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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婭和舒拉的故事

〔 俄 〕 科斯莫杰米揚斯卡婭 著　　　尤俠 譯

楊樹林

　　在唐波夫省北部有一個鄉村名叫“楊樹林”。老人們說，過去這里的确有過一片密林。可是在我的童年時期，人們就早已把那片林子忘記了。
　　村子周圍，种著黑麥、燕麥和黍子的農田延伸得很遠很遠，可是靠近村子的地面卻被許多深谷割裂得零零散散。深谷逐年擴大，陡峻的高坡上，那些村邊的農舍簡直就像要跌落到谷底去了。一到冬季，深谷里往返奔馳著許多饑餓的野狼。我小的時候很怕在冬天的夜晚走出屋外：冷，死气沉沉，處處是雪，無邊無際的雪，還有遠處狼的號叫聲。有時真的听到了狼叫，也有時只是過于緊張的儿童的听覺在作怪。……可是一到春季，周圍一切都煥然一新了。草原上開著野花，油綠的嫩草覆蓋著大地。處處是紅的、藍的、金黃的野花，像火星似的怒放著。雛菊、鈴鐺花、矢車菊，可以滿怀地抱回家去。
　　我們的村子很大，居民約有５０００人。差不多每戶都有人到唐波夫、貧茲，甚至也到莫斯科去作工掙錢。可怜的一小塊土地是不夠養活一家貧苦農民的。
　　我生在一個和睦的大家庭里。父親齊莫菲·西門諾維奇·秋里闊夫，在村公所當文書員，他沒受過教育，但卻知書識字，甚至可以說是博學多識。他喜好讀書，在和人辯論的時候，也常常引經据典。僻如，有一次他對和他交談的人說：
　　“我記得，我讀過一本書，里面關于天体的說明，和您的說法完全不同……”
　　我上過３年當地的鄉村小學。１９１０年秋季，父親把我領到基爾山諾夫城去投考一個女子中學。從那時候到現在，差不多４０年了，可是一切大小事情我全記得很清楚，就仿佛是昨天的事一樣。
　　兩層樓房的中學校舍，使我很惊訝，在我們楊樹林村沒有這么高大的房子。我緊握著父親的手，隨他走進了學校的前廳，羞答答地停了腳步。一切都是新奇而生疏的：寬大的門、石地、有欄杆的寬敞的樓梯。這里已經聚集了許多和家長同來的女孩子。最使我不好意思的就是，她們簡直比那新鮮的、在我看來是富麗的陳設更使我不安。基爾山諾夫是一座商業的縣城，在這些和我同樣來投考的女孩子中間，農家的孩子很少。我記得有一個女孩子，看外表是地道商人的女儿，面孔紅胖的，用鮮藍色綢帶系著長長的發辮。她鄙視地打量了我一番，就咬著嘴唇轉過身子去。我靠緊了父親，父親撫摸著我的頭，似乎在說：“孩子，不要怕，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隨后我們上樓去了，有人把我們一個一個地招呼進一間大屋子去，在屋里的長案后邊坐著３位考試委員。我還記得，我回答了一切試題，最后，我就忘記害怕，大聲朗誦了以下的詩句：
　　今后我們將給瑞典人一點顏色看，在這里建起雄城，气死傲慢的鄰人……爸爸在樓下等著我。我高興极了，不顧一切地向他跑去，他馬上就上樓梯來迎接我，臉色是那么愉快……中學時期就這樣開始了。我至今還保持著對這一時期的溫暖、感謝的回憶。阿爾喀基·別洛烏索夫在我們學校里講授數學，講得明白有趣。他的夫人耶里薩維塔·阿法娜謝夫娜講授俄文和文學。
　　耶里薩維塔·阿法娜謝夫娜總是微笑著走進教室，我們也隨著她微笑。她是那樣活潑、年輕、和藹可親，她坐在講桌后面，沉思地看著我們，不用任何開場白，開始就念道：
　　“樹林脫下紫色的衣裳……”
　　我們能一直不倦地听著她講。她一面仔細地講給我們听，一面她本人也陶醉于她所講述的美景之中。她努力給我們講解俄羅斯文學的動人力量，它那鼓舞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它的深刻的人道性。
　　听著耶里薩維塔·阿法娜謝夫娜的講解，我明白了：教師工作是一种高度的藝術。當一個真正的好教師，必須具有活潑的心靈，清晰的頭腦，當然，還必須非常喜愛儿童。耶里薩維塔·阿法娜謝夫娜雖然一向沒有說過愛我們，可是我們無需任何解釋就知道她是愛我們的。根据她看我們的眼神，根据她有時候親切地把手放在我們的肩上根据她在我們任何人遭到失敗的時候怎樣地傷心，我們就能理解到她對我們的愛。我們同樣也愛慕她的一切：愛她的青春、美麗而沉思的面貌，愉快仁慈的個性和她對于自己的工作的愛好。一直到我成年之后，撫育著自己的孩子的時候，我仍時常回憶我所敬愛的阿法娜謝夫娜先生，并且在困難的時候，常會設想：如果她在這里，她可能告訴我怎樣做。
　　另外還有一些很使我怀念基爾山諾夫中學的事情：我很愛好繪畫，美術教員也發現了我有繪畫的才能，但是我對自己不敢抱有成為畫家的希望。
　　有一次，美術教員謝爾杰·謝民諾維奇·波馬佐夫對我說：“您需要學習，一定要學習，您有很大的繪畫天才。”
　　他和耶里薩維塔·阿法娜謝夫娜一樣，也很愛好他自己所教的那門學科。我們上了他的課，了解了什么是顏色、線條、比例、遠近畫法等等以外，也了解了构成美術精神的東西，是在于對生活的熱愛和怎樣學會隨時隨地了解生活，看出它在各方面的表現來。謝爾杰·謝民諾維奇給我們介紹了列賓、蘇里柯夫、列維唐等大畫家的創作，他有一大本畫冊，粘著很精致的复制名畫。那時候在我心里就引起了到莫斯科去，到特列佳柯夫畫館參觀參觀的念頭……但是，無論自己怎樣希望繼續學習，我知道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家里的生活只能勉強維持，需要我幫助父母。中學畢業后我就回到楊樹林來了。
新的生活

　　關于十月革命的消息，我是在基爾山諾夫就得到了的。老實說，那時候我并沒有清楚地了解發生了什么事。我僅記得有一沖歡欣的感覺：一個盛大的群眾的慶祝節日臨到了。城市中充滿了熱鬧，狂歡；紅旗迎風飄揚著。在大會上普通的人——士兵、工人——登台演說，響亮地說出新的充滿著熱烈信心和果敢的字眼：
　　布爾什維克党，蘇維埃，共產主義……在我回到故鄉以后，我的哥哥謝爾杰（他是我童年時的朋友，也是年齡略長于我的伙伴）對我說：“新生活開始了，柳芭，你明白么？是完全新的生活。我不愿意袖手旁觀了，我要參加紅軍去。”
　　謝爾杰只比我大兩歲，可是我跟他比起來還完全像小孩子一樣。他了解的事比我多，他會更清晰地分析時事。我也看出他的意志是堅決的。
　　“哥哥，我干什么呀？
　　”我問他。
　　哥哥毫不猶豫地回答了我：“教書呀！當然教書。你知道嗎？從此以后學校就要像雨后春筍般地增多起來。你以為今后在楊樹林還依舊是兩個學校，供５０００人口用嗎？不能那樣了！以后人人都能上學。你看吧，人民不能再過文盲的生活了。”
　　我到家后兩天，他就參加紅軍去了。我也不遲疑，馬上到人民教育局去了，他們立刻就分派我到索羅維延卡村任小學初級班教員。
　　索羅維延卡村距离楊樹林３俄里，是一個貧窮偏僻的小鄉村，簡陋的農舍，屋頂全是用麥秸蓋成的。
　　學校給了我一點安慰。
　　那是在村尾上，隱沒在綠蔭中的一所過去地主的住宅。
　　那時樹葉雖然有些發黃了，可是遠遠地就可以看見滿樹鮮艷火紅的山楂，很悅目地伸到窗前，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愉快起來。這所房子是相當堅固和寬敞的。有前庭、兩間屋子和一間小廚房，較大的一間屋子是教室，另外，帶有鐵窗板的一小間是指定給我住的。我馬上把隨身帶來的識字課本、算題本、鋼筆杆和鋼筆尖，還有一大瓶黑水，全放在桌上，自己就走進村子里去了。我要把村２子里所有的達到學齡的男女儿童都登記起來。各家我都挨門地串到了。
　　最初他們對我都抱著怀疑的態度，后來才漸漸地跟我暢談了。
　　“噢，你是教員哪！？
　　教吧，教吧！”一位身高、枯瘦，并且似乎不耐煩地皺著濃眉的老太婆對我這樣說，“可是你登記那些小丫頭們是多余的。她們沒有什么可學的。織布，紡線，將來嫁人，這些還用得著識字嗎？”
　　可是我仍然堅持我的主張。
　　我用我哥哥對我說的話，回答說：“現在不是以往的時代了。今后人人都要開始過新生活了，人人都得學習。”
　　……第二天教室就擠得滿滿的了。前一天我登記的３０個孩子全來了。
　　挨近窗戶邊的一行坐著年幼的孩子，是一年級的學生，中行坐著二年級的學生，靠另一邊牆坐著年齡最大的孩子，他們僅僅４個人，都是１４歲。在我面前，最前面一張書桌旁坐著兩個長著淺色頭發，臉上有雀斑的，藍眼睛的，穿著一樣花衣裳的女孩子。她們是最年幼的，她們的名字叫麗達和瑪露霞，兩人都姓格列伯娃。靠牆坐的４個年歲較大的男孩子很規矩地站起來，其余的孩子們也隨著他們站起來了。
　　“您好，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我們歡迎您！”我听到了不整齊的孩子們的問安。
　　“你們好，謝謝你們！
　　”我回答了他們。
　　就這樣開始了我的第一課。以后就一天接一天地過下去了。一個人照顧三個班，我覺得很吃力。趁著年幼的孩子們熱心地學習寫字母，年齡大的孩子在做算題的時候，我就給當中的一班講為什么日夜交替。接著我又去看孩子們的算術本子，中級班在這時寫哨音字母后帶有軟音符號的陰性名詞。
　　年幼的孩子們寫字母寫得厭倦了，我回到他們桌前，他們就大聲地開始一字一字地念：“媽——媽，”“瑪沙——吃——飯！”
　　我全心全意地做著工作，和孩子們在一起很快活。日子在不知不覺地過著。有一位那時我看來是富有經驗的教員由鄰村來訪過我兩次，他已經在小學教學三年了。他坐在教室里听我給孩子們上課，他給我提過意見，每次臨別他總是說我的教學很有成績。他說：“孩子們喜歡您！這是很好的現象。”
重新在家里

　　在索羅維延卡我做了一個冬季的教員。從新學年開始就把我調到楊樹林來了。
　　我很舍不得离開索羅維延卡的那些孩子們。我們已經習慣在一起了，但是這個調動也使我很高興，因為又能重新在家里，在親人之間，多么好！
　　回到楊樹林后，我又遇到了童年時的朋友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他和我同歲，但是看來似乎比我大得多：論老成，論經驗，我全比不上他。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在紅軍中服了一年兵役，現在他在楊樹林管理閱覽室的圖書館。演劇小組就在這閱覽室里集合排劇。楊樹林和周圍農村的青年們，小學生和教員們准備演出《貧非罪》。我扮演留葆夫·果爾杰夫娜，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扮演了留比木·托爾佐夫。他是我們的領導人兼導演。
　　他給我們的指導是愉快的，饒有趣味的。如果有人說錯了台詞，顛倒了奧斯特羅夫斯基１的話，或者大聲怪叫，莫名其妙地瞪眼，揮手，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就那樣滑稽地、無惡意地模仿那個人，使得他就不好意思出風頭了。他笑時，聲音很大，不易遏止。我再也沒听見過任何人這樣天真地歡喜地笑過。
　　不久以后，我就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結了婚，我搬到他家里去了。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同他的母親里吉亞·菲多羅夫娜，弟弟菲嘉在一起生活。另外一個弟弟（阿列克謝）在紅軍中服務。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相處得很好，很和睦。他是一個有涵養、不隨便甜言蜜語的人，但是我在他的每一顧盼、每一舉動中全感覺著他對我的關怀，我們彼此是不需說明就能互相了解的。在我們知道了我們就要有小孩子的時候，我們非常高興。“一定是儿子！”我們這樣的斷定，并且共同給孩子起了名字，還預測了他的未來。
　　“你只要想想吧，”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說著幻想的話，“這多么有趣呀：頭一次給孩子看看火，看看星星，看看鳥儿，再帶他到樹林里去，到河邊去，到海濱去，到山上去……你知道嗎？他是頭一次看見啊！”
　　孩子生下來了。
　　“恭喜，柳鮑娃·彼得羅夫娜，得了一位千金，”接生的老太太對我說：“您听，她哭出聲音來了。”這時在屋里听見了嬰儿的啼哭。我伸出了手，他們就抱給我看：一個白臉、黑發、藍眼、身体很小的女孩子。在這一瞬間里，我覺著我一向也沒有盼望過儿子，并且一向所盼望的就是這個女孩子。
　　“我們給女儿起名叫卓婭。”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說。
　　我同意了。
　　這是１９２３年９月１３日。
　　１奧斯特羅夫斯基是革命前俄國有名的劇作家，《貧非罪》是他的名劇之一
女儿

　　向來沒有過小孩的人們可能以為一切嬰儿都是一樣的：
　　在一定的時期以前，他們什么也不理解，只會啼哭，號叫，妨礙大人。當然，這話是不對的。我曾深信我能在一千個新生的嬰儿中，認出自己的小女儿來，我相信她的臉和眼睛的表情是特殊的，她的聲音也是与眾不同的。如果有時間的話，我似乎能夠——連几個鐘頭看著她怎樣睡覺，怎樣在夢中把被我緊緊地包裹了的小手由被子里伸出來，又怎樣睜開眼睛由長密的睫毛下凝視著前方。
　　此外，還有令人惊訝的事，那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變化。我明白了，嬰儿不只是每一天，而是每一點鐘，都在生長和變化著。看這孩子，她甚至在大聲啼哭的時候听到人聲就不哭了。她開始會尋找細微的聲音了，听見鐘表的嘀嗒聲就把頭轉過去。她開始會把視線由父親身上，轉移到我身上，又由我身上轉移到奶奶身上或“菲嘉叔叔”身上了（我們在卓婭出生以后就這樣開玩笑地稱呼阿那托利的１２歲的小弟弟）。有一天，女儿認識我了。這是最好的，最愉快的一天，我永遠都記得這一天。我在搖籃上俯下頭去，卓婭注意地看了我之后，想了想，就忽然笑了。人家全對我說這是無意識的微笑，說這么大的孩子對于所有的人都一樣地笑，可是我卻知道實際上不是這樣！
　　卓婭生得很小。我時常給她洗澡。農村里的人們說，洗澡能讓嬰儿長得更快。
　　她在新鮮空气中的時間很多，雖然冬季已經近了，可是她仍舊露著臉在院子里睡覺。我們并不無故地把她抱在怀里。
　　我的母親和婆婆里吉亞·菲多羅夫娜全勸我這樣做，免得把孩子寵坏了。我老實地遵從了這個勸告，可能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卓婭才在夜里睡得很甜，不要人搖她或抱她。她長大了也很安靜。有時候“菲嘉叔叔”走近搖籃對她說：“卓婭，你說叔——叔！說呀！你再說：媽——媽！奶——奶！”
　　他的小女學生張著嘴對他笑著，并且喃喃地說出完全別的聲音。但是過了些時候她的确開始會重复“叔叔”、“媽媽”了，最初不准确，以后就漸漸清楚了。我還記得，在“媽媽”、“爸爸”之后是一句奇怪的話：“阿波”。她站在地板上，很小很小的，忽然足尖著地挺起來說：“阿波！”以后我們猜中了這句話的意思，原來是：“抱起我來！”
噩耗

　　一個嚴寒的冬天，連老年人也不記得冬天曾像這樣冷過。
　　在我的記憶里，這年的正月是冰冷的、暗淡的：當我們听到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逝世的消息的時候，周圍的一切都變樣了和暗淡了。他對于我們不只是領袖和偉大的、出眾的人。
　　不，他簡直就是每一個人的密友和導師；在我們村子里和我們家里發生的一切事，全是和他聯系著的，全是由他那里發動起來的。人人都是這樣想的和這樣感覺的。
　　從前，在我們那里只有２所小學，現在超過１０所了，這是列宁建立的。從前人民過著貧困饑餓的日子，現在人民站起來了，強壯了，過著完全另樣的富裕生活。我們為這個不感謝列宁感謝誰呀？電影院也出現了；教員，醫生，農業技師都和農民們懇談，給他們講解各种問題；閱覽室和俱樂部的人總是滿滿的。農村迅速地發展了，生活也更光明愉快了。
　　以前不識字的人，現在學會識字了；已經識字的人就計划著繼續學習。這一切全是由哪里來的呀。誰給了我們這個新生活呢？對這一個問題，人們只有一個共同的回答，只能用一個親愛的和光輝的名字來回答：那就是列宁。
　　可是，突然他不在了……這是意識中容忍不了的事，這是使人不能甘心的事。
　　農民們每天晚上都來找阿那托利，對他傾訴共同的深切悲哀。
　　“多么好的人死了！……伊里奇應該活著，活著，活到一百歲，可是他死了……”斯捷潘·闊列次老頭儿這樣說。
　　登載著斯大林同志在第二次全蘇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詞的《真理報》在２月間寄到了楊樹林村。阿那托利在閱覽室高聲讀報給大家听。屋子里面，人擠得水泄不通。斯大林的每一句話都深深地打動了人心。
　　阿那托利讀完之后，報紙就在人們的手里傳遞著：每人都想親眼看看，親手摸摸這張印著勇敢的、真誠的宣誓詞的報紙。
　　過了几天，工人斯捷潘·扎巴布林回到楊樹林來了。他過去是我們村中的牧童。他給我們述說了全國各處的人們怎樣接連不斷地從遠方奔來吊望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遺容。
　　他說：“真冷啊，呼吸都被凍結了，時間已經是半夜了，可是人們還不斷地來，來，看不見盡頭。有的連孩子們也帶來了，為的是叫他們也趁最后一次机會來瞻仰瞻仰。”
　　“可是我們不能看見他了，卓婭也不能看見他了。”阿那托利凄愴地說。
　　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后來要靠著克里姆林宮的城牆修建列宁墓，并且在很多年以后都可以來瞻仰伊里奇。
　　我把刊登著斯大林同志的誓言的報紙收存起來了。
　　當時我想：“女儿長大了，讓她看看吧。”
儿子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喜歡在桌子旁邊坐著的時候把卓婭放在自己的膝上。他一向是在吃午飯時候閱讀什么，女孩儿頭倚著他的肩安安靜靜地坐著，向來沒妨礙過他。
　　她依然和過去一樣，長得很小，很瘦弱。由１１個月的時候開始會邁步。周圍的人都喜歡她，因為她對人是親熱和信任的。她有時走到門外，對每一個過路人都微笑著，如果有人逗她說：“到我那里玩去吧？”她就高興地伸出小手隨著新朋友走去。
　　到２周歲的時候，卓婭就會清楚地說話了，她時常在“作客”回家以后說：
　　“我到彼得羅夫娜家去啦。你知道彼得羅夫娜嗎？她家有格里亞，克山尼亞，米莎，薩尼亞和老爺爺。有牛，還有羊羔。它們跳哇！”
　　卓婭還沒滿２周歲，她的小弟弟舒拉就出生了。這個男孩子生下來就大聲哭叫，他喊叫的聲音很粗，哭泣來就不停。
　　他比卓婭肥大和健壯得多，但是眼睛卻同她的一樣亮，頭發也是黑的。
　　在舒拉出生以后，我們就時常對卓婭說“你是姐姐”，“你是大孩子”。在吃飯的時候她和成人坐在一起，但是坐在高椅子上。她很照顧舒拉：如果橡皮乳頭由他的嘴里落出來，她就給他放入嘴里；如果他醒了，而屋里恰巧又沒有別人，她就搖搖他的搖籃。這時候我也常常要卓婭幫助我做些事情。
　　“卓婭，把尿布拿來。
　　”我說，“請你把碗給我。”
　　或者：
　　“卓婭，幫助我整理整理：把書收起來，把椅子放在原來的地方。”
　　她做這些事總是非常高興，做完之后總是問：
　　“還做什么呀？”
　　在她３周歲，舒拉１周歲多的時候，她就會拉著舒拉的手，拿著瓶子到祖母那里取牛奶了。
　　我記得，有一次我正在擠牛奶，舒拉在我的身邊轉，卓婭拿著碗站在對面等待鮮牛奶。蠅子落在牛身上扰害它，它忍不住了就一揮尾巴打著了我。卓婭很快地把碗放在一旁，一手抓著牛尾巴，一手用樹枝驅逐蠅子，嘴里說著：
　　“你為什么打媽媽？你別打媽媽！”以后她看著我，似乎是問，又似乎是肯定地說：“我幫助你！”
　　看著兩個孩子在一起才有趣哪：卓婭那么瘦小，舒拉那么肥壯。
　　村子里的人提到舒拉，就這樣說：我們女教員的那個小子橫豎一樣長，側身倒在地下或是站起來，都是那么高。
　　實在，舒拉很胖也很結實，在一周歲半的時候，力气就比卓婭大得多。但是，這并不妨礙她照顧他，并且有時候嚴厲地申斥他。卓婭一開始說話就說得清楚，始終沒咬過舌，可是舒拉在３周歲的時候還不會說卷舌音。卓婭很為這事擔憂。
　　“舒拉，你說：列舍托。”她要求他照著說。
　　“勒舍托。”舒拉重复說。
　　“不對！你說：列。”
　　“勒。”
　　“不是‘勒’，是‘列’！你這孩子，多么糊涂！”
　　有一次卓婭忍耐不住了，就用手在他的額上打了一下。可是２歲的學生比４歲的先生更有力量：他憤慨地搖搖頭就把卓婭推到一旁去了。
　　“去吧！”他气忿地喊道，“你干什么打人！”
　　卓婭惊訝地看著他，但是并沒有哭。過了不久我又听到了：
　　“你說：柯羅瓦支。”
　　舒拉的聲音馴服地重复著：
　　“柯魯瓦支。”
　　我不知道舒拉是否了解他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但是從很早的時候起他就會利用這點。他在為自己辯護的時候總是委屈地說：“我小！”
　　如果他想一定要得到什么東西，大人卻不給他，他就喊著要求說：“我小！”有時候他無故地、但是自覺是理直气壯地、驕傲地說：“我小！”他知道我們愛他，他想使所有的人：卓婭、我、他的父親和祖母全服從他的意志。
　　只要他一哭，祖母就說：
　　“誰欺侮我的舒拉了？
　　快到我這里來，寶貝儿！看我給我的小孫孫什么！”
　　舒拉就歡喜地、臉上帶著撒嬌的樣子爬到祖母的膝上去。
　　如果他的什么要求被拒絕了，他就倒在地下大聲哭號、踹腿或是可怜地呻吟著，他的樣子清楚地表示出：“我是一個可怜的小舒拉，沒有人怜惜我，沒有人撫愛我！”
　　有一次舒拉因為要在午飯以前吃粉羹（一种酸甜的糊狀羹，通常在飯后吃），大聲哭號起來了，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就由屋里走出去了。屋里只剩下舒拉自己。最初他仍然大聲哭號，并且不時地喊著：“給我粉羹！”“我要粉羹！”以后，顯然是他決定不多費話了，就簡單地喊：“給我！我要！”
　　他在哭號的時候，沒有留意到我們已經走出去了，但是感覺到屋里沒有聲音，他抬起頭來，周圍看了一遍，就不哭了：既然沒有人听，還值得費气力假裝哭嗎！他考慮一會儿，就用木片堆什么東西了。嗣后我們回來了。他見我們回來，又打算哭，于是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就嚴厲地對他說：
　　“如果你哭，我們就把你一個人放在這里，我們不再和你一起住了。明白了嗎？”
　　舒拉不響了。
　　又一次，他在哭的時候，通過手指縫用一只眼偷看我們，看是否同情他的眼淚。
　　可是我們絲毫沒理會他：阿那托利在看書，我在看學生們的本子，這時候舒拉就像沒發生什么事故一樣，悄悄地走近我，爬到我的腿上。我輕輕地在他的頭發上拍了一下，就把他放在地板上，自己仍繼續工作，他也就不再打攪我了。這兩件事把他治好了：自從我們不順從他以后，他的撒嬌、哭號，就全停止了。
　　卓婭很愛舒拉。她時常現出庄重的神气，重复成年人說的話：“用不著嬌慣孩子，讓他哭會儿吧，算不了什么！”她這樣說是很惹人笑的。
　　但是在她一個人伴著小弟弟的時候，她對他一向是很溫柔的。
　　如果他跌倒了，開始哭了，她就跑來拉他的手，努力地把這個胖子抱起來。她用自己的衣襟替他擦淚，還勸著他說：
　　“別哭，你要作一個聰明的孩子。對啦，好孩子，……你拿著木塊。來，咱們建設一條鐵路，你愿意嗎？……這是畫報，我給你看看畫儿好嗎？你來看……”
　　最有趣的是：如果卓婭不了解什么東西，她就率直地承認這個；可是舒拉的自尊心特別強，“我不知道”這句話，是很難由他口中說出來的。為了避免承認不了解某一种事物，他任何狡猾辦法都會使用。我還記得有一次阿那托利買了一本內容很丰富的儿童讀本，里邊附有很好看、很生動的圖畫：畫著各种不同的動植物、物件和人。我們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翻閱這本書。
　　有時候我指著圖畫問舒拉：“這是什么呀？”如果是他所認識的東西，他就馬上高興地并且驕傲地說出名稱來，可是如果遇到他不知道的東西，那么，為了避免回答，他什么詭詐的辦法不想呀！
　　“這是什么呀？”我指著火車頭問他。
　　舒拉歎了一口气，躊躇一會儿，忽然帶著詭詐的微笑說：
　　“你自己說好啦！”
　　“這是什么呀！”
　　“小雞儿，”他迅速地回答著。
　　“對啦。這個呢？”
　　畫著的是他不認識的、奇怪的動物：駱駝。
　　“媽媽，”舒拉要求說，“你把這頁翻過去，給我看看別的吧！”
　　我想知道他還能發明出什么樣的遁辭來。
　　“這是什么呀？”我指著河馬狡猾地問他。
　　“你等一會儿，我吃完了就告訴你。”舒拉回答說。然后就開始那樣細嚼，好像他完全不打算嚼完似的。
　　于是我又指著一張畫著身穿藍色長衣、帶白色圍裙的微笑著的女孩子的圖畫問他：
　　“這個小姑娘叫什么名字，舒拉？”
　　舒拉狡猾地微笑著回答說：
　　“你自己問她吧！”
外祖母

　　孩子們很喜歡到外祖母瑪夫拉·米海洛夫娜那里去作客。她很歡喜地接待他們，給他們牛奶喝，請他們吃餅。以后她騰出一會儿時間來，就和他們做他們所喜愛的游戲，他們把它叫做“拔蘿卜”　　。
　　外祖母一邊想一邊說：
　　“姥姥种了一個蘿卜。她就說：
　　‘蘿卜，你長得甜甜的，結結實實的，頂大，頂大的。’蘿卜就長成了很大的，甜的，結實的，圓的，黃色的。姥姥拔蘿卜去了：拔，拔，總是拔不出來（這時外祖母就表演著怎樣拔那個頑強的蘿卜）。
　　姥姥把外孫女卓婭叫來了（這時卓婭就來揪著外祖母的裙子）
　　。卓婭拉著姥姥，姥姥拉著蘿卜，一齊拔，拔，還是拔不出來。卓婭叫來了舒拉（舒拉正在急待著去揪住卓婭），舒拉拉著卓婭，卓婭拉著姥姥，姥姥拉著蘿卜，一齊拔，拔（這時候在孩子們的臉上就現出來等待什么事的神色）……到底把蘿卜拔出來了！”
　　就在這時候在外祖母手里出現了不知道從哪里來的一個苹果，一塊點心，或者一個真的蘿卜。孩子們連笑帶喊地摟抱著外祖母，懸挂在她身上，于是，她就把禮物交給他們。
　　“姥姥，咱們拔蘿卜呀！”舒拉剛邁進姥姥的門坎就這樣問。
　　過兩年之后，有人又給他們講這個故事，用習慣了的話開始說：“爺爺种了一個蘿卜……”他們兩人就异口同聲地抗議說：
　　“姥姥种的，不是爺爺，是姥姥！”
　　……我母親一生始終是由早到晚地忙著。她要照管全部家務和田地里的工作，６個孩子：要給所有的孩子穿衣服，洗臉，縫補衣服和做飯吃。媽媽把腰都累彎了，但是毫不怜惜自己。媽媽對待她自己的孩子們，和以后對待孫子孫女們，一向是公平的，也是和顏悅色的。她向來沒有簡單地說過“尊敬長者”，她向來是盡力地使她的意思能讓孩子們了解，真能達到孩子們的腦子里和心里。她對卓婭和舒拉說：“我們住在房子里，這房子是老人蓋起來的。你們看彼得羅維奇給我們砌的火爐多么好哇！彼得羅維奇年紀大了，懂的事情多，他的手藝巧极啦。怎么可以不尊敬老人呀？”母親是很仁慈的人。
　　還是在我幼年的時候，她每次看見那些無家可歸的流浪人，就要把他叫進家里，讓他喝夠了，吃飽了，還要贈給他一件什么舊衣服。
　　有一次父親彎腰在箱子里尋找了很長時間之后，問母親說：
　　“我那件藍色襯衫在哪里呀？”
　　“你不要生气，”母親難為情地回答說，“我把它給斯切帕奈赤了。”（斯切帕奈赤是一個無人照顧的、患病的、赤貧的老頭儿，母親常去看他，并盡可能地幫助他。）
　　父親只是無可奈何地揮了一揮手。
　　現在，在經過許多許多年之后，我還時常回憶著：我的母親是一個多么能忍苦耐勞和意志堅強的女人啊！
　　有一次，我們的牛被偷去了。人人都知道這樣的事對于一個農家是多么大的痛苦。可是母親沒發一句怨言，沒流一滴眼淚。另外一年，我記得，發生了火災，我們的房子和一切物品都被燒光了，這件事使父親非常悲觀失望。他坐在放倒了的樹干上，垂著手絕望地看著地下。
　　“我們還能掙來呀，爹爹，不要緊！”母親向他走著說。走近他身邊，站了一會儿，母親又說：“你不要傷心，我們會有辦法！”
　　我母親是完全不識字的人，直到死她連一個字也不認識，但是她對識字卻很重視。由于她關心我們，我們才成了識字的人：她曾堅決主張把我們送入小學，以后又送入中學。
　　我們家中常感困難。我記得，在十分困難的時候，父親曾決定了叫在中學四年級讀書的哥哥謝爾杰休學。可是這樣的打算母親連听都不愛听。為了她的儿子繼續學習，她什么都肯作。如去謁見校長，客客气气地懇求給她的儿子以公費。
　　“你看你，媽媽，一個字也不識，可是一樣活著呀。”父親愁眉不展地說。
　　母親不跟他爭辯，但是堅持著自己的主張。俗語說得好：
　　“讀書是光明，不讀書是黑暗”。她常喜歡重复這句話。她根据經驗就知道，沒讀過書的人的生活是多么黑暗。
　　“將來你們上學可要好好學習呀。”她這樣叮嚀著卓婭和舒拉，“你們成了更聰明的人，知道很多事，這對于你們本身好，對于你們周圍的人們也有幫助。”
　　姥姥是一個擅長講故事的人。她知道很多故事，也會一分鐘不停止自己的工作：織補，削馬鈴薯片，或是和面，同時不慌不忙地把故事講出來。她仿佛自言自語地念道：
　　“一只狐狸在林子里跑著，它看見樹上落著一只山雞，它就說：
　　‘山雞，山雞！我到城里去了。’‘咕—咕—咕！去了就去了吧。’‘山雞，山雞！我討來圣旨了。’‘咕—咕—咕！討來就討來了吧。’‘不許你們山雞在樹上蹲著，你們都要到青草地上去蹓躂。’‘咕—咕—咕！蹓躂就蹓躂吧。’‘山雞，山雞！那邊是誰來了？’‘咕—咕—咕！庄稼漢。’‘山雞，山雞！在庄稼漢后邊跑的是誰？’‘咕—咕—咕！馬駒儿。’‘山雞，山雞！它的尾巴是什么樣的？’‘是彎的！’‘那么，再見吧！山雞，我沒有閒工夫和你瞎扯了！’”
　　卓婭和舒拉坐在矮矮的木凳上，目不轉睛地看著姥姥。她講完一個故事，就接著講另一個：灰狼的故事，饞嘴狗熊的故事，膽怯的小兔的故事，然后又講那狡猾的狐狸的故事……
弟弟和姐姐

　　我們只准許卓婭帶著弟弟緊靠著房子旁邊，在柵欄里邊的小花園里玩耍，免得被那些在房子附近的草地上吃草的沒人看管的牛馬碰著。可是如果和年長的女孩子們（瑪娘和塔霞）在一起，卓婭就常常走出很遠，到菜園子和小河那里去。
　　河很淺，但是流得很活潑，可以整天在那里洗澡，也不用擔心淹著。
　　在夏天，卓婭接連著几小時几小時地拿著网子捕蝴蝶，采野花，然后再去洗澡，并且一個人（在５歲的時候）在河里洗她自己的襯衣，晒干后再穿著回家來。
　　“你看看，媽媽，”她注視著我的臉說，“我洗得好嗎？你不說我呀？”
　　似乎現在我還能看見她５歲時的樣子：被太陽晒得赤紅的臉，明朗的灰眼睛。
　　伏天的急雨剛剛停了，太陽又火熱地照耀著，高空中几片殘云被疾風吹往地平線外去了。樹葉上還落著大水點，可是卓婭已經赤著足，踏著溫和的水洼，向我跑來，一邊笑著，讓我看她身上被澆濕了的衣裳……該是多么好啊：坐著大車到遠處的草地去，（盡管坐的是吱嘎亂響的破車，并且拉車的馬也不好，那也沒有關系。）再坐在高高的草垛上返回來，到家后和成年人一起，把芬芳的香草揚在板棚后面，讓它徹底晒干，然后在草堆上像在浪濤里一樣盡興地跳躍，豎鼎，最后，玩得疲倦了，就縮成一團，在這草堆上酣酣地睡著了。
　　上樹又是多么快活呀！
　　盡量向上爬，高得往下看都有點儿害怕，倘若手下的細枝落下一枝，心就一縮……然后就用赤腳摸索著樹干，并當心著撕破衣裳，慢慢地降下來。
　　更好的是爬到板棚的頂上或教堂的鐘樓上。這是一切孩子們所歡喜的了望台。
　　這時全村都像在手掌上一樣，一目了然。更遠的地方是野地，野地中間是周圍的村落……可是在它們后邊還有什么呢？
　　在很遠、很遠的地方還有什么呢？……回到家里，卓婭挨近我坐下，就問我：
　　“媽媽，楊樹林村外邊是什么呀？”
　　“一個鄉村，叫‘太平庄’。”
　　“那邊還有什么？”
　　“索羅維延卡。
　　“在索羅維延卡的那邊還有什么？”
　　“巴夫洛夫卡，亞歷山大羅夫卡，普魯得基。”
　　“還有什么？基爾山諾夫的那邊是什么？唐波夫的那邊就是莫斯科嗎？”她歎了一口气，又說，“能到那里去才好哪！”
　　在父親有空的時候，她就爬到他的膝上對他提出各樣問題，有時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問題。她像傾听最迷人的故事那樣，听父親講世界上的各樣事物：高山，藍色的大海和深密的森林，遠方的大都市和在那里居住的人們。在這時候卓婭的精神完全集中于傾听：她的嘴半張著，眼睛放著光，甚至有時候她好像忘了呼吸。也有時這些珍聞使她疲倦了，听到最后，她就在父親怀中睡著了。
　　４歲的舒拉是一個淘气的、好吵鬧的孩子，什么他也不在乎。
　　“舒拉的衣袋在動彈！
　　”我听到卓婭的惊訝聲音說。
　　真在動彈！這是什么怪事呀？
　　“你的衣袋里是什么呀？”
　　原因很簡單：衣袋里裝滿了甲虫，它們想爬出來，在里面折騰，可是舒拉把袋口緊緊地握在手里。可怜的甲虫啊！
　　晚間我在這些衣袋里什么東西找不到哇！小彈弓，玻璃片，鉤子，石子，鐵片，嚴禁玩弄的火柴……什么都有，數不胜數。舒拉的額上經常有碰腫的疙瘩，手腳上有碰傷和擦傷，膝蓋也常碰破。穩坐在一個地方，對于舒拉來說，是受刑，是最嚴酷的刑罰。
　　他由清晨直到我招呼孩子們回家吃晚飯和睡覺的時候，總是在跑著，跳著。我屢次看見他雨后在院子里跑著，用棍子打著積水。濺起來的水像噴泉一樣，超過他的頭頂，他周身都濺濕了，可是他似乎絲毫不理會這個，更用力地掄起他的棍子和盡可能地高聲唱他自己杜撰的歌。
　　我听不清歌的詞句，只能听出調子是尚武的，狂歡的：“當啷，吧，梆！梆！梆！梆！
　　”可是這一切都很明顯：舒拉需要對環繞著他的一切傾瀉他的歡欣，他需要表示出太陽、樹木、溫暖而深的水洼等等怎樣使他高興！
　　卓婭在舒拉的一切游戲里都是他的伙伴，她也和舒拉一樣喊叫著，歡喜地、不顧一切地跳躍著。但是她也會長時間地默默坐著靜听，那時她的眼睛注意地看著，烏黑的眼眉微微皺向一起。有時候我碰見她坐在离家不遠的鋸倒在地上的一株樺樹干上：她用手掌托著腮，兩眼凝視著前方。
　　“你怎么這樣坐著呀？
　　”我問她。
　　“我在思索哪！”卓婭回答。
　　在很久以前的、已經模糊了的日子里，我還記得一天，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決定了看我的父母去，把孩子們也帶去了。我們剛來到，齊莫菲·西門諾維奇外祖父就對卓婭說：
　　“你這個淘气的小姑娘，為什么昨天你對我說假話？”
　　“說什么假話？”
　　“昨天我問你，你把我的眼鏡放在哪里了，你說：‘我不知道。’可是，后來我在長凳子下邊找著了。一定是你把它扔到那里了，沒有別人。”
　　卓婭翻著眼睛看看外祖父，一言沒回答。但是，過一會儿，在叫我們就桌前坐下吃飯的時候，卓婭說：
　　“我不坐，既然不相信我，我就不吃飯。”
　　“嗐，那是過去的事啦，坐下吧，坐下吧！”
　　“不，我不坐。”
　　她始終沒坐下。當時我看出來了，外祖父在５歲的孩子面前有些難為情。在回家的路上我稍稍責備了卓婭几句，可是她含著眼淚始終重复那一句話：“我沒有動他的眼鏡，我對他說了實活，他不相信我。”當時我覺出她的委屈是很深很大的。
　　卓婭對父親的感情最好。她甚至于在他忙著工作無暇和她談話的時候也高興和他在一起。她并不是簡單地隨在他的身后，而是在觀察。
　　“你看，爸爸什么都會做。”她這樣對舒拉說。
　　的确，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什么事都會做，這是人所共知的。在家里他是長子，很早喪了父親，他就自己耕地，自己播种和自己收獲。雖是這樣忙，他還來得及在農村閱覽室和圖書館里進行很多工作。同鄉們全很喜歡他、尊敬他和信任他，常和他商議家務事和其他的事。如果需要選舉一個可靠的人到監察委員會去，檢查消費合作社或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們一定說：“選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誰也愚弄不了他，他什么全了解。”
　　還有一點使人們都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親近，這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少有的公正和耿直的人。如果有人來求他給出主意，但他看出這個人理屈，他就不假思索地說：“你做的不對，我不能站在你這方面……”
　　我時常听到各樣不同的人們說：“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永遠不會做虧心事。”
　　他是很謙虛的人，他從來也沒夸耀過他的知識。比他年紀大得多的人，甚至于老年人，在村中受尊敬的人，也都愿意來征求他的意見。
　　實在，什么問題都可以問他，也可以說一切問題他都能答复出來。他讀了很多東西，也會把讀過的東西很清楚地述說出來。卓婭常在閱覽室里長時間地坐著听他給農民們讀報，講解在那時候我們國家所經歷的事件，講解關于內戰，關于列宁的問題。每次听眾都對他提出很多問題：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剛才你說電气啦，現在你講講拖拉机。這或許是更奇妙的東西吧？可是這么大的机器在我們這小塊地上怎能轉得開呀？……還有個問題：當真有這樣的机器嗎？也會收割，也會打谷子，還會把打淨了的谷粒倒進口袋里？……”
　　有一次卓婭問我：
　　“為什么人們都喜歡爸爸？”
　　“那么，你想為什么呢？”
　　卓婭沒回答，可是當天晚間，在我安置她睡覺的時候，她小聲地對我說了：
　　“爸爸聰明，他什么都知道。他是好人……”
“看看人去，見識見識世界去！”

　　在卓婭滿了６周歲的時候，我和丈夫決定了到西伯利亞去。像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所說的那樣，“看看人去，見識見識世界去！”
　　孩子們是頭一次坐馬車到火車站去，頭一次看見火車頭，听見車廂下邊車輪不停地旋轉的聲音，這仿佛是遙遠的旅途中一种不停的激昂的歌聲。村庄、草原上的牧群，河川和森林在窗外閃過去。一片遼闊的草原向后跑走了。
　　我們的旅行延續了整整一個星期，在這期間，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始終沒能答复完各种問題：“這是什么呀？
　　這是干什么的呀？因為什么呀？”人在路上通常是容易睡覺的，可是孩子們看見的東西使他們太興奮了，所以在白天就無法安置他們睡覺。到夜晚舒拉畢竟還是疲倦了，睡著得比較快，可是卓婭就不同了，在夜晚也無法使她离開窗戶。只是在外面的漆黑的夜影遮蓋了玻璃之后，女孩子才歎一口气，轉向我們來。
　　“什么也看不見了…只剩下燈火了……”她這樣遺憾地說了之后，才無可奈何地同意睡覺了。
　　第７天，我們來到了葉尼塞省的康斯克城。這是一個小城鎮，房屋都是一層的，木頭的，馬路旁的便道也是用木頭舖的。我們首先把孩子送到旅館，隨后自己就到人民教育局去選擇一個我們夫婦可以在同一個學校任教員的鄉村。他們派我們到西特金村去。
　　于是我們就決定不浪費時間，馬上動身。抱著這個打算回到旅館時，我們看見舒拉正在地板上用木塊堆什么東西，但是沒看見卓婭。
　　“卓婭在哪里，舒拉？”
　　“卓婭說：‘你在這里坐一會儿，我到集上買樹脂去。這里的人都嚼樹脂。’”
　　我唉呀一聲就往街上跑去了。城是很小的，伸手就可以触著森林，女孩子如果到那里去了可怎辦呀？！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不顧一切地一條街又一條街地找遍了，挨門往各院里探望，逢人便打听，也到集上去了一遍……在什么地方也沒找到卓婭。
　　后來，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對我說：“你到旅館去，在那里等著我吧，我恐怕舒拉再有什么差錯。我到公安局去。”
　　我回到旅館，抱起小儿子，又到街上來了。沒有在屋里靜待的耐心。
　　我和舒拉在街上站了半小時左右。舒拉忽然喊道：“爸爸！
　　卓婭！”
　　我急忙跑著迎上去。卓婭的臉通紅，帶著難為情和稍微害怕的樣子看著我。她手里拿著一團什么黑色東西。
　　她說：“這是樹脂，只是它的味道不好吃。”她說話的語气很平常，就仿佛我們不過只有５分鐘沒有見面似的。
　　原來她确實到了集上，買了樹脂，可是她忘記了回到旅館的道路，也不知道怎樣打听。她就憑著猜想向完全錯誤的方向走去，差不多就走到林子邊上了。在那里有一位不認識的婦女（“她很高，蒙著頭巾”）看見了她，就拉著她的手把她領到公安局去了。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就在局里找到了她。卓婭正像客人一樣坐在桌旁喝茶，并鎮靜地回答著問她的問題：她叫什么名字，由什么地方同誰一起來到這里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媽媽叫什么名字，小弟弟叫什么名字等等。她馬上說明了她需要急速回到弟弟那里去，因為他還小。
　　“你怎么把舒拉一個人丟下了？”我責問她，“你是大孩子，你是姐姐，我們托靠你啦……”
　　卓婭和父親并排站著。
　　為了便于看人，她就稍微仰起些頭，把目光由父親的臉上轉到我的臉上，說道：
　　“我以為我馬上就能回來的。我以為在這里和在楊樹林一樣哪，什么地方我都能馬上找到。你別生气，我再也不這樣了。”
　　“好啦，”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藏著微笑說，“頭一次原諒你，可是以后不經許可，哪里也不要去。你看把媽媽嚇得什么樣子啊？”
在西伯利亞

　　我們在西特金住的房子，建筑在一個很高的河岸上，下邊是一條很寬的和流得很快的河。往下看的時候就有些頭暈，似乎自己也會隨著水漂流到什么地方去。距离几步遠就是林子。什么樣的林子呀！
　　高大的松樹，把頭仰到背上去也看不見樹梢：叢密的樅樹，落葉松，杉樹。在它們的巨掌般的枝葉的蔭影下，像是處在神秘的天幕里一樣。多么幽靜啊！只是有時候被踏著的干枝在腳下響一聲，被惊扰了的飛鳥叫一聲，嗣后仍舊是深深的幽靜，万籟無聲。總之，在這林子里就好像在童話的仙境里一樣。
　　我還記得我們的第一次林中散步，我們４個人一起去的，我們馬上就走進密林的深處去了。舒拉像被吸住了一樣，站在一株兩人才能合圍的大松樹下。我們走遠了，招呼他一聲，他沒有答應，我們就轉回身來。我們的孩子，一個很小的孩子，仍舊孤孤單單地站在原地，在松樹下邊，瞪著眼，像在傾听樹木的密語似的。
　　他被迷醉了，他什么也听不見，什么也看不見了。也難怪他：他在自己短短的經歷里，從來還沒有見過這樣的森林。在楊樹林村，每株樹都是有數的。我們設法叫他跟我們走了，以后他和我們在林子里蹓躂的時候，還總是和平常不一樣：靜靜的，不愛說話，好像林子用魔法把他迷住了一般。
　　晚上，在臨睡的時候，舒拉在窗前站了很久。
　　“你怎么啦，舒拉？為什么不去睡覺？”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問他。
　　“我對樹說‘晚安’哪。”舒拉回答說。
　　……卓婭也愛上了林子。在林子里游逛成了她的最大的無可比擬的樂趣。她提起采野果用的籃子，就很高興地由台階上跑出去了。
　　“不要往遠處去，”我囑咐她說，“你听鄰居說過沒有？林子里有狼，有熊！”
　　真的，采覆盆子并不是沒有危險的事：熊是嘴饞的野獸，在覆盆子的密叢里遇到熊，并不稀奇。可是覆盆子也真好：果大，漿多，像蜜一樣甜。采覆盆子的人都提著水桶，成群結隊，通常都是有持槍的男子護衛著，防備碰著熊。西伯利亞人還采桑椹、野櫻桃、儲存一冬吃的蘑菇。這些林中的天然物產是很丰富的。卓婭每次出去，都是提著滿籃的野果驕傲地走回來。
　　卓婭也常和舒拉一起到河邊取水。她也很喜歡這种事。她用小桶穩當地把水打上來，在岸上站一會儿，看看清朗的，奔騰著的波浪。以后她還要很久地站在屋門口或在窗前沉思地俯視下邊。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決定要教會卓婭游泳。他拉著她游离了河岸，后來忽然把她丟開了。卓婭沉下去喝了一口水，冒上來，又沉下去了……我在岸上嚇得半死半活。固然，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在她身邊游著，他是很好的游泳家，自然無需擔心孩子被淹死；可是看著她喝水，看著她不斷沒頂地沉到水下面去，畢竟是可怕的。我記得，她一聲也沒喊叫，她用盡全力抵抗著和掙扎著，但不做聲。
　　后來父親就抓著她，帶她游到河岸來。
　　“好种！再過兩次就會游泳了！”父親這樣确信地說。
　　“害怕嗎？”我一邊把她身上擦干，一邊問她。
　　“害怕。”她坦白地說。
　　“我們還去游泳嗎？”
　　父親戲弄地問她。
　　“還去。”卓婭堅決地回答說。
冬季

