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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書館、實驗室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很少因憂慮而精神崩潰，因為他們沒有時間去享受這种“奢侈”。 我班上有個叫馬利安·道格拉斯的學生告訴我的，他家里曾遭受過兩次不幸。第一次，他失去了五歲的女儿，一個他非常鐘愛的孩子。他和妻子都以為他們沒有辦法忍受這個打擊。更不幸的是，“十月后，我們又有了另外一個女儿——而她僅僅活了五天” 這接二連三的打擊使人几乎無法承受，這位父親告訴我們：“我睡不著，吃不下，無法休息或放松，精神受到致命的打擊，信心喪失殆盡。吃安眠藥和旅行都沒有用。我的身体好像被夾在一把大鉗子里，而這把鉗子愈夾愈緊。” “不過，感謝上帝，我還有一個四歲的儿子，他教給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一天下午，我呆坐在那里為自己難過時，他問我；‘爸，你能不能給我造一條船？我實在沒興趣，可這個小家伙很纏人，我只得依著他。 “造那條玩具船大約花費了我三個小時，等做好時我才發現，這三個小時是我許多天來第一次感到放松的時刻。 “這一發現使我大夢方醒，使我几個月來第一次有精神去思考。我明白了，如果你忙著做費腦筋的工作，你就很難再去憂慮了。對我來說，造船就把我的憂慮整個沖垮了，所以我決定使自己不斷地忙碌。 第二天晚上，我巡視了每個房間，把所有該做的事情列成一張單子。有好些小東西需要修理，比方說書架、樓梯、窗帘、門把、門鎖、漏水的龍頭等等。兩個星期內，我列出了242件需要做的事情。 “從此，我使我的生活中充滿了啟發性的活動：每星期兩個晚上我到紐約市參加成人教育班，并參加了一些小鎮上的活動。現在任校董事會主席。還協助紅十字會和其他机构的募捐，我現在忙得簡直沒有時間去憂慮。” 沒有時間憂慮，這正是邱吉爾在戰事緊張到每天要工作18個小時時說的。當別人問他是不是那么重的責任而憂慮時，他說：“我太慢了，我沒有時間憂慮。” 查爾斯·柯特林在發明汽車自動點火器時也碰到這种情情。柯特林先生一直是通用公司的副總裁，負責世界知名的通用汽車研究公司，可是當年他卻窮得要用谷倉里堆稻草的地方做實驗室。家里的開銷全靠他妻子教鋼琴的1500美元酬金。我問他妻子在那段時間是否很憂慮，她說：“是的，我擔心得睡不不著。可是柯特林先生一點也不擔心，他整天埋頭工作，沒有時間憂慮。” 偉大的科學家巴斯特曾說：“在圖書館和實驗室能找到平靜。”因為在那里，人們都埋頭工作，不會為自己擔憂。做研究工作的人很少有精神崩潰的，因為他們沒有時間來享受奢侈。 心理學有一條最基本的定理：不論一個人多聰明，都不可能在同一時間內想一件以上的事情。如果你不相信，請靠坐在椅子上閉起雙眼，試著同時去想；自由女神和你明天早上准備做的事情。 你會發現你只能輪流想其中的一件事，而不能同時想兩件事情。你的情感也是如此。我們不可能既激動、熱誠地想去做一些很令人興奮的事情，又同時因為憂慮而拖延下來。一种感覺會把另一种感覺赶出去。這個簡單的發現，使軍隊的心理治療專家在戰爭中能創造這方面的奇跡。 一些從戰場上退下來的人常患有“心理上的精神衰弱症”，軍醫就用“讓他們忙著”來治療。除睡覺外，每一分鐘都讓他們活動：釣魚、打獵、打球、拍照、种花以及跳舞等，根本不讓他們有時間去回想他們那些可怕的經歷。 “職業性的治療”是近代心理療生所用的名詞，也就是把工作當作治病的藥。這种方法在公元前500年，古希腊的醫生就已經采用了。 富蘭克林時代，費城教友會也用這种辦法。1774年有人去參觀教友會的療養院，發現那些精神病的病人正忙著紡紗織布后很吃惊，他認為病人在被迫勞動——后來教友會的向他解釋說，他們發現那些病人只有在工作時，病情才能真正有所好轉，因為工作能安定神經。 著名詩人享利·朗費羅年的妻子不幸由燒傷而去世后，他几乎發瘋。幸好他有三個幼小的孩子需要他照料。父兼父職，他帶他們散步，給他們講故事，和他們一起嬉戲，并把他們父子間的感情永存在《孩子們的時間》一詩里。他還翻譯了但丁神曲。忙碌使他重新得到了思想的平靜。就像班尼生在最好的朋友亞瑟·哈蘭死的時候，曾經說過：“我一定要讓自己沉浸在工作里，否則我就會因絕望而煩惱。” 我們不忙的時候，頭腦里常常會成為真空。這時，憂慮、恐懼、憎恨、嫉妒和羡慕等情緒就會填充進來，進而把我們思想中平靜的、快樂的成份都赶出去。 對大多數人來說，在做日常工作、忙得團團轉的時候，“沉浸在工作中”大概不會有多大問題。可是，下班之后——就在我們能自由自在地享受悠閒和快樂的時候——憂慮的惡魔就會開始向我們進攻。這時候，我們常常開始想，我們的生活中有哪些成就，我們的工作有沒有上軌，上司今天說的那句話是否有“特殊的含義”，或者，我們的頭發是否開始禿了…… 我們不忙的時候，頭腦里常常出現真空狀態。每一個學物理的學生都知道，“自然界中沒有真空狀態。”一個白熱的燈泡一打破，空气就立刻鑽進去，填上理論上說來是真空的那一塊空間。 你的頭腦空閉下來，也會有東西進去填空。是什么呢？通常都是你府感覺、為什么呢？因為憂慮、怕懼、憎恨、嫉妒和羡慕等等情緒，都是由我們的思想所控制的，它們會把我們思想中所有的平靜的、快樂的思想、情緒都赶出去。 詹姆斯、馬竭爾是哥倫比亞師范學院教育學的教授，他在這方面說得很好：“憂慮最能傷害你的時候，不是在你有所行動的時候，而是在一天的工作結束以后。這時你的想象力開始混亂，使你把每一個小錯誤都加以夸大。你的思想就象一輛沒有裝貨的車子橫沖直憧，撞毀一切，直至把自己也撞成碎片。消除憂慮的最好辦法，就是讓自己忙著干任何有意義的事情”。 不是大學教授的人也會明白這個道理。也能付諸實踐。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曾在大車上遇到了一對家住芝加哥的夫婦。他們告訴我，他們的儿子在珍珠港事變的第二天參加了陸軍。那位夫人因為每天擔心儿子的生命安全几乎到了損害自己身体健康的地步。 我問她，后來是怎么克服憂慮的呢？她回答說：“我讓自己忙著。”最初她把女佣辭退，想讓自己忙家務，可沒什么效果。“原因是，我做家務時基本上是机械化的，安全不用腦子。所以當我舖床、洗碟子的時候還是一直擔憂著。我發覺自己需要一個新的工作，使我在每天的每一個小時都讓整個身心忙碌不停。于是我到一個大百貨公司去做售貨員”。 “這下好了，”她說。“顧客擠在我四周，問我价錢、尺寸、顏色等問題，沒有一秒鐘能讓我去想工作以外的事情。晚上，我只想如何才能讓雙腳休息一下。每天吃完晚飯后，我倒頭便睡，既沒有時間，也沒有体力再去憂慮。” 約翰·考伯爾·伯斯在《忘記不快的藝術》一書中說： “舒适的安全感、內在的宁靜和困快樂而反應遲鈍的感覺。都能使人類在專心工作時，精神鎮靜。” 世界最著名的女冒險家奧莎·強生。15歲結婚。25年來，与丈夫一起周游世界各地，拍攝亞洲和非洲逐漸絕跡的野生動物的影片。九年前他們回到美國，到處做旅行演講，放映他們那些有名的電影。他們在飛往西岸時，飛机撞了山，她丈夫當場身亡，醫生們說她永遠不能再下床了。可是，三個月之后，她卻坐著輪椅發表演講。當我問她為什么這樣做的時候，她說：“我之所以這樣做，是讓我沒有時間再去悲傷和擔憂。” 海軍上將拜德在覆蓋著冰雪的南极小茅屋里單獨住了五個月，方園百里之內，沒有任何一种生物存在。气候寒冷，連他的呼气都被凍住了。在《孤寂》一書中。他敘述了在既難熬又可怕的黑暗里所過的那五個月的生活。他必須忙個不停才不至于發瘋。 他說：“晚上熄燈之前，我就安排好第二天腦工作。比如：一個小時去檢查逃生子的隧道，半個小時去挖坑，兩個小時去修拖人用的雪橇……” “能把時間分開安排。是非常有益的。它使我產生一种可以主宰自我的感覺。否則，日子就會過得沒有目的。而沒有目的；這些日子就會像平常一樣，最后棄得分崩离析。” 已故的原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理查·柯波特在他的《生活的條件》中指出：“作為大夫，我很高興看到工作可以治愈病人。他所染上的，是由于過分恐懼、遲疑、躊躇所帶來的病症。而工作能帶給人們勇气。 要是我們不能一直忙著。而是坐著發愁。我們就會產生一大堆達爾文稱之為“胡思亂想”的東西，而這些“胡思亂想”就像傳說中的妖精，會掏空我們的思想，摧毀我們的意志。 我認識紐約的一個企業家，他用忙碌來赶走那些“胡思亂想”。使自己沒有時間去煩惱和憂慮。他叫屈伯爾·郎曼，也是我成人教育班的學生。他征服憂慮的經歷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特殊。所以，下課之后，我請他和我一起去吃夜宵，我們在一家餐廳中坐到深夜，談著他的那些經歷。下面就是他告訴我的一個故事： “18年前，我因憂慮過度而患失眠症。當時我精神非常緊張。脾气暴躁，而且很不穩定，我覺得我快要精神分裂了。 “我如此憂慮是有原因的。我當時是紐約皇冠水果制品公司的財務經理。我們投資了50万美元，把草毒包裝在一加侖裝的罐子里。20年來，我們一直把這种一加侖裝的草莓賣給制造冰淇淋的厂商。后來有段時候。我們的銷售量大跌。那些大的冰淇淋制造商，像國家奶制品公司之類的，產量急劇增加。為了節省開支和時間，降低成本，他們都買36加侖一桶的桶裝草莓。 “我們不僅無法銷售50万美元的草莓，而且根据合同規定，在今后的一年之內，我們還必須繼續購買价值100万美元的草毒。我們已經向銀行借了35万美元，現在，既無法還清借債，也無法籌集到需要的款項，所以，我非常憂慮。 “我赶到我們在加利福尼亞州華生維里的工厂里，想要讓我們的總經理知道情況有所改變，我們可能面臨毀滅的命運。但他不肯相信。卻把這些問題的全部責任都歸罪于紐約的公司——那些可怜的業務人員身上。 “經過几天的請求之后，我終于說服他不再按舊的方式包裝草莓，而把新的制品放到舊金山的新鮮草市場上賣。這樣做才能大致解決我們大部分問題。按說我不再該再憂慮了，可是，我仍然無法做到這一點。憂慮是一种習慣，而我已染上了這种習慣。 “回到紐約之后，我又開始為每一件事擔憂。對在意大利購買的櫻桃、在夏威夷購買的鳳梨等等，我都非常緊張不安，睡不著覺。就像我剛剛說過的那樣，我簡直就快要精神崩潰了。 “在絕望中，我換了一种嶄新的生活方式，從而治好了我失眠症，也使我不再憂慮。我盡量使自己忙碌，忙到我必須付出所有的精力和時間。以致沒有時間去憂慮。過去，我每天工作七個小時，現在我開始每天工作15到16個小時。我每天清晨八點鐘就到辦公室。一直待到半夜。我承擔新的任務，負起新的責任。等我半夜回到家的時候，總是筋疲力盡地倒在床。很快便進入夢鄉。 “這樣過了差不多有三個月，我終于改掉憂慮的習慣，又重新回到每天工作七到八個小時的正常情形。這件事情發生在18年前，從那以后，我就沒有再失眠和憂慮過。 肖伯納說得很好，他說：“讓人愁苦的秘訣就是，有空閒時間來想想自己到底快活不快活。”所以不必去想它。讓自己忙碌起來，你的血液就會開始循環，你的思想就會開始變得敏銳——讓自己一直忙著，這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一种藥，也是最好的一种。 要改掉你憂慮的習慣，第一條規則就是： “讓自己不停地忙著。憂慮的人一定要讓自己沉浸在工作里，否則只有在絕望中掙扎。” 人活在世上只有短短几十年，卻浪費了很多時間，去發愁一些一年之內就會忘了的小事。 給你講一個最富戲劇性的故事，主人出叫羅勃·魔爾。 “1945年3月，我在中南半島附近276呎深的海下，學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課。當時，我正在一艘潛水艇上。我們從雷達發現一支日軍艦隊——一艘驅逐護航艦，一艘油輪和一艘布雷艦——朝我們這邊開來。我們發射了三枚魚雷，都沒有擊中。突然，那艘布雷艦直朝我們開來。（一架日本飛机，把我們的位置用無線電通知了它。）我們潛到150英尺深的地方，以免被它偵察到，同時作好應付深水炸彈的准備，還關閉了整個冷卻系統，和所有的發電机器。” “三分鐘后，天崩地裂。六枚深水炸彈在四周炸開。把我們直壓海底——276呎的地方、深水炸彈不停地投下，整整15個小時，有十几二十個就在离我們五十呎左右的地方爆炸——若深水炸彈距离潛水艇不到17呎的話，潛艇就會炸出一個洞來。當時，我們奉命靜躺在自己的床上。保持鎮定。我嚇得無法呼吸，不停地對自己說：“這下死定了……”。潛水艇的溫度几乎有100多度，可我卻怕得全身發冷，一陣陣冒冷汗。15個小時后攻擊停止了，顯然那艘布雷船用光了所有的炸彈后開走了。這15個小時，在我感覺好像有1500万年。我過去的生活一一在眼前出現，我記起了作過的所有的坏事和曾經擔心過的一些很無聊的小事。我曾擔憂過，沒有錢買自己的房子，沒有錢買車，沒有錢給妻子買好衣服。下班回家，常常和妻子為一點芝麻事吵架。我還為我額頭上一個小疤——一次車禍留下的傷痕——發過愁。 “多年之前，那些令人發愁的事，在深水炸彈威脅生命時，顯得那么荒謬、渺小。我對自己發誓，如果我還有机會再看到太陽和星星的話，我永遠不會再憂愁了。在這15個小時里，我從生活中學到的，比我在大學念四年書學到的還要多得多。” 我們一般都能很勇敢地面對生活中那些大的危机，卻常常被一些小事搞得垂頭喪气。拜德先生也發覺了這一點。他手下的人能夠毫無怨言地從事危險而又艱苦的工作，“可是，我卻知道，有好几個同房的人彼此不說話，因為怀疑別人把東西放亂，占了自己的地方。有一個講究空腹進食細嚼健康法的家伙，每口食物都要嚼28次。而另一人一定要找一個看不見這家伙的位子越著。才吃得下去飯。” 權威人士認為，“小事”如果發生在夫妻生活里，還會造成“世界上半數的傷心蒙。芝加哥的約瑟夫·沙巴士法官，在仲裁過四万多件不愉快的婚姻案件之后說到：“婚姻生活之所以不美滿。最基本的原因往往都是一些小事。 羅斯福夫人剛結婚時“每天都在擔心，因為她的新廚師做得很差。”可是如果事情發生在現在，“我就會聳聳肩膀把這事給忘了。”好极了，這才是一個成年人的做法。就連最專制的凱瑟琳女皇，對廚師做坏了飯。也只是付之一笑。 一次，我們到芝加哥一個朋友家吃飯，分菜時他有些小事沒有做好。大家都沒在意，可是他妻子卻馬上當著大家的面就跳起來指責他：“約翰，你怎么搞的！難道你就永遠也學不會分菜嗎？”她又對大家說：“老是一錯再錯，一點也不用心。”也許他确實沒有做好，可我真佩服他能和他的妻子相處20年之久。說心里話，我宁愿只吃一兩個抹上芥末的熱狗——只要能吃得舒服——也不愿意一邊听她囉嗦，一邊吃北京烤鴨。 不久，我和妻子邀請了几個朋友來吃晚餐。客人快到時，妻子發現有三條餐巾和桌布顏色不配。她后來告訴我。“我發現另外三條餐巾送去洗了。客人已到門口，我急得差點哭了出來。我埋怨：‘為什么會有這么愚蠢的錯誤讓它毀了我整個一晚上？我突然想到，為什么要毀了我呢？我走進去吃晚飯，決心享用一番。我情愿讓朋友們認為我是一個比較懶散的家庭主婦，也不愿意他們認為我是一個神經質的脾气不好的女人。而且。据我所知，根本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那些餐巾。” 大家都知道：“法律不會去管那些小事。”人也不應該為這些小事憂愁。 實際上，要想克服一些小事引起的煩惱，只要把看法和重點轉移一下就可以了。——讓你有一個新的、開心點的看法。我的朋友作家荷馬·克羅伊告訴我，過去他在寫作的時候，常常被紐約公寓熱水燈的響聲吵得快要發瘋了。“后來，有一次我和几個朋友出去露營，當我听到木柴燒得很旺時的響聲，我突然想到：這些聲音和熱水燈的響聲一樣，為什么我會喜歡這個聲音而討厭那個聲音呢，回來后我告誡自己： “火堆里木頭的爆裂聲很好听，熱水燈的聲音也差不多。我完全可以蒙頭大睡，不去理會這些噪音。結果，頭几天我還注意它的聲音，可不久我就完全忘記了它。” “很多小憂慮也是如此。我們不喜歡一些小事，結果弄得整個人很沮喪。其實，我們都夸張了那些小事的重要性……” 狄士雷里說：“生命太短促了，不要再只顧小事了。” “這些活，”安德列·摩瑞斯在《本周》雜志中說：“曾經幫助我經厲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我們常常因一點小事，一些本該不屑一顧的小事，弄得心煩意亂……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短短的几十年，而我們浪費了很多不可能再補回來的時間，去為那些一年之內就會忘掉的小事發愁。我們應該把我們的生活只用于值得做的行動和感覺上。去想偉大的思想，去体會真正的感情。去做必須做的事情。因為生命太短促了，不該再顧及那些小事。” 名人吉布林和他舅舅打了維爾蒙有史以來最有名的一場官司。吉布林娶了一個維爾蒙的女子，在布拉陀布造了一所漂亮房子，准備在那安度余生。他的舅舅比提·巴里斯特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他們倆一起工作，一起游戲。 后來，吉布林從巴里斯特手里買了一點地，事先商量好巴里斯特可以每季度在那塊地上割草。一天，巴里斯特發現布吉林在那片草地上開了一個花園，他生起气來，暴跳如雷，吉布林也反唇相譏，弄得維爾蒙綠山上的天都黑了。 几天后，吉布林騎自行車出去玩時，被巴里斯特的馬与撞在地上。這位曾經寫過“眾人皆醉，你應獨醒”的人也昏了頭，告了官，巴里斯特被抓了起來。按卞去是一場很熱鬧的官司，結果使吉布林攜妻永遠离開了美國的、家、而這一切，只不過為了一件很小的事——一車干草。 哈瑞·愛默生·富斯狄克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在科羅拉多州長山的山坡上，躺著一棵大樹的殘軀。自然學家告訴我們，它曾經有過4Q0多年的歷史。在它漫長的生命里，曾被閃電擊中過14次、無數次狂風暴雨侵襲過它，它都能戰胜它們。但在最后，小隊甲虫的攻擊使它永遠倒在地上。那些甲虫從根部向里咬，漸漸傷了樹的元气。雖然它們很小、卻是持續不斷的攻擊。這樣一個森林中的巨大，歲月不曾使它枯萎，閃電不曾將它擊倒，狂風暴雨不曾將它動搖，卻因一小隊用大拇指和食指就能捏亮的小甲虫，終于倒了下來。” 我們不都像森林中那棵身經百戰的大樹嗎，我們也經歷歷過生命中無數狂風暴雨和閃電的襲擊，也都撐過來了，可是卻讓憂慮的小甲虫咬噬——那些用大拇指和食指就可以俄死的小甲虫。 几年前。我和怀洛明州公路局局長查爾斯·西費德先生，以及其它朋友一起去參觀洛克斐勒在提頓國家公園中的一棟房子。我的車轉錯了一個彎，晚到了一個小時。西費德先生沒有鑰匙，所以他在那個又熱、又有好多蚊子的森林中等了整整一個小時。我們到的時候，在多得可以讓圣人發瘋的蚊子中，西費德先生正在吹一支折下的白楊樹枝做成的小笛子，當作一個紀念品，紀念一個不在乎小事的人。 要在憂慮毀了你之前，先改掉憂慮的習慣，第一條規則就是。 “不要讓自己因為一些應該丟開和忘掉的小事煩惱，要記住：生命太短促了。” 當我們怕被閃電擊死，怕坐的火車翻車時，想一想發生的概率，會少得把我們笑死。 我小的時候，心中充滿了憂慮。我擔心會被活埋，我怕被閃電擊死，還怕死后會進地獄。我怕一個患詹姆怀特的大男孩會割下我的耳朵——象他威脅過我的那樣，我怕女孩子在我脫帽向他們鞠躬時會取笑我，我怕將來沒有一個女孩子肯嫁給我……，我常常花几個小時在想這些惊天動地的大問題。 