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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們開始了艱難的登山旅行。我已經五天沒見到卡羅和狄恩了。芭比·羅林斯這個周末可以使用老板的車，我們帶了些衣服挂在車窗上，便開始向中央城進發。瑞亞·羅林斯開車，蒂姆·格雷懶洋洋地躺在后面，芭比坐在前排。我第一次這么近地看到落基山脈。中央城是一個古老的礦區，曾被譽為世界上最富足的城市。很早以前一些掏金者在附近的小山丘上找到了名符其實的金礦，他們一夜之間便成了富翁，并在他們居住的山坡上建起了美麗的歌劇院，麗蓮·羅塞爾以及許多歐洲著名歌劇明星都曾到這里演出過。后來新西部強大的商會力量決定振興這座城市，從此這里便籠罩著一層神秘的色彩。他們重新修繕了劇院，每年夏天很多大都市的明星都聚集于此，進行演出。每逢這個季節，這里就象一個盛大的節日。旅游者們從全國各地蜂擁而至，甚至連好萊塢的大明星也要前來光顧。 我們開車上山，發現窄窄的街道几乎完全被那些裝模作樣的游客們給堵住了。我想起了梅那筆下的山姆，梅那寫的是對的。今天梅那也來了，他向每個人露出很有禮貌的微笑，對一切都“嗯、嗯、啊、啊”地贊歎著。“索爾，”他叫著走過來，抓住我的肩膀，“你瞧這個古老的城市，100年前，見鬼！80，噢，不，60年前這里就有了歌劇！” “是啊。”我模仿著他小說中人物的口吻說道，“但是現在一切都呈現在我們眼前。” “你這個雜种。”他一邊罵著，一邊摟著貝蒂·格雷尋歡作樂去了。 芭比·羅林斯是一個很有膽識的金發女郎。她知道城旁邊有一個老礦工住的破棚屋，這個周末我們這些男孩子可以住在那里。我們所有的人都跑去打掃房間，當然，我們還可以在那里舉行大型晚會。這是一幢古舊的房子，里面的灰塵積了足有一英寸厚，房前有一個門廊，后面還有一口井。蒂姆·格雷捋起袖子便開始清掃。這項巨大的工程花去了他們整整一個下午和大半個晚上。 那天下午，我穿著蒂姆的外套，被作為客人由芭比陪著應邀去听歌劇。就在几天以前我剛來丹佛時還象個乞丐，而現在卻穿著一件漂亮的襯衫，摟著一位漂亮而又衣著時髦的金發女郎頻頻地對那些所謂的上等人鞠躬致意，然后去豪華的歌劇院門廳的吊燈下与他們瀟洒地交談。我在想如果現在密西西比的吉恩見到我，會對我說些什么。 上演的歌劇是《費德羅》。“多么令人悲哀！”一個男中音唱道，他從幽暗的石頭城堡中走了出來。我為之喝彩。這就是我對生活的看法。我甚至忘卻了自己狂亂的生活，而深深沉浸在貝多芬悲愴、哀婉的旋律中。 “喂，索爾，你喜歡今天的演出嗎？”走在街上，丹佛的D·道爾問我。他与歌劇協會有些聯系。 “多么令人悲哀，多么令人悲哀，”我說，“真是好极了。” “那么現在你應當去看一下演員表，”他用一种官方的口气對我說。但很幸運，他因為要忙別的什么事而把我給忘了，我便趁机逃之夭夭。 我和芭比重新回到礦工的小屋。我脫掉行頭便和伙計們一起打掃起來。工作還真不少。羅蘭·梅那悠閒地坐在前面一間打掃好的屋子里，他拒絕做任何事。他面前擺著一張小桌子，上面放著啤酒和酒杯。當我們提著水桶急匆匆地到處打掃時，他卻在津津有味地回憶著。“啊，如果你今后有机會和我一起一邊欣賞班德爾的音樂家們的精彩表演，一邊品嘗辛澤諾酒，那你這輩子才算沒有白活。你還可以看到諾曼底美麗的景色、鄉民們的木履等等。過來，山姆。”他在和他書中那些看不見的伙伴們說話，“把酒從水中取出來，看它等我們釣魚時是否能涼透。”一副從海明威那儿模仿來的腔調。 我們對街上行走著的姑娘們大叫。“過來和我們一起收拾屋子吧。歡迎你們來參加我們的晚會。”她們都來了，我們的勞動大軍頓時壯大起來。最后，歌劇合唱隊的一些歌手，大部分是年輕人，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這時太陽已經落山了。 我們一天的工作終于結束了，蒂姆·羅林斯和我決定一起度過一個最偉大的夜晚。我們穿過街道，找到了歌星們的寓所。透過黑夜，我們听到晚上的演出已經開始。“對，”羅林斯說。“在這里拿一些刀片和毛巾，我們也要打扮得瀟洒些。”我們來到他們的房間，拿了些梳子、科隆香水、剃須水等，然后走進了他們的浴室。我們倆一邊洗澡，一邊唱歌。“這不是痛快嗎？”蒂姆·格雷得意他說，“能夠使用歌劇明星們的浴室、毛巾、剃須水和電動剃須刀。” 這真是一個美妙的夜晚。中央城在兩里多的山上，你可以爬到山上去喝酒，然后你累了，但卻熱血沸騰。我們通過狹窄的街道走到歌劇院門前的燈光下，然后又撞開搖搖晃晃的門，走進酒吧。大部分游客都在听歌劇。我們拿了許多啤酒，從歌劇院的后門能夠看到月光中的落基山，我簡直變成了《格利佛游記》中人面獸心的亞胡。這時夜色正濃。 我們赶回礦工小屋時，晚會的准備工作正在進行。芭比和貝蒂做了許多食物，然后我們開始在啤酒所帶來的飄飄欲仙的感覺中跳舞。歌劇散了，許多姑娘擁了進來。羅林斯和蒂姆高興得直舔嘴唇。我們拉著她們不停地跳舞。雖然沒有音樂，我們跳得還是很帶勁。房間一下子變得擁擠起來，人們開始帶著酒瓶沖進酒吧，然后又跑回來。气氛變得越來越熱烈。我非常希望狄恩和卡羅這時也能在場，他們就象生活在中世紀土牢里的人，以前一直在苦難的深淵中度日，現在他們終于從地下爬出來了，他們被人們稱作卑鄙的美國嘻皮士，也就是我后來也慢慢地加入進去的所謂“垮掉的一代”。 合唱隊的那些家伙也來了。他們開始唱《親愛的阿德琳》。還唱諸如《給我啤酒》、《你為什么要把頭伸向外面》等歌。低沉的男中音狂喊著“費一德一羅！”“啊，我是多么悲哀”！我也和他們一起唱著。姑娘們有些害怕，她們都跑到后院和我們緊緊地抱在一起。另外几個房間里有几張床，由于久未使用的緣故，上面布滿了灰塵：我和一位姑娘坐在一張床上聊著天，突然一幫劇院守門人蜂擁而入，他們不顧自己丑陋的模樣，抱起那些姑娘就親吻。這群酒鬼、蓬頭垢面的乞丐、十几歲的搗蛋鬼發瘋似地把我們的晚會給毀了，不到五分鐘，姑娘們全散了，友好、熱烈的聚會頓時只剩下滿地的酒瓶和粗野的喧鬧。 瑞亞、蒂姆和我准備去酒吧。梅那走了，芭比和貝蒂也走了。我們搖搖晃晃地走進了夜色之中。劇院的那幫畜生從這個酒吧到那個酒吧到處搗亂。梅那大叫著，不知發生了什么事，那個討厭的丹佛人D·道爾逢人便握手打招呼，“你好，下午好。”似乎不知道現在已經是午夜時分。一會儿我看到他与一位當官的一起走了，回來時卻帶著一位中年婦女在街上与歌劇院的守門人談話。后來他又和我握手沒有認出我是誰，對我說：“新年好，我的孩子。”他并非是喝醉了酒，而是醉于他最喜歡的事——在人群中亂轉。人們都認識他。“新年好。”他說道，有時候又說“圣誕快樂”。他總是這樣可笑地說著。而真的到了圣誕節，他又會對你說：“万圣節快樂。” 酒吧里還坐著一位特別令人尊敬的男高音。丹佛的道爾一直想讓我見他，可我總是在回避。他的名字好象叫德·阿倫佐或別的什么。這時他正和妻子有些傷感地坐在一張桌子前。酒吧里還有一個阿根廷人模樣的旅游者，羅林斯推了他一把要他讓個坐，他轉過身來，對著羅林斯大聲咆哮起來。羅林斯將杯子遞給我，猛地一拳把他擊倒，那人立即逃了出去。 蒂姆和我把羅林斯拖了出來。外面一片混亂，甚至連法官也無法撥開人群找到受害者。沒有人能夠認出羅林斯。我們又一起去了另一家酒吧。梅那正在漆黑的街道上蹣跚著。“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打架了嗎？只管叫我好了。”瘋狂的笑聲從四面響起。我思忖著這連綿的山脈在想些什么。月光下我似乎看到老礦工們的幽靈在四處游蕩，我感到惊奇。在落基山分水岭的東面，宁靜的夜晚，只有颯颯的風聲和山谷里隱約傳來的我們的喧鬧聲，而分水岭的另一側卻是著名的西部大斜坡、大高原，最后是名聞遐邇的大河，這樣依次遞落，把你帶向東科羅拉多州沙漠和猶他州沙漠，當我們這些發了瘋的美國酒鬼在偏僻的峽谷里發狂、喧鬧的時候，這里卻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我們正站在美國的屋脊，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叫喊——聲音穿過黑夜，向東方的大平原飄去。也許在那遙遠的東方，一位手持《圣經》的白發老人正向我們走來，他很快就會赶到，讓我們的靈魂在他的布道聲中安靜下來。 羅林斯堅決要回到剛剛打架的那個酒吧去。蒂姆和我不愿去，但又拗不過他。他徑直朝德·阿倫佐，那個男高音走去，將一杯威士忌潑到他臉上。我們把他拖了出去，這時一個男中音也參加了我們一伙，我們又來到一家正規的中央城酒吧。瑞亞在這里指著一位女招待罵她是婊子。這下激怒了一大群人，他們本來就非常討厭旅游者。其中一位說，”我數到十，限你們這幫小子赶快滾蛋。”我們赶緊跑了出來，搖搖晃晃地跑回小屋睡覺去了。 早晨醒來，我翻了個身，床墊上立即揚起一陣灰塵。我對著窗子伸了個懶腰，發現玻璃已經被打破。格雷還在睡覺。我打了個噴嚏。我們的早餐是喝剩下來的那些走了气的啤酒。芭比從她住的旅館里回來，我們收拾好東西便离開了。 似乎一切都在崩潰，我們正准備上車，芭比滑了一跤，摔得挺重。可怜的姑娘太勞累了。我和她哥哥及蒂姆把她扶了起來。一起上了車，梅那和貝蒂也和我們同車。回丹佛的痛苦旅行開始了。 