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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鮑勃·里奇曼，”他說，“是你的新助手。”他的握手顯得彬彬有禮，局促拘謹。凱西雖然記不得他到底是諾頓家族男方還是女方的親戚，但還是認得出諾頓家的特征：家有浮財、父母离异、上過好學校卻成績平平，以及那休想撼得動的优越感。 “我是凱西·辛格頓，”她說道，“上車吧，我們要遲到了。” “遲到？”里奇曼一邊往車里鑽，一邊說，“現在還沒到7點哩。” “早班6點開始，”凱西說，“我們質保部多數人執行工厂的作息時間。通用汽車公司難道不也是這樣做的嗎？” “我不清楚，”他說，“我以前在它的法律部工作。” “從沒去過車間嗎？” “几乎沒去過。” 凱西歎口气。和這個家伙一起呆六個星期實在太長了，她心想。“你在市場部的活儿已經結束了嗎？” “是的，干了几個月。”他聳聳肩膀，“不過，銷售并不真是我感興趣的事。” 她向南朝宏偉的64號樓開過去，寬体客机就是在這儿總裝的。凱西說：“順便問問，你開的什么車？” “寶馬。”里奇曼說。 “你也許該換輛美國車。”她說。 “為什么？它也是在這儿造的啊。” “它是在這儿組裝的，”她說道，“不是在這儿造的，產品的增加值全落在外國啦。厂里的工人都知道這是不一樣的，他們全是美國汽車工會的會員，他們可不喜歡在停車場里看見一輛寶馬車。” 里奇曼朝車窗外看著，“你在說什么啊？我這輛車會出事嗎？” “那是肯定的，”她說，“這幫家伙可不是光說說就拉倒的。” “我要好好考慮一下，”里奇曼說著壓下一個哈欠，“耶穌啊，這會儿還早呢，我們急急忙忙干什么去啊？” “事故分析小組開會，今天提前到7點鐘了。”她說。 “事故分析小組？” “是的，每一次我們的飛机出什么事的時候，事故分析小組都要碰頭開會，分析事故原因和尋找對策。” “你們多久開一次會？” “差不多每兩個月一次吧。” “挺經常的啊？” 你得手把手對他從頭教起呢。 “實際上，”凱西說，“兩個月一次就算不常開的了。我們每年在全世界各地服役的飛机有三千架呢。這么多飛机在天上飛，總會出點事吧。而我們對客戶的服務是很認真的。每天早晨我們都和遍布全球的服務代表開一次電話會議。前一天發生的任何造成飛行延誤的原因他們都會匯報上來。絕大多數都是小事一樁：廁所的門卡住啦，駕駛艙一盞燈不亮啦。但我們質保部門是要跟蹤其原因的，還得做動態分析，然后把這些轉告產品售后服務部門。” “啊哈。”听上去他覺得興味索然。 “然后，”凱西說，“每隔一段時間，我們就會遇到一個讓事故分析小組有理由碰頭開一次會的問題。這一般得是個嚴重的問題，影響到飛行安全的問題。很顯然，我們今天碰上了這樣的問題。如果馬德把會議提前到7點開，我敢打賭這決不是一樁飛机与小鳥相撞造成的事故。” “馬德？” “約翰·馬德在當上總經理之前是寬体客机的項目經理，所以今天的事故可能与N—22型客机有關。” 她停下車，在64號大樓洒下的陰影中把車泊好。灰色的飛机庫赫然聳立在他們面前，有八層樓高，將近一英里長。樓前的柏油地面上丟棄著一些可回收處理的耳塞子。工人們干活時戴著耳塞以防被鉚槍的噪聲震聾。 他們步行穿過邊門，進入環繞大樓的內走道。走道上每隔四分之一英里就分布著几台食品自動售貨机。里奇曼說：“我們有時間喝杯咖啡嗎？” 她搖搖頭。“車間里是禁止喝咖啡的。” “不能喝咖啡？”他嘀咕著，“為什么不行？因為咖啡也是外國貨？” “咖啡有腐蝕性，碰到鋁制品會起反應的。” 凱西帶著里奇曼進入另一扇門，來到生產車間。 “耶穌啊。”里奇曼說。 正在裝配尚未完工的巨型寬体噴气客机在燈光的照耀下熠熠發光。拱形屋頂下，15架處于不同裝配階段的飛机排成長長的兩行。