日子一年年過去了，我發現我所擔心的事情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根本就不會發生。現在我知道，無論哪一年，我被閃電擊中的机會，都只有三十五万分之一。而活埋，即使是在發明木乃伊以前的日子里——一千万個人里可能只有一個人被活埋。 每八個人里就有一個人可能死于癌症。如果我一定要發愁的話，也應該為得癌症發愁——而不該去發愁被閃電擊死或遭到活埋。 事實上，我們很多成年人的憂慮也同樣的荒謬。如果我們根据概率評估一下我們的憂慮究竟值得不值得，我們十分之九的憂慮就會自然消除了。 全世界最有名的保險公司——倫敦羅艾德保險公司——就靠大家對一些根本很難得發會的事情的擔憂，而賺進了數不清的几百万元。它是在和一般人打賭。不過被稱之為保險而已。實際上。這是以概率為根据的一种賭博。這家大保險公司已經有200年的良好歷史了，除非人的本性會有所改變，它至少還可以繼續維持5000年。而它只是將你保鞋子的險，保船的險，利用概率來向你保證那些災禍發生的債況，并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常見。 如果我們查查概率，就常常會因我們所發現的事實而惊訝。比如。如果我知道在五年以內，我就得打一場蓋茨堡戰役那樣激烈的仗，我一定會嚇坏了。我一定會想盡辦法去增加我的人壽保險費用；我會寫下遺囑，把我所有的財產變賣一空，我會說：“我可能無法活著熬過這場戰爭。所以我最好痛痛快快地活著。”但事實上，50到55歲之間，每1000人中死去的人數和蓋茨堡戰役里，163000士兵，每1000人中陣亡的人數相等。 一年夏天，我在加拿大落基山區弓湖的岸邊遇到了何伯特·沙林吉夫婦。沙林吉夫人是一個很平靜、很沉著的婦女，給我的印象是：她從來沒有憂慮過。一天晚上，我問她是不是曾因憂慮而煩惱過。“煩惱？”她說：“我的生活都差點被憂慮毀掉。在我學會征服憂慮之前，我在自作自受的苦海中，生活了整整11年。那時我脾气不好，很急燥，生活在非常緊張的情緒之下。買東西時我都會發愁——也許房子燒了。也許佣人跑了。也許孩子們被汽車撞死了……我常因發愁弄得冷汗直冒，沖出商店，跑回家去，看看一切是否都好，難怪我的第一次婚姻沒有好結果。 “我第二個丈夫是一個律師，也很文靜，有分析能力，從不為任何事情憂慮。每當我緊張或焦慮的時候，他就對我說：‘不要慌，讓我好好地想一想……你真正擔心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們分析一下概率，看著這种事情是不是有發生的可能。 “記得有一次，我們在新墨西哥州的一條公路路遇到了一場暴風雨。 “道路很滑。車子很難控制。我想我們准會滑到路邊的溝里去，可我丈夫一直對我說：“我現在開得很慢，不會出事的。即使車子滑到溝里，我們也不會受傷。他的潛心和鎮定的態度使我慢慢平靜下來。 “還有一年夏夭，我們到落基山區露營。一天晚上，我們把帳篷扎在海拔7000英尺的地帶，突然遇到了暴風雨。帳篷在大風中抖著、搖晃著，發生尖厲的叫聲。我每分鐘都想：帳篷要被吹垮了，要飛到天上去了。當時我真被嚇坏了，可我丈夫不停地說：“親愛的，我們有几年印地安向導，他們對這儿了如指掌，他們說在山裹扎營已有六、七十年了，從沒發生過帳篷被吹跑的事。根据概率，今晚也不會吹跑帳篷。即使真吹跑了，我們也可以躲到別的帳篷里去，所以你不用緊張。我放松了精神，結果那一夜睡得很安穩。而且什么事也沒發生…… “‘根据概率，這种事情不會發生，’這句話摧毀了我百分之九十的憂慮，使我過去這20多年的生活過得十分美好而又平靜” 喬治·庫克將軍曾說過，“几乎所有的憂慮和哀傷，都是來自人們的想象而并非來自現實。” 當我回顧自己過去的几十年時，我發現我的大部分憂慮也是這樣產生的。詹姆·格蘭特告訴我，他的經驗也是如此。每次當他從佛羅里達購買水果（如桔子）時，腦子里常有些怪念頭，象“万一火車失事怎么辦？”“万一水果滾得滿地都是怎么辦？”“万一我的車過橋時那橋忽然塌了怎么辦？”雖然這些水果都保過險，但他仍然擔心火車万一晚點，他的水果賣不出去，他甚至怀疑自己因為憂慮過度得了胃潰瘍，因此去找醫生檢查。大夫告訴他，沒有別的毛病，就是過于緊張了。“這時我才明白了真相”。他說，“我開始捫心自問：‘詹姆，這么多年來你處理過多少車水果。’答案是，‘大概25000多部車吧。’我又問：‘這么多年里有多少出過車禍？’答案是：‘嗷——大概有五部。’我接著問：‘你知道這是什么意思嗎？概率是五千分之一！那你還有什么好擔心的呢？’ “然后我對自己說：‘橋說不定會塌的。’又問自己：‘過去你究竟有多少車是因橋塌而損失的？”答案是：‘一部也沒有，’我對自己說：‘你為了一座從來也沒有塌過的橋，為了五千分之一的火車失事，居然會愁得患上胄潰瘍，不是太傻了嗎？” “從此，我發覺自己過去很傻。于是我再也沒有為‘胃潰瘍’煩惱過了。” 埃爾·史密斯在紐約當州長時，常對政客說：“讓我們看看紀錄。”我們也可以學他的樣子，查一查以前的紀錄，看看我們這樣憂慮到底有沒有道理。這也正是當年佛萊德雷·馬克斯塔特害怕他自己躺在墳墓里時所做的事情。 “1944年6月初，我躺在奧瑪哈海灘附近的一個散兵坑里。我看著這個長方形的坑，對自己說：“這看起來就像一座墳墓。也許這就是我的墳墓呢。晚上11點，德軍的轟炸机開始活動，炸彈紛紛落下，我嚇得人都僵住了。前三天晚上我根本沒合眼，到第四天還是第五天夜里，我几乎精神崩潰。我知道要是我不赶緊想辦法的話。我就會發瘋。于是我；提醒自己，已經過了五個晚上了，而我還活得好好的。而且這一組人都活得好好的，只有兩個受了輕傷。而他們之所以受傷，并不是被德軍的炸彈炸到，而是被我們自己的高射炮碎片擊中。于是我在我的散兵坑上造了一個厚厚的木頭屋頂，使我不至于被碎彈片擊中。我告誡自己：‘除非炸彈直接命中。否則我死在這個又深又窄的坑里几乎是不可能的。接著我算出直接命中率不到万分之一。這樣想了兩三夜之后，我平靜下來。后來就連敵机襲擊的時候；我也能睡得很安穩。 美國海軍也常用概率所統計的數字來鼓勵士气。曾當過海軍的克萊德·馬斯講過這樣一個故事，‘當他和他船上的伙伴被派到一艘油船上的時候，他們都嚇坏了。這艘油輪運的都是高單位汽油，他們認為。如果油輪被魚雷擊中，他們必死無疑。可是，海軍單位立即發出了一些很正确的統計數字，指出被魚雷擊中的100艘油輪里，有60％艘沒有沉到海中。而沉下海的40艘里，也只有5艘是在不到5分鐘的時間沉沒的。“知道了這些數字之后，船上的人都感覺好多了，我們知道我們有的是机會跳下船。根据概率看，我們不會死在這里。” 