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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廳中漸漸涌入人潮，有許多法國昆虫學家，也有几位外國的，其中有一位六十來歲的捷克人，听說是新体制的一位重要人物或許是一位部長或是科學院院長，或至少是院士。反正，就純然好奇的觀點，他是与會中最令人注意的人物（他代表共產主義黑暗時代結束后一個歷史新時代）；然而，在聊天的人群中，他站得直挺挺，高大笨拙，孤零零的。剛才好一陣子，大家搶著來和他握手，問他几個問題，但談話總是比他們預期的停頓得早，交換了几句寒暄之后，他們便不知該和他說什么了。因為他們之間沒有共通的話題。法國人總三句不离他們自己的問題，他試著注意聆听，偶爾加上一句“相反地，在在我們國家”，隨即他明白沒有人對他的“相反地，我們國家”感興趣，他走离人群，臉上罩著一層既非苦澀亦非愁苦，卻是清晰甚至高傲的悲傷。 當其他人熙攘地擠滿附設有吧台的大廳時，他走進空蕩蕩的會場，會場中四張長桌擺成正方形，等待研討會開幕。門旁有張小桌子擺著与會名單，以及一位看起來像他一樣孤單的小姐。他傾身向她報了姓名。她要求他重复了兩次，她不敢要求第三次，只好胡亂地在名單上找与她听到的發音相近的名字。 充滿父執輩感情地，捷克學者彎下腰在名單上找到他的名字。 他用食指指著：CECHORIPSKY。 “啊！是謝修西比（Sechripi）先生？”她說。 “要念成契坷西蒲斯基（Tche－kho-rjips-qui）”。 “喔，好難念！” “此外，也寫錯了，”學者說。他拿起桌上的筆，在C和R兩個字母上加了像長音符號顛倒過來的符號。 秘書看這些符號，看看學者后歎了口气說：“真复雜。” “正好相反，非常簡單。” “簡單？” “你知道強·禹斯（Jean Hus）嗎？” 秘書快速地將眼光投向与會名單，捷克學者急著解釋：“誠如你所知，他是位十四世紀教會的改革家。路德教派的先驅。同時也是夏爾勒（Charles）大學的教授，此大學，如你所知，是圣羅馬帝國時代第一所成立的大學。你所不知的，是強·禹斯同時也是字匯拼寫的改革者。他成功地將字匯拼法簡化至完美。你念的契（tch）這個音，必須用三個字母拼出，t，C，ho德文還需四個字母：t，S，C，h。但拜強·禹斯之賜，我們只需一個字母，C，加上頭一個小小的符號。” 學者又傾身在秘書桌上名單空白處，寫下一個大大的C， V加上長音符顛倒過來的符號：C然后他看著她的眼睛，清楚明白地發音：“契(Tch）！” 秘書也望著他的眼睛。跟著念：“契（Tch）。” “對了，非常好！” “真的非常方便。好可惜路德的改革沒在我們國家流傳。” “強·禹斯的改革……”學者假裝沒听到秘書犯的錯，繼續說：“……并非全然被漠視。在另一個國家也被使用……你知道的，不是嗎？” “不知道。” “在立陶宛！” “在立陶宛，”秘書一邊重复，一邊試圖想出這個國家到底在世界的哪個角落。 “在拉脫維亞也是。你現在知道為什么我們捷克人如此為這個字上的小符號自豪了吧。（帶著微笑地說：）我們可以背叛一切。但為了捍衛這個小符號，我們不惜流干最后一滴血。” 他向秘書點頭示意后，朝向排成方形的桌子走去。每張椅子前面都有一張寫了名字的卡片。他找到他的名字，看了許久，隨后拿起來，帶著悲傷但諒解的微笑，拿去給秘書小姐看。 此時另外一位昆虫學家，正站在入口處的桌前，等著秘書小姐在他的名字旁作個小記號。她看見捷克學者，便對他說：“清等一下，西比基（Chipiqui）先生！” 他做了個寬容的手勢表示：別擔心，小姐，我不急。