突然間我們已下了山，可以俯瞰丹佛海一樣博大的平原，熱浪一下子向我們涌來。我們開始唱歌。現在我非常渴望去舊金山。 那天晚上我見到了卡羅，使我吃惊的是他告訴我，他和狄恩也去了中央城。 “你們去那儿干什么？” “噢，我們去那儿的酒吧里亂轉，后來狄恩偷了一輛汽車，我們以每小時90英里的速度從山上把它開了下來。” “我沒見到你們。” “我們不知道你們也在。” “噢，老兄，我要去圣弗蘭西斯科了。” “狄恩今晚讓莉塔等你。” “好的，那么我就推遲几天走。”我一分錢也沒有了。我已發了一封航空信給姨媽，向她要五十美元，并且告訴她這是我最后一次向她要錢。以后等我在船上找到工作，就把錢都還給她。 我去找莉塔·貝特科特，把她帶回我的公寓。我們在前面漆黑的房間里聊了很長時間，然后我們一起走進臥室。她是一個非常好、非常可愛的姑娘，純真、朴實，對性生活极其恐懼。我告訴她這是件很美的事。我想向她證明這一點，她允許我向她證明，但我太不耐煩了，以至什么也無法證明。她在黑暗中歎了口气。“你想從生活中得到什么？”我問她，我總是對女孩子提這樣的問題。 “我不知道，”她回答，“我只想在餐桌旁好好地侍候人，別出亂子就行。”她哀歎著。我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告訴她不要歎息。我想告訴她我的生活是多么激動人心，告訴她我們可以在一起做許多事。我對她說兩天后我就要离開丹佛了。她傷心地轉過身去。我們躺在一起，凝望著天花板。我們都感到迷惑不解，為什么上帝要讓人類如此痛苦。我們初步計划在圣弗蘭西斯科再見。 當我送她回家的時候，我感到自己在丹佛的生活快要結束了。回來的路上，我伸開四肢躺在教堂前的草坪上，這儿還躺著許多流浪漢，他們的談話使我更想著上路了。他們隨時都可能爬起來向過路的人要上几個子儿，他們談論著自己的收獲。外面的空气溫柔而又舒适。我真想再回去找莉塔，給她講更多的東西，這次要真的与她做愛，安慰她，讓她不要害怕任何男人。美國的男孩和女孩總是這樣傷心地呆在一起，老于世故使他們立即屈服于性欲，在這之前沒有任何溫柔和愛撫，甚至有任何交談——那种心靈与心靈的交流。然而生活是神圣的，生命的每一刻都是珍貴的。我听到丹佛和里奧格蘭河正咆哮著离我而去，我要去追求我遠方的星座了。 深夜，梅那和我坐在客廳里憂郁地聊著天。“你讀過《非洲的綠色群山》這本書嗎？這是海明威最好的一部小說。”我們互相祝福，并相約在圣弗蘭西斯科再見。我看見羅林斯正站在街角處的一棵大樹下。“再見，瑞亞。我們還能再見嗎？”我去找卡羅和狄恩——但哪儿都找不到。蒂姆·格雷揮著手對我說：“這么說，你就要走了，老伙計？”“是呀。”我說。剩下的几天我徘徊在丹佛的街頭，在我的眼里好象拉里瑪大街上任何一個流浪漢都象狄恩·莫里亞蒂的父親，他們叫他老狄恩·莫里亞蒂的那個白鐵匠。我去了一次溫莎旅店，他們父子曾在這里住過。一天夜里狄恩從睡夢中被一個坐著輪椅的無腿人惊醒，這人死死地盯著屋里的他們，滾動著他那可怕的輪椅，在一片惊人的響聲中接近狄恩。我看到侏儒式的女人拖著她那雙小短腿在科狄斯街和15大街上賣報。我還去科狄斯街的下等夜總會轉了一圈。小伙子們穿著牛仔褲、紅襯衫在街上游蕩，街道上滿地都是些花生殼之類的污物，到處是電影院和射擊廳。燈火通明的街道外面是一片黑暗，黑暗的后面便是西部。我必須走向那里。 黎明時我找到了卡羅。我睡在那儿，并讀了他的一些手稿。清晨，細雨蒙蒙的天空一片昏暗。大個子愛迪·鄧克爾和瑞亞·約翰遜、湯姆·斯那克還有一個漂亮的小伙子一起來了。他們圍坐在一起帶著靦腆的微笑听卡羅朗誦他那些啟示錄式的怪誕的詩歌。我把自己深深地陷在靠椅里。“啊，你們這些丹佛的精靈！”卡羅大聲地朗誦著。然后我們魚貫而出，跑進丹佛一個典型的石子路面的小巷，小巷兩旁火葬場的爐子正冒著縷縷清煙。“我過去常在這條巷子里滾鐵環。”查德·金告訴我。我很想看到那情景，看到十年前他們還是孩子時的丹佛。春天，在一個陽光明媚、百花盛開的早晨、他們在小巷里歡快地玩著鐵環，對未來充滿著美好的憧憬——我喜歡他們，喜歡我圈子所有的朋友；還有狄恩，那個衣衫襤樓、肮髒、然而卻時刻都在尋覓充滿激情和瘋狂的新生活的小伙子。 我和瑞亞·約翰遜在細雨中漫步。后來我去找埃迪亞的女友，想拿回那件方格毛呢襯衫，就是在內布拉斯加借給他的那件。可怜的襯衫被傷心地捆在一團。瑞亞說我們到圣弗蘭西斯科再見，大家都要去那儿。我去郵局拿了匯款，這時太陽已經從東方升起。蒂姆和我一起乘電車來到車站。我買了一張去圣弗蘭西斯科的車票，這便花去了我五十元錢的一半。開車時間是下午兩點。格雷向我揮手告別。車子駛過熟悉、親切的丹佛街道時，我在心里對自己發誓：“上帝作證，我一定要再回來，看一看這里將發生什么變化！”就在我离開這儿的几分种之前，狄恩的電話終于來了，他告訴我他和卡羅也將去西海岸。 我是兩星期之后才見到雷米·邦克爾的。從丹佛到圣弗蘭西斯科的旅行一路上很平靜，只是离圣弗蘭西斯科越近，我對它的渴望就越強烈。我又到了斜陽河，不過這次是在下午。午夜我從克利斯頓越過分水岭，黎明時分到了鹽湖城——這里是狄恩出生的地方。接著我們又頂著烈日經過了內華達，黃昏時分車子駛過了燈光閃爍的唐人街，開始向內華達山行駛。茂密的松樹林，星光珍珠的夜空，散發著鄉土味的山林木屋，這些都似乎在向我預示著圣弗蘭西斯科的浪漫气氛——坐在后面座位上的一個小女孩哭著問她母親：“媽咪，我們什么時候才能到特基的家？”噢，特基，溫暖親切的特基到了；又翻過了一座小山包，薩克拉門托呈現在我的眼前。我突然意識到我已經是在加利福尼亞的土地上了。現在我已置身于生机勃勃；熱情洋溢的气氛之中，你可以去親吻，去撫摸。汽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風馳電掣地駛過了充滿神奇傳說的薩克拉門托河。突然，遼闊的海灣（正值黎明前夕）以及圣弗蘭西斯科絢麗的燈火從我眼前掠過。汽車駛過奧克蘭海灣大橋時，我睡著了，這次旅途中我第一次睡得這樣熟。直到車子到站我才在猛烈的顛簸中惊醒。我從新澤西州帕特森城的姨媽家到這里已足足走了三千二百英里。圣弗蘭西斯科到了，我就象一個形容枯槁的魔鬼游蕩在這里。圣弗蘭西斯科窄長、凄涼的街道籠置在一片蒼白的霧靄之中。我跌跌撞撞地走過了几個街區，幽靈似的乞丐在黎明的街頭向我乞討著食物，遠處隱約傳來音樂聲。“噢，親愛的，這些等著以后慢慢研究吧！現在我必須首先找到雷米·邦克爾。”我對自己說。 雷米住的米爾城是坐落在峽谷的一個居民區，大戰期間這里是一個海軍造船厂。這是一個很幽深的峽谷，斜坡上林木茂密。這儿還有許多理發店、縫紉店。可以說這里是美國唯一是一個黑人与白人自愿混居的地方，也是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充滿歡樂的土地，雷米簡陋的小木屋上貼著一張三個星期前寫的條子： 索爾·佩拉提斯！如果屋里沒人， 就從窗子里爬進去。 雷米·邦克爾 字條已被風雨侵蝕得模糊不清。 我爬了進去，他正和女友麗·安在床上睡覺。他后來告訴我這張床是從一條商船上偷來的。可以想象一個船業机械師深更半夜偷偷地摸到一條船上，扛起一張沉重的大床，神情緊張地爬上去該是多么狼狽。這就是雷米干的事儿。 我之所以對發生在圣弗蘭西斯科的一切都想探個究竟，是因為它們与另外一些事有著密切的聯系，我和雷米在沒上小學之前就認識了，但真正把我倆連在一起的還是我的前妻。雷米最先認識她。一天晚上他來到我的住處，一進門就嚷：“佩拉提斯，你的大藝術家伙計看你來啦。”我從床上爬起來，穿褲子的時候錢抖落了一地，當時已經是下午四點、我上大學的時候整天睡懶覺，“好了，好了，別把金子撒的滿地都是。我認識了一個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姑娘，今天晚上我們在獅子酒吧見面。”他硬要拖著我也去。一個星期之后她就和我好上了。雷米身材高大，皮膚黝黑，是一個英俊的法國小伙子（他看上去很象在馬賽做黑市生意的那些20歲左右的小販）。他英語、法語講得都很地道，喜歡穿夠刺激的衣服，和法國那种重禮儀的習俗根本不沾邊儿。他總是帶著許多漂亮的女孩一起出去吃喝玩樂，揮霍無度。他絲毫不在意我把他的女朋友帶走，大概正是因為這一點把我倆連在一起了。這家伙對我十分忠誠，并且真心愛我，天知道這是為什么。 那天早晨我在米爾城找到他時，他正處于消沉、絕望階段，這是二十几歲的小伙子常有的事。他希望能在一條船上找到工作，掙錢糊口。現在他在大峽谷那邊的几個棚屋當警察。他的女友麗·安人很凶，整天對他罵個不停。他們存上上個星期的錢，然后周末出去玩三個小時，一下子統統花光。雷米穿著短褲在棚屋周圍轉悠，頭上是一頂式樣古怪的軍帽，麗·安頭發燙得很短，豎在頭上，他們就這副打扮，兩人呆在一起能夠吵上一星期，我從沒見過這樣大吵大鬧的一對。但是到了星期六晚上，他們就又和好如初了。 現在雷米和麗·安睡一張大床，我睡在靠窗的一個小帆布床上。我不能碰麗·安，一住進來雷米就發表了一次与我有關的演說：“我不希望你們背著我亂來，不要節外生枝地玩出什么新花招來。”我看了麗·安一眼，她的确是個十分迷人的女人，皮膚白淨細嫩，然而對我和雷米流露出一种十分厭惡的神情，她來自俄勒岡的一個小城鎮，愿望是要嫁個闊佬，所以如今非常悔恨与雷米的暖昧關系。