要在憂慮毀了你之前，先改掉憂慮的習慣，第三條規則就是： “讓我們看著以前的紀錄，讓我們根据概率問問自己，我現在擔心會發生的事，可能發生的机會究竟有多大？” 對必然的事輕快地接受。就像楊柳承受風雨、水接受一切容器，我們也要承受一切事實。 我小時候，有一天和几個朋友在一間荒廢的老木屋的閣樓上玩。在從閣樓往下跳的時候，我左手食指上的戒指勾住了一根釘子，把我整根手指拉掉了。當時我疼死了，也嚇坏了。等手好了以后，我沒有煩惱。接受了這個本可避免的事實。 現在，我几乎根本就不會去想，我的左手只有四個手指頭。 我常常想起刻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一間十五世紀教堂廢墟上的一行字：“事情是這樣，就不會是別的樣子。” 在漫長的歲丹中，你我一定會碰到一些令人不快的情況，它們既是這樣，就不可能是別樣，我們也可以有所選擇。我們可以把它們當作一种不可避免的情況加以接受，并适應它；或者，我們讓憂慮毀掉我們的生活。 下面是我喜歡的哲學家威廉·詹姆斯所給的忠告：“要樂于承認事情就是如此。能夠接受發生的事實。就是能克服隨之而來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俄勒岡州的伊莉莎白·康黎經過許多困難。終于學到了這一點。 “在慶祝美軍在北非獲胜的那天，我被告知我的侄子在戰場上失蹤了。后來，我又被告知，他已經死了。。，“我悲傷得無以复加。在此之前，我一直覺得生活很美好。我熱愛自己的工作，又費勁帶大了這個侄子。在我看來，他代表了年輕人美好的一切。我覺得我以前的努力，現在正在丰收……現在，我整個世界都粉碎了，覺得再也沒有什么值得我活下去了。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悲傷過度，決定放棄工作，离開家鄉，把我自己藏在眼淚和悔恨之中。 “就在我清理桌子，准備辭職的時候，突然看到一封我已經忘了的信——几年前我母親去世后這個侄子寄來的信。那信上說：‘當然，我們都會怀念她，尤其是你。不過我知道你會支撐過去的。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些你教我的美麗的真理，永遠都會記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個男子漢，承受一切發生的事情。’ “我把那封信讀了一遍又一遍，覺得他似乎就在我身邊，仿佛對我說：‘你為什么不照你教給我的辦法去做呢？支撐下去，不論發生什么事情，把你個人的悲傷藏在微笑下，繼續過下去。’ “于是，我一再對自己說：‘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沒有能力去改變它，不過我能夠象他所希望的那樣繼續。活下去。’我把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用于工作，我寫信給前方的士兵——給別人的儿子們；晚上，我參加了成人教育班——找出新的興趣，結交新的朋友。我不再為已經永遠過去的那些事悲傷。現在的生活比過去更充實、更完整。” 已故的喬治五世，在他白金漢宮的房里挂著下面這几句話，“教我不要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后悔。”叔本華也說：“能夠順從，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顯然，環境本身并本能使我們快樂或不快樂，而我們對周圍環境的反應才能決定我們的感覺。 必要時，我們都能忍受災難和悲劇，甚至戰胜它們。我們內在的力量堅強得惊人，只要我們肯加以利用，它就能幫助我們克服一切。 已故的布斯·塔金頓總是說：“人生的任何事情，我都能忍受，只除了一樣，就是瞎眼。那是我永遠也無法忍受的。” 然而，在他六十多歲的時候，他的視力減退，一只眼几乎全瞎了，另一只眼也快瞎了。他最害怕的事終予發生了。 塔金頓對此有什么反應呢？他自己也沒想到他還能覺得非常開心。甚至還能運用他的幽默感。當那些最大的黑斑從他眼前晃過時，他卻說：‘嘿，又是老黑斑爺爺來了，不知道今天這么好的天气，它要到哪里去？” 塔金頓完全失明后，他說：“我發現我能承受我視力的喪失，就像一個人能承受別的事情一樣。要是我五個感官全喪失了。我也知道我還能繼續生活在我的思想里。” 為了恢复視力，塔金頓在一年之內做了12次手術，為他動手術的就是當地的眼科醫生。他知道他無法逃避，所以唯一能減輕他受苦的辦法，就是爽爽快快地去接受它。他拒絕住在單人病房，而住進大病房，和其他病人在一起。他努力讓大家開心。動手術時他盡力讓自己去想他是多么幸運。”多好呀，現代科技的發展，已經能夠為象人眼這么纖細的東西做手術了。” 一般人如果要忍受12次以上的手術。和不見天日的生活，恐怕都會變成神經病了。可是這件事教會塔金頓如何忍受，這件事使他了解，生命所能帶給他的，沒有一樣是他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 我們不可能改變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可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我自己就試過。 一次，我拒絕接受我所碰到的一個不可避免的情況，結果，我好几夜失眠，痛苦不堪。我讓自己想起所有不愿意想的事，經過一年這樣的自我虐待，我終于接受了我早就知道的不可能改變的事實。 我應該在好几年前，就吟出惠特曼的詩句： 哦，要像樹和動物一樣，去面對黑暗、 暴風雨、饑餓、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并不是說，碰到任何挫折時，都應該低聲下气，那樣就成為宿命論者了。不論在哪种情況下，只要還有一點挽救的机會，我們就要奮斗。可是當常識告訴我們，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轉机——那么，為了保持理智，我們就不要“左顧右盼，無事自憂”。 已故的哥倫比亞大學郝基斯院長告訴我，他曾經作過一首打油詩當作座右銘： 天下疾病多，數也數不清， 有的可以救，有的治不好。 如果還有救。就該把藥找， 要是沒法治，干脆就忘掉。 