　　西伯利亞的多雪的冬季到來了。冰封蓋了河川。雖然冷到零下５７度，但是沒有風，所以孩子們就很容易地抗住了寒冷。
　　我還記得初次的雪使他們怎樣高興：他們不知疲倦地打雪仗，在屋子周圍柔軟的雪堆上像在草堆上一樣地打滾，有一次他們堆了一個比卓婭還高的雪人。我費了很大勁才把他們喚回來吃午飯。他們回來的時候，臉通紅，很高興，但是也疲倦了，并且帶著极大的食欲扑向了牛奶粥和黑面包。
　　我們給孩子們買了很暖的鹿皮靴，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給他們做了很好的雪橇，卓婭和舒拉每天都長時間地滑雪：
　　有時候倆人彼此輪流拖著，有時候倆人全坐上，卓婭在前，舒拉在后，用帶著紅手套的短粗的手摟著姐姐，十分高興地由山坡上像飛一樣地滑下來。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整日不得閒。每天早晨臨出門的時候我就囑咐卓婭：
　　“不要忘了：飯在烤爐里，牛奶在罐子里。你看著舒拉，讓他規規矩矩的，不許他坐在桌子上，免得掉下來跌著，就該哭了，你們乖乖地玩，不要吵嘴。”
　　我們下午由學校回來的時候，卓婭總是用這樣的話迎接我們：“我們玩得很好，我們乖乖地沒有吵！”
　　屋里亂得不像樣子了，但是孩子們的臉卻是愉快的，滿意的，所以就不好意思責備他們了。用椅子建筑了一座二層樓房，箱子和匣子都亂在一起，外面用毯子蒙著。在最不适當的地方能碰到最意外的東西：我差一點儿踏在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刮臉時用的鏡子上，過一會儿又触著了底朝天放著的鐵罐。屋子中間放著普通的小孩玩具：鉛鑄的兵，裝在輪子上的被拔去一半鬃的馬，一只手的假娃娃，紙片，破布，木偶，碗和盤子也在這里。
　　“今天我們什么也沒打碎，也沒弄洒了。”卓婭報告說，“就是舒拉又把瑪娘的臉都抓破了，她哭，我請她吃果子醬才不哭了。媽媽，你告訴舒拉，讓他以后別再打架啦，不然我們就不和他在一起玩了。”
　　調皮的舒拉自知理屈，看著我，不很自信地說：
　　“我再不這樣了……我無心地碰了她。”
　　我們全在一起，圍著桌子或是圍著暖和的、歡騰的爐火，度過那漫長的冬夜。那是很好的夜！可是我們也不能把這個時間完全給孩子們：我自己，尤其是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還有很多需要在晚間完成的工作。“做工作”這句話，我們的孩子很早就了解：
　　媽媽工作哪……爸爸工作哪……這就是說：應當完全安靜，不可以問問題，不可以爭吵，不可以敲打，不可以跑跳。有時候孩子們鑽到桌子下邊，就在那里，一連几小時地玩耍，听不到他們的聲音。這時也像當年在索羅維延卡一樣，窗外的風雪在房前的松樹的密枝間怒吼著，還有什么在煙筒里凄慘地呻吟著，訴著委屈……但是在索羅維延卡我是只身一人，現在有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挨著我坐著，聚精會神地低著頭看書，或是審閱學生們的本子，卓婭和舒拉輕輕地蠕動著和打著耳語，我們都在一起，就更愉快，更溫暖。
　　許多年之后，我的孩子們都已經上學讀書去了，他們還常常回憶起在遙遠的西伯利亞的農村中的這些夜晚。固然，舒拉在我們住在西特金的時候還很小，他僅僅４歲半，他的回憶雖然是愉快的，卻總是模糊不清的。但在卓婭的記憶里，這些夜晚所留的印象卻很清楚，很鮮明。
　　做完了我的事，或者把工作放下一會儿，等孩子們睡著以后再做，這時我就挨近火爐坐下，“真正的”晚會在這時候就開始了。
　　“講個什么故事吧！”
　　孩子們要求說。
　　“講什么呀？所有的故事你們全記得很熟了。”
　　“沒關系，你再講吧！”
　　于是就開始了：金冠子雄雞，圓面包，灰狼和太子伊凡，阿遼奴什卡姐姐和伊凡小弟弟，哈夫羅娘和暴富的庫茲馬。——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在這些漫長的冬夜里，誰沒到過我們那里作過客呀！可是他們最喜歡的、最愿意听的卻是關于美麗的娃西麗莎的故事。
　　“在某一國里，某一朝代……”我開始了差不多是第一百次地給他們講，可是卓婭和舒拉就像第一次听這故事那樣看著我。
　　有時候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放下工作，參加談話，孩子特別高興听他講的故事。這常常是出他們意外的事。有時候孩子們似乎完全忘掉了我們：他們坐在屋角小聲地議論著自己的事，忽然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傾听一會儿，推開了書，走近火爐，坐在矮矮的小凳上，把舒拉放在一個膝蓋上，把卓婭放在另一個膝蓋上，就不慌不忙地說：
　　“關于這個問題我想起來一個這樣的故事……”
　　孩子們的臉上馬上現出幸福、好奇和急切的表情來：父親要給講什么吧？！
　　我記得這樣的一回事。
　　孩子常听人們講春季河水泛濫的事。在這些地方春水泛濫可不是儿戲：它能沖倒房屋，卷走牲畜，几天的工夫許多村子完全淹在水里。人們對我們這些新來到此地的人講了不少關于當地的可怕的洪水的故事。
　　“那時候我們怎辦呀？
　　”舒拉听了這些故事之后問卓婭。
　　“我們离開家呀。登上船我們就漂走了。或者我們跑到山上去。”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
　　“水來了就把什么都淹了……”卓婭好像冷了一樣，哆嗦著說，“舒拉，你怕不怕？”
　　“你呢？”
　　“我不怕。”
　　“那么我也不怕。”
　　舒拉站起來，模仿著父親，在屋子里慢慢地踱了一趟，然后很勇敢地補充說：
　　“讓水來吧！我不怕。
　　我什么也不怕！”
　　這時候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就說出了他習慣說的那句話：“關于這個問題我想起來一個這樣的故事。”于是他就對他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群麻雀落在矮樹叢上，彼此辯論：禽獸里誰最可怕？
　　一個禿尾巴麻雀說：‘黃貓比誰都可怕。’去年秋天貓差一點抓住它。麻雀雖然拚命地逃跑了，可是畢竟尾巴叫貓給抓掉了。
　　另外一只麻雀說：‘男孩子們更厲害，他們拆窩，用彈弓子打……’第三只嘛雀爭論著說：‘可以飛遠一點躲避男孩子們呀！可是沒有地方可以躲避鷂鷹。它比誰都可怕！’這時候一只很幼稚的、黃嘴的小麻雀，唧嘹一聲（這時候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改用很細的聲音學著小麻雀說）：
　　‘我誰也不怕！貓算什么，男孩子和鷂鷹我都不怕！我還想把它們都吃了呢！’正在它這樣唧嘹的時候，一只什么黑色大鳥在小樹林上空飛過去了，并且大叫了一聲。麻雀們嚇得魂不附体：有急忙飛了的，有藏在樹葉下的，勇敢的小麻雀放下翅膀，惊慌失措地在草地上亂跑起來。這時候那只大鳥一邊用長嘴啄著地，一邊向小麻雀方向走去，可怜的小麻雀用盡所有的气力，往前跑，后來就鑽進一個鼴鼠的洞里去。老鼴鼠正縮成一團在洞里睡覺。小麻雀更被嚇坏了，但是它下了決心：‘反正我要吃不了它們，就讓它們吃我吧！’于是它就往前一跳，用力啄了鼴鼠的鼻子一下子。鼴鼠莫名其妙地睜開一只眼睛說：
　　‘怎么回事呀？’（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閉著一只眼打了一個哈欠繼續學著鼴鼠低音說）‘啊！你呀？大約餓了吧？給你谷粒儿，吃吧。’小麻雀害臊了，它對鼴鼠訴苦說：
　　‘黑鷂鷹要吃我！’鼴鼠說：‘哎，這個強盜！走，咱們跟它講講理去。’鼴鼠由洞里爬出來，小麻雀隨在后邊跳著。可是它很害怕，它又可怜自己，又懊悔：為什么當初自己假裝膽大呀？鼴鼠由洞里爬出來，小麻雀也在它后面把啄子伸出洞外來，可是馬上就嚇掉魂了：那只大黑鳥就在它眼前落著，并且凶狠地瞪著它。小麻雀瞟了一眼，立刻就嚇得暈倒了，黑鳥嘎地叫了一聲，周圍的麻雀就都大笑起來。原來這個鳥并不是鷂鷹，而是一只黑大姐……”
　　“烏鴉！”卓婭和舒拉同聲說。“當然是烏鴉！”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繼續說，“鼴鼠對小麻雀說：‘怎么啦，說大話的小東西，應該因為你說大話打你一頓！算了吧，你給我多送些糧食和一件過冬的皮襖來。有些涼了。’鼴鼠穿上皮襖就洋洋得意地吹起小曲儿來。但是小麻雀自己卻很懊喪，它羞臊得無地自容，它藏到小樹叢里，藏到最稠密的枝葉里邊去了……”
　　“就是這樣。”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沉默了片刻，補了這么一句，“現在你們喝牛奶，完了就躺下睡覺吧。”
　　孩子們懶懶地站起來。
　　“你講的是我呀？”舒拉害臊地問。
　　“怎么講你呀？講的是麻雀。”父親僅僅用眼睛微笑著回答說。
　　許多年以后，我偶然在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全集里看到了這段童話。顯然是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在童年，在儿童雜志里讀過，他把它几乎一字不差地記住了。
擦不掉的印象

　　有一次卓婭問我說：“媽媽，為什么布爾馬金的房子那么大，羊也那么多，還有許多馬和牛啊？為什么他一個人什么東西都要這么多啊？可是魯仁佐夫有那么多孩子，還有老奶奶、老爺爺，而房子卻那么奇，那么小，不但沒有牛，連一只羊也沒有？”
　　這樣，在我和卓婭之間就第一次談到：什么是貧、什么是富和什么是不公平。
　　對６歲的孩子解答這樣的問題，我覺得很不容易。如果認真地給她解釋這些事，就必須說到很多她還不能理解的事。可是生活逼著我們很快地又回到這段談話上來。
　　這是在１９２９年。在我們區里富農打死了７個農村中的共產党員。這個消息很快地傳遍了西特金村。７口棺材在街上運過的時候，我正在台階上站著。樂隊在靈柩后邊走著，慢慢地，但是庄嚴地奏著“你們犧牲在爭取自由的斗爭中了”。在樂隊后邊是洪流一般的送殯的群眾，每個人的臉上都表現著哀慟和憤怒。
　　我忽然無意地看了我們的窗戶一眼：卓婭的蒼白了的臉緊貼著玻璃，她惊懼地看著街上。一秒鐘后她跑到台階上握著我的手，緊緊地靠著我，很久地張望著喪葬隊伍的后影。
　　“為什么把他們打死了？富農是什么人呀？你是共產党員嗎？爸爸是共產党員嗎？不能把你們打死嗎？殺人的凶手找著了嗎？”
　　不只是卓婭，連小舒拉也不停地提這些問題。７個共產党員的殯葬，在我們的記憶里留下了擦不掉的印象。
　　……還有一樁忘不掉的事。
　　在西特金的農村俱樂部里，時常放映電影，我有時候也帶著卓婭和舒拉到那里去。但是我和孩子們到俱樂部去并不是因為有電影吸引我們。
　　每次大廳里人滿了的時候，總有一個人拉著長聲問：“我們唱一段吧？”
　　于是馬上有几個人同聲回答：“唱一段吧！”
　　他們唱得很動人：激昂、熱情，唱的多半是西伯利亞的老調和內戰時期的歌。
　　在這些拉長了的豪放而流暢的調子里，复活了遙遠的過去，在我們的眼前重現了那些惊天動地的事件和堅決勇敢的人們。
　　嗓音都是沉重和有力量的。在這和諧的大合唱團里，有一個嘹亮的青年男高音特別清楚，有時候也許是一個真正的西伯利亞原野居民特有的雄壯的男低音，像浪濤一般地奔鳴著，他們那樣真誠動人，有時候令人不能不流出眼淚來。
　　卓婭、舒拉和大家一起唱。我們特別喜歡一個歌。現在我不記得全部歌詞，只記得調子和詞的最后四行：
　　黑夜過去了。吹著柔和的微風。
　　晴朗的陽春到來了。
　　在黎明的溫暖的陽光下，青年游擊隊員犧牲了。
　　男子的低音緩慢地，悲哀地重复著：
　　在黎明的溫暖的陽光下，青年游擊隊員犧牲了……
遠行

　　一年過去了。春季并未發生水災，孩子們在知道了他們無須逃往山上的時候，似乎很失望。他們心中曾深深地希望河水把一切都沖毀了，淹沒了，而他們就駕著一葉小舟或徒步逃到山上去，信步漫游，期望遭逢各种奇遇。
　　大地重新披上了綠衣，芳草中出現了鮮艷的野花。在５月里，我接到娥麗嘉姐姐和謝爾杰哥哥由莫斯科寄來的一封信。
　　他們在信里寫道：“你們到莫斯科來吧，暫時和我們住在一起，以后你們再找工作和住所。我們很想念你們，我們想和你們見面，我們一定要把你們叫到這里來。”
　　我們也很想念故鄉和親人，學年剛一終了，我們就离開西伯利亞。我們決定暫時把孩子們送到楊樹林村外祖父和外祖母那里去。
　　又是熟悉的寬闊的道路，長滿了黑麥的田地，村邊的峽谷，菜園中孤單的白柳，和父親的屋旁叢密的丁香，帶窟窿的老樺樹和筆直的白楊。看著這親近的，難忘的一切，我也了解了一年的時間在小孩們的生活上有多么大的意義：我們的老房子，窗前的草地，小溪和人們，他們全忘掉了，全要重新認識。
　　外祖母不住地看著孩子們欣喜地說：“他們長得多么大了哇！你們這些西伯利亞人還記得我嗎？”
　　“記得。”他們雖然這樣回答，可是盡可能地要挨我近一些。
　　舒拉很快地熟悉了環境：在我們來到不久之后，他就在街上和以往的小朋友們一起跑著玩了。可是卓婭在很長時間以后還覺得生疏，總是寸步不离地緊隨著我。
　　秋天，在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決定到莫斯科去的時候，她絕望地問我們：“不帶我們嗎？”在這句話里包含著惊恐，疑慮，非難，第一次离別使我們全都感到很痛苦。可是在自己未找到工作和住所之前，我們不敢往莫斯科帶孩子。
　　我們不得已地离別了。
一年之后

　　“卓婭，舒拉！你們跑到哪里去了？快來吧，媽媽回來了！”
　　我听到了誰的高興和欣歡的聲音。
　　瑪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摟著我說：“我們以為等不來了。孩子們很想念你們，特別是卓婭。長大了，你不認識她了。她老是不放心，怕你不來。”
　　“怎樣，路上好啊？”
　　父親又像是問我，又像是問那正在卸牲口的馬車夫說。
　　“路上很好，就是雨淋了我們一道儿。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也被淋濕了一點儿。可是我很想把您的女儿快快送到家，一路上使勁赶這牲口。
　　齊莫菲·西門諾維奇，你應該請請我呀。”
　　在這忠厚的愛說話的車夫卸牲口的時候，父親已經解下了我的簡單的行李，而鄰人的一個男孩子卻跑去尋找卓婭和舒拉去了。這時姥姥已經把水壺燒開了，并在桌子旁邊張羅著。鄰人們听到由莫斯科來了齊莫菲·西門諾維奇的女儿，就是那個曾在小學校教農村儿童的女儿，就也都來了：
　　“在莫斯科生活怎樣？
　　您自己健康啊！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怎樣？……我們現在在集体農場里，差不多全村人都參加了。剩下的個体農民很少了。”
　　“你們的生活怎樣？”
　　“好哇。只要勞動，就有飯吃！”
　　新聞一項接著一項在報告著，使我來不及對每一項個別地表示惊訝。一切都改變得多么迅速呀！我剛邁進老家的門坎，就听到這么多新聞！不久以前，人們還當作奇跡傳說的拖拉机出現了，聯合收割机也出現了。人們說，第一天全村人都到外邊來看這些新奇的机器怎樣工作。
　　我听見他們這樣說：“這樣的机器，真令人歡喜不完！用這些机器一天的工夫就把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听著好像是笑話似的！”
　　“你們老是講新聞，你們讓由遠路來的人休息一會儿吧！”
　　父親嫉妒地插嘴說。
　　“對呀，你休息吧，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我們以后再來看你，咱們再好好談談。”有人難為情地這樣回答說。
　　老實說，無論新聞怎樣惊人，我也沒有好好地听。我著急要知道我的孩子們在哪里。他們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走到門外去。因為剛下過雨，我就看見窗前樹上的每一枝、每一葉都顫動著，洒著殘存的稀零的雨珠。我站著，四面張望著，回憶著……我們的老房子在１９１７年被火燒了，這是新房子，并且在村子里算是最美觀的房子。它是用木板包著的，涂了深紫色的油漆，窗戶和高台階都是用雕刻裝飾了的。我們的房子顯得特別高，因為它筑在高坡上，門前的台階是十几層。近几年來房前的樹木都長大了，在槐樹和丁香樹叢的縫子里略微現出一點儿褪了顏色的牆壁。我所喜歡的楊樹和樺樹在兩旁長得更高了。現在它們被雨沖洗得很洁淨，非常美觀。太陽露出來了，在葉尖上挂著的雨珠現出了虹的光彩。
　　大約１３年以前，當我還是小姑娘的時候，我曾親手澆過這些槐樹和丁香。現在認不出它們來了，樹叢稠密得像牆壁似的。我也是成年人了，我已經有兩個孩子了……可是，我的孩子們究竟在哪里呢？
　　這時候我看見他們了。
　　路上跑著一群孩子，卓婭在最前頭，舒拉在最后，勉強能追得上。
　　卓婭最先看見我。
　　“媽媽！媽媽來了！”
　　她邊喊著，邊跑到我這里來。
　　我們緊緊地相互摟抱了。
　　以后我就轉過身來看舒拉。他正站在遠一些的一棵小樹下瞪眼看著我。在碰到我眼光的時候，他忽然雙手用力地抱住一棵小樹搖撼起來。
　　水珠落在我們身上了。這時舒拉完全手足無措了，于是他放下樹，雙手摟抱了我，把臉鑽到我的衣裳里。
　　那些女孩子和男孩子們團團地包圍了我們。他們的臉都晒紅了，有黑發的，有銀發的，有滿臉雀斑的，也有沒雀斑的，也有擦奇了手腳的。一見就知道這是一群淘气的，不安靜的，喜歡跑跳、游泳、上樹的孩子。這全是鄰家的孩子——波得莫夫家的叔珞，菲拉托夫家的薩娘和瓦洛嘉，柯日利諾娃的胖姑娘淑拉和她的弟弟瓦學克，波良斯基家的耶日克和万尼亞。他們全很靦腆地好奇地打量著我。
　　“今天我不玩啦！因為媽媽來了！”卓婭歡喜地聲明說。孩子們就像鵝一樣，一連串地走向街上去了。
　　我拉著卓婭和舒拉的手回到屋里，到姥姥和姥爺那里去了，他們正等待我們回來吃飯。
　　……和自己的孩子們在一起生活的時候，他們身上的變化是不易被發覺的，也是不太使人覺得惊奇的。可是現在，在久別之后，我總是看不夠我的孩子，并且每分鐘我都在他們身上發現了和過去不同的地方。
　　卓婭長大了很多。她現在變成細高的了。灰色的大眼睛在微黑的臉上閃爍著。
　　舒拉也長高了，瘦了，可是如果用他的６歲的年齡衡量，他是很有力气的，他能完全不吃力地由井里把水提回來，在姥姥洗衣裳時候幫助姥姥把盛著衣裳的洗衣盆送到河邊去。
　　“他是我們這里的大力士。”姥姥驕傲地看著外孫子對我說。
　　最初几天孩子們處處跟著我，一分鐘也不离開。
　　“我們跟你一起走，是不是？你不再把我們丟下呀？”他們每天十几次地看著我的眼睛這樣問我。
　　“難道你們在這里不好嗎？”
　　“好，可就是想念你，也想念爸爸。不行，你別再丟下我們啦！你把我們帶走，行不行？帶走嗎？”
　　在冬季里卓婭和舒拉全害了腥紅熱。他們約有３個月沒能和小伙伴們接触；陪伴他們的只有外祖父和外祖母。
　　難怪孩子們學會了像成人一樣講話。卓婭的庄重的和說教式的講話態度，令人听見發笑。
　　她完全像姥姥一樣鄭重地，一字一板地對鄰家的孩子們說：“小孩子不可以吸煙，很容易惹禍，你們能放起火來呀！”
　　另外一次我听見她勸她的小女朋友：
　　“巴蘭娘，你為什么像列贊人那樣說話：‘巴知道’，‘木有’？你听听別人怎么說，‘不知道’，‘沒有’。”
　　有一次舒拉打了一個碗，可是他不承認。卓婭用眼睛盯住他，皺著眉說：
　　“你為什么說謊話？不可以撒謊！”她雖然還不滿８歲，但是說得很有信心、很庄嚴。
　　……那一夏天我們并未离開。我們一起到田野里去，到河邊去，一起幫助姥姥處理家務，并且彼此挨著睡覺。可是話總是說不完。
　　“秋天我上學嗎？”卓婭問，“上莫斯科的學校嗎？不能因為我讀得不好笑我呀？
　　他們一定說，看這鄉下孩子讀得多么不好！你能告訴他們說我害了一整冬病嗎？你別忘了，一定說呀！”
　　“我也上學。”舒拉重复著說，“我不愿意一個人，我愿意和卓婭在一起。”
　　這一年來他們更親近了。在以往他們相互控訴的事就很少，現在完全沒有這种事了。他們之間的一切糾紛和沖突，都無須成人干涉，自己就會解決的；他們爭吵一會儿很快就和好了，而且，他們一向是彼此互相支持的。
　　姥姥對我說了這樣的一回事。
　　謝爾杰奇哥的妻子帶著自己的孩子妮娜和瓦列利曾在我回到楊樹林不久以前到這里作客。白天燥熱，夜間也悶得很，所以就決定叫安娜帶著自己的孩子夜間在干草堆上睡覺。卓婭和舒拉也隨他們去了。他們全躺下了。忽然躺在邊上的舒拉想要嚇唬嚇唬客人，他把全身連腦袋都用被子蓋上，鼻子鑽到草里去。在寂靜的夜里忽然有神秘的滋滋的聲音。
　　“媽媽，你听，蛇！”
　　妮娜惊懼地說。
　　“什么蛇呀，胡說！”
　　舒拉禁不住地一笑，過一會儿他又滋滋起來了。安娜舅母明白了這個把戲，就嚴厲地對舒拉說：
　　“舒拉，你扰亂我們睡覺啊！你回到屋里去吧，如果你高興滋滋地叫，可以在那里叫。”
　　舒拉順從地回屋里去了。卓婭也隨著他起來了。
　　“卓婭，你往哪里去呀？你留在這里吧。”
　　“不，您既然把舒拉打發走了，我也不能在這里。”卓婭這樣回答說。
　　一向都是這樣：他們始終不變地相互維護。但是當舒拉在卓婭指出他的錯誤時，還是對她發火。
　　“去！离開我！我高興，我要這樣做！”
　　“你不愿意就算啦，我也不強迫你！”卓婭平心靜气地回答說。
團圓

　　我們在８月底來到了莫斯科。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到車站來迎接我們。孩子們差不多是最先地由車廂里跳出來，然后就全力向父親那里跑去，但是，沒有到身邊就停住了腳步：
　　他們一年沒見面了，怎能不覺得生疏呢！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一向是抑制感情的，不常表示溫柔。但是他明白了他們為什么猶豫不前，他就把他們全摟在怀里，親熱地吻了他們一番，撫摸了他們剪短了發的頭，并且像僅僅昨天才和他們离別了一樣，對他們說：
　　“現在我給你們看看莫斯科。咱們看看：它像不像楊樹林？”
　　我們登上了電車——這實在是勇敢和好奇心的考驗啊。
　　我們坐在轟隆轟隆的、鈴聲不住響的電車里，在莫斯科奔馳著，經過了高樓大廈，駛過了華麗的汽車，越過了徒步疾走的人們，孩子們的鼻子始終緊貼著玻璃窗。
　　舒拉看見大街上那么多人，就非常惊訝。他們往哪儿去呀？他們在哪儿住呀？
　　為什么他們這么多呀？他忘掉一切地大聲嚷，惹得乘客們都笑了。卓婭默默無語，但是在她的臉上也表現著十分著急：
　　快，快！赶快把這個偉大的、惊人的都市里的一切一切全看遍了、全看清楚、全了解了吧！
　　最后，到了莫斯科郊區，一所建立在齊米列捷夫研究院附近的小房。我們上了第二層樓，進入一間小屋：桌子，床，不很寬的窗戶……看吧，我們到家了。
　　……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領到學校的那一天，是一生所記憶的日子中最好的日子。所有的母親一定都記著那一天。
　　我也記著。這是１９３１年９月１日。這天是晴朗無云的。齊米列捷夫卡的樹木滿披著金黃色的葉子。落葉在腳下沙沙響著，打著什么神秘的、鼓勵人的耳語，可能是說，我的孩子們的完全新的生活由這一刻開始了。
　　我拉著孩子們的手領他們走。他們是很庄重的，聚精會神的，可能還有一些恐懼。卓婭用閒著的那只手緊握著書包，書包里邊放著識字課本、方格和斜格的練習本子，鉛筆盒。舒拉很想自己提著這珍貴的書包，可是因為卓婭年長，書包就落在卓婭手里了。再過１３天卓婭才滿８周歲，而舒拉剛剛過了６周歲。
　　雖說舒拉還小，可是我們畢竟決定了把他送到學校去。他習慣了和姐姐在一起，卓婭到學校去，而讓他留在家里，那是不行的。并且也沒有人在家里陪伴他，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全有工作。
　　我自己是我的孩子們最初的小學教員。在那一年我教“預備班”，校長就把卓婭和舒拉分配到我的班里了。
　　我們走進教室了。３０個像他們這樣的小孩站起來迎接了我們。我安置卓婭和舒拉在距离黑板不遠的一張書桌邊坐下，然后就開始上課……我記得，在最初的几天里，有一個男孩子圍繞著卓婭用一只腳跳躍，嘴里唱著“卓婭，卓婭跌進髒水坑子里啦！”他十分得意地唱著這首小詩。卓婭毫不介意地，默默地听著。在那孩子稍稍停了一會儿，喘口气的時候，卓婭很鎮靜地對他說：
　　“我還不知道你是這么糊涂的人哪。”
　　那個孩子莫名其妙地對著卓婭眨眨眼睛，又把那段刺激人的話重复兩次，但是不像先前那樣神气了，以后他就完全离開卓婭了。
　　有一次，在卓婭值日的時候，有人在教室里打碎了一塊玻璃。我完全沒打算懲罰犯錯的人。我想不可能找到一個一生沒打碎過一塊玻璃的人。童年沒有這种事是不可能的，例如，我的舒拉就打碎了很多玻璃，但是我希望犯錯的人能自己坦白出來。我暫緩進入教室，在走廊里停住了腳步考慮著怎樣和孩子們開始談話。在這里我听到了教室里卓婭的聲音：
　　“誰打碎的？”
　　我悄悄地瞥了教室一眼。卓婭站在椅子上，孩子們圍著她。
　　“誰打碎的，說！”卓婭命令式地重复說，“不說我看眼色也一樣能看出來。”她深深自信地補充了這句話。
　　室中靜默了一會儿，矮鼻子、肥臉蛋的別佳·列波夫（他是我們班里最淘气的孩子），歎息著說：
　　“是我打碎的……”
　　顯見是他完全相信了卓婭能憑著眼色看出最隱秘的思想。她說這話的時候很有把握，好像是絲毫不怀疑自己有這樣的本領似的。
　　這事的理由很簡單。瑪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在她的外孫子們打坏什么東西的時候，一向是對他們說：“這是誰弄的？來，來，看我的眼睛，我憑著眼色什么都能看出來！”卓婭很好地記住了外祖母窺探秘密的巧妙方法。
　　……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把卓婭和舒拉由我的班里撥到另一班里去了，原因是這樣的：
　　卓婭是很能抑制感情的，她絕對不表示出和我的至親關系來。有時候她稱呼我“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她這樣稱呼我，是要說明在教室里她是和其他學生一樣的學生，而我對于她也是和對一切其他人一樣的教員。可是舒拉的態度就完全不同了。在上課的時候，他等著室內全安靜的當儿，就忽然大聲的喊我：“媽媽！”他并會在這時候調皮地瞧著周圍。
　　舒拉這樣的舉動，一向是會惹起騷動的：教員，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忽然又是，媽媽！這事很使孩子們開心，但是卻妨礙工作。一個月之后，只好把我的孩子們撥到并列的另一班里，到另一位女教員那里去。
　　卓婭的心整個用在學校和功課上了。回到家里，吃完飯，她馬上就坐下做功課，向來不需要催促她。學習，對于她是最重要的事，是最感興趣的事，她所想的完全是這件事。每個字母，每個數碼，她全特別努力地寫。她拿練習本子和書的時候也是那么小心謹慎。就好像往手里拿一件活東西似的。
　　我們一向買新課本給孩子們。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事。
　　他說：“把污穢的、零亂的書給孩子們，是很不好的事，這樣的書孩子們也不高興愛惜它……”
　　在孩子們准備開始作功課的時候，卓婭一向是鄭重地問：
　　“舒拉，你的手干淨嗎？”
　　最初他還企圖不服：
　　“你管得著么？去你的吧！离我遠一點儿！”
　　可是以后他就同意了，并且在要拿課本之前，不待提醒，自己就洗手了。老實說，這并不是過分的小心：舒拉和孩子們一起跑完了回到家里的時候，一向是渾身上下直到兩耳都弄髒了的；有時候簡直無法理解他怎樣弄得這么髒，好像他接連地先在土里，然后又在煤堆里、石灰里和碎磚頭里打了滾似的……孩子們平常是在飯桌上作功課。卓婭很長時間地坐著看書。舒拉的耐心只能夠連續坐半小時。他惦著快快地跑到街上找孩子們去。他總是唉聲歎气地瞟著門。
　　有一次他拿來了一堆木塊和空火柴盒，用這些東西努力地在桌子中間擺成一行，把桌子分為兩半。
　　“這是你的一半，這是我的一半。”他這樣對卓婭宣布說，“你別過到我這邊來！”
　　“那么識字課本怎么辦哪？墨水瓶怎么辦哪？”卓婭無可奈何地問他說。
　　但是舒拉并沒被問倒：
　　“識字課本歸你，墨水瓶歸我！”
　　“你別鬧啦！”卓婭嚴厲地說，并且堅決地把木塊從桌上挪掉了。
　　可是舒拉感覺老老實實地不淘气地作功課太寂寞，所以他每次都企圖把作功課變成游戲。有什么辦法！他還沒滿７周歲呀。
過節

　　１１月７日我的孩子們不待天明就起床了：父親允許帶他們去參加游行，他們就很焦急地等待著這一天。
　　這天早飯他們吃得特別快。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開始刮臉。孩子怎樣也捺不住性子等待他刮完。他們也曾試著暫時作一點什么游戲，但是總玩不起來，甚至于他們一向喜歡的“安靜的”游戲（十字拼零）也不往腦子里去。
　　我們終于穿好衣服來到街上了。這一天的天气很討厭，刮著風，落著一半是雪的小雨。我們走出還不足十步，節日的音樂、歌聲、說笑的聲者就在前邊沸騰了。愈接近市中心，街上愈熱鬧，歡欣鼓舞的情緒愈濃。不久之后雨也停了，可是孩子們和成人們都沒看見灰色的天，只留意遮天蔽日的紅旗和周圍的鮮艷顏色。
　　剛看見最前面的游行隊伍，卓婭和舒拉就狂喜起來了。直到游行完了，他們始終是歡喜快樂的，他們大聲地讀著每一個標語（當然讀得不太流暢）。他們和著每個歌詠團唱歌，隨著每個樂隊的樂聲開始舞蹈。他們不是自己往前走，而是被節日的浩大的沸騰的浪濤卷著走的。他們的臉紅熱了，眼睛閃著光，帽子溜到后腦勺去了（因為要始終看上邊！），他們不能說一句連貫的話，而只是喊叫：
　　“你看，你看！裝飾得多么好，看那個紅星！看那里，看那里！看气球飛啦！快看哪！”
　　我們走近紅場的時候孩子們就靜悄悄的了，他們向右轉過頭來，目不轉睛地看著列宁墓。
　　“媽媽，那里都是誰呀？”舒拉不知為什么那樣小聲地問我，同時緊緊握著我的手。“那里有斯大林嗎？有伏羅希洛夫嗎？有布瓊尼嗎？”
　　……紅場呀！這几個字聯系著多少思想，多少感情啊！我們在楊樹林曾怎樣地幻想著能有看見它的那一天呀！這是地球上最美麗的地方！世界上多少万万人民的思想都向著這里……一年以前，我初次來到莫斯科的時候，就到紅場來了。我讀過很多關于它的作品，听了很多關于它的傳說，可是我仍舊沒能想到它是這樣朴素和偉大。但是現在當舉行盛典的時候，我卻覺得它完全是嶄新的。
　　我看見了克里姆林宮城牆的垛口和鐘樓，革命烈士墓前庄嚴沉默的青松和鐫在大理石上不朽的名字——列宁。
　　無盡頭的人的洪流，不斷地流著，流著，它的熱潮沖洗著朴素庄嚴的墓壁。我覺著人類的整個信心、希望和熱愛都像無盡的海浪一般，向這里、向指示未來道路的燈塔，涌來了。
　　有人在我們的隊伍里大聲地喊道：
　　“斯大林同志万歲！”
　　斯大林同志微笑了，并向我們招手。雷聲一樣的“烏拉”聲震撼著紅場。舒拉已經不是走著，而是差不多在我身旁跳舞著。卓婭也緊握著父親的手向前跑著，跳著，并且高高地揮著那只空閒著的手，好像她以為真的由檢閱台上能看見她似的。
　　我們走向了沿河街。太陽忽然由云中現出來了，水中映出了克里姆林宮里的鐘樓和古代教堂的金頂。水面蕩漾著金光。我們在橋邊看見了賣气球的人。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買了３個紅的和２個綠的，它們构成了鮮艷美觀的一組。他給了卓婭一個球，又給了舒拉一個球。
　　“我們怎樣處理其余的球啊？”他問。
　　“放了！”卓婭喊道。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就一邊走著一邊一個接著一個地放气球。它們全不慌不忙地飛到天空去了。
　　“我們站一會儿，站一會儿！”卓婭和舒拉同聲地喊道。
　　另外的人，成年人和孩子們也停住了腳步。我們站了很長時間，仰著臉看著我們的鮮艷的喜气洋洋的气球怎樣向明朗的天空飛騰著，看著它們漸漸地小，小，最后它們消失了。
夜晚

　　數年前我讀過一封信，寫那信的人，曾在自己儿女身上耗費了很多精神，去關怀他們和照顧他們，可是在他們長大成人之后。他忽然覺悟到自己沒能好好教育他們。他回憶著往事，問自己說：“我的錯誤在什么地方呢？”他想起了他的錯誤：他未曾注意孩子中間發生的糾紛；他替孩子們做了那些他們自己能胜任的事：給孩子們東西的時候他說：“這是給你的，這是給你的。”
　　可是，若說“這是給你們倆的”，豈不更好；有時候馬馬虎虎地寬恕了他們的虛偽詭詐，也有時為一點點小過錯而吹毛求疵地懲罰他們。這個人在信里寫著說：
　　“顯見是在孩子們的自私心和躲避困難工作的企圖剛剛萌芽的時候，我沒注意，因此就這樣由細微小事，由瑣碎事件构成了重大的罪惡。孩子們完全不是按著我所希望的那樣長大的：他們粗野，自私，懶惰，不互相友愛。”
　　最后他問自己：“怎辦哪？把將來的事交給社會，交給團体嗎？可是這樣就成了社會應該耗費分外的力量來矯正我的錯誤，這是一。再者孩子本身也要在生活中遭到困難。第三是，我自己在哪里了呢？我做了些什么呀？”
　　這封信曾刊登在我們的一個大報上，似乎是《真理報》上。
　　我還記得悠，我曾很長時間地坐著反复讀這些傷心的字句，并且思考著和回憶著……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家。我從來沒听見過他對孩子們長篇大論地說教，或用很長的話譴責他們。
　　他是用自己的作風，用自己對待工作的態度，用自己的整個風度教育他們。于是我明白了：這就是最好的教育。
　　我常听見人們這樣說：
　　“我沒有時間教育孩子們，我整天在工作上。”我也曾想：莫非需要特別地撥出一部分時間在家里教育孩子嗎？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教我明白了：教育是在每一件瑣碎事上，在你的每一舉動上，每一眼色上，每一句話上，這一切都可以教育你的孩子。連你怎樣工作，怎樣休息，你怎樣和朋友談話，怎樣和不睦的人談話，你在健康的時候是怎樣的，在病中是怎樣的，在悲傷的時候是怎樣的，在歡欣的時候是怎樣的——這一切，你的孩子是都會注意到的，他們是要在這一切事情上模仿你的。如果你忘掉了孩子，忘掉了他時刻在你的舉動上尋找主意和榜樣的敏銳的細心觀察的眼睛，如果孩子雖然挨著你，吃得飽，穿得暖，但是卻孤單地生活著，那就什么也不能幫助正确地教育他：貴重的玩具，在一起娛樂的散步，嚴肅的和合理的訓誨全都沒有用。
　　你應該經常地和你的孩子在一起，他應該在一切事情上都感覺有你在他旁邊，在這一點上永遠不怀疑。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的工作很忙，能和孩子們在一起過的時間很少。我一方面在小學任教員，同時自己又在師范大學學習。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在齊米列捷夫研究院工作，又在速記講習班學習，并且努力地准備入函授工科大學。這是他的宿愿。我們時常那么晚才回家，到家孩子們已經睡了。可是，正因為這樣，我們在一起過的假日和夜晚，就顯得更愉快了。
　　我們剛一開開房門，孩子們就急忙扑向我們來，并且爭先恐后一人一句地替換著傾訴在一天里累積了的事。雖然不是很有系統的，但是聲音卻很高，很有情感。
　　一個說：“阿庫里娜·彼得羅夫娜的小狗儿跑到貯藏室去了，把肉湯碰洒了！”
　　那個就說：“我已經學會一首詩了！”這個又說：“小卓婭子盡找毛病！”那個就說：“是啊，他為什么不做那個算術題呀？”
　　“你們看，我們雕刻了什么。好看不好看？”舒拉又說：“我教給小狗對人伸爪子啦，它差不多學會了……”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很快地就把一切事弄清楚了。他問明白了為什么沒做算術題，也听了他們學會的詩，也問了關于小狗的事，并且，好像是順便地指出了：
　　“你說話的態度不禮貌，舒拉。‘小卓婭子盡找毛病’，這是什么話呀？我听不慣這樣說話。”
　　以后我們全在一起吃晚飯，飯后孩子們幫助我們收拾桌上的家什，最后就到了久待的那一刻了……似乎沒有什么可等待的呀？一切事都是很平常的，天天是如此的。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譯他的速記筆記，我准備明天的功課，在卓婭和舒拉面前放著畫圖畫的本子。
　　我們都圍著桌子坐著，電燈只照在桌子上；房間全部是半明半暗的。舒拉坐著的椅子嘎吱嘎吱地響著，圖畫本子的篇頁也發著沙拉沙拉的聲音。
　　卓婭畫一所房子，房子的頂蓋很高，是綠色的。由煙囪里冒著煙。靠近房子是一棵苹果樹，樹上圓圓的苹果，每個都是五分銅錢那么大。
　　有時候這里還有鳥儿，花，在天空挨近太陽還有一顆五角星……舒拉在圖畫本子上畫著往不同方向奔馳著的馬、狗、汽車和飛机。鉛筆在舒拉手里向來不顫動，他畫出的線條是均勻的，有力量的，我很早就看出了舒拉將來能畫得很好。
　　我們就這樣坐著，各人做各人的事。直等到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說：
　　“好吧，現在我們休息休息吧！”
　　這就是說我們馬上就要共同做什么游戲了。我們最常玩的是扑克牌頂牛儿：卓婭和父親對我和舒拉。舒拉熱心地注意著每一張擺下來的牌，急躁，爭吵，在輸了的時候，臉紅，气憤，甚至要哭。卓婭也著急，但是不做聲：只是咬著嘴唇或者把空閒著的那只手緊緊地握成拳頭。
　　有時候我們玩“升高降下”。在這里胜負并不決定于技巧，而決定于擲下的骰子。
　　倘若你運气好，你就坐著飛机往上飛，直到目的地——彩色的塔頂；倘若你的運气不好，就往下降，這樣就輸了。玩法并不巧妙，但是吸引人。孩子們如果能幸運地往上飛，一次就越過涂著彩色的木板上的十個格子，他們就會多么高興地拍著小手樂呀！
　　卓婭和舒拉很喜歡我自己發明的一种游戲，我們隨便給它命名為“怪東西”：
　　他們之中一人在白紙上隨便畫一條鋸齒形的線，或是一條曲線，或是一個別的奇形怪狀的東西，總而言之是“怪東西”，我就應該在這無意義的怪東西上找出未來的畫的种子。
　　舒拉在紙上畫了一個像長形雞蛋的東西。我看了看，考慮了半分鐘，就添上了鰭、尾巴、鱗、眼睛，于是在我們的眼前就是一條……“魚！魚！”孩子們高興地喊道。
　　卓婭在紙上點了一個最普通的墨水點，我就由它做成一朵很美的花：帶茸的紫色菊花。
　　孩子們又長大了一些，我們就調換了地位：我畫“怪東西”，由他們想出可以由這東西畫成什么。舒拉的想象能力是不可限量的，很小的怪形東西，在他手里會變成一座仙境般的樓台，几個斑點會變成人面，曲線會變成一棵多枝的大樹。
　　這是很有趣味的，并且我想也是有益處的游戲：它可以發展觀察力和想象力。
　　可是我們最喜歡的是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彈六弦琴。
　　我并不知道他的技術好坏，可是我們很喜歡听他彈奏，在他一個接著一個地彈奏俄羅斯歌曲的時候，我們就完全忘掉時間是怎樣地過去了。
　　這樣的良宵雖然少有，但是它們為我們照耀了一切其余的日子，我們每次回憶起它們來都感覺愉快。在這樣的時刻里，給与孩子們的指責和申斥，全在他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而夸獎和喜愛的話，則使他們特別愉快。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說：“舒拉，你怎么自己坐了舒服的椅子，給媽媽一把破背的椅子呀？”從此以后我就再也沒有看見過舒拉為自己挑選較好的、較舒服的東西，給別人留下較坏的東西。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郁郁不樂地回家來了，孩子們給他問好，他也沒像平常那樣高興回答。
　　“你為什么今天把阿紐塔·斯捷帕諾娃打了？”他問舒拉。
　　“那丫頭……愛哭……”舒拉愁眉不展眼也不抬地回答說。
　　“不許再有這樣的事被我听見。”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一字一字地很嚴厲地說道。然后沉默了一會儿，又比較緩和地補充說：“大小子啦，快８歲啦，可是還惹女孩子！你不害臊嗎？”
　　可是在父親夸獎舒拉畫得好，夸獎卓婭的本子整齊，房間打掃得干淨的時候，孩子們的臉是多么的喜悅呀！
　　如果我們回來晚了，孩子們不等我們回來就躺下睡覺，他們把本子打開放在桌上，以便我們回來看他們怎樣做了功課。
　　雖然我們給予孩子們的時間很少，可是我們一向了解他們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什么東西使他們著急或高興，也知道我們不在家的時候在他們那里發生了什么事情。而最主要的是無論我們在一起干什么，游戲也好，學習也好，料理家務也好，都能使我們和孩子們更接近，使我們的感情更深切，更真摯。
在往學校去的路上

　　我們住在老公路街，由家到學校至少３公里遠。
　　我每天起床較早，做完早飯，照顧孩子們吃了飯，然后我們就由家里走出來，那時天還不亮。我們的路線是必須通過齊米列捷夫公園的。
　　高大的樹木紋絲不動地矗立著，好像是在漸漸發亮的藍色背景上用墨筆畫的一樣。雪在腳下嘎吱吱地響著，呼出的暖气漸漸在衣領上結成了霜。
　　我們３人在一道走，因為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由家里出來較晚。最初是默默無語地走著，后來殘余的睡意漸漸隨著黑暗一起消逝了，于是就開始了某种突如其來的有趣的談話。
　　有一次卓婭問我：“媽媽，為什么樹愈老愈好看，而人老了就完全不好看了呢？
　　為什么呀？”
　　我沒來得及回答。
　　舒拉卻激烈地反對說：
　　“不對！姥姥老了哇，莫非她不好看嗎？她好看呀！”
　　我回憶起我的母親來，不，現在誰也不能說她是好看的：
　　她的眼睛是那樣的疲倦了的，兩頰陷下去了，有很多的皺紋……舒拉好像瞧出了我的心意，他确信地說：
　　“我愛誰，我就覺得誰好看。”“對。”卓婭考慮了一會儿，也同意了。
　　……有一次，我們３人沿著公路走著，一輛載重汽車赶上了我們，它忽然停住了。
　　“往學校去嗎？”司机探出頭來簡單地問道。
　　“往學校去。”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來，讓小孩儿們上來。”
　　我還沒有來得及理解是怎么一回事，卓婭舒拉就已經在車上了，在他們的歡呼聲中汽車往前駛去了。
　　從那一天開始直到春季，這輛載重汽車每天都在同一時刻在路上赶上我們，并且把孩子們接上車去，差不多把他們一直送到學校。孩子們在拐彎處下車，車就繼續前進了。
　　我們向來沒等待過“我們的汽車”，我們喜歡忽然听見那個熟識的粗鈍的喇叭在我們背后響，和像喇叭同樣粗的聲音說：“來吧，上車吧！
　　”固然，好心的司机僅僅是和我們路遇，可是孩子們差不多相信他是特意來接他們的。這樣想很愉快呀！
遷居

　　在孩子們來到莫斯科兩年之后，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領到一間較寬敞舒适的房間，地址是亞歷山大路七號。
　　現在認不出亞歷山大路了：兩旁建起了新的高大的樓房，便道和馬路全是用柏油舖得很光很平的。過去在這里只能找到十几所純粹鄉村式的房子，房子后邊是田壟，菜園子，再遠是一大片荒地。
　　我們的小樓四面無靠，孤零零地立著，在工作完了回家的時候，我一下電車就遠遠地看見它了。我們住在第二層樓上。新房間比我們的舊住所好得多了：它比從前的屋子溫暖，光亮，也更寬敞。
　　新居使孩子們很高興。
　　他們喜歡一切新的東西，遷移使他們特別愉快。他們耗費了很多時間收拾自己的東西。卓婭仔細地收拾起書、本子和由畫刊上剪下的畫。舒拉也用心地收拾和包裹了他的東西：玻璃片、石子、鉤子、鐵片、彎釘子和很多我猜不透是做什么用的東西。
　　在新房間里我們撥給了孩子們一個屋角，在那里放了一張小桌子，在牆上挂起一塊格板，預備給他們放書和本子。
　　舒拉一看見桌子，馬上就喊道：
　　“左面是我的！”
　　“右面是我的。”卓婭樂意地同意了，因此，像過去很多次一樣，爭端自然就消失了。
　　我們的生活和從前一樣：我們一天一天地工作著，學習著。在星期日我們就去“發現”莫斯科的新的角落：我們或到獵禽場，或到莫斯科河對岸，或乘二路電車沿花園路繞一圈，或到無愁園散步。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很熟悉新莫斯科和老莫斯科，并且能給我們講很多關于莫斯科的故事。
　　有一次我們通過庫茲聶次橋，舒拉就問：“橋在哪里哪？”
　　隨著我們就听到了解答這個問題的很有趣的故事，說在許多年以前，這里确實有座橋，說聶格林卡河怎樣到地下去了。
　　我們就這樣知道莫斯科的許多“牆”，“門”，食堂胡同，台布胡同，榴彈胡同，甲胄街，狗場等等的來歷了。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解釋了為什么普列斯尼亞（莫斯科市地名）叫紅色的，為什么有巷壘街和起義廣場……他一頁接著一頁地給孩子們講解我們美妙的首都的歷史，孩子學習了如何理解和愛它的過去和現在。
悲痛

　　有一次，在２月底，我們買了馬戲園的入場票。我們并不常帶孩子們到電影院或馬戲園去，所以每去一次在孩子們看來真像過節一樣。
　　孩子們急不可待地盼著星期日，但是怎樣也無法讓它快些到來：他們幻想著看見會算到１０個數的狗，看見披著燦爛的銀甲的細腿揚頭的快馬怎樣繞圈子跑，看見馴服了的海豹怎樣由這一木桶上跳到另一木桶上，用鼻子承接馴獸員投給它的皮球……整整一星期的談話都是關于馬戲園的。但在星期六由學校回到家里的時候，我看見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已經在家中，并且躺在床上。我很惊訝。
　　“你為什么這么早？為什么躺著？”我惊恐地問他。
　　“你不要擔憂，一會儿就好。也不過就是覺得不舒服……”
　　我不能說這已經使我放心了：我看見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的臉色十分蒼白，并且馬上就憔悴了，好像他已經害了很長時間的重病。卓婭和舒拉坐在床邊，惊恐地看著父親。
　　“你們只好自己到馬戲園子去啦！”他勉強微笑地說。
　　“沒有你，我們不去！
　　”卓婭堅決地回答說。
　　“我們不去！”舒拉響應了。
　　在第二天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的病狀更嚴重了。肋下劇烈疼痛和發高燒。他一向是善于抑制自己的，他并沒訴說痛苦，也沒呻吟，只是緊緊地咬著嘴唇。需要請大夫去，可是只留丈夫一人在家我不放心。我去叩打鄰家的門，沒人答應，一定是到外邊蹓躂去了：那天是星期日呀。我回來了，手足無措，不知道怎樣辦才好。
　　卓婭忽然說：“我請大夫去。”我還沒有來得及表示反對，她就已經穿上大衣，戴上帽子。
　　“不行……太遠……”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勉強地說出這几個字來。
　　“不，我去，我去……我知道他住在哪里！讓我去吧！”卓婭沒等回答就差不多已經跑下樓梯去了。
　　“讓她去吧！她是伶俐的孩子，能……找到……”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小聲地說完就轉向牆壁去了，為的是不讓人看見他的由于痛楚而變成灰色的臉。
　　一小時以后卓婭同著大夫回來了。他診視了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之后，簡短地說道：“腸扭轉，馬上到醫院去，需要動手術。”他留下了陪伴病人，我跑去找汽車，半小時之后，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已經被運走了。在由樓梯往下抬他的時候，他開始了呻吟，可是當他看見了孩子們睜大了的惊恐的眼睛，就馬上沉默了。
　　……手術經過順利，可是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并沒覺得輕快。每次我走到病房里的時候，最使我害怕的是他的冷淡的面孔：我見慣了丈夫的喜歡与人談笑的輕松愉快的個性，可是現在他默默無語地躺著，僅僅有時候抬起他的枯瘦無力的手，默默地放在我的手上，輕輕地握握我的手指頭。
　　３月５日我照例地看望他去了。
　　在前廳里，一個相識的衛生員异乎尋常地看了我一眼之后說：“您等一會儿，護士馬上出來。也可能是大夫。”
　　“我是來看病人阿那托利的，”我以為他沒有認出我來，就提醒他說，“曾許可我隨時來看的。”
　　“一會儿，一會儿護士就來，您等一會儿。”他重复說。
　　一分鐘后護士匆忙地走出來了。
　　“您請坐一會儿吧。”
　　她躲避著我的視線說。
　　我馬上就明白了。
　　“他，……死啦？”我說出了這樣不可能的、令人難信的話。
　　護士默默地點了點頭。
　　aaa……一個親人，即使他罹病很久并且預先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如果失去了，也是痛苦、難過的。至于像這樣突如其來的、無情的死，我覺得是再沒有比這更可怕的事了……從幼年就向來沒害過病的人，一星期以前還饒有精力，活潑、高興，現在他竟不像他自己了，成了叫不應的，冷淡的，躺在棺材里的人了。
　　孩子們一步也不离開我：卓婭握著一只手，舒拉握著另一只手。
　　“媽媽，你別哭！媽媽，你別哭！”卓婭用發紅了的無淚的眼睛看著父親的僵硬了的臉，重复著說。
　　……在一個寒冷暗淡的日子里，我們３人一起站在齊米列捷夫公園里等待著我的哥哥和姐姐：他們要來參加殯葬。我們站在一棵像冬季那樣枯干的大樹下，寒風陣陣地吹著我們，我們感覺我們是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人了。
　　我不記得我的親戚怎樣來到的，也不記得我們怎樣度過了這冰冷的、慘痛的、難熬過的一天。只是模糊地記著怎樣走到墓地，卓婭忽然絕望地大聲哭號，后來就是土打在棺材蓋上的聲音……
沒有父親

　　由那時候開始，我的生活就驟然變樣了。過去我是感覺到也深知道有一個親近的可愛的人在我身邊，我隨時可以依靠他的可靠的臂膀。我習慣了這樣安心的依賴，而且這种信心也使我覺得溫暖，我甚至不能想象還會有另外的樣子。可是突然地剩下我一個人了，關心兩個孩子的命運和照顧他們的生活的責任，整個地落在我的肩上了。
　　舒拉究竟還年幼，發生了的可怕事件他還不能十分了解。
　　他以為父親只是像過去的离別那樣到遠方去了，將來還能回來……可是卓婭卻像成人一樣地体會了我們的悲哀。
　　她差不多永遠不提起父親。她看見我沉思，她就走近我，看看我的眼睛，小聲地說：“我給你讀一段書好不好呀？”
　　或者她請求：“給我講一點儿什么吧！講講你小時候什么樣儿……”
　　或者挨近我坐下，一句話也不說，緊緊地貼著我的兩膝。
　　她曾盡可能地使我忘掉悲哀的感受。
　　但是有時候我在夜間卻听見她哭泣。我走到她身邊，摸摸她的頭發，小聲地問她：
　　“你是想父親了嗎？”
　　她一向回答：
　　“不是，可能是我做夢啦。”
　　……我們在過去就對卓婭說過：“你是大孩子，看著舒拉，幫助媽媽。”現在這些話充滿了新的意義：卓婭确實成了我的助手和朋友。
　　我開始在另一學校里兼課，所以在家里的時間比過去更少了。在前一天晚間我就把第二天的中飯做好。卓婭在吃的時候把它熱一下，照顧舒拉吃飯。另外她還打掃房間，以后，她稍稍長大一些就自己生火爐了。
　　“噯喲，卓婭能把咱們的房子點著啦！”有時候鄰人這樣說，“她還是小孩儿呀！”
　　可是我知道：卓婭比某些成人還可靠。什么事她都是及時地做，向來不遺忘什么。雖然是最枯燥無味的和不重要的工作，她也不敷衍了事地做。我知道：卓婭不會把沒熄滅的火柴扔到地下，她會在适當時間蓋好爐蓋，如果火炭由爐子里蹦出來，她馬上就會注意到它。
　　有一次我回到家來天很晚了，頭疼，并且疲倦得沒有力量做飯了。我就想：明天我再做飯吧。早些起床就是了……我的頭剛落在枕頭上，就睡著了……第二天早晨醒來不僅不比平日早，而且更晚：為了不遲到，過半小時得由家里動身。
　　我十分懊喪地說：“這可糟啦！我怎么睡過了呀！今天你們只好吃干的吧。”
　　晚上回到家來，剛邁門坎我就問他們：
　　“怎樣，你們都餓坏了吧？”
　　“我們真正不餓，我們真正是吃飽了！”舒拉胜利地在我眼前跳躍著，喊著說。
　　“快坐下吃飯吧，媽媽，今天我們吃煎魚！”卓婭庄重地宣布說。
　　“魚？什么魚呀？”
　　在炒勺里确實有一條熱气騰騰的煎得很香的魚。由哪儿來的呀？
　　我的惊訝使孩子們很得意。
　　舒拉繼續跳躍著，喊叫著，卓婭也很滿意，終于她對我說明了：
　　“你知道哇，我們在經過水池子上學去的時候，我們往鑿開的冰窟窿里看了看，看見里邊有魚。舒拉打算用手捉，可是魚很滑。我們在學校里跟女工友要了一個空罐頭盒子，把它放在盛膠皮套鞋的口袋里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們在水池子那里停了一點鐘，捉了些魚……”
　　“我們本來能多捉些來，有一個叔叔把我們由那里轟走了，他說：‘你們會淹死，或者把手凍掉。’可是我們沒有凍掉哇！”舒拉插嘴說。
　　“我們捉了很多，”卓婭繼續說，“回到家里我們把魚煎了，自己吃了，也給你留下了。很好吃，是不是呀？”
　　在那一天晚上我和卓婭共同做的飯：她很仔細地削了馬鈴薯片，淘淨了米，并且注意地看著我每樣東西往鍋里放多少。
　　……以后，在回憶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死后最初几個月的時候，我不只一次地認定了，就是在那時候，在卓婭的個性里确定了早熟的嚴肅性，她的這一特點連不太熟識的人都注意到了。
新學校