耐心地，并帶著感人的謙虛，他在桌旁等著，（又有兩位昆虫學家到來），當秘書終于鬧下來時，他把小卡片遞給她看：“你看，真好笑，不是嗎？” 她并沒看出個所以然：“謝尼比塞（Chenipiqui）先生，你要的符號標在上面了啊！” “是的，可是那是尋常的長音符號！他們忘了將它顛倒過來!再看看符號標在哪里！在E和O兩個字母上！變成了 謝休西比斯基（Cechoripsky）！” “喔，對，你說得對！”秘書也憤慨起來。 “我覺得奇怪，”愈來愈悲傷的捷克學者說，“為什么人們總會忘記這些符號。它們如此詩意，這些倒過來的長音符號！你不覺得嗎？像只飛翔的小鳥！像伸展羽翅的白鴿！（柔聲地：）或者，如果你愿意，像蝴蝶。” 他又傾身拿起桌上的筆改正小卡片上他的名字拼法。他動作如此謙遜，像在道歉似的，之后，他沒說一句話地走開了。 秘書注視著他离開，高大且怪异地畸形，她心中一下子充滿了母性的情愫。想像顛倒的長音符號，換化成一只蝴蝶，在學者身畔飛舞，最后落在白發上。 走向座位時，捷克學者轉頭看見秘書感動的微笑，便也回了一個微笑，抵達座位的途中，他又回頭對她微笑了三次。那是悲傷卻又驕傲的微笑。一种悲傷的驕傲：我們不妨如此定義這位捷克學者。 他因為看見名字上擺錯位置的符號而悲傷，大家都能了解。然而他的驕傲是由何而起的呢？ 以下便是他的生平大略：一九六八年俄軍入侵后的一年，他被赶出昆虫研究院，被迫從事建筑工人的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俄軍占領結束，前后約二十年。 然而，數百數千，在美國、法國、西班牙、世界各地，也大有失掉工作的人啊，他們為此受苦卻一點也不感到驕傲。為什么捷克學者感到驕傲而那些人卻不呢？ 因為他被赶离工作崗位，不是因為經濟之因，而是政治。 就算如此吧。但在這种情形之下，必須解釋的是為什么因經濟因素引起的不幸便比較不嚴重，比較不值得敬佩呢？一個因不討上司歡心的職員被辭退就該覺得丟臉，而因政治理念丟掉工作的人卻有權利以此為傲？為什么？ 因為因經濟原因而遭解雇，被解雇的人是被動的，在他的行為中，并沒有任何值得贊賞的勇气。 這狀似明顯，事實不然。因為一九六八年后被解雇的這位捷克學者，當俄軍在他的國家成立极其令人厭惡的政体之時，他也并沒有完成任何勇敢的行動。他是研究院中一小組的主任，專門研究蒼蠅。有一日，突如其來地，十多個眾所周知的反動派涌進他的辦公室，要求他撥一個研究室讓他們舉辦半地下化的集會。他們以道德柔道的規則行事：突然地到來，組成一群觀察者。這出其不意的對質使捷克學者非常困窘。說個“好”字會立即招來不幸的危險：他將會丟掉工作，三個小孩將來也無法人大學。但要對這群嘲笑他膽小的人說個“不”字，他沒有足夠的勇气。他最后答應了，并開始鄙視自己，因他的膽怯，他的脆弱，他不得不任人擺布的無能。因此，正确說來，是因為他的懦弱，才使他后來丟了工作，小孩也被學校開除。 若是如此，他又有什么可覺得驕傲的呢？ 隨著時光，他逐漸淡忘他對反動派原存的憎惡，愈來愈習慣將自己答的“好”字視為一种自愿、自由的表示，視為他個人對令人厭惡的政權的反叛。因此他相信自己屬于登上歷史大舞台的一份子，自這种确信之中，他汲取了他的驕傲。 但是，長久以來，數不清的人扯進數不清的政治沖突之中，他們也都能因晉升歷史大舞台而覺得自豪嗎？ 我必須表明我的論點：捷克學者的驕傲來自于他并非在隨便一個時候登上歷史舞台，而是正好在舞台上燈光亮起的那一刻。歷史舞台燈光亮起的那一刻，稱為全球歷史性的時刻。