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曾采訪過一些美國著名的商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大都有能力接受無力避免的局面，這樣就能過無憂無慮的生活。假如他們沒有這种能力，他們就全被過大的壓力壓垮。下面是几個很好的例子。 創辦了遍布全美國的連鎖商店的潘尼告訴我：“哪怕我所有的錢都賠光了，我也不會憂慮，因為我看不出憂慮可以讓我得到什么。我盡可能把工作做好，至于結果就要看老天爺了。” 亨利·福特也告訴我一句類似的話，“碰到沒法處理的事情，我就讓他們自己解決。” 克萊斯勒公司總經理凱樂先生說。“如果我碰到很棘手的情況，只要想得出辦法解決的，我就去做。要是干不成的，就干脆忘了。我從不為未來擔心，因為沒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么事情二影響未來的因素太多。何必為它們擔心呢？“如果你說凱樂是個哲學家，他一定會非常困窘，因為他只是個出色的商人。但他這种想法，和古羅馬的大哲學家伊匹托塔斯的理論差不多，他告誡羅馬人：“快樂之道不是別的，就是不去為力所不及的事情憂慮。” 莎拉、班哈特，可算是深通此道的女子了。50年來，她一直是四大州劇院獨一無二的皇后，深受世界觀眾喜愛。她在71歲那年破產了，而且她的醫生波基教授告訴她必須把腿鋸斷。他以為這個可怕的消息一定會使莎拉暴跳如雷。可是，莎拉看了他一眼，平靜地說：“如果非這樣不可的話，那只好這樣了。” 她被推進手術室時，她的儿子站在一邊哭。她卻揮揮手，高高興興地說：“不要走開，我馬上就會回來。” 去手術室的路上，她背她演過的台詞給醫生、護生听，使他們高興，“他們受的壓力可大得很呢”。 手術完成、健康恢复后，莎拉·班哈特還繼續周游世界，使她的觀眾又為她瘋迷了七年。 沒有人能有足夠的情感和精力，既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實，又創造一個新的生活。你只能選擇一种，或者生活在那些不可避免的暴風雨之下彎下身子，或者，抗拒它而被折斷。 日本的柔道大師教育他們的學生“要像楊柳一樣的柔順，不要像橡樹一樣挺直。” 知道汽車的輪胎為什么能在路上支持那么久、能忍受那么多的顛簸嗎？起初，創造輪胎的人想要創造一种輪胎，能夠抗拒路上的顛簸。結果、輪胎不久就被切成了碎條。后來，他們制造了一种輪胎，可以吸收路上所碰到的各种壓力，可以“接受一切”。如果我們在多難的人生旅途上，也能承受各种壓力和所有顛簸的話，我們就能活得更長久。能享受更順利的旅程。 如果我們不吸收這些。而去反抗生命中所遇到的挫折的話，我們就會產生一連串內在的矛盾，我們就會憂慮、緊張、急躁而神經質。 如果再退一步，我們拋棄現實社會的不快，退縮到一個我們自己的夢幻世界里。那么我們就會精神錯亂了。 有個叫威廉·卡賽柳斯的人講過下面這個故事： “我加入海岸防衛隊不久，就被派到大西洋這邊管炸藥。我——一個賣小餅干的店員，居然成了管炸藥的人！光是想到站在几千几万吨TNT上。就把我連骨髓都嚇得凍住了。我只接受了兩天的訓練，而我所學到的東西使我內心更加恐懼。 “我第一次承擔任務時，天又黑又冷，還下著霧。我奉命到紐澤西州的卡文角輯碼頭負責船上的第五號倉。五個身強力壯而又對炸藥一無所知的碼頭工人，正將重兩千到四千磅的炸彈往船上裝。每一個炸彈都包含一吨的TNT，足夠把那條舊船炸得粉碎。我怕得不行，渾身發抖，嘴發干，膝蓋發軟，心跳加速。可我又不能跑開，那就是逃亡，不但我會丟臉，我的父母也會臉上無光，而且我可能因為逃亡而被槍斃，我只能留下來。在擔惊受怕、緊張了一個多小時之后，我終于能運用常識考慮問題了。我對自己說：“就算被炸著了，又怎么樣？你反正也沒有什么感覺了。這种死法例也痛快，總比死于癌症要好得多。這工作不能不做，否則要被槍斃，所以還不如做得開朗些。 “我這樣跟自己講了几個小時后，開始覺得輕松了些。最后，我克服了自己的憂慮和恐懼，讓自己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情況。” 除了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以外，歷史上最有名的死亡是蘇格拉底之死了。即使100万年以后，人類恐怕還會欣賞柏拉圖對這件事所作的不朽的描寫——也是所有的文學作品中最動人的一章。雅典的一些人，對打著赤腳的蘇格拉底又嫉妒又羡慕，給他找出一些罪名，把他審問之后處以死刑。當那個善良的獄卒把毒酒交給蘇格拉底時，對他說道：“對必然的事，姑且輕快地去接受。”蘇格拉底确實做到了這一點。他以非常平靜而順從的態度面對死亡，那种態度几乎已經可以算是圣人了。 “對必然的事，姑且輕快地接受。”這是在公元前399年說的。但在這個充滿憂慮的世界，今天比以往更需要這几句話。 在過去的八年中，我專門閱讀了我所能找到的關于怎樣消除憂慮的每本書和每篇文章。在讀過這么多報紙文章、雜志之后，你知道我所找到的最好的一點忠告是什么嗎？就是下面這几句——紐約聯合工業神學院實用神學教授雷恩賀·紐伯爾提供的無价禱詞——一共只有四十一個宇： 請賜我沉靜， 去承受我不能改變的事； 請賜我勇气。 去改變我能改變的。 請賜我智慧， 去判斷兩者的區別。 要在憂慮毀了你之前，先改掉憂慮的習慣，第四條規則是： “适應不可避免的情況。” 如果我們以生活為代价。付給憂慮過多的話，我們就是傻子。 查爾斯·羅勃茲是一個投資顧問，他告訴我說：“我剛從德克薩斯州到紐約來的時候，身上只有兩万美元，是朋友托我到股票市場投資用的。原以為我對股票市場懂得很多，可是我賠得一分也不剩。若是我自己的錢；我倒可以不在乎，可是我覺得把朋友的錢都賠光了是件很糟糕的事。我很怕再見到他們。可沒想到，他們對這件事不僅看得很開，而且還樂觀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我開始仔細研究我犯過的錯誤。下定決心要在再進股票市場前先學會必要的知識。于是，我和一位最成功的預測專家波頓·卡瑟斯交上了朋友。他多年來一直非常成功，而我知道，能有這樣一番事業的人，不可能只靠机遇和運气。 “他告訴我一個股票交易中最重要的原則：‘我在市場上所買的股票，都有一個到此為止的限度，不能再賠的最低標准。例如，我買的是50元一股的股票。我馬上規定不能再賠的最低標准是45元。’這也就是說，万一股票跌价，跌到比買价低五元的時候，就立刻賣出去，這樣就可以把損失只限定在五元之內。 “‘如果你當初購買得很精明的話，你的賺頭可能平均在10元、25元、甚至于50元。