她看見迎面的工人們正在机身部分安裝貨艙門。大肚漢般的机身四周圍繞著腳手架。机身背后遍布密林般的安裝架。它們都是些漆成淺藍色的大型裝備。里奇曼走到一台安裝架下，嘴巴張著仰面望去。它有一座房子那么寬，六層樓高。 “真讓人吃惊，”他說著，然后用手朝上指著一個寬大的平面，“那是飛机翅膀嗎？” “那是垂直水平安定面。”凱西說。 “什么？” “就是飛机的尾巴，鮑勃。” “那就是飛机的尾巴？”里奇曼問。 凱西點點頭。“翅膀在那邊，”她說著指了指現場的另一頭，“它有200碼長，差不多是橄欖球場那么長。” 響起了喇叭聲。一台高空吊車開始挪動，里奇曼轉過身來看。 “這是你頭一回到裝配現場來嗎？” “是的……”里奇曼轉身朝四下里張望。“真讓人惊歎啊。”他說。 “它們的确是大。” “為什么都是暗黃綠色的？” “我們給所有的結构部件都涂上了環氧樹脂，以防止腐蝕。鋁質外殼上也覆蓋了環氧樹脂，這樣在裝配時就不會把它們弄髒。鋁質外殼都是高度拋光的，非常昂貴，所以環氧樹脂一直要保留到噴漆階段才除去。” “的确和通用汽車公司不一樣。”里奇曼一邊說，一邊還在四下里張望。 “你說得對，”凱西講，“和這些飛机相比，汽車就讓人笑掉大牙囉！” 里奇曼詫异地轉身對她說：“笑掉大牙？” “你好好想想，”她說，“通用的龐蒂亞克牌轎車有五千個部件，一輛車只要兩個班就能造出來，也就是16個小時吧，這真算不了什么。而這些東西，”——她指了指他們身旁這架巍然屹立的飛机——“就是完全不同的玩藝儿啦。寬体客机有上百万個部件，裝配周期要75天。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別的制成品的复雜程度可以比得上一架商業飛机，連差不多的也沒有。也沒有任何東西這么耐用的。你買一輛龐蒂亞克車，每天都開，一開一整天，然后看看會發生什么事。几個月的工夫它就散架了。而我們設計的噴气机要無故障飛行20年，真正造出來以后，實際飛行要達到兩倍于這個時間呢。” “那就是40年，”里奇曼說，“簡直不敢相信，你們造的飛机能飛40年？” 凱西點點頭。“現在世界各地還有我們造的N—5型飛机在飛呢——我們1946年就停止生產這种型號的飛机了。我們造的飛机里頭有的還達到設計飛行年限的四倍——相當于80年的服務期呢。諾頓的飛机可以做到這一點，麥道的飛机也可以做到這一點。但沒有別的飛机可以達到這個水平。我說的你懂嗎？” “哇。”里奇曼說著，咽下一口唾沫。 “我們把這里稱作航空母艦，”凱西說，“這些飛机太大了，很難對它的規模真正有所了解。”她指指他們右邊的一架飛机，一些人正在飛机的不同位置上干活，手提應急燈照亮了金屬。“看上去沒多少人，對吧？” “是的，沒多少人。” “大約有200名工人現在正在這架飛机上干活——這么多人足以使一條完整的汽車生產線運轉起來。不過，這才是我們的生產線上一架飛机的干活人數——我們一共有15架飛机同時在裝配。這座大樓里此刻一共有5000人在干活呢。” 年輕人搖搖頭，惊訝万分，“看上去沒什么人，像是空的嘛。” “不幸的是，”凱西說，“的确有點空。寬体客机的生產線現在只達到60％的生產能力——其中有三架還是白尾巴的。” “白尾巴？” “這是指還沒有買主的飛机，尾部沒有涂上任何航空公司的標記。我們按最起碼的開工率制造飛机，以使生產線運轉起來，但我們還沒有拿到所需的全部訂單。環太平洋地區是經濟增長地區，但日本正處在衰退期，日本市場目前沒有下任何訂單。而所有航空公司的飛机飛行壽命都變得越來越長，所以眼下生意上的競爭很激烈。就是這么回事。” 她開始順著一段金屬樓梯往上去，走得飛快。里奇曼跟在她身后，腳步聲砰砰作響。他們來到一個轉角處，然后又上了另一段樓梯。“我告訴你這些，”她說，“這樣你就會理解我們要去開的會了。