除非有几個周末，雷米為了討好她，在她身上花上几百美元，這時她才感到那种闊太太似的滿足，除此之外她總是悶悶不樂，無精打采地呆在棚屋里。她在圣弗蘭西斯科有一個工作，不得不每天擠公共汽車去上班。在這一點上她無法原諒雷米。 我整天呆在棚屋里為好萊塢寫劇本。雷米為了我們大家的幸福不得不去討好那些所謂的上流人物，麗·安也和他一起去。他要把她介紹給一個朋友的父親，這人是位著名的導演。來米爾城的第一個星期，我几乎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花在寫一個關于紐約生活的陰郁的故事上，我希望能得到某個好萊塢導演的青睞。然而它的調子太悲哀了，雷米几乎都不愿去讀，所以几個星期之后他才將劇本送到好萊塢。麗·安很討厭我們，當然根本不屑一讀。我就這樣在咖啡的陪伴下在紙上苦心涂抹著。最后我告訴雷米不想再繼續寫下去了，我希望找個工作，掙些煙錢。頓時，雷米的眉字間流露出一絲失望的陰影——他總是為失掉一些有意義而又十分有趣的事情而感到痛苦，他有一顆金子般的心。他想幫我找一個和他一樣的工作，在那個特殊的棚戶區當警察。我們通過了一些必要的渠道，令我吃惊的是那些家伙竟然錄用了我。我在地方警察長面前宣誓就職以后，他們給了我一個警察徽章和一根警棍。現在我成了一名正式警察。我想如果狄恩和卡羅在見到我不知會說些什么。我必須做一條海軍藍的褲子配我那件黑夾克上衣和警察帽。開始兩個星期我一直穿著雷米的褲子。因為他很高大，又因太貪吃而大腹便便，所以他的褲子穿在我身上顯得十分肥大。第一天晚上執行任務，我穿著他的大褲子，晃晃悠悠，就象查理·卓別林。雷米還將他的手電筒和那支32型自動手槍也給了我。“你從哪儿弄來的這支槍？”我問。“去年夏天我去西海岸，火車經過內布拉斯加的北帕特森時，我跳下車想讓兩條腿活動活動，在櫥窗里一眼就看到了這支不同凡響的小手槍，便立即買下了。為這個我差點沒赶上火車。” 我告訴他帕特森与我的關系。他給大伙儿買了些威士忌，然后拍著我的肩膀說我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人。 我用電筒照著路，爬上峽谷南面的峭壁，來到了車水馬龍十分繁忙的高速公路。這里的車子川流不息，車燈在黑夜里仿佛是一條流動著的金色河流。我又沿峭壁的另一邊攀下，差點摔了一跤。后來我來到了谷底，這里有几間破舊的農舍，每天晚上我從這里經過，都有一只狗對著我狂吠。接著我必須迅速走過一條銀色的、塵土飛揚的小路，路的兩邊是加利福尼亞黑色的森林——這條路就象你在西部電影中看到的那樣。我常常掏出手槍，在黑夜中裝扮成西部牛仔的樣子。最后翻過一座小山包，便到了歸我管轄的那片棚屋區。這些棚屋是暫供那些去海外的勞工住的，他們來到這里等船，其中的大部分人將去太平洋的沖繩島。他們中很多人是為了逃避什么而外出的，多數是為了逃避法律。有些人是來自阿拉巴馬的硬漢，有些是狡猾的紐約人，三教九流，無所不有。他們非常清楚沖繩島一年的苦工將會怎樣殘酷，所以一到這里便整天狂歡。我們這些特殊警察的任務就是不要讓他們鬧得棚屋給掀了。我們在主樓上有一個辦公室，所謂主樓也就是個式樣很奇特的木板樓。辦公室里有一張圓桌，大伙儿圍坐在一起，卸下身上的槍，打著盹，老警察們便開始敘述那些傳奇的故事。 這幫人很可怕，除了我和雷米是為了謀生之外，他們都長著一顆警棍的心，都希望能多抓些人，然后從上司那儿听到几句贊譽。他們甚至告誡我，如果一個月之內你抓不到人，就要被開除。我對抓人沒有興趣。實際上我每天都和這些勞工一樣喝得酩酊大醉，對他們管得當然就很松。 一天晚上，原計划安排我一人執勤六小時——我成了這里唯一的一個警察。那天晚上几乎所有棚屋里的人都喝醉了，因為第二天早晨輪船就要啟航。我坐在辦公室里，將腳搭在桌子上，讀著一本有關在俄勒岡歷險的名人錄。突然我听到通常那靜靜的夜空傳來陣陣喧鬧聲。我走了出去，每一間棚屋里都亮著燈。那些家伙們大叫大嚷，往地下摔著酒瓶子。一時間我竟有些不知所措。我拿著手電筒，朝那間鬧得最凶的棚屋走去。我敲了敲門，一個人把門打開。 “你想干什么？” 我說：“我是警察，今晚在這儿執勤。你們這些老兄是不是盡量安靜些。”——等等，說了許多這類蠢話。他們砰的一聲在我面前把門猛地關上。我站在那里，這扇木門正碰在我的鼻子上，很象在演一部西部電影，我必須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尊嚴。我又重新敲門。這次門開得很大。“听著，”我說，“我不想來打扰你們，但是如果你們再這樣大聲地嚷嚷，我的飯碗就得砸了。” “你是誰？” “我是這儿的警察。” “怎么從沒見過你？” “你看，這是我的徽章。” “你屁股上挂著手槍想干什么？” “這不是我的，”我為自己辯護，“是我借的。” “進來喝一杯吧。”我并不在意，便進去喝了兩杯。 我說：“好嗎，伙計們？安靜些，好嗎？否則我可得倒霉了。”“好說，老伙計，”他們說，“去執你的勤吧，想喝了再來。”我又這樣在其他的棚屋里折騰了一气，結果我也和他們一樣喝得爛醉。 黎明時分，我必須將美國國旗挂到一根六英尺高的柱子上。可這天早晨我卻把它給挂倒了，自己竟然沒有察覺，就這樣回家睡覺去了；晚上來執勤時，那伙警察仍和往常一樣圍著桌子聊著。 “啊，老兄，昨晚這儿怎么那么大聲音？周圍的居民都在向我們抱怨。” “我不知道，”我說，“剛剛不是很安靜嗎？” “昨晚你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騷亂——警察長對你很滿意。但是另一件事——你知道嗎？你卻可以去坐牢了，你將美國國旗倒挂在旗杆上了。” “挂倒了嗎？”我十分恐怖。當然我并沒有意識到，每天早晨我都是很机械地做著這件事。 “是的，先生。”一位在阿爾卡特拉茲干了22年警察的胖子說道：“你這樣做真夠蹲監獄了。”其余的人也都一本正經點頭附和。他們總是象群蠢豬似地圍坐在辦公桌前，為自己的工作感到驕做；他們炫耀著自己的手槍，手心發痒地隨時都想對誰開上几槍，尤其是想對我和雷米。 那位在阿爾卡特拉茲干了22年的警察60開外，大腹便便。雖然他早已退休，但卻無法离開他的崗位，因為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寄托。每天晚上他開著那輛福特35型汽車來上班，象鐘表一樣准時地坐在辦公室的圓桌前。他十分辛苦地和我們一樣工作、巡邏，看看是否發生什么事，等等。然后又重新坐下來，講他的故事，“你一定听說過兩個月前發生的那件事吧，我和斯萊杰（這是另一個警察，這小伙子一心想當得克胡斯別動隊隊員，現在他對自己的運气很滿意）在G區棚屋抓到了一個家伙。你一定看到過飛濺的血滴吧，今晚我帶你去看那儿的牆上留下的痕跡。我們一把就將他從這堵牆推到了那堵牆。斯萊杰先揍了他一頓，我又給他來了几下，最后他終于老實地倒在地上。這小子發誓從監獄出來之后要把我倆給殺了——他被關了30天，可現在已經60天了，我連他的鬼影也沒見到。”這是故事的高潮。他們把他嚇破了膽，以至他再也不敢回來暗算他們了。 這老家伙仍沉浸在甜蜜的回憶之中，他又講起了阿爾卡特拉茲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我們過去吃早飯時都要列隊，沒有一個人不听指揮。一切都是那樣秩序井然，你一定知道，我在那儿干了22年的警察，從沒出過差錯。那些人知道我做事十分認真。也有許多家伙被軟禁過，因為他們在工作中總出錯。我看你——你的所做所為，也在向這些人靠攏了。”他舉起煙斗，痛苦地望著我。“你知道他們會趁机找你麻煩的。” 我知道這一點。我告訴他我不是當警察的料。 “是的，但是這個工作是你自己我的。現在你必須當机立斷，是繼續干下去，還是走別的路，否則你將一事無成。你必須忠于職守，因為你曾經宣過誓。在這些事情上你不能妥協，法律和秩序是一定要維護的。”我無話可說，他是對的。但是我現在唯一想做的就是逃出去，走進黑夜之中，消失在某個地方，潛心地觀察這時全美國的人都在做些什么。 另一個警察，斯萊杰，是一個身材高大、結實的小伙子，滿頭的黑發被理成了一個小平頭，脖子總是在緊張地抽動著——象一個拳擊手那樣不停地用一個拳頭猛擊另一個。他把自己裝扮得象過去的得克薩斯別動隊隊員，他帶著一支左輪手槍，腰系子彈袋，還挂了一根短柄的皮鞭，身上到處都吊著皮帶，簡直象一個可以移動的行刑房。亮閃閃的皮鞋，長長的夾克，趾高气揚的帽子，除了沒有皮靴之外，真可謂全副武裝。他常常抓住我，從我的大腿之間輕而易舉地把我舉起來。論力气，我也能很輕松地將他扔到天花板上去，但我很清楚，我不能讓他知道，因為我害怕他要和我進行摔跤比賽。与這家伙摔跤最后是肯定得動槍的，我想他的槍法一定比我准，我到現在為止還從未動過槍，甚至連裝子彈都讓我害怕。他處心積慮想抓人。一天晚上正好是我和他兩人執勤，他臉漲得通紅地跑了回來。 “我讓他們安靜，可那幫家伙仍大吵大鬧。我警告了他們兩次。我總是給別人兩次机會，但決不給第三次；你和我一起去把他們逮起來。” “好吧，我來給他們第三次机會。”我說，“我去和他們談談。” “不，先生，我從不給一個人第三次机會。”我歎了口气。于是我們一起去了。 我們走近那個鬧事的棚屋，斯萊杰打開門，讓他們赶快出來。結果很尷尬，我們倆的臉都紅了。這就是美國的故事。每個人都在做著他們自己認為應當做的事，那么這幫家伙晚上聚在一起大聲談話、飲酒又有什么錯呢？