　　我的丈夫死后不久，我就把孩子們轉到第二○一小學去了：以前的那個學校离家太遠，我有些不放心讓孩子們自己到學校去。我本身已經不在那里工作，我改在成人補習學校教課了。
　　孩子們由第一天起就無條件地愛上了這個新學校，他們簡直找不出可以表達他們怎樣歡喜的話。也難怪他們！他們過去的校舍是一所不大的木房，很像楊樹林的小學。而這個學校卻很高大和敞亮，并且挨著它還正在建筑著新的壯麗的門窗高大的三層樓房。
　　在下學年里他們就要遷到那里去。
　　細心的卓婭，很快就看出了第二○一小學校長尼柯萊·基里柯夫的才能。
　　卓婭醉心地說：“媽媽，你看看我們的禮堂將來多么好哇！
　　圖書館更好！多少書哇！我從來沒見過那么多書：靠著四面的牆全是書架，由地板到頂棚，一點儿空地方也沒有……擺得滿滿的。”她稍微一思索就補充了這一句。（我仿佛又听見了外祖母說話——這是她常說的話）“尼柯萊·基里柯夫校長領我們到建筑樓房的地方去，全給我們看了。他還說：我們學校將來還要開辟一個很大的花園，我們自己栽种。將來你看得見，媽媽，我們的學校是什么樣的：在全莫斯科你找不到比它更好的！”
　　新學校里的一切事情也使舒拉非常高興，可是最合他意的是体育課。他能夠不斷頭地述說他怎樣爬上雙環秋千，怎樣跳過木馬，怎樣學會了往籃里投球。
　　新的女教員麗基亞·尼柯萊夫娜·尤列娃使他們一見傾心了。這是我由他們每天怎樣高興地往學校去，怎樣興奮、滿意地回家來，怎樣盡可能一字不差地對我述說女教員對他們說的話，看出來的。女教員所說的，即使是一句瑣碎的話，他們也認為是有重大意義的。
　　有一次我翻閱著卓婭的本子對她說：“我認為你留的空白太多了。”
　　卓婭急忙熱烈地反駁說：“不，不！麗基亞·尼柯萊夫娜叫留這么大，小了不行！”
　　在一切問題上都是這樣：既然麗基亞·尼柯萊夫娜這樣說了，那么，就只有這樣做才對。我也明白：這樣很好，這表明孩子們是敬愛老師，正因為這個，他們才努力學習，并高興地執行她的任何要求和命令。
　　卓婭和舒拉一向很關心在他們班里發生的一切事情。
　　一次，舒拉熱情地述說道：“今天伯里卡遲到了，他說：
　　‘我媽媽病了，我到藥房去了！’既然媽媽有病，有什么辦法呀。麗基亞·尼柯萊夫娜就對他說：‘到自己的位上坐下吧。’可是，在下課的時候，伯里卡的媽媽正好自己來了，她打算帶他由學校直接往什么地方去。我們看她很健康，完全沒有病呀。麗基亞·尼柯菜夫娜臉紅了，生气了，她對伯里卡說：
　　‘我最不喜歡人說謊話。我的規矩是這樣的：如果自己坦白了，沒瞎說，’”這時舒拉覺得他把老師的話述說得不大正确了，就改嘴說：“呃……‘沒撒謊，那就減去了一半過失’。”他接著又說，“我問：‘為什么如果坦白了就減去了一半過失呀！’麗基亞·尼柯萊夫娜回答說：‘如果他自己說了，那就是他知道了自己的過失，那就不需要重罰他了。如果他支吾，說假話，那就是什么也沒覺悟，將來仍然這樣做，那就應該罰他……。’”
　　如果他們的班在測驗時總成績不好，卓婭回家來就面帶愁容，因此晚間我就時常擔心地問她：
　　“你得的是‘不及格’嗎？”
　　“不是，”她愁悶地回答說，“我得的是‘好’，我全做對了，可是瑪娘全做錯了，尼娜也是這樣。麗基亞·尼柯萊夫娜說：‘我很抱歉，我只能給你們打上不及格’……”
　　有一次我回家比平日早些。孩子們不在家里。我很著急地到他們的學校去了，找到了麗基亞·尼柯萊夫娜，我問她知道不知道卓婭在什么地方。
　　她回答說：“我想，已經全放學了，可是咱們來看看教室里吧。”
　　我們來到教室門前，就隔著玻璃往里探望。
　　卓婭和另外的３個女孩子站在黑板前：兩個比卓婭高些，全梳著一樣的小辮子，第三個很小，是胖子，卷發。她們全很嚴肅，卷發的女孩子還半張著嘴。
　　卓婭小聲地庄重地對她說：“你做的是什么呀？如果把鉛筆和鉛筆加起來，那么得出來的仍是鉛筆。可是你把公尺和公斤加起來了，你能得出什么來呀？”
　　在這時候，在教室的左邊后面，一個白色的什么東西一晃。我斜看那里一下：
　　舒拉坐在最后的凳子上逍遙自在地在放紙鴿子。
　　我們离開了教室的門。
　　我請求麗基亞·尼柯萊夫娜過一會儿打發卓婭回家，并且以后禁止她在下課后久留在學校里。
　　晚間我自己也囑咐了卓婭下課后馬上回家。
　　我對她說：“你看，我今天特意地早些結束了工作，打算和你們多聚一會儿，可是你們不在家。以后請你不要無益地在學校里耽誤著。”
　　卓婭听了我的話一言未發，可是過后，吃完了晚飯，她忽然說：
　　“媽媽，難道幫助女孩子們是無益的事嗎？”
　　“怎么是無益的事呀？
　　幫助同學是很好的事呀。”
　　“那么為什么你說：‘不要無益地耽誤著？’”
　　我咬著嘴唇，可能是第一百次地考慮著：在和孩子們談話的時候應該怎樣慎重地選擇詞句呀！
　　“我只是想和你們聚會聚會，我能早做完工作的時候不是很少么？”
　　“可是你自己說過呀！
　　做事第一。”
　　“對呀！可是讓舒拉吃飽了也是你的事呀，他是在學校里挨著餓等待著你呀。”
　　“不，我沒挨餓，”舒拉支持她說，“卓婭帶去了很好的早飯。”
　　第二天早晨臨往學校去的時候卓婭問我：
　　“今天我再和女孩子們一起學習一會儿行嗎？”
　　“就是別耽誤太長時間，卓婭。”
　　“只是半點鐘！”她回答說。
　　我就知道了：這确實是半點鐘，一分鐘也不會多。
希腊神話

　　我很想保持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在我們生活里培養成的一切習慣。在放假日子，我們也跟他在世時候一樣，游逛莫斯科。但是這樣的游逛對于我們是慘痛的：我們始終回憶著父親。晚間我們的游戲也玩不好，因為缺少父親，缺少他的幽默，他的歡笑。
　　一天晚間我們沒事，就在回家的路上，在珠寶商店的門前站一會。光輝燦爛的櫥窗令人眼花目眩：各种寶石，紅色的、綠色的、紫色的光芒閃爍著，迸射著。這里有項珠、胸針，還有些別的輝煌的裝飾品。挨近玻璃在一個大絨枕上一列一列地放著指環，在每一指環上都有一塊寶石在放著光，由每一塊寶石上像由磨刀輪上或電車弓子上一樣，放射著五光十色的，刺眼的火星。
　　這稀奇的寶石上的光彩使得孩子們留戀不舍。卓婭忽然說：
　　“爸爸允許了給我講為什么在指環上永遠鑲著寶石，可是沒給我講……”她忽然不說了，并且緊緊地握了我的手，似乎是請求我原諒她提起了父親。
　　“媽媽，你知道為什么在指環上鑲寶石嗎？”舒拉插嘴問。
　　“我知道。”
　　我們向前走了，在路上我給孩子講了普羅米修士的故事。孩子們一邊走著，一邊由兩面看著我的臉，听著每一句話，并且几乎撞著了路上的行人。傳說中為了人類的利益而作出空前的壯舉、并接受了最殘酷的刑罰的勇士的神話，馬上引起了孩子們的興趣。
　　我給他們講：“有一次赫爾庫列斯救普羅米修士來了。
　　赫爾庫列斯是一個力气很大而且仁慈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他誰也不怕，連宙斯他也不怕。他用自己的寶劍砍斷了把普羅米修士鎖在斷崖上的鎖鏈，解放了普羅米修士。但是宙斯的旨意仍然有效。這旨意里說普羅米修士永遠不能擺脫他的鎖鏈：從此鎖鏈中的一環帶著一塊石頭就這樣留在他的手上了。由那時候開始，為了紀念普羅米修士，人們就在指頭上帶鑲有寶石的指環。”
　　几天以后，我由圖書館里給孩子們借來了希腊神話，開始給他們朗讀。真奇怪，他們雖然對普羅米修士那樣有興趣，可是最初并不很高興听我的朗讀。顯見是那些名字很不容易記清的半神半人，由孩子們看來是冷淡的，陌生的，有隔閡的。總是老朋友好：嘴饞的熊，伯特里開耶夫娜狐狸，妄想吃魚、把半條尾巴凍結在冰窟窿里的傻狼和其他俄羅斯民間童話中的老朋友多么好！可是希腊神話的主人公們也漸漸地開辟了通達孩子們的心的道路：舒拉和卓婭也開始了像談論活人一樣，談論比爾賽，格拉克爾，伊喀爾。
　　我記得有一次卓婭表示了怜惜尼敖比亞，舒拉則激昂地表示了反對的意見：
　　“為什么她夸張啊？”
　　我知道：還有很多書中的主人公對于我的孩子們將成為可貴的和親近的。可能因為這個我才很牢實地記憶著另外一段短的對話。
　　有一次卓婭在遇到我重讀《牛虻》的時候沉思而惊訝地說：“這么大的人，還哭……”
　　“我看你將來怎樣讀這本小說。”我回答說。
　　“我什么時候能讀它啊？”
　　“等你到１４歲的時候。”
　　“喔，這還早著哪。”
　　卓婭說。
　　這樣的期限顯然是很遠的，在她看來差不多就是遙遙無期。
我們愛好的書

　　現在，如果我晚間得暇，我們不作“頂牛儿”游戲了；我們朗讀，更正确地說，我讀，孩子們听。
　　我們最常讀的是普希金的作品。這完全是一個特殊的、可愛的、美麗的和愉快的世界。普希金的句子是很容易記牢的，舒拉能不倦地背誦關于松鼠的詩，那個松鼠一向……唱著歌子，總是咬著榛子，榛子并不是平常的，殼儿全是金的，瓤儿是純粹綠寶石……孩子們雖然記著了很多，可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
　　“媽媽，請你給我們讀關于金魚……關于沙皇薩爾唐的故事……”
　　有一次我給孩子讀《喬瑪的童年》。我們讀到喬瑪的父親因為他折毀了花枝責打了他一頓那個地方，孩子們很希望知道以后的情形，但是天已經很晚，我就打發他們睡覺去了。后來在那個星期里和在下星期日我都沒能夠給他們讀完喬瑪的故事：積累了很多工作——未經看過的本子，需要縫補的襪子。最后，卓婭忍耐不住了，她拿起書來自己把它讀完了。
　　由這一回就開始了：無論什么，報紙也好，童話也好，課本也好，只要到她手里，她就手不釋卷地讀下去，她好似在考驗自己有無像成人那樣讀書的能力：不是讀指定的課本里的某一頁，而是全卷。
　　不過，我若說：“你還不到讀這個的時候哪，長大些再讀吧。
　　”她并不執拗，并且馬上就把書放在一旁。
　　我們最歡迎的是蓋達爾。我一向欽佩他在儿童書籍里善于談論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事的才能。他和孩子們談話的態度是嚴肅的，像和平輩人談話一樣，并不因年齡而打折扣。他知道孩子們用最大的尺度衡量一切：勇敢，他們喜歡不顧一切的；友愛，他們喜歡忘我的；忠實，他們喜歡無條件的。崇高思想的火勢照耀著他的著作。他和馬雅柯夫斯基一樣，用每一行字激發讀者，呼喚他們參加建設在我們國家里正在建設著的、偉大的、全民族的幸福；而不是建設狹小的、一室之內的、個人的幸福，呼喚和教導讀者為全民族的幸福而斗爭，用自己的手建設這個幸福。
　　在讀完每一本蓋達爾的書之后，我們談過多少話呀！我們談過我們的革命是多么正義的呀；也談過沙皇時代的中學和我們的學校的差別多么大；也談過什么是勇敢和什么是紀律。在蓋達爾的書里這些話充滿了親近的和容易体會的意義。
　　我記得，波里斯·果里闊夫在進行偵察時候，忘掉了謹慎，擅自野浴，因而無意地害了自己年長的朋友——秋布克，這一事特別地激動了卓婭和舒拉。
　　“你就想想啊，他想要洗澡，可是秋布克就被捉著了！”
　　舒拉憤慨地說。
　　“秋布克還以為是波里斯把他出賣了哪！你想以后波里斯有多么難受哇！我不知道在知道了朋友是因為自己而被槍斃了的時候還怎能活下去！”
　　我們曾一次又一次地讀過《遠方》、《革命軍事委員會》、《軍事秘密》。只要蓋達爾的新書一出版，我就馬上設法買一本拿回家來。我們一向感覺到他是正在和我們談論關于今天，就是在現在這一分鐘里，正激動我們的東西。
　　有一次卓婭問我：“媽媽，蓋達爾住在什么地方？”
　　“好像在莫斯科。”
　　“看看他才好哪！”
新大衣

　　舒拉最喜歡的消遣是和男孩子們玩“哥薩克——強盜”。
　　他們冬季在雪里，夏季在土里掘山洞，點營火，并在街上耀武揚威地喊叫著，跑著。
　　有一次，在黃昏時候，屋門前惊人地大響一聲，接著門就敞開了，舒拉出現在門口。可是他那個樣子啊！我和卓婭都吃惊地站起來。站在我們面前的舒拉，從頭到腳全身泥污，蓬頭垢面，跑得遍身是汗。但是這一切在我們看來全不稀奇。
　　可怕的是別的事：他的大衣上的衣袋和扣子全被帶著布揪下來了，在它們原來的地方，是邊緣破爛的窟窿。
　　我周身都涼了，我默默地看著他。大衣完全是新的，剛剛買的。
　　我還未說一句話，就由舒拉身上剝下大衣，開始打掃它。
　　舒拉羞愧地站著，但是同時在他臉上現出了某种執拗的表情，好像他用全部神气在說：“這樣就這樣！”他有時候這樣執拗，在這時候就很難說服他。我不喜歡大聲嚷，但是又不能心平气和地對他說話，所以我就不看舒拉，而開始默默地整理大衣。屋中完全沉寂，經過了也不過１５到２０分鐘，可是我覺得好像几小時那么長。
　　“媽媽，原諒我，我再不這樣做了。”舒拉說快板似地在我身后喃喃地說。
　　“媽媽，原諒他吧！”
　　卓婭像回音一樣照樣重复了一句。
　　“好吧，”我不轉身回答說。
　　我一直坐到深夜修補這件倒霉的大衣。
　　……我醒來時候窗外還很黑。舒拉正站在我的床前頭，顯然是在等待著我睜眼。
　　“媽媽……原諒我吧，我永遠也不再這樣了。”他小聲地，吞吞吐吐地說。雖說這依舊是昨天那兩句話，但是說話的樣子完全不同：這次是傷心地、痛悔地說出來的。
　　在房內只剩下我和卓婭的時候，我問她說：“你和舒拉談昨天的事嗎？”
　　“談過了。”她遲緩地并且顯然難為情地回答說。
　　“你對他說了什么呀？”
　　“我說……我說你一個人工作，說你很困難……說你不是簡單地生气了，而是想：如果大衣完全撕破了可怎么辦哪？”
“赤留斯金”

　　我說：“舒拉，爸爸給你講的謝多夫的探險隊，你還記得嗎？”
　　“記得。”
　　“你記得謝多夫在臨出發時候說：‘怎能帶著這樣的裝備去北极呢！應該有８０條狗，我們只有２０條，衣裳已經穿坏了，食糧太少……’你記得嗎？……現在你看，一只破冰船要往北极出發了。船上什么沒有呢，他們什么東西也沒忘記帶：由針到牛，他們都想到了。”
　　“什么？什么牛啊？”
　　“你看這里呀：船上有２６只活牛，４只小豬崽，還有新鮮馬鈴薯和蔬菜。海員們在路上一定不會挨餓了。”
　　“也不會受凍。”卓婭由我的肩后探視著報紙插嘴說。
　　“你看他們的東西有多少啊。有各樣的皮衣裳，有睡覺的皮暖袋，有煤，有汽油，有煤油……”
　　舒拉有些不适時地插嘴說：“還有滑雪板！啊，納爾塔是一种雪橇，對不對？
　　還有各种科學儀器。裝備得真好！喔，多少支槍啊！他們要打白熊和海豹啊。”
　　我沒能想到“赤留斯金”很快就要成為我們談話的主要題目。關于這一遠征，報紙的報道并不很勤，也可能是有些報道我沒看見。只是有一次舒拉飛跑著傳來一個消息，而這個消息乃是完全出我意料的。
　　頭發蓬亂的、急躁的舒拉剛進門坎就喊著說：“媽媽，‘赤留斯金’啊！輪船，你記得吧？你還給我講過的哪。我現在自己听說了……”
　　“怎么啦？發生什么事啦？”
　　“把它擠破了！冰把它撞破了！”
　　“那么人呢？”
　　“全下船了。簡直就下到冰上來了。只有一個人落到水里去……”
　　我勉強地相信了。可是舒拉并沒說錯，這事全國都已經知道了。２月１３日（“看，難怪人們說：第１３是不幸的數字！”
　　舒拉痛心地說。）北极的冰把輪船撞破了：冰的巨大的沖擊力撞破了左舷，兩小時之后“赤留斯金”就沉沒了。
　　在這兩小時的時間里，人們把兩個月用的食糧，帳篷，睡袋，一架飛机和無線電台都搬到冰上去了。他們憑著星辰判明了所在地點，就用電台同秋闊特沿海的北极電台取得了聯絡，并且馬上開始了建設幕棚，廚房，信號塔……很快地電台和報紙又報道了另一消息：党和政府已經組織了“赤留斯金”船員援救委員會。馬上全國都參加了這一援救工作：火急地修理了破冰船，飛艇、飛橇都准備出發。在北方岬，在威廉，在預知灣等處全有飛机准備飛往遇險地點。
　　犬橇由威廉向營地出發了，“克拉辛”號橫渡大洋，環繞世界，駛往出事地點了，“斯摩棱斯克”和“斯大林格勒”號輪船全開到了在冬季向來有沒任何輪船到達過的北緯度，并將飛机運至敖留托爾斯基岬。
　　我想在那些日子里在全國找不到一個人不為赤留斯金船員的命運擔心，不屏息著呼吸注視他們的命運。但是卓婭和舒拉整個地被這事吞沒了。我可以不必收听廣播，也不必讀報，孩子們詳細地知道一切消息，他們連續几小時只是熱心地、擔憂地討論著這一事件：赤留斯金船員現在做什么哪？他們精神好嗎？他們在想什么呀？他們不害怕么？
　　在冰上共有１０４人，其中有兩個儿童。舒拉就是瘋狂地羡慕這兩個儿童。
　　“為什么這樣的幸福臨到他們身上了哇？他們還什么也不懂啊！一個還不滿２歲，另外一個女孩子還完全用尿布裹著哪。讓我去多么好啊！”
　　“舒拉，你好好想想吧！這是什么幸福啊？人們遭了這樣的禍，可是你卻說是‘幸福’！”
　　舒拉只搖搖手，也沒回答。他把報紙上關于赤留斯金船員的每一行字都剪下來。現在他畫的也只是北极：冰和他所想象的赤留斯金船員的野營。
　　我們知道遭遇了可怕的突然災禍的赤留斯金船員并沒惊慌失措。他們是勇敢的、堅毅的、地道的蘇維埃人。誰也沒失望，人人都工作著，繼續進行科學的觀測。他們住在冰上還發行報紙，命名為《我們不屈服》。他們用鐵桶做成了火爐，用罐頭盒做成了炒勺和燈，由殘留下來的碎木板鐫成飯勺，幕棚的窗戶是用玻璃瓶子做的——他們的創造天才、技巧和耐性足夠應付一切。他們為了清除飛机場，用自己的背背出多少冰啊！今天清除干淨了，明天到處又凸起了冰岭，前一天頑強努力的勞動的痕跡一點儿也不存在了。但是赤留斯金船員們深知救援是要來到的：在蘇維埃國家里，党和斯大林同志不能任憑人落在災難里。
　　就在３月初，（在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卓婭喊著說：
　　“正好迎接婦女節！”
　　）列皮杰夫斯基的飛机降落在冰塊上了，并將婦女和儿童載到陸地上來。“列皮杰夫斯基真有本領！”我不斷地听到這樣說。
　　卓婭和舒拉提起莫洛柯夫的名字就表現出崇敬。實在，只要一想到這個卓越的飛行員所做的事，馬上就會令人心惊膽戰呀。為了加速救援赤留斯金號船員們，他在飛机兩翼上挂了投物的降落傘用的籃子，把人就裝在那里邊。他一天往返數次，一人由冰上運回３９個人來！
　　“能看看他本人才好哪！”舒拉說出了他的愿望。
　　政府委員會更由堪察加和海參崴派出了救援赤留斯金號船員的飛机。可是在這時候也得到了消息，說圍繞著野營的冰很多處破裂了，形成了漏洞，出現了新的寬闊的裂縫，冰塊在移動著，飄浮著。
　　在婦女和儿童飛走后的那一夜里，他們居住的板棚破碎了。
　　幸喜列皮杰夫斯基的飛机及時地赶到，把他們先運走了。
　　不久之后又發生了新的災禍：冰濤沖碎了廚房并破坏了停放著斯列波聶夫的飛机的机場。危險逼近了，并且危險性每一天、每一瞬間都在擴大。春日無情。舒拉簡直痛恨那些暖和的日子。“又是這樣的太陽！又由房頂上滴水！”舒拉憤慨地說。
　　可是留在冰塊上的人逐漸減少，最后，在４月１３日，冰塊上一個人也沒有了！
　　“怎樣，第１３的數字是不幸的嗎？是不幸的嗎，啊？”卓婭胜利地向舒拉喊著。
　　“喔，現在我才放下心了！”舒拉說出了衷心的話。
　　我相信：如果這是他們本身被由冰上救出來，他們也不能比這更歡喜。
　　兩個月的焦心期待告終了。要知道，所有安全地住在陸地上的人們，全都曾不斷地為留在冰塊上的人的生命擔憂呀。
　　……我讀過許多關于北极探險的著作。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對于北方很感興趣，他有很多描寫北极的小說和傳記。
　　我由童年時代讀過的書里記得：如果小說里敘述的是迷失在冰上的人們，那么，最常見的是描寫他們怎樣的凶狠，相互猜疑，甚至仇恨。有時甚至像獸類一樣，為著首先救活自己，保護自己的安全，竟至不惜犧牲不久以前的好友的生命。
　　這樣的思想是不可能侵入我的孩子和所有蘇維埃孩子們的腦子里的。唯一可能的，也是他們唯一能想象的，只是：丟在冰上的一百個赤留斯金號船員怎樣度過了漫長的兩個月：
　　他們的勇敢、堅毅，他們彼此間友愛地關怀。也只能這樣，怎能不這樣呢！
　　在６月中旬，莫斯科歡迎了赤留斯金號的船員們。天是陰沉的，可是我卻覺得，不曾有過比這更光明，更燦爛的日子了！孩子們由清晨就把我拖到高爾基大街。好像是所有的莫斯科人都集中在這里了：在便道上連立足的地方也沒有。飛机在空中盤旋著，人們欣賞著貼在建筑物的牆上、窗子上和商店的高大櫥窗里的那些變成熟識了的和親近了的赤留斯金號的英雄船員們和他們的救護者—?飛行員們的畫像，處處是紅色的和藍色的綢子寫著熱烈歡迎的標語，再就是鮮花，鮮花，無盡的鮮花。
　　忽然由白俄羅斯車站方向出現了汽車。在最初的一秒鐘里還無法猜著這是汽車：這是飛駛著的花園，安置在輪子上的鮮艷的大花壇在向前移動著！它們駛向紅場去了。在大堆鮮花、巨大的花束、玫瑰花冠之間剛剛能辨出笑著的、興奮的面孔和歡迎的招手。
　　由便道上，由窗戶里，由陽台上，由屋頂上擲下無數的鮮花，而在天空中飛翔著像大蝴蝶一樣的由飛机上撒下的傳單，它們飄飄落下，蓋滿了柏油馬路。
　　“媽媽……媽媽……媽媽……”舒拉像念咒似地重复著。
　　一個身材高大、晒黑了皮膚的男子把他舉起放在自己的堅強寬闊的肩膀上了，舒拉在那上邊喊著，似乎比任何人的聲音都更大。
　　“多么幸福的日子呀！
　　”卓婭喘著气說。我想，這是在這一分鐘里所有的人們都在心里或嘴里說的話
年長的和年幼的

　　卓婭永遠是用年長者對年幼者的態度和舒拉談話，有時候她對他不客气地說：
　　“舒拉，扣好鈕扣！扣子哪儿去啦？又揪掉啦？給你老縫不完。你是故意地往下揪嗎？只好你自己學會縫扣子吧。”
　　舒拉完全由她照管著，她不倦地關心他，但是對他也嚴厲。有時他做什么不對的事情使她生气了，她就叫他“亞歷山大”
　　?—這比平常叫“舒拉”
　　听著嚴重得多呀。
　　“亞歷山大，你的襪子又奇啦？馬上把襪子脫下來！”
　　亞歷山大馴服地把長統襪子脫下來，卓婭就自己織補所有的窟窿。
　　弟弟和姐姐總是离不開的：他們在同一時刻睡覺，在同一時刻起床，一起往學校去，一起回家來。雖然舒拉差不多比卓婭小２歲，但是他們的身材几乎一樣的，并且舒拉比卓婭力气大得多。他是一個地道的健壯孩子，可是卓婭始終是瘦的，從外表上看是脆弱的。老實說，卓婭一次一次地申斥舒拉，已經有些使他感覺討厭了，但是他反抗的時候很少，并且即使在爭吵最激烈的時候，他也沒有推她或打她一下的意思。他差不多關于一切問題都永遠听從她，并不和她爭辯。
　　在他們升到四年級的時候，舒拉說：
　　“現在到頭啦。我不再和你坐一張書桌啦。我跟丫頭挨著坐夠了！”
　　卓婭冷靜地听完就堅決地回答說：
　　“你還是要和我挨著坐的，不然的話你在上課的時候就要放鴿子玩，我是知道你的脾气的。”
　　舒拉堅持自己的獨立，吵了一會儿。我沒干涉他們。９月１日晚間我問舒拉說：
　　“舒拉，現在你和哪一個男孩子挨著坐呀？”
　　舒拉又皺著眉又微笑地回答說：“那個男孩子的名字叫卓婭，難道能拗過她去嗎！”
　　……我很想知道和別的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候卓婭的態度是什么樣子。我所看見的只是她跟舒拉在一起，和在星期日跟在我們亞歷山大道（街名）上跑著的小孩儿們在一起的情形。
　　小孩儿們也像舒拉那樣喜歡她，服從她。在她由學校回家的時候，他們由很遠處就憑著紅絨繩帽子，矯捷的步子認出她來，并喊叫著奔向她去。在他們的喊叫里只能听出：“你給我們念！跟我們玩！
　　給我們講！”卓婭就把書包交給舒拉。
　　把兩臂大大張開，想盡量把向她擁上來的小孩儿們都摟在怀里。這時她是愉快的，活潑的，由于走路和天冷，微黑的兩頰顯得發紅。
　　有時候把他們按身材大小排成一隊，她就和他們像軍隊一樣，正步走，唱著她在楊樹林時就學會的歌：“同志們，一起勇敢向前走……”有時候和小孩子們玩打雪仗，但是，她是用長者的態度：謙讓，小心。舒拉一打雪仗就把世界上一切都忘掉了：投了一陣，躲過對方投來的雪團，又努力向前打去，不給敵人留一秒鐘的喘息時間。
　　這時卓婭就喊：“舒拉，他們是小孩儿呀！……你去吧！
　　你不懂得，對他們不可以這樣。”
　　嗣后她又用小雪橇拖著小孩儿們滑雪玩，并且始終照顧著他們，給他們扣好衣扣，圍好脖子，不讓任何一個小孩儿的耳朵被寒風吹了，不讓雪灌進小孩儿們的氈靴里去。
　　有一次在夏天，我下班回家，看見她在水池子旁邊被一群小孩儿包圍著。她坐在地下，兩手抱著膝，沉思地看著水給孩子們小聲講什么。
　　我向前走近了些。
　　我听她說：“……太陽高高地照著，井在遠處，天气很熱，小伊凡全身流著汗。他忽然看見地下放著一個山羊蹄甲，蹄子里滿盛了水。小伊凡就說：‘阿遼奴什卡姐姐呀！我喝這蹄子里的水吧！’‘別喝，小弟弟，喝了你就變成山羊了’……”
　　我輕輕地走開了，盡可能地不碰著樹枝，不惊扰孩子們。
　　他們全聚精會神地听著，臉上全表現著對那不听勸告的、失敗了的小伊凡的惋惜，而卓婭則絲毫不差地、帶表情地重复著瑪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的悲哀的語調給他們講故事……卓婭對待和她年齡相同的孩子們的態度怎樣呢？
　　有一段時間，她曾和鄰家的女孩子璉娜一气往學校去。嗣后我忽然看見她們往學校去和由學校回家都不一气走了。
　　“你和璉娜吵嘴啦？”
　　“沒有，沒吵嘴。不愿意和她交朋友就是了。”
　　“為什么呀？”
　　“你知道哇，她老是對我說：‘你給我拿著書包。’有時候我替她提，可是以后我就對她說了：‘你自己提著吧，我有自己的書包哇。’你知道，如果她有病或是身体弱，我就替她提了，這對我并不是難事。可是無故地為什么替她提呀？”
　　舒拉也證明說：“卓婭說得對，璉娜是個貴族小姐。”
　　“那么你和達娘為什么也不好了哇？”
　　“她太好撒謊。無論她說什么，結果全是假話。現在我一點儿也不能相信她。如果不相信她，怎能跟她交朋友呢？再說，她不公正。我們做打木棒游戲的時候，她總是作弊。在報數時她也取巧，避免受罰。”
　　“你應該告訴她這樣不好。”
　　“卓婭給她講過多少次啦！”舒拉插嘴說，“同學們全說過，連老師麗基亞·尼柯萊夫娜也說過，可是怎能說動她呀！”
　　我很擔心，是否卓婭對于別人要求過嚴，是否她在全班里孤立气來了。抽出一些時間，我就拜訪麗基亞·尼柯萊夫娜去了。
　　麗基亞·尼柯萊夫娜仔細听了我的話之后沉思地說：“卓婭是很耿直、很公正的女孩子，她永遠對同學們直率地當面說真理。最初我還擔心她會惹得同學們反對她哪，可是不對，并沒有發生這樣的事。
　　她總喜歡說：‘我擁護正義。’同學們也看見了她确實在實際上堅持正義。你知道哇，”麗基亞·尼柯萊夫娜微笑著補充說，“最近有一個男孩子在眾人面前大聲問我：‘麗基亞·尼柯萊夫娜，您說您沒有偏向誰，難道您不喜愛卓婭嗎？’老實說，我被他問得楞住了，可是接著我就問他：‘卓婭沒幫助你做算題嗎？’他回答：‘幫助了。’我又問另外一個孩子：‘幫助你了嗎？’‘也幫助我了。’‘幫助你了嗎？
　　幫助你了嗎？’結果是卓婭差不多為所有的同學們都做了些好事。‘怎能不愛她呀？
　　’我問。他們全同意了，他們全喜歡她，你知道哇，他們尊重她，這可不是對于任何這樣年齡的人都可以這樣說的。”
　　麗基亞·尼柯萊夫娜沉默了一會儿。
　　然后，她又繼續說：“她是一個很堅決的女孩子，只要是她認為正确的，她絕對堅持不讓。孩子們了解：她對于一切人都是嚴格的，對于自己也是嚴格的；對于別人嚴格，對于自己也嚴格。和她交朋友，當然不容易。可是和舒拉交朋友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麗基亞·尼柯萊夫娜又微笑著說，“他有很多朋友。
　　順便我也告一狀：他欺負女孩子們，他擋住她們的路，揪她們的辮子。關于這個問題您一定要跟他談談。”
謝爾杰·米羅諾維奇

　　在報紙上印的表示哀悼的黑框子里是基洛夫的像片。死的概念和這樣鎮靜的、開朗的容貌是結合不起來的。但是報紙的右上角卻是謝爾杰·米羅諾維奇·基洛夫被党和人民的敵人刺殺了的消息。
　　這确實是全体人民的哀痛。卓婭和舒拉是初次看見和体驗這樣的哀痛。無盡頭的緩緩地、悲痛地流向工會大廈的人河，和收音机傳播出來的熱愛和哀悼的話，充滿了悲痛的報章，和在這些日子里只能說著和想著一件事的人們的聲音和面孔……這一切一切都深深地感動了他們，使他們牢牢地記著。
　　卓婭問我：“媽媽，你還記得在西特金打死的共產党員嗎？”
　　我想：她的想法是對的呀，她回憶起了西特金的７位共產党員在農村里的犧牲是對的。舊的瘋狂地仇視新的，敵人的殘余勢力在那時候就曾頑強地抵抗著。那時他們是暗中放冷槍，而現在他們是更無恥地叛變了。他們對最寶貴的、最純洁的人下了毒手，他們暗殺了全体人民所敬愛的人，暗殺了直到最后一分鐘都為人民的幸福斗爭著的熱烈的民權保衛者和布爾什維克。
　　夜間我很長的時間睜著眼在床上躺著。室內很靜，忽然我听見了赤足的腳步聲和小聲的問話：
　　“媽媽，你沒睡嗎？到你那里去行嗎？”
　　“行，來吧。”
　　卓婭偎著我躺下就不言語了，沉默了一會儿。
　　我問：“你為什么不睡覺？已經很晚了，大約一點多鐘了。”
　　卓婭并沒馬上回答，只是更緊地握了我的手，以后她說：
　　“媽媽，我想寫一份申請書，請求接受我入少年先鋒隊。”
　　“寫呀，應該呀。”
　　“能夠接受我嗎？”
　　“一定能接受，你已經１１歲了。”
　　“也能接受舒拉嗎？”
　　“舒拉還小，只好等一等再入隊。”
　　又沉默了。
　　“媽媽，你能幫助我寫申請書嗎？”
　　“最好是你自己寫，寫完了我看看有沒有錯誤。”
　　她又完全沉默地躺著，想著什么事，我只能听見她呼吸。
　　在那一夜里她就那樣挨著我睡著了。
　　在決定接受卓婭入隊的前一天，她又很久不能睡著。
　　我問：“你又不睡覺嗎？”
　　卓婭小聲回答說：“我正在想明天哪。”
　　第二天（恰好我回家較早，正坐著看學生的本子），她興奮地、臉通紅地由學校跑回來，我雖然沒作聲，但是她看出我想問她，于是馬上告訴我說：
　　“接受了！”
“誰到我們那里去了？”

　　不久以后，有一次我由學校回來，看見卓婭和舒拉比平常特別興奮。根据他們的神气，我馬上知道是發生了什么特別不平凡的事，可是我沒來得及問他們。
　　他們爭先地喊著說：“你知道誰到我們那里去了？莫洛柯夫！莫洛柯夫到我們學校去了！你知道嗎，就是救援赤留斯金號船員的那個莫洛柯夫！他救出的人最多，你還記得嗎？”
　　最后舒拉開始比較連貫地述說道：
　　“你知道嗎，最初他在舞台上，一切都很庄嚴的，可是有點儿不那個……不那么好，以后他由舞台上下來了，我們就把他包圍了，那會儿可就很好了！你知道他怎樣講話呀？很平常，完全平常地！你知道他說什么來著？他說：有很多人這樣給我寫信：‘寄交莫斯科，北极的莫洛柯夫。’可是我完全不是北极人，我家在伊里宁斯克村，我飛往北极去只是為了接運赤留斯金號的船員們。以后他又說：‘你們以為有什么特殊的与任何人不同的英雄飛行員嗎？可是我們是平常的人。
　　你們看看我，難道我是什么特殊的人嗎？’的确，他完全是一個普通的人，可是究竟不是平常的人！”舒拉驟然地結束了他的話。他又深深歎息地補充了一句：“現在到底看見莫洛柯夫了！”
　　顯見是：他等到了實現他的宿愿的那一刻了。
美妙的旅行

　　很久以來我們就常在街上碰見穿著泥污了的工作服、膠皮靴、戴著礦工式大帽子的男女青年了，這是地下鐵道的建設者。他們緊張地由這個洞到那個洞來回跑著，或者在下班之后不慌不忙地在大街中間走著。看著他們的時候，注意不到泥污的、不合身的工作服，而只見到疲倦之中透露出愉快、驕傲和奇异的面孔。
　　人們怀著尊敬的心和很大的興趣看著穿這樣工作服的地下鐵道最初的建設者。
　　這可不是儿戲！一定不只在莫斯科，而且在楊樹林，在遠方的西特金，人們也都每天在報紙上搜索關于我們的地下鐵道建設情況的消息。我還記得，１９３５年春季里，我們听說，地下鐵道修成了！
　　“媽媽，在星期日我們全隊參觀地下鐵道去！”卓婭報告說，“你和我們一道去么？”
　　星期日早晨我往窗外望了望：落著雨哪。
　　我當時相信參觀地下鐵道的事延期了，可是孩子們由床上跳起來了，并急急忙忙地准備出門。當然羅，在他們的腦子里怎能有放掉他們想要做的事的念頭。
　　“天气不好怎么辦？”
　　我躊躇地說。
　　“這點儿小雨算什么呀！”舒拉滿不介意地說，“下一會儿，一會儿就停了。”
　　在電車站上已經聚集了很多孩子。据我看雨倒使他們歡喜了：他們喊著，吵著，歡喜地迎接了我們。
　　嗣后我們全登上了電車（車里馬上就熱鬧和擁擠了），過一會儿就到野味市場了。
　　剛一踏上車站的大理石地，孩子們就像遵照口令一樣，馬上安靜了：這時候沒有時間談話了，需要看的東西太多啦！
　　我們靜靜地踏著寬大的台階下去，但是不由自主地停步了：前邊開始了真正的奇跡！再一秒鐘，我和卓婭、舒拉最先地踏上了往下流動的電梯。它把我們悠悠蕩蕩地往什么地方移動著。旁邊安裝著略有彈性的黑色欄杆，在這光滑的欄杆外迎著我們來的，是另一往上升的流動電梯。人那么多，可是都微笑著。有的人對我們招手，有的人呼喚我們，可是我們哪能注意到他們：我們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游覽里了。
　　現在腳下又是硬地了。
　　周圍多么美麗呀！在地面上落著冷雨，可是在這里……我曾听人們講過：一個善講故事的老太太，她在一個鄉村里生活了一輩子，現在把她送到莫斯科來了，她看見了電車，汽車，飛机。周圍的人們都相信這一切一切必然使她惊訝。但是不然，這一切都被她看為應該有的。她早已熟悉了童話中的自飛地氈，千里快靴等等，她認為她所見到的東西不過是童話的實現而已。
　　孩子們在地下鐵道上的表現也和這個相似。在他們的臉上表現出來的是狂喜，而不是惊訝，仿佛他們現在是親眼看見他們所喜歡的、熟悉的故事里所講的事一樣。
　　我們來到站台了。忽然在它的盡頭，在半暗的隧洞里發生了逐漸擴大的轟轟聲音，燃著了兩只火眼，再過一秒鐘，靠著月台輕輕地停下了一列車。長大、寬闊、明亮的，在大玻璃下部畫著紅線的車輛。車門自動開了，我們走進去，坐下，車就開走了。不過，不是開走了，是向前飛駛去了！
　　舒拉來到窗戶近前，開始數眼前晃過去的燈火的數目。以后他又轉身向我說：
　　“你別害怕，在地下鐵道上不會出危險。關于這事在《少先真理報》上還有過說明哪。這里有自動停車机和燈火信號，它們的名稱是‘電汽守望員’……”
　　我了解：他用這話不只安慰我，也有一點點安慰自己。
　　在這一天里我們游遍了所有的車站。在各站我們都下車，踏著流動電梯升上去，然后又降下來。我們看了又看，總是看不夠：捷爾任斯基車站上舖的蜂窩一般整齊的光滑的花磁磚，青年團廣場雄偉的地下宮，青色的、金色的、棕色的大理石，全是奇妙的。
　　“你看，媽媽！在這里真正修了紅門了！”舒拉指著“紅門”車站壁上的模型喊著說。
　　我和卓婭完全被“蘇維埃宮”車站的光芒的圓柱征服了。
　　在頂端它們和天花板融合著，像奇妙的、巨大的百合花一樣開放著。我從來沒想到石頭能這么柔軟和能放射出這么多光來！
　　一個黑眼圓臉的男孩子和我在一起。（卓婭看見我听他解說的時候，告訴我他是第一小隊隊長）我馬上就覺得他也是一個想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一字不遺地牢記著所讀的東西的孩子。
　　他說：“這里的大理石全國各處運來的。這是克里米亞的，這是喀列爾的大理石。
　　基洛夫車站的流動電梯長６５米。讓我們計算計算我們往下降要用多長時間！”
　　他和舒拉馬上就升到上邊又降下來了。
　　“來，我們再數數每一次降下多少人來！”舒拉提議。
　　他們不動地，聚精會神地，皺起額紋，嘴唇不出聲地動著，數了一分鐘。
　　“你數是多少人呀？１５０？我數是１８０人。就算１７０人吧。
　　每一點鐘一万人，這可真不少！這台階如果不會動彈呢？那該怎么擠呀！你們知道建立流動電梯英國人討了多少錢哪？”
　　第一小隊隊長不喘息地說著。
　　“我忘記多少了，只記得很多，合我們的錢上百万金盧布。
　　因此我們決定自己去做，就在我們的工厂里自己把它造成了。
　　你們知道都是哪些個工厂做的嗎？莫斯科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工厂，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工厂，還有戈爾洛夫的工厂，克拉馬扎爾斯克的工厂……”
　　……我們在將近黃昏時候回家來了，累得差不多快跌倒了，但是腦子里充滿了美好的印象。過了許多天，我們還在回憶著奇妙的地下世界。
　　不久以后，地下鐵道就已經成為平常的了。處處听人們說：“我坐地下電車去。”“我們在地下車站見面吧。”以后，夜晚每次看見那放著紅光的“Ｍ”字母（代表地下鐵道），我總是回憶我和孩子們第一次參觀地下鐵道的那一天。
“藍色的夜，像火焰一樣地飛騰吧！”

　　每逢暑假開始，卓婭和舒拉都是到少年先鋒隊夏令營去。
　　他們由那里給我寫來高興的信，告訴我：他們怎樣到林子里去采漿果，怎樣在激流的深河里游泳，怎樣學習射擊。我記得，有一次舒拉還把他打靶的標的給我寄來了。他驕傲地寫著：“你看我學得多么好啦，你別看不是一切子彈都射中心上了，這不要緊，主要的是集中程度好。你看，它們都緊緊地湊到一塊儿了！”差不多在每一封信里他們都寫：“媽媽，你來，你看看我們怎樣生活。”
　　有一次，我在星期日早晨到了他們那里，晚間卻是乘最后一次車回來的：孩子們不放我走。他們領我參觀全營，給我看他們自己經營的事業：种著黃瓜和西紅柿的畦□，花壇，浪橋，排球場。舒拉總是希望到那個住著年齡較大的男孩子們的白色大帳篷去，年齡較小的孩子們住在房子里，這事使舒拉非常煩惱。
　　卓婭不贊成他的作法，她對我說：“舒拉沒有一點儿自尊心！維佳·敖爾洛夫往哪里去，他也往哪里去……”
　　原來維佳·敖爾洛夫是中隊委員主席，是一個高身材、很精神的男孩子，舒拉對他可以說很尊敬。維佳打排球比任何人都打得好，射擊也比任何人都好，他游泳也最好，還有很多其他优越的品質。不只舒拉一個，還有２０來個小孩儿都形影不离地追隨著維佳。
　　維佳也能給每一個孩子找到重要的任務。“你去告訴值日的，可以吹中飯號了！”他說。或者：“唉，你掃掃小道儿，你看，弄得多么髒了！”或者：“你澆澆花壇。
　　第三小防吝惜水啦，你看，花干了。”小孩子們听他吩咐，就迅速地執行他的命令去了。
　　舒拉很想和我在一起逗留些時間，因我們离別很久了。家長一月只許來一次。可是同時他又不愿意离開維佳——顯然他是維佳的忠實副官之一。
　　他熱情地說：“你知道么，維佳射擊的時候，永遠只是射中中心！有時兩顆子彈中在一個點上！就是他教會我射擊的。
　　說游泳，俯游、仰游、自由式都會！”
　　孩子們曾領我到河邊去，我很愉快地看見了他們兩個都游得很好了。舒拉曾在我眼前盡可能地“表演”：先是四肢不動很長時間地在水面浮著，然后用一只手游，最后手持“手榴彈”游。老實講，對于他的１０歲年齡來說，真不坏。
　　以后他們舉行了賽跑，卓婭得了百米第一：她跑得很輕巧，很快，也很高興，好像這不是有嚴格的評判員和拼命喊著的啦啦隊的正式競賽，而只是游戲一般。
　　在天開始黑的時候，舒拉最高興的時刻就到了。
　　听見了維佳·敖爾洛夫的聲音：“舒拉！該點火啦！”
　　我還沒來得及轉頭看，挨著我坐著的舒拉，就已經像被風吹去了似的，不見了。
　　舒拉是最年幼的，但是在夏令營里擔任司火。
　　還在楊樹林時父親就教會了舒拉點營火，現在他已經完全掌握了這個技巧：他找來的樹枝是干透了的，他會特別巧妙地把干枝架起來，一點立刻就著起來，而且燃得很歡。固然，舒拉有時候在距离我們家不遠的地方點起來的不大的火，和現在應該在夏令營廣場上燃起來的營火是無法相比的。
　　舒拉的精神完全集中在工作上了。這時候他已經忘掉我在這里，忘掉了世界上的一切。他一次又一次地拖來了干枝，預備著添火。在天完全黑了，孩子們坐在一圈的時候，他遵照維佳的信號划著了一根火柴。纖細的干枝馬上就馴服地燒起了，閃電般疾速的火苗瞬間串遍了黑色的干柴堆，紅光耀眼的火焰，驅逐了籠罩在頭上的黑暗，飛騰起來了。
　　我早就應該走了，到夏令營來的家長差不多都走了。但是卓婭緊緊地握著我的手重复著說：
　　“請你先別走，再坐一會儿，行不行！？營火多么好啊！你一會儿自己就知道了。
　　到車站不遠，路又是直的。我們整個小隊送你去，格里沙會許可我們。”
　　我就留下了。我和孩子一起圍著火坐著，一會儿看看火，一會儿看看孩子們的臉，他們的臉被桃紅色的歡喜的火焰照得發光。
　　“今天我們談什么呀？
　　”一個被孩子們簡單地稱呼為格里沙的隊長說。
　　我馬上了解了：他們并沒為營火會准備特殊節目，他們只是談話，傾心地談話，因為此刻溫暖的夏季的藍色的夜正在背后敏感地傾听著，人們也目不轉睛地注視著火，它像熔化了的黃金那樣地燃著，忽又化為灰燼，無數的火星飛，飛，然后又消失了——這樣的時候不暢談，什么時候暢談呢？
　　格里沙提議道：“我想今天我們請娜嘉的父親給我們講……”
　　格里沙的最后一句話被孩子們的聲音壓下去了，我沒有听清楚講什么。“對啦，對啦！您給我們講吧！我們請您！”由各方面都傳來了這樣的聲音。我當時就了解了孩子們喜歡這個講故事的人，他們已經不只一次听過他講故事了，可是仍希望再三再四地听他講。
　　卓婭很快給我解釋說：
　　“這是娜嘉·瓦希列娃的父親。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媽媽！他在夏伯陽的師團里服務過。他听過列宁講話。”
　　于是我听到了一個低低的溫厚的聲音說：“我已經給你們講過那么多啦，你們一定听膩了。”
　　“不，不！沒听膩！再給講吧！”
　　娜嘉的父親往前向火湊近了點，這時候我看見剃光了的圓腦袋，晒黑了的寬臉，很大的手（一定是有力量和很有用），和在他胸襟上佩著的日久發暗了的紅旗勳章。剪短了的微紅的胡子并沒有能遮蓋了憨厚的微笑，褪色的濃眉下邊的眼睛是尖銳而快活的。
　　娜嘉的父親是最早的青年團員。他听過列宁在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在他述說這件事的時候，周圍那樣肅靜，以至一片樹葉落下的聲音，火中干枝爆裂的聲音，全可以听見。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并沒有給我們作報告。他和我們像和朋友隨便談話一樣，他教我們想一想在那時候我們完全沒想到的事。我現在還記得他問我們：‘現在什么是最主要的事？’我們全等待著解答。我們以為他一定說：打仗！擊潰敵人！你們知道，那時候正是１９２０年呀！我們身上全穿著陸軍大衣或海軍大衣，手里拿著槍：有的是剛由前線來的，有的是明天就要參加戰斗的。可是他忽然說：‘學習！最主要的是學習！’”
　　在娜嘉父親的聲音里露出了親熱和惊訝來，似乎是他在重新過著多年以前的那一分鐘。他述說了在那時候２０歲的青年人，為了執行列宁的指示，怎樣進學校拿起課本學識字。他又述說了列宁怎樣朴素和謙虛，怎樣和代表們親熱地談話，怎樣用最簡單明确的話解釋最難解答的問題，他給人們說明了什么是最寶貴的東西，使人們的熱情燃燒起來，使人們充滿力量，來進行最艱難的事業，打開人們的眼界，使他能看見最美麗的東西，能看見人類的將來，——為著人類的這個將來，就需要戰斗和學習……“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曾說，現在１５歲的那一代人，將來是會看見共產主義社會的，并且自己要建設這個社會，要緊的是你們每一個人都要經常地、一天又一天地做自己的事。
　　哪怕這是很小的事，很簡單的事，但必須做，因為它是共同的偉大事業的一部分。”
　　……望著自己的孩子，我不只想了一次：如果他們生在我生長的那個死寂黑暗的時代，他們的生活將成了什么樣子呀？一切會是多么艱難，我教育他們會是多么困難的事呀！可是現在不是我做母親的一個人在教育他們：學校教育他們，少年先鋒隊教育他們，他們所見所聞的及周圍一切的東西都教育他們。誰知道由這營火的一個火星將來會燃起什么樣的火焰來呀？這個曾認識夏伯陽、听過列宁講話的人，今夜在孩子們心里种下了什么樣的情感和什么樣的志愿呀？
　　他不慌不忙地由多年以前的光榮的歷史里回憶起什么就講什么，以后他忽然說：
　　“現在我們唱唱吧！”
　　孩子們像剛由夢里惊醒一樣活躍起來了，隨之就爭先地提議：
　　“青春！”
　　“夏伯陽之歌！”
　　在那時期流行唱著的一個歌的沉思的調子就開始往黑暗中流動了：
　　狂風在吼，雨在嘯，閃電在黑暗中疾馳，雷不停地響著……以后他們又唱少年先鋒隊初期的歌：
　　像營火一樣地歡騰吧，藍色的夜呀！
　　我們是少年先鋒隊員，我們是工人的儿女。
　　燦爛的時代接近了。
　　少年先鋒隊員的口號是：“時刻准備著！”
　　一個接著一個地又唱了許多歌。卓婭緊緊地靠著我的肩膀，有時用暗暗得意的眼神看看我，仿佛在問我：“在這儿多留一會儿你不后悔吧？
　　你看多好呀！”
　　在孩子將要排隊點名的時候，卓婭拉起舒拉的手說：
　　“到時候了，走吧！”
　　挨近我坐著的其他男孩子和女孩子們也打著耳語一個接著一個悄悄地离開了營火。我也打算站起來，可是卓婭小聲說：“不，不，你坐著。這只是我們的小隊。過一會儿你就看見還有什么啦。”
　　過一會儿孩子們全排著隊點名去了。我隨在他們后邊走，忽然听見了：
　　“這可真好！這是誰做成的。多么好看呀！”
　　在隊伍中間，在旗杆下邊有一顆放光的大五角星。我沒能馬上了解這是怎樣做成的，可是馬上我就听到了：
　　“用螢火虫湊成的。你看，綠色的火亮儿！”
　　各小隊隊長作了報告說：“本日平安度過！”他們把營旗降下來，軍號徐緩地吹著：“睡，覺，歸，帳，篷，睡，覺！”
　　卓婭和舒拉走近了我，兩人的臉全是得意洋洋的：
　　“五角星是我們小隊想出辦法做的。是不是确實好看？媽媽，你知道嗎？格里沙說我們不用送你。娜嘉的父親也上火車，你跟他一塊去就行了。”
　　我辭別了他們就和娜嘉的父親一道往車站去了。由夏令營那里就看見車站的燈光了，道路的确很直很近的。
　　我的同路人說：“孩子們真好！我喜歡和他們談話，他們真注意听……”
　　机車的汽笛由遠處喊了我們一聲，我們就加快了腳步。
　　……營火的光芒給孩子們照耀了整個一冬。他們不斷地回憶夏令營。回憶圍火談話，用螢火虫做的五角星等等，這些回憶曾涌現在他們的校內日記里和自由寫作里。
　　卓婭在１９３５年以“我怎樣度過了夏天”為題的一篇作文里寫道：“在營火旁邊想事情好，在營火旁邊听故事好，唱歌也好。在營火會之后能更了解夏令營的生活多么美，并更愿意和同學們互相友愛。”
日記

