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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時報》是美國贏利最高的報紙。報紙的新聞編輯室占了整整一層樓,面積有一個街區那么大。但是整個區域被巧妙地划分成几個部分,所以你根本不會去想,它的實際面積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几百個人在那儿工作。標准尺寸的工作台三三兩兩地放在一起,桌上擺著熒光閃閃的電腦,不斷發出信號的電話以及孩子的相片;倘若你要繞所有這些工作台走上一遭,興許要花上几天時間才行。 肯的工作地點在大樓東側的城市新聞部。我發現他在辦公桌前踱著步。他在等我。他一把抓住我的肘部。 “咖啡,”他說道,“我們去喝咖啡。” “怎么回事?”我問道,“你不愿別人看到你和我在一起嗎?” “不,別胡扯啦。我只想回避那個韋塞爾。他到這儿來勾引國際部那個新來的姑娘。她還壓根儿不了解他。”肯點點頭,指著新聞部編輯室的另一頭。我向那里看去,在窗戶旁,站著威利·威廉那熟悉的身影——也就是眾所周知的韋塞爾·威廉。眼下,威利正在跟一位坐在電腦終端前的金發女郎調笑,那張狹長的、雪貂般的臉上堆滿笑容,全神貫注地端詳著對方,好像戴著一張面具。 “很逗人喜愛。” “是啊。臀部不小。她是荷蘭人,”肯介紹道,“才來一星期,對威利一無所知。” 大多數机构里總有像韋塞爾這樣的人:他們野心勃勃,但人品低下;對當權者百般奉迎,盡犬馬之勞,但其余的人卻對他恨之入骨。韋塞爾·威廉就屬于這种類型。 那個韋塞爾就像大多數無恥之徒一樣,把別人盡往坏處想。對任何事情他保管都能盡其丑化之能事,因為他堅持認為掩蓋是沒有必要的。他對別人的弱點特別敏感,對聳人听聞的事件津津樂道。他對事實真相不屑一顧,認為公正的評价是軟弱的表現。對韋塞爾來說,真理屬于強者,而他就是為強者服務的。 《時報》的其他記者都對他嗤之以鼻。 我和肯走進中央過道。我跟著他向咖啡器走去,可是他卻把我領進了圖書館。這層樓的中央是《時報》的圖書館,它比許多大學圖書館的規模還大,設施還好。 “哦,威廉怎么了?”我問他。 “他昨天夜里在這儿,”肯說道,“劇院散場后,我來這儿拿一下采訪提綱,准備早上在家里進行采訪。我看到韋塞爾在圖書館里。當時大約是深夜11點鐘。你知道那個臭狗屎多么野心勃勃。我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來。他滿臉通紅。當然囉,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當然囉。”我說道。韋塞爾擅長于暗箭傷人。一年前,他曾設法使《星期日紀事》的編輯丟了飯碗。只是到頭來,他自己也沒有謀到這份差事。 肯說道:“于是我悄悄地問圖書館夜間管理員莉莉:‘怎么回事?他在這儿打什么主意?’她回答道:‘他在查閱警察局關于某個警察的報告。’于是我想,這沒什么了不得。可是我又開始感到納悶。我是說,我仍然是城市新聞部的高級記者,每個月依然要寫兩篇關于帕克中心的報道。他到底有什么事情瞞著我?說不定,這該是我的報道范圍呢。因此我就問莉莉,那個警察叫什么名字。” “我猜得著。” “不錯,”肯說道,“彼得·J.史密斯。” “那是什么時候?” “大約11點鐘。” “真不賴。” “我以為,你想知道呢。”肯說道。 “我的确想知道。” “于是我對莉莉說——這是昨天夜里的事——我說:‘莉莉,他在玩什么花招?’他無孔不入,不放過報社資料室的任何一份舊日剪報。而且,他顯然在帕克中心有內線,會把內部事務的記錄透露給他。听說是關于一場儿童性騷扰的審訊,兩年前的指控。” “嘿,胡說八道。”我說道。 “那是真的?”肯問道。 “有過審訊,”我回答道,“但完全是無稽之談。” 肯看著我。“給我說具体些。” “那是3年前的事啦,”我說道,“我還在當警探呢。我和我的搭檔到拉德拉高地處理一件家庭斗毆。一對拉丁美洲血統的夫婦大打出手。兩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那女的想讓我把她的丈夫抓起來,當我拒絕時,她就說她丈夫對她不滿周歲的女儿性騷扰。