但是斯萊杰非得去那儿找事不可。他把我帶上，以防万一他們一起向他進攻。他們可能會這樣做的，他們都是弟兄，從阿拉巴馬州來。我們又走回辦公室，斯萊杰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 有一個家伙對我說：“告訴那個狗狼養的，讓他少給他們找些麻煩，否則我們會因為這個被炒了魷魚，就沒法去沖繩島了。” “我跟他說說。” 在辦公室我告訴斯萊杰讓他忘掉這件事。他當著大家的面，紅著臉說：“我不會給任何人兩次以上的机會。”“那么，這有什么區別呢？我們的工作要丟掉了。”那個阿拉巴馬人說。斯萊杰什么也沒說，便填好了逮捕證。他只逮了一個人，他從城里叫來警車把那人帶走了。那天的兄弟們悲哀地离開了。他們中的一位來找我。“你告訴那個得克薩斯的兔崽子，如果明天晚上之前我哥哥沒放出來，我就要了他的狗命。”我把這話告訴了斯萊杰，他臉色鐵青，一言未發。那人的哥哥被放了出來，結果一切平安。這幫家伙們終于乘船去沖繩島了。接著又來了一批新的粗魯的漢子。如果不是為了雷米，我在這儿兩個小時也呆不下去。 但是有許多個晚上我是和雷米·邦克爾一同執勤的，這樣的時刻總是令人高興。我們先悠閒地在棚屋區轉悠，雷米檢查著每一扇門，看看是否都鎖上了，他希望能有一扇門忘了上鎖。他常說：“多少年來我都在想著能將一條狗訓練成超級小偷，讓它溜進這些家伙的房間，從他們的衣服口袋里將錢偷出來，我要把它訓練得只偷錢，其余的什么都不要。我要讓它能夠嗅出錢的味道。如果它能夠通些人性，我就訓練它每次偷錢不要超過20元。”雷米的腦子里總是充滿這類奇异的幻想，有關那條狗的計划他足足談了好几個星期。只有一次他發現有扇門沒上鎖。我不喜歡他那么干，便徑直向前面溜達。雷米偷偷地打開門，正好与棚戶區主管碰了個照面、雷米恨透了這張臉。他問我：“你經常談到的那位俄國作家叫什么名字——就是那個總把報紙放在鞋子里，戴著從垃圾堆里拾來的高筒絲絨禮帽的那位？”這是雷米對我告訴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夸張性描述。“噢，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長著一張象這個總管一樣的臉的人只能有一個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發現的唯一一間沒上鎖的房子就正好是屬于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陀氏當時正在床上睡覺，听到門栓有響動便穿著睡衣爬了起來。他走到門口，看上去比平時還要丑陋一倍。雷米開門時，看到這張形容枯槁的臉上充滿著仇恨与憤怒。 “你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試試這門。我以為——呃，——我以為這是盥洗室，我想找一個拖把。” “你要找拖把干什么？” “嗯——噢。” 我走了過去，說道：“有個家伙在樓上的大廳里吐得滿地都是，我們想去拖一下。” “這不是盥洗室，是我的房間。如果再發生這种事情，我就要讓你們滾回家去，懂我的意思嗎？” “有個家伙在上面嘔吐。”我又重新解釋著。 “盥洗室在大廳的下面，在下面。”他給我們指點著，看著我們真的走下去，拿了一個拖把，然后傻乎乎地上了樓。 我說：“上帝作證，雷米，你總是給我們找麻煩。你為什么就不能少惹些事儿，為什么總是想著要偷東西呢？” “世界所給予我的東西太少了，這就是原因。你不要老生常談了。如果你再這樣教訓我，我就要叫你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雷米就象個孩子。過去的那些日子里，他在法國度過了孤獨的學生時代，他們把他的一切都奪走了。他的繼父把他送進一所學校，便從此不再管他。他總是被人欺侮，并常常從一所學校被赶進另一所學校。在寂寞的黑夜，他在法國的大道上孤獨地流浪、用他那些天真的字眼詛咒著命運的不公。他必須將失去的一切都奪回來，他無休止的失去，所以他也要無休止地去奪回。 棚戶區的自助餐廳是我們的一塊肥肉。我們先仔細觀察周圍，看看是否有人監視，尤其是看看是否有我們那些警察朋友在偷看。然后我蹲在地上，雷米站在我的肩上，打開窗子，這扇窗戶從來不鎖，他晚上已經察看過了，他從窗子里爬進去，站在案桌上。我比他稍微靈活些，我只需一跳就從窗子里竄了進去。然后我們跑到汽水桶前。在這里，我實現了一個幼年時期的夢，我打開盛巧克力冰淇淋的鐵桶蓋，將整個手伸進去，抓出許多，開心地用嘴去舔。然后我拿來冰淇淋盒，把它們都盛滿，再倒上許多巧克力果汁，或草莓醬，又到廚房轉了一圈，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可以裝在口袋里帶走的。我撕下一大塊烤牛肉，准備包在餐巾里拿走。“你知道杜魯門總統曾經說過，”雷米總是這樣說，“我們應當降低生活費用。” 一天晚上我等了很長時間，他亂七八糟地裝了一大箱子食物。我們從窗子里無法拿出來，雷米不得不將箱子重新打開，放回一些東西去。后半夜，他下班之后，我獨自一人呆在棚屋區。這時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沿著峽谷的一條古老的小徑走著，希望能碰見一只小鹿（雷米曾在這附近見到過鹿。這儿從1947年就變得荒無人煙了），突然，黑暗中傳來一個恐怖的聲音，好象是粗粗的喘息聲。我想一定是一頭犀牛准備向我發起進攻，我下意識地握緊了手槍。一個龐然大物出現在陰森森的峽谷中，在朦朧的夜色中望去，這個怪物似乎正万頭簇動。我猛然意識到這個怪物就是肩上扛著裝滿了食物的箱子的雷米，在巨大的重壓下他不住地呻吟、喘息。他現在已經找到了自助餐廳鑰匙，可以直接從大門里將東西拿出來。我說：“雷米，我以為你回家了呢，你到底在干什么？”他說：“佩拉提斯，我已經對你說過好多次了，杜魯門總統教導我們，應當降低生活費用。”我听到他在黑夜中喘著粗气。前面我已經描寫過回棚戶區的路是怎樣的崎嶇，必須翻山越岭才行。他把盒子藏在草叢里，然后走回來對我說：“索爾，我一個人沒法拿，我把它們分成兩盒，你幫我拿一些。” “但我得去執勤呀。” “你去的時候我幫你看著。現在我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差了，我們必須盡力去改變它。這才是我應該做的。”他用手在臉上抹了一把。“索爾，我跟你說過好多遍了，我們是朋友，這是我們共同的事。我們沒有其他辦法，陀思耶夫斯基們，其他的那些警察們，麗·安們，以及世界上其他所有可惡的家伙們和我們的處境都不一樣，沒有任何人會來關心我們，為我們著想，在他們那層虛偽的面紗后面，都是一張張卑鄙的嘴臉。記住這一點，你必須忠于我們的友誼。”最后我問：“我們什么時候去乘船遠航？”我已經在這些事上消磨了整整十個星期。我每星期掙55美元，給我姨媽40元。這期間我只在圣弗蘭西斯科住過一夜，我的生活就是這樣蜷縮在小小的棚屋里度過的，整天耳邊響著麗·安和雷米無休止的爭吵，午夜來到這幽深的峽谷里，在令人生厭的棚戶區做著毫無意義的工作。 雷米又拿來一只盒子；我吃力地跟著他扛著沉重的東西走在山路上。回去后，我們把拿來的東西全部堆在麗·安的餐桌上，象個小山。她剛從夢中醒來，一副睡眼惺松的樣子。 “你知道杜魯門總統是怎么說的嗎？”她高興地問我。我突然開始意識到在美國每個人都有小偷的天性。我也開始對這事儿感興趣了，甚至也去偷偷觀察是否有哪扇門忘了鎖。其他的那些警察開始怀疑我們，他們從我們的眼睛里看出了端倪，他們本能地覺察到我們的腦子里在想些什么。多年的經驗教會了他們怎樣識別我們這類人。 一天白天，我和雷米帶著槍去山上打鵪鶉。雷米悄悄地爬到离一群咯咯亂叫的鵪鶉只有三英尺的地方，朝著它們發了一梭子彈，結果一個也沒打中。他那粗曠的笑聲穿過加利福尼亞森林，几乎傳遍整個美國。“現在我們該去看看香蕉國王了。” 今天是星期六，我們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齊齊，來到了交叉路口的巴士車站。我們乘車來到圣弗蘭西斯科，在寬闊的大街上緩步而行。我們走到哪里，哪里就響起了雷米其響無比的笑聲。“你應當寫一篇關于香蕉國王的小說。”他提醒我，“不要對我耍什么花招了，好好地寫一篇關于他的故事吧，香蕉國王對你來說簡直是一塊肥肉。你看，他就站在那儿。”香蕉國王就是一個在街角賣香蕉的老頭，我對他毫無興趣。但是雷米卻拍拍我的肩，甚至拉著我的領口把我往那儿拖；“你寫香蕉國王就是在寫人類生活的意義。在你沒有意識到香蕉國王的重要性之前，你根本就無法懂得人生的意義。”雷米強調說。 海灣外停著一艘作浮標用的銹跡斑斑的舊貨船，雷米非常想上去看看。一天下午，麗·安帶了午飯，我們租了條船向那儿駛去。雷米還帶了些工具。到了那里，麗·安脫光了衣服躺在快艇上晒日光浴。我從船尾向她望去。雷米直奔鍋爐房。那里成群的老鼠滿地亂竄，他東錘錘，西敲敲，希望能敲下一些銅皮來，其實那儿根本就沒有什么銅皮。我坐在毀坏了的船員餐廳里。這艘船已經陳舊不堪，但仍可看出里面的裝置很漂亮，水手們用的貯物箱上仍可辨認出雕刻的花紋。