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在聚光燈的照射及攝影机的注視之下，是全球歷史性時刻最体現的一刻，捷克學者至今還自豪彼時的幸寵。 然而，某個重要的商務協商正在舉行，全球各國首腦人物聚集一堂，這也是件重要的時事，也被重視、拍攝、評論；為什么那些主角并沒有同樣被激起驕傲的感人情愫呢？ 我立刻表明最后一點：捷克學者所拜的并非隨便一次全球歷史性時刻之賜，而是人們稱之為崇高的那“次。那個時刻之所以崇高，是因為舞台前的人在受苦，舞台后方回蕩著机關槍掃射的聲音，舞台上方且飄蕩著死亡天使。 因此最終的程式如下：捷克學者因參与崇高的全球歷史性時刻而感驕傲。他深知這使他不同于廳中所有那些挪威。丹麥、法國、英國的与會者。 主席所在的桌上有一個空位，供發言者輪流上台發表；他根本沒在听。他等著輪到他，不時伸手摸摸口袋中五頁准備好的，他自知寫得并不好的講稿：离開科學工作二十年了，他只能把以前年輕時發現并寫下關于一种不為人知，他命名為布拉格蒼蠅（musca prngensis）的一篇研究做一個簡介。當听到主席念出一串他相信是他名字的發音時，他起身走向發言台 抵達發言台的二十秒鐘內，一件不期然的事發生在他身上：他情緒一陣激動：天啊，經過這么多年后，他又重新回到這些地敬重，也被敬重的人之間，回到這些令他親切而命運卻將他們分散的學者之間；走到發言位他不坐下；這一次他要听任自己的感情，要宣泄，要告訴這些他不相識的同僚們他心中所感。 “請原諒我，親愛的女士先生，把我的情緒說出來，它一時襲上我心頭。經過二十年的缺席之后，我終于又能在与我思考相同問題，与我有相同熱愛的人士的集會中發言。在我來自的國家中，一個人只因大聲說出心中所想，便會被剝奪生命的全部意義，因為對一個科學人而言，生命的全部意義便是科學。誠如各位所知，數百万的人，我們國家的知識份子們，于一九六八年悲劇的夏季之后被赶离工作崗位。六個月前，我還做著建筑工的工作。那一點也不可恥，我們可學到許多東西，可贏得一些單純、親切的人的友誼，我們同時也了解，從事科學的人是幸運儿，因為從事自己熱愛的工作，就是幸運，是的，朋友們，這幸運是我那些建筑工人伙伴所沒有的，因為人不可能熱愛扛水泥。這份幸運二十年來拒絕了我，今日我重新擁有而欣喜若狂。這是之所以，親愛的朋友們，我把此刻視為一份真正的快樂，盡管這份快樂帶著些許憂傷。” 說到最后几個字時，他覺得淚水涌上雙眼。這讓他有點窘，想到他的老父最容易感動且愛哭泣的樣子，但他立刻告訴自己，何不放任自己一次：這些人應該因他的感情覺得榮幸，這是他饋贈的來自布拉格的小禮物。 他沒想錯。与會者深受感動。他剛說完最后几個字，貝克便站起來鼓掌。攝影机馬上移近，拍下他的臉，他鼓掌的雙手，也拍下捷克學者。廳中的人都站起身，緩慢或快速，臉色微笑或嚴肅，所有人都鼓著掌，他們鼓得如此忘形以至于不知何時該停，捷克學者站在他們面前，高大，非常高大，笨拙地高大，這笨拙愈是籠罩著他的身形愈顯感人，他自己也愈受感動，因而眼淚不再隱藏眼皮下，庄嚴地沿著鼻子流至嘴唇、下巴，眼見如此，所有鼓掌的同事盡可能地更加賣力。 終于，歡呼聲停歇，大家重新坐下，捷克學者以顫抖的聲音說：“謝謝你們，我的朋友，我衷心地謝謝你們。”他點了個頭朝向他的座位走去。他知道此時是他生命中最偉大的一刻，光榮的一刻，是的，光榮，為什么不說這字眼呢，他覺得自己偉大俊美，他覺得自己出名了，希望走回座位的這段路長得走不完 他朝向座位走去時，沉默籠罩整個會場。或許說許多种的沉默籠罩更正确。捷克學者卻只辨認出其中一种：被感動的沉默。他并沒察覺，逐漸地，如同難以察覺的轉調將奏鳴曲的調子變了，被感動的沉默轉變為尷尬的沉默。