我們造這些飛机真是吃盡了苦頭。這儿的人為他們的工作而自豪。所以，如果出什么問題的話，他們是不會高興的。” 他們到了裝配生產線上空一段高高的天橋上，然后朝著一間仿佛是從屋頂上懸吊下來的玻璃房間走去。他們走到門口，凱西把門打開。 “這里，”她說道，“就是我們的作戰室。” 她看出了他眼神里的新鮮感：一大間會議室，里外地板都舖滿灰色地毯，室內有一張圓形的塑料貼面會議桌和不少金屬管坐椅。牆上覆蓋著告示板、地圖和工程圖。离門最遠的那堵牆是玻璃的，透過它可以俯瞰整個裝配線。 室內坐著五位穿襯衫打領帶的男子，一位拿拍紙簿的秘書和穿藍色西裝的約翰·馬德。看見馬德也在場，凱西著實吃惊不小。總經理是難得來主持事故分析小組碰頭會的。從外形上看，馬德皮膚較黑，45歲左右，頭發朝后梳得光溜溜的。他看上去就像是一條隨時准備出擊的眼鏡蛇。 凱西說：“這是我的新助手鮑勃·里奇曼。” 馬德站起身說：“鮑勃，歡迎你。”然后他和小伙子握了握手。他朝他難得地笑了一笑。馬德隨時准備向任何諾頓家的人阿諛討好，即使是一名侄子輩。這倒讓凱西有點納悶，不知道這小家伙是不是比她原先認為的更重要。 馬德把里奇曼介紹給會議桌前的其他人。“這是道格·多赫迪，負責結构和机械部分……”他朝一位45歲左右、腆著大肚皮、面色難看、戴著厚厚鏡片的大塊頭男子做了個手勢。多赫迪一直生活在無休無止的憂郁之中，說話像是帶有一股單調的哀鳴。除了坏消息，或者抱怨每況愈下之外，永遠別指望他會說些什么別的。他今天穿了一件格子襯衫，打著一根條紋領帶，看上去不倫不類；看樣子他老婆在他上班前大概是沒調理過他吧。多赫迪朝著里奇曼面含悲憫、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這位是阮文庄，負責航空電子設備系統……”阮文庄今年30歲，健壯、文雅而持重。凱西很喜歡他。越南人是厂里干活最勤奮的。搞航空電子設備的人都是信息管理系統專家，負責編制飛机的電腦程序。他們代表了諾頓公司的新浪潮：更年輕，教育程度更高，待人接物更講究禮貌。 “這位是肯·伯恩，負責飛机的動力部分……”肯滿頭紅發，一臉雀斑，下巴殼朝前努著，一副隨時准備和人干仗的樣子。他因為常常出言不遜和好罵人而惡名在外，厂子里頭的人都開玩笑地叫他“好脾气伯恩”。 “羅恩·史密斯，負責電气部分……”羅恩禿頂又膽怯，手指頭神經質地摸著衣袋里的鋼筆。他的悟性极強，常常讓人以為他的頭腦中裝下了整個飛机的設計圖。但他又是那么怕羞，讓人看著都替他痛苦。他和生病臥床的母親一起住在帕薩迪納。 “這是代表航空公司的邁克·李……”他五十多歲，衣著体面，灰白頭發剪得很短；上身穿一件鮮藍色的法蘭絨上裝，系著條紋領帶。邁克以前當過空軍飛行員，是退休准將。現在他是太平洋航空公司的駐厂代表。 “拿拍紙簿的這位是巴巴拉·羅斯。”事故分析小組的秘書四十多歲，胖得很。她惡狠狠地盯著凱西，帶有公開的敵意。凱西根本就不正眼瞧她。 馬德用手指著一把椅子叫小伙子坐下，凱西就坐在他旁邊。“第一項議題，”馬德說，“我宣布凱西現在負責質保部和事故分析小組之間的聯絡工作。考慮到她在處理上一起起飛中斷事件時的表現，她從現在起擔任我們的新聞發言人。有什么問題嗎？” 里奇曼看上去有點犯迷糊，就搖了搖頭。馬德轉身對他解釋說：“辛格頓上個月在處理達拉斯市福特沃思机場發生的起飛中斷事件的新聞發布會上干得很出色，因此她將負責處理任何來自新聞界對我們的質詢，明白嗎？”秘書把裝訂好的文件分發給各位。 “太平洋航空公司545航班，”馬德說，“N—22型271號飛机，昨天22點自香港啟德机場出發。起飛正常，飛行正常，直至今天早晨飛行員報告飛机遭遇湍流——” 屋子里出現一陣竊竊私語聲。“湍流！”工程師們搖著頭。 “——是嚴重的湍流，造成飛行中极端的俯仰偏移。” “啊——基督啊。”伯恩說。 “這架飛机，”馬德接著說，“已經在洛杉磯國際机場緊急著陸。我們收到的初步報告表明，有56人受傷，3人死亡。” “噢，這太糟了。”道格·多赫迪用一种哀傷的腔調說，兩眼在厚厚的玻璃鏡片后頭眨著。“我想這下子我們要被全國運輸安全委員會纏上了。”他說道。 凱西的身体朝里奇曼斜了斜，輕聲道：“全國運輸安全委員會通常在發生死亡時才介入進來。” “但這次不會，”馬德說，“因為這是一家外國航空公司，事故又是發生在國際空域。全國運輸安全委員會光是對付哥倫比亞空難就已經夠受的了。我們認為他們會放過這件事。” “湍流？”肯尼·伯恩一邊說，鼻子一邊呼哧呼哧直響。“有沒有确定？” “沒有。”馬德說，“事情發生時飛机的飛行高度是37000英尺。其他處于相同高度和位置的飛机都沒有報告發生气象問題。” “衛星气象圖呢？”凱西問。 “馬上就送到。” “乘客方面怎么樣？”她說，“机長有沒有宣布遇到湍流？‘系好安全帶’的顯示燈亮了沒有？” “還沒人采訪過乘客。但我們得到的初步消息顯示沒有向乘客宣布遇到湍流。” 里奇曼又犯糊涂了。凱西在她的黃色拍紙本上匆匆涂了几筆，斜過來亮了一下，讓他可以看見：沒有湍流。 “我們問過飛行員了嗎？”阮文庄問。 “沒有，”馬德說，“航班机組人員赶上一架聯運飛机，已經离開了美國。” “噢，太妙啦，”肯尼·伯恩說著把手里的鉛筆朝桌上一扔，“真是太妙啦，出了事就溜啦。” “等一下，現在，”邁克·李冷靜地說，“從航空公司的角度講，我想我們得承認机組人員的行為是負責的。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任何義務，但他們將面對香港民航當局可能對他們進行的起訴，他們得回去對付這個。” 凱西又寫下：航班机組人員不在了。 “我們，啊，是否曉得誰是机長？”羅恩·史密斯怯生生地問了一句。 “我們曉得了，”邁克·李說著翻了翻他的牛皮筆記本，“他名叫張約翰，45歲，香港居民，有6000小時的飛行經驗。他是太平洋航空公司專飛N—22型飛机的高級駕駛員，技藝高超。” “噢，是嗎？”伯恩說著在桌子另一頭往前欠欠身，“他最后一次換發駕駛證是在什么時候？” “三個月前。” “哪里？” “就在這里，”邁克·李說，“在諾頓公司的飛行模擬訓練中心，簽發人是諾頓公司飛行教官。” 伯恩朝后坐坐，鼻子里頭呼嚕呼嚕響，一臉不高興。 “我們知道他的訓練成績嗎？”凱西問。 “特优，”李說，“你可以核對你們自己保存的成績記載。” 凱西又寫下：不是人為造成的故障（？） 馬德對李說：“你看我們能不能和他見一次面，邁克？他愿意和我們駐啟德机場的服務代表談一下嗎？” “我肯定机組人員會合作的，”李說道，“尤其是如果你們能提出書面的問題……我确信十天之內可以得到他們的答复。” “嗯，”馬德說，有些沮喪，“要那么長時間啊……” “除非我們和駕駛員面談一次，”阮文庄說，“不然我們就有麻煩了。事件是在飛机著陸前一個小時發生的。而駕駛艙內的錄音机只能儲存最后25分鐘內的飛行對話。所以，在這种情況下，艙內錄音机一點用處也沒有。” “對。不過你還有飛行數据記錄儀呢？” 凱西寫下：飛行數据記錄儀 “是的，我們有飛行數据記錄儀。”文庄說。但這顯然沒有解決他所關心的問題，凱西知道原因。飛行數据記錄儀在圈內人士看來是出了名的不可靠。這种記錄儀就是那神秘兮兮的黑匣子，在傳媒眼里，它可以揭出飛行過程中的全部秘密。但事實上，它們常常一點作用也不起。 “我會盡力而為的。”邁克·李應承下來。 凱西問：“飛机本身情況怎么樣？” “飛机是新的，”馬德說，“服役剛3年。已經飛行4000小時，并執行過900輪飛行任務。” 凱西又寫下：一輪等于一個起降次。 “檢驗情況如何？”多赫迪陰郁地問，“我擔心我們得等好几個星期才能得到檢驗結果……” “三月份剛做過一次C級檢驗。” “在哪儿做的？” “洛杉磯國際机場。” “所以，維修工作可能做得很好。”凱西說。 “不錯，”馬德說道，“根据初步情況，我們還不能把這場事故歸因于天气、人為因素或者維修問題。所以我們現在還是情況不明，下不了結論。讓我們先來做個故障圖吧。有什么東西可以造成飛机的這种狀況，看上去好像是湍流引起的呢？結构上的嗎？” “噢，那是肯定的，”多赫迪陰慘慘地說道，“前緣縫翼的展開會造成這种情況，我們將對所有的控制面進行液壓功能檢驗。” “電子控制系統？” 阮文庄正在信手潦潦草草地做著筆記。“目前，我想知道的是自動駕駛儀為什么沒能替代飛行員的操作。一旦我把飛行數据記錄儀的數据下載出來，我就會了解得更多了。” “電气部分？” “有可能是潛行電路引起的前緣縫翼展開，”羅恩·史密斯說著又搖了搖頭，“我是說，有這种可能性……” “動力部分？” “是的，動力部分可能有關連，”伯恩說著，一邊用手在他的紅頭發里撓著。“反向推動裝置可能在飛行中打開。這就會造成机頭朝下翻轉過來。可是如果反向裝置真打開了的話，就會有殘余損傷。我們將對套軸部分進行檢查。” 凱西低頭看著自己的拍紙簿。她已經寫下了： 結构部分——前緣縫翼展開 液壓傳動——前緣縫翼展開 電子控制系統——自動駕駛儀 電气部分——潛行電路 動力部分——反向推力裝置 這基本上就是飛机上所有的主系統了。 “你們已經取得不小的進展了，”馬德站起身，開始整理并把文件歸攏好。“我不想再留你們了。” “噢，見它的鬼去吧，”伯恩說，“我們會在一個月內找出問題所在的，約翰。我想用不著擔心。” “可我擔心，”馬德說，“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月啊，我們只有一星期的時間。” 桌子四周的人都嚷起來。“一個星期！” “我的天啊，約翰！” “好家伙，約翰，你知道事故分析要一個月時間呀。” “這次不行，”馬德說，“上個星期四，我們的總裁哈爾·埃格頓收到了中國的意向書，打算購買50架N—22型客机，另外還可能增購30架期貨。首架飛机交付使用是在18個月后。” 大家頃刻之間靜下來，個個瞠目結舌。 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覷。一筆向中國大宗銷售飛机的買賣已經風傳了好几個月。這樁生意被許多新聞報道認為“已是迫在眉睫。”但在諾頓公司內部，沒有任何人拿它當真。 “這是真的，”馬德說，“我也沒必要跟你們說這筆交易的意義。這是一份价值80億美元的訂單，來自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的飛机市場。這將會使公司有四年時間滿負荷生產。它將使公司以堅實的步伐踏進21世紀。它將為我們開發N—22的改進型和設計新的寬体客机提供資金。哈爾和我都認為，這筆業務關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馬德把文件裝進自己的小手提箱，然后啪地把箱子關上。 “我星期天飛北京，和哈爾會合，与中方代表簽署這份意向書。他將會要求了解545航班發生的是什么問題，我最好能把情況跟他說明白，不然的話，他就會掉轉身去和空中客車公司簽約。在這种情況下，不但我自己會成為狗屎，這個公司也完蛋啦——今天在座的人一個也別想保住飯碗。諾頓公司的前途全仗著這次的調查分析啦。所以，除了結論，別的我什么也不想听。我要在一周之內拿到結論，明天見。” 他轉身走出了房門。 “真是放狗屁，”伯恩說，“這就是他鼓動人干活的辦法嗎？” 文庄聳聳肩膀說：“他總是這一套。” “你們怎么看？”