這就是杰克·倫敦筆下的圣弗蘭西斯科之魂。我站在洒滿陽光的甲板上，沉浸在美好的夢想中。老鼠在食品室里鬧作一團，然而很久以前卻曾有一位藍眼睛的船長在這里美美的用餐。我在船底找到了雷米，他東奔西跑地忙活著。“什么也沒有。我本想這儿會有一些銅，至少會有一、兩把扳手。這條船不知被小偷剝過多少遍了。”它在這個海灣停泊了好几年，船上的銅已經被偷的精光，再也剝不出什么了。 我告訴雷米：“我非常希望能在這艘古老的船上過夜。迷迷蒙蒙的夜色中，海浪拍打著風燭殘年的船身，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響，那該多美！” 雷米大吃一惊，對我的崇拜頓時又增加了一倍。“索爾，如果你真敢這么做，我就給你5美元。你沒听說過死在海里的那些老船長常常會在夜里出來鬧鬼嗎？我不但要給你5美元，還要為你准備好午飯，借給你毛毯和蜡燭。” “一言為定！”我說。雷米赶緊跑去把這事告訴了麗·安。我真想從桅杆上一下子跳到麗·安的身上去，但是我答應過雷米不去碰她的，所以只得把眼睛從她的身上移開。 打那以后我到圣弗蘭西斯科跑得更勤了，我試圖按小說中描寫的那樣去找個姑娘。有時我甚至在公園的長椅上与一位姑娘一直呆到第二天黎明，但是從沒有成功過。這個姑娘是來自明尼蘇達的一位金發女郎。這儿有許多同性戀者，好多次我只好帶著手槍去舊金山。在酒吧的盥洗室里一位男妓想接近我，我掏出了手槍，說道：“嗯？嗯？你說什么？”他嚇破了膽。我不知道為什么我會這樣，我知道男妓遍布全國。也許是因為我在舊金山太孤獨，又正好有支槍，想在別人面前炫耀一下的緣故吧。每每從珠寶店經過時，我都會突然產生一种沖動，想對著櫥窗開槍，搶走一些最珍貴的戒指和胸花送給麗·安，然后我們雙雙逃到內華達去。我必須离開圣弗蘭西斯科，否則我會發瘋的。 我給住在得克薩斯老布爾·李那儿的狄恩和卡羅寫了封長信。他們說一旦一切准備就緒就來圣弗蘭西斯科。在這期間，雷米、麗·安和我的精神又開始萎靡不振。9月，雨季來臨，雷米和她飛往好萊塢去送我那愚蠢的劇本，毫無結果。那位著名的導演先生喝得酩酊大醉，對那個劇本根本不感興趣。他們在他的馬利布海邊別墅逗留了几天，就又開始當著客人的面吵得不可開交，最后雙雙跑了回來。 決定性的一件事就因為那次看賽馬。雷米大約存了有100元錢。這一天我穿著雷米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頗有几份瀟洒，他擁著麗·安，我們就這樣來到了海灣那邊里奇蒙附近的金門賽馬場。這家伙倒是心地善良，他把我們偷來的食品裝了一半在一個偌大的棕色紙袋里，送到了里奇蒙一間破舊的棚屋里，他知道那儿住著些窮人。我們和他一起去的，那里盡是些衣衫襤褸的孩子。一位婦女向雷米道謝，她是雷米稍微有些熟悉的一位水手的姐姐。“不要再想了，卡特夫人，”雷米彬彬有禮他說道，“有些事情是無法預料的。” 我們又繼續去賽馬場。他一開始就令人吃惊地下了20元的賭注，還沒到第七圈他就輸了。接著他又將我們僅剩的兩美元押上，結果又輸了，我們不得不一路搭便車回圣弗蘭西斯科。我們又在路上了。一位看上去很有身份的先生讓我們搭了他那輛漂亮而又時髦的轎車，我和他坐在前面。雷米又想編故事了，他說他把錢包忘在了賽馬場。“事實上，”我說，“我們的錢都丟在賽馬場了。為了下次能把它找回來，我們現在就去登記賭注，怎么樣，雷米？”雷米滿臉羞紅。最后那位先生承認他就是金門賽馬場的一位官員，他讓我們在豪華的宮廷旅館前下了車，我們看著他消失在人群里，一副財大气粗、趾高气昂的派頭。 “噢！哈哈！”雷米在夜晚的圣弗蘭斯科街道上大笑著；“佩拉提斯和那個賽馬場的老板坐在同一輛車里，而且發誓要去登記賭注。麗·安，麗·安！”他大笑著捶打著麗·安。“他絕對是世界上最滑稽的人！哈！哈！哈！”他圍繞柱子轉著，開心得大笑不止。 那天晚上天又開始下雨了，麗·安的臉色很難看。我們一個子儿也沒有了。豆大的雨點咚咚地敲打著屋頂，“還得下一個星期左右。”雷米說。他已經脫掉了那件漂亮的外套，又重新穿上了T恤衫和寒酸的短褲，還戴上了那頂怪里怪气的軍帽。他那雙棕色的大眼睛悲哀地盯著地板。槍放在桌子上。我們能夠听到斯諾先生的笑聲穿過破舊的棚屋在雨夜中回響。 “我對這個王八蛋厭倦极了，”麗·安厲聲說道，她又在尋釁鬧事，不住地嘲諷雷米。他正忙著翻一個黑封面的本子，那上面記著一些借他錢的水手的名字，在這些名字的旁邊他用紅筆寫了不少罵人的話；我擔心總有一天我的名字也會進入他的黑名單，最近我一直寄很多錢給姨媽，每星期只買四、五元錢的東西，另外只有響應杜魯門總統的號召，在外面撈回几美元的什物。雷米認為這是不公平的，所以他將所買的各种東西的价格都寫在一條絲帶上，挂在浴室里，好讓我心里明白。麗·安覺得雷米背著她把錢藏起來了，我也一樣，為此，她揚言要离開他。雷米咬緊嘴唇，“你要到哪儿去？” “去找杰米。” “杰米？就是賽馬場的那個出納員？你听見了嗎，索爾，麗·安要去找賽馬場的那個出納員。你清醒點，不要心血來潮，親愛的，賽馬場的那些馬還等著我這星期下的賭注去買燕麥吃呢。” 這下子事情更糟了。外面暴雨如注。這個棚屋開始是麗·安一人住的，所以她命令雷米打點行李，赶快搬出去。我想象著獨自一人与這個放蕩不羈的潑婦整天呆在一起將是怎樣的滋味，我想出來調解一下。雷米猛地推了麗·安一下，她跳過去拿槍。雷米把槍交給我，并告訴我里面裝有八發子彈，讓我藏好。麗·安開始嚎啕大哭，最后穿上雨衣沖到外面去叫警察——什么樣的警察——真希望是我們那位阿爾卡特拉茲的老朋友。碰巧她沒找到，又全身濕淋淋地回來了。我蹲在我的那個角落里，把頭靠在雙膝上。上帝啊，我离開溫暖的家，長驅三千里難道就為了這個？我為什么上這儿來？載我去中國的貨輪呵，你現在正在何方？ “還有一件事，你們這些卑鄙的家伙。”麗·安大叫著，“今天晚上我為你們這些可惡、下流的家伙做最后一餐飯，你們放開豬一樣的肚子好好地吃他媽的一頓吧，我要看著你們吃得飽飽的滾蛋。” “很好，”雷米平靜他說，“太好了。從我和你相愛起，我就沒有把我們的今后想象成只有溫柔的月光和芬芳的玫瑰花的世界，所以對這樣的結局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我希望能為你們做几件事——盡我的力量幫助你們倆，然而你們倆都拒絕了我。我對你們非常非常地失望。”他极為虔誠地繼續說著，“我希望我們能生活得很好，希望一些美好的東西能在我們之間延續得長一點，我為此竭盡全力。我去好萊塢，我為索爾找工作，我為你買漂亮的衣服，我希望把你介紹給圣弗蘭西斯科的名人。你們都拒絕了我，甚至不讓我的希望有一絲實現的可能，我不要求任何回報，現在我只想最后求你們一件事。我的繼父下星期六晚上來圣弗蘭西斯科，我希望你們能陪我一起去見他，希望他看到一切都象我在信中所告訴他的那樣。換句話說，麗·安，你仍裝出是我的女朋友的樣子，索爾仍是我的男友。我已想辦法為下星期六的會面借了100美元，我要讓我繼父看到我一切都很好，讓他在這個世界上不要再對我有任何牽挂。” 這真使我震惊。雷米的繼父是一位杰出的醫生，曾在維也納、巴黎和倫敦工作過。我說：“你是說你要為繼父花100美元？他的錢比你多得多，而你卻在借債，伙計！” “是這樣。”雷米說話的聲音很大、但又很平靜。“我只最后求你們一件事——你們至少應當讓他看上去覺得一切都很順利，盡量給他一個好印象，我愛我的繼父，也很尊重他。他這次和他年輕的夫人一起來，我們應當客气而又有禮貌。”有時雷米的确是世界上最彬彬有禮、最具紳士風度的人。麗·安答應了，她盼望著見到他的繼父，她想他一定很有魅力，即使他的儿子沒有。 星期六晚上很快到來了。我已不當警察，因為我沒有抓到過什么人。他們正准備解雇我，我便先自覺地辭了職。今晚是我最后一次執勤。雷米与麗·安先去旅館見他繼父，我還得為了錢再奔波一陣子，在棚戶區酒吧喝了几杯酒，然后精疲力竭地赶去与他們會面。雷米的繼父出來開門，站在我面前的這個身材高大，風度翩翩的男人簡直有王子的派頭。“噢，”我凝視著他說，“你好，邦克爾先生。Jesuishaut！（法語：我很高傲！）”我叫了起來。我本來想用法語說，“我有些醉了，我剛才喝了几杯酒。”但是那句法語說錯了。這位醫生茫然不知所措，我把雷米弄得十分尷尬，他紅臉著著我。 我們來到一家豪華的餐館——阿爾弗萊德餐館用餐，可怜的雷米買了酒和許多佳肴，足足花了50美元。現在最糟糕的事情發生了。我的老朋友羅蘭·梅那也坐在這里喝酒！他剛從丹佛來，現在已在圣弗蘭西斯科的一家報社找到了工作。他看上去憔悴不堪，甚至連胡子也沒刮。正當我將酒杯舉到嘴邊時，他沖了過來，拍著我的肩膀，然后一屁股坐在邦克爾先生的身旁，靠在椅子上，隔著這位先生的湯碟和我說話。雷米的臉霎時間紅得象甜菜。 “你不把你的朋友介紹給我們大家嗎，索爾？”他微笑著對我說。 “羅蘭·梅那，在《舊金山評論報》工作。”我板著臉說。麗·安憤怒地盯著我。 梅那開始對著邦克爾先生的耳朵說話：“你樂意教高中法語嗎？”他大聲地說著。 “請原諒，我不是教高中教法語的。” “噢，我還以為你是高中的法語教師呢。”他說話如此粗魯。我想起了上次在丹佛他不讓我們進公寓開晚會的事儿，但我原諒了他。 我原諒了所有的人，我什么念頭也沒有，我醉了，我開始和他年輕的妻子談論起月光和玫瑰花。