　　我們誰在童年沒寫過日記呢？連９歲的舒拉也曾寫了日記。但是讀這個日記時我無論如何也忍不住笑。舒拉平常都是這樣寫：
　　“今天８點鐘起床。吃完了，喝完了，就到街上去了。和小別佳打了一架。”或者：“今天起來了，吃完了，喝完了，就到外邊玩去了。今天沒和任何人打架。”所不同的只是結尾：
　　“和小別佳打了一架”
　　，“和小維佳打了一架”，“沒和任何人打架”。日記的其他部分像兩滴水一樣地相似。
　　卓婭對待日記的態度和對她擔任的其他的事務一樣，是忠實和嚴肅的。她經常地記，并且事情也敘述得很詳細。我這里還保存著她１９３６年春季和夏季的日記。
　　我已經說過：在暑假時期孩子們向來是到夏令營去，他們在那里過著有趣味的、快活的生活。但是我去看他們的机會很少，所以我們也和向來一樣，离別了就彼此想念。因此我們很希望夏天能到楊樹林外祖父外祖母那里去。他們召喚我們很久了，我們太希望能在一起過一個夏天啦！在１９３６年我們的希望實現了。由春季我們就開始了商議到楊樹林去的事。在我這里保存著的就是卓婭由這時期開始用薄薄的學生筆記本子寫的日記。
　　５月１日——愉快的幸福的節日！
　　早晨，７點半鐘，媽媽參加游行去了。天气是晴朗的，但是刮著風。我醒來，情緒很好。很快地梳洗完畢，吃了早飯就到電車站看往紅場去的游行隊伍去了。在大街上過了一整天，到商店里去買糖，在空場上跑跳，玩耍。以后落雨了。媽媽游行完了回到家的時候，我們的儿童晚會就開始了。在晚會上發了贈品。
　　５月３日，媽媽今天沒工作，我很高興。在學校里默寫，我得了“好”。可是在文學算術方面，我全得了“很好”。總之，這一天過得很好。
　　５月１２日。早晨８點多鐘，我到商店買牛奶和面包去了。
　　媽媽買了一個書架，屋里馬上就明亮和美觀了。書架是用木條做成的，很美觀。我一見就很喜歡它。
　　我的情緒是奇怪的，我本想在大街上玩，跑，淘气。可是在天將晚的時候，又開始了分配土地种菜園，我分得了我們窗前的，我把我的地耕了。我的愿望是：媽媽買來各樣种籽——花草和菜蔬的种籽，那時我的菜園子就將是最漂亮的了！
　　５月２４日。明天開始考試。今天清晨是溫暖清新的。媽媽囑咐了應該在商店里買什么，然后就上班去了。我起來了，把全屋子打掃干淨了，這時候媽媽卻回來了：今天她的工作很快就完了。我們一起買牛奶去了，以后又去買煤油。我們喜歡在一起去買東西。
　　午間天更熱了，除了在蔭涼地方之外，在什么地方都坐不得。
　　我的“少先報”已經送來了，我這樣稱呼《少年先鋒隊真理報》。
　　沒有時間讀書，但是我能找到時間讀“少先報”。今天這報上說羅斯托夫城的“少先宮”開幕了，很好的，在最好的樓房里。共有８０個房間——樂意到哪去，就可以到哪里去。
　　那里有玩具的小電話局。在另一房間里，一按電鈕，就有兩輛電車在轉盤上飛駛起來。電車固然是玩具，但是完全和真的一樣。在“少先報”
　　上還說在宮里快有小型地下鐵道了，和莫斯科的一樣，只是小型的。到那時候，還沒到過莫斯科的孩子們總算能夠看見地下鐵道了。
　　當然，在“少先報”上寫著很多關于考試的事。上邊寫著：“你們回答的時候要鎮靜，自信，清楚！”考試！考試！……我只是想著考試。我正在溫習功課，准備考試。主要的是不要怕教員和列席的陪考人員們。考的時候，我一定能得“很好”，不能低于“好”　　。
　　６月１１日。啊，今天要對我們宣布每人的考試結果和發給我們成績表了，還要發獎……我在８點半鐘起來就參加朝會去了。同學們全很干淨，全穿著過節的衣裳。教務主任的報告開始了。禮堂里很肅靜。在用紅布蒙著的桌子上放著很美觀的書，它們是預備發給成績优良的學生們的。忽然叫到我了：俄文和算術——我得的“很好”，常識和地理——得的“好”。舒拉的成績也好。把我叫去了，獎給了我一本最好的書——《克雷洛夫的寓言》！
　　６月１２日。１０點３０分我和同學們動身往佐耶夫公園去了。等來公共汽車，我們就坐上走了。來到公園，我們就去看那特別好的電影《祖國在召喚》。以后我們就在園子里散步，從山坡上向下溜著玩，參觀圖書館。最后又請我們吃點心，吃完點心我們就回家了。
　　６月２６日。從清晨就不高興做什么事。媽媽昨天工作了多半夜，為了不打攪她休息，我就和舒拉到外邊蹓躂去了。雖然刮著風，但是太陽卻晒得很厲害。池子里的水是像剛擠出的牛奶一樣溫暖，清洁，宜人的。洗完澡，我們就登上岸在草地上晒著。洗澡以后我們想吃些酸的東西，我們往園子去了，在那里我采了些酸海棠。
　　在７、８點鐘時候，忽然我們的表哥斯拉瓦來了。他比我大５歲，可是我們是朋友。我給他看了學校贈給我的《克雷洛夫的寓言》，又給他看了舒拉畫的畫冊，他很夸獎那些畫。
　　這些日子我總是想著鄉村，現在終于實現了。
　　７月２日。昨天做了一整天的准備，我們并且通宵沒睡覺。清晨４點半鐘的時候我們（我、舒拉、斯拉瓦和媽媽）就到電車站去了。因為媽媽不和我們一起去，我心里有些不樂，但是同時又因為往鄉村去而高興。我已經５年沒到鄉村去了！
　　我們乘火車走了一晝夜。下火車我們就乘馬車往楊樹林去了（這是我們村子的名稱）。我們到達的時候，斯拉瓦叩了叩門，外祖父就說：“進來就得了吧！”他以為是拖拉机駕駛員瓦复特卡串門來了。
　　外祖母正害肚子疼，我們來了她很高興，肚子也不疼了。她請我們吃煎餅，吃酸牛奶和鮮牛奶。以后我到河里洗澡去了，也和女孩子們玩耍了，晚間在農村閱覽室遇到了我從前的好朋友瑪娘。這一天過得很好：我們愉快地玩耍了，并呼吸新鮮空气。夜間睡在廚房里外祖父的床上。
　　７月７日。我蹓躂，跑著玩，幫助外祖母工作。我很樂意執行她的指示。我去看雞，不許它們吃麥子。一天游泳３次，還到圖書館去。我讀了很多有趣味的書：果戈里的《欽差大臣》，斯威夫特的《格利弗游記》，屠格涅夫的《草地》和許多其他的書。
　　外祖母給我們很香的東西吃：雞蛋，炸小雞，煎餅；我們在集上買黃瓜，漿果——酸漿果，櫻桃。但是有時候也有煩惱的事。有一次（不記得是哪一天）舒拉把自己的上衣丟了。我們去尋找也沒找回來。
　　有時候我到河邊玩耍，回家晚了，外祖母就生气。
　　７月１５日。在沒有工作的時候就感覺寂寞和煩悶。在這里，在鄉村里，沒有工作就特別是感覺寂寞。所以我決定更多地幫助外祖母。我清晨起來，忽然有這樣的意念進入了我的腦子里：擦地板。我就很高興地把它擦了。以后我又用紅綢子給自己做了發帶，很好看，并不亞于我那淺藍色的。今天整天過得都很好，就是晚間有很大的雷聲，并且落了小雨。
　　天空不斷地閃爍著閃電。牲畜很怕雷聲，我們的小山羊嚇得由羊群里跑出來了，外祖母費了很大事才在別人家的菜園子里找到它。今天我往莫斯科給媽媽和我的朋友伊拉寫了信。
　　７月２３日。今天我看見我的表姐尼娜、表弟遼利克和她們的母親穿過麥田來了。
　　他們的家不很遠——在衛里莫什卡村（距离楊樹林３６公里）。他們來了，我們全很歡喜。
　　７月２６日。尼娜來了以后，我很高興。我們在一塊儿玩耍，閒談，讀書，歡樂。外祖母把跳棋和“羅托”牌給我們，我們就熱心地玩起來。但是今天我和尼娜吵架了，以后我們又和好了，我并且決定了，再也不和她爭吵。
　　７月３０日。我們睡在門道里。外祖母喚醒我和舒拉的時候，我們忽然想起今天要和尼娜、遼利克、安娘舅母分別了。
　　他們回衛里莫什卡去。
　　馬車來了，太陽緩緩地向睡醒了的大地放射著自己的光芒。
　　我們彼此辭別了之后，他們就去了。我很舍不得他們。
　　白天幫助外祖母做了些事：熨衣裳、提水等等。
　　７月３１日。中午，天气很熱。關于炎熱，甚至于有人傳說著這樣的話：河里的水在星期日要沸騰的。
　　炎熱開始減退，將近黃昏了。我赶山羊去。一共５只母山羊：黃金虫，黑海盜，男爵，貓頭鷹，還有一只沒有名稱?—就叫山羊。
　　外祖母擠它們的奶，我把奶送到地窖去，我們躺下睡覺了。
　　８月１日。我的辮子太小，可是我來到這里之后外祖母就開始給我緊緊地編辮子，它漸漸地長長了。我的外祖母是很仁慈的。
　　將要日落的時候，我們接到了媽媽給我們寄來的信，信上寫著她害病了，可能到這里來。听說她害病，我很難過。她假期由８月１５日開始，那時候她就到我們這里來！
　　８月２日。這次外祖母把我留在家里當主婦了，她燃著了火爐就走了。我可惹禍了。外祖母煮了面條，并囑咐我把雞蛋打在里面。我打算把盛著面條的鐵罐放在板凳上，可是放在火鏟子上了，鐵罐翻了，面條就全撒在地上！我很快地擦干淨了地板，并重新煮了面條。
　　在黃昏時候我們和外祖母洗澡去了。据傳說今天特別炎熱，河水將要沸騰。這是假話。白天确實很熱，但是河水并沒有沸騰。
　　８月５日。今天我幫助了外祖母：我刷洗了地板、窗戶、凳子，熨衣裳和用粉子漿衣裳。我很惦念媽媽。
　　８月１１日。這里雨很少，庄稼可別旱坏了！在外祖母的菜園子里長著黃瓜、南瓜、白菜、煙、西紅柿和麻。在牧場上長著馬鈴薯、南瓜和西紅柿，自己沒种向日葵。外祖母不知道我們來，所以沒有种。太熱啦，強烈的熱風往眼睛里揚土。
　　８月１３日。在我們正准備喝茶的時候接到了媽媽的信。
　　信上寫著她在星期六，即是明天晚間來到……讀了這封信我很高興，很高興。她來到這里，雖然時間不長，但是究竟可以休息休息。外祖父往唐波夫鎮去了。
　　８月１５日。早晨很早就有人輕輕叩門。我、舒拉和外祖母一下子全起來了，這是媽媽來了。我們多么歡喜呀！外祖母開始做煎餅。媽媽帶來了禮物，奧利婭姨母自己沒能來，可是也捎來了很多禮物。
　　８月１７日。我和媽媽、舒拉往菜園子去了，在那里揪下１個南瓜和７個小香瓜（像拳頭那么大）。外祖母給我們做了南瓜粥，又晒了南瓜子。
　　黃昏時候我和媽媽、舒拉洗澡去了。這里多么好哇！和媽媽在一起更加雙倍的好！
　　８月１９日。下了小雨。外祖母給了我各樣的布頭，我打算給自己拼成一床小被子。
　　８月２２日。早晨天气陰沉得很。我和舒拉兩人都撒開嬌了。我們決定以后再也不惹媽媽生气了。
　　８月２４日。早晨我起床后，外祖母贈給了我一個古老的帶彩畫的匣子，外祖父贈給我一張他的照片。這些贈品使我很高興，我將把它們當作紀念品保存著。
　　我們想念莫斯科。
“白棍儿”

　　這确實是一個美好的夏天，晴朗的，無憂無慮的！
　　卓婭和舒拉已經完全是大孩子了，可是仍像５年前我由莫斯科來接他們的時候一樣，總是在身后隨著我，寸步不离，好像怕我突然失蹤，或丟下他們跑掉了似的。
　　我和他們在一起過的時間，我只覺得像是很長的很幸福的一整天。日子幸福地過去，也不記得什么特別事情了。只是有一件事記得很清楚，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樣。
　　可能是斯拉瓦教會了孩子們這個游戲，也可能是他們在《少先真理報》上看到了這個游戲的介紹，他們非常愛好這個游戲，它的名稱是“白棍儿”。只能在晚間、天黑的時候，暗色的物件和地面混成一色，眼睛只能辨別光亮的和白色的東西的時候作這种游戲。
　　我的孩子和鄰家的孩子分為兩隊，然后他們選出評判員來。
　　評判員（他同時是擲棍者）把白棍儿盡可能地擲得遠遠的，所有參加游戲的人全去尋找白棍儿，誰找到了誰就馬上跑回把它交給評判員。但是往回送棍儿必須巧妙地、暗暗地、不使對方發覺。找著棍儿的人把它傳給本隊的人，那個人又傳給另外的人，為的是攪亂線索，使對方猜不著棍儿在誰手里。
　　倘若不被對方發覺，把棍儿傳給評判員，這一隊就得兩分。
　　如果對方發現了拿著白棍儿的人，并捉住他，那時候兩隊各得一分。游戲繼續到某一隊獲得十分為止。
　　卓婭和舒拉特別地喜愛這個游戲，他們為了使我相信這個游戲如何有趣儿，簡直把我的耳朵都吵聾了。斯拉瓦并且補充說：“這也是有益處的。還能教會互助、友愛。不是各人為自己，而是一個人為大家，大家為一個人。”
　　舒拉常當評判員：他的手有力量，能把棍擲得又遠、又巧妙，不容易被找到。
　　有一次卓婭自己要出來投擲棍儿。
　　“這不是小姑娘干的事！”一個男孩子說。
　　“不是小姑娘干的事？
　　來，我試試！”
　　卓婭拿起棍儿來，掄了掄，擲出去了。棍儿落在很近的地方。卓婭臉紅了，咬著嘴唇回家去了。
　　斯拉瓦在游戲完了和舒拉一起回到家里的時候問她：“你為什么走了？”
　　卓婭不作聲。
　　“生气啦？多余。你不會扔，讓另一個會扔的人當評判員好啦，你就和大家在一起玩吧，用不著生气呀。自尊心在正合限度的時候是好的，如果超過限度，那就不好了。”
　　卓婭仍然沒有回答，可是在第二天晚間她像往常一樣參加了游戲，孩子們都喜歡她，誰也沒提昨天的事。
　　我已經忘掉這件事了，可是有一次斯拉瓦進入屋子里把我招呼出去了。我們轉過房角，走過了柵欄。
　　“柳芭姑姑，你看！”
　　斯拉瓦小聲地說。
　　在距我們很遠的地方，卓婭背向我們立著，我沒能馬上就了解她在干什么：她掄起一個什么東西，把它擲出去了，自己隨著就去把它拾起來。這時候我猜著了：這是一根不大的棍子。我們在樹后隱藏著，卓婭沒看見我們，可是我們默默地看了許久，看卓婭不倦地一次又一次地擲木棍，跑去拾回來，又重新擲出去。最初她只是揮臂，以后全身都前后運動著，好像她本人也隨著棍子飛，她把棍子擲得一次比一次更遠。
　　我和斯拉瓦悄悄地走了，不久以后卓婭也回家來了。她累得臉紅了，額上冒著汗珠。卓婭洗了臉就開始了縫綴：那時候她正在用各色布頭儿縫小被子。我和斯拉瓦彼此看了一看，他就噗嗤一笑。卓婭抬起眼睛問道：
　　“你笑什么？”
　　可是斯拉瓦也沒解釋。
　　我又接連著兩天在同一時刻到外邊看卓婭擲石塊，或擲木棍。大約１０天之后，在我們离開此外不久以前，我听見了卓婭對聚集在我們門前的孩子們說：
　　“來，咱們玩‘白棍儿’呀！可是得我當評判員！”
　　“你還是不死心哪？”
　　舒拉納悶地說。
　　卓婭一言不發，揮動棍子就擲出去了。周圍的人們只是惊訝地喊了一聲：啊呀。棍子在空中一閃，就落到很遠的什么地方去了。
　　“這小丫頭真厲害呀！
　　”外祖父在吃晚飯的時候說，“這根棍子對你有什么要緊？
　　并不是為了什么正經事，只是為了爭一口气。”
　　卓婭打算回答，可是外祖母搶到前頭了：
　　“俗話說得好：‘不到黃河心不死。’”接著她又微笑著補充說：“這樣正合我的心。心里不服，非爭這口气不可，對不對，外孫女？”
　　卓婭低下頭在菜盤子里吃菜，默默不語，以后她忽然微笑了，也用諺語回答說（她真不愧為外祖母的外孫女）：“深水有肥魚！”
　　圍著桌子的人都笑了。
《牛虻》

　　……春天到了。有時候吹來清爽的和濕土气味很濃的暖風。呼吸呼吸春天的空气是多么好哇！我提前由悶熱的電車里走出來了，因离家不遠，我可以步行到家。
　　春不只使我一人愉快：
　　這時可以常看見行人臉上的微笑，他們的眼睛更明亮，聲音也更響亮更活气了。
　　“……西班牙共和國的軍隊在科爾多巴的進攻很順利。”
　　我听到了談話的片斷。
　　“在埃斯特馬都爾省……”
　　是啊，在所有的人的心里和嘴里全是西班牙，我們也全都想著西班牙。伊巴露麗常說的那句“立著死胜于跪著生”的話，已經飛遍了全世界，落到了每一個正直人的心里。
　　每天早晨，卓婭剛醒來就跑到信箱取報：今天在西班牙戰線上怎樣？
　　舒拉呢？還不滿１３歲，這是使他焦心的事，他不能馬上到馬德里附近去。每天晚間他總是反复地談著：他看見報上說，有一個女孩在共和國的軍隊里英勇地戰斗著；或是他听到了無線電廣播，西班牙的某一個青年，他的父母不放他到前線去，可是他終于跑去了。
　　“……結果他還是那么英勇的！一顆法西斯的炮彈破坏了他們的戰壕，炸毀了他們的反坦克炮。可是這個小伙子（他的名字是埃姆切里奧·科爾聶賀）拿起手榴彈就由戰壕里跳出來，他迎著坦克跑上去，把手榴彈向坦克投去，手榴彈在履帶下爆炸了，坦克就在原地轉起來。這時候另外的人們抬來一箱子手榴彈。科爾聶賀就一個接著一個地投開了。一會儿第二輛坦克斜歪著倒下了，再過一會儿第三輛也翻過去了，其余的坦克就全往回逃跑。你看，啊！可是說起來好像沒有比坦克更可怕的東西似的。”
　　“這個科爾聶賀多大年紀呀？”我問。
　　“１７！”舒拉回答。
　　“那么你多大呀？”
　　提這樣的問題在我這方面未免太殘忍啦。舒拉默默地歎息著……一次，我下班正向家走，耳邊響亮的聲音打破了我的沉思：“媽媽，為什么這么晚？我們等急啦！”這是卓婭的聲音。
　　“晚了嗎？我答應了在７點鐘回來。”
　　“可是現在差１０分８點鐘了，我已經開始著急了。”卓婭攙了我的臂，比起了腳步，我們就并肩地走著。她在最近兩年長了很多，很快她就要和我的身材一樣高了。我有這么大的女儿，有時覺著像有些奇怪似的。裙子她穿著短了，繡花襯衫也小了，該考慮做新的了。
　　從１９３１年，就是從我把孩子們接到莫斯科來的那年起，我們差不多沒离開過。
　　我們每個人，雖然离家時間不長，也都說清楚了到什么地方去，在什么時候返回來。我既然答應了在８點以前下班回家來，我就盡力履行這個諾言。如果我被什么事耽誤了，就像今天這樣，卓婭一定著急，她就到電車站去接我，等候我。
　　如果舒拉回到家里不見姐姐，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卓婭在哪里呀？她往哪里去了？為什么這么長時間她還不回來呀？”
　　卓婭也是剛一邁進門坎就問：“舒拉在哪里啦？”
　　如果我比孩子們先到家里，在沒听見樓梯上的熟悉的腳步聲之前，我心里也有些不習慣，總覺得不舒服。在春天，有時候我站在打開了的窗前，等待他們……好像現在我在看著：
　　他們來了，差不多永遠在一起，熱烈地談著什么。這時我心里馬上暖和了。
　　……卓婭由我手里輕輕地奪去皮夾和書包：
　　“你累了，我拿著吧。”
　　我們慢慢地走著，欣賞著春天的美妙的黃昏，并且彼此述說著在這一天里發生的事。
　　“你讀報了沒有？把西班牙的小孩子們運到阿泰克來了，”卓婭說，“法西斯們差一點沒把他們坐著的那艘輪船炸沉了。能看看這些孩子才好哪！你想啊，在經過轟炸和一切苦難之后，忽然來到了阿泰克！現在那里好嗎？不冷么？”
　　“不冷，４月在南方完全暖和了，玫瑰也開了。你看看自己：你在莫斯科也晒得這樣，鼻子脫皮啦。”
　　“我們已經開始圍著學校种樹了。半天在露天里，所以晒得這樣子。你知道么？
　　每一個人都應該栽一棵樹。我可能栽一棵楊樹，我喜歡天空飛楊花。楊樹的气味也好，是不是？很鮮很鮮的，還有一點若味儿……呶，咱們現在到家了！你快洗臉，我馬上把飯溫好。”
　　我洗著臉，不看卓婭我也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在點煤油爐子溫菜，穿著布鞋在屋里無聲地走著，迅速靈巧地往桌上放置食具。屋里很洁淨，有些新刷地板的气味。在窗台上，在細高的玻璃杯里放著兩枝紅柳，枝上的芽苞好像帶絨毛的小蜂子在上面睡覺一般。
　　我們家里清洁和舒适都是卓婭的功勞。她擔任著全部家務：打掃，購買食品。
　　在冬季里她還生火爐。舒拉也有些責任：他提水，劈木柴，買煤油。可是他不高興干零碎事，他和許多男孩子們一樣，只是干“男子”的事，他确信掃地、跑商店是不适于他的身分的，“這是每個丫頭都能做的事”。
　　啊，他也回來了！
　　屋門并不是平常地被推開了，而是帶著崩裂的響聲被打開了，舒拉站在門口：
　　兩頰赤紅，雙手到肘都是泥，在一只眼下，可惜，又有一塊青。
　　“賽球啦！”他高興地說，“晚安，媽媽！你已經洗完了？
　　這是你的椅子。我馬上也洗臉。”
　　他撩了很長時間水，打鼻嚏，同時那樣醉心地述說著足球，好像在世界上除了足球再沒有什么東西似的。
　　“什么時候翻譯德文呀？”卓婭問。
　　“我吃完了就翻譯。”
　　我開始吃自己遲誤了的中飯，孩子們吃晚飯。現在所有的談話全不离學校的校園，談論著將來校園是什么樣。听他們談話我了解了：孩子們打算把他們所知道的一切樹木全圍繞著自己的學校栽种起來。
　　“為什么你說棕樹不能生長啊？我在《火星雜志》上看見照片了：棕樹，周圍是雪，這就是說它們很能抗寒哪。”
　　“你怎么把克里米亞的冬季比我們這里的冬季。”卓婭心平气和反駁了他。然后她轉身向我說：“媽媽，你給我帶回什么書來了嗎？”
　　我默默地由皮夾子里取出了《牛虻》。卓婭歡喜得臉紅了。
　　她說：“謝謝你！”馬上就情不自禁地、小心地翻了几頁，可是隨即又放在一旁了。以后她迅速地收拾了飯桌，洗淨了食具，就坐下做功課了。
　　舒拉歎了一口气，嘮叨了一會儿（明天早晨就沒有時間做了么？）然后就挨著她坐下了。
　　卓婭由對她最難的數學開始。舒拉打開了德文課本，把算題放在最后：他做算題很容易。
　　半小時之后舒拉乓地一聲合上了課本，并轟隆地拉開了椅子：
　　“完啦！算題明天早晨再做。”
　　卓婭連頭也不轉。她完全沉沒在工作里了。旁邊放著很早以前她就要求我給她帶來的《牛虻》。可是我知道：卓婭在沒做完功課之前絕不開始讀這本書。
　　我說：“給我看你的翻譯，舒拉。嗯，……這莫非是与格嗎？來，你看看這里。”
　　“是，錯了。”他說。
　　“唉，這里應該是‘ｕ’而不是‘ü’。還有Ｇａｒｔｅｎ（花園）是名詞呀，為什么用小字母開始寫呀？３個錯誤，請你坐下，全重新抄一遍吧。”
　　舒拉歎息著往窗外張望：他的朋友們在台階上坐著等待他出去哪。時間并不很晚，還可以玩一會儿呀。但是事實是頑固的東西：３個錯誤，這是無法爭辯的！舒拉就歎息著重新在桌旁坐下了。
　　……夜間我帶著模糊的感覺醒了：屋里有些和往常不同。
　　正是如此，台燈點著，用報紙遮著；卓婭用兩拳托著腮，低頭讀著《牛虻》。兩頰，手，似乎還有書的扉頁，全被淚沾濕了。
　　卓婭感覺到我在看她的時候，她抬起眼睛默默地含淚微笑了。我們彼此什么也不說，可是二人全回憶起卓婭非難我的話來了：“這么大，還哭！”
穿著桃紅色衣裳的女孩子

　　明朗的春天的晴空，襯托著黑色的枯枝和歐椋鳥窩。在這幅畫上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可是我很長時間地看這幅畫，并在內心里像熱潮一般地涌現出愉快和希望。在這里不只是畫著樹，天，鳥窩，這里還有主要的東西：情緒，思想，看清大自然和理解大自然的能力。缺少這些東西，是不可能寫生的。
　　另一幅畫上，駿馬奔馳著，勇猛的騎士們手中揮著戰刀。
　　這張畫上的一切都是在突飛猛進的運動中……又一幅風景畫是我們熟悉的齊米列捷夫公園里的周邊長滿了灌木的水池。
　　這一張是楊樹林，在沿岸草地上長著很高很嫩的野草，還有我們的愉快的小溪上的銀色微波……孩子們不在家，家里只我一個人，在我的膝上放著舒拉的一本厚的畫冊。
　　舒拉一年比一年畫得更好了。我們時常參觀特列佳柯夫畫館：我希望他不只學習繪畫，而且還熟悉和理解著名的寫生畫。
　　我特別記得我們初次參觀特列佳柯夫畫館的情形。我們緩緩地由一個大廳轉入另一大廳。我給孩子們講解那些曾經鼓舞了畫家們的歷史主題和神話。孩子們傾听著，并且所提的問題總沒有個完。他們看一切都好，都使他們惊歎。使卓婭惊訝的是烏魯布列夫畫的女占卜者的眼總是注視著她，她躲在哪里都是一樣。一對愁悶的、精明的大黑眼，目不轉睛地把我們送出來了。
　　然后我們來到了謝羅夫畫廳。舒拉走近了“女孩和桃”就站住不動了。兩頰嬌紅的黑發女孩沉思地看著我們。她的兩手安靜地放在雪白的台布上。在她背后，在窗外隱約地可以看見濃陰蔽日的大園子，里邊長著百年的菩提樹。几條生滿了荒草的狹徑天曉得通到什么幽僻的境界去。我們默默地站了很長時間，欣賞這幅畫。最后我輕輕地拍了舒拉的肩膀一下，小聲說：
　　“走吧”。
　　“再等一小會儿。”他小聲地回答。
　　有時候他是這樣的：如果什么東西深刻地和有力量的感動了他，他就和僵住了一樣，不能動了。還在西伯利亞時，４歲的舒拉初次看見真正的森林時就是這樣。現在仍然是這樣。
　　我和儿子并肩站著，看著安靜的、沉思的穿著桃紅色衣裳的女孩子，我在想：什么東西感動了舒拉呢？他的畫向來是充滿了活潑和喧嚷（如果可以說毛筆和鉛筆也能傳達出喧嚷的話）：馬奔馳著，列車飛駛著，飛机在天空疾翔著。而且舒拉本人也是一個淘气孩子，是一個熱心的足球員，是愛好跑跑跳跳，吵吵鬧鬧的人。
　　謝羅夫的這幅女孩子的畫里有什么東西把他俘虜了呢？在這幅畫里只是明朗的不動的安靜。為什么他在這幅畫前這樣安靜地僵立不動？我從來就沒見他這樣安靜過……在那天我們再也沒有去看別的畫，我們回家了。舒拉在一路上問我：謝羅夫是什么年代的人？他很早就開始了繪畫嗎？誰教給他繪畫呢？
　　列賓嗎？是那個畫了那幅“查波洛什人”的畫家嗎？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時候舒拉剛剛１０周歲。由那時候開始，我們參觀了特列佳柯夫畫館許多次，我們也看見了謝羅夫的其他作品，也看見了蘇里柯夫的作品：在別遼卓夫村中的憂愁的敏什柯夫，气壯的蘇瓦洛夫，莫羅作娃夫人，以及列維唐的可愛的風景畫。總而言之，那里有什么，我們都看到了。可是正是在認識了謝羅夫所畫的女孩子之后，在舒拉的畫里也出現了風景，并且他也是在那時候首次試著畫卓婭。
　　“請你坐一會儿，”他這樣不習慣地和藹地要求姐姐，“我試試把你畫下來。”
　　卓婭耐心地坐了很長時間，很有耐心，差不多一動也不動。就是那還沒熟練的手畫成的最初的像上，也有些相似的地方。固然這只是微微能看出的、不明顯的、但是由紙上向外看著的究竟是卓婭的眼睛，那是凝視著的，嚴肅的，沉思著的……現在我正翻閱舒拉的畫冊，我想：他長大了的時候將要成為一個干什么的人呢？
　　舒拉無可爭辯地是一個很好的數學家，他繼承了父親的對于技術的愛好，他的手是靈巧敏捷的，的确是能手：什么都會做，他無論著手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他希望當工程師，我并不以為奇。所有他自己衣袋里的零用錢他全用在買《科學与技術》雜志上了，他不只把每一篇都讀完，并且經常地按照雜志上的方法制作各种東西。
　　舒拉無論做什么，永遠是熱心的，全心全意的。有一次，我到他們學校里看他們的園子去了。工作正在高潮：他們在掘土，栽植灌木和樹苗，孩子們嘹亮的聲音響徹空際。卓婭的臉累得發紅，頭發蓬亂了，她把鐵鍬放下一會儿，由遠處向我招了招手。舒拉和另外一個比他大些的男孩子在抬土。這樣的抬筐上能抬這么大一堆土，真是令人難以想象的事！
　　“小心呀，舒拉，別累坏了！”一位高身材、淡色頭發的姑娘，看外表一定是一位運動員，在他身后喊道。
　　我也听見舒拉放慢了腳步，歡喜地回答說：
　　“不會！我外祖父對我說過：在憑著良心干活的時候，累不坏。人若怕干活，活計就能使人累彎腰，如果人不吝惜力量，人就越干越強壯！”
　　在那天，在吃晚飯時候，舒拉又像是笑談，又像是當真地說：
　　“媽媽，在學校畢業之后我到齊米列捷夫卡１去怎樣？我在那里种園子，掘土种地。你以為怎樣？”
　　另外，舒拉想當一個職業運動員。冬天他和卓婭一起滑冰，滑雪，夏天他們在齊米列捷夫的池子里游泳。舒拉是一個大力士：１３歲的孩子看著和１５歲的一樣。冬天他用雪擦身体，春天比任何人都早開始游泳，可是在深秋，在最勇敢的游泳家看見水就打冷戰的時候，他才結束游泳。關于足球更沒有什么可說的：為了足球，舒拉能忘掉一切，忘掉飲食，忘掉功課。
　　可是究竟……究竟舒拉似乎最希望成為一個畫家。近來每一分鐘空閒時間他都用在繪畫上。他由圖書館里拿來，也要求我給他拿來列賓、謝羅夫、蘇里柯夫、列維唐等的傳記。
　　他景仰地說：“你知道么，列賓由９歲就開始每天畫畫，一輩子一天也沒丟下過！你只要想想吧，啊！每天畫！在他左手害病，不能拿著調色板的時候，他就把調色板系在身上，仍然工作。我真佩服！”
　　……翻閱舒拉的畫冊，我認識了公園里我們喜歡的長凳，距离我們家不遠的山楂樹叢。舒拉喜歡在夏天炎熱的晚間躺在那些樹下。這是我們的台階，就是他喜歡和小朋友們游戲完了之后在那里久坐的地方。這是那片草地，他們的足球場。
　　現在舒拉只是描繪西班牙：前所未見的藍天，銀色的橄欖樹，紅色的山，和被太陽晒焦了、被戰壕豁穿了、被炸爛了、被共和國的戰士的熱血浸濕了的土地。在冬季，特列佳柯夫畫館展覽蘇里柯夫作品時，舒拉往那里跑了几次，我看他似乎也為了看西班牙的水彩畫：他現在更喜歡蘇里柯夫，好像就是因為蘇里柯夫曾在西班牙旅行過，曾看見過和描繪過那個遠方的土地。
　　這是什么呀？這個帶有很多窗戶的高樓的正面，我好像是認識似的。對，這是二○一學校！周圍是未來的園子：樺樹，楓樹，橡樹和棕樹！
打賭

　　卓婭和舒拉已經完全是大孩子了。但是有時候，相反地，我覺得他們還是很小的孩子！
　　……有一天晚上我很快地睡著了，可是像被人推了一下子似的，忽然醒了：我好像听見有人捧著碎石塊往玻璃窗上仍似的，這是雨點像打鼓一樣敲打著窗上的玻璃。我坐起來了，看見舒拉也在床上坐著。
　　“卓婭在哪里呀？”我們兩人同時問。
　　卓婭的床是空的。可是就在這時候，好像回答我們一樣，在樓梯上有了壓低了的語聲和笑聲，接著我們的屋門就被輕輕地打開了：在門口立著卓婭和伊拉。她是住在鄰近一所小房里的和卓婭同年的姑娘。
　　“你們到哪里去了？你們由哪里來呀？”
　　卓婭默默地脫下大衣，把它挂起來之后，就開始用力向下脫濕透的便鞋。
　　“你們到底到哪儿去了？”舒拉忍不住地問。
　　伊拉已經被激動到那樣程度，雖然笑可是兩頰還流下淚珠來，她開始述說了。
　　晚間１０點鐘左右，卓婭去敲她們的窗戶。伊拉走出門外的時候，卓婭告訴她說，她和女孩子們打賭了：她們說卓婭不敢在這樣秋天的黑夜里穿過整個齊米列捷夫公園，卓婭說：
　　“我不怕。”她們就這樣打賭了：女孩子們坐電車到齊米列捷夫研究院電車站，卓婭由公園里邊徒步走到那里。卓婭說：
　　“我在樹上划記號。”
　　女孩子們說：“你不划記號我們也相信你。”可是在最后的一分鐘她們自己害怕了，她們勸卓婭取消打賭：外邊很冷，很黑，并且已經開始落雨了。
　　“……可是她反倒更興奮了，”伊拉又哭又笑地述說著，“她就步行去了，我們是坐電車去的。我們一等再等她總是不來。以后我們看見她來了，她還笑哪！”
　　我惊訝地看著卓婭，她依然默默地在爐邊烘她的濕襪子。
　　我說：“你知道么，我可沒想到你能作出這樣的事來，這么大可是還這么……”
　　“……糊涂？”卓婭微笑著替我說完了。
　　“是，你原諒我這樣的話，可是這樣的事也真不太聰明！”
　　“如果這是我干的么，那就一定要……”舒拉情不自禁地說。
　　伊拉接著告狀說：“她還打算徒步走回來哪！我們費了很大勁才說服了她和我們一起坐電車回來。”
　　我忽然想起來說：“脫下衣裳來吧，伊拉！快烤烤吧，你完全濕透啦！”
　　“不，我回家。媽媽在家也要生气呀……”伊拉坦白地說。
　　剩下我們自己的時候，我們沉默了一會儿。卓婭高興地微笑著，可是沒開始談話，而是安靜地在爐邊烤火取暖。
　　舒拉終于說話了：“好吧，打賭你贏了，可是你贏得什么了？”
　　“哎，我并沒有想到這個呀！”卓婭回答說，“我們只是打賭了，至于賭什么，我們并沒約定呀。”在她臉上現出了天真的懊悔來。
　　舒拉喊道：“你呀！惦記惦記我也好呀。你就說，如果我贏了，你們給舒拉一個新足球也好吧。沒有那個心，沒有惦念親弟弟的心！”他非難地搖了搖頭。以后他嚴肅地補充說：
　　“可是我究竟沒想到你能干出這樣的事來。為什么你想用這樣的辦法證明你的勇敢呀？連我都知道這樣做不對。”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卓婭反問說，“不過我很想嚇唬嚇唬女孩子們。在林子里走著的是我，可是害怕的卻是她們！”
　　她笑了，我和舒拉也不由得附和她笑了。
丹娘·索羅瑪哈

　　我很早就開始了和孩子們共同解決家庭的收支問題。
　　我記得，在１９３７年我們立了存款簿子，鄭重地存入了最初的７５盧布。每次在月底能節省若干錢的時候，全是由卓婭把錢送到儲蓄銀行去，甚至在錢數不多，只有１５到２０盧布的時候，也儲蓄起來。
　　現在我們有了一項新的開支：在銀行里立有１５９８７２號存款戶頭，蘇聯人民把捐助西班牙共和國婦女和儿童的錢全匯存在這一戶頭名下。
　　我們也這樣做。這個意思并不是我先想起來的，而是舒拉首先說出來的。他說：
　　“我和卓婭可以少花一點儿吃早點的錢。”
　　我說：“不行，早點錢我們不能動。可是少看一兩次足球賽卻可以，并且還會更有益處。”
　　然后我們開了一張最必須物品的清單：卓婭沒有手套，舒拉的鞋子完全坏了，我的膠皮套鞋也破了。此外，舒拉的顏料已經用盡了，卓婭需要刺繡用的絲線。這時候就可能有爭執：孩子們一向主張買我需要的東西。
　　我們最得意的一項開支是買書。
　　到書店里，先翻看放在柜台上的書，然后再由較遠處用足尖站著，歪著頭看緊緊擠著放在書架上的書的名稱，翻閱，再翻閱，商議……最后拿著仔細包好的，很重的一包書回到家里。這該是多么愉快的事呀！我們的書架子（它放在屋角，在卓婭的床頭處）擺上一本新書的那一天，在我們家里就算是節日，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談論新買來的書。新書我們輪流著讀，有時候在星期日下午朗讀。
　　我們共同讀過的書中，有一本書名叫《國內戰爭中的女性》，這是本人物略傳匯編。我記得，我正坐著織補襪子，舒拉畫畫，卓婭打開了書准備讀。舒拉忽然說：
　　“你最好別從頭接連著念。”
　　“那怎么念呀？”卓婭覺得很奇怪。
　　“你這樣：你把書隨便打開，翻到什么我們就由那里開始。”
　　我不知道為什么他想要這樣做，但是我們就這樣決定了。
　　打開了的恰好是《丹娘·索羅瑪哈傳略》。
　　我還記得，那是由３個筆記本子里摘來的一些斷片：最先是農村女教員丹娘·索羅瑪哈的哥哥敘述她，以后是一個男學生敘述她，最后是她的小妹妹敘述她。
　　哥哥敘述的是丹娘的童年，講她是怎樣長大的，怎樣學習和怎樣愛好讀書。這里有這么一段，讀到這一段時卓婭停了一會儿，并且望了望我：這是關于丹娘朗讀《牛虻》的那一段。丹娘在深夜里讀完了那本書，就對哥哥說：“你以為我不知道我為什么生活著嗎？我覺著為了人們能過更好的生活，我可以把我的血一滴一滴完全付出去。”
　　中學畢業之后，丹娘在一個庫班的村落里任教員。在革命將開始之前，她參加了布爾什維克的地下組織。在內戰時期她參加了赤衛軍的隊伍。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白軍竄入柯茲民斯克村，丹娘正倒在這村里害傷寒病。他們把害病的女孩子投入監獄，用酷刑拷問她，希望她供出她的同志來。
　　格里沙·波羅文柯寫的是關于他和其他曾在丹娘那里讀書的學生怎樣跑到監獄，他們希望看見自己的女教員，幫助幫助她。他們看見丹娘被打得遍体鱗傷，周身是血，又被拖到院子里，安置在靠牆的地方。使這男孩子惊訝的是她的鎮靜的臉：在那臉上沒有恐懼，沒有求饒，并且沒有由于剛受了酷刑而感到疼痛的表情。她的眼睛睜得很大，仔細地看著集攏來的人群。
　　忽然，她舉起一只手大聲而清楚地說道：
　　“你們可以盡興地打我，你們可以打死我，可是蘇維埃并沒死，蘇維埃還活著哪！他們一定回來！”
　　警察巡官用槍通條打了丹娘一下子，就把她的肩膀打破了，喝醉了的哥薩克們擁上來就踢她和用槍把子打她。劊子手巡官對她喊叫說：“我會叫你求饒的！”丹娘擦著臉上流著的血回答說：“你不要等，什么我也不會向你們請求。”
　　卓婭繼續讀：以后是講白党怎樣天天用酷刑拷打丹娘。白匪們因為丹娘沒喊叫，沒求饒，而勇敢地瞪著劊子手們，所以就對她這樣報复……卓婭放下書走到窗前很久很久地不回頭看。她不常哭，她不喜歡人們看見她的眼淚。
　　舒拉早已放下了畫冊和顏料，這時他就拿起書來開始繼續讀。拉亞·索羅瑪哈敘述了姐姐的死：
　　“關于她臨死的情形我知道這些事：
　　１１月７日黎明，哥薩克們擁進了監獄。
　　他們用槍托往外驅逐獄里的人們。丹娘在門口轉回身來向著留在監獄里的人們說：
　　‘永別了，同志們！’她的響亮的鎮靜的聲音，傳遍了房間。‘這血不會白白地流在牆上！蘇維埃快來到了！’在嚴寒的早晨，白匪們在牧場后邊砍死了１８個同志。丹娘是最后一個。
　　她信守著自己的話，始終沒向劊子手們求饒。”
　　我記得：那天晚間被丹娘的惊人毅力和丹娘的形象的純洁所感動得哭的，不只是卓婭一個人。
首次的工資

　　有一次我哥哥在下午看我們來了。喝完了茶并和永遠從心里歡迎他的孩子們閒談了一會儿之后，他忽然沉默了，伸手取過他的填得滿滿的皮包，又意味深長地看了看我們。我們馬上明白了：這并不是沒有緣故的。
　　卓婭就問：“你那里有什么呀，謝爾杰舅舅？”
　　他沒有馬上就回答：他暗自得意地對她擠擠眼，不慌不忙地打開了皮包，取出一疊圖案開始翻弄它們，我們都耐心地等待著。
　　后來謝爾杰終于說了：
　　“就是這些圖案，需要把它們复寫下來。你的繪圖一門功課的成績怎樣，舒拉？”
　　“他的成績是‘很好’。”卓婭回答說。
　　“那么，舒拉，你接受這工作吧。這是好事，男子干的事，你還能幫助家庭。給你繪圖工具。這份是我自己的，舊的，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它就開始為我服務，現在還很好使，沒有毛病。墨，我想，你有吧？”
　　“連譽寫紙也有。”卓婭插嘴說。
　　“那樣就更好了！你走近些來，我給你解釋解釋怎么做。
　　工作并不复雜，但是它要求高度的准确和仔細，馬虎和涂抹可不行。”
　　卓婭湊近舅父坐下了。
　　舒拉始終在爐邊站著，并沒离開原地，也沒說一句話。
　　謝爾杰瞥了他一眼，就俯首在圖案上開始解釋。
　　我和我哥哥兩個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原來舒拉的個性里有一個特點，一向使我不安：就是他特別的倔強。例如，舒拉嗜好音樂，他的听覺很好，他彈父親的六弦琴已經很久了。但是有時候他不能一次就記准某一調子。你對他說：“你錯了，不是那樣唱，是這樣唱。”舒拉听完了就很冷靜地回答說：“可是我更喜歡這樣。”并繼續按自己那樣彈。他很清楚地知道我說得正确，下一次他就改正過來，可是現在卻不改。他有很固執的習慣：一切問題，無論大小，他都獨立地決定，任何人都不可能給他出主意。他覺得自己是成人，是男子漢，他自己知道一切，理解一切！
　　顯見是舒拉認為舅父的提議侵犯了他的獨立性和熱心守護著的自主性。當謝爾杰解釋應該怎樣做的時候，舒拉在遠處注意地听著，但是一言未發，謝爾杰也再沒有往他那方面看。
　　哥哥臨行，在門口，并不專對著某人說：
　　“整整一個星期之后我就需要這些圖。”
　　在他去后，卓婭打開了物理學課本，我和往常一樣，看學生的本子，舒拉開始讀一本小書。室中寂靜了一些時間。卓婭站起來了，伸伸懶腰，晃晃頭（她有這樣的習慣——用疾速的動作掀起經常落在額上和右眉上的一綹黑發）。我知道功課已經作完了。
　　“該動手做工作啦，”
　　她說，“我們可以用一夜半的時間把它弄完，是不是，媽媽？”她就開始往桌上攤放圖案。
　　舒拉放下書，瞥了姐姐一眼，不高興地說：
　　“你坐著念你的《大學》吧（卓婭在那些日子正在讀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我比你畫得好，不用你，我也能做完。”
　　但是卓婭沒听從，他們兩人用圖案把全部桌面占用了，我只好把我的本子挪到桌邊。孩子們很快就深入到工作中去了。
　　卓婭這時就像往常在縫衣服、做飯或打掃屋子的時候一樣，總之就是像在進行一种不需要人的全部精神，而只需要手眼准确的工作時候一樣，她就開始了小聲地唱：
　　草原上的野麥，綠色的芳草，寶石樣碧綠的青草被風吹動了。
　　雷聲雖已響過很久，那早年的往事卻沒被忘掉，它還在活著……舒拉最初默默地听著，以后他也小聲地合唱了，以后更大聲地唱起來了……兩人的聲音融合在一起，很清脆，很協調。
　　他們唱完了關于一個在和盜匪們戰斗中犧牲了的哥薩克姑娘的歌，卓婭就開始唱我們大家喜歡的另一支歌，這支歌從前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也唱過。
　　廣闊的第聶伯在哭叫著，暴怒的狂風卷起了落葉，它把參天的茂林折到深谷，它掀起可怕的狂瀾……他們就這樣一邊唱著，一邊工作著，我也似听不听地听他們唱：不一定是詞句傳到了我的耳中，也許光是音調和他們唱歌的情感使我心里很舒服。
　　一星期后舒拉把完成了的工作送給舅父，并拿著一疊新的圖案幸福地回家來了。
　　“他說：‘好！一星期之后給錢。’你听見沒有，媽媽？我和卓婭掙來的錢！”
　　“謝爾杰舅舅再沒說別的話嗎？”我問。
　　舒拉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就笑了：
　　“他還說：‘這樣比較好，舒拉老弟！’”
　　又過了一星期，早晨我醒來看見在床邊的椅子上放著兩雙襪子，一條很美麗的綢子的白領子，這是孩子們用他們首次的工資給我買的禮品。
　　其余的錢裝在信封里一起放著。
　　……現在，在下午回家的時候，我時常走到樓梯上就听見我的孩子們在唱歌。
　　那時候我就知道：他們又埋頭在繪圖工作中了。
蔚拉·謝爾杰夫娜