因此。在把你的損失限定在五元以后。即使你半數以上判斷錯誤，也還能讓你賺很多的錢。’ “我馬上學會了這個辦法，它替我的顧客和我挽回了不知几千几万元錢。 “后來我發現，‘到此為止’的原則在其他方面也适用。我在每一件讓人憂慮和煩惱的事上，加一個‘到此為止’的限制，結果簡直是太好了。 “我常和一個很不守時的朋友共進午餐。他總是在午餐時間已過去大半以后才來。我告訴他。以后等你‘到此為止’的限制是十分鐘。要是你在十分鐘以后才到的話，咱們的午餐約會就算告吹——你來也找不到我。” 我真希望在很多年以前就學會了把這种限制用在我的缺乏耐心、我的脾气、我的自我适應的欲望、我的悔恨和所有精神与情感的壓力上。常常告誡自己：“這件事只值得擔這么一點點心，小能再多了。” 我在30歲出頭的時候，決定以小說寫作為終生職業，想做哈代第二。我充滿信心，在歐洲住了兩年，寫出年杰作——我把那本書題名為《大風雪》。這個題目取得真好，因為所有出版家對它的態度。都冷得像呼嘯著刮過德可塔州大平原上的大風雪一樣。當我的經紀人告訴我這部作品不值一文，說我沒有寫小說的天賦和才能的時候，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我發覺自己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上，必須做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几個星期之后，我才從這茫然中醒來。當時我還不知道“為你的憂慮訂下到此為止的限制”，但實際上到所做的正是這件事。我把費盡心血寫那本小說的兩年時間，看做一次寶貴的經驗，然后，“到此為止”。我重新操起組織和教授成人教育班的老本行；有當時就寫一些傳記和非小說類的書籍。 一百年前的一個夜晚，梭羅用鵝毛筆蘸著他自己做的墨水，在日記中寫道：‘一件事物的代价，也就是我稱之為生活的總值，需要當場交換，或在最后付出。” 用另外一种方式說：如果我們以生活的一部分來付代价，而付得太多了的話，我們就是傻子。這也正是吉爾伯和蘇里文的悲劇。他們知道如何創作出歡快的歌詞和歌譜，可完全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尋找快樂；他們寫過很多使人非常喜歡的輕歌劇，可都無法控制自己的脾气。蘇里文為他們的劇院買了一張新的地毯。吉爾伯看到帳單時大發雷霆。這件事甚至鬧到法院。從此兩人“老死不相往來”。蘇里文替新歌劇譜完曲后，就把它寄給吉爾伯，而吉爾伯填上詞后，再把它們寄回蘇里文。一次，他們必須一起到台上去謝幕，兩人就站在台的兩邊。分別向不同的方向鞠躬。這樣才可以不必看見對方。他們就不懂得在他們彼此的不快中，訂下一個“到此為止”的最低限度，而林肯卻做到了這一點。 美國南北戰爭時，林肯的几位朋友攻擊他的一些敵人，林肯卻說：“你們對私人恩怨的感覺比我要多，也許我的這种感覺太少了吧。可是，我一向認為這很不值得。一個人實在沒有必要把他半輩子時間都花在爭吵上。如果那些人不再攻擊我，我也就不再記他們的仇了。” 我真希望伊迪絲姑媽也有林肯這种寬恕精神。她和法蘭克姑父住在一個抵押出去的農庄上。那里土質很差，灌溉不良、收成又不好，所以他們的日子過得很緊，每分錢都要節省著用。可是，伊迪絲姑媽都喜歡買一些窗帘和其他小東西來裝飾家里，為此她常向一家小雜貨舖賒帳。法蘭克姑父很注重信譽，不愿意欠債，所以他悄悄告訴雜貨店老板，不要再讓他妻子賒帳買東西。伊迪絲姑媽听說后大發脾气。這事至今差不多有50年了，她還在發脾气。我曾經不止一次听她說這件事。最后一次見到她時。她已經70多快80歲了。我對她說：“伊迪絲姑媽。法蘭克姑父這樣羞辱你确實不對。可是難道你不覺得，你已經埋怨了半個世紀了，這比他所做的事還要糟糕嗎？”（結果我這話說了還是等于白說。） 伊迪絲姑媽為她這些不快的記憶付也了昂貴的代价，付出了半個世紀自己內心的平靜。 富蘭克林小的時候，犯了一次70年來一直沒有忘記的錯誤。他七歲時看中了一支哨子。他興奮地跑進玩具店，把所有的零錢放在柜台上，也不問价錢就把哨子買下了。70年后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寫道：“后來，我跑口家，吹著這支哨子，在房間里得意地轉著。”他的哥哥蛆姐發現他買哨子多付了錢，都來取笑他，“我懊惱得痛苦了一場。” 富蘭克林在這個教訓里學到的道理非常簡單：“長大后，我見識了人類許多行為，認識到，許多人買哨子都付出了大多的錢。簡而言之，我确信人類的苦難，相當一部分產生于他們對事物的价值做出了錯誤的估計，也就是，他們買哨子多付了錢。” 托爾斯泰娶了一個他非常鐘愛的女子，他們在一起非常快樂。可是，托爾斯泰的妻子天生嫉妒心很強。常常窺測他的行蹤，他們時常爭吵得不可開交。她甚至嫉妒自己親生的儿女，曾用槍把女儿的照片打了一個洞。她還在地板上打滾，拿著一瓶甲鴉片威脅說要自殺，嚇得她的孩子們躲在房間的角落里直叫。 如果托爾斯泰跳起來、把家具砸爛，我倒不怪他，因為他有理由這樣生气。可是他做的事比這個要坏得多，他記一本私人日記！這就是他的“哨”。在那里。他努力要讓下一代原諒他，而把所有錯都推到他妻子身上。他妻子如何對付他呢？她當然是把他的日記撕下來燒掉下。她自己也記了一本日記，把錯都推到托爾斯泰身上。他甚至還寫了一本小說，題目j叫《誰之錯》。在小說里，她把丈夫描寫成一個破坏家庭的人，而她自己則是一個犧牲品。 結果，他們把唯一的家，變成了托爾斯泰自稱的“一座瘋人院”。這兩個無聊的人為他們的“哨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0年的光陰都生活在一個可怕的地獄里，只因為兩人中沒有一個有頭腦說“不要再吵了”；只因為兩人都沒有足夠的价值判斷力，能夠說：“讓我們在這件事上馬上告一段落。我們是在浪費生命。讓我們現在就說‘夠了’吧。” 不錯，我非常相信這是獲得內心平靜的秘訣之一——要有正确的价值觀念。 所以，要在憂慮毀了你之前，先改掉憂慮的習慣，第五條規則就是： 任何時候，我們想拿錢買東西或為生活付出代价，要先停下來，用下面三個問題問問自己： 一、我現在正在擔心的問題，和我自己有何關聯？ 二、在這件令我憂慮的事情上，我應在何處設置“到此為止”的最低限度——然后把它整個忘掉。 三、我到底該付這個“哨子”多少錢？我所付的是否已超過了它的价值？ 當你在為那些已經過去的事憂慮的時候，你不過是在鋸一些木屑。 