大家都了解這位有個不知如何發音的名字的先生，被自己感動地忘了念他該向大家揭示他新發現的蒼蠅的講稿。大家也都知道如果提醒他是很不禮貌的。好長的一陣遲疑之后，會議主席咳了一聲說：“感謝契訶西比河（Tchecochipi）先生……（他停頓好一會儿，給与會者最后一次机會提醒講稿的事）……那我就請下一位發言人。”此話一說，會場后方一陣竊笑短暫地打破了沉默。 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捷克學者既沒听到笑聲也沒听到下位同事的發言。其他發言者輪流上台，直至一位也是研究蒼蠅的比利時學者發言時，才將他從冥想中惊醒：天啊，他忘了念講稿了！他把手伸進口袋，那五頁稿紙證實自己不是在夢中。 他的雙頰滾燙。覺得自己好可笑。他還能挽回什么？不，他知道什么也挽回不了了。 一陣羞慚之后，一种奇怪的想法又使他稍感安慰：他是可笑，但其中并沒有什么負面、羞恥或得罪人之處；這种可笑使他生命中既有的憂傷更緊密，使他的命運更令人神傷，卻也更偉大悲壯。 不，驕傲永不离捷克學者的憂傷。 每一個集會總會有開小差的人，躲到鄰室中飲酒。凡生，听煩了昆虫學家們的演講，且不覺得捷克學者奇怪的表現如何有趣，便和其他開溜者聚在大廳中，圍著吧台旁一張長桌子。 沉寂相當長一段時間后，他終于成功地加入那些陌生人的談話：“我有個女朋友要我舉止粗暴一點。” 因為彭德凡說完這句話時停頓了一下，使听眾陷入一片專心聆听的沉寂。凡生有樣學樣地停頓了一下，的确，他听到笑聲揚起，一聲大笑，這使他信心大增，眼睛發亮，他作了一個手勢讓听眾安靜下來，但在此時，他察覺大家轉朝向桌子另一端，興致盎然地看著兩位先生用精話互相叫罵。 一、兩分鐘后，他終于又把注意力吸引回來：“我剛才說到我的女朋友要我舉止粗暴一些。”這會儿大家都听他說話，凡生不再犯相同停頓的錯誤；他愈說愈快，好像要逃避什么人追在身后要打斷他的話：“可是我做不到，我太細致了，不是嗎？”為了回應這句話，他自己笑了起來。察覺他的笑并無人應和，他赶緊繼續，加速他的敘述：“我家中常有一位年輕的打字小姐，我說什么她就打什么……” “她用電腦打嗎？”一位先生突然產生了興趣。 凡生回答：“是的。” “什么厂牌的電腦？” 凡生說了一個厂牌名稱。那位先生的電腦是另一個厂牌的，他開始敘述他那台電腦每次都出狀況搞得他如何地火冒三丈。大家紛紛開起玩笑，哈哈大笑了几回。 凡生，悲傷地，又勾起他原有的想法：人們總以為一個人的運道多少取決于他的外表，臉蛋的美丑，身材好坏或頭發多寡。錯了。是聲音決定一切。凡生的聲音又弱又尖；當他說話時沒人會注意，當他一大聲時，大家又覺得他在喊叫。彭德凡則正好相反，說話既緩且柔，低沉的噪音回蕩，悅耳，美麗，有魄力，使所有人只听到他的聲音。 啊，好個彭德凡。他答應要和那票人一起來參加研討會的，之后又喪失了興趣，吻合他光說不練的本性。一方面，凡生很失望，另一方面他覺得更不能違背主人的命令了，出發前夕，彭德凡對他說：“你得代表我們。我賦予你以我們之名的全權，為我們共同的事業努力。”當然，這是個滑稽可笑的命令，但加斯科咖啡廳這票人确信在我們存活的這無意義的世界中，只有滑稽可笑的命令才值得去執行。在記憶中，彭德凡机靈的頭旁邊，凡生看見馬修巨大的臉上帶著同意的微笑。這個指示和這個微笑支持著凡生，他決定開始行動；他張望四周，看見吧台旁一群人中，有一個不錯的年輕女子。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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