　　在旁觀的人看來，我們的生活好像永遠沒有任何特殊事情地平淡地進行著。今天總是和昨天一樣：學校和工作。有時候到劇院或參加音樂會，接著仍是功課，書，短時間的休息。這就是一切了。但是，實際這還遠沒有包括一切。
　　在一個未成年的少年人的生活里，每小時全是很重要的。
　　在他的眼前不停地出現新的世界。他開始獨立地思考，他不能不加考慮地便接受任何現成的東西。一切他都要重新考慮和重新決定：什么好，什么坏？什么是崇高、尊貴，什么是卑鄙、下賤？什么是真正的友愛、忠實、公理？什么是我的生活目的？我是否無味地活著？生活每一點鐘、每一分鐘地在那年輕人的心中不斷地提出新的問題，即使他尋求和思考；每一件瑣碎的事，他都會特別敏銳地和深刻地感受著。
　　書早已不是僅僅用來幫助休息和消遣的東西了。不，它是朋友，顧問，導師。
　　卓婭在小時候曾這樣說過：“凡是書里說的，全是真理。”但是現在她卻很長時間地思索每一本書，她和書爭辯，閱讀時尋求解決那些使她激動的問題的答案。
　　讀完《丹娘·索羅瑪哈傳略》，我們又讀了那永遠不能忘掉的、對于任何一個少年都不能不給以深刻印象的那本講保爾·柯察金的小說，那本講他的光明的和美好的生活的小說。
　　它在我的孩子們的意識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一本新書對于他們都是一樁大事：關于書中所敘述的一切，孩子們都把它們當作真正的生活討論著：關于書中的主人翁他們常常進行熱烈的爭辯，或是愛或是非難。
　　遇著一本有智慧的、有力量的、正直的好書，是對青年有重大意義的。因為遇著了一個新人，就常常可以決定你的未來的道路，你的整個前途。
　　學校在我的孩子們的生活里向來是很重要的。
　　他們尊敬自己的先生，他們談到教務主任伊凡·阿列克謝維奇·亞澤夫的時候，特別表示敬慕。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又是一個公正的教員。”卓婭這樣重复過許多次，“他是一個多好的園藝家呀！我們稱呼他為米丘林。”
　　舒拉每次講到上數學課的情況都是愉快的，他講到尼柯萊·瓦希里耶維奇怎樣要求他們思考，研究，并說他什么時候都指責那些不思考或机械地死記數學公式的人。
　　舒拉這樣說：“哎，他可不喜歡死背課本和像鸚鵡一樣光會重复別人的話的人！
　　可是如果他看出來誰真理解了，那可就是另一回事啦。雖然有時候算錯了，可是他只是說：‘不要緊，你別忙，想想。’的确，听到這樣的話腦子就更好使了！”
　　卓婭和舒拉談論他們的班主任葉卡特琳娜·米海洛夫拉的時候總是非常喜愛的。
　　“她那樣忠厚，謙虛！
　　她永遠在校長面前維護我們。”
　　實在，我不只听到一次：如果在班里有人惹了禍，犯了錯誤，第一個維護他的人就是葉卡特琳娜·米海洛夫拉。
　　她教德文。她給學生們講課從來沒提高過聲音，可是在她上課時候大家都很安靜。她對待學生很寬厚，但是在孩子們的腦子里向來沒有過馬馬虎虎地預備她那門功課的念頭。
　　她愛孩子們，孩子們也以愛回報她，這個情況可以保證她上課時不發生紀律問題，學生在她那一門功課方面的成績也沒有問題。
　　但是從蔚拉·謝爾杰夫娜在她們的班里講俄文和文學課以來，在卓婭和舒拉的生活上就開始了一個完全新的階段。
　　卓婭和舒拉一向說話都要加以斟酌，甚至在表達自己感情的時候也很謹慎。隨著他們的成長，他們的個性上的這一特點，就更逐漸明确了。他們像怕火一樣地怕說夸張的話。他們兩人全不輕易表示愛、溫情、狂喜、憤怒和憎惡。
　　關于孩子們的這類的情感，關于他們的心境，我根据他們的眼神，根据他們的沉默，或是根据卓婭在傷心時候或著急時候如何在屋中由這一屋角到那一屋角往返地踱著，倒是能了解得更多些。
　　有一次（那時候卓婭１２歲）一個男孩子在街上，在我們窗前虐待和逗弄一條小狗，他投石塊打它，又拖它的尾巴，以后又把一塊吃剩下的腊腸送到它的鼻前，在它正要張口咬住這一塊美味的時候，他馬上又把手撤回去了。這一切，卓婭隔著窗戶全看得很清楚，雖然那時候已是深秋，她連大衣也沒披上，就那樣跑出去了。看她那時候臉上的神色，我怕她馬上去大聲叱責那男孩子，甚至用拳頭去打他。可是她并沒嚷，并且也沒舉拳頭。
　　“別淘气啦！你不是正經人，你是坏孩子。”卓婭走到台階上說。
　　她并沒有大聲地說，但是帶著無限鄙視的表情，致使那個男孩子哆哆嗦嗦地一言未發就狼狽地側著身子溜走了……如果卓婭說某一人：“他是好人。”那就足夠了。我就知道了：卓婭很尊敬那個被她這樣評判的人。
　　但是關于蔚拉·謝爾杰夫娜，卓婭和舒拉卻毫不隱藏自己對她的欽佩。
　　“你要是知道她是什么樣的人哪！”卓婭重复地說。
　　“什么樣的呀？她為什么這樣合你的心呀？”
　　“我簡直不會說……不，我會說。你知道嗎？她走進了教室，開始講述，我們全知道：她不是因為功課表里有她的一門功課才給我們上課。
　　她本人是認為她所講述的東西很重要并且很有興趣。也看得出來，她并不需要我們把她所講的全牢記下來，她只希望我們能思索和理解。同學說，她把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交給我們，讓我們‘解剖’。真的，她說：
　　‘你們喜歡這個主角么？為什么？你們以為他應該怎樣做呢？’我們甚至不等到她的話停止了，就全教室里的人都一齊說話了：忽然這個站起來，忽然另一個站起來……我們爭辯，气忿，以后在大家都表示了意見之后，她自己就開始講話了。她那樣平淡地、聲音不大地講話，好像教室里不是３０人，而是３個人一樣。誰正确，誰錯誤，馬上都清楚了。多么希望把所講的東西都讀一遍呀！
　　听了她講述之后再讀那書就完全不同了，可以看見以往完全沒注意到的東西。另外，我們現在是真正了解莫斯科了，因為這個我們應該對她道謝。她在第一課上就問我們：‘你們到過托爾斯泰博物館嗎？到過奧斯坦基諾嗎？’她接著就很气忿地說：‘嗐，你們還是莫斯科人哪！’可是現在我們和她一起什么地方都去遍了，所有的博物館都參觀過了！每次她都要我們思索一下新看到的東西。”
　　“真的，她真是很好的人！”舒拉幫助她說。
　　他說這樣富于情感的話仍是有些拘泥的，并且為遮掩他的羞澀，或者為使他的話听起來更肯定，他每次贊美這位女教員的時候都是用成年男子的低音來說，不過他的嗓子還不成。但是他的眼神和臉的表情則清楚明确地說：“她是好人，很好的人！”
　　可是，只有在他們班上開始了讀車爾尼雪夫斯基作品的時候，我才真正地了解了什么是被喚醒了的對文學、對作家、對歷史的興趣。
最高的尺度

　　“您的女儿在專科學校讀書嗎？”有一次我按著卓婭開的書單向圖書館的女館員借書的時候，她這樣問我。
　　書單子向來是很長的并且包括的种類很多。為了准備寫一個關于巴黎公社的報告，什么書卓婭沒讀哇！既有深奧的歷史著作，也有翻譯的法國工人詩人鮑狄埃和克列曼的作品。
　　她讀了多少關于１８１２年衛國戰爭的著作呀！卓婭在夢中還念著庫圖索夫和巴格拉齊昂的名字和對戰斗的描寫，并且醉心地背誦著《戰爭与和平》的章句。她在准備關于伊里亞·木羅米次的報告的時候，給我開了一張很長的書單子，其中的書都是不常見的，為了搜尋這些書我跑遍了各樣的圖書館。
　　卓婭會認真地鑽研，尋找最深的參考書，研究事物的本質，把全部精神都用于所研究的題目上去，這一切我都不覺得新奇。但是她從來還沒像這樣把整個的心都用在研究一件事情上。遇見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是卓婭一生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蔚拉·謝爾杰夫娜給孩子們介紹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傳記，下了那一課，回到家里，卓婭就決然地說：
　　“我想知道關于他的一切。你明白嗎，媽媽？在學校里只有《怎么辦？》。請你問問，你們的圖書館里還有什么。我希望得到完全的傳記、書札和他同時代人的回憶錄，我想知道他的一生。”
　　這只是開頭的几句話，可是我就已經不能袖手旁觀了。平時沉默寡言的卓婭忽然變成好說話的人了。顯見她需要把她和每一思想，每一發現，把她在思考問題的時候所爆發的每一火星，都拿來和我討論。
　　一次，她給我看一本舊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傳記，說：
　　“你看，這里說他在大學初年除了功課以外并沒關心別的事，可是，你看他在那時曾托他的表兄翻譯什么樣的拉丁文的詩：
　　‘讓公理胜利吧，不然就讓世界毀滅吧！’還有：‘讓虛偽消滅了吧，不然就讓天坍了吧！’莫非這都是偶然的么？還有他給裴頻的信里說：‘為自己的祖國爭取永久的光榮和為人類謀幸福，還有什么比這個更崇高的，更為人所熱望的事呢？’媽媽，我不再打攪你了，可是再听一段吧。這是日記里記的，‘為了自己的信念胜利，為了自由、平等、友好和快樂，為消滅貧困和罪惡，我毫不吝惜生命！假定我确信我的信念是公正的，并且一定胜利，那么我并不以我不能看見它們的胜利和實現為憾事。只要我确信這個，我就能為此而死去，并覺得甜蜜而不苦惱。’……你想想：既然這樣，怎能說他除卻功課以外不關心別的事呢？”
　　卓婭開始讀《怎么辦？
　　》以后就放不下了。她那樣地專心讀這本書，甚至有生以來第一次忘了在我回家之前給我溫中飯。她几乎沒看見我走進屋里來：她只是一剎那間抬起了頭，用疏遠的眼睛看了看我，好像沒認出我來一樣，馬上就又專心讀書去了。我沒惊扰她，自己燃著了煤油爐子，把湯菜放在爐子上，又提起水桶往洗臉吊桶中倒水。這時候卓婭才猛然醒悟了，她跳起來就由我手里把水桶奪去了：
　　“你干什么，媽媽！我自己做！”
　　晚飯后，舒拉睡覺了。
　　以后我也躺下睡著了。醒來后，睜著眼躺了一會儿，不久我又睡著了。在深夜里又醒來的時候，發覺卓婭還在讀書。于是我就起來，默默地由她手里拿過書來，把它合上，放在書架上。卓婭用抱歉和哀告的眼光看了看我。
　　我就對她說道：“在燈光下我睡不好覺，可是明天需要早起。”我知道只有這樣的話才能說服她。
　　早晨舒拉忍不住不挑逗姐姐了：
　　“你知道么，媽媽，昨天她由學校一回到家里就沉到書里去了。只是讀，什么也看不見，也听不見。我看她快像拉賀米托夫那樣在釘子上睡覺了！”
　　卓婭當時沒有說話，可是下午她由學校里拿回來一本書，在那本書里曾引證了季米特洛夫論到拉賀米托夫的話，說俄羅斯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拉賀米托夫，在某一時期也曾是初參加革命運動的青年，保加利亞工人（指季米特洛夫本人）的好榜樣。季米特洛夫回憶他本人在少年時期曾怎樣努力使自己成為像拉賀米托夫那樣意志堅強的和受過鍛煉的人，也像他那樣把自己的個人生活服從于偉大的事業——解放勞動者的斗爭。
　　卓婭選擇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為作文的題目。她不停地讀參考書，不倦地搜集新的材料，并且有時候她竟找到了許多我不曾知道的事實。
　　關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被剝奪公民權和假斬示眾，卓婭敘述得很簡短，但很生動。她用不多的話描寫了陰郁的、落著雨的早晨和斷頭台，在台上立著黑色的柱子，柱子上有鎖鏈和一塊黑色木牌，上邊寫著白字：“國事犯”，這塊木牌就被挂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脖子上了。
　　以后就是３個月艱苦疲憊的千里的長途跋涉，最后才到達了荒辟的流放區喀達亞。沙皇政府妄想使這支“違禁學說的輝煌火炬”在那里熄滅。
　　卓婭在某一本書里找到一幅用墨繪的畫，更正确地說，是一個被放逐的政治犯的素描。畫上是車爾尼雪夫斯基住過的一所小房子。舒拉也不能不被卷入卓婭所醉心的事中去。他把這幅素描复寫在他的本子上了，并且他還能抓住并傳達出來畫里的主要東西：籠罩了荒涼的邊疆的憂郁，死硬的大地，池沼，黃沙，瘦弱了矮樹林子，許多墳頭上的十字架，這一切一切好像全被低垂著的愁悶的天壓抑著，而那所小房子也像受著重大的壓迫，在它的牆壁里邊顯見是沒有溫暖，舒适，歡喜……一年又一年地，在孤獨中度著漫長的、痛苦的、愁悶的歲月。在這种環境里，車爾尼雪夫斯基給他的妻子和子女們寫的信就顯得是很難令人相信的。那里邊充滿了溫暖，光明，溫情和愛。這些信要通過黑夜，通過雪地，在途中走几個月。
　　漫長的７年就這樣度過去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到底到了恢复自由的前夕了。這時他給他的妻子敖麗嘉·索克拉托夫娜寫了一封什么樣的信哪！
　　“我親愛的朋友，我的快樂之神，我的唯一的愛和心靈……我在我們結婚的日子給你寫這封信。親愛的，謝謝你，因為我的生活得你照耀而更加光彩……。８月１０日我的刑期將要滿了，以后我對于你和孩子們就再不是無用的人了。我想到秋天可能在伊爾庫茨克，或伊爾庫茨附近安置下自己，那時候我就可能照舊工作了。一切一切很快地都要好轉了。由今年秋開始……”
　　每一句話都表示著，确信很快就團圓和有希望重逢。可是不但沒能團圓，反倒又被放逐到維呂斯克去了。又是漫長的、無盡頭的１３年孤獨的生活。在那地方，酷寒的冬季長達半年，周圍是池沼和涼天雪地。這是最艱苦的徒刑時期，并且沒有絲毫恢复自由的希望。前途茫茫，只有孤單、黑夜和雪……那時候文尼柯夫上校就到他那里去了，向他傳達政府的勸告：叫他寫悔過書請求赦罪。如果他寫了就可以讓他恢复自由，回到故鄉。
　　車爾尼雪夫斯基卻回答說：“我請求赦免什么罪呀？這是一個問題。我覺著我被放逐只是因為我的腦袋和憲兵隊長舒瓦洛夫的腦袋构造不同，難道可以為這個請求赦罪么？謝謝您辛苦……我絕對拒絕寫悔過書……”
　　時間又慢慢地過著。生命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消逝著。
　　他的才智是靈活的，有力的。他熱望著勞動和創造，并且那么善于預見未來！
　　他的手是曾寫過號召俄羅斯農民起來反抗的憤慨激昂的檄文的手。他的聲音曾號召赫爾岑，使他的《警鐘》不傳報喜音，而號召俄羅斯拿起斧子來。他把一生只獻給一樁事，他一生只奔向一個目的：使壓迫的人民獲得自由。他以前曾對自己的未婚妻說過：“我不屬于自己，我選擇了有入監獄的危險的道路。”可是這個人竟被判刑了。對于他來說，最殘酷的刑罰是不許做事。他連握握將死的朋友的手，和對他說一句永別的話，都不可能。
　　涅克拉索夫將要死了。這一消息對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個殘酷的打擊。他給裴頻寫信說：“如果在你接到我的信的時候涅克拉索夫還有气息，你就對他說，我曾因為他是一個好人而熱愛他，我感謝他對我的厚意，我吻他，我确信：他的光榮是不朽的，他是一切俄羅斯詩人中最有天才、最崇高的詩人，俄羅斯對他的愛是永恒的。我慟哭他……”
　　這封信走了３個月，可是傳到的時候，還赶上了涅克拉索夫尚在人間。臨死的涅克拉索夫請求說：“告訴車爾尼雪夫斯基吧，我很感謝他。
　　我現在得到安慰了：他的話對于我，比誰的話都寶貴……”
　　２０年徒刑和放逐結束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終于登上了還鄉之途。他急急忙忙，日夜兼程，在這辛苦的長途上一小時也不休息，最后，他到達阿斯特拉罕了。可是這里又是一個殘酷的打擊：車爾尼雪夫斯基失掉了工作的可能性。什么人、什么刊物還能刊登“政治犯”的文章呢？又是無事可做，周圍又是沉寂和空虛……車爾尼雪夫斯基在逝世之前不久，曾會見了柯羅連科。柯羅連科回憶說：“車爾尼雪夫斯基向來不許惋惜他：他向來會很好地約束自己，如果他需要忍受痛苦（他又怎能不忍受慘重的痛苦！），他總是一個人勇敢地忍受，不對任何人傾訴自己的痛苦。”
　　……卓婭把自己的作文給我們朗讀了。我和舒拉全說了衷心的話：“很好！”
　　舒拉在屋里踱著，又補充說：“你知道嗎？我將來一定畫一張大畫儿。畫名就叫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假斬示眾。”
　　卓婭很快地說道：“可是赫爾岑就是這么寫的。你知道，他寫的是：難道就沒有一個人畫一幅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羞恥柱前的畫嗎？他說這幅畫將揭露……他怎么說的呢？……將揭露把人類的思想綁在羞恥柱上的愚蠢惡人的真面目。”
　　舒拉剛听完她的話就繼續地說：“我現在全看見了，投給他鮮花的那個姑娘我也看見了，對他喊出‘永別了！’的那個軍官我也看見了。連車爾尼雪夫斯基本人我也看見了……你知道，就是在劊子手在他頭上把劍折斷了的那一分鐘，他們強迫車爾尼雪夫斯基跪下了，可是他臉上的表情，你知道哇，馬上就看出來了，他不屈服，永遠也不會屈服！”
　　第二天我剛一邁進門坎舒拉就喊：
　　“媽媽，蔚拉·謝爾杰夫娜把卓婭叫出來考試了！你猜猜吧：問的恰好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動！”
　　“答得怎樣呢？”
　　“很好！很好！全教室里人，連我也在內，都傾听著她，可是我很熟悉這些事了哇！蔚拉·謝爾杰夫娜很滿意。”
　　卓婭的作文分數也是“很好”。
　　“那是應得的分數啊！
　　”我說。
　　“那還用說么！”舒拉響應了我的話。
　　從外表看來，似乎是作文得到“很好”，就是卓婭工作完成了。可是實際不是這樣，知道了車爾尼雪夫斯基，了解了他的命運和他的著作，對于卓婭具有重大的意義。他的生平成了她的行為和思想的最高尺度。這是卓婭的文學作文課的真正總結。
化學的評分是“很好”

　　卓婭的學習成績很好，雖然某些功課她學著很吃力。有時候她做數學和物理學功課做到深夜，可是始終不肯讓舒拉幫助她。有好多次是這樣：舒拉早已預備完功課了，可是卓婭仍舊伏在桌上。
　　“你做什么哪？”
　　“代數。算不好這個題。”
　　“來，我算給你看。”
　　“不用，我自己想想吧。”
　　半點鐘過去了，一點鐘過去了。
　　舒拉气忿地說：“我睡覺去了！答案在這里。你看，我放在這里了。”
　　卓婭連頭也不轉。舒拉遺憾地一揮手就睡去了。卓婭還要坐很長時間。在十分困倦了的時候，她就用冷水澆臉，澆完了仍舊在桌旁坐下。
　　算題的答案就在旁邊放著，伸手就可以取來，可是卓婭連往那邊看也不看。
　　第二天她的數學分數得了“很好”，這事并不使班里的任何人惊异，可是我和舒拉卻知道這些“很好”的代价是什么。
　　舒拉的天資很好，一切都理解得很快，但是預備功課卻常常很粗心。有時候他拿回家的評分是“中等”。每次“中等”的評分使卓婭傷心的程度比弟弟本人更甚。
　　“這是你的工作，你明白嗎？你沒有權利不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工作！”
　　舒拉先皺著盾唉聲歎气地听著她，以后忍耐不住了：
　　“你以為我不懂這些圣明的話么？”
　　“如果你真懂，你就要用事實來證明！你不是翻弄了几頁就把書扔下了嗎？你既然開始做了，你就應該有始有終！那時候你再說：懂。我不喜歡敷衍了事。那樣簡直是討厭！”
　　aaa“卓婭，你為什么這樣愁眉不展呀？”
　　“化學得了‘很好’。
　　”卓婭不高興地回答說。
　　我的臉上現出了那樣惊愕的神气，舒拉甚至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成績‘很好’倒使你難受了嗎？”我問道。我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
　　因為卓婭堅決地不說話，舒拉就開始說道：“我現在把一切都對你說明白了吧，你知道嗎，她認為化學她知道得不夠‘很好’。”
　　在舒拉的語气里表現出不同意。
　　卓婭兩手托著下顎，一雙不高興的黯淡的眼睛由舒拉身上轉移到我的身上來。
　　“本來是嘛，”她說，“這個‘很好’一點儿也不能使我高興。我踱來踱去，左想右想，最后我走近蔚拉·亞歷山大羅夫娜對她說：‘您的這一門功課我知道得不夠“很好”。’可是她看了看我就說：‘您既然這樣說，就表明將來您能知道。我這次給您的“很好”就算是給您的“預支”吧。’”
　　“她一定想你是故意裝腔作勢！”舒拉气忿地說。
　　“不，她沒有這樣想！
　　”卓婭昂然挺直了腰，她的兩頰馬上紅了。
　　我看出了舒拉的話如何痛楚地刺激了卓婭，就支援她說：
　　“如果蔚拉·亞歷山大羅夫娜是公正和聰明的人，如果她多少了解自己的學生一點儿，她就不能對卓婭這樣想。”
　　……就在那天晚間，在卓婭為了什么事离開了家的時候，舒拉又重談起關于化學評分的事。
　　“媽媽，今天我不是無緣無故地罵卓婭呀。”他特別嚴肅地開始說。他背著窗戶站著，兩臂依著窗台的邊緣，皺著眉，在兩眉之間出現了气憤的斜紋。
　　我莫名其妙地等待著下文。
　　“你想想，媽媽，有時候卓婭的作法任何人都不能理解。
　　就拿這個評分說吧，班里的任何人得到‘很好’的評分只能高興，誰也不能再討論這個評分是應得的或不應得的。化學先生給打的，就完了。
　　不，卓婭也過于認真了！或者，你看：
　　前兩天伯里卡·佛民闊夫做了一篇作文，做得很好，很有才智，可是他知道自己的毛病：他的文章里向來有很多文法上的錯誤。所以他就在末尾寫了：‘我不喜歡不帶文法上的錯誤的俄羅斯語言。’大家都笑了，可是卓婭卻責備了他。她說，這是他的工作，他的事，在這里沒有開玩笑的余地……”舒拉憤慨地繼續說，“我生气的是她本來也懂得玩笑啊，她也喜歡說說笑笑啊，可是在學校里，我想，誰也不會猜想她會懂得玩笑的。只要誰一搗蛋，嗯，就是淘气呀，”他看見了我的眼神，就赶緊改正了，“并且不怎么嚴重，只是一點點儿，卓婭馬上就開始把人訓一頓。再有，也是昨天，你想也想不到在教室里吵得多么熱鬧啊！那一課是默寫。一個女孩子問卓婭‘經過’的‘經’字怎樣寫，可是卓婭就沒有回答她。你看，固執不固執啊！全班里的人分成了兩半，差一點儿打起來，一些人喊卓婭不是好同學，另外一些人喊卓婭是有原則的……”
　　“你喊什么了呢？”
　　“我什么也沒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是她，我什么時候也不能拒絕同學。”
　　我們兩人都沉默了約一分鐘。
　　我就說了：“你听著，舒拉，在卓婭做數學題做不好，可是你早已做完了的時候，她求你幫助她嗎？”
　　“不，不求。”
　　“你還記得那次她算那個難解的代數題，算到早晨４點鐘，可是究竟自己解答了嗎？”
　　“記得。”
　　“我以為這樣嚴格、這樣認真地對待自己的人，有權嚴格地對待別人。我知道，孩子們這么想：給人提醒，這是神圣義務。當年在我們的中學里這是規矩呀。可是，這是舊的，不好的規矩。我不能尊敬那些依賴別人告訴和偷懶的人。我尊敬卓婭。因為她有勇气率直地說出這個來。”
　　“這話固然是對的，有些同學也這樣說，說卓婭是一個直性人，心里想什么，說什么。僻如別佳就這樣說：‘如果我不明白，她什么時候都能給我解釋，永遠不拒絕，可是在考試時候暗中幫助，那是不誠實。’但是，話雖如此，究竟……”
　　“究竟什么呀？”
　　“究竟這不是對待同學的態度！”
　　“你知道哇，舒拉，如果卓婭拒絕幫助，拒絕解釋，這才不是對待同學的態度。
　　可是在考試的時候拒絕暗中幫忙，我以為這才是對待同學的態度哪。這是率真的、正直的態度。”
　　我看出了我的話沒能說服舒拉。他在窗前還站了許久，不讀，可是翻弄著書，我了解了，他正在繼續和自己爭辯哪。
　　舒拉述說的話里邊有些事情使我很不安。
　　卓婭本來是一個活潑愉快的少女，她喜歡看戲，如果她不和我們一起，自己看了什么戲，她每次回來一定帶表情地熱心地給我們講述，使我和舒拉听著好像我們也看了那戲一樣。由她的經常的嚴肅中，時常透露出她繼承了父親的幽默來，那時候我們就回憶著各樣可笑的事，整個晚上都在笑聲中。有時候卓婭用平常的聲音說著說著話，忽然就把聲音和臉上表情變了……在這當儿她自己向來不笑，可是我和舒拉，認出她所模仿的那個人，就要笑得流淚。
　　僻如卓婭微微彎著腰，收縮了嘴唇，說話庄重地、斷斷續續地：
　　“我呀，我親愛的，我告訴你們吧，你們可別怪我呀……你們青年人，你們不相信，可是，如果貓在前邊橫跑過馬路，那一定是有禍……”
　　在我們眼前活生生地出現了舊住所的鄰家的老太太。
　　“對，對，正像阿庫里娜·伯里索夫娜！”舒拉喊道。
　　或是，卓婭皺了眉，嚴厲、气忿地說：
　　“為什么亂七八糟？馬上停止！否則我就不得不采取辦法了！”
　　我們笑著認出了這是楊樹林小學校看門的工友。
　　幽默感脫离她的時候很少，她會講惹人笑的話，而她自己不笑。
　　卓婭好客。在謝爾杰舅舅或是我的姊姊娥麗嘉，或是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們來到我們家里，卓婭一向都殷勤招待，必請客人吃她自己做的食物，她每因客人無暇久坐而失望，她与成年人在一起感覺愉快輕松。
　　可是在學校里，在同學之間，卓婭常常像是孤僻的不善与人交往的人，就是這事使我不安。
　　有一次我問：“為什么你跟誰也不交朋友啊！”
　　卓婭反駁道：“難道你不是我的朋友嗎？舒拉不是朋友嗎？
　　我和伊拉也很好。”她沉默了片刻又微笑著補充了，“那是舒拉，班里的人半數是他的朋友，可是我不會這樣做。”
獨處自省

　　“卓婭，你在寫什么？”
　　“隨便寫寫。”
　　這就是：卓婭在寫日記。
　　布皮，方格紙的很厚的日記本子。卓婭有時候把它取出來，記寫不多的事。
　　舒拉要求說：“給我看看！”
　　卓婭搖頭。
　　“唉，行啦！連自己的親弟弟你也不給看看嗎？”
　　舒拉气憤的威嚴的聲音固然是玩笑，可是在這玩笑里無意地卻透露著真正的委屈。
　　卓婭回答說：“親弟弟看看，看完他就要笑啦，我知道你呀！”以后她小聲地對我說，“你可以看。”
　　……這是一本奇怪的日記，它和卓婭在１２歲時候寫的日記完全不同。
　　她在這里邊并不敘述什么事情。有時候她僅僅寫几句話，有時候寫一句由書上摘下的話，有時候寫一句詩。但是在別人的話的后邊，在別人的詩的后邊，可以看出我的女儿在想什么，看出她被什么感動了。
　　我在其中找到了這樣一段：
　　“友好，這就是一切，一切都共有！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志向。苦樂共之。書中有時寫著說，只是個性相反的人才可以成朋友，我以為這是不确實的，這樣說不對。我看共同的地方愈多愈好。我希望有一個這樣的朋友，我把一切都可以信托給他。我和伊拉交朋友，可是我總覺著她比我年幼，雖然我們同歲。”
　　在她的日記里也有馬雅柯夫斯基的句子：
　　但是對于我——人們，還有那些被欺負了的，——你們對于我比什么都貴重和親近。
　　還有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話：
　　“人生最寶貴的就是生命。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來度過：當他回憶往事時，不致因為自己虛度年華而痛苦，悔恨……臨死的時候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自由解放而作的斗爭了。”
　　還有這樣的話（我不知道是屬于卓婭的，還是她在什么地方讀過的）：
　　“誰不自命不凡，他就比他自己想的那樣強得多。”
　　還有：
　　“尊重自己，但勿估价過高。不要把自己封在自己的殼里，不要有偏見。不要抱怨人們不尊敬你，不重視你。更多地修養，就有更多的信心。”
　　我怀著奇怪的和复雜的心情合上了本子。在這些扉頁上呈現出了還很幼稚的、尚未定型的、摸縈著的思想，好似一個人尋覓道路，步上了正确的小徑，以后又走錯了路，迷了途，最后又步上了正路。這是一面明澈的大鏡子，在這里反映著理智和心靈的每一動作。
　　當時我決定了：不再看卓婭的日記了。獨處自省，檢討檢討自己，在距离別人的眼目（母親的眼目也包括在內）較遠的地方考慮考慮一切，對于人是有益的。
　　我對卓婭說：“謝謝你相信我，日記是你的，任何人不需要讀它。”
領袖的話

　　１９３８年夏，卓婭開始准備加入青年團。她找來團章，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讀，然后舒拉就考驗她是否全記住了和熟悉了。
　　有一件我記憶著的事是屬于這個時期的。
　　有一次舒拉說：“媽媽，你看，這是一張多么老的報啊！
　　完全變成黃色了。你看看：二四年！”
　　這是１９２４年１月３０日的《真理報》。我默默地把報紙拿在手里。馬上就清楚地回憶起來了：酷寒的２月的一天，擠滿了人的農村閱覽室，在寂靜的气氛中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給農民們讀斯大林的誓詞。
　　“你在什么地方拿來的這張報？”我問。
　　“你說過，我可以把本子放在爸爸的箱子里。我打開箱子一看，有折著的一張報。我把它打開了，就是這個……”
　　“是的，那時候我把這張報收藏起來了。我想：卓婭長大了讓她讀讀。那時候她還不到半歲哪。”
　　“那么說，這是我的報？”卓婭說。
　　她小心地把因為年久而焦脆了的報紙舖在桌上，低下頭去就開始讀。
　　“大聲讀讀吧！”舒拉要求她。
　　我很久以前就清楚地記著的那些話，現在又響起了：
　　“被資產階級國家的汪洋大海所包圍著的我國，像巨岩一般地屹立著。它遭受著一陣陳的波濤的擊蕩，有被淹沒和沖潰的威脅，可是岩石卻不動搖地堅持著。我國的力量在哪里呢？”
　　卓婭從前就知道這一段話。但是現在再讀這些熟悉的話卻仿佛与前不同了：顏色變黃了的報紙是那些日子的證人，它使她能非常敏銳地感到這些話的偉大。
　　卓婭慢慢地讀道：“列宁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你的這個遺囑，我們也一定會光榮地實現！”
　　第二天她由圖書館拿來了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林軍校學員畢業典禮上的演說詞。我記得，我當時很高興卓婭這樣地開始來認識斯大林的著作。領袖的這些演說深深地滲透了１５歲的女孩子的心和意識。斯大林同志的深刻公正的意思和他所舉的例子与事實，全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簡單明确的，他的每一句話都能達到最年輕、理論水平較差的听眾的心里。
　　現在我難于一一說明這張因為年久而變黃了的報紙引出了多么長的一張書名單。卓婭讀了斯大林同志在十八次党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非常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關于憲法草案的報告。她想要确實明白這一切。讀了之后，她就說：
　　“是，我全了解；是，我已經能夠真正地分析這事了，我已經覺出這對我很清楚、很親切了。”
　　在那時候在她的日記本上就有了她曾給我看過的這樣一段話。這是巴比塞寫的《斯大林》一書中的句子：
　　“在紅色帳幕上，他的側面像挨著馬克思和列宁的這個人——這是為一切事和一切人操心的人，這是創造了現有的和創造著將要有的東西的人……無論你是誰，你都需要這位朋友。無論你是誰，你的命運里的最好的部分，都在這個為所有的人們廢寢忘食地工作著的人的掌握中。這是一個具有學者的頭腦、工人的面孔、穿著普通士兵衣服的人。”
“不言而喻”

　　秋天，開課之后，舒拉對我說：
　　“現在我看出我們的同學們開始尊敬卓婭了，其中還有些是准備加入青年團的人，他們老去找她，對她說：你給講講，你給解釋解釋這是什么意思。再說，青年團支委會給她做的鑒定也与任何人都不同，說她是誠實的，可靠的，品質优良的，……簡直什么好听的形容詞都有。大會的情況也很隆重。
　　卓婭站出來，報告了自傳，人們對她提了各樣問題，以后就開始討論接受她入團的問題。所有的人，簡直异口同聲都說：
　　她是忠實的，正直的，她是好同志，給她的社會工作她都完成了，她也幫助落后的人……”
　　我記得，卓婭寫了自傳。全部自傳只占了一小頁。卓婭很發愁。
　　她重复著說：“完全沒有什么可寫的，生下來了，上學了，學習……可是做什么了？什么也沒做！”
　　……在那天，舒拉的情緒非常激動，据我看并不輕于卓婭本人。我不記得在什么時候我還看見過他這樣。他曾在區委門前等候卓婭。在那天下午入團的人很多，可是卓婭差不多是在最后被召喚進去的。舒拉以后說：“可把我等急啦！”
　　我也等得很著急，總是看著窗外，看他們是否來了，可是窗外夜的黑幕漸漸落下來了，在黑暗里什么也辨不出來了。
　　那時候我就走到門外，慢慢地往孩子們應該來的方向迎上去。
　　剛走了几步，他們就連呼帶喘地、興奮地扑向我來了。
　　“接受了！接受了！所有的問題都回答上了。”他們爭先恐后地說。
　　我們回到家里，卓婭的臉赤紅了，很幸福。她開始述說經過的情況：
　　“區委書記那么年輕，愉快。他問了我很多問題：青年團是什么？以后又問關于西班牙的事件，以后又問我知道馬克思的哪些著作。我說，我只讀了《共產党宣言》。臨了他說：
　　‘你認為團章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了想，就說：‘最主要的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必須准備著把所有的力量，如果必要，連生命獻給祖國。’這實在是最主要的吧？那時候他說：
　　‘那么，好好學習，執行共產主義青年團交給的任務呢？”我覺得奇怪，我就回答：
　　‘這是不言而喻的呀。’那時候他把窗帘拉開丁，就說：‘那里有什么？’我又覺得奇怪，我回答：
　　‘什么也沒有。’他就說：‘可是你看，多少星星啊？好看吧？
　　但是你沒一下子就看見，這全因為它們是不言而喻的。你再記著一項：生活里一切大的和好的東西，全是由小的、不顯眼的東西累積起來的。
　　你不要忘掉了這個！’他說得好吧？”
　　“很好！”我和舒拉同聲回答了。
　　卓婭繼續說：“以后他問：‘你讀過列宁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詞嗎？’‘當然哪！’我回答。‘你記得清楚嗎？’‘我以為可以背下來。’‘如果能背下來，那么你告訴我你記得最清楚的地方是什么。’我就說：‘現在還是十四五歲，但經過一二十年就會在共產主義社會會內生活的這一代人，應當這樣定下自己學習的全部任務，使青年每天在任何鄉村、任何城市里，都能實際解決公共勞動中的某种任務，哪怕是最微小的、最平常的任務。’”
　　“卓婭，你還記得你在什么時候初次听見列宁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說的話嗎？”我這樣問她，差不多相信她答不上來。
　　可是我想錯了。
　　卓婭毫不思索就回答說：“是夏天，在夏令營里給我們講的，你記得，在營火旁邊……”
　　以后我們就坐下喝茶了，卓婭仍回憶著接受她入團時經過的詳細情形。在臨睡時候她說：
　　“我覺得現在我仿佛成了另外的新人了……”
　　我帶著無意的微笑回答說：“那么我們就互相介紹介紹吧。”可是由卓婭的眼神我看出了在這時候她不高興開玩笑，我又補充說，“我了解，卓婭。”
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家

　　赫爾岑說過：“什么也不如被高度鼓動起來的為全人類謀福利的熱情那樣使青春美化。”我在回憶我的孩子和他們的學友們曾怎樣受教育的時候，我就明白了：的确這事使他們的青春成了有生气的和美妙的。一切在國內和國外進行著的事，全是直接和他們有關系的，全是他們本身的事。
　　國家鞏固著，建設著，卓婭和舒拉也和國家共同成長著。
　　他們不是旁觀者，而是積极地參加了周圍進行著的一切事。新建的工厂，蘇聯學者的大膽的理想，蘇聯音樂家在國際競賽會上的胜利，這一切都是他們的生活的一部分，全是和他們個人的命運分离不開的東西。這一切對于我的孩子們都是很重要的，很切身的，他們全心全意地響應這一切。他們（學校、在家里都討論著這些問題，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思考著，他們就由這里得到了教育。
　　和區委書記的談話，不僅僅是簡單地被卓婭記住了，而是牢記在卓婭的腦子里了。書記在那一天——她第２次誕生的那一天——說的每一句話，對于她全成了定理。
　　使人惊奇的是卓婭一向都正确地和誠實地履行自己的義務。現在她更以所有的力量和精神執行著交給她的每一項任務。好像她現在重新了解了：她的工作就是當年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的那偉大的共同的任務的一部分。
　　卓婭入團后很快地當選了小組長。她馬上就擬訂一個分配給團員們任務的表。
　　“每一個人都應該做一种社會工作，不然的話，我們是什么團員呀！”她問明了誰對于什么有興趣，誰愿意擔任什么工作。
　　她在和我談話的時候曾正确地解釋說：
　　“這樣工作就能更好。
　　”她早已考察清楚了，班里的同學誰會做什么，誰能做什么。
　　寫成的任務表是很長和很詳細的：某人負責學習工作，另外一個人負責体育工作，第三個人負責壁報……給每個人都找到了工作。卓婭和另外几個青年團員，在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所房子里，擔任教不識字的婦女識字。
　　我對她說：“這事不容易，很難。再說，路也很遠，中途放棄也不合适。你仔細考慮過了么？”
　　卓婭紅了臉說：“你說的什么話呀！‘放棄’！我們既然擔任起了，還能放棄……”
　　在第一個空閒的下午，卓婭就往老彼得洛夫大道去了。回家來她說她的學生是一個完全不會讀、不會寫、但是愿意學會文字的半老的婦女。
　　卓婭說：“你看，她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她有很多的事，家務、孩子，可是我相信她能學會。她很歡喜地迎接了我，把我叫做女儿……”
　　卓婭拿去了我的一本識字教學法，讀到深夜。她每星期到她的學生家里去兩次，雨，雪，疲倦……都沒能阻擋她。
　　舒拉說：“倘若發生地震，她是一樣去的。如果發生火災，她一樣要說，不能騙了自己的里吉亞·伊凡諾夫娜。”
　　雖然他的聲音有時候帶著遺憾和嘲笑的味道，但是在卓婭下課后他時常去迎接她，因為那年的秋季天气不好，多雨，我們不放心卓婭回家走漆黑泥泞的道路。舒拉還高興干這個事，他要接送他的姐姐。他想：讓卓婭感覺出來弟弟是保衛者，支持者，是依靠，是家庭中的男子吧！
　　舒拉現在比卓婭高，他是肩寬力大的了。
　　“你們看這筋肉是什么樣！”他喜歡重复這句話。
　　卓婭也驕傲和惊喜地說：
　　“真是，媽媽，你摸摸，筋肉像鐵一樣！”
　　……有一次我拿回來了音樂學院大廳的音樂會的入場券。演奏的是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響樂。卓婭很愛這個交響樂，她听過不只一次，可是她說每次听著都和欣賞新的音樂一樣。
　　有一次她說：“音樂愈熟悉，它感人的力量愈大，我已經很多次体驗過這個了。”
　　音樂會的入場券使卓婭很高興，可是她忽然好像在心里哎呀一聲，接著就像一向她猛然想起了被忘掉的什么事那樣，把食指放在唇間并輕輕地咬著它。
　　“媽媽，這是在星期四呀！”她惆悵地說，“我不能去。每逢星期四我不是到里吉亞·伊凡諾夫娜那里去嗎？”
　　“別瞎說啦！”舒拉激昂地說，“你少去一次算得了什么呀！”
　　“你說的是什么話！不行，不行。我不能讓她白白地等著我。”
　　舒拉說：“我去給她送個信儿，免得她等著。”
　　“不行，我不能那樣，做事要有始有終，既然應允了就別說不能做。她等著學習，我去听音樂？不行，不行。”
　　結果卓婭沒有去听柴柯夫斯基的音樂。
　　“好強的個性！好強的個性！”舒拉連聲說，可是在他的憤慨聲音中摻雜著不由己的對姐姐的欽佩。
除夕

　　１９３９年的新年快要到了。
　　卓婭由學校回到家里說，班里的女孩子們正在相互寫新年祝詞，需要把寫著祝詞的那張紙焚燒了，把紙灰在克里姆林宮的時鐘剛打過１２點的時候吞咽下去。
　　“真是异想天開呀！”
　　舒拉失笑地說。
　　“咽，我恐怕不成，”
　　卓婭笑了，“未必有好滋味，可是念念，我是要念念的。”
　　她由衣袋里掏出了包裹很嚴密的一張紙條，打開就大聲地念出了：
　　“好卓婭，你別這么嚴厲地批評人，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那么嚴重。你要知道，差不多所有的人全是利己的，阿諛的，虛偽的，所以不可以信賴他們。他們說的話你應該置之不理。這就是我的新年祝詞。”
　　卓婭越往下念，就越隨著每一句話皺眉，念完了她就突然把紙條拋到地下去。
　　“如果這樣來看人，那么為什么還活著呀？”她說。
　　……卓婭很熱心地准備參加新年化裝舞會，女孩子們決定了穿上蘇聯國內所有各民族的服裝，我們想了很久，究竟卓婭化裝哪一民族的人。
　　舒拉建議說：“化裝烏克蘭人，眼睛很好，眉毛也像。哪點不像黑眉毛的烏克蘭姑娘啊？繡花短襖也有，裙子也有，只是還缺少皮帶和項珠儿。”
　　后來，舒拉趁著只是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對我說：
　　“媽媽，得給卓婭買一雙新鞋呀。我們班里的小姑娘們都穿著帶著什么后跟儿的鞋，不是很高的后跟儿，可是究竟……”
　　“這叫半高跟鞋。”我告訴他說。
　　“唉，對。可是卓婭穿的像男孩子的鞋一樣。”
　　“在這個月里辦不到，舒拉。”
　　“那我就不要新襯衫啦，我穿這件就行啦，帽子也不要。”
　　“你的帽子早已不像樣子了。”
　　“媽媽，可是我是男孩子呀，卓婭是女孩子，并且已經是大姑娘啦，這對于她比對我更重要些。”
　　的确，這對于她是重要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回到家來遇到卓婭穿著我的衣裳照鏡子。听著了我的腳步聲，她就很快地轉過身來。
　　“我穿著好看嗎？”她帶著羞澀的微笑問我。
　　她常喜歡把我的衣服穿在身上比著是否合适，每一件很不要緊的新服飾都使她喜歡。她向來沒要求過給她買新的東西，而永遠滿足于我自己給她做的，但是舒拉的見解終是對的：這對于她并不是無關緊要的。
　　我們湊夠了必需的錢，經過了和我們熱烈爭辯之后，卓婭終于去給自己買了一雙黑色皮鞋，這是第一雙自己的半高跟皮鞋。
　　新年的服裝我們也湊齊了：既有項珠，也有皮帶。給舒拉把襯衫洗淨，熨平了，并給他系了新領帶。我的孩子們漂亮高興地往學校去了。我站在窗前很長時間地看著他們的背影。
　　那一晚是非常光亮和幽靜的，窗外懶洋洋地飄著絨毛樣的雪花。我知道卓婭和舒拉穿過這雪中的幽靜以后，就將整個地投入鮮艷的熱鬧的青春的歡喜之中。我曾全心全意地希望整個的新年對于他們也是這樣光明的，燦爛的，幸福的。
　　……他們在黎明前才回到家來。在學校里舉行了很大的化裝舞會，音樂，和如舒拉所報告的“暈倒為止的跳舞”。
　　“你知道么，媽媽，我們通信玩儿，有那么一個家伙，老給卓婭寫，說她的眼睛好看。真的，真的！后來他索性寫起詩來啦！你听听……”
　　舒拉取好了姿勢，勉強忍住笑，朗誦道：
　　“你的眼睛是這樣明媚——它使我心停止跳躍！
　　你整個幽深的靈魂閃耀在睫毛下邊！”
　　我們３個人同時捧腹大笑起來。
　　……在冬季將盡時候，我們知道了那個給卓婭的新年祝詞里寫關于人的自私性、虛偽性和不可靠性的姑娘，已經停止教那個由她照顧的家庭婦女識字了。
　　卓婭說：“她對小組長說：‘路太遠，學校的功課又這么多，我真來不及，你另派一個人吧。’”
　　卓婭在對我述說這些話的時候，由于憤慨，她的眼睛完全黑了：
　　“我簡直不能理解這事！你听啊：她擔任起來了又扔掉了！
　　她并沒想想，她這樣一做把大家都害了，豈止害了自己。她是什么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呀？她若偶然碰見那個婦女呢，她怎樣見她呀？并且怎對得起全班的同學呀？”
　　卓婭本人在整個冬季里一次也沒曠課。在某一星期四她害了嚴重的頭疼，但是她終于克服了自己，仍然授課去了。
　　卓婭的學生的成績，我和舒拉隨時都很詳細地知道：
　　“里吉亞·伊凡諾夫娜已經記住所有的字母了……”
　　“里吉亞·伊凡諾夫娜已經會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念了……”
　　“里吉亞·伊凡諾夫娜已經會流利地念了！”最后卓婭胜利地告訴我們，“你還記得，她先前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呀。
　　可是現在她寫字寫得挺好看了。”
　　那天晚間，卓婭在躺下睡覺的時候說：
　　“在這一個星期里我總是在想：有什么好事發生了啊？馬上我就想起：里吉亞·伊凡諾夫娜識字了。現在我才了解為什么你當教員了。這事的确很好！”
苦難的日子

　　１９４０年的秋季出乎意料地對于我們竟成了痛苦的日子……卓婭正在擦地板。她把抹布浸入水桶，自己低下頭去。忽然就失去知覺。我下班回到家里，看見她完全暈倒在地板上。
　　和我同時走進屋里的舒拉馬上跑去叫急救車，那個車就把卓婭送到伯特金醫院去。
　　在那里的診斷結果是：
　　“腦膜炎。”
　　苦難的日子臨到我和舒拉了。
　　在很多漫長的晝夜里我們只能想一樁事：卓婭能活嗎？她的生命瀕于危險。醫治她的那位大夫，在和我談話的時候，臉上表情是憂郁不安的，我覺著是沒有希望了。
　　舒拉每天往伯特金醫院跑好几次，他一向開朗的面孔逐漸變成憂郁的了。
　　卓婭的病很重，曾給她實行抽取脊髓，這是很痛苦的和复雜的手術。
　　有一次在這樣的手術后，我和舒拉去打听她的病狀，護士仔細地端詳了我們之后說：
　　“大夫一會儿出來告訴您。”
　　我馬上涼了。
　　“她怎么啦？”我問。
　　我的聲音一定是很可怕的，不然這時候走出來的大夫怎能奔到我的身邊說：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一切都好啊！我想見見您，安慰安慰您。一切都很順利，小姑娘的耐性很大，她不呻吟，不喊叫，很勇敢，很堅毅地忍受一切。”他打量了舒拉之后就憨厚地問道：“你也是這樣的么？”
　　那天第一次放我進入卓婭的病房去了。她挺直地躺著，不能抬起頭來。我握著她的手挨著她坐著，自己并沒有覺出我的臉上流著眼淚。
　　卓婭小聲地、勉強地說：“不要哭，我好些了。”
　　的确，病漸漸減輕了，我和舒拉馬上感覺輕快多了，好像在這些漫長的星期里緊緊地攫著我們的痛苦忽然釋放了我們一樣。同時，無可比擬的、极大的疲倦也來到了。在卓婭害病的時期里，我們疲憊的程度是最近這些年來還沒有過的。
　　好像長期壓著我們的极大的重載忽然消失了，可是我們還沒有气力挺期身來，緩一口气。
　　几天以后卓婭要求：
　　“請給我帶些什么書來讀。”
　　過些時間大夫果然許可我給她帶書來，那時候卓婭就感覺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了。
　　說話還有些吃力，很快就疲倦了，可是她能看書了。
　　那時候我給她帶去了蓋達爾的《藍碗》和《鼓手的命運》。
　　她指著《藍碗》說道：
　　“這是多么美妙生動的故事呀！那里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可是卻放不下它！”
　　健康恢复得很慢。首先許可卓婭坐起來，又過了些時間，才許可她行走。
　　她和同病房的所有的病人都成了朋友。在挨近她的床上躺著的一位中年婦女有一次對我說：
　　“我們舍不得和您的女儿离開。她待人那樣親熱，就是病勢最嚴重的人她也會鼓勵他。”
　　醫治卓婭的大夫曾不止一次取笑地說：
　　“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您把卓婭給我做女儿吧！”
　　護士們也很喜歡卓婭，她們曾給她書看，大夫還親自給她送來報紙，她在健康恢复了一些之后，曾給同屋病人朗讀這些報紙。
　　有一次允許舒拉進卓婭的病房去了，他們好久沒見了。卓婭一看見弟弟就坐起來了，她的兩頰馬上赤紅了，舒拉現在的神態也和向來他來到不相識的生人群里的時候一樣：他手足無措地環視著卓婭的鄰人，臉紅了，額上冒出了汗珠，他用手帕擦了臉上的汗，最后他停在病房中間，不知再向哪里走好了。
　　“來吧，過來。坐在這里吧，”卓婭催他，“你告訴我學校里怎樣。你別害臊。”
　　她小聲地補充說，“沒有人看你。”
　　舒拉勉強地鎮靜了一些，并且因為卓婭屢次地問：“學校里怎樣？快說呀！”他就由胸部衣袋里掏出了一個帶著列宁像的小冊子。卓婭在１９３９年２月也曾領到過這樣一本小冊子。
　　“團證！”卓婭惊喜地喊道，“你是團員了嗎？”
　　“我先前沒有對你說，為的是使你惊喜，我知道你一定高興。”
　　舒拉忘掉了生疏的環境，就開始向姐姐詳細地述說在大會上對他提出了一些什么問題，在區委會和他談了些什么話和區委書記怎樣問他：
　　“你是卓婭的弟弟嗎？我還記得她。你別忘了替我問候她！”
又在家里了

　　在卓婭害病期間，舒拉承攬了很多繪圖工作。他常工作到深夜，有時候早晨在上學以前他也畫。以后他把圖送去，領到了工資，可是沒有像往常那樣交給我。我也沒有問他，因為我知道：他自己會告訴我他要用這些錢干什么。結果正是這樣。在往醫院去接卓婭的前一天舒拉對我說了：
　　“媽媽，這是給卓婭做一件新衣裳的錢。我本來想給她買一件料子，后來想還是讓她自己買好，她自己喜歡什么樣的就選擇什么樣的好。”
　　……卓婭走出來迎接我們，她的面色蒼白憔悴，但兩眼依舊是放光的。她擁抱了我和舒拉，舒拉馬上惊懼地環視了周圍，恐怕被人看見。
　　卓婭催促我們說：“走吧，走吧，我想回家！”好像是有人會把她拖回病房似的。
　　我們慢慢地走一會儿又休息一會儿，怕累坏了卓婭。一路上她用被關閉了很久的人的貪婪的眼神張望著一切。
　　有時候她抬起頭來望太陽，太陽是冷的，但是很耀眼，她眯著眼，微笑著。雪在腳底下悅耳地嘎嘎響著，樹枝滿挂著霜，空中好像有快活的刺人的火花顫動著。卓婭的兩頰微微紅了。
　　在家里她慢慢地在屋里走了一周，并撫摸了每件東西：撫摸了自己的枕頭，摸了桌子和立柜的邊緣，翻弄了書，好像她在重新認識這些很習慣了的東西。這時候舒拉庄重地同時又似乎有些害臊地走近她。
　　“這是給你做新衣棠的，”他遞著錢說。
　　“多謝你。”卓婭庄重地回答道。
　　她并沒有像平日要給她添置什么新衣裳那樣爭辯和反對，在她的臉上現出了很大的、真正的愉快。
　　舒拉命令式地說道：“現在躺下吧，你累了！”卓婭就順服地、表現著顯然的愉快，躺下了。
　　……我想讓卓婭到療養院去，徹底恢复一下健康。在我張羅給卓婭領療養院的療養證期間，卓婭并沒有到學校去，她在家里自己一點點地學習。
　　我很小心地對她說：“我很希望你留級一年，你還不可以太用功哪。”
　　“絕對不行！”卓婭執拗地搖著頭說，“我療養回來就要像猛獸一樣地用功（談話之間她因為脫口說出舒拉慣用的一句話，就微笑了），夏季我也一樣用功。我一定要赶上去。不然的話，比我年幼的舒拉就可能比我更早地畢業。不行，說什么也不行！”
　　……卓婭是由死里逃出來的人，所以就特別喜愛生活。
　　她不停地唱歌：對鏡梳頭時唱，掃地時也唱，縫紉時也唱。她時常唱她最喜歡的貝多芬的《克列爾辛的小曲》：
　　鼓聲呼呼，笛音嘹亮。
　　我的愛人走在隊伍的前方，他手持長矛，指揮聯隊作戰。
　　呵，我的心燃燒了，我的血沸騰了！
　　呵，我若能找到盔甲，我也要去保衛自己的祖國！
　　我將處處追隨著他們……敵人已在我們的大軍前潰退了。
　　做一個英勇的戰士多么光榮，幸福！
　　卓婭的聲音也很響亮，響亮的原因就是她喜愛生活，喜愛呼吸，甚至憂郁的歌像《山峰》，由她唱來也似乎充滿著希望：
　　道路不揚塵，樹葉不顫動……少待一會儿，你也休息吧。
　　在這些日子里，舒拉時常讓卓婭挨近窗戶坐著，給她畫像。
　　有一次他沉思地說：“你知道么，書里說蘇里柯夫從幼年就好審視人的面孔：眼睛是怎樣安排的，臉的輪廓是怎樣构成的。他曾考慮過：為什么這樣就是好看呢？然后他認為：臉上的一切輪廓都相互調和，那臉便是好看的。你了解吧，雖然是翻鼻孔，高顴骨，如果都是調和的，那么臉一樣是好看的。”
　　“那么我的鼻子是翻鼻孔的嗎？你不是想要說這個嗎？”卓婭笑著問。
　　舒拉羞澀地聲音里帶看不習慣的溫柔說道：“不是，我想說你的臉是調和的，彼此都相稱：上額，眼睛，嘴……”
阿爾喀基·彼得羅維奇