史密斯說，“我是說，這很可能是個了不起的消息呢。埃格頓真從中國搞到意向書了嗎？” “我敢打賭他搞到了，”文庄說，“因為厂子里一直在悄悄地做安排。他們剛剛又建造了一套制造机翼的裝備。這套裝備馬上就要運往亞特蘭大。我打賭他已經把這樁買賣弄到手了。” “不管他搞到了什么，”伯恩說，“我們得好好為自己擔點心思才對。” “這怎么講？” “埃格頓從北京得到的也許不過是一點試探性的東西。80億美元畢竟是一筆大訂單，誰本事大誰才能弄到。波音公司，麥道公司，還有空中客車公司，誰不在想方設法要把這筆買賣搞到手？中國人會在最后一分鐘才把它交給他們想給的人。他們一直就是這么干的。埃格頓心里沒底，擔心成不了交，沒法向董事會交代他怎么丟了這筆大生意，就想轉移別人的視線。于是他怎么辦？他就把過錯推給馬德。那么馬德又怎么辦呢？” “馬德就說成是我們的錯，”文庄說。 “對，這個太平洋航空公司航班的事件讓他們可以左右逢源了。如果和北京方面成交，他們就是英雄。而要是這筆買賣做不成的話……” “那就是我們把它斷送掉的。”文庄說。 “對，我們就變成毀掉這筆80億美元生意的罪魁禍首了。” “好吧，”文庄說著站起來，“我想我們最好去看看那架飛机吧。” 諾頓飛机公司新任總裁哈羅德·埃格頓正在十樓的辦公室里，凝視著窗外的厂區。埃格頓是個大塊頭，在橄欖球隊當過攻擊型后衛，嘴邊老帶著微笑，但雙眼透著冷漠和戒備。他以前在波音公司工作，三個月前才被請來改善諾頓公司的市場銷售。 約翰·馬德這時走了進來。埃格頓轉過身，雙眉緊鎖，面對馬德。“這場該死的亂子，”他說，“死了几個？” “3個。”馬德說。 “基督啊，”埃格頓說完搖了搖頭，“怎么這時候偏偏發生這种事？意向書的事你向調查組吹過風了嗎？告訴過他們這有多緊急嗎？” “我向他們通報過了，” “這個星期能把事情解決嗎？” “我自己主持這個小組的工作。我會把它擺平的。”馬德說。 “新聞界怎么樣？”埃格頓還是憂心忡忡，“我不想讓傳媒關系部來處理這事。本森是個酒鬼，記者們都恨他。工程師們又干不了這事，他們甚至連英語都說不好，老天在上——” “我已經安排好了，哈爾。” “你自己出面？我不想讓你去和新聞界打交道。怎么能讓你去干這种事呢？” “我明白，”馬德說，“我已經安排辛格頓去對付新聞界。” “辛格頓？那個質保部的女人？”埃格頓說，“我看過你給我的那盤錄像帶，就是她和記者談達拉斯机場事件的那盤。她長得很漂亮，但做起事情來還是有板有眼的嘛。” “對，我們要的就是這种人，不是嗎？”馬德說，“我們要的是誠實無欺和純美國式的直言不諱。而且她很能即興發揮，哈爾。” “她最好是有這种本事，”埃格頓說，“如果那些王八蛋惹什么亂子的話，她就得好好表現表現啦。” “她會的。”馬德說。 “我不想看見任何事情毀了我們和中國的這筆買賣。” “誰也不想看到，哈爾。” 埃格頓若有所思地朝馬德看了一會儿，然后說：“你最好對這事真能放明白些。”他接著又說：“因為我才不在乎你娶了什么人當老婆——如果這筆生意做不成，好多人都會被攆走。不會只是我一個人。很多人都會被碾碎的。” “我知道。”馬德說。 “這女人是你找的，她是你手里的牌，董事會知道這一點。如果她出了任何差錯，或者是事故分析小組出了差錯，你就完蛋啦。” “絕不會出什么岔子的，”馬德說，“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最好是能控制得住。”埃格頓說著，又掉轉身朝窗外望去。 馬德走出了辦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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