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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把車駛進日落山鄉間俱樂部的圓形停車場時，我看見康納正站在俱樂部的高大水泥建筑前。他向站在身旁的三位日本高爾夫球伴鞠了一個躬，三位日本球伴也鞠躬回禮。隨后，他跟他們一一握手，把球棒往汽車后座一扔，便鑽進我的車里。 “你來遲了，后輩。” “對不起。只遲了几分鐘嘛。我在南加州大學那邊耽擱了一會儿。” “你一遲到，大家都受累。他們出于禮貌，覺得非在俱樂部門前等你不可。像他們那樣地位的人站在那儿可不舒服。他們忙著哪。可他們又覺得那是他們的義務，不能离我而去。你搞得我好尷尬，而你卻几乎無動于衷。” “對不起，我沒意識到。” “那么你現在就好好思量一下，后輩。世上并非就你孤身一人。” 我把車挂上擋，駛离了俱樂部。我從汽車后視鏡里看了看那几個日本人，他們正朝我們揮手告別，并沒有流露出不快或者急著要走的神情。“你跟誰在打球？” “青木是溫哥華的東京海運公司老板，花田是倫敦三井銀行的副董事長，安板健一掌管著丰田公司設在東南亞吉隆坡至新加坡一帶的所有工厂，他的大本營設在曼谷。” “那他們到這里來干什么？” “他們來度假，”康納說，“到美國休個短假，打打高爾夫球。他們覺得，到一個像我們這樣慢節奏的國家來輕松一下，不失為一件樂事。” 我驅車沿著彎曲的車道駛上日落大道，停車等候綠燈放行。“到哪儿去？” “四季飯店。” 我把車向右拐去，直奔貝弗利山。“為什么這些人和你一起打高爾夫球？” “哦，話得從頭說起，”他說，“几年來，我這儿那儿給過他們一些好處。我并非什么大人物，可關系得保持。只要他們來這儿，就給他們去個電話，送件小禮品，或者打場球什么的。因為，你壓根儿說不上，什么時候得用上這個關系网。關系就是信息源、安全閥和預警系統。這就是日本人看世界的方式。” “那么是誰要打這場球的呢？” “花田早已打算去打球，我只是加入而已。你知道，我的球技相當不錯。” “那你為什么要和他們打球？” “因為我想更多地了解周六例會的情況。”康納說。 我想起了周六例會。我們在新聞編輯室所看的錄像中，板村曾一把抓住謝里爾·奧斯汀說道：“你不明白，這全是關于周六例會的事儿。” “他們告訴你了嗎？” 康納點點頭。“顯然，這個例會他們已保持了很長時間，”他說，“從1980年前后開始的。起初，會議在世紀廣場飯店召開，后來移到謝拉頓飯店，最后改在比爾特摩飯店。” 康納凝視著窗外。汽車在坑坑洼洼的日落大道上顛簸行駛。 “几年來，周六會議成了常規活動。那些偶然來城里的著名日本實業家們也會參加正在進行的會議，一起討論如何對付美國或者美國的經濟應當如何管理等議題。” “是嗎？” “是的。” “太可惡了！” “為什么？”康納問道。 “為什么？因為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怎么能讓一群外國佬在這儿舉行秘密會議，并決定應當如何治理我們的國家！” “日本人可不這么看。”康納說。 “我就知道他們不會這么看！我知道他們自認為有這种權利！” 康納聳了聳肩。“事實上，他們正是這么認為的。日本人相信他們贏得了某种權利，可以決定——” “天啊——” “因為他們在我們的經濟中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借給我們很多錢。彼得，還真不少呢。數千億的美元！在這15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每周高達10億美元。正是這每周10億元，決定了他們必須采取某些行動。鈔票源源不斷地流向他們。他們并無特定用途需要如此之多的美元。他們要那么多錢干什么呢？” “他們決定把錢回借給我們。我們的政府年复一年地背上了預算赤字。我們拿不出錢來實施自己的計划，于是日本人為我們的預算赤字提供資金，向我們投資。他們借給我們錢，當然，是以我們政府的某些保證為前提。