　　不久以后卓婭就入療養院了。療養院距我們不很遠，在索闊里尼克公園里，我在第一個自己的休息日就看望她去了。
　　卓婭跑著迎上我來，還未問安就喊道：“媽媽！你知道誰在這里休息呀？”
　　“誰呀？”
　　“蓋達爾！作家蓋達爾！你看，他來了。”
　　由公園里走來一個身高、肩闊、面貌和藹可親帶有孩子气的人。
　　卓婭喊著：“阿爾喀基·彼得羅維奇！我給您介紹，這是我的母親。”
　　我握了堅強的大手，靠近他瞻仰了他愉快的、笑著的眼睛。我馬上覺著我一向想象的《藍碗》和《鐵木儿》的作者正是這樣的。
　　于是，我說道：“很久以前，我和孩子們讀您的初期作品的時候，卓婭就總是問：您是什么樣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可以不可以看看您。”
　　蓋達爾笑著報告說：“我是最平常的人，我住在莫斯科，現在在索闊里尼克休息，想看我可以整天地和我見面。”
　　以后有人叫他，他對我們微笑了之后就离開了。
　　卓婭領我走著剛剛踏出來的雪徑，對我說：“你知道我們怎樣認識的嗎？我在園子里走著，忽然看見一個身高肩寬的叔叔在堆雪人儿，我并沒有馬上就想到這是他。他不是隨便堆雪人儿，而是像小孩儿那樣很用心地，熱情地，堆一會儿，就离開看看，欣賞欣賞……我鼓足了勇气，走到近前就說：
　　‘我認識您，您是作家蓋達爾。您的所有的書我都知道。’他回答說：‘我也認識您，也知道您的所有的書：基謝遼夫的代數學，索柯羅夫的物理學和雷伯金的三角學！’”
　　我笑了，以后卓婭又說：
　　“我們再往前走不遠，我給你看看他都建造了些什么：整個堡壘。”
　　的确像堡壘：在公園的深處７個雪人排成一行，第一個是真正的巨人，其次一個比一個小；最小的雪人坐在用雪作成的帳篷里，在它前邊，在台子上放著松果和飛禽的羽毛。
　　卓婭笑著說：“這是敵人的堡壘，蓋達爾用雪團攻擊它，人們都幫助他。”
　　“你也幫助嗎？”
　　“當然我也幫助！忍不住啦，這里這么熱鬧，你知道么，媽媽，”卓婭突然結束了這一段話，“我一向想：寫這么好的書的人，他本人一定也是很好的人，現在我确信這個了。”
　　蓋達爾和卓婭成為朋友了：他們在一起滑冰，滑雪，晚間在一起唱歌并談論讀過了的書，卓婭曾給他朗誦她喜愛的詩。我們在另一次見面的時候，他曾對我說：“您的女儿很會誦讀哥德的作品。”
　　然后卓婭莫名其妙地說：“你知道他听完哥德的作品之后對我說什么呀？他說：
　　‘降到地下來，降到地下來！’這是什么意思呀？”
　　另一次，在將要离開療養院的時候，卓婭曾對我說：
　　“你知道嗎，媽媽，昨天我問他了。我說：‘阿爾喀基·彼得羅維奇，什么是幸福呀？可就是請您不要像回答秋克和蓋克那樣回答我，說關于幸福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見解。人們不是有一個大的、共同的幸福嗎？’他沉思了一會儿以后說：
　　‘固然，有這樣的幸福。真正的人們，為了它生活，為了它犧牲。可是這樣的幸福還不能很快地普遍地來到全地球上。’那時候我說：‘早晚只要來到就好啦！’他說：‘一定啊！’”
　　几天以后我迎接卓婭來了。蓋達爾送我們到柵欄門口。和我握手告別之后，他很嚴肅地遞給卓婭一本書：
　　“我寫的，送你作紀念。”
　　書面上有兩個男孩子在打架：瘦的穿著淺藍色衣裳，胖的穿著灰色衣裳，這就是《秋克和蓋克》。卓婭高興地，但也羞慚地對他道了謝，我們就走出門外了。蓋達爾對我們招了手，并且望了我們的背影很久。最后一次回顧的時候，我們看見了他沿著小道儿慢慢地走回去了。
　　卓婭忽然站住了：
　　“媽媽，可能他給我寫了什么啦！”
　　放慢了步子，她好像猶豫不決似的打開了書。在封面的里頁上清楚地寫著我們很熟悉的話：
　　“什么是幸福？每個人有自己的見解。但是所有的人們在一起都知道和了解：應該正直地活著，辛勤地勞動，并且熱愛和衛護這個名為蘇聯國家的廣大的幸福的土地。”
　　“這是他在回答我以前的問題。”卓婭小聲地說。
　　……出療養院回到家里几天之后，卓婭就上學了。關于留級一年的話，她連听也不肯听。
同班的學友

　　卓婭沉思地說：“你知道哇，在學校里他們非常歡迎我，對待我簡直有點儿奇怪的好……都那么很小心的。好像我在病后變成玻璃的了。一動就碎……”沉默片刻之后她又補充說，“真的，看見人們都歡迎我，心里的确舒服。”
　　有一次卓婭是由一位圓臉的、面頰赤紅的姑娘伴送著由學校回家來的。這位健壯的、兩頰赤紅的姑娘正是健康的表現。人們都稱呼這樣的人為“成熟的苹果”。這是卡佳·安得列娃。我的孩子們的同班女學生。
　　她微笑著握我的手說：
　　“您好！”
　　“卡佳自愿幫助我補習數學。”卓婭告訴我說。
　　“為什么舒拉不幫助你補習？為什么要勞煩卡佳來呀？
　　“你知道哇。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卡佳鄭重地說，“舒拉沒有教學的才能。卓婭耽誤了很多，需要逐漸地和有系統地給她講解我們學過的東西。可是舒拉……我听見他講解：
　　這樣，這樣，就完啦。
　　那樣不行。”
　　舒拉說：“既然沒有教學的才能，那當然……”
　　卓婭干涉他說：“你老實點儿吧。不要嘲笑！”然后就接著說，“舒拉的确不會這樣講解，卡佳講得真好……”
　　卡佳的确講解得很巧妙也很清楚：不慌不忙地，在未确信卓婭已經了解她所講解的東西以前，不往前進。有一次我听見卓婭對她說：
　　“你在我身上耗費這些時間……”
　　當時卡佳就熱烈地反駁她說：
　　“你怎么說這個！隨著給你講，我自己也熟悉了，我就無須在家里再溫習了。這是一舉兩得呀。”
　　一會儿卓婭就疲倦了，卡佳注意到了這個，她就把書放在一旁說：
　　“我有點儿累啦，咱們閒談一會儿吧。”
　　有時候她們到室外散步，回來，坐下，仍繼續用功。
　　“可能是你打算當教員吧？”有一次舒拉取笑地說。
　　“打算。”卡佳很鄭重地回答了。
　　來看望我們的不只是卡佳一人，伊拉也常來，還有男孩子們：謙遜拘謹的瓦尼亞·諾先柯夫，熱情的足球家和喜好爭辯的別佳·西蒙諾夫，活潑愉快的敖列格·巴拉朔夫（這孩子長得十分美麗，前額很飽滿），有時候細高身材、臉上微帶譏誚表情的同班男生尤拉·布婁多也來。那時候我們的屋子就充滿了吵鬧和歡笑，女孩子們把課本放在一旁，馬上就開始了熱鬧的談話。
　　“你們知道哇，現在不只是塔拉索娃一個人演安娜·卡列尼娜，耶蘭斯卡亞也演了。
　　”伊拉報告說。隨著就開始熱烈地爭論起來，哪一個演員更正确更深刻地了解了托爾斯泰。
　　有一次，希望當飛行員的敖列格看完關于齊卡洛夫的電影，由電影院直接到我們家來了，他的腦袋完全充滿了所看見的東西。
　　他重复地說：“這才算人哪！他不只是一個不平凡的飛行員，而且是一個奇人，他并且還很幽默。你們知道哇，他在１９３７年越過北极飛到美國的時候，那里的新聞記者問他：
　　‘你很富嗎，齊卡洛夫先生？’他回答說：‘是啊，很富。
　　我有１億７千万。’美國人听了很惊訝：‘１億７千万？！盧布？
　　美元？’齊卡洛夫安靜地回答他們說：‘１億７千万人，他們都為我工作，正如我為他們工作一樣。’”
　　孩子們全都大笑起來。
　　有一次瓦尼亞讀了一首題為《將軍》的詩，這詩是紀念犧牲于西班牙戰場上的馬泰·扎爾克的。我清楚地記著那一晚：瓦尼亞坐在桌旁，沉思地看著前邊，其余的人坐在床上，或坐在窗台上听著：
　　這夜山中微寒。
　　晝間出偵疲倦了的他，在黃色的營火上，烤他的冰冷的手。
　　咖啡在壺中沸騰著，困憊了的士兵們酣睡著。
　　沉重的阿拉貢的桂樹葉在他頭上颯颯響著。
　　將軍忽然覺得，這是祖國匈牙利的菩堤，它那油綠的葉子在他頭上響動著……瓦尼亞讀得很平常，并不激昂慷慨，可是我們所有的人都听見了在這抑制著情感的句子里，一顆偉大人物的心是如何熱烈地搏動著。瓦尼亞的眼神也變成异常的剛毅和緊張了，好像這青年在感慨地和驕傲地注視著這過去很久的阿拉貢之夜的昏暗。
　　……他离別匈牙利很久了，但是無論池在哪里，匈牙利的藍天永遠在他的頭上，匈牙利的土壤也在他的腳下。
　　匈牙利的紅旗，在戰斗中照耀著他。
　　無論他在哪里戰斗，處處是為自己的匈牙利而戰。
　　近來在莫斯科傳說，我由很多人口中听到，在烏厄斯加戰役里他被一塊德國炸彈片擊中了。
　　但是我不能相信任何人：
　　他還應該繼續戰斗，他應該在生前回到自己的布達佩斯。
　　在西班牙的天空還能看見德國飛禽的時候，不要相信：無論關于他死的書信或傳言——全是假的。
　　他還健在。他現在在烏厄斯加，困憊了的士兵們酣睡著。
　　沉重的阿拉貢的桂樹葉在他頭上颯颯響著。
　　將軍忽然覺得，這是祖國匈牙利的菩提，它那油綠的葉子在他頭上響動著。
　　瓦尼亞沉默了，誰也沒動彈，也沒說一句話。過去我們為西班牙擔心，那些日子里，“馬德里”、“瓜達拉哈拉”、“烏厄斯加”等，每一個名字听著全像是本國的地名一樣，并且由那遠方戰線傳來的每一消息，都使我們的心加緊跳動。那時候的這种情緒，現在又像一陣熱風吹到我們臉上來了。
　　“啊，真好！”舒拉喘了一口气說。
　　馬上由各方面提出了問題：
　　“誰的詩呀？登在什么上的呀？”
　　“還是在１９３７年寫的，最近我在雜志上找著了。的确好吧？”
　　孩子們一起說：“讓我們抄下來吧！”
　　瓦尼亞說：“西班牙……從那以后，巴黎陷落，對我又是一次同樣的打擊。”
　　卓婭接著說道：“對啦，我很清楚地記著那一天啦……在夏天……報送來了，在那里寫著：巴黎城被攻陷了。多么可怕，多么可恥的事呀！
　　……”
　　瓦尼亞小聲地說：“我也記得那一天。簡直難以相信，難以想象：法西斯們在巴黎街道上耀武揚威，巴黎在德國鐵蹄踐踏下，曾經有過巴黎公社的巴黎……”
　　別佳·西蒙諾夫用不大的聲音說：“我很希望在那里！我一定像我們的人在西班牙那樣，為巴黎戰斗到最后一滴血！”
　　對于他的話誰也沒表示惊訝。
　　“我也曾經這么想過：
　　最初想到西班牙去，以后想打芬蘭白匪去，可是机會全都放過去了……”舒拉歎息地說。
　　我听他們說話，心中就想：什么樣的人在成長著呀……在那一個冬季里，我和卓婭、舒拉的同班生們彼此熟識了，并且在他們身上認出了自己的孩子的特性。我曾想：本來應該這樣。家庭不是悶罐，學校也不是悶罐。在家庭、學校，儿童全体驗著使我們全國都興奮、著急、歡欣的東西，周圍發生著的一切事都教育著我們的孩子。
　　舉例說吧：在過去多少勞動者，优越的發明家都被埋沒了呀！可是現在每一個在工作中顯出聰明、智慧和才能的人全成了名人。一位紡織工厂的女工發明了一种方法，能織出比過去多若干倍的美觀的結實的布匹。她的榜樣就鼓勵了全蘇聯所有的紡織女工。
　　又如一位女拖拉机駕駛員，因為她工作特別有創造和有成績，所以昨天還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今天卻成了全國人民所敬愛的人了。又如一本儿童讀的新書《鐵木儿和他的伙伴》，是一本講正義、友愛以及對于朋友應如何溫存和對人應該尊敬等等的小說。又如新制的電影片子《巴黎的霞光》，內容是關于法國人民和關于那個為自己祖國的自由和幸福曾在巴黎的街壘上戰斗的波蘭愛國志士頓布羅夫斯基的。這些書，這些影片，以及我們的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滿了好的、正義的、勇敢的、善良的東西，我們的孩子們就貪婪地把這一切都吸收進去。
　　我看到了：對于我的孩子們和他們的小朋友們，固然再沒有比祖國更貴重的東西，但是整個的世界對于他們也是貴重的。對于他們，法國并不是貝當和賴代爾的祖國，而是斯湯達爾和巴爾扎克的國家，巴黎公社社員們的國家；英國人，是偉大的莎士比亞的后代；美國人，是林肯、華盛頓、馬克·吐溫、杰克·倫敦的后代。雖然他們已經看見了德國人對世界發動了慘無人道的奇坏性的戰爭，占領了法國，蹂躪了捷克斯洛伐克、挪威，但是，對于他們，真正的德國并不是產生了希特勒和戈培爾的那個國家，而是貝多芬、哥德、海涅等曾在那里創作的那個國家，偉大的馬克思誕生在那里的國家，卓越的革命斗士台爾曼曾在那里戰斗的國家。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叫他們熱愛自己的祖國，同時也尊重所有的其他人民以及全地球上各民族所創造的美麗的東西。
　　孩子們在自己的周圍所看見的一切，學校所教給他們的一切，全在他們的腦子里培育著真正的人道主義，仁愛精神，熱望著建設而不是奇坏，創造而不是毀滅。我曾深信他們的前途遠大，深信他們將來全是幸福的，他們的生活全是美滿的和燦爛的。
綠樹間的風聲

　　一天接著一天地過著。
　　現在卓婭已經恢复健康了，她完全健壯了，也不容易疲倦了，這對于我們是很重要的呀！她漸漸地追上了同學們的功課，在這一方面同學們都幫助了她。
　　卓婭一向對于每一句友愛的話，好話，都很敏感，所以她就很重視同學們給她的幫助。
　　我記得有一次她對我說：
　　“你知道，我一向愛我的學校，可是現在……”她沉默了，在這沉默之中包涵著難以言傳的對學校的愛意。
　　過一會儿她補充說：
　　“你知道么，我好像是和尼娜·斯莫良諾娃成了朋友。”
　　“和尼娜？和哪個尼娜呀？”
　　“她不是我們班里的，是我們同級的別的班里的。她很合我的心。她很嚴肅，又很直爽……我和她有一次在圖書館里由于談論書和同學就熟了。對于一切事情我們的看法都是一樣的，我一定把她介紹給你。”
　　談完這話几天之后，我在街上遇見了蔚拉·謝爾杰夫娜。
　　我問她：“怎樣？我的卓婭在您那里怎樣？”
　　“在我的功課方面她早已追上了。這不足為奇呀：她看過那么多書……她恢复健康了，健壯了，我們為這個很高興。我經常看見她和同學們在一起，我覺得好像她和尼娜成為朋友了。她們倆有些相似的地方，兩個人都是很直爽的，對待一切（對待學習和對待人）都是很嚴肅的。”
　　我把蔚拉·謝爾杰夫娜送到學校。在回家的路上我想：
　　“她真會了解孩子們！
　　真會洞察孩子們中間發生的一切事……”
　　……不知不覺地，很快地，可愛的綠色的春天就來到了。
　　我不記得那時候九年級“甲”班犯了什么過，只記得全班學生都去見校長請罪，并請求不處罰他們，而給他們一塊校園中最難修的地段，讓他們來完成綠化的決定。
　　校長同意了，并且确實一點儿也沒有客气：交給了他們一塊最難修的地方，不久以前在那里才蓋完學校新添筑的三層樓房，周圍堆積著的都是建筑剩下的木屑和碎磚。
　　那天卓婭和舒拉回家很晚，他們爭先地述說他們這一天的工作情形。
　　九年級“甲”班用鐵掀和抬筐武裝了自己，開始清理和填平了地面，撤除了碎磚破瓦，并掘了栽樹的坑。校長本人也和學生們在一起抬送石塊，掘地。忽然有一個細高的人走近了孩子們。
　　“你們好！”他說。
　　“您好！”孩子們一齊回答。
　　“請你們告訴我，校長在什么地方？”
　　基里柯夫向那不認識的人轉過身來，一邊擦著沾滿黑土的雙手說：“我就是。”
　　“你知道嗎，”卓婭笑著說，“滿身泥污的校長拿著鐵掀站著，好像他就是應該和自己的學生們一起栽樹的人似的！”
　　那個瘦人原來是一位儿童讀物作家兼《真理報》記者。听說穿著斜領襯衫的掘土工人就是二○一學校校長，最初他很惊訝，但是以后他就笑了，雖然他是為什么別的事來的，可是他卻不离開那塊地方了。他看了一遍學生們親手栽种的幼小的果樹園子，稠密的覆盆子秧子，薔薇花叢。他沉思地說道：“真好！比如說，在中級班的時候，你在校園里親手种了一棵苹果樹，它將和你同時生長，在休息時間你跑去看它，用土培它，給它打藥水，除害虫。在你畢業的時候，你看，你的樹已經開始結果實了……好！”
　　“好！”卓婭沉思地重复著“好！”
　　“我現在在第九年級里，今天种了一棵菩提樹。我們將要同時生長……我的菩提樹是第３棵。你記著，媽媽。第４棵菩提樹是卡佳·安得列娃的。”
　　几天以后，《真理報》上出現了一篇關于九年級學生綠化校園的故事。這篇故事是用以下的話結束的：
　　“畢業考試即將結束。
　　在這里受了最完善的培育、很好地成長起來的、不怕露天的嚴寒和風雪的青年們，將要离開學校了。畢業生們將去工作、學習、或在紅軍中服務……綠樹間的風聲嗚嗚地吹著，青年像綠樹一樣喧噪，這風聲，這喧噪，象征著春天到了！……”
舞會

　　６月２１日舉行十年級畢業晚會。九年級“甲”班決定全体參加這個晚會。
　　舒拉說：“第一是因為我們喜歡我們的畢業同學，都是很好的同學，一個瓦尼亞·別雷赫就值多少哇！……”
　　不等他說完，卡佳就接著說：“第二是我們看看他們怎樣辦，明年我們好比這舉辦得更好些！”
　　他們准備參加這次晚會，不僅是作客人，不僅是作舞會的參加者，而且准備同他們競賽，預備在一年之后，搞出一個過去畢業的任何一級連夢也沒夢見過的那樣輝煌的舞會來。
　　他們裝飾了學校。美術教員尼柯萊·伊凡諾維奇幫助了他們。他具有在二○一學校里很受重視和尊敬的一雙巧手。他一向會把學校裝飾得很雅致很扑素，并且每次十月革命節前，新年前，五一節前，他總會設計出新的不平常的東西。孩子們也永遠高興地、熱心地執行他的指示。
　　“可是這次他做得將比歷次的都好！”舒拉保證說。
　　……那天晚上，很溫暖，天气也爽朗。我回到家里已經晚了，快１０點鐘了，沒赶上孩子們。他們已經參加舞會去了。
　　過一會儿我又走到戶外，在台階上靜坐了很久。欣賞著幽靜的環境聞著樹葉的芬芳，以后站起來慢慢地向學校走去了。我想看看（是由遠處看看）尼柯萊·伊凡諾維奇怎樣“做得比歷次都好”，孩子怎樣歡樂……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我干什么去，不過是散步而已。
　　我听到一個較低的婦女的聲音說：“你不知道二○一學校在哪儿嗎？”
　　在我還沒有來得及回頭的時候，就有一個人用憨厚的男低音回答了：“是基里柯夫的學校嗎？一直走，就在那所房子那里。您看見了吧？拐彎儿就到了。您听這不是音樂嗎？”
　　是啊，我听見音樂了，并且也遠遠地看見被燈光照耀著的學校了。所有的窗戶全敞著。
　　我悄悄地走進去了，看看周圍，就慢慢地踏著階梯上樓了。的确，尼柯萊·伊凡諾維奇把學校裝飾得最好，最恰當：
　　他使夏天沖入了學校。
　　處處是花草。在瓶里，在桶里，在盆里，在地下，在壁上，在窗台上，每一角落和每一走道，全是薔薇花束，長串碧綠的松枝，一簇簇的丁香花，精巧結連起來的樺木細枝，又是花，花，無盡頭的花……我奔向發出音樂、笑聲和喧嚷的方向去了。走到大敞著的大廳的門前，我就眼花目眩地停住了，那么多的燈光，那么多年輕的面孔，那么多微笑，那么多發亮的眼睛……我認出了瓦尼亞——就是舒拉欽佩仰慕地說過多次的那個學生瓦尼亞，是學生會主席，优秀的青年團員，好學生，油漆工人的儿子，他自己也有很好的油漆手藝，人又聰明，手又巧……我也看見了瓦洛嘉·尤里耶夫——就是在初級班教過卓婭和舒拉的麗基亞·尼柯萊夫娜的儿子。這是一個眉目清秀、前額飽滿的男孩子，但是奇怪，臉上表情卻非常嚴肅，可是現在他正在往他面前飛過的一對對的舞伴的頭上滿捧地洒著五色紙末，他完全像小孩那樣天真地笑著……后來我的眼睛找到了舒拉：他靠牆站著，一位淺色頭發的姑娘笑著請他跳華爾茲舞，可是他只是羞澀地微笑和搖頭……現在我找到了卓婭了。
　　她穿著一件紅色帶有黑點的衣裳，就是用舒拉贈給她的錢買的那件衣裳，這件衣裳她穿著很美麗，舒拉初次看見這件衣裳時曾欣慰地說：“你穿它太合适啦。”
　　卓婭在和一位我不知名的膚色微黑、身材很高的青年談話，她的眼微笑著，臉發紅著……華爾茲奏完了，對對的舞伴們分散了，可是馬上就發出了愉快的呼聲：
　　“圍圈子！圍圈子！大家都圍成一圈！”
　　眼前又晃過了姑娘們的淺藍色的、桃紅色的、白色的衣裳，歡喜的、紅熱了的面孔……我悄悄地离開了。
　　在學校門外我又停了一秒鐘。爆發著的歡笑傳到我的耳中。后來我慢慢地一邊走著一邊深深地吸著夜里的涼爽空气。
　　我想起了我把幼小的卓婭和舒拉初次帶來學校的那一天。我想著：“他們長得多么大了……現在如果父親能看看他們該多好啊！”
　　……莫斯科的夏夜原來是短的，夜間的幽靜也是不久長的。柏油路上行人的腳步聲大聲響著，有時颼颼掠過不知來歷的汽車，克里姆林宮的鐘聲響徹酣睡著的莫斯科的上空……可是在６月的這一夜里，恐怕完全就沒平靜過，忽然這里，忽然那里傳出來說話的聲音，歡樂的聲音，輕快的腳步聲音，突然的歌唱聲音。在不适當的時候被吵醒的人們，惊愕地由窗戶探出頭來，可是馬上在他們的臉上又現出了微笑。
　　誰也不問為什么這一夜里街上這么多興高采烈的青年，為什么十個八個一群的男女青年挽著臂在馬路中間走，為什么他們的面孔是那么歡喜，為什么他們不能抑止地歌唱和歡喜。沒有問的必要，人們都知道：這是莫斯科青年在慶祝著畢業。
　　最后，我回到家里，躺下了。醒來窗上已經微微發亮：６月２２日的前夜顯得非常短……舒拉在自己的床前站著，可能是他的小心的輕輕的腳步聲吵醒了我。
　　“卓婭呢？”我問。
　　“她和伊拉蹓躂去啦。”
　　“晚會好嗎，舒拉？”
　　“很好！很好！可是我們早些出來，只留下畢業同學和教員了。這是禮貌，你知道嗎，為了不打攪他們告別等等。”
　　舒拉躺下了，我們沉默了一會儿，忽然在窗外有小聲說話的聲音。
　　舒拉小聲說：“這是卓婭和伊拉……”
　　女孩子們恰好停在我們的窗下，正在熱烈地談論著什么事。
　　“……這是你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時候。”伊拉的話傳到了我們的耳朵里。
　　“你說得對。可是我不了解，怎能愛一個自己所不尊敬的人呀。”卓婭反駁著說。
　　“你怎能這么說呀！”
　　伊拉感歎地說，“你不是看過很多書嗎？”
　　“正因為我看過很多書，所以我才說。我知道：如果我不尊敬那個人，我就不能愛他。”
　　“可是在書里關于愛情的說法不是這樣的。在書里，愛情就是幸福……是一种完全特殊的情感……”
　　“是啊，固然，可是……”
　　聲音更低了。
　　“送伊拉去了，”舒拉小聲說。他又像長者那樣關怀地補充了：“她將來不容易過生活，她對一切事的看法都是特別的。”
　　“不要緊，”我說，“她還往大里長哪，將來就一切都好了！
　　舒拉。”
　　馬上在樓梯上有了卓婭的小心的腳步聲，卓婭悄悄地把門推開了。
　　“你們睡著了嗎？”她小聲地問。
　　我們沒回答。卓婭一點儿沒有聲音地走到窗戶前，又望著破曉的天空佇立很久。
６月２２日

　　這一天的每一分鐘我都記得呀！
　　６月２２日是星期日，我應該到軍事學校去進行最后一次的考試。在晴朗的早晨，我由卓婭伴送著奔向電車站去了。
　　她和我并肩走著。她已經是姿態秀美，兩頰赤紅，身材很高的成年姑娘了。她的微笑是美好的，鮮明的：她對著太陽微笑，對著新鮮的景物微笑，對著盛開著芬芳花朵的菩提樹微笑。
　　我登上了電車，卓婭對我招了招手，在電車站上又停了一會儿才轉身回家去。
　　由我們家到學校需要行駛差不多１小時。我一向在電車里讀些書報，但是由于這天清晨特別地好，我就走到車門外的駕駛台旁，要在途中多呼吸一些夏季的溫暖空气。暖風毫不理會行車規則，竟在電車行駛中躍進車內，揉亂了滿車青年的頭發。我的同路伴侶不斷地更換著。大學生們在齊米列捷夫研究院站下車往各學院去了：忙碌的考試時期是不理會星期日的。在齊米列捷夫紀念像前邊，在長凳上，在鮮艷的花壇之間，有一伙儿一伙儿的男女青年：一定是一部分是准備考試的，一部分是已經考完了的幸福的人。在下一站，車里車外全擠滿了穿著過節的衣裳、系著紅領巾的小學生。一位很年輕、很嚴厲、戴著眼鏡的女教員，照料著他們，不讓他們吵鬧，不讓他們站在車外的踏板上，不讓他們向窗外探頭。
　　“瑪麗亞·瓦希列夫娜，”一個肩寬体壯的男孩子說，“為什么這樣：在教室里別吵，在這里也別說話……現在放假啦！”
　　女教員一句話也沒駁他，只是看了看他，結果那男孩子就歎息著低下頭去沉默了。車中安靜了一會儿。不久，一個有著火紅的頭發、淘气的眼睛、滿臉雀斑的女孩子，用胳膊肘触了她的女朋友一下子，對她打了一回耳語。以后就大家一起咕嚕起來了，笑起來了，電車又像蜂窠一樣嗡嗡起來了。
　　我下了電車。离考試還有半小時，我在寬闊的街道上看著書店的櫥窗，徐緩地走著。需要告訴舒拉到這里來買十年級用的書和地圖。早些准備下好啦！剩下的是最后的、最重要的一年了……啊，美術展覽會，我們在最近全家一起到這里來吧……我走進學校，上了二層樓。處處都不像考試的樣子，都是冷清清的，人很稀少。在教員室里我碰到了校長。
　　他說道：“今天不考試啦，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學生們都沒到，原因暫時還不知道。”
　　這時我還沒有猜想什么，但是在內心里卻感覺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凄涼。我們的學生全是軍人，是模范的守時刻的人。
　　什么原因能在考試的日子阻止他們來校呀？發生什么事啦？
　　……暫時誰也不知道。
　　在我又來到大街上的時候，我感覺天一起悶熱了，在人們的臉上都現出了不安和緊張的表情。早晨的清爽，無憂無愁的莫斯科人群的談笑吵鬧哪里去了？好他全在等待著什么，并且這個等待像雷雨之前一樣地令人煩躁。
　　駛過的電車全是擠滿了乘客。回家的路上我差不多都是步行的。在接近我們家的時候我才登上電車，所以我沒听見莫洛托夫同志的演說。
　　在家里我听到孩子們說的第一句話，就為我們所有的人沖散了這一難忘的早晨的雷雨前的煩悶。
　　我剛邁進門坎，孩子們就扑向我來一齊說：“打仗啦！媽媽，打仗啦，你知道嗎？打仗啦！德國襲擊了我們！并沒有宣戰哪！他們就這么越過國境對我們開火啦！”
　　卓婭的臉上表現著憤怒，她講話時非常激昂，絲毫也不抑制著自己的憤慨。舒拉只故意做出鎮靜的樣子。
　　“根本就應該預料到這個呀，”他沉思地說，“難道我們不了解什么是法西斯德國嗎？”
　　我們都沒做聲。
　　“好吧，現在全部生活都要改變樣子啦。”卓婭小聲地通過牙縫，好像自言自語地說。
　　舒拉猛然轉身向卓婭說：
　　“可能，你也打算打仗去吧？”
　　“是啊！”卓婭差不多忿恨地回答了。以后她就疾速地扭轉身子走到室外去了。
　　……我們知道：戰爭是死亡，它要卷去千万人的生命。我們知道，戰爭是破坏，災禍和苦難。可是在那過去已久的第一天，我們就沒想象到戰爭給我們帶來的一切災害。我們還不知道什么是空襲，什么是防空壕，什么是防空洞，可是很快地就需要我們自己做這些東西了。我們還沒听見過炸彈的哨音和爆炸。我們還不知道，由于空气的波動，窗上的玻璃會被震得粉碎，鎖閉著的門扇會脫框飛起。我們還不知道什么是撤退，什么是擠滿了孩子們的列車。而敵人則由飛机上無情地、有計划地射擊這些列車。我們還沒听說過關于敵人徹底地焚燒農村，破坏城鎮的事。我們還不了解那絞架、酷刑、万人坑……掩埋數万婦女、患病的老人、在母親怀抱中的嬰儿的坑。我們還不知道有把受盡侮辱的人，整千整万活活燒死的火爐。我們還不知道有用人發織成的“麻布”和用人皮制的書皮……我們還不了解很多事。我們習慣了尊重人性，愛護儿童，把他們看作未來的希望。我們還不知道外形無异于人的野獸會把吃奶的孩子投到火里。我們不知道這個戰爭能延長多少時間……的确。有很多事是那時候我們還不了解的。
戰爭的日子

　　由我們的那所房里第一個被送出征的是尤拉·伊薩耶夫。我曾看見他怎樣走到街上去。他和他的妻子并肩走著，他的母親跟在后邊，一會儿用手帕擦淚，一會儿用圍裙擦淚。走出不遠，尤拉回顧了一遍。一定是每一家都和我們一樣，有人站在打開了的窗前看著他的背影，好像是尤拉覺著這所綠蔭中的二層小樓和住在里邊的一切人們全是很親近的。他看見我和卓婭在窗戶里，就對我們微笑一下，并舉起帽子打了招呼。
　　“愿你們在家里幸福！
　　”他喊著說。
　　“盼您幸福地回來！”
　　卓婭回答說。
　　尤拉又回顧了几次，好像他想把他离開的一切，像親近人的面貌一樣，記得清清楚楚，房子的輪廓，敞著的窗戶，周圍的樹叢……不久以后，謝爾吉·尼闊林被征入伍了。他是一個人走的：他的妻子在工厂工作，沒能送他。謝爾吉也像尤拉那樣，走出不遠就回顧了一遍。他們兩人本來不同，在外表上彼此也沒有相似的地方，可是我覺得在這臨別的瞬間他們的眼睛是完全一樣的。他們兩人好像全用這一顧盼摟抱了一切能看見的東西，在這一顧盼中有無限的愛和焦急！
　　……生活完全改變了，變成嚴峻和不安了。我們的莫斯科的外表也變樣了。窗戶的玻璃上全粘著紙條：有一些玻璃上的紙條完全交叉成十字，另一些則貼成各种不巧妙的花樣。
　　商店的櫥窗都粘著膠合板，堆著沙土袋，好像所有的房子都愁眉不展地向上張望著。
　　在我們的院里也挖了防空壕。人們都由自己的儲藏室里拿來木板舖放在防空所里。本院的住戶中有一位男人比誰聲音都高地講解說，為了公共的事，不可以吝惜任何東西，但是不知道為什么他卻忘了打開自己的儲藏室，并且他忽然對在院里玩耍的兩個小孩儿（他們的父親在前線上，母親在工厂工作）大發脾气，大聲喊著要他們馬上把木板拿來。卓婭走近了他，冷靜地、一字一板地對他說：
　　“我看這樣辦：您馬上打開自己的儲藏室拿出木板來，我們先工作著，一會儿他們的母親由工厂回來，也會做她應做的事。對小孩子們喊叫，倒是容易的！”
　　……戰爭剛開始不多日子，我的侄子斯拉瓦就向我們辭行來了。他穿著空軍制服，袖上帶著翅膀。
　　“我上前線啦！”他說。他的臉是那樣愉快的，就好像他去參加什么盛會似的。
　　“過去我有什么不對的地方請別見怪！”
　　我們緊緊地摟抱了他，他在我們那里停留不到半小時就走了。
　　“真糟，軍隊里不要姑娘！”卓婭看著他的背影說。在這些話里含著那么多的辛酸和力量，甚至舒拉竟沒敢像往常那樣開開玩笑，或爭辯爭辯。
　　……我們每天都是不听完情報局的廣播不睡覺。可是在最初的几星期里播送出來的全是不好的消息。卓婭皺著眉，咬牙切齒地听著，時常一語不發地离開收音机。可是有一次她情不自禁地說出了：
　　“他們踐踏著什么樣的土地呀！”
　　這是我在卓婭一生里听到的第一次的也是唯一的呼痛的聲音。
出發

　　７月１日的傍晚，有人敲我們的門。
　　“見見舒拉，可以嗎？
　　”有人在門外問。
　　“是別佳·西蒙諾夫么？”卓婭离開桌子，半開了門惊异地問，“你找舒拉干什么呀？”
　　“需要。”別佳含糊地回答。
　　這時候舒拉本人露面了，他向小朋友一點頭就一語不發和他走出去了。我們探頭向窗外看：下邊還有几個半大的和他同班的同學和小朋友等待他們。他們小聲地商議了什么事，以后就蜂擁地去了。
　　“往學校去了，”卓婭沉思地自言自語說，“他們有什么秘密呀？”
　　舒拉在夜里才回到家來。他的神態和在那以前別佳的神態一樣也是很嚴肅的，若有所思的。
　　“發生什么事啦？”卓婭問，“為什么這么神秘呀？把你找去干什么呀？”
　　“我不能告訴你。”舒拉堅決地回答。
　　卓婭微微抖了抖肩膀，但并沒有說什么。
　　第二天早晨，天剛亮她就跑到學校去了，回到家來她很著急。
　　她對我說：“男孩子們要遠行，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
　　他們不說。不要女孩子。你哪知道我曾怎樣勸說他們把我帶去呀！我也會放槍啊，我也有力量，說什么也不行！他們說：
　　就要男孩子。”
　　根据卓婭的臉色和眼神，我知道了她曾怎樣熱情地進行過無效的勸說。
　　舒拉很晚回到家后，像說什么最平常的事似的鎮靜地說：
　　“媽媽，請你給我預備一套襯衣，還有路上的吃食，可是不要多。”
　　他知道不知道把他們送到什么地方去，我們沒能問出這個。
　　他堅決地說：“如果我一開始就隨便說，那我還能成一個什么樣的軍人呀？”
　　卓婭默然地扭轉了身子。
　　准備是很簡單的。卓婭為舒拉買了面包干、糖果和腊腸，預備給他在路上吃。我給他准備了襯衣，并把這些東西但成一個不大的包袱。在那天下午我們給舒拉送行去了。
　　在齊米列捷夫公園里己經集合了很多各校的學生。最初他們全混在一起，后來才漸漸地按校分成組了。母親們和姊妹們都站在一旁，手里提著包袱，提箱，背囊。走的人差不多全是寬肩膀的成人，可是他們的臉是小孩一樣的歡喜的。全做出一种樣子，仿佛离開家和親人，在他們是習慣了的事一樣。有些人還來得及跑到池子里洗一回澡啦，另一些人在吃冰糕，在說笑。但是他們全不由己地不時地看表。凡是有母親或姊妹在旁邊的人都感覺有些難為情：我們去干重大的事，可是像小孩儿一樣，和媽媽在一起！我知道舒拉和我們在一起一定害臊，所以我和卓婭就躲在一旁，坐在樹蔭下的凳子上了。
　　在將近４點鐘的時候，有很多空著的電車開到環軌上來，孩子們匆匆地和親人告別后就開始喧噪地登車，占坐位。誰的母親哭了，誰的臉上表情就很惆悵凄愴。我不愿意在相聚的最后几分鐘給舒拉添愁，所以我沒有哭。我只是摟抱了舒拉和緊握了他的手。他很沖動，但是卻竭力掩飾著。
　　“不要等到我們開車，回家吧！照顧媽媽，卓婭！”說著這話舒拉就躍上電車了，以后他又由窗戶里向我們擺手打了招呼，打手勢叫我們：
　　“不要等，回去吧！”
　　可是不待舒拉動身就回家，我們沒有這么多的勇气。我們站在較遠的地方，呆呆地看見電車開動了，一輛接著一輛叮叮當當駛去了，真到最后一輛消失了之后，我們才清醒過來。
　　剛才還是擠滿了人的熱鬧的公園，現在是冷清清的了。巨大的橡樹下放著長凳，可是無人坐了。池水清澈，細波微動，但是無人在里邊游泳。
　　談話的聲音，歡笑的聲音，健壯的闊步聲，全消失了。寂靜，寂靜，太寂靜了……我們慢慢地沿著小徑走著，陽光勉強地穿透頭上的密葉。
　　我們不約而同地走近池畔的長凳就坐下了。
　　“多么好看哪，”卓婭忽然說，“你知道嗎，舒拉常來這里繪畫。就是那個小橋儿，他畫過，你看見了嗎？”
　　她雖然對我說這些話，但又像是自言自語，聲音很小，很慢，像是有很深的感慨一般。
　　“池子很寬，可是舒拉游過去很多次。”卓婭大聲回憶著說，“你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嗎，這是很久了的事啦，那時候舒拉大約１２歲，他照例地比誰都早地開始游泳。水是很涼的。
　　忽然他的一只腿抽筋了，可是离岸邊不遠。他只用一只腿游，另一只腿完全麻木了，勉強游到岸邊。他曾再三地要求我不告訴你呀！那會儿我就沒對你說，現在可以說了。”
　　“那么第二天他一定又游泳了吧？”我問。
　　“當然哪。早晚全游泳，不論什么天气，差不多直到冬天。
　　就是那里，挨近樹叢，在冬天向來有一個冰窟窿。我們就在那里捉小魚儿的。你還記得嗎，我們先用罐頭盒子捉，以后用捕蝴蝶的网子捉。你記得我們請你吃煎魚嗎？”
　　“我的好孩子！”我用這一句回答了她，并輕輕地撫摸了她的晒黑了的手。
　　忽然在我的手心下邊她的纖細而有力量的手指握成拳頭了。
　　“我算什么好孩子呀！
　　”卓婭猛然站起來了，我就了解了她始終在怨恨自己。“如果我留在這里，我算什么好孩子？同學們走了，可能是打仗去了，可是我留在家里了。怎么可以在現在什么也不干哪？”
“我的朋友們，我要向你們講以下的話！”

　　“媽媽，快醒來吧！媽媽！”
　　我睜開了眼。卓婭赤著腳，肩上搭著毛巾站在我眼前。
　　她看見我很惊訝，就急忙說：“沒有事，沒發生什么事。
　　斯大林同志馬上就要演說，無線電廣播就要開始了……”
　　在擴音器里有颯颯聲音。寂靜。以后我們忽然听到了：
　　“同志們！公民們！兄弟姊妹們！我們紅軍和海軍戰士們！
　　我的朋友們！我要向你們講以下的話！……”
　　我忘掉一切，屏息地听著。卓婭挺直了身子，緊握著兩拳，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擴音器，好像她在那擴音喇叭里能看見說這些充滿了抑制著的痛楚、愛、信任、強烈的力量和憤怒的話的人似的。
　　“……我國已与最凶惡奸險的敵人德國法西斯主義作殊死戰斗。……敵人是非常殘酷和橫頑的……”
　　領袖說明了敵人的目的，說明了敵人欲侵占我們的國土，搶奪我們的勞動果實，恢复地主的政權，奴役蘇維埃聯盟的自由人民，把他們變為德國的奴隸。
　　他說：“……所以，目前的事件，是關系蘇維埃國家生死存亡的事件，是關系蘇聯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事件，是關系蘇聯各族人民或則保持其自由或則淪為奴隸地位的事件。必須使蘇維埃人了解這點……我們應當立刻在戰時軌范上改造我們的全部工作，把一切都用去服從于戰線上的利益……紅軍、紅海軍和蘇聯全体公民，都應當捍衛每一寸蘇維埃土地，應當為保衛我國城市和鄉村戰到最后一滴血……”
　　他還說應該在敵人占領了的地區里組織游擊隊，說我們的土地在敵人的腳下應該燃燒，爆炸。
　　鎮靜的、不大的聲音達到了人們心的深處，在它里邊響徹著對于我們，對于所有的人民和每一個蘇聯人的信任。他曾說這并不是兩軍之間的普通戰爭。他給我們提醒說，我們不僅僅應該消滅在我們頭上威脅著我們的危險，我們還應該幫助所有的在德國法西斯桎梏下呻吟的歐洲人民。
　　“……把人民的一切力量都用去殲滅敵人！前進，爭取我們的胜利！”
　　擴音器沉寂了。可是我們還不動彈，一句話也不說，好像怕沖散了在那一會儿我們受著的重大的感動似的。
　　剛才和我們說話的，就是我們習慣了像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良心那樣相信他的那個人，領袖、導師、朋友。我們一向，并且在一切問題上都信賴他。我們知道他剛才說的是最重要的、最首要的事，并且他的确是對我們每一個人說的，他幫助我們徹底地了解和感覺出威脅著我們祖國的危險多么重大，和怎樣打退它，他幫助我們重新地認識了我們的力量——愛好和平的和團結一致的人民的全部威力。
　　“我想知道，舒拉听到沒有……”我說。
　　“全听到了，全國都听到了，”卓婭有把握地說。
　　她又小聲地、情緒緊張地重复說：“我的朋友們，我要向你們講以下的話！”
最初的炸彈

　　我和卓婭在桌旁坐著。我們前邊擺著綠色粗布：我們用這布為前方縫背囊，我們還為軍人做鈕絆。雖然這很簡單的工作是不重要的事，但是這是為了前方。這是為戰士，為保衛我們的人縫鈕絆。這個背囊也是為戰士用的：他把自己的什物放在里邊，在行軍中這個口袋對于他是有幫助的……我默默不語地、不間斷地工作著。有時候我放下活計伸伸腰——腰有些疼。我看卓婭，她的晒黑了的指頭是很靈巧的和不疲倦的，這些指頭很緊張地工作著。現在她覺得她也在制著前方需要的東西，這一意識如果沒完全解除了卓婭對自己的恨怨，畢竟也幫助了她獲得或多或少的精神上的安慰。
　　她在外表上也有些變樣了：眼神不是那樣憂郁了，有時候嘴角上也露出些微笑……有一次我們正在縫鈕絆的時候，忽然門開了，舒拉走進屋了。神態特別鎮靜，好像由學校回來一樣，由肩上卸下背囊后才和我們問候。
　　我們已經知道他在勞動戰線上工作。可是他現在仍然和出發的那天一樣，一句話也沒有告訴我們。
　　在我們試驗著探听他口气的時候，他決然地說：“要緊的是我又和你們在一起了，我沒有什么可給你們講的。一句話，我做了很多工作。”他又狡猾地擠著眼補充說：“我是為了在家里過生日回來的。我相信你們還沒忘記７月２７吧？無論說什么，１６周歲了。”
　　漱洗完了在桌旁坐下的時候，他對卓婭說：
　　“我知道咱倆有一樣事好干，咱們上‘戰士’工厂當旋床學徒去。好吧？”
　　卓婭把活計放在膝上，看看弟弟。以后，她仍舊一邊繼續工作，一邊說：
　　“好，這倒是值得做的事。”
　　舒拉回到家里那天是７月２２日，那天下午敵人的飛机首次侵入莫斯科上空。德國的炸彈第一次落在首都。舒拉的態度是完全鎮靜的，他曾充滿信心地指揮一切，他堅決主張讓婦女和儿童們進入防空洞，他附帶著抱怨說：“就是沒有辦法讓自己家里的婦女躲避起來。
　　”可是他自己全部空襲時間卻都在街上度過的，卓婭始終一步也不离開他。
　　那天夜里我們沒能睡覺，在黎明前我們的院子里傳出了消息：一顆炸彈落在學校里了。
　　“落在我們的學校里么？落在二○一學校里么？”卓婭和舒拉同時喊叫起來。
　　我還沒來得及說出一句話來，他們已經离開原地奔向學校去了。我沒有他們走得快，可是讓我留在家簡直是不可能。
　　我們迅速地默默地走著，直到由遠處看見了學校的樓房，才輕快地喘了一口气：學校依然完整地屹立著，沒有被破坏。
　　真的沒有被破坏嗎？不，只是由遠處看來仿佛是這樣。更走近些，我們看見了：炸彈落在學校前邊了，气浪把所有的窗戶都打下來了。無論往哪里看，周圍全是玻璃，玻璃，玻璃……它到處凄涼地閃爍著，在腳下嘎嘎響著。學校變成瞎子了。這座一向安靜的大樓現出了可怜的神气：正像一個身強力壯的人忽然失明了。我們不覺地停下了腳步，以后就慢慢地步上了台階。我沿著走廊走著，這就是一個月以前，在舉行畢業舞會的那一夕我曾走過的那條走廊。那時候在這里有音樂的聲音，歡樂的聲音，一切都充滿著青春和愉快。現在門窗都被震掉了，腳底下全是碎玻璃和壁上落下來的灰片……我們又遇見了几個高級班的同學，舒拉和他們一起往什么地方（似乎是地窖）跑去了。我無意地隨著卓婭走，一會儿我們就已經來到圖書館門前了。順著四壁立著空的書架子：
　　仍是那爆炸的气浪，像一只惡狼的大爪子一樣，把書由架上掃下來，零亂地擲到桌上和地下了。處處亂扔著書：在雜亂的書堆中忽然看見研究院出版的《普希金全集》的淡黃色書皮，忽然看見《契柯夫全集》的藍色書皮。我差一點儿踏著一卷皺折著的屠格涅夫的書，我正彎腰拾它，又看見了被一層灰塵遮蓋著的一本席勒的書。由打開著的一大本書里，唐·吉訶德的像惊訝地看著我。在這些亂書中，一位中年婦人坐在地板上啼泣。
　　卓婭向她俯下身子，用她的發白了的嘴唇說道：“瑪麗亞·格里果列夫娜，起來，別哭！”
　　我明白了這個婦人就是學校圖書館主任瑪麗亞·格里果列夫娜。卓婭在帶著有趣的新書回到家里時，常對我提到她。
　　這位婦人愛惜書并且了解書，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書了，可是現在她只能坐在被拋亂了的、揉坏了的、撕破了的爛書中間哭。這些書，她以前用手拿的時候，總是非常小心的、珍愛的，唯恐碰坏了。
　　“我們來收拾吧，我們全整理好吧。”卓婭一邊攙著瑪麗亞·格里果列夫娜站起來，一邊這樣堅決地重复著說。
　　我忽然听到：“媽媽，你看！”
　　我惊訝地向前探了頭，滿臉淚痕的瑪麗亞·格里果列夫娜也走近我們來了：卓婭的聲音那么怪，好像是胜利的聲音。
　　她遞給我一本裝訂很好的《普希金》。
　　卓婭仍然惊喜地和用胜利的聲音重复說：“你們看！”
　　她用很敏捷的動作由那些字行上拂掉灰塵。我就讀道：
　　神圣的太陽，你發光吧！
　　像這盞油燈在燦爛的旭日前顯得黯淡一樣。
　　欺人的詭計在智慧的永生的太陽之前，也將這樣黯淡熄滅。
　　太陽万歲，黑暗消失吧！
“你用什么幫助了前方？”