我喝得太多了，不得不接連不斷地往廁所跑，而每次出去都得從邦克爾博士的屁股上越過去。事情越來越糟。我在圣弗蘭西斯科的日子該結束了。雷米再也不理我了。這對我來說太殘酷了，因為我的确非常愛他，并且也只有我知道他是個多么真誠而崇高的人。很多年之后他大概才肯原諒我。我現在的悲慘處境与我曾在帕特森寫信告訴他的那個橫貫美國的宏偉旅行計划真有天壤之別。現在我已經在美國的西海岸，前面已沒有陸地，我已無路可走，唯有收兵回巢了。我想至少得讓這次旅行顯得完整些。我決定去一次好萊塢，然后回程去得克薩斯看看我的伙計們，其他的就他媽的不管了。 梅那被攆出了阿爾弗萊德餐館。宴會就這樣結束了。我与梅那一起出來，也可以說是雷米讓我出來的。我們在鐵壺酒吧坐了下來，梅那說：“山姆，我不喜歡酒吧里的這個小妖精。”他說話的聲音很大。 “是嗎，杰克？”我說。 “山姆，”他說，“我想我們應當去揍那家伙一頓。” “不，杰克，”我模仿著海明威的口气說，“就坐在這里，看看會發生什么事儿。”我們最后磕磕絆絆地走上了大街。 早晨，雷米和麗·安還在熟睡，我看了看堆在那儿的一大堆要洗的東西，我和雷米本來打算這個周末用洗衣机洗的，我決定离開。我來到走廊上。“不，他媽的，”我自言自語道，“不能走。我曾說過不爬這座山，決不离開這里。”這是峽谷的另一邊，神秘地伸向太平洋： 我又呆了一天。這天是星期天，一股巨大的熱浪襲擊著這個小城，天气很好，三點鐘天邊就出現了朝霞。我開始出發，爬到山頂才剛四點鐘，山上到處都是茂密、蒼茫的加利福尼亞楊樹和按樹林，山巔四周樹木很少，只有裸露的岩石和青草。越過几座小山麓便是湛藍湛藍、浩瀚無際的太平洋。岸邊的草地上，成群的奶牛在尋覓著食物。岸邊還有一堵宏偉高大的白色城牆，傳說是由一小塊土豆地變成的，圣弗蘭西斯科的霧靄便是從這里生成的。只需一個小時，它就可以穿過金門使這個浪漫的城市隱約地深藏在一片白茫茫的朦朧之中；年輕的小伙子可以揣上一瓶托凱酒，偕著姑娘的手漫步在迷蒙的人行道上，美麗的女人站在門邊，透過薄薄的霧靄，期盼著愛人的歸來。這就是圣弗蘭西斯科。 我一直在山上轉到筋疲力盡，才踉踉蹌蹌翻過峭岩，開始下山。哦，我愛著的姑娘你在何方？我四處尋覓著，就象我曾在山下那個狹小的世界里尋覓著一樣。站在山巔上极目遠眺，展現在我眼前的是富饒美麗的美洲大陸。在遙遠的東部，瘋狂的紐約正向天空噴吐著可怕的煙霧和有毒的棕色气体。東方是棕色的，也是神圣的。加利福尼亞是白色的，并且狂躁而又輕浮——至少在當時我是這樣認為的。 清晨，雷米和麗·安仍沉浸在睡夢之中。我悄悄地收拾好行李，与來時一樣從窗子爬了出去，然后背著帆布包，离開了米爾城。我終于沒能如愿以償地在那艘古老的、鬧鬼的“海軍上將”號貨船上過夜。我和雷米都失去了机會。 到了奧克蘭，我在一個乞丐俱樂部里喝了點啤酒。我又重新在路上了。穿過奧克蘭，我踏上了去佛萊斯諾的旅程。兩輛車把我帶到了貝克斯費爾德，我已向南行進了四百里。第一個帶我乘車的是個瘋子，這家伙粗壯結實，金發碧眼，開著一輛裝修得花里胡哨的車子。“你看到這個腳趾了嗎？”他一邊說著一邊加大油門，將車速開到了每小時八十里，一路超車。“你看它。”他腳趾上綁著繃帶。“今天早晨剛斷的。那幫狗娘養的想讓我住院。可我一包好就离開了。一個腳趾，小意思。”是的，我在心里對自己說。這時我靠在坐位上，凝視著窗外，我從沒見過有誰開車象他這樣莽撞。一眨眼功夫就到了特拉西，這是一個鐵路線上的小鎮。扳道工們在鐵道旁吃著粗糙的飯菜，火車吼叫著穿過峽谷向遠方飛馳。太陽正在落山，象一個巨大的紅火球。不一會儿薄暮降臨，絳紫色的晚霞映照著桔紅色的小樹林和瓜地，絢爛的霞光把万物涂抹得分外迷人，使人覺得仿佛步入了一個愛的宮殿，又仿佛是置身于神秘的西班牙。我把頭伸向窗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芬芳而清新的空气。這似乎是一天中最美妙的時刻。這個瘋子是來自南太平洋的一個扳道工，住在佛萊斯諾。他父親也是扳道工。他在奧克蘭停車場把腳趾給壓掉了，我并不太清楚具体是怎樣壓的。他開著車駛入喧鬧的佛萊斯諾，讓我在城的南邊下了車。我在鐵道邊上的一個小百貨店里買了瓶可樂，看見沿著紅色的大棚車走來一位憂郁的美國小伙子。正在這時，一個火車頭吼叫著駛過。 我必須往南去，我又上路了。一個開著嶄新的小型貨車的家伙帶上了我。他是得克薩斯州的魯波克人，專門經營汽車拖著的活動住房生意，“你想買一個這樣的活動房嗎？”他問我，“什么時候你想要，盡管找我好了。”他給我講了一些有關他父親的趣事。“一天晚上我老爹把一天收入的款項放在保險柜的頂上，便完全忘了。你知道發生了什么事嗎？就在這天夜里一個小偷拿著電筒溜了進來，撬開保險柜，翻翻里面全是些對他無用的文件，便踢倒几張椅子，一摔門出去了。柜頂上的几千美元分文不少。真是太有意思了。” 他讓我在南貝克斯費爾德下了車，從這里我的冒險又開始了。我感到很冷，便穿上了剛在奧克蘭花3美元買的那件薄薄的軍用雨衣。但仍然不住地發抖。我在一家裝飾華麗的西班牙風格的汽車旅館前站住了。這儿燈火通明，象一顆珍珠鑲嵌在茫茫黑夜里。汽車川流不息，我瘋狂地向它們招著手，天气的确太冷了，我在那儿一直站到半夜，足有兩小時，一邊等車，一邊不住地罵著，就象上次去愛荷華那樣。我現在無路可走，只好再花兩元多錢乘巴士回洛杉磯。我沿鐵路線又走回到貝克斯費爾德，找到車站，在一張長椅子上坐了下來。 我買好了車票，站在那儿等著去洛杉磯的車。突然一位穿著寬松褲，長得非常漂亮、可愛的墨西哥女孩從我眼前閃過，她坐在一輛剛進站的巴士里。到站的旅客們爭先恐后地從車子上下來。她的乳房挺得高高的，富有彈性，結實的臀部妙不可言，長長的黑發披在肩上，兩潭碧水似的藍眼睛里帶著几分羞澀。我真希望能坐在她那輛車上。我感到一陣難過，每當我愛上一位姑娘，而她在這個世界上又正好与我背道而馳時，我總有這种感覺。廣播里在叫去洛杉磯的旅客上車，我拿起大包跳了上去。令人詫异的是那位墨西哥姑娘竟然也在這輛車上。我在她的對面坐下，并開始在心里籌划起來。我是如此孤獨、痛苦、疲憊、憂郁、沮喪，我必須增強勇气，增強信心去接近這位陌生的姑娘，我要行動。即使這樣鼓勵著自己，心里仍是慌恐得很，足足有五分鐘我坐在座位上搜腸刮肚地尋找著話題。汽車在向前疾駛。 赶快行動，赶快行動，否則你只配去死！可惡的蠢豬，快和她說話！你怎么啦？是不是已經筋疲力盡了？我真不知道該怎么辦。我靠在通道上對她（她正准備在坐位上睡覺）說：小姐，需要我的雨衣作枕頭嗎？” 她抬起頭，微笑著看著我，說：“不用了，非常感謝。” 我又坐了回去，心在不住地打顫。我點了支煙，直到她抬頭看著我，我才帶著几分愛的憂傷向前傾著身子對她說：“我可以坐到你那邊去嗎，小姐？” “請便吧。” 我坐了過去。“去哪儿？” “洛城。”我喜愛她這樣的說法，洛城。我喜歡西海岸的人都這樣稱呼洛杉磯，當他們這樣說的時候，心里有一种強烈的自豪感。它是僅有的，也是唯一的一個有金子的城市。 “我也去那里！”我叫了起來，“很榮幸能和你坐在一起。我很孤獨，我已經旅行很長很久時間了。”我們開始講述彼此的經歷。她說她有丈夫和孩子。丈夫時常打她，所以她离開了他回到了佛萊斯諾南面的莎比納。現在她是去洛城的姐姐那儿小住。她將小儿子放在自己家里了，她的家人住在一個葡萄園里，為老板采摘葡萄；她無所事事，非常郁悶，簡直要瘋了。在心里我已把她擁在了怀里。我們盡情地聊著，她說她很喜歡跟我聊天。少頃，她告訴我，她希望能和我一起回紐約。“也許我們能一起去！”我笑了。汽車呻吟著通過葡萄園關卡，接著我們眼前出現了一大片星星點點的燈光。我們什么也沒說，只是緊緊地握著彼此的手。她很自然地答應如果我在洛城找到旅館，她就去跟我在一起。我愛她愛得心疼。我把頭靠在她那烏黑的秀發上，她那柔嫩的肩磨蹭著我，簡直把我折磨得發瘋。我緊緊地抱她，使勁地把她擁在怀里。她喜歡我這樣。 “我喜歡、喜歡，”她閉著雙眼，嚅嚅地說。我發誓一定要好好地愛她。我無限愛怜地凝視著她。我們的故事講完了，我們在沉默中陶醉著，腦海中涌現出無盡的遐想。一切就是這樣地簡單和自然。在這個世界上你可以有你的貝蒂們，瑪麗露們凱米爾們，而我心目中的姑娘就是她。我把這些告訴了她，她告訴我她在車站就察覺到我在注視著她。“我以為你是一個英俊的大學生。” “噢，我是大學生！”我告訴她。巴士到了好萊塢。陰郁而昏暗的黎明就象電影《蘇利芬游記》中，喬爾·麥克雷用餐時遇見伏羅尼卡·奈克時的情景一樣。她在我的腿上睡著了。我貪婪地向窗外望去，泥灰粉刷的房屋、棕擱樹、汽車旅館，一切都那么奇特。這是一片破爛不堪，然而又充滿野性的土地，是美國最神奇的城市。我們在市中心大街下了車，這儿与在堪薩斯城、芝加哥或波士頓下車時所看到的情景沒有什么不同——肮髒的紅磚建筑，來去匆匆的演員，黎明暗淡的街頭電車發出令人厭惡的聲響，還有在各大城市都可覓到的妓女的身影。 這時我的腦海里一片混亂，甚至有些瘋瘋癲癲，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象患了狂想症一樣胡思亂想：苔麗莎，或者是苔麗——她的名字——也許是一個普通的小妓女，她在那些汽車上為某個男人掙錢，專門去洛杉磯勾引象我這樣的男人，把受騙的傻瓜帶到一個指定的餐館吃早飯，那儿有一個拉皮條的与她合作，然后一起去上個事先訂好的旅館，這位拉皮條的先生便持槍等在旅館門口。我并沒有把這些胡思亂想告訴她。