華盛頓向日本人保證：我們將把自己的家理順，我們要削減赤字，我們要改進教育，重建基礎設施，必要時甚至要提高稅收。總之，我們要清理我們的法案。因為只有這樣，在美國投資才有意義。” “唔——唔。” “可是這些事我們一件也沒有做。我們听任赤字惡化，我們宣布美元貶值。1985年，美元的身价貶低了一半。你知道這對日本在美國的投資產生了什么影響？它使日本人陷入窘境。日本在1984年進行的任何投資，現在只能得到以前的一半利潤。” 關于此事，我還依稀記得一二。我說：“我認為我們那樣做旨在減少貿易逆差，刺激出口。” “這是我們的意圖，但并未如愿以償。我們對日本的貿易平衡益發惡化。通常說來，如果你的貨幣貶值一半，進口物品的費用就會翻一番。但是日本人對其氯乙烯合成橡膠和复印机大幅度削价，保持了他們的那塊市場。記住，商場就是戰場嘛。” “我們的實際效果無非是使美國的土地和公司貶值，供日本人購買，因為日元如今雙倍堅挺于往日。我們使得世界上那些最大的銀行都變成了日本人的銀行。我們把美國變成了一個窮國。” “這与周六例會有什么關系呢？” “噢，”康納繼續說道，“假如你有一個酒鬼叔叔，他說，如果你借錢給他，他就戒酒。可是他并沒有因此而停止喝酒，而你又想把錢取回。你想竭力從這筆倒霉的投資中追回部分款項。再說，你知道，你叔叔既然是個酒鬼，就會醉酒傷人。你叔叔已經失去自制力啦，因而不得不采取措施。于是，全家人一起坐下來，商定對這個惹是生非的叔叔采取什么對策。這就是日本人決定要做的事。” “唔——唔。”康納肯定听出了我不以為然的情緒。 “喂，”他說，“你別以為這是在搞陰謀詭計。你想接管日本人嗎？你想掌管他們的國家嗎？當然不想。任何理智的國家都不會去接管另一個國家。做生意可以，拉關系可以，但不會是接管。沒人想承擔責任。沒人想自找麻煩。就跟對付那醉鬼叔叔一樣——迫不得已時才開開會而已。這是最后一著。” “日本人就是這么看的嗎？” “日本人看到的是他們的成千上万億的美元，后輩。這些錢投資在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里。這個國家里充滿了古怪、自私的人：他們成天喋喋不休，沒完沒了地你爭我斗，一刻不停地爭吵；他們文化教養低下，對世界孤陋寡聞，只知道從電視里獲取信息；他們干活不使勁儿，對暴力和吸毒听之任之，似乎對此并不深惡痛絕。日本人在這塊古怪的土地上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總想撈回可觀的利潤。盡管美國的經濟江河日下——很快就會落在日本和歐洲之后，變成世界第三位——竭力穩住美國經濟仍不失為一件要事。這就是日本人要做的一切。” “是嗎？”我問道，“如此說來，日本人是在做拯救美國的好事了？” “我們需要有人這樣做，”康納說，“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我們自己能對付。” “這是英國人常常講的話，”他搖搖頭，“可是現在英國人破落了，美國人也正在破落。” “為什么會破落下來的？”我發問道，嗓門不知不覺提高了。 “日本人說這是因為美國變成了一個物質匱乏的國度。我們放棄了制造業。我們不再生產任何物品。你在制造產品時，你就是在賦予原料新的价值。從字面上講，你就創造了財富。可是美國人不再做這事了。如今美國人掙錢是靠玩弄紙面上的東西，對此日本人說，他們肯定會赶上我們，因為紙面上的收益并不反映真正的財富。他們認為我們對華爾街和無用的債券的迷戀簡直發了狂。” “因此就該日本人管理我們？” “他們認為該有人管理我們。他們倒情愿我們自己管理自己。” “我的上帝。” 康納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少來點義憤吧，后輩，因為据花田先生說，周六例會已于1991年休會了。” “是嗎？” “是的。那是因為日本人決定不再為美國是否清理其法案而操心。他們看出了美國現狀中的有利可圖之處。美國在酣睡，一切出价低廉。” “所以周六例會就不召開了？” “偶爾也舉行几次，是為了維護日美關系。