　　７月２７日，在自己１６周歲的生日那天，舒拉通知我說：
　　“現在你是兩個旋床工人的母親了！”
　　……他們在天剛發亮時候就起床，很晚才下工回家，但是向來沒說過疲勞。下夜班回家后，他們不馬上倒下睡覺。我回到家里時，他們已經睡覺了，可是屋里已經打掃得干淨整齊了。
　　……空襲莫斯科在繼續著。晚上我常听到廣播員的鎮靜的聲音：
　　“公民們，空襲警報！”
　　報警器竭力地吼叫，惊人的机車汽笛全接連著響應它。
　　卓婭和舒拉一次也沒下過防空洞。他們的同班同學格列布·耶爾莫什金、瓦尼亞·斯柯羅杜莫夫、瓦尼亞·謝羅夫等，也常來找他們，這３個孩子好像是選出的一樣，全是身高体壯的。他們５個人常在一起，在空襲時值班：在房子周圍巡邏，在屋頂上站崗。我們無論是孩子和成人，都被侵入我們生活中的新的威脅人的東西占据了我們的精神，我們不能再想另外的什么事。
　　……秋天，卓婭和高級班的學生一起，開到勞動戰線去了：因為需要迅速地收獲國營農場的馬鈴薯，以免凍坏。
　　已經開始上凍了，下過雪了，我很擔心卓婭的健康，可是她卻很高興地走了。
　　她只隨身帶了預備更換的襯衣，空白的筆記本子和几本書。
　　几天以后我接到她寄來的一封信，以后又有一封信，她寫道：“我們正在幫助收獲，每天的定額是１００公斤，１０月２日我收了８０公斤，太少，我一定要收１００公斤！
　　你好嗎？我常常惦念著你。我很想你，可是不久就要回家了：收完馬鈴薯就回家。
　　媽媽，請你原諒我，工作是很髒的，并且是不很容易的，我把膠皮套鞋扯破了。
　　但是請你放心：我一定平安無恙地回到家。
　　我總是回憶著你，我覺得：自己很少像你，我沒有你那樣的涵養！吻你。卓婭”
　　我對這封信，以及其中最后的几行，尋思很久，她是指什么說的呀？為什么卓婭忽然想起責備自己沒有涵養啊？這一定不是沒有緣故的事。
　　晚上舒拉讀了信之后自信地說：
　　“一切都清楚，跟同學們鬧別扭啦。你知道嗎？她時常說，她的涵養不夠，對待人的耐性不夠。她說過：‘應該會接近人，不可以一下子就對他生气，可是我并不是永遠會這樣做的。’”
　　在一張明信片上卓婭寫道：“我現在和尼娜交朋友，她就是我對你提過的那個姑娘。”我忽然想起了：“這么說，蔚拉·謝爾杰夫娜說得對呀。”
　　在１０月下旬的一晚，我回家比平日早些，剛一打開門，我心就一跳：卓婭和舒拉在桌旁坐著，孩子們到底又和我在一起了，我們到底又全在一起了！
　　卓婭猛然站起，跑到門前摟抱了我。
　　“又到一起啦！”舒拉好像听見了我的意思似地說。
　　我們全家圍桌坐著喝茶，卓婭述說著關于國營農場的事。
　　沒等到我問她信里的難解的字句，她自己就對我們說了以下的事：
　　“工作很不容易。下雨，泥泞，爛泥粘著套鞋，磨腳。我一看，３個同學比我干得快：我很長時間在一個地方刨，可是他們前進得很快，于是我決定檢查檢查是怎么一回事。我离開他們，開始在自己的那塊地上工作。他們不高興啦，他們說：‘孤立主義者。’我回答說：‘可能是孤立主義者，可是你們工作不忠實……’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呀：他們干得快是因為他們只刨淺層的馬鈴薯，只圖快，可是剩在土里的還很多。長在更深的土里的馬鈴薯是最好的，大個的呀。我刨得很深，為的是确實全刨出來，所以我說他們工作不忠實。那時候他們對我說：‘為什么你沒有馬上就說呀，為什么你分出去啦？’我回答說：‘我檢查檢查自己。’同學們說：‘你應該更多相信我們，馬上就告訴我們……’尼娜也說：‘你做得不對。’總而言之，爭吵了很久。你知道嗎？媽媽，那會儿我明白了，我雖然有理，可是我的做法錯了。你應該先和同學們談談，解釋解釋，可能那會儿就無須分出來啦。”
　　舒拉凝視著我，在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他仿佛在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了么？”
　　aaa莫斯科形勢一天比一天嚴峻，警惕性一天比一天高起來。
　　樓房偽裝起來了，街上過著整齊的隊伍，他們的臉上的表情真是惊人的！他們的嘴唇緊緊地閉著，兩眼在皺著的眉下向前堅決地直視著……集中了的堅毅和憤怒的意志，在這些臉上，在這些眼睛里，全表現出來了。
　　救護車在街上飛駛著，坦克轟轟地開過去。
　　夜晚，街上沒有窗戶里射出來的燈光，沒有路燈，也沒有飛閃著的汽車燈光來打破夜間的濃厚的黑暗。在街上只好摸索著，小心地、同時又需要疾速地走。人們也是這樣小心地、疾速地由身邊走過去，但是他們的面貌卻無法辨別。此外就是空襲警報，門前值班。天空，被爆炸撕裂了，被探照燈的光芒划破了，被遠處的火光映紅了……正是艱難的時期。敵人已接近莫斯科。
　　……有一次我和卓婭在大街上走著，忽然見到牆上的一大張招貼畫上，有一張嚴肅的戰士的臉在看著我們，仿佛向我們發問。
　　畫上的兩只眼睛，像活的一樣注視著我們，好似在嚴厲地追問著我們；下邊印著的字也很震耳，也像活人用嚴格要求的聲音說出來的一樣：“你用什么幫助了前方？”
　　卓婭扭轉了頭。
　　“我不能坦然地由這張招貼畫前邊經過。”卓婭怨恨地說。
　　“你還是女孩子呀，并且你已經上過勞動戰線，這也是為國家、為軍隊工作呀。”
　　“太少。”卓婭固執地回答我。
　　我們默默地走了几分鐘，以后卓婭忽然用另樣的聲音愉快地、決然地說：
　　“我幸福：無論我決定做什么，全能如意地做成！”
　　“你決定什么啦？”我打算這樣問，但是沒敢。只是我的心慢慢地、痛楚地緊縮了。
辭別

　　“媽媽，”卓婭說，“決定了：我到護士班學習去。”
　　“工厂怎么辦？”
　　“能放我去，這是為了前方啊。”
　　她用兩天的時間把一切需要知道的事都打听清楚了。現在她是像每次問題得到解決時那樣活潑愉快了。
　　我和她暫時還是縫背囊，手套，軍帽。空襲的時候她仍然像過去那樣在屋頂上放哨。她羡慕著在自己的工厂里已經扑滅了不只一顆燃燒彈的舒拉。
　　在卓婭應該到護士班去的前一天，她很早就由家里出去了，直到夜晚還沒回來，我和舒拉吃的中飯。這些日子他在夜班工作，現在他一邊准備著上班去，一邊在給我講什么，可是我簡直听不見他講話。這時一种不可擺脫的惊恐突然控制了我。
　　“媽媽，你沒听我說話呀！”舒拉責難地問。
　　“對不起，舒拉，這是因為我不了解卓婭到哪里去了。”
　　他走了，我檢查了窗上的遮光設備之后，就靠近桌子坐下了，沒有力量做任何事，只好再等待她。
　　卓婭很興奮，兩頰赤紅地回來了。她走近我，摟抱了我，直看著我的兩眼，說：
　　“媽媽，這是很大的秘密：我要到前線上去，到敵人后方去。不要對任何人說，連對舒拉也不要說。你就說我到鄉間，到外祖父那里去了。”
　　我因為怕哭出來，所以沒說話，可是需要回答她。卓婭用灼爍著的、歡喜的、等待著回答的眼睛，看著我的臉。
　　“這事你能胜任嗎？”我終于說出了，“你不是男子呀。”
　　她走近書架，依然注視著我。
　　“為什么必得你去？”我勉強地繼續說，“如果征你入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卓婭又走近了我，握起我的手：
　　“你听我說，媽媽，我相信如果你的身体健康，你一定也像我這樣做了。我不能留在這里，不能！”她重复地說。以后她又小聲地補充說，“你自己對我說過，人生應該誠實和勇敢，現在敵人已經接近了我們，讓我怎辦哪？如果他們來到這里，我是不能活下去的。你了解我，我不能不這樣做。”
　　我打算回答她，可是她又繼續直截了當地說下去了：
　　“兩天以后我走。請你給我找到紅軍的背囊和我們倆所縫的那种口袋，其余的東西我自己會找到。還要一套襯衣、毛巾、肥皂、牙刷、鉛筆和紙。就是這些東西。”
　　以后她躺下了，我知道我睡也睡不著，看書也看不下去，只好在桌旁坐著。一切都已經決定了，我看出這個來了。可是怎辦呀？她還是女孩子呀……
　　向來我和自己的孩子們談話都沒有尋找适當的話的必要，向來我們一下子就彼此了解了。現在我覺得我站在一堵我不能越過的牆壁前邊了。唉，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如果活著多么好哪！……
　　不，我說什么都是沒有用。無論誰，我也不行，父親活著也不行。誰也攔不住卓婭……
　　在那一天，舒拉在做了一整星期夜班之后，第一次在早班工作。他回到家來很疲倦，悶悶不樂，勉強地把飯吃了。
　　“卓婭決定到楊樹林去了嗎？”他問。
　　“決定了。”我簡短地回答道。
　　“嗯，她去好，”舒拉沉思地說，“莫斯科現在不是女孩子們住的地方……”
　　他的聲音是猶猶豫豫的。
　　他稍微停一會又補充說：“你也去怎樣？你在那里比較安穩些。”
　　我默默地搖搖頭。舒拉歎了一口气，忽然离開桌子站起說：
　　“你知道哇，我要睡覺了，今天我好像累了。”
　　我用報紙遮蔽了燈光。舒拉睜著眼默默地躺著，好像在專心思考什么。以后他向牆轉過身去，過一會儿就睡著了。
　　###卓婭很晚才回來。
　　“我就知道你沒睡。”她小聲地說。接著她又更小聲地補充說：“我明天走。”這時她撫摸著我的手，好像是為了減輕我受的打擊的力量。
　　她一刻也不遲緩地又檢查了一次隨身攜帶的東西，檢查完了就把東西規規矩矩地放在旅行袋里了，我默默地幫助她。
　　我們盡可能地使每件東西少占地方，往空角里填肥皂，毛線襪子，這樣收拾行囊好像是和平時沒有什么不同的……可是，這就是我們相聚的最后的、有數的几分鐘啊。我們要离別多久哇？什么樣的危險，有時候男子、兵士都難胜任的什么樣的困難在等待著卓婭？我沒有力量說話，我知道我沒有權利哭出來，一團辛酸始終堵著我的咽喉。
　　“好啦，好像全齊了。”卓婭說。
　　以后她挪出了自己的箱子，取出了日記本子，打算也放進口袋里。
　　“沒有必要。”我勉強說出這句話來。
　　“對，你說得對。”
　　我還沒來得及攔阻她，她就向火爐邁了一步，把本子投到火里了。以后她就在這里坐在很矮的小凳子上，小聲地、像嬰儿那樣地要求我說：
　　“和我一起坐一會儿。”
　　我挨著她坐下了，我們就像孩子們還小的時候那樣看著熊熊的火苗。可是在那時候我總是給他們講些什么，烤紅了臉的卓婭和舒拉就傾听著，現在我卻沉默著，我知道現在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卓婭轉身看了看睡著的舒拉，以后溫柔地握著我的手開始很小聲地說：
　　“我把經過的情形全告訴你，可是你對誰也不要說，連對舒拉也不要說。我向青年團區委遞了愿上前線的申請書，你知道在那里有多少這樣的申請書啊？好几千。我去要答复去了，可是他們對我說：‘你到青年團莫斯科市委見市委書記去吧。’我去了。推開門了，他馬上就很注意很注意地看著我的臉，以后我們就開始談話了，他總是看著我的手。最初我的手總是在擰鈕扣，以后我把手放在膝上，手再也沒動彈，免得讓他想我心神不安。他首先問我的簡單履歷，什么地方人？
　　父母是誰？去過什么地方？熟悉什么地區？懂得什么語言？我說：德語。以后又問腿、心髒、神經怎樣，以后他又提出了地形學上的問題。他問我什么是方位羅盤，怎樣照方位羅盤找方向，怎樣按星辰辨別方向，我都回答了。以后又問：‘你會使用步槍嗎？’‘會使。’‘射擊過目標嗎？’‘射擊過。’‘會游泳嗎？’‘會。’‘由跳板上往水里跳不害怕嗎？’‘不害怕。’‘由降落傘的高架上往下跳不害怕嗎？’‘不害怕。’‘你有堅強的意志嗎？’我回答：‘神經是堅強的。有耐性。’‘那么好吧，’他說，‘戰爭正在進行，需要人。如果派你上前線怎樣？’‘派吧！’‘可是，這可不是坐在辦公室里談話呀……想起問你來了，在空襲時候你在什么地方？’‘在房頂上坐著。我不怕警報，也不怕空襲，總而言之我什么也不怕。’那會儿他說：
　　‘好吧，你到走廊去坐一會儿，我和另一個同志談談，以后咱們到圖什諾机場去，在那里試驗試驗由飛机上往下跳。’我到走廊去了。一邊走著一邊想，我怎樣跳哇，恐怕要現丑。以后他又召喚我：‘准備好了嗎？’‘准備好了。’這會儿他就開始嚇唬我了（卓婭緊握了我的手）。他又說條件是困難的……又說什么樣的事都可能遇到……以后他說：‘你回去考慮考慮吧。過兩天再來。’我明白了，由飛机上往下跳的事，他只是為考驗我才說的。兩天之后我去了，他說：‘我們決定了不取你。’我差一點儿哭出來了，我忽然喊著問：‘怎么就不取我？因為什么不取我？’那會儿他微笑了，他說：‘坐下。你到敵人后方去。’這會儿我明白了，這也是試驗。你知道哇，我相信：‘如果他看見了我無意地輕松地喘一口气，或是別的這一類的動作，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取我了……經過情形就是這樣。第一次考試就算及格了……”
　　卓婭緘默了。火爐里的木柴熱鬧地爆響著，溫暖的火光在卓婭臉上顫動著，屋里再沒有另外的光。我們又這樣看著火坐了很久。
　　“可惜謝爾杰舅舅不在莫斯科。”卓婭沉思地說，“他在這樣困難的時候能幫助你，起碼能給你出些主意……”
　　后來卓婭關閉了爐門，給自己舖了被子就躺下了，過了一會我也躺下了。我在想什么時候卓婭才能再在家里，在自己的床上睡覺。她現在睡著了嗎？我悄悄地走近了她，她馬上動彈了。
　　“你為什么不睡呀？”她問，由聲音里我听出了她在微笑。
　　“我起來看看表，免得睡過了。”我回答說，“你睡吧，睡吧。”
　　我又躺下了，可是睡不著。我想再走近她，問她：可能她變更主意了？也許我們全在一起撤退到后方去，人們已經對我們這樣建議過許多次了。我心中煩悶得難受，想喘一口气也喘不上來……這是最后的一夜，這是我還能留住她的最后几分鐘，以后就晚了。……
　　我又起來了。在黎明前的朦朧的微光下我看了看睡著的卓婭，看看她的安靜的臉，閉緊了的頑強的嘴唇。我最后一次地了解了：不行，她不會改變主意的。
　　……舒拉很早就往工厂去了。
　　“再見，舒拉。”卓婭在他已經穿好大衣戴好帽子的時候說。
　　他握了她的手。
　　“摟摟姥爺。”他說，“也摟摟姥姥。祝你一路平安！你知道哇，缺了你，我們一定寂寞。可是高興：你在楊樹林是要比較安全的。”
　　卓婭微笑了，摟抱了弟弟。
　　以后我倆吃了茶點，她就開始穿衣裳了。我把自己織的綠色黑邊的毛線手套和自己的毛衣給她了。
　　“不，不，我不要！冬天你沒有這御寒的東西怎么過呀？”
　　卓婭抗議地說。
　　“拿著吧。”我小聲地說。
　　卓婭看看我，以后她就不抗議了。
　　我們一起走出去了。那天早晨是陰霾的，寒風刺臉地吹著。
　　“來，我拿著你的口袋。”我說。
　　卓婭站住了：
　　“為什么你這樣？你看看我……你流淚啦？不要流著淚送我，你再看看我。”
　　我看了看她：卓婭的臉是幸福的，歡喜的。
　　我也用勉強的微笑回答了她。
　　“對，這樣好。不要哭……”
　　她緊緊地摟抱了我，吻了我，就躍上了開動了的電車。
日記本子

　　在家里，每一件東西都保持著不久以前卓婭接触過的溫暖。書架上的書，她怎么擺好了，現在仍然那樣擺著。柜里的襯衣，桌上的一疊本子全是她親手安放的。為過冬仔細地封好了的窗戶，插在細長的玻璃杯里、帶著枯干了的秋葉的樹枝全都記憶著她，也全都令人回憶她。
　　大約１０天之后，寄來一張明信片，一共几行字：
　　“親愛的媽媽！我活著，健康，精神很好。你怎樣啊？吻你，摟抱你。你的卓婭。”
　　舒拉把這張明信片拿在手中很久，反复地讀它，并仔細地看戰地郵局的號碼，好像他想把它牢牢地記住似的。
　　“媽媽？！”他僅僅叫了一聲，可是這聲音包含了一切：詫异，責難，因為我們沒把真情告訴他而對我們惱恨。
　　自尊心和執拗的個性使得他不肯向我詢問什么。卓婭沒和他傾心地談，對他一句話也沒講，使他非常詫异和痛心。
　　“可是你在７月走的時候也是什么也沒對卓婭說呀。那會儿你沒有權利說，她也是一樣啊。”
　　他用向來我沒听見他說過的話（我也沒想到他能這樣說）回答了我：
　　“我和卓婭倆是一個人。”他沉默一會儿，又更有力量地補充說：“我應該和她一起走！”
　　關于這個問題我們沒再談什么。
　　……“干什么心也不安。”這時候我才真正了解了這句話的意義！我每天坐著縫軍衣縫到深夜，同時總是想，總是想：
　　“你現在在哪里？你怎樣啊？你想念我們嗎？……”
　　有一次我利用几分鐘空閒時間開始整理桌子的抽屜，我打算騰出些地方安置卓婭的本子，免得往它們上邊落塵土。
　　首先我碰到的是卓婭的筆跡寫得密密的几頁紙。我讀了：
　　這是她以“伊里亞·木羅米次”為題的作文的几頁草稿。文章是這樣開始的：
　　“俄羅斯的土地是遼闊無邊的，３個勇士保衛著它的安宁。當中騎在駿馬上的是伊里亞·木羅米次，他手持長矛准備著刺殺敵人。左右是他的忠實朋友：兩眼神智的阿遼沙·波波維奇和美貌的多布雷尼亞。”
　　我回想起來了，卓婭曾怎樣讀關于伊里亞的民歌，怎樣把瓦斯聶錯夫的名畫的复制品拿回家來，怎樣注意地審視它。
　　她的文章是由描寫這張畫開始的。
　　在另一頁上寫著：“人民都愛護他，在他受傷時候怜惜他，稱他為‘伊連喀’和‘伊留申喀’‘伊連喀的腿傷了。’在凶惡的‘掠奪者’打敗了他的時候，俄羅斯土地自己給他灌注力量：‘在療養中，伊里亞的力量增加了３倍。’”
　　背面是：
　　“百年之后人民的希望實現了：我們的土地已經有了自己的、光榮的、來自人民的保衛者——紅軍。無怪乎在歌里唱著：‘我們生來是要把童話變為事實。’我們把奇妙的童話變為事實，人民也像當年歌唱伊里亞·木羅米次那樣，怀著衷心的熱愛歌唱自己的英雄。”
　　我小心地把這些紙片夾在卓婭的一個本子里，那時我又看見在這本子里寫的就是關于伊里亞·木羅米次的作文，但是已經修改并謄寫清楚了。后邊是教員蔚拉·謝爾杰夫娜的筆跡，清楚地寫著：“很好。”
　　以后我往抽屜里放置一疊本子的時候，在一個角落里触到了什么東西，伸進手去，拿出一個小日記本子來，我把它打開了。
　　在前几頁上寫著作家的姓名和作品的名稱，對著很多作品名稱標著十字：這是讀過了的記號。這里有茹柯夫斯基，卡拉木金，普希金，萊蒙托夫，托爾斯泰，狄更斯，拜倫，莫里哀，莎士比亞等……以后的几頁是用鉛筆寫的，已經模糊不清了。再往后是卓婭用鋼筆寫的小字：
　　“人的一切都應該是美麗的：面貌、衣裳、心靈、思想。”
　　（契柯夫）
　　“做一個共產党員——這就是大膽，思考，愿望，果敢。”
　　（馬雅柯夫斯基）
　　以后的一頁上是用鉛筆草草寫的：“在《奧賽羅》里邊，是人為了真理的最高理想，德行的純洁和精神的真誠的斗爭。
　　《奧賽羅》的主題，是人的真正的、偉大的感情的胜利！”
　　還有：“莎士比亞作品的主角的失敗，一向是有高尚的道德原理的胜利伴隨著的。”
　　我翻閱這微微被揉摩了的小本子，似乎感覺我听到了卓婭的聲音，看見了她的敏銳的、嚴肅的眼睛和羞澀的微笑。
　　這是《安娜·卡列尼娜》里邊關于謝遼日的一段：“他只９歲，他還是嬰儿；但是他已經知道自己的心，他很珍愛它，他像保護眼睛一樣地保護它，如果沒有愛的鑰匙，他不放任何人侵入他的心里。”
　　我讀完了這几句話，我覺得這就是指著卓婭說的，卓婭仿佛始終由每一行字里注視著我。
　　“馬雅柯夫斯基是有血性、坦白和率直的人。馬雅柯夫斯基在詩里創造了新的生活。他是公民詩人，是詩人演說家。”
　　薩勤：“在勞動是快樂的時候，生活是美好的！在勞動是不得已的時候，生活是奴隸！”
　　“……什么是真理？人，這就是真理！”
　　“……虛偽，是奴隸和主人的宗教……真理是自由人的上帝……人，這是美麗的！這個字讀起來是可驕傲的！應該尊重人！不要怜惜，不要用怜惜降低了他，應該尊重他！我一向憎惡過于為自己的溫飽打算的人。要緊的不是這個！人是高出這個的！人是高于溫飽的！”（高爾基：《底層》）
　　新的几頁，上邊是新記的：
　　“塞万提斯。‘奇妙的空想家唐·吉訶德。’唐·吉訶德是意志，是自我犧牲，是智慧。”
　　“書可能是人類在走向未來的幸福和強大的路上，創造出來的奇跡中最复雜最偉大的奇跡。”（高爾基）
　　“初讀好書，如獲傾心良友。重溫如再會老友。終讀如辭別良友，不知能否再會。”（中國哲言——意譯）
　　“行路人是能克服路途的艱難的。”
　　“在個性、舉止、風度和在一切一切上，最好的是朴實。”
　　（朗斐洛）
　　這時我又像讀卓婭的日記那天一樣，我感覺似乎我在手里拿著一顆活的心，一顆渴望著愛和信仰的心。
　　我反复地翻閱這小本子，考慮每一行的意味，這時候我仿佛覺得卓婭就站在我身邊，我們又在一起了。
　　剩下最后的几頁了。記著：１９４１年１０月。
　　“莫斯科市委書記，謙遜、朴實的人。
　　他講話簡短清楚。他的電話：ＫＯ—２７—００分机１—１４。”
　　以后是由《浮士德》里邊錄下的句子，和整個贊頌艾弗里昂的合唱歌詞：
　　“這一瞬間我的口號是：
　　決戰，胜利的吼聲。
　　…………
　　讓我展開翅膀飛往那里！
　　飛往戰斗的火場，飛向戰斗！”
　　“我愛俄羅斯直到心痛，我不能設想我會在俄羅斯以外的地方。”（薩爾蒂科夫·謝德林）
　　在最后一頁，忽然像對心的打擊一樣——《哈姆萊特》里邊的話：
　　“永別了，永別了，記憶著我吧！”
“丹娘”

　　我寫這本書也愉快，也痛苦。我回憶起往事來，就覺得好像重新又搖著幼小的卓婭的搖籃，重新怀抱著３歲的舒拉，重新看見我的孩子們，看見他倆在一起，活活潑潑，充滿了希望。
　　剩余下的需要敘述的事情愈少，我就愈痛苦，接近了的不可避免的結局愈顯然，我就愈難找到需要的話……
　　卓婭去后的每一天，連最瑣碎的事，我都記得很清楚。
　　她走后我和舒拉兩人的生活就完全變為期待了。在過去，舒拉回到家里看不見姐姐的時候，他向來問：“卓婭在哪里？”
　　現在他的第一句話是：“沒有信嗎？”以后他就不把這句問話說出來了，但是我在他的眼神里永遠可以看見這句問話。
　　有一次他很興奮、很高興地跑進屋來，并且緊緊地摟抱了我，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有信嗎？”我馬上猜中了。
　　“豈只有，看看是什么樣的信呀！”舒拉喊著說，“你听：
　　‘親愛的媽媽！你現在好么，精神好么，沒害病嗎？媽媽，如有可能，就是給我寫几行也好哇。我在完成任務的時候，一定來家里看看。你的卓婭。’”
　　“哪一天寫的呀。”我問。
　　“１１月１７日。這就是說，我們等著卓婭回來吧！”
　　我們又開始等待了，不過現在不像那樣擔心了，而是抱著愉快的希望等待著。我們時刻地等待著，晝夜地等待著，始終在准備一听見推開門的聲音就跑去迎接她，我們時時刻刻地准備成為幸福的人。
　　可是１１月過去了，１２月過去了，已經要到１月底了……
　　再也沒有過信或是別的消息。
　　我和舒拉倆都有工作。一切家務事都由他擔當起來了，我看出來了：他想在所有的事上都代替卓婭。如果他先回到家來，他就為我溫上湯菜。我看見過他在夜間起來給我加被，因為那時候木柴得來已經困難，我們盡可能地節省燃料。
　　有一次——這是在１月底——我很晚才往家走。通常都是這樣，我每逢很疲倦了，就僅僅無意地听到一些路人談話的片斷。那一晚在街上處處听人們說：
　　“今天您讀《真理報》了嗎？”
　　“您讀了里多夫的那篇文章嗎？”
　　在電車上有一位臉色憔悴眼睛很大的青年女子對自己的同伴說：
　　“多么動人的一篇通訊啊！多么好的姑娘啊！……”
　　我了解了今天的報上一定登著什么不平常的東西。
　　“舒拉，”我回到家里說，“今天你讀了《真理報》嗎？据說在那上邊有一篇很使人注意的通訊。”
　　“讀了，”舒拉眼不看我，簡單地回答道。
　　“關于什么事呀？”
　　“關于一個青年女游擊隊員丹娘，德國人把她絞死了。”
　　屋里很涼，我們已經習慣這樣了。但是這會儿我覺著我的內髒全涼了，全緊縮了。我想：“這不知是誰家的女孩子，家里也一定等待著她，一定也替她擔心呢……”
　　過了一會儿，我听到了無線電廣播，先是一些關于戰爭的報告和勞動戰線上的消息。忽然廣播員說：
　　“現在我報告登在今天（１月２７日）的《真理報》上的里多夫的一篇通訊。”
　　于是悲傷憤慨的聲音就開始述說，在１２月上旬在彼得里斜沃村德國人怎樣殺害了女游擊隊員，青年團員丹娘。
　　舒拉忽然說：“媽媽，我把它關了，行不行？明天我需要早起。”
　　我覺著奇怪：舒拉向來睡得很酣，大聲說話和無線電聲音全不妨礙他睡覺。我本來很想听到完，但是我終于把擴音器關了，對他說：“好吧，你睡吧……”
　　第二天我到青年團區委去了：可能那里知道關于卓婭的什么消息。
　　“任務是秘密的，可能很長時間沒有信。”區委書記對我說。
　　又過了几天難熬的日子，在２月７日（這個日子我永遠忘不了），我回到家來看見桌上放著一張字條：媽媽，青年團區委請你到那里去一趟。
　　我想：“可等到啦！一定是卓婭托誰帶來了消息，也可能是信。”
　　我像飛似地跑往區委去了。那一晚很黑，刮著風，電車沒開駛，我差不多跑著，常常滑跌，起來仍繼續跑，在我的腦子里沒有一點儿關于慘事的思想。我沒預料到有什么坏消息，只是想知道：几時我能看見卓婭？她能快回來嗎？
　　到區委以后，他們對我說：“你們走岔啦。您回家去吧，莫斯科團市委的人到您家里去了。”
　　“快，快知道卓婭在什么時候回來！”我不是走，而是跑回家去了。
　　我推開門就楞在門坎上了。有兩個人离開桌子起身迎我來了：齊米列捷夫區文教局局長和另一個不相識的、臉上表情嚴肅并且微微緊張的青年人。由他嘴里冒著蒸气：屋里冷，誰也沒脫大衣。
　　舒拉靠窗站著。我看了看他的臉，我們的視線遇著了，我就忽然了解了……他扑向我來了，并且還碰倒了什么東西，可是我好像腿被釘在地板上，絲毫不能動了。
　　這時我就听見有人說：“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您讀了《真理報》上關于丹娘的那篇通訊了嗎？那是您的卓婭……日內我們到彼得里斜沃去。”
　　我頹然倒在有人送過來的椅子上了。我沒有淚，也沒有呼吸。我只希望快快地剩下我一個人，在腦子里總是這一句話：“她犧牲了……她犧牲了……”
　　舒拉把我安置在床上，并在床邊坐了一整夜。他沒有哭。
　　他的眼睛沒有淚，只是向前凝視著，雙手緊握著我的手。
　　“舒拉……現在我們怎么辦呢？”好容易我才說出來。
　　一向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舒拉，這時候就倒在床上嚎啕大哭起來。
　　“我早已知道……我全知道，”他嗚咽地重复說，“那時候《真理報》上有照片啊！脖子上帶著繩子……雖然是另外的名字……可是我了解是她……我知道這是她……我不愿意對你說。我想，我可能錯認了……我就想是我錯認了。我不愿意相信。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給我看看。”我說。
　　“不！”他嗚咽地回答說。
　　“舒拉，”我說，“還有很多事擺在我前邊哪，我還要看見她哪。我要求你……”
　　舒拉由上衣的里袋里掏出了自己的日記本子：在洁白的一頁上粘著由報紙上剪下的四方的一塊。這時候我看見了她的骨肉相連的、親愛的、受盡折磨的、不動的臉。
　　舒拉還對我說了些什么話，可是我沒听見，忽然我耳朵里听見了他的一句話：
　　“你知道她為什么說她叫丹娘么？你還記得丹娘·索羅瑪哈嗎？”
　　那時候我就回想起來了，并且馬上了解了一切。是，毫無疑義，這是她回憶著很久以前犧牲了的姑娘，才報了自己的名字是丹娘……
在彼得里斜沃

　　几天以后我往彼得里斜沃去了。現在我記不清楚是怎樣去的，我只記得柏油公路達不到彼得里斜沃，汽車走了差不多１５公里土道，都是拖過去的。我們來到彼得里斜沃几乎全凍僵了。人們把我帶進一所農舍里，可是我究竟沒能暖和過來！內心里冷。爾后我們到卓婭的墓地去了。孩子已經被掘出來了，我馬上就看見了她……
　　她在地下躺著，兩手直垂著，頭向后揚著，頸上帶著繩子。她臉上的表情是完全鎮靜的，臉完全被打傷了，在一邊面頰上有打傷的黑痕。全身被刺刀刺爛了，胸脯上有凝結了的血。
　　我在她身邊跪下看著她……我掀開了她光滑的額上的一綹頭發，這被傷毀了的臉上的鎮靜又一次使我惊訝。我不能放掉她，我不能使我的眼睛不看她。
　　忽然一位穿著紅軍戰士大衣的姑娘走到我身邊，她溫柔地、但是堅決地攙著我胳膊把我扶起來了。
　　“咱們到屋里去吧。”她說。
　　“不去。”
　　“去吧，我曾和卓婭在一個游擊隊里，我告訴您……”
　　她領我進入一所農舍，挨著我坐下，就開始述說。我勉強地，像穿過云霧似地模糊地听著她。有些事我已經由報紙上知道了。她對我述說：有一組青年團員（游擊隊員）怎樣越過了戰線，他們在德國人占領地區的林子里住了兩個星期。
　　他們在夜里出來執行隊長交給的任務，白天他們在雪里睡覺，烤火。他們攜帶了５天的口糧，可是分用了兩星期，卓婭曾和同志們分食最后的一塊干糧，最后的一口水……
　　這位姑娘的名字是克拉娃，她一邊說，一邊哭。
　　……以后到了他們返回根据地的時候了，可是卓婭總是說做得太少，她請求隊長許可她潛入彼得里斜沃村里去。
　　她放火燒了德國人占据著的農舍和部隊的馬廄。過了一天，她接近了在村子邊緣的另一馬廄，在那里有２００多匹馬。
　　她由背囊里取出了盛著汽油的瓶子，把汽油洒在目的物上，彎下腰去正要划火柴，這會儿一個衛兵由后邊抓著她了。她把他推開，掏出了手槍，但是沒來得及放響，德國人打落了她手里的武器并發出了警號……
　　克拉娃沉默了。那會儿農舍的女主人，看著爐中的火，忽然說：
　　“我能告訴你們以后的事……如果你們愿意的話……”
　　我也听了她的述說。但在這里還是讓我們讀彼得·里多夫的通訊好啦。他第一個寫了關于卓婭的報道，他首先來到彼得里斜沃村，他追尋著新鮮的蹤跡，了解了和問明了德寇曾怎樣用酷刑摧殘她以及她是怎樣犧牲的……
經過情形

　　……他們把卓婭帶進來了，對她指示了板舖，她坐下了。
　　在她對面，在桌子上放著電話机、打字机、收音机和攤著司令部的文書。
　　軍官們漸漸地聚攏來，他們命令房主人（沃羅宁）退出室外。老太太踟躇不去，一個軍官就對她叱責：“老婆子，滾！”
　　并且搗了她的背。
　　德寇一九七師三三二步兵團團長留得列爾中校曾親自審訊卓婭。
　　沃羅宁坐在廚房里究竟還能听見屋里的事，一個軍官發問，卓婭（她就是在這會儿報的丹娘的名字）不遲疑地、大聲地、不謙遜地回答。
　　“你是誰？”中校問。
　　“我不告訴你。”
　　“是你放火燒了馬廄嗎？”
　　“是我。”
　　“你的目的？”
　　“消滅你們。”
　　沉默。
　　“你在什么時候通過了戰線？”
　　“在星期五。”
　　“你來得很快呀。”
　　“那么還楞著是怎么著？”
　　又曾問誰派卓婭來，她的同伴是誰，他們曾要求她交出自己的同伴來。隔著門傳來的回答是：“沒有”，“我不知道”，“我不告訴你”，“不說”。以后在空中有皮帶的哨音和鞭打在身上的聲音。几分鐘以后，一個青年小軍官由屋里跑到廚房，兩手抱著頭，閉著眼，堵著耳朵，直坐到刑訊終了，連法西斯的神經都受不住了……
　　四個体壯的男子解下皮帶打卓婭。据房主人計算，他們打了２００下，可是始終沒發出任何呼疼的聲音，以后她仍是回答“不”，“不說”。只是她的聲音比以前低了……
　　留得列爾刑訊卓婭的時候，一個叫卡爾·鮑爾連的士官（以后被俘了）曾在場。他在自己的口供里曾寫道：
　　“你們人民的小女英雄始終是堅毅的，她不懂什么是背叛……她凍得發青了，傷口流著血，可是她什么也沒說。”
　　卓婭在沃羅宁家里過了兩小時，審訊后他們把她帶到了瓦西里·庫里克的農舍里。衛兵押解著她，她仍然是被剝去了衣裳，赤足在雪地上走。
　　她被帶進庫里克的農舍的時候，在她的額上有大塊紫黑色傷痕，在她的臂上和腿上全是傷痕。她气喘不息，頭發蓬亂，在汗珠遮蓋著的高額上粘著一綹一綹的黑發。姑娘的兩手在背后綁著，咬破了的嘴唇腫了。一定是她在受刑的時候自己把嘴唇咬破了。
　　她坐在凳子上，德國衛兵守門站著，她安靜不動地坐著，以后她要求喝水。瓦西里·庫里克走近了水桶，但是衛兵搶到前頭去，他拿起桌上的煤油燈送到卓婭嘴邊。他想用這個說明應該用煤油灌她，而不是用水。
　　庫里克開始為姑娘求情，衛兵最初一點也不通融，后來才讓步了，許可給卓婭水喝，她貪婪地喝了兩大杯水。
　　一群駐在這屋里的德國兵包圍了姑娘，肆意地取笑她，有的用拳頭触她，有的用燃著的火柴燒她的下顎，還有一個兵用鋸刺她的背。
　　兵士們取笑夠，就睡覺去了。那時候衛兵端著步槍對准卓婭，命令她站起來走到室外去。衛兵在卓婭身后跟隨著，他的刺刀差不多就触著了卓婭的背。后來他喊了一聲“向后轉！”
　　他又往回去的方向帶著卓婭走，僅僅穿著襯衣的卓婭，赤著腳在雪里來回地走著，直到那個劊子手自己凍得再也挺不下去，需要回到溫暖的屋里的時候，才回屋里去了。
　　這個衛兵由下午１０點鐘看著卓婭直到下半夜２點鐘，每隔一小時他就帶卓婭到外邊凍１５到２０分鐘……
　　新衛兵接崗了。他許可了不幸者躺在凳子上。
　　庫里克的妻子偷了個空和卓婭談話。
　　“你是誰家的呀？”她問。
　　“您問這個干什么呀？”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我是莫斯科人。”
　　“有父母嗎？”
　　姑娘沒回答。她一動也不動地躺到早晨，她再也沒說什么話，并且雖然腳已經凍坏了，一定很疼，可是她并沒呻吟。
　　清晨德國兵們開始裝置絞架。
　　庫里克的妻子又開始和卓婭談話：
　　“前天是你嗎？”
　　“是我。德寇燒死了嗎？”
　　“沒有。”
　　“可惜。焚燒了什么呀？”
　　“他們的馬燒死了，听說，兵器也燒毀了……”
　　上午１０點鐘軍官們來了，其中的一個又問卓婭：
　　“你告訴我，你是誰？”
　　卓婭沒回答。
　　“你告訴我：斯大林在什么地方？”
　　“斯大林在自己的崗位上。”卓婭回答說。
　　以下的審訊，房主人沒听見：他們被由屋里推出來了，在審訊完了的時候才放他們回去。
　　德國兵們把卓婭的物件拿來了：一件短襖、褲子、襪子，她的背囊也在這里，里邊放著火柴和鹽。帽子、皮上衣、毛絨上衣和皮靴全沒有了。士官們已經把這些東西分贓了，手套落在軍官廚房里的紅發廚子手里了。
　　他們給卓婭穿上了衣裳，房主人幫助卓婭往發黑了的腿上套上襪子。他們把沒收來的她的汽油瓶子和一塊寫著“縱火犯”的木牌挂在她的胸前，就把她帶到立著絞架的廣場去了。
　　刑場上由１０几名亮著刀的騎兵、１００多步兵和几個軍官包圍著。
　　地方居民奉命在這里集合看行刑，但是到場的人很少，也有的到場站一會儿就溜回家去了，以免親眼看這慘不忍睹的事件。
　　在由絞架上放下來的繩套下邊，疊著兩只木箱。他們把姑娘抱起放在木箱上，把繩套套在她的頸上。一個軍官拿著他的“柯達”照像机開始朝著絞架對光，警衛司令向劊子手打了一個等待一會儿的手勢。
　　卓婭利用這個机會向著集体農場男女農民大聲清脆地喊道：
　　“唉，同志們！你們為什么愁苦地看著哇？你們壯起膽子來，奮斗吧，打法西斯，放火燒他們，用毒藥毒他們吧！”
　　旁邊站著的德國人揮動了手，不知是要打她，還是要堵她的嘴，可是她擋開他的手繼續說：
　　“我不怕死，同志們！為自己的人民而死，這是幸福啊！”
　　攝影師由遠處和近處都對絞架拍照，現在他又在對光，打算由側面拍照。劊子手們急躁地望著警衛司令，警衛司令就對攝影師喊了一聲：
　　“快，快！”
　　那時卓婭就轉身對著警衛司令和德國兵士兵們大聲喊道：
　　“你們現在絞死我，可是我不是一個人，我們是２万万人，你們不能把我們全絞死，有人替我報仇。士兵們！趁著還不晚，快投降吧：胜利遲早是我們的！”
　　劊子手扯緊了繩子，繩套勒緊卓婭的咽喉。卓婭雙手掙松了繩套，用足尖挺身站著，用全力喊道：
　　“永別了，同志們！奮斗吧，不要怕。斯大林和我們在一起！斯大林一定來到！……”
　　劊子手用他的釘著馬掌的皮鞋踹著木箱，木箱在踏實了的、滑溜的雪上嘎嘎響著，上邊的木箱咚地一聲落在地下了。
　　人群閃開了。有人惊絕地吼叫一聲，馬上又沉寂了，由林邊立刻傳出一個回聲來……
克拉娃的述說

　　“親愛的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
　　我叫克拉娃，我曾和您的卓婭在一個游擊隊里。我了解我和您在彼得里斜沃相遇的時候，您很難注意听我的述說。可是我也知道，另一方面您很需要知道卓婭离開您以后所過的每一分鐘，這對于您是很寶貴的。讀可能比听容易些。所以我盡可能地在這封信里把我所知道和記得的告訴您。
　　在１０月中旬，我曾和其他青年團員們一起，在青年團莫斯科市委的走廊里等待著市委書記接見我的那一分鐘。我曾和其他的人們一樣，希望派我到敵人的后方去。在大堆的人群中，我注意了一位膚色微黑灰色眼珠的姑娘。她穿著咖啡色的、鑲著皮領和皮下擺的大衣。她沒和任何人談話，顯見她不認識周圍的任何人。由書記辦公室走出的時候她的兩眼是發光的、喜悅的，她對站在門口的人們微笑著走出去了。我曾羡慕地看著她的背影：很明顯，她被認為是合格了。
　　后來我也被接受了。１０月３１日，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天。
　　我來到了‘柯里杰’電影院，很大一批莫斯科的青年團員應該由這里被分發到部隊里去，落著小雨，又冷又潮濕。
　　在‘柯里杰’電影院的入口處，我又看見了那灰色眼睛的姑娘。‘您上電影院嗎？’我問她。‘是’，她只是兩眼微笑地回答說。又接連不斷地來了些男女青年。‘你們上電影院嗎？’我們問由眼前走過的人們，大家都回答：‘是。’可是在電影院開始售票的時候，誰也不買票，我們彼此看了看，大家就全笑了。那時候我就走近灰色眼睛的姑娘問她：“您叫什么名字呀？’她回答說：‘卓婭。’以后卓婭和另外一位姑娘卡佳，拿來了杏仁分給大家。
　　‘免得看電影寂寞。’卓婭微笑著說。不久之后我們就都彼此認識了。以后汽車開來了，我們登上汽車，通過莫斯科駛向莫札伊斯克公路去了。我們一路上不斷地唱著歌：
　　命令下來了：他往西，她往另一方向，青年團員們奔向革命戰場……
　　我們走過了莫斯科最后的樓房，上了莫札伊斯克公路。在那里婦女們和半大的孩子們正在修筑防御工事。我們一定全一樣地想了：誰也攻不陷我們的莫斯科。你看，所有的莫斯科人，無論老小，都決心要堅守它和保衛它呀！
　　在將近下午６點鐘時候，我們來到了自己的部隊。它駐在孔采夫后邊，晚飯后馬上就開始了學習。我們研究了自衛武器：七星手槍，毛瑟手槍，巴拉別留姆連發手槍：拆開了，安裝上，互相檢查，卓婭很快就熟悉了給我們講解的事，她對我說：‘我兄弟到這里來才好哪，他的手很靈巧，無論什么樣的机件，他都能眨眼間拆散了又安裝起來，并且不需要說明。’我們房間里大約有１０個女孩子。我們彼此連名字也還沒記清楚，可是在選舉班長的時候，馬上有几個人的聲音同時喊出了：‘卓婭。’那時我就明白了：她不僅合我一人的心。
　　第二天早晨６點鐘我們被喚起來了。在７點鐘就應該開始學習了。卓婭走到我的床前玩笑地說：‘快起來吧，不然我給你來一個冷水淋浴！’她對另外一個稍微遲緩了的女孩子說：‘你這是什么兵啊？既然發出起床號令了，就應該馬上跳起來！’在吃飯的時候她也總是催促我們，那時就有一個人對她說：‘為什么你老是發號施令啊？’當時我想：她一定用很激烈的話回答她。可是卓婭只是注視著那個女孩子的眼睛說：
　　‘是你們自己選出我的呀。既然選出了我，就服從我吧。’以后我听到過多少次人們評論卓婭說：‘她什么時候也不罵人，可是她只要一看，那就……’我們學習并不是在教室里，坐在凳子上，上課全是在林子里。我們學習了憑著指南針找目的地、辨別方向和練習射擊，我們也曾拿著盛有炸藥的箱子學習爆破工作，我們的教員稱這工作為‘拔樹’。那些日子我們總是接連不斷地學習，差不多完全不休息。
　　后來，臨到了一天，斯普羅基斯少校把我們都個別地叫到他那里去，重新問我們：‘你不害怕嗎？你不會膽怯嗎？還有机會退出去和推辭掉。但是，這是最后的机會，以后可就晚了。’卓婭是在最前頭進入他的辦公室的，她差不多一眨眼工夫就出來了。這就是說，她回答得干脆和堅決。
　　以后就發給我們自衛武器，并把我們分成小組。
　　１１月４日我們來到了沃洛柯拉木斯克附近，我們應該在那里越過戰線，潛入敵人后方，我們的任務是把地雷埋在沃洛柯拉木斯克公路上。向沃洛柯拉木斯克進發的是兩個小組——我們的小組和康斯坦丁的小組。我們要向不同的方向前進了。在康斯坦丁的小組里有兩個女孩子，淑拉和葉娘。臨別的時候她們說：‘女孩子們，我們一定要像英雄一樣地執行任務，如果死了，那么也做個英雄。’當時卓婭回答說：‘不這樣怎樣呀？’我們在深夜里，悄悄地，一槍沒放就通過了戰線。以后派了我和卓婭去前邊偵察，我們歡喜地出發了，我們希望很快地干工作。可是我們剛走了几步，不知道由什么地方忽然來了兩輛机器腳踏車，擦著我們飛快地駛過去了。在這時候我們想起了：不可以忘掉小心。我們馬上就約定了：絕對不被活捉了去。以后我們就爬上去了，地面上的落葉瑟瑟響著，每一點點動靜全像是很大的聲音。但是卓婭究竟還是爬得很快，差不多一點儿聲音都沒有，很輕巧，好像完全不吃力似的。
　　我倆順著公路爬行約３公里，以后我們又返回林子前邊報告我們的人：路上無阻礙。男孩子們就一對一對地散開埋地雷去了——公路上的地雷永遠要兩個一起安埋。我們——
　　４個女孩子——警衛著他們。男孩子們還沒搞完工作，我們就听見了遠處汽車的隆隆聲音，最初聲音很微，漸漸大了，近了。我們警告了男孩子們，接著我們就全在一起彎著腰跑到林子里去了。我們剛剛喘息了一會儿，爆炸聲音就傳來了。馬上發出了亮光，以后就那樣地寂靜，好像周圍的一切都死盡了，連林子的風聲也停止了。以后又有第二次爆炸聲，第三次爆炸聲，槍聲，喊叫聲……
　　我們進入林子的深處去了。在天完全亮了的時候，我們就宣布休息了，并且互相道賀，因為那天是１１月７日。
　　在中午我和卓婭來到了通行汽車的大道，把鐵蒺藜拋散在道上了。它們是會刺破汽車的膠皮帶的。當時我注意了一樁事，以后我更逐漸地确信這個了，這就是：和卓婭在一起不害怕。一切事她都做得很准确，很鎮靜，并且有信心。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我們的同志們都高興和她在一起出去偵察。
　　當天晚上我們回到‘家’里（部隊里）了。我們報告了執行任務的經過，又在澡堂里洗了澡。我記得，在這些事完了之后，我和卓婭倆第一次開始談自身的問題。我們坐在床上。卓婭雙手抱著兩膝。她的頭發剪得很短，沐浴后臉也發紅了，這時在我看來卓婭完全像一個小女孩子。她忽然問我：
　　‘我問你，你在參加部隊以前干什么啦！’‘當教員啦。’那么說我應該稱你做“您”了，并且呼名字和父名啊！’卓婭說。
　　我應該告訴你，卓婭和所有的女孩子們談話全用‘你’字，和男孩子們談話則用‘您’字。他們也全稱她為‘您’。可是這次她說得那樣好玩，使得我不由得就笑了：一下子就覺出來，卓婭在實際上也還是小女孩子，她剛剛１８歲，她是离開學校的板凳直接到這里來的。
　　我就問她：‘你怎么想起稱呼“您”，稱呼名字和父名來啦！我不過比你大３歲呀。’卓婭沉思了一會儿就說：
　　‘你是青年團員嗎？’‘是。’‘那么，我就用“你”字啦。你有父母嗎？’‘有。還有姐姐。’她就說：‘我有媽媽和一個弟弟，我１０歲的時候父親死了，媽媽自己把我們養大了。將來我們完成任務回去，我把全組帶到莫斯科去，帶到媽媽那里去。你看看她好不好。媽媽也一定很喜歡你們大家。我習慣和你們在一起了，我一定和你們在一起直到戰爭終了。’我們頭一次這樣傾心地談話。第二天我們接到了新的任務，小組里的人也更動了，但是女孩子們仍然是舊有的：卓婭，麗達·布雷基娜，蔚拉·沃羅施娜和我，我們全成為朋友了。我們的新隊長的名字是鮑里斯，他是很有修養和很鎮靜的，稍微嚴厲一點，但是向來不罵人，也不允許別人罵人。
　　卓婭常愛重复他的話：
　　‘罵人，自己不能更聰明，也不能使別人更聰明。’我們周身帶著盛滿汽油的瓶子和手榴彈向敵人后方進發了。這一次我們是戰斗著闖過去的，但是誰也沒有傷亡。第二天我們領受了真正的戰斗洗禮，交叉火力由三方面壓制了我們。
　　蔚拉喊道：‘兄弟們，臥倒！’我們臥倒了，緊貼著地。在槍聲沉寂的時候，我們往前爬出去大約８００米，那時候發現缺少了３個同志。
　　‘請許可我回去看看有沒有受傷的。’卓婭對隊長說。
　　‘您帶誰去？’鮑里斯問。
　　‘一個人去。’‘等一會儿，先讓德國人安靜安靜。’‘不，那時候就晚了’。
　　‘好，去吧。’卓婭匍匐地爬去了。我們左等右等，她總是不回來。過了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我漸漸地确信卓婭犧牲了。
　　不然就無法理解為什么她過了這么長的時間還不回來。但是在破曉時候她回來了。她身上帶滿了武器，雙手染滿了血，由于疲倦臉也變成蒼白的了。
　　３個同志犧牲了。卓婭爬近了每一個同志，取了他們的武器。由蔚拉的衣袋里取出了她母親的照片和寫著詩的小日記本子，由柯利亞身上取出了書信。
　　我們在林子深處用細干枝點起了第一次的營火，因為它不冒煙。火是很小的一堆，差不多可以盛在一個盤子里。我們不敢點起更大的火。我們只烤烤手和溫溫罐頭。這一冬季開始以來還沒下過雪，沒有地方能取得水，我們渴得非常難受。
　　我被派出去作初步偵察。我剛伏在矮矮的松樹叢里，就來了几個希特勒匪徒。他們緊挨著我停下了，他們說，笑。大約一小時過去了，我的腳完全凍木了，嘴唇也干了。好不容易耐到他們走了之后，我就毫無收獲地返回原地了。卓婭迎接了我。她什么也沒問我，只是用自己的圍巾纏了我的脖子并把我安置在靠火近的地方。以后她就到什么地方去了，回來的時候手拿著杯子說：
　　‘我給你留下了一點冰棍儿，現在化了一點儿水，你喝吧。’‘我永遠忘不了這個。’我說。
　　‘你喝吧，喝吧。’卓婭說。
　　以后我們的隊伍又向前進發了。我和卓婭擔任偵察，走在１００米前頭，其他的人們在后邊，彼此距离約一米半，魚貫而行。忽然卓婭停下了，并且舉起一只手，發出全組停止前進的信號，原來是在卓婭前邊在地下倒著一個犧牲了的紅軍戰士。我們檢查了他，他的兩腿和鬢角都被子彈穿透了。我們在他的衣袋里找到一件申請書：‘坦克驅逐營中尉羅基昂諾夫具。請追認我為共產党員。’卓婭把這張紙折起來放在自己的棉制服的口袋里了。她的臉很嚴峻，兩眉皺緊，在那會儿我感到她完全不像小姑娘，而是像一個戰士，她對敵人將毫不留情地進行報复。
　　我們向彼得里斜沃進發了，那里有大批敵人。一路上我們割斷了敵人的電線。夜間我們接近彼得里斜沃了，村子的周圍全是蔥密的林子，我們進入了林子的深處，在那里燃起了真正的營火。隊長派出去一個男同志警衛我們，其余的人們都圍火坐著。圓圓的、昏黃的月亮升上來了，已經降了几天雪，在我們的周圍屹立著雪罩著的高大蔥密的羅漢松。
　　‘這樣的松樹放在騎兵教練場才好哪！’麗達說。
　　‘是要有這樣的裝飾！’卓婭接著說。
　　以后鮑里斯開始分配最后的口糧，每人分得半塊面包干、一塊糖和一小塊干魚。男孩子們一下子就都吞下去了，我們不然，我們一點一點咬，為的是盡可能地多嘗嘗滋味。卓婭看了看她的鄰人說：
　　‘我已經吃飽，不愿再吃了，給你吧。’她把面包干和糖向他遞過去。
　　他最初還拒絕，以后就接受了。
　　我們沉默了一會儿。麗達·布雷基娜說：
　　‘真愿意活著！’不要忘了這句話的意義！在這句話里含著极大的信心，相信在前頭有長久的，美好的生活。
　　這會儿卓婭開始背誦馬雅柯夫斯基的詩。過去我一向沒听見過她朗誦詩。這的确是不平凡：夜，雪罩著的森林，營火在燃著，卓婭小聲地、清脆地背誦著詩，聲調充滿了動人的情感：
　　天空飛著黑云，雨壓縮了黃昏。
　　在破車下躺著工人們。
　　上下的水都听見了驕傲的耳語：
　　‘四年后在這里一定有一座花園樣的城市！’我也喜歡馬雅柯夫斯基，并且很熟悉這首詩，可是在這里卻像是第一次听見一樣。
　　手足因潮濕而痙攣，泥水里的舒适不怎么好。
　　工人們在黑暗里坐著，嚼著泡濕了的面包。
　　但耳語比饑餓聲音更大——
　　它咒罵著雨點：
　　‘四年后在這里一定有一座花園樣的城市！’我回頭看了看，大家全都絲毫不動地坐著，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卓婭。她的臉又發紅了，她的聲音逐漸增強起來了：
　　我知道——
　　將來會有城市，我知道——
　　花園里將盛開著花朵，因為蘇維埃國家有那樣的人。
　　‘再來一首！’在她朗誦完的時候我們异口同聲地說。于是卓婭就開始連續地朗誦她所能背誦的馬雅柯夫斯基的詩。
　　她知道很多。我還記得她怀著什么樣的情感朗誦了《大聲疾呼》敘事詩的片斷：
　　我要像舉起布爾什維克的党證一樣，舉起我的一百部党性的小書。
　　我們就這樣記著了這一夜：營火，卓婭，馬雅柯夫斯基的詩……
　　‘您一定很喜歡他吧？’鮑里斯問。
　　‘很喜歡！’卓婭回答說，‘各樣的好詩人很多，可是馬雅柯夫斯基是我最喜歡的詩人之一。’在偵察清楚了地方情況之后，鮑里斯就開始分配任務。我曾听見鮑里斯和卓婭之間的簡短的談話：
　　‘您留下值班吧。’鮑里斯說。
　　‘我請求派我出去執行任務。’‘只是男孩子們出去執行任務。’‘應該平分艱苦啊。我請求您。’‘請求’這兩個字她是像‘要求’那樣說出的。隊長同意了。我偵察去了，卓婭到彼得里斜沃執行任務去了。她在臨行的時侯對我說：“咱們換換手槍吧，我的比較好，可是我使用自己的和使你的全一樣。她拿去了我的普通七星手槍，把自己的自動七星手槍給我了。這支手槍現在仍在我手里，它是圖洛工厂１９３５年出品，號碼是１２７１９，在戰爭終了以前，我決不和它分离。
　　卓婭完成任務回來是變了樣子——只好用這句話形容她。她放火燒了馬廄，燒了住房，她相信希特勒匪徒也在那里燒死了。
　　‘做了真正的事之后，心情完全是另樣的！’她說。
　　‘難道以前你什么事也沒做嗎？你出去偵察過，割過電線……’‘究竟不同！’卓婭打斷了我的話，‘這點儿事太少！’經隊長許可后，她又往彼得里斜沃去一次，我們等待了她３天，可是她沒回來。其余的事您都知道了。
　　卓婭對我講過，說您的一家人是彼此很親熱的，差不多沒分离過。所以我深信，我能告訴您的這一點事，對于您一定也是寶貴的。我雖然認識卓婭僅僅一個月，可是她對于我也和對于我們隊的其他隊員們一樣，是我們所認識的最光明最純洁的人物之一。
　　在您來到彼得里斜沃的時候，我也曾看見您的儿子舒拉，他曾在卓婭的墳前挨著您站著。卓婭對我這樣說過：‘我和弟弟倆誰也不像誰，我們的個性完全不同。’可是我看見舒拉之后，就知道他們的個性是相似的。我如同現在還看見他一樣，記得他站著，看著卓婭，咬著嘴唇，但是不哭。
　　我沒有安慰您的話，也不可能有那樣的話，我知道在世界上沒有在您的悲傷中能安慰您的話。但是我愿意告訴您：卓婭在人們的記憶中永遠不死，也不會死的，她活在我們之間。
　　她將鼓舞很多人奮起斗爭，她的壯烈行為將給很多人照耀道路。親愛的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我們的愛，您的女儿們和儿子們的愛，在我們的全國土地上，將永遠圍繞著您。
　　克拉娃。”
　　###我去彼得里斜沃數日以后，無線電播出了卓婭被追認為“蘇聯英雄”的消息。
　　……３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往克里姆林宮去領取卓婭的證書，迎面吹來溫暖的春風。我在路上想著：“卓婭不能看見這個了，永遠不能看見了。她曾愛過春天，現在沒有她了。她不能再走過紅場了，永遠不能了。”我和舒拉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悲思，我們無論想什么，我們每次向前邁一步，都忘不了這個。
　　并沒需要我久待，很快地就把我領到一間大廳里去了。我并沒一下子就看清周圍，了解我在什么地方……我忽然看見一個人在桌子后邊站起來了。
　　“加里宁……米海爾·伊凡諾維奇……”我忽然醒悟了。
　　對，是加里宁迎接我來了。他的面貌是我憑著照片看得很熟的，他在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上我也看見過他不只一次。他的仁慈的微微眯縫了的眼睛，永遠是微笑著的，可是現在它是嚴肅的和悲傷的。他完全是白發蒼蒼了，并且我覺著他的面容是那么疲倦，他雙手握了我的手，小聲地、非常親切地祝我健康和堅強。以后他把證書遞給我。
　　“紀念您的女儿的崇高的功績！”我听到他說。
　　……一個月以后，卓婭的遺骸運回莫斯科埋葬在諾伏捷維奇公墓了。在她的墳上豎立了紀念碑，在這黑色的大理石上刻著卓婭曾做為標語、做為座右銘寫在自己的日記本上并用自己的短短的生活和死證明了的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生最寶貴的就是生命。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
　　人的一生應當這樣來度過：當他回憶往事時，不致因為自己虛度年華而痛苦，悔恨……臨死的時候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自由解放而做的斗爭了。”
舒拉