用早餐的時候，我看見一個拉皮條的正盯著我們。我感到疲倦极了，當時的感覺很奇怪，仿佛墮入了一個幽深的、令人作嘔的黑谷。由于愛而生發的巨大的恐怖啃噬著我的心，使我的舉動變得卑鄙而愚蠢。“你認識那家伙嗎？”我說。 “你指誰，親——親愛的？”我沒理睬她。她愣住了，動作慢了下來，停了好長時間沒吃東西。她有些茫然，點了支煙，又繼續和我說話。我就象一個面容憔悴的魔鬼，對她的每一個行為都疑心重重，我覺得她是在等候時机。我的的确确是病了。當我們手拉手地走在街上時，我全身都被汗水浸濕了。我所找的第一家旅館就有房間。剛一進屋，我就把門反鎖了，回頭一看，她已脫掉鞋子，坐在床上。我輕柔地吻她。也許她從未体驗過。為了放松一下神經，我想我們需要威士忌，尤其是我。我几乎跑了12個街區，才在一個報攤上買到一品特威士忌。我赶緊跑了回來。苔麗正在浴室里化妝。我倒了一大杯酒，一人一口地喝了起來。哦，味道美极了，我的“長途征戰”也真值了。我站在她的身后，欣賞著鏡子里的她，我們就這樣在浴室里跳起舞來了，談論著我東部的那些朋友。我說，“你應當去見我認識的一個叫多麗亞的了不起的姑娘。她六英尺高，有著一頭火紅的頭發。如果你去紐約，她會告訴你去哪儿找工作。” “那個六英尺高的紅頭發女人是誰？”她十分怀疑地問我“為什么你要對我提起她？”單純的她很難揣測我說話時興奮而又緊張的神情。我就此打住了。她在浴室里喝酒。 “到床上來！”我繼續說著。 “那個紅頭發女人到底是誰？我本來以為你是一個很好的大學生，我看到在街上我們手拉手時，你緊張得滿身冒汗，我便在心里對自己說，他太可愛了，不是嗎？哦，現在我明白，我錯了，錯了，你和那些人一樣，是他媽的拉皮條的！” “你到底在說些什么？” “你不必告訴我那個六英尺高的紅頭發不是女人，因為你一提到她我就知道了。你，你這個拉皮條的，和我碰到的其他那些蠢豬一樣。人人都在拉皮條。” “听著，苔麗，我不是拉皮條的，我在上帝面前向你發誓，為什么我要拉皮條呢？我喜歡你。” “苔麗，”我的整個靈魂都歡悅了。“請听我的話，理解我我不是個拉皮條的。”一個小時前我把她當成了妓女，當時我是多么悲袁。我們因為愛而變得如此瘋狂，如此喜歡胡思亂想。噢，可怕的生活！我呻吟著，為自己作著辯護，我簡直要發狂了，我意識到自己正在懇求一個單純的墨西哥少婦的原諒。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她。她還沒來得及反應，我已從地下拾起她的紅舞鞋猛地扔在浴室的門上，并讓她出去。“給我滾！”我要睡覺，要忘記這一切。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永遠只能過那种悲哀的流浪生活。浴室里一片死寂。我脫衣上床。 苔麗的眼睛流著淚，充滿了悔恨。她憑自己簡單而純朴的：頭腦認為把女人的鞋子扔在門上，并讓她出去的男人決不會是個拉皮條的。她虔誠而又可怜地在沉默中脫掉衣服，把嬌小的身子藏到被單下面，和我緊緊地貼在一起。她的皮膚是黝黑的，我看到她可怜的肚子因剖腹產而留下了長長的刀痕，她的胯部太窄了，所以只有開刀才能生下孩子。她很矮，只有四英尺十高，兩條腿象兩根細短的棍棒。那個疲倦的早晨，我們在甜蜜的气氛中做愛。兩顆凄苦孤獨、疲憊不堪的靈魂終于融在一起了。我們在洛杉磯的一隅，在彼此身上找到了生活中最親切、最美妙的東西。那天我們睡得很沉、很沉，直到下午才醒來。 接下來的半個月我們一直住在一起。當我們從愛的夢幻中清醒過來時，便決定一起搭便車去紐約，她將作為我的女朋友去那里。我想象著自己也將要陷入象狄恩和瑪麗露那种复雜的關系之中——我將開始一种新的生活，首先我們必須為這次去紐約的旅行攢足錢。苔麗想先動用我剩下的10元錢，我不同意，我象一個傻瓜，整整花了兩天時間考慮這個問題，我找到了一個洛杉磯各家報紙上登的餐館或酒吧的用人廣告，這是我生平一次。兩天下來，我們的錢就只剩下10元了。但是我們在那間旅館的小房間里生活得很幸福。午夜時分，我實在睡不著，便從床上爬起來，替我的小寶貝儿裸露的雙肩掖好被子，然后走到窗前欣賞洛杉磯的夜景。酷熱的夜里充滿了騷動，不時能夠听到警車刺耳的尖叫。你一走上大街可能遇到麻煩。對面一家破舊不堪、几乎將要坍塌的小旅館就是整個悲劇的一個縮影。我看見一輛警車開了過去，許多警察在向一個滿頭灰發的老頭詢問著什么，里面不時傳來陣陣啜泣，我听得清清楚楚，其中還混雜著我住的這家旅館的霓虹燈下傳來的低沉的呻吟。我從來沒象現在這佯感到悲哀過。洛杉磯是美國最孤獨，也是最充滿獸性的一個城市。紐約的冬天寒气逼人，但是有時你走在街上能感受到一种奇特的友好气氛。洛杉磯卻只是一片叢林。 我和苔麗正吃著熱狗在南大街上散步，這里是洛杉磯最瘋狂、最充滿暴力的一條街。穿著皮靴的警察在每個角落搜尋著，一些頹廢派的怪人云集在人行道上。除了那些生活舒适、報酬丰厚的南加州的大明星之外，其余的人都生活在一种虛無縹緲的夢幻之中，而真實的加州卻是一片巨大的荒漠。你可以在空气中嗅到茶葉和煙草——我指的是一种毒品——的香味，當然還有干辣椒和啤酒的味道。你也能听見酒吧里傳出陣陣巨大而粗野的喊叫聲，混雜著牛仔們演奏的各种爵士樂，在美國的夜空中回響。每個人看上去都象哈索爾，粗魯的黑人戴著爵士帽，留著山羊胡子，放蕩不羈地在街上狂笑，街上還時而可以看見一些從紐約來的、留著長發、疲憊不堪的嬉皮士。你不時還能看到那些老于世故的下流女人朝公園的長凳旁走去，拖著長袖、脖子上挂著或鞋上系著基督圣像的死板的牧師們在街上沒精打采地走著。我對這一切都很感興趣，我想和他們每個人交談，但是苔麗和我必須首先忙著掙錢。 我們來到好萊塢，想在一家毒品店找個工作。這儿正好是個街角。成千上万的人從窮鄉僻壤乘著破舊的汽車來到這里，擁擠在人行道上，想一睹大電影明星們的風采，然而明星們卻從不露面，偶爾有一輛大轎車駛過，人們便蜂擁似地站到高處，好奇地朝車內張望：一個男演員戴著墨鏡坐在里面，身邊擁著一位珠光寶气的金發女郎。“唐·阿黑克！唐·阿黑克！”“不，是喬治·墨菲！喬治·墨菲！”他們圍著車子打轉，仔細地研究著車里的每一個人。一些來西部尋求牛仔生活的英俊、古怪的小伙子們也在這里湊著熱鬧。這儿還有不少穿著寬松衫的絕頂小美人儿，她們是想來這儿當大明星的，見了這种場面自尊心被深深地刺傷，赶緊躲進周圍的小旅館。我和苔麗想去一些小酒店找工作，可哪儿都不要人。好萊塢大街上整天汽車擁擠不堪，可怕的噪音使人發瘋。几乎每分鐘都在發生交通事故，人們不得不遠遠躲開。而在這一片喧囂的背后卻是荒漠和虛無。好萊塢的美國山姆們站在豪華的餐廳前高談闊論，与紐約百老匯山姆們的樣子很相象，只是好萊塢山姆們的衣著比較隨便，談論的話題更加陳腐。當一些胖女人尖叫著跑過大街去加入長長的應試演員的隊伍時，面色陰沉、蒼白的牧師們輕蔑地對她們聳著肩。我看見杰理·柯倫納正在貝克汽車公司買車，他站在巨大的茶色玻璃櫥窗后面，不時地捋著自己的大胡子。我和苔麗在市中心的一家餐館里吃飯，這里裝飾得就象一個原始人的洞穴，到處都挂著一些人造的神的乳房和大腿。顧客們圍著瀑布傷心地吃著食物，有些人因痛苦而顯得面色發青。洛杉磯所有的警察都象舞男那樣漂亮，因為他們來這儿都是想拍電影的。每個人都想來這里拍電影，甚至我和苔麗也想試試。最后實在找不到工作，我們只得去南大街，想去加入營業員先生和洗盤子小姐的行列，但即使這些活儿也找不到。我們還剩10美元。 “老兄，我去姐姐那里把衣服拿來，然后我們搭車去紐約吧。”苔麗說。 “過來，伙計，我們赶快行動吧。如果你不會爵士樂，我來教你。”后面几句是她喜歡唱的一首歌中的一段，我們赶到了她姐姐的家，她住在阿拉墨達大道旁樹林中的一片墨西哥棚戶區。我在廚房外面漆黑的小巷里等她，因為她姐姐不愿見到我。小巷中不時有几只狗來回地跑著。有几條小巷亮著昏暗的街燈。我能听見苔麗正和她姐姐在這溫柔的夜里爭論著什么，我作好了一切准備。 苔麗出來了，她拉著我的手來到中心大道，這是洛杉磯比較繁華的一條街，然而這里又是一個野蠻的地方。街上一些小得可怜的棚屋里安放著自動唱机，唱机里傳出的不是憂郁、哀傷的民歌，就是節奏瘋狂的爵士樂。我們沿著肮髒的樓梯，來到了苔麗的一個朋友瑪格麗娜家，她借給苔麗一件襯衫和一雙皮鞋。瑪格麗娜是一個可愛的混血姑娘，她丈夫是個和藹、開朗的黑人。他買來一瓶威士忌招待我，我要付錢被他謝絕了。他們有兩個孩子，這時正在床上蹦蹦跳跳，自得其樂地玩著。我走過去，他們抓住我，好奇地打量著。中心大道放蕩的散發著惡臭的夜——這是哈普在《腐敗的中心大道》中描寫過的夜——一片喧囂。大廳里、窗戶里不時傳出陣陣歌聲和叫罵聲。苔麗和我取了衣服，道聲再見，便走了出來。我們來到雞窩似的棚屋玩自動唱机。有兩個黑人湊到我的耳邊小聲地向我要錢喝咖啡，他們想要一塊錢。我說可以，拿去吧。其中一個又走了過來，示意我跟他去地下室的廁所。我納悶地站在那里。“他說：“撿起來，伙計，撿起來。” “什么撿起來？”我問。 我已經給了他錢。他很害怕地對地板上看了一眼。其實這儿沒有地板，只是間地下室。我朝地下看去，好象有一小塊糞便似的東西。他蠢豬似地看著我，對我說：“好好地認識一下我，這事儿不會就這么了啦。”我把那塊東西撿起來一看，原來是一張棕色的香煙紙。我走回苔麗那里，我們一同回旅館。接下來的几天什么也沒有發生。我希望能管住自己的錢。 苔麗和我當机立斷，決定立即搭車去紐約。她又從姐姐那里拿來5元錢。