我去看了一下孩子,什么都好好的。我還是不同意抓她的丈夫。那女人很生气,第二天到局里指控我性騷扰。當時進行了預審,由于沒有法律證据,指控被撤銷。” “那好吧,”肯說道,“那么,你當時作了一次旅行,那次旅行有沒有什么問題?” 我皺起了眉頭。“旅行?” “韋塞爾昨天夜里在設法查閱你的旅行記錄。飛机旅行,野餐,旅館開支……” 我搖搖頭。“我記不得了。” “是啊,我也覺得,他一定是摸錯了道。你女儿只有你一個人照管,你不會去野餐的。” “沒法去。” “那好。” 我們往圖書館里面走去,來到一個角落上。從那儿透過玻璃可以見到新聞編輯室的城市新聞部。我看到韋塞爾還在和那姑娘聊著,逗她說話。我說道:“肯,我不明白的是,他干嗎要和我過不去?我是說,我可沒有得罪過誰,和誰都沒有紅過臉。我已經3年沒干警探了。我是聯絡官。我是說,我是在和政治打交道。那么《時報》的記者干嗎要存心跟我過不去?” “你是指星期四夜里11點鐘的事?”肯反問道。他直愣愣地看著我,好像我是個白痴,好像我的口水正順著下巴往下淌。 我問道:“你認為這是日本人干的?” “我認為,韋塞爾在為別人效勞。他是個有奶便是娘的下流坯。他為電影公司、唱片公司、經紀人事務所干活,甚至為房地產經紀人賣命。他是個搖羽毛扇的人物。要知道,眼下韋塞爾開的可是梅塞迪斯500SL型豪華轎車。” “哦,是嗎?” “靠記者的收入用這樣的車太奢侈了,不是嗎?” “是呀,一點不錯。” “那么,你得罪了某個人?就在昨天夜里?” “也許是這樣。” “因為有個大人物要韋塞爾把你搞臭。” 我說道:“這叫人難以相信。” “你不能不信,”肯說道,“唯一使我擔心的是韋塞爾在帕克中心的那個內線。局里有人把內部事務透露給他。你在局里的處境怎么樣?” “我自認為還不賴。” “那好。因為韋塞爾又在借助于他慣用的伎倆。今天早上我還和我們報社的內部事務律師羅杰·羅斯科談過。” “他怎么說的?” “你猜,昨天夜里是誰心急火燎地找這位律師,還反复問他一個問題?韋塞爾!你想猜一下是什么問題嗎?” 我沒有吭聲。 “他的問題是,擔任警方新聞發布官會使某人成為知名人士嗎?還有,知名人士是否無法對誹謗提出指控?” “真是活見鬼。”我說道。 “一點不假。” “那么律師是怎么回答的?” “誰在乎怎么回答呢?你知道這一切是如何進行的。他需要做的就是給几個人打電話,對他們說:‘喂,我是《洛杉磯時報》的比爾·威廉。我們明天要發布一條消息,披露彼得·史密斯中尉是個儿童虐待狂,對此你有什么高見?’就這樣有選擇地打上几個電話,甚至這消息都用不著發表。編輯會刪掉這條新聞,然而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我什么也沒說。我知道肯對我說的都是真話。這种事我見得不少。 我問道:“我能怎么辦呢?” 肯笑了。“你可以安排一次野蠻行動,那是洛杉磯警察的拿手好戲。” “那哪可不是鬧著玩的。” “這張報紙上沒人會報道此事,我可以向你保證。你真可以把他宰了。如果有人錄下像來,嘿,大伙儿都會花錢看這個錄像的。” “肯。” 肯歎了口气。“我做夢都想這么干。好吧,還有一件事。去年,威廉在插手《星期日紀事》的人事變動之后,我收到一個匿名郵包。另外還有几個人也收到同樣的郵包。不過當時大家都沒有對此做出反應。這种做法并不光彩。你感興趣嗎?”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肯從他的運動服口袋里掏出一只馬尼拉紙做的信封。信封上帶有細繩,可以把信封口纏住。信封里裝著一長條沒有裁開的照片。那些照片上,威利·威廉正在和一名黑發男子親熱。他的頭埋在那男子的大腿之間。 “他的臉從哪個角度都無法看得很清楚,”肯說道,“然而,這肯定是他,錯不了。他在接待一名向他提供消息的人時被拍了照。這么說吧,他們當時上在喝上一杯。” “那家伙是誰?” “我們花了不少時間才打听到。他的名字叫巴里·博爾曼,是南加利福尼亞的凱澤電子公司在此地的銷售經理。” “這玩意儿對我能有什么用?” “把你的名片給我,”肯說道,“我把它夾在信封上,然后一起送到韋塞爾那儿。” 我搖搖頭。