” 她沒有回答。她不能告訴他，她一直在等著他． 現在，我們回到了我們已經知道的時刻了。托馬斯煩悶得要命而且胃痛得厲害，直到深夜都未能入睡。 特麗莎很快也醒了（俄國飛机在布拉格盤旋，噪音使人無法安眠）。她首先想到他是因為她而回來的，因為她，他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現在，他再也不要對她負責了，而她要對他負責。她感到，她似乎還不能把握更多的力量，來胜任地肩負這种責任。 但她立即回想起前一天他出現在房門口之前，教堂的鐘正敲六點。而他們第一次見面那天，她下班也是六點。她看到他坐在前面一條黃色的凳子上，也听到鐘樓里的鐘正敲六點。 不，這不是什么迷信，是一种美感，治療著她的沈郁，給了她繼續生活的新的意志。机緣之鳥再一次飛落肩頭閃閃發光。她眼含淚花，傾听著身邊的呼吸聲，感到說不出的抉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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