　　我和舒拉兩人的苦難日子開始了。我們不再等待了，我們知道沒有什么可等待的了。在過去我們的生活是充滿了希望和信念的——我們希望團圓，相信我們能再看見和摟抱我們的卓婭。每次走近郵箱的時候，我都抱著希望看看它：它可能給我們傳來關于卓婭的消息。現在我們由它前邊走過去連看也不看它了，我們知道，在那里沒有寄給我們的什么東西，沒有什么可能給我們帶來歡喜的東西。
　　我父親由楊樹林寄來了一封非常悲傷的信，卓婭的死嚴重地打擊了他。他在信里寫道：“我不了解，怎能這樣？我，老頭子，倒活著，可是她沒有了……”這几行字里含著多少無法解除的痛楚和悲傷啊！全篇信上都是淚痕，有几個字我始終沒有能認出是什么來。
　　“可怜的老人們……”舒拉讀完信小聲地說。
　　舒拉現在是我的依靠，我仗著他活著，他盡可能多抽出時間陪伴我。他在過去像怕火一樣怕表示溫情，可是現在卻對我很溫柔了。現在他總是用他從５歲以后再也沒用過的“好媽媽”三個字來稱呼我，現在他已經注意過去他所忽略的事了。我開始吸煙，他就注意到了：如果我吸煙，那就是距离落淚近了。看見我找紙煙，他就注視著我的臉，走近我說：
　　“你怎么啦？不要這樣，我請求你，我請你不要這樣……”
　　如果夜里我不睡覺，他總能感覺出來。他走近我，坐在床邊，默默地撫摸我的手。他走后，我就覺得我是被拋棄了，無依靠了。舒拉成為家長了。
　　下課后（學校又恢复上課了）他就馬上回家，如果沒有空襲警報，他就坐下看書，在看書的時候他也不忘掉我。有時候他小聲地招呼：
　　“媽媽！”
　　“啊，舒拉……”
　　于是他又繼續專心讀書。可是隔一會儿又說：
　　“你沒睡嗎？你听著……你看，說得多好哇。”他就給我朗讀他特別欣賞的那一段。
　　有一次，他在讀克拉姆斯基的書信的時候說：
　　“你看，這有多么正确：‘美術家的最寶貴的品質是心。’好吧，我這樣了解：不僅是要會看見還需要理解和感覺……
　　唉，媽媽！”他忽然高興地喊道，“不知道戰爭完了以后我要怎樣學習呀！……”
　　另一次他問：“你沒睡呀？我可以打開無線電嗎？好像播放音樂哪。”
　　我點了點頭，室中忽然充滿了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響樂中的華爾茲的聲音。
　　在那些日子里，一切一切都是使我們傷心的事，這一樁事也不例外：卓婭最喜歡第五交響樂。我們默默地听著，不敢大聲地歎气，我們怕空襲警報打斷了音樂，因而不能听完……
　　在終曲奏完后，舒拉深信地說了：
　　“你看吧，在胜利那天一定要奏第五交響樂和終曲。你以為怎樣？”
　　……日子一天接著一天地過著。敵人被由莫斯科打退了，但是他曾頑強地拚命抵抗。他們占据了烏克蘭的大部分，占据了白俄羅斯，包圍了列宁格勒，并且還向斯大林格勒突進。
　　敵人在所經過的地方把一切都焚燒和毀滅了。他們折磨人，拷打人，絞人，吊人。過去我們所了解的殘忍凶暴的獸行，和我們在這一次戰爭中所了解的比較起來就微不足道了。報紙燒得我們的手和心都痛，無線電傳出的消息常使人惊得目瞪口呆。
　　舒拉在收听蘇聯情報局消息的時候咬牙切齒，以后很長時間還是皺著眉，緊握著拳頭在屋里往返走著。他的朋友：細瘦的瓦洛嘉·尤里耶夫（這里在四年級時教過卓婭和舒拉的女教員麗基亞·尼柯萊夫娜的儿子）、尤拉·布婁多、沃洛嘉·奇托夫和另外一個男孩子（這孩子的姓是聶杰里柯，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几個人有時候也到我們家來。后來他們漸漸地來勤了，可是在我回家遇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就不講話，急忙地都走了。
　　“為什么我一回來孩子們就走哇？”
　　“他們不愿意打攪你。”舒拉支吾地回答說。
由全國各處

　　有一次我由信箱里取報的時候，有几封信落在我的腳上了，我拾起來就打開了最先接触了的一封。在折疊地方有一個稍微磨損了的前線的三角印記，沒有郵票。信開始就說：
　　“親愛的母親……”我讀完了，就哭了。
　　這些信是不相識的人，黑海艦隊的戰士們寫的。他們想在我的痛苦中支持我，他們稱呼卓婭為妹妹，并立誓為卓婭報仇。
　　從此郵局每天給我送來信。由什么地方寄來的都有！由各戰線，由全國各地向我和舒拉伸出了那么多溫暖的友好的手，那么多顆心轉向了我們。儿童，成人，在戰爭中喪失了自己的儿女的母親，被法西斯殺掉了父母的孩子和現在在戰場上戰斗著的人們都給我寫了信，似乎他們全想分擔一部分我們的悲傷。
　　我和舒拉受的傷太嚴重了，任何醫藥也治不好這個傷。但是，我不知道應該用什么話表示這個。每封信里洋溢著的熱愛和同情心卻溫暖了我們，在自己的災難里我們不是孤單的，多少人想用自己的親切的話來安慰我們，減輕我們的痛苦。這對于我們真是寶貴，真能使我們得到鼓勵！
　　在我接到第一封信之后不久，有人輕輕地好似膽怯地敲著我們的房門，隨著就走進來一位不相識的姑娘，她的身材很高，稍瘦，臉上膚色微黑，頭發剪得很短，兩只大眼，只是不是灰色的，而是藍色的。這一切就使我想起卓婭來。她羞澀地站在我前邊，手里揉搓著頭巾。
　　她羞怯地，由睫毛下看著我說：“我是由軍需工厂來的，我……我們青年團員們……我們全体請求您！請您參加我們的團員大會……并且給我們講話。我們請求您，請求您！我了解這對您是一件很難的事，可是我們……”
　　我對她說了，我不能講話，但是我一定到會。
　　第二天傍晚我到工厂去了。它設在莫斯科郊區，周圍的很多建筑大半遭到了破坏。
　　向導看出我心中的疑問，就對我簡單地解答說：“落下一枚炸彈，著火了。”
　　我們走進工厂俱樂部的時候，大會已經開始了。首先我看見的是卓婭的像片，她正由主席台后邊牆上看著我，我悄悄地在旁邊坐下听著他們。
　　講話的是一個青年，差不多是半大孩子。他說已經第二個月計划未能完成了，他的態度很气憤，很激動。以后一個年齡較大些的登台說，熟練的人在車間里一天比一天少，現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學徒們身上了。
　　這時台下有一個人喊著說：“可是多么冷呀！車間比冰窖并不強！手都往鐵上粘！”
　　我的向導猛然轉身向他喊道：“你真不害臊！問問良心吧！”
　　我出乎自己意料地站起來了，并請求了許可我發言。他們請我登上不高的講壇。在我向前走著的時候，像片上卓婭的眼睛始終正視著我，現在卓婭的像已經在我背后，稍微旁側，好像她站在我肩后看著我。但是我沒講關于她的事。
　　我說：“你們的兄弟，你們的姊妹在前線上，每天、每小時都犧牲自己的生命，列宁格勒忍受著饑餓……每天都有人們犧牲在敵人的炮彈下……”
　　不，我不回憶在那時候我說的話了，我不記得那些話了，可是注視著我的青年們的眼睛證實了：我說的正是需要說的話。
　　以后他們簡短堅決地回答了我。
　　“我們一定更猛烈地加緊工作。”第一個在台上講話的人說。
　　“我們用卓婭的名字命名我們這一小組。”另一個人說。
　　一個月以后那個工厂里給我打來了電話。
　　我听到電話里說：“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我們現在已經超額完成計划了。”
　　這時我才了解：如果讓痛苦把自己征服，那就是有辱卓婭的精神。不能屈服，不能倒下，不能死，我沒有權利絕望。
　　需要活下去，需要為將來、為自己人民的幸福而斗爭。
　　在很多人面前向著群眾講話，對我是一件很難的事。可是當請求我去的時候，我也不能拒絕，而且這樣的請求逐漸頻繁起來了。我不敢拒絕，因為我明白了：如果我的話能有幫助，如果我的話能達到人們的心里，能達到青年的心里，如果我能在對敵人做的偉大斗爭里貢獻雖然不多的力量，那么，我就應該做這個。
“祝我一路平安吧！’

　　“你往哪里去了，舒拉？為什么耽誤這么久哇？”
　　“哎，媽媽，請你原諒，不能再早了。”
　　舒拉回家來一天比一天更晚了。他被什么事激動了，他時常集中精神地考慮著什么事。什么事？為什么他不對我說……我們沒有互相追問的習慣。如果誰愿意說出自己的心事來，他就自己說，在我們家里一向是這樣。為什么現在他不說呀？發生什么事啦？我們這里還能發生什么事呀？可能是由楊樹林寄來信啦？可能老人有病啦？……今天舒拉回家后，我要好好地問問他。
　　當我拂拭桌案的時候，忽然無心地把一張被遺忘了的紙片拂掉在地下了。我彎腰拾起來。在紙上是舒拉的筆跡錄下來的關于一位坦克駕駛員的詩，那個駕駛員也像加斯泰洛上尉一樣，在最后一剎那把自己的被火焰包圍了的坦克開向敵人去了：
　　看他馳越陡峭的壕溝所向無敵地猛闖著，濃煙在他的尾后隨風旋騰著。
　　他出現在這里，那里，像复仇者在仇人群中那樣，追殲那些跑的逃的。
　　在戰場上，在狹窄的十字路口，飛揚著雪煙，在坦克的輪齒之下輜重車帶著響聲破碎了。
　　他越過壕溝猛沖著，眼前晃著斑點，他所獲得的土地，他不能放松……
　　你可以在火焰里根据永恒光榮的顏色，根据鐫在堅甲上的五角星認出他來。
　　我讀完了這首詩，忽然就知道了一向我不敢想的事：“舒拉要走。他要上前線，并且無論什么也攔不住他。他對我還什么也沒說，一句話也沒告訴我，并且他還未滿１７周歲，但是我知道：他一定要走。
　　我并沒想錯。有一天下午我回家來，我還在走廊里就听見了喧吵的談話，打開門后我看見５個人在一起坐著：舒拉、瓦洛嘉·尤里耶夫、沃洛嘉·奇托夫、聶杰里柯和尤拉·布婁多，每人嘴里銜著一支煙，屋里煙霧騰騰。在這以前我向來沒有見過舒拉吸煙。
　　“你這是干什么呀？”我只問了一句。
　　“將軍還親自請我們吸煙哪。”舒拉很快地，好像拿定主意了似地回答我，“我們……你知道嗎？我們就要到烏里揚諾夫斯克坦克學校去了，我們已經被錄取了。”
　　我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了……
　　舒拉在夜里坐在我的床邊說：“好媽媽，你想想，請你想想吧！沒有關系的人都給你寫信說：‘我們一定替卓婭報仇。’可是我，親弟弟，能留在家里嗎？我有什么臉見人哪？”
　　我沒說話。既然那會儿我沒找到可以攔住卓婭的話，現在我又怎能找到什么話攔阻舒拉呢？……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舒拉走了。
　　他指著自己的朋友這樣說：“人們都不送他們，你也不要送我，好不好？不然的話，他們是要覺得委屈的。你就祝我一路平安吧。”
　　我恐怕我的聲音不服從我，所以我僅僅默然地點了頭。儿子又摟抱了我一次，熱吻了我一次，就由屋里走出去了。砰一聲房門關上了。這一次就完全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几天以后由楊樹林寄來了信，父親在信里寫道：“母親逝世了。她沒能經得住卓婭死耗的打擊。”
來自烏里揚諾夫斯克的消息

　　舒拉差不多每天給我寫信。他和他的朋友們被編在一個班了，他玩笑地稱呼這個班為“莫斯科第二○一校第十年級烏里揚諾夫斯克分班”。
　　他在最初的一封信里這樣寫著：“唉，媽媽，什么我也不會！連按規矩在行列里走步子都不會。比如，今天就踩了人家的腳后跟了。也不會給隊長敬禮。為了這個人們不能夸獎我呀。”
　　光陰在過著。在另一封信里他寫道：“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像野獸一樣工作著。我已經很好地熟悉了步槍、手榴彈、七星手槍，日前我們到射擊場演習由坦克里射擊去了。我的初步成績還算正常：由坦克里的炮和机槍射擊４００和５００米距离的目標，我的成績是‘好。’現在你認不出我來了：現在我會很好地給隊長們敬禮了，走步子也走得漂亮了。”
　　在接近考試的時候，舒拉在每一封信里都懇求我：“媽媽，如果可能的話，你給找來一條寬皮帶；如果更可能，找一副武裝帶。”几天以后仍是：“媽媽，你好好找找！你想，如果我的皮帶一點也不象樣，我還像一個什么軍官呢？”舒拉小的時候的固執的眼睛通過這些字行注視著我。他在童年的時候，如果他极希望得到什么，他就這樣，差不多也用這些話要求我。
　　現在我眼前放著１００封舒拉的信。我由第一封到最后一封地重讀它們的時候，我就看見了我的孩子怎樣成長，怎樣壯大。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封他的這樣的信：
　　“媽媽，我在校里的學習接近終結了，１１月１日開始考試。我疲倦，睡不足，但是盡量地工作著。原來我在這里的時間差不多比別人少一半。
　　這次考試是我一生里最重要的考試。我一定用盡自己的力量和精神，因為國家需要得到一個技術熟練的坦克少尉。就是少尉，不是准尉，也不是上士。你知道哇，這并不是追求虛榮；這只是因為我應該做到一切我能做的事，成為一個更有用更有益的人。我讀了些關于法西斯匪徒焚燒我們的城市、我們的農村，殘殺我們的儿童和婦女的報道，我回憶他們怎樣殘殺了卓婭，我僅僅熱望一樁事：快上前線。”
　　另外一封信：
　　“媽媽，你听著：大考結束了。我的成績是：技術得‘很好’，射擊得‘很好’，戰術和軍事地形學得‘很好’……”
　　在這件驕傲喜慶的信的末尾添寫著：
　　“接到了外祖父的信，他在害病，并且孤零一人。”
　　……有一次在溫暖的下午，我坐在窗台上望著窗外。在我身邊放著一堆我應該回答的信，可是我的眼總不能放掉晴朗無云的長空。忽然有寬大溫暖的手掌蒙住了我的眼睛。
　　“小舒拉！”我只能說出來這個。
　　“你沒听見敲門聲音，也沒听見他們給我開門的聲音，什么也沒听見！”他笑著說，“我站在門口看著你，你總是坐著，坐著！”他又用一只手遮住了我的眼（好像他以為這樣我听了他的話比較輕快似的）說：“明天我上前線。”
　　他強壯了，他的兩肩更寬了，可是他的兩只藍眼依舊像小孩那樣歡欣開朗地看人。
　　又是難過的痛苦的一夜。舒拉把一只手放在頰下，睡得很酣，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起來看他，總看不夠。想到這一夜一會儿就到頭了，就覺得害怕。然而。終于在正常的時刻天亮了，舒拉從床上跳起來，很快地洗了臉，穿好衣服，草草地吃完早點，就走近我，說了那几句已經習慣了的話：
　　“不要送。珍重你自己吧。不要替我擔心。”
　　“你要永遠忠實……和堅毅……常寫信………”我勉強地回答了。
軍事記者

　　舒拉走后，并沒有信來。一個月過去了。我怕走近信箱，我總覺得我將在它里邊得到無情的消息……這是最難過的日子，充滿了最折磨人的、最痛苦的等待。卓婭去后我都沒像這樣等得難過，因為在那時候我還不了解什么是失掉孩子，現在我了解了。
　　有時候惊疑纏繞我太甚，我就設法逃避它，好像是真可以躲避自己本人和逃避自己的思想似的……我在街上走，我想盡力使自己疲倦，以便回到家里立刻就能睡著。但是這种辦法有效的時候很少。無論我走過多少條街，走了多少里路，以后仍然是差不多通宵地在床上睜眼躺著。
　　我時常步行到諾伏捷維奇公墓卓婭的墳上去。有一次，當我走近卓婭的墳墓時，我看見在它旁邊有一個寬肩膀的軍人。
　　在我更走近時他就轉過身來了。這是一個年約３５歲，面貌開朗眼神敏銳的人，我覺得他似乎想說什么話。我看了看他，等他說話，可是他遲疑了一會儿就走開了。我忘記他了。在臨离開這里時，我又在一條小路的轉角地方遇見了他，他迎著我走來了。
　　“您是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嗎？”他猶疑地問。
　　“是啊。”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這時候他就介紹了自己：
　　“我是里多夫。”
　　我并沒忘掉這個名字：《真理報》上關于游擊隊員丹娘壯烈犧牲的報道就是他寫的呀……
　　我緊緊地握了里多夫的手……我們沿著小道儿慢慢地向出口走去了。
　　我真心地說道：“認識了您，使我非常愉快，我早就想見見您……”
　　我們就像多年的朋友那樣開始了談話，他對我講了他怎樣最初地听到了關于卓婭的事。他當時在莫禮伊斯克附近的一個半毀坏了的小農舍里過夜，在人們差不多全睡著了的時候走進一個老年人來取暖，他挨近里多夫躺在地下了。
　　里多夫說道：“我听見了，老年人睡不著覺，他歎息，呻吟，覺得難受。我就問：‘往哪儿去呀，老大爺？你怎么老哎喲啊？’”
　　這時候老年人就告訴了里多夫說，他听說希特勒匪徒們在彼得里斜沃村子里絞死一位姑娘，詳細情況他一概不知道。
　　他只是重复著說：“要絞她了，可是她還演說……”
　　里多夫馬上到彼得里斜沃村去了。從這夜起他就連續不停地調查了１０天有關自稱丹娘的無人認識的姑娘犧牲時的一切詳細情況。他僅僅采取了事實，因為他确信事實的聲音一定比記者個人的話更響亮。
　　“為什么您一次也沒到我家去過呀？”我問。
　　“我怕給您添煩惱。”他率直地回答說。
　　“您在前線上很久了嗎？”
　　“從戰爭的第一小時起我就在前線上，”他說，“那時候在莫斯科人們還不知道有戰爭哪！６月２３日我在明斯克，我是駐在那里的《真理報》記者……這是很有趣的事。”他沉思地補充說，接著他就微笑地回憶了他在逃避瘋狂的空襲跑入電報局的地下室的時候，在那里人們還交給了他一件前一天由莫斯科給他拍來的電報。
　　這是一件完全太平年月的電報。編輯部要求里多夫寫一篇通訊，報告一下收獲運動准備得怎樣了。他將電報藏在衣袋里，就坐著自己的汽車急速到部隊里去了。那個部隊當時正在准備防守的戰斗，明斯克的街上已經到處起火了，空襲一直沒停止。
　　里多夫當天就給《真理報》發去一篇通訊，但其中談的并非收獲問題。
　　他用很簡單的話述說了這一切事情。我一邊走，一邊听著他，一邊在想：有時候認識一個人很多年，但是不了解他。
　　現在我和里多夫在一起不足一小時，并且他關于自己的事也沒講很多，可是我卻了解他很多，我了解了最主要的。我了解他是直爽、忠實、勇敢、鎮靜的人，他會控制自己，什么時候也不惊慌。我了解他能在困難的戰場環境里，不是用話語，而是用事實，用自己的一切行動教給周圍的人們鎮靜和堅持。
　　“今天我又要上前線去。”他在臨別時對我說，并且又小聲地補充道：“戰后我一定寫一本關于卓婭的書，一本很厚的好書。”
五張照片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４日給我送來了新的辛酸。在報紙上登出了５張照片，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波塔波夫村外一個被蘇軍擊斃的希特勒的軍官身上找到的。德國人把殘害卓婭的景況和她的最后几分鐘全拍了照片。我看見了雪中的絞架，看見了我的卓婭，看見了我的女孩子在德寇包圍之中，看見了挂在她胸前寫著“縱火犯”的那塊木牌……也看見了那些殘害她的人。
　　自從我知道了我的女孩子的犧牲那時起，我晝夜不停地總是想著一樁事：這就是當她登上她的最后的慘死的道路時，她曾想著什么呢？她感覺了什么呢？她曾回憶什么呢？……
　　無力克服的煩悶攫住了我：在她最需要我的時候，我沒和她在一起；我沒能用話，或者用眼光……減輕她的最后几分鐘的痛苦。這５張照片好像領著我看了卓婭怎樣走向死亡，現在我親眼看見她怎樣被殺害了，我自己來到刑場了，但是太遲了……這些照片似乎在喊叫：“你看，是怎樣殘害她！你默默無聲地看看她壯烈犧牲的情形吧，你重新体驗一下她的和你自己的一切痛苦吧……”
　　看她遍体鱗傷，被解除了武裝，一個人走著，但是在她那垂下去的頭里有多少毅力和倔強！一定是在這會儿她并沒把周圍的劊子手看到眼里。她在想什么？在准備死么？在回憶自己的短短的光明的一生么？……
　　我沒有力量再寫這些事了，……讓讀了這本書的人自己好好地看看德國人拍的嚇人的照片，看看卓婭的面目吧。他一定能看出：卓婭是胜利者，殺害她的人們在她面前是微末渺小的。世界上一切崇高的、美麗的、神圣的、人道的東西，全部真理和純洁都在她這方面。這是不死的，這是不會死的東西。可是他們呢——他們是沒有任何人性的東西，他們不是人，他們甚至連野獸都不如，他們是法西斯匪徒，他們是活尸。今天，明天，千年以后，他們的名字，他們的墳墓，全是人類所最憎恨，最厭惡的東西。
“我很愿意活下去”

　　……可是舒拉一直沒有信。又過几天，我打開《真理報》，忽然在第３版上看見了這樣的消息：
　　“前方軍報，１０月２７日（電訊）。某部正在激烈戰爭中，掃蕩著德寇第１９７步兵師的最后殘匪。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在彼得里斜沃村殘殺了英勇的女游擊隊員卓婭的，就是這一個師的官兵。在《真理報》上刊登的５張德國人殘害卓婭的照片，掀起了我們的戰士和軍官的新的憤怒的熱潮。在這里卓婭的胞弟、青年團員、坦克手、近衛軍少尉舒拉正在英勇奮戰，為姐姐复仇，在最后一次戰斗中，‘卡威’坦克在舒拉同志指揮下首先闖入敵人陣地，擊斃和用齒輪軋斃很多希特勒匪特。少校維爾什宁。”
　　舒拉活著哪。
　　為姐姐報仇哪。
　　從此我又常接到舒拉的信了，但不是由和平的烏里揚諾夫斯克，而是由最火熱的戰場上寄來的。
　　１９４４年元旦，很響的門鈴聲把我惊醒了。
　　“這是誰呀？”我納悶地說，開門之后，意外的事就使我楞住了！舒拉站在我眼前了。
　　我覺得他已經是一個真正的巨人了。英俊，寬肩，穿著帶有嚴寒气味的軍大衣。他的臉由于風吹和疾行發紅了，冰霜在他的濃眉和睫毛上融化著，他的兩眼歡喜地閃爍著。
　　“為什么這樣看呀，不認識我了嗎？”他笑著問。
　　“我看這是伊里亞·木羅米次來了！”我回答說。
　　這是最出乎意料的，最寶貴的新年禮品。
　　舒拉也無限地歡喜。他一步也不离我，如果他需要到街上去買香煙或散步，他一定像小孩那樣請求：
　　“咱們一塊儿出去吧！”
　　他每一天重复几次同樣的話：
　　“你告訴我，你生活得怎樣？”
　　“我都給你寫去了……”
　　“寫算什么呀！你講給我听吧。人們還照舊給你寫信嗎？
　　你把信給我看看……來，我幫助你寫回信……”
　　這樣的幫助正是需要的，無數的信件依然像河水一樣地流來。人們直接給我寫，往卓婭的母校寫，往報館寫，往青年團區委寫。
　　一位卓婭的同學，女戰士敖克加布里娜·斯米爾諾娃由斯大林格勒郊外給我寫道：“我在站崗的時候，我覺得卓婭挨著我站著。”
　　一位卓婭的同學，莫斯科的姑娘，在請求青年團塔岡區委派她上前線時寫道：“我宣誓，我一定忠實地為人民服務，我一定成為像卓婭那樣的人。”
　　一位巴什基里亞的青年女教員這樣寫道：“我一定把自己的小學生教育成像卓婭，像您的勇敢的卓越的女儿那樣的人。”
　　新西伯利亞的一個學校的學生寫道：“這是我們的哀痛，這是人民的哀痛。”
　　還有很多接連不斷地來自西伯利亞的，來自波羅的海地區的，來自烏拉爾的，來自第比利斯的書信。也有由國外：由印度、澳洲、美洲……寫來的信。
　　這些信舒拉都一封一封地讀了。以后他又重新拿起一封由英國寄來的信。這封信里寫著：
　　“親愛的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同志！
　　我和我的妻住在倫敦郊外的一幢小房里。我們剛讀完關于您的可愛的英勇的女儿的事跡。她臨死說的話使我們流了淚；這青年姑娘有多么勇敢和剛毅啊！据我們估計，明年初我們的頭生嬰儿應該降生，如果是女孩子，我們就用您的女儿——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人民的女儿的名字給她命名。
　　我們听著和讀著關于你們偉大的斗爭的消息，無限欽佩。
　　但是僅僅欽佩無濟于事，我們愿意和你們并肩作戰。現在需要的不是話，而是行動。我們确信，我們看見我們和你們一樣仇恨的丑惡的法西斯的滅亡的時刻已經近了。你們的人用自己的勇敢剛毅造成了戰胜法西斯的條件，因此你們將這樣被載入史冊，永垂不朽。英國人民很了解他們對于俄國負著償不清的債，在我們這里人們常說：‘如果沒有俄國人，我們該怎樣了呀！’在電影院里，斯大林出現在銀幕上的時候，馬上就爆發了掌聲，‘烏拉’和歡呼的聲音。現在我們用以下的愿望結束這封信：爭取胜利，爭取我們永久的、在戰爭中与和平中的友好！
　　蘇聯人民和她的光榮的紅軍万歲！
　　致兄弟的敬禮麥布爾大衛里茲夫婦”
　　舒拉問：“你給他們回信了么？這封信寫得好。我想這寫的是衷心話，是不是？顯見他了解我們不只為自己戰斗，而且是為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戰斗。但愿他們永遠不忘掉這個！”
　　……晚上我哥哥謝爾杰來了，舒拉因為他來很高興。他們在桌旁對面坐著，直談到深夜。我在忙著料理廚房里的事，只听見了他們談話的片斷。
　　謝爾杰說“……有一次你在信上說你脫离了隊伍，闖到敵人的后方，干什么呀？這不是勇敢，這是逞能。應該勇敢，但是為什么胡干啊？”
　　“如果考慮自己的安全，那就得忘掉勇敢？”我听舒拉這樣熱烈地回答。
　　“難道你不應該對你的兵士的性命負責么？你是隊長啊……”
　　隔一會儿，我又听見謝爾杰問：
　　“你告訴我，你可別惱啊，你對待你的部下怎樣？年輕人有時這樣：總是做出高級首長的神气來……”
　　“不，我對自己的人們像朋友一樣，你哪儿知道他們多好哇！……”
　　我又听見我哥哥說：
　　“關于勇敢……你再重讀一遍托爾斯泰的《襲擊》，那里關于這一問題說得很清楚，簡單，明确……”
　　舒拉說的話很少。他比過去謹慎了，好像每一句話都斟酌。這一次回來我感覺他變樣了。很難用話說明他的變化。可能是我錯了，可是我感覺：一個人即使只參加過一次戰斗，只走過一次非生即死的狹徑，他就不高興贅述關于戰爭，關于經歷過的危險這一類事情。我想是：舒拉已經看見了和体驗了很多事，所以他比以前老成、慎重、嚴肅得多了，但是同時也比過去更溫和了。
　　第二天舒拉到醫院探望他的負傷的同志去了，回家時他的面目完全變了，我几乎認不出昨天的歡喜的壯士來了，他的面色蒼白，憔悴了。我惊疑地仔細看著這親近的、還很年少的臉：那臉的顴骨和上下顎骨突然顯得更清楚了，兩眉皺著，上下唇緊閉著。
　　“法西斯匪徒把人毀得成什么啦！”他痛恨地說，“你知道，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過去的生活并不是平常的。他還不到一周歲就成了孤儿。生活不容易啊，可是長大成人了。在軍校畢業后，在列宁格勒抗拒了封鎖，受了傷，被評為二等殘廢，但是他不顧這個，又上前線了。可是在不久以前，彈片一下子打進了肺部、心髒，而臂上、腹部也受了傷，另外還有摔傷。他不能說話，不能轉動，也听不見。你想想吧，啊！
　　他的名字叫柯利亞·羅波哈。你哪知道他看見我的時候多么高興啊！……”
　　舒拉走到窗前，并沒向我轉過身來，忽然有力地、像賭咒那樣熱烈地說：
　　“我一定回來！沒有腿、沒有手、瞎了，我一樣要活下去！
　　我很愿意，很愿意活下去！”
　　……他在到家后第三天就說：
　　“你別惱我，媽媽，我要不等假期滿了就提前走。我在這里呆不下去。人們在那里犧牲著，可是我在這里……我了解，應該繼續生活下去……可是我實在難于這樣做。”
　　“再呆些時間吧，親愛的！……這是你合法的休息呀……”
　　“我做不到哇。橫豎這對于我也不是休息，反正我也不能想別的事，只能想前線……想我的同志們。如果可能的話，媽媽，這次你送送我，好吧？我愿意和你在一起多呆些時間。”
　　我送他到白俄羅斯車站。那天晚上很冷但是很靜。遠遠地在路軌上方，在清徹微綠的天空，閃爍著一顆低低的明星。
　　在這一刻，我送儿子上戰場，深知在不久的將來炮火和死亡的風暴就要再圍繞著他的這一刻，四周卻這樣的清靜，我覺得這仿佛是很奇怪的……
　　我們買了軟席車票。舒拉把自己的手提箱送上車去，可是馬上就惊慌失措地跳下來了。
　　“喂，媽媽，你知道么，將軍在那里哪！……”他像小孩一樣手足無措地說。
　　“悖𡚒慊故欽絞磕模蔽彝嫘Φ廝擔𡉏罷庋畧趺蔥校𡚒閔*前線去，可是卻被自己的將軍嚇一跳？”
　　我和舒拉在月台上站到最后一秒鐘。列車開動了，我隨著車向前走，舒拉站在踏級上向我招手。以后我跟不上列車了，我只能在后邊看著。車輪的隆隆聲音使我耳聾，疾速的气流險些沒把我沖倒，兩眼充滿了淚……以后月台上冷靜了，空虛了，可是我仍然覺得我在看著儿子的臉和他的辭別的招手。
全心全意

　　又剩下我一人了。但是現在我并不覺得像過去那樣難受，那樣孤單；工作幫助了我。
　　在那些日子里，許多人曾用自己的書信，自己的同情，自己的衷心的溫暖的熱情支援了我。許多人曾來到我家，堅持地說：“您一定到我們的工厂來。您應該和我們的青年團員們談談話。”我一向希望能全心全意地向所有的這些人道道謝。
　　我知道：人在痛苦之中，只有一种東西能拯救他，這就是感覺到人們需要他，知道他的生存并不是無益的。無法忍受的慘禍臨到我身上的時候，人們幫助了我，使我相信：不只是舒拉一個人需要我，而且很多很多人都需要我。在他走后，人們沒容許剩下我孤零一人。這對于我是很難的事，但是這事救了我：我成了人們所需要的人。
　　周圍有很多工作。這些工作需要有熱愛的手和熱愛的心去做：戰爭使千千万万的儿童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家。“孤儿”這個詞儿在我國差不多已經被忘掉了，但是現在又重新無情地涌現出來了。需要使那些被戰爭奪去了父母的孩子們不感覺他們是孤儿，需要替他們找回來父母的慈愛和家庭的溫暖。
　　我開始工作了。
　　好的、真正舒适的、設備完善的保育院越多越好！真正的、聰明的、喜愛儿童的保育員越多越好！孩子們需要鞋子、衣服、營養，可能他們更需要愛、溫情、親切。處處建立了保育院。在所有的城市里，在工厂里，在集体農場里，都建立了保育院。人人都愿意為在戰場上犧牲了的人們的子女做一點什么事。
　　我能參加這一工作，這對于我實在是很重要的事！
　　那時候我去過很多地方：我到過唐波夫、梁贊、庫爾斯克、伊凡諾沃，到過白俄羅斯、烏克蘭，也到過阿爾泰、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亞。到處有很多需要做的事，到處是孤儿，需要把他們安置在新家庭里或保育院里，到處都用充滿了信任和溫暖的眼睛迎接了我。我曾不停地學習：向自己的人民學習勇敢，堅毅。
　　還在１９４４年底，紅十字會就曾派我去列宁格勒。
　　在從前上邊是由青銅的青年手中咆哮掙脫著的克洛德駿馬的腳台上，現在放著栽著鮮花的箱子，免得不習慣的空虛使人看著不快。牆上還留著警告人的字：“在炮轟時這方面比較危險”。但是受著全國的關怀和幫助的列宁格勒人，早已開始了修理樓房，安裝玻璃，并且進行著填平和用柏油舖筑馬路的工作。
　　和我一路走著一位不算年輕的婦女，她是電力工厂的鍛接女工。她曾對我述說：在封鎖時期，她和她的丈夫在鄰接著的兩架車床前工作。那時候他們是完全精疲力盡了，僅僅用頑強的意志、不屈服的決心來克服自己的困憊。有一次，她回頭看她的丈夫，見他倒在地下已經气絕了。她走近他，站一會儿，就仍舊繼續工作去了。她工作著，她的丈夫就在她身邊，挨著直到最后一息沒离開的車床倒著。停止工作，這就是對敵人讓步，可是她不愿意讓步。
　　在列宁格勒，我曾听到關于一位建筑設計工程師的故事：
　　他曾在被封鎖的最困難的日子里進行了凱旋門的設計。人們也對我述說過那些在保衛列宁格勒的戰斗中失去了儿女的母親們的情形：這些母親們曾用盡一切力量由饑餓的死亡中拯救別人的孩子。听著這些述說，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對自己說：
　　“我沒有權利任意悲傷。這些人遭受了巨大的不幸，他們的苦難、他們的損失也和我的一樣，是無限慘重的。他們生活著和工作著，我也應該活下去，并且工作。”
　　我還了解一樁事：卓婭的名字成為人民所敬愛的了。在她的名字的鼓舞下，我們的人、她的和我的同志們上了戰場，或在工厂和田地里工作著，克拉斯諾頓的少年奧列格·柯歇伏依听到她的事跡之后，轉告給他的朋友們，他們就重演了她的忠烈壯舉。這些和她同屬于一個偉大和親愛的祖國的儿童們，也像同胞的兄弟姊妹一樣，向她看齊了。
　　我感覺到：在人們的記憶里，卓婭生動地活著哪。她不只對我一個人是至親骨肉，她在人民的記憶里是活的、勇敢的、不屈服的。這也幫助了我，使我愿意活著。
書信

　　我的侄子斯拉瓦常由前方寄信給我，他是從戰爭剛一開始就參加了戰斗的。
　　彼得·里多夫和我在卓婭墓前認識了之后也開始給我寫信。信的內容，最通常的只不過是几句致敬的話，但是這几句話對我卻是很寶貴的。打開報紙的時候，我一向是尋索里多夫署名的前方通訊，他會簡洁、鎮靜、勇敢地敘述一切事情，這是他的特殊天才。在這簡洁鎮靜里涵蓄著巨大的力量。
　　倘若在《真理報》上很久不見這熟悉的署名，我就感覺不安：
　　我就開始像替至親的人擔憂一樣，替他擔憂。
　　每隔几天都有舒拉的信寄來：
　　“……情緒很好，特別是在最后一次攻擊之后。在這一戰役里我兩晝夜多沒出坦克。沒死真是奇跡，周圍都燃燒著，由于爆炸而轟動著，坦克像火柴匣一樣，被震得往各方面搖晃著。總而言之，媽媽，你不要替我擔心。”
　　“現在我正接收新組員和新的‘卡威’戰車，這已經是第３輛，第１輛被打坏了，第２輛被燒坏了，我自己差一點儿就來不及由里邊跳出來……我的舊組員里邊智基里斯犧牲了，其余的人們全受傷了……我給外祖父寫信去了，你也寫吧。他害著病哪，并且是孤零一人。”
　　“……我受了一次傷，但是沒退出戰場。包扎了傷口之后，我又參加戰斗了。現在我的傷已經治愈，長好了。在一次戰斗中，我的上級指揮員因傷退出戰斗，我擔任了指揮，并和同志們一起闖進了敵人陣地。早晨沃爾沙城就被我們攻陷了。
　　現在我和我的組員全都健康地活著哪……接到了外祖父的信。他很痛苦，他總是想念著卓婭和外祖母。我寫了一封回信，盡可能地安慰了他。”
　　“當地居民很親熱地迎接了我們，他們看著什么都新鮮，都不平常。在一家農舍里我給他們看了那本講卓婭的小冊子，他們向我詢問很久，并且再三地要求把小冊子給他們留下。我沒法照辦，因為我只有一本。所以我請求你，如果可能，寄給他們。地址是：沃爾沙市，比列斯闊波街６９號。”
　　“渴望著的解放的時刻臨到白俄羅斯了。人們用鮮花歡迎了我們，還請我們喝牛奶。老太太們流著淚控訴她們忍受了的凌辱，這一切全是過去的事了。現在空气似乎是特別新鮮的，太陽是特別燦爛的。媽媽，媽媽，胜利很快了！”
　　“……請你特別向謝爾杰舅舅轉達我的問候，你告訴他，他對我說的話我全牢記著。外祖父給你寄來信了嗎？我很久沒接到他的信了。”
　　“你問我的身分和職務。現在我用一位高級首長說我的話回答你：‘不要看他的身分和職務：他生來不是為著身分和職務，而是為著戰斗行動。’”
　　“謝謝你對我道賀，我确實得到了金質的衛國戰爭一級勳章，現在我手里有關于頒給我紅旗勳章的命令。不要以為我變樣子了，我的個性仍然和過去一樣的，只是現在我更有力量，更堅強了。”
　　“……媽媽，媽媽，彼得·里多夫犧牲了！媽媽，他在距离胜利不久之前犧牲了，這多么慘哪！犧牲在胜利的前夕，太令人抱憾啦。他犧牲在波爾塔瓦郊外飛机場：他要看看戰士們如何抗擊來襲的敵机就由掩体下邊跑出來了。他打算寫一篇關于他們的記事，因而一切事他都想親眼看看。這真是一位真正的軍事記者，也是一個真正的人……”
　　“……我們在敵人的土地上向西方前進著。我已經連續戰斗半個月，所以沒寫信。你的信使我很高興，很高興。這是由故鄉寄來的信，親娘寄來的信。現在，當我正給你寫這封信的時候，空中充滿了隆隆聲音，我的坦克被震動著，地被炸得不住地跳躍著。過几分鐘以后，我們的人就開始沖鋒，深入德國領土。”（這封信是用鉛筆寫的，筆畫是很粗的，字跡很潦草，由此可見舒拉也忙著參加戰斗）
　　“……我親愛的媽媽，你好！我在激烈的進攻的戰斗中已經一個多月了。你知道么，我不僅沒有時間寫信，并且連收到的信也沒有時間讀……夜間急行軍，坦克戰，在敵后緊張地戰斗著，許多夜不得睡覺，由‘斐迪南’里放出帶哨音的火彈……有時候眼看著同志們犧牲了不能挽救，鄰近的坦克帶著全体坦克手飛到空中，只好默默地緊咬嘴唇。由于疲勞和不眠，人們由坦克里鑽出來的時候全像醉酒的人一樣。可是人們的情緒全是最幸福的，最高興的：我們在敵人的土地上前進啦。我們在為１９４１年复仇，在為痛苦、眼淚和法西斯匪徒們加于人們的一切侮辱复仇啦。
　　我們快要在莫斯科，在熟悉了的環境里歡聚了。”
　　“……我沒戰斗，我在等待進攻的命令，我們在防御中停止著，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在沉寂中和煩人的等待中過著。我們住在德國人的房里，處處都是破坏了的灰色樓房。炸彈炸成了的巨大的漏斗形彈坑，使我們不得不离開暗淡的柏油馬路迂回過去。炮彈晝夜不停地爆炸著，我們住的房子震撼著，顫動著。法西斯匪徒們在凶狠地抵抗著，他們緊抓住自己的每一小塊土地不放。現在他們正在開始炮轟自己的農村……
　　在最后一次戰爭里，我稍微受一點傷，現在已經痊愈了，只是胸膛還疼……”
　　“……雨，雨。霪雨天气使人覺得似乎是處身在灰色的冰冷的海水里邊，這里暗淡凄涼，我愿意回家，我相信這個愿望快成為事實了。愿你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健康和常給我寫信，不要替我擔心。吻你。你的唯一的儿子亞歷山大。”
　　在這封信上注明著：“東普魯士”“１９４５年４月１日。”
　　我曾等待下一次的信，但是它沒有寄來。我不敢揣想，我只是等待著。我沒有推測什么災禍，我的孩子太活潑、太戀世了，我的記憶里只有他的充滿信念的聲音：“我一定回來！”
壯烈地犧牲了

　　４月２０日我在信箱里接到一封信。信封上是舒拉的戰地郵政號碼，但是地址并不是他的筆跡寫的。我怕拆開這封信，拿著它楞了很久，以后終于拆開它讀了最前的几行，眼前發黑了。我換了一口气之后重新又讀，仍是讀不下去。以后用盡所有的力量，咬緊牙，勉強讀完了。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４日親愛的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
　　很痛心地給您寫這封信。我求您：集中勇敢和堅毅。
　　您的儿子近衛軍中尉亞歷山大·阿那托利維奇在反德國侵略者斗爭中壯烈地犧牲了。他把自己的青春的生命獻給我們祖國的自由和獨立了。
　　我告訴您：您的儿子是英雄，您可以因他而驕傲，他曾忠實地保衛祖國，他堪稱為他的姐姐的好弟弟。
　　您把您的僅有的最寶貴的東西——儿女，都獻給祖國了。
　　在哥尼斯堡郊外的戰役中，舒拉的戰車在４月６日首先強渡了３０米寬的水渠，猛轟敵人，消滅了敵人的炮兵隊，炸毀了軍需倉庫，并擊斃希特勒匪軍官兵６０人。
　　４月８日他的戰車首先闖入克尼根·路易金堡壘，俘敵３５０人，完整坦克９輛，汽車２００輛，并獲得燃料倉庫一處。在戰斗中，舒拉由戰車指揮員升為中隊指揮員。他雖年輕，但是指揮中隊很胜任，并且在執行一切戰斗任務上都可稱為模范。
　　昨天他在爭奪哥尼斯堡西方的非布魯定克魯格村落的戰斗中犧牲了。那一村落已經落在我們手里，您的儿子在最前頭的隊伍中間闖入了那個村落，擊斃希特勒匪徒４０余人，并軋毀反坦克炮４門。爆炸的炮彈永遠地奪去了您的親愛的、也是我們的親愛的舒拉的生命。
　　戰爭与死亡是不可分离的，但是死于我們胜利的前夕，就令人特別惋惜。
　　緊握您的手。希望您勇敢。衷心尊敬您和同情您的近衛軍中校列蓋札。
　　……４月３０日我飛到了維爾紐斯，由那里乘汽車到達哥尼斯堡。空虛，周圍的一切都被破坏了，片瓦無存，哪里也不見人影。以后來了一串一串的德國人：他們徒步走著，推著獨輪或四輪小車，載著家產，他們不敢抬頭，不敢正視……
　　以后涌現了我們的人的洪流，他們是返回故鄉的。他們有乘馬車的，有乘汽車的，有步行的，他們臉上的表情都是歡喜，幸福的。由這一切都可以看出：胜利并非道遠路遙，它很近了。它就挨著我們了。
　　舒拉問過我若干次：“媽媽，你怎么想象胜利那一天呀？
　　你以為那是在什么時候？真是在春天吧？一定在春天！倘若在冬天，那么，雪是一樣要融化的，花一樣要開的！”
　　現在胜利臨近了。這已經是胜利的前夕，幸福的前夕。可是我坐在我的孩子的棺材旁邊。他像活人一樣躺著：容貌是安靜的，明朗的，我沒預料到我們會這樣見面。這實在是超過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事……
　　后來，我的眼睛不知不覺地离開了舒拉的臉，往上看了看，我看見了另一個青年的面孔。我仔細地看他，可是想不起來過去在什么地方見過他：那時很不容易思索什么，回憶什么了。
　　“我是沃洛嘉·奇托夫。”青年小聲地說了。
　　馬上我就想起了那年４月，當我回到家來遇到舒拉和他的朋友們在高興地談話的那一晚上。“將軍還親自請我們吸煙哪……我們到烏里揚諾夫斯克坦克學校去……”我仿佛又听到儿子的聲音了。
　　“其余的人們呢？”我勉強地問。
　　沃洛嘉告訴我說，尤拉·布婁多和瓦洛嘉·尤里耶夫犧牲了，他們也像舒拉一樣，沒等到胜利就犧牲了……多少青年，多少好人都沒等到這一天就犧牲了！……
　　……恐怕我不能有系統地，詳細地把在哥尼斯堡的兩天的事述說出來了。但是我記得人們曾怀著什么樣的敬愛談論舒拉。
　　我听見人們的一些話：“他勇敢……是一個謙虛的人，是多好的同志呀！年輕，可是一個真正的指揮員！我永遠忘不了他！”
　　以后我就回來了。舒拉的坦克的射擊手薩沙·斐基柯護送著我，他一路上像照顧病人那樣照顧我，像儿子那樣關心我：不問我他就猜到了需要做什么。
　　……５月５日在諾伏捷維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婭的墳的對面又添了一座新墳。他們死后和生前一樣，仍在一起。
　　這是胜利之前４天。
　　５月９日我曾站在自己的窗前看著人像長河一樣流過去：走過的有儿童也有成年人，大家像一個整個家庭，全是狂歡的，幸福的。這天天气晴朗，陽光燦爛！……
　　我的孩子們永遠不能再看見藍天了，不能再看見鮮花了，他們永遠不能再迎接春天了。他們為了別的孩子，為了在渴望已久的這一點鐘在我眼前過著的孩子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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