如今兩國的經濟已緊緊地挂在一起，即使有一方想脫离另一方，也無能為力啦。不過，周六例會再也不是至關緊要的了，基本上成了一般性的社交聚會。所以，板村對謝里爾·奧斯汀說的那些話并非如此，她的死亡与周六的例會也毫不相干。” “那么与什么相干呢？” “我的朋友們似乎認為這是個人原因。一种感情沖動導致的犯罪，牽涉一個漂亮瘋狂的女人以及一個妒忌的男人。” “你相信嗎？” “噢，問題是他們的意見完全一致。3位商人都是這么看的。當然嘍，日本人是不愿意在他們內部表示不同意見的，甚至在一個農業落后國的高爾夫球場上也是這樣。不過我听說對外國人表示一致，可能包藏著各种各樣的罪孽。” “你認為他們是在撒謊嗎？” “也不盡是。”康納搖搖頭。“不過，我有一种印象，既然他們不說，也就是在告訴我某件事情。今天早晨打的是一場不愿袒露胸怀的球賽。我的朋友們不樂意直說嘛。” 康納跟我聊著今天的這場高爾夫球。整個上午常常是長時間的沉默。4個人全都彬彬有禮、体諒對方、互相偶爾說上几句話，即使發表意見也都十分含蓄。大部分時間里，他們只是一聲不吭地在場上走來走去。 “你不是去那儿搜集情報的嗎？”我說道，“你怎么受得了？” “哦，我一直在搜集情報。”可是當他解釋時，又沒說出個所以然來。從根本上說來，日本人之間有上千年的共同文化，使他們得以相互理解，因此他們用不著開口就能互相心領神會。在美國，父母和子女之間也有那种默契——做子女的，常常只要看到父母親使一個眼色便能理解一切。但總的說來，美國人不依賴無言的交流，而日本人卻相反。仿佛所有的日本人都屬于同一家庭，都能進行無聲的交流。對一個日本人來說，沉默也有其意義。 “這并不神秘，也不奇妙，”康納說，“這多半是因為日本人被規矩和習俗死死地捆住了，到頭來什么話也說不出來。出于禮貌，同時也為了要面子，其他人不得不去意會這個處境、這种內涵、体態的細微信號以及沒有用語言來表述的情感。因為前者覺得，他實際上無法用語言表達任何事情，任何事情一經出口便粗鄙不堪。這樣，就得用別的方式讓別人領會你的意圖。” “你就是這么度過一個上午的嗎？互相不吭聲？” 康納搖搖頭。他覺得他同日本的高爾夫球伴們明确地交換了意見，壓根儿沒有受到沉默的困扰。 “因為我在請他們談論其他日本人——他們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員——我的問題就必須提得十分巧妙，就像我在詢問你妹妹是否關進了監獄或者任何會引起你痛苦或使你尷尬的問題時那樣，我得細細推敲。我會留心你考慮多久才開始答复，留心你言談中的間歇、你的聲音語凋——所有這一切。遠遠超出了字面意義上的交流，對不對？” “對。” “這意味著要你憑直覺去感受。” “那你的直覺是什么？” “他們說：‘你過去幫過我們不少忙，我們銘刻在心，因此，現在總想幫你一把。不過這次謀殺与日本人有關，因而我們想說也沒法說出口。你看我們欲言又止的樣子，就可以知道這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了。’” “賣的什么藥？” “噢，”康納說，“他們几次提及微電腦公司。” “那個高技術公司？” “對。就是那家正在拍賣的公司。那是硅谷的一家小公司，專門生產數控机械的。這場買賣牽涉到政治方面的問題。他們几次提及那些問題。” “這么說這一謀殺案与微電腦公司有關嘍？” “我想是的。”他在座位上挪了挪身。“順便問一聲，關于錄像帶，南加州大學了解到了什么情況？” “首先，那些錄像帶是复制品。” 康納點點頭。“我猜到了。”他說。 “你猜到了？” “石倉先生絕不會把原始帶給我們。日本人認為，除了他們之外，其余的人都是野蠻的人。他們确實就是這么認為的：野蠻人。卑鄙無恥、粗俗不堪、笨頭笨腦的野蠻人。他們對此并不溢于言表，因為他們知道你對自己無緣成為日本人是無可奈何的。不過他們依舊是持這种態度。” 我點點頭。桑德斯大致上也是這么說的。 “另一方面，”康納說，“日本人雖然一帆風順，但他們并不魯莽。他們既詭計多端，又講究務實。他們不打算給我們原始帶是因為他們不想冒險。