我院子里有一線恐龍的足跡——留在大石板和木頭上的恐龍的足跡。它們是我從耶魯大學皮氏博物館里買來的。館長還來信介紹說，這些足跡是一億八千万年前留下的。 就連白痴也不會想到去改變一億八千万年以前的足跡，而人的憂慮卻和這种想法一樣愚蠢：因為就算是180秒鐘以前所發生的事情，我們也不可能回過頭來糾正它。我們可以想辦法改變180秒鐘以前發生的事情所產生的影響，但無法改變當時所發生的事情。 唯一可以使過去的錯誤有价值的方法，就是很平靜地分析錯誤，從中吸取教訓——然后再把錯誤忘掉。 几年前，我開辦了一個很大的成人教育補習班，很多城市設有分部，在維持費和廣告費上花了很多錢。當時我忙于上課，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管理財務。而且我當時很天真，不知道應該有一個优秀的業務經理來安排各項支出。 過了差不多一年，我突然發現，雖然我們收入不少，但卻沒有獲得一點利潤。我本該立刻做兩件事。 第一，象黑人科學家喬治·華盛頓·卡佛爾在全部財產損失后所做的那樣，把這筆損失從腦子中抹去，然后再也不去提起。 第二，我應該認真分析錯誤，從中吸取教訓。 可是我一樣也沒有做。相反的，我開始發起愁來，一連几個月都恍恍惚惚的，覺也睡不好。不但沒有從中學到東西反而接著又犯了一個規模稍小的同類錯誤。真是“教20個人怎樣做，比自己一個人去做，要容易得多。” 亞倫·山德士先生永遠記得他的生理衛生課老師保爾·布蘭德溫博士教給他的最有价值的一課。”當時我只有十几歲，卻經常為很多事發愁，為自己犯過的錯誤自怨自艾。我老是在想我做過的事，希望當初沒有那么做；我老是在想我說過的活，希望當時把話說得更好。 “一天早晨，我們走進科學實驗室，發現保羅·布蘭德溫老師的桌邊放著一瓶牛奶。真不知道那和他教的生理衛生課有什么關系。突然，老師一把把那瓶牛奶打翻在水槽中，同時大聲喊道：‘不要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 “然后，他把我們叫到水槽邊上說：‘好好看看，永遠記住這一課。你們看牛奶已經漏光了。無論你怎么著急，如何抱怨，也不能救回一滴了。只要先動點腦筋，先加以防范，那瓶牛奶就可以保住。可是現在已經太遲了——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是把它忘掉，去想下一件事。 “這次表演使我終生難忘。它教給我，只要有可能，就不要打翻牛奶。万一牛奶打翻整個漏光時，就要把這件事徹底忘掉。” “不要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是老生常談，卻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即使你讀過各個時代很多偉人寫的有關憂慮的書本，你也不會看到“船到橋頭自然直”和“不要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更有用的老生常談了。事實上，只要我們能多利風那些古老的俗語，我們就可以過一种近乎完美的生活。然而，如果不加以利用，知識就不是力量。本書的目的并非告訴你什么新的東西，而是要提醒你注意那些你已經知道的事，鼓勵你把已經學到的那些加以應用。 已故的佛烈德·富勒·須德有一种能把古老的真理，用又新又吸引人的方法說出來的天份。有一次在大學畢業班講演時，他問道：“有誰鋸過木頭，請舉手。”大部分學生都舉了手。他又問：“有誰据過木屑？”沒有一個人舉手。 “當然，你們不可能鋸木屑。”須德先生說：“過去的事也是一樣，當你開始為那些已經做完的和過去的事憂慮的時候，你就是在鋸一些木屑。” 棒球老將康尼·馬克81歲時。我問他有沒有為輸了的比賽憂慮過。 “我過去常這樣。可是，我發現這樣做對我完全沒有好處，磨完的粉不能再磨，”他說：“水已經把它們沖到底下去了。” 杰克·鄧普塞在和我一起吃晚飯時，告訴我他把重量級拳王的頭銜輸給金·童黎的那一仗。“……到了第十回合完了，我雖然還沒有倒下去，但臉已經腫了，而且有很多傷痕，兩只眼睛几乎無法睜開。……我看見裁判員舉起金·童黎的手，宣布他獲胜……我不再是世界拳王了，我在雨中往回走，穿過人群回到自己的屋里。…… “一年之后。我再次跟童黎比賽，結果仍是如此，我就這樣永遠完了。要完全不為此事發愁确實很困難，可我對自己說：‘我不能生活在過去的陰影里，我要承受這次打擊。不能讓它把我打倒。’” 于是，他努力忘掉失敗，集中精力為未來謀划，他經營百老匯的鄧普賽餐廳和大北方旅館，他安排和宣傳拳擊賽，舉辦有關拳賽的各种展覽會。這樣，他既無時間也沒心思去為過去擔憂。“我現在的生活，比我在做世界拳王時要好得多。” 莎士比亞告訴我們：“聰明的人永遠不會坐著為自己的損失而悲傷，卻會很高興地去找出辦法來彌補創傷。” 我曾經到辛辛監獄去看過，那里最令我吃惊的是：囚犯們看起來都和外面的人一樣快樂。典獄長告訴我，這些罪犯剛去時都心怀怨恨而脾气很坏。可是几個月后，大部分聰明一點的人都能忘掉他們的不幸，安下心來适應他們的監獄生活。他還告訴我，有一個犯人過去在園林里工作，他在監獄圍牆里种菜种花時，還能唱出歌來，因為他知道，流淚是沒有用的。 當然，有了錯誤和疏忽都是我們的不對。可是，誰沒犯過錯呢？拿破侖在他所有重要戰役中也輸過三分之一。也許我們的平均紀錄比拿破侖還少呢。 何況，即使動用所有國王的人馬，也不能挽回已經過去的東西。所以，第六條規則是： “不要試圖去鋸那些早已鋸碎的木屑。” 如何在憂慮毀了你之前，先改掉憂慮的習慣 規則一：讓自己忙碌，把憂慮從你的思想中赶出去。大 量的行動是治療“胡思亂想症”最好的方法之 一。 規則二：不要為小事煩惱，不要讓那些小事——生活中 無足輕重的小事——毀了你的快樂。 規則三：用概率來消除你溝憂慮，問問你自己：“這件 事可能發生的机會到底有多少？” 規則四：要适應不可避免的情況。如果你知道某种情形 是你無力改變或扭轉的。就要對你自己說：“既 然是這樣。就沒有別的辦法了。” 規則五：要在你憂慮的事情上決定一個“到此為至”的 限度，決定一件事到底值得你擔多少憂——然 后決不再多去管它。 規則六：讓過去的就成為過去，不要去鋸木屑。 ------------------ 轉自書香門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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