“我不想這樣做。” “這樣肯定能使他三思而行。” “不,”我說道,“這不是我的行事之道。” 肯聳聳肩。“是啊,這樣做也許不頂用。即使我們堵住了韋塞爾的臭嘴,日本人也許還會有別的辦法。我還是沒能搞清楚,昨天夜里的那篇報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的僅僅是‘上峰的命令,上峰的命令。’不知是什么含義,什么含義都可能。” “一定是什么人寫的。” “告訴你,我無法了解底細,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對報社有很大影響。這不僅僅是指他們所帶來的廣告業務,也不僅僅是指他們在華盛頓的公關机构的不懈鼓噪,更不僅僅是指他們對政界人物以及党派組織的競選贊助。這是指所有這一切都在同時起作用,而且除此之外還有別的手段。我們不知不覺地中了糖衣炮彈。我是說,你也許會參加編輯部舉行的會議,討論一篇打算發表的文章,但是突然你卻意識到,沒有人想冒犯他們。這并非因為這篇報道的正确与否,也并非因為這算不算得上新聞。這不是諸如‘我們不能說那件事,否則他們要抽走廣告’的問題。這樣針鋒相對的問題比那要微妙得多。有時候,我望著我們的編輯人員,我可以猜測到,他們不同意登載某些報道是因為他們感到害怕。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們害怕什么。但他們确實害怕。” “新聞自由原來就是這么回事。” “嘿,”肯說道,“現在不是毛頭小伙子說大話的時候。你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美國的新聞就是人云亦云。流行的意見是掌權者的意見。眼下日本人大權在握,報紙也像往常一樣傳播這些流行的見解。這一點也不奇怪。只是你要小心謹慎才好。” “我會小心的。” “要是你打算寄這些照片,就給我打電話。千万別猶豫。” 我想和康納聊聊。現在我開始明白,康納為什么感到擔心,為什么想盡快結束調查,因為一場精心組織的旁敲側擊的進攻使人不寒而栗。一名精干此道的好手——韋塞爾确實精于此道——會想方設法,日复一日,編出新的故事來,雖然事實上什么也沒發生。你會看到一條標題“大陪審團對警方的罪行猶豫不決”,可實際上大陪審團都還沒有聚會呢。可人們日复一日地看到這條標題,就得出了他們自己的結論。 問題在于,人們總是有辦法編造這樣的故事。到這場旁敲側擊的戰斗結束時,要是你的攻擊對象被認為是無辜的,你還是可以編出一條標題來:“大陪審團未能給警察定罪”,或是“地方檢查官不愿起訴受指控的警察”。這种標題所起的坏作用跟定罪沒有兩樣。 你無法對一連几個星期充滿敵意的宣傳進行反擊。每個人都記住了這個指控,卻無人理會指控已撤銷,這就是人們的天性。一旦你被起訴,你就很難再恢复正常的形象。 情況愈來愈使人毛骨悚然,我心里感到十分不安。當我把車駛入南加州大學物理系旁邊的停車場時,我感到自己變得心事重重。這時,電話鈴聲又響了起來,是局長助理奧爾森來的電話。 “彼得。” “是我,長官。” “快10點鐘啦。我想,你該來我這儿交出錄像帶了。你答應過我的。” “我遇到了麻煩,還沒能复制呢。” “你一直在干這件事嗎?” “當然嘍。你問這干嗎?” “因為從我接到的電話來看,你似乎一直沒有中止調查工作,”吉姆·奧爾森說道,“在過去的一個小時里,你在一家日本研究所里問這問那,然后你又詢問了一名為日本研究所干活的科研人員。你還闖進一個日本人舉辦的研討會。對我說實話吧,彼得。你這調查到底有沒有結束?” “結束了,”我回答說,“我只是在設法复制錄像帶。” “別再節外生枝了。”他說道。 “是的,吉姆。” “為了整個警察局的利益——也為了局里每個人的利益——我希望這件事已經与我們無關。” “好的,吉姆。” “我不希望事態發展得不可收拾。” “我明白。” “但愿你明白,”他說道,“去复制一下,然后立即來這儿。”他挂上了電話。 我把車停好,便走進了物理系大樓。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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