那么，你還了解到關于錄像帶的別的什么情況嗎？” “你為什么認為還有別的什么情況？”我反問道。 “當你看這些錄像時，”他說，“我相信你會注意到一個重要細節的——” 恰在這時，我們的交談被電話鈴聲打斷了。 “康納上尉，”一個興致勃勃的聲音從話筒里傳了出來，“我是杰里·奧爾，正在日落山鄉間俱樂部呢。你离開時沒有將材料帶走。” “材料？” “就是那份申請表，”奧爾說，“你必須把表填好，上尉。當然這僅僅是例行手續。考慮到你那些擔保人的身份，我可以向你保證，這事不會遇到麻煩的。” “我的擔保人？”康納說。 “是的，先生，”奧爾答道，“祝賀你！你知道，近來要加入日落山鄉間俱樂部簡直比登天還難。不過，花田先生的公司不久前已買下了一個團体會員名額，并決定把它置于你的名下。我得說，你的朋友們表示了一個十分友好的姿態。” “是的，沒錯。”康納皺著眉頭說。 我看了看他。 “他們知道你喜歡在那儿打高爾夫球。”奧爾說，“不用說，你知道那些條件。花田將買下5年的會員資格，5年之后，會員資格將轉到你的名下。這樣，等你從俱樂部退休時，你就有權把名額賣出去。現在你是來這儿取表格，還是要我把表格送到你家里？” 康納說：“奧爾先生，請告訴花田先生，我對他的慷慨大方表示衷心感謝。我簡直不知道該怎么說。不過，關于這件事，我一定再給你去電話。” “那好，你只要告訴我表格往哪里送就行。” “我會給你去電話的。”康納說。 他撳下按鈕，結束了通話，皺起眉頭凝視著窗外。一陣長時間的沉默。 “一個名額值多少錢？”我問道。 “75万。也許100万。” “你那些朋友的禮物真不賴。”我再次想起了格雷厄姆，以及他暗指康納是日本人的工具時的那种神態。對此，現在似乎無須多疑了。 康納搖搖頭。“我真不懂。” “有什么不懂的？”我說，“天哪，我的上尉！在我來看，再明白不過了。” “不，我真不懂。”康納說。 這時，電話又響了。不過這一次是我的電話。 “史密斯中尉嗎？我是路易絲·格伯。我真高興，終于跟你聯系上了。” 我沒有听清她的名字，隨口問道：“你說什么？” “明天是周六，我想知道你是否有時間去看一下房子。” 這時我才想起她是誰。一個月之前，我跟一位經紀人一起去看了房子。米歇爾慢慢長大了，我想讓她搬出公寓，如果可能的話，給她搞個有后院的房子，但結果令人失望。盡管房地產業不景气，買一套最小的住宅也得花四五十万美金。靠我的薪水，住這樣的房子根本不夠格。 “這次情況很特殊，”她說，“所以我想到了你和你的小姑娘。那是坐落在帕爾默斯的一所小房子，面積很小，但位于角落上，帶一個迷人的小后院。院里种著花，還有一塊可愛的草坪。要价是30万。不過，我之所以想到你，是因為賣主愿意收回所有的字据，你買的時候也許還能降點价。你想去看看嗎？” “賣主是誰？”我問。 “我也說不上。這是個特殊情況。房子原為一位老太太所有。她現在已進了老人療養所。她那住在托皮卡的儿子想把房子賣掉。可是他不想全部出手，而是讓財源細水長流。房產還未正式清理列价。不過我知道賣主已動了這個念頭。如果你明天能赶來，也許還能拿下來。那個后院可美啦。我都能想象你那小女孩在那儿會是什么模樣。” 康納看了我一眼。我說：“格伯小姐，我得進一步了解一下。比如賣主是誰，等等。” 她听上去大吃一惊。“哎呀，我還以為你會樂得蹦起來呢。像這樣的情況可不是常有的。你難道不想去看看嗎？” 康納望著我，點了點頭。他做個鬼臉，說了聲可以。 “看來我得找你一下。”我說道。 “好吧，中尉，”她說道，听上去好不情愿，“來時請告訴一聲。” “我會的。” 我挂上了電話。 “到底怎么啦？”我說。因為這等于有人奉送給我們一大筆錢。一筆數目可觀的錢。 康納搖搖頭：“我不知道。” “這与微電腦公司有關嗎？” “我不知道。我曾認為這家公司是個小公司。這毫無意義。”他顯得很不安。“這家公司究竟是個什么公司？” “我想我知道該去問誰了。”我說。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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