現在我們手里還有大約不到13塊錢。我們在旅館就要開始收第二天旅費之前，匆匆地收拾好行李离開了。我們乘上一輛紅色汽車去加州的阿卡狄亞，圣安尼塔賽馬場就座落在這里的雪山下。到站的時候，已是夜間。我們手挽著手一起步行了几里路，終于走出了稠密的居民區。今天正好是星期六晚上。我們站在路燈下，向過路的車子打著想搭車的手勢，突然，几輛坐滿男孩子的汽車喧鬧著開來。“哈，哈！我贏了，我贏了！”車上的人大叫著。他們看到我們一個小伙子帶著個姑娘站在大路上，高興地拼命向我們吹口哨。大約有十几輛這樣的車子從我們身邊開過。我們眼前閃過無數張年輕的臉，耳邊響著沙啞的童音。我恨他們每一個人，他們以為他們是誰？他們吹著口哨戲弄站在馬路上的我們，就是因為他們是中學的小流氓，他們的父母在周末為他們准備好了烤牛肉嗎？他們有什么權利嘲笑一個与她心愛的男朋友一起正處于困境中的姑娘呢？我們只關心自己的事。我們沒搭上車，就又走回城里。最糟糕的是我們想吃杯咖啡，便向唯一開著的一個門面走去。誰知這是一個中學生咖啡館，剛才在路上遇到的那幫小子全在里面，并且正在談論著我們。現在他們看出苔麗是個墨西哥人，并把她視為一只野貓，當然她的男朋友就更糟了。 她一下子就感覺到气氛不對，便跑了出來。我們在黑暗中沿著公路溜達著，我背著行李。露水打濕了我們的衣服，我們感到夜很涼。最后我決定再去旅館住一夜。天都快他媽的亮了。我們走進了一家汽車旅館，花4美元開了一間舒适的小房間，里面有淋浴、毛巾和半導体。我們緊緊地抱在一起。我們嚴肅地談了很長時間，然后去洗澡，在燈光下商量著今后的打算。我把有些事講給她听，她服了我，并接受了我的觀點。后來我們關了燈，在黑暗中締結了契約。沉默了片刻之后，我們又高興得象兩只小羊羔了。 早晨，我們充滿信心地上了路，准備按新的計划行動。我們乘車去見克斯費爾德，准備去那儿幫人家摘葡萄賺錢。這樣干几個星期之后，我們再買車票回紐約。這天下午天气妙极了。我和苔麗乘坐巴士去貝克斯費爾德。我們懶洋洋地坐在車的尾部，聊著天，欣賞著窗外飛逝的鄉間景物，所有煩惱全部蕩然無存。我們到站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我們原計划去城里尋問每一個水果商找活干。苔麗說干活期間我們可以睡帳棚。在涼爽的加利福利亞的早晨，我們采擷著葡萄，晚上就栖息在小小的帳棚里，這真使我神往。但是我們一直沒找到工作。教我們怎樣找工作的人很多，但實際上哪儿也找不到。不管這些，我們去一家中國餐館吃了頓飯，先補充補充体力。我們穿過鐵路來到墨西哥街，苔麗和她的老鄉們閒聊著，問他們是否可以幫我們找到活。這時天已經全黑了，墨西哥街燈火輝煌。街上到處都是電影棚、水果攤，街的兩邊擺滿了小吃攤，一些破舊的貨車和濺滿泥水的小汽車停在街上。那些以摘水果為生的墨西哥人現在正合家團聚，一邊吃著爆玉米花，一邊在街上閒逛。我開始灰心了，現在我需要的——也是苔麗需要的，是喝一杯飲料。所以我花了35美分買了一夸脫加利福尼亞葡萄酒，走到一個停車場里去喝。我找到了一個流浪漢們用廢舊車箱做成的小屋，便坐在那儿喝了起來。我們的左邊是一節節被煤煙熏得發黑的破舊車箱，在月光下顯得十分凄慘，前面是燈火通明的貝克斯費爾德机場，右邊有許多鋁制品加工厂。啊，這是一個美好的夜，一個溫柔的夜，一個應該痛飲的夜，一個洒滿月光的夜，一個与心上人傾心交談相互愛撫的夜，一個通向天堂的夜，一個充滿詛咒的夜。這就是我們那天晚上所感受到的一切。她喝得有些醉了，几乎比我喝的還多，但我們還能神志清醒地聊天，一直聊到午夜。我和她一動不動地呆在破車箱里，偶爾有几個妓女走過，或者是墨西哥的母親們帶著孩子從這里經過。有時也會有一輛巡邏車開來，警察從車上跳下來四處張望。但是大部分時候都沒有人來打扰我們，我們彼此完全地融合在一起了，直到后半夜才老大不情愿地和這儿道了聲再見。半夜時分，我們動身向公路走去。 苔麗又有了一個新主意。我們可以搭便車去沙比納，那儿是她的老家，我們可以住在她哥哥的車棚里。現在我什么都會同意。到了公路邊，我讓苔麗坐在我的背包上，讓人看上去身体虛弱。果然一輛車停了下來，我們興高采烈地跳上去。開車的這家伙是個好人，但他的車很破。上山的時候他大聲地叫嚷著。天還沒亮我們就到了沙比納。苔麗熟睡的時候，我已經把酒喝光了，后來我也睡得很死。我們下了車，漫步在這個加州小城靜溫的、濃蔭密布的廣場上。我們去找她哥哥的朋友，他會告訴我去她哥哥的住處，但卻沒有找到。拂曉，我們躺在廣場的草坪上，一遍遍地重复著：“你不會告訴我他為什么种草，是嗎？他為什么要种草，你不會告訴我的，是嗎？”這是電影《人鼠之間》中的台詞，是伯格斯·墨利狄暫与牧場總管的一段對話。苔麗咯咯地笑著。我現在唯一覺得有意義的，就是和她在一起，我可以躺在這里，一直到太太們去教堂，她是不會在意的。但最后我決定為了找到她哥哥，我們必須立刻起來。我領著她來到鐵道邊上的一個旅館，我們舒服地躺在床上。第二天又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苔麗早早地起床去找她哥哥了。我一直睡到中午。我從窗子往外望去，突然看到一輛大平板車上斜躺著數百名流浪漢，他們興高采烈地靠在行李上，鼻子上套著滑稽的彩紙，有些人還大嚼著加利福尼亞葡萄。“他媽的！”我叫了起來。“噢！這真是一片充滿希望的樂土。”他們都是從圣弗蘭西斯科來的，一個星期之后，他們還將這樣興高采烈地返回。 苔麗帶著她哥哥、她哥哥的朋友以及她的儿子一起來了。她哥哥是個豪爽的墨西哥漢子，喜歡狂飲，并且心地善良。他的朋友塊頭很大，但并不結實，能說一口純正的英語，几乎不帶什么墨西哥口音，看上去有些花哨輕浮。我能看出他已對苔麗有了心思。苔麗的小儿子叫約翰尼，已經七歲了，又黑又亮的大眼睛非常可愛。現在，我們几個人又將開始新的瘋狂的一天。 他哥哥名叫瑞奇，他有一輛逐獵牌38型汽車，我們大家全鑽了進去。汽車不知向一個什么地方開去。“我們去哪儿？”我問。他朋友作了解釋——他叫龐佐，大伙儿都這么稱呼他。他身上散發著一股臭味，后來我才知道，原來他的職業就是專門向農民出售大糞，他有一輛貨車。瑞奇總能從他那儿撈到几個錢，所以整天無憂無慮，他總是這樣說，“就應當這樣，祝你走運，祝你走運！”他确實很走運。他把車速開到每小時70英里，爬上了一個土堆，然后一直向佛萊斯諾附近的瑪德拉開去，去看一下農民的肥料。 瑞奇帶了一瓶酒。“今天大家喝酒，明天干活，痛快地喝吧！”苔麗和他的儿子坐在后面。我回頭看她，她的臉上洋溢著与親人重逢的喜悅。加州10月綠色的鄉間田野從我們眼前掠過。我又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和勇气，我准備繼續往前走。 “現在我們去哪儿，伙計？” “我們去看看一個農民的几堆肥料，明天我開車來運。伙計，我們要掙錢，掙許多錢，不能整天玩。” “我們大家一定要在一起，”龐佐叫道。我發現的确如此——我去的每一個地方，都是大伙一起去的。我們比賽似地駛過瘋狂的佛萊斯諾，然后爬上山谷去找一些農民。龐佐下車与一些墨西哥老農民不知道談了些什么，當然，我什么也听不懂。 “我們現在太需要喝些飲料了！”瑞奇大聲嚷嚷。我們開車去了交叉路口的一家小酒店，美國人都喜歡在星期天下午去交叉路口的小酒店喝酒。他們帶著孩子，喋喋不休地聊著，大聲地喧鬧、叫罵，夜幕降臨，孩子們開始哭叫，父母們卻已醉倒，然后一起搖搖晃晃地回家。在美國，我去過的所有交叉路口的小酒店，都常能看到全家人聚在一起喝酒的情景。這次我們也一樣。瑞奇、我、龐佐和苔麗坐在那儿邊喝酒，邊和著音樂大叫，小寶貝約翰尼和其他孩子們圍著電唱机打轉。太陽已經變紅了，但什么事也沒做成。可這里又有什么可做的事呢？“不久的將來，”瑞奇說道，“將來我們會成功的，伙計。現在還是先再來杯啤酒吧，你會走運的！” 我們踉蹌著走出酒店，上了汽車，向高速公路開去。龐佐是一個大嗓門的家伙，他几乎認識圣喬昆峽谷里的每一個人。到了高速公路我和他原先准備開車去找一個農民，可我們卻把車繞到墨德拉的墨西哥街找姑娘去了，我們想為他和瑞奇物色兩個漂亮的小妞。繹紫色的晚霞籠罩著整個葡萄之鄉，我默默地坐在車里，卻發現他正在与一位墨西哥老人站在廚房門口為買他后院种的西瓜而討价還价。我們買了個西瓜，坐在土地上吃了起來，然后將瓜皮扔在老頭家門口肮髒的路面上。再好看的姑娘在這漆黑的街上也會顯得丑陋。我說：“我們到底去哪？” “不要擔心，老兄。”龐佐安慰著我，“明天我們會去掙很多錢的。今晚不要去想它。”我們將車開回高速公路，帶上等在那儿的苔麗他們，然后在燈火通明的高速公路上，把車開回了佛萊斯諾，我們都餓极了。我們跑過鐵路區，來到了佛萊斯諾的墨西哥街，許多窗口都挂著一些中國招牌。一些墨西哥小姐穿著寬松衫在街上溜達，自動唱机里不時傳來刺耳的音樂，街燈被裝飾得五顏六色。我們走進一家墨西哥飯館，吃了些豆沙餡的玉米餅，味道很不錯。我扔出了我們去新澤西海岸的5元車票錢，付了我和苔麗的帳。現在我只剩4角錢了。我和苔麗互相看了一眼。 “寶貝，今晚我們住哪儿？” “我不知道。” 瑞奇已經醉倒。現在他只會一個勁他說著“走運，伙計——走運”，聲音听上去很疲乏但又很溫柔。這一天真長，大家都不知道該怎么辦。可怜的小約翰尼在我的怀里睡著了。我們把車開回到沙比納。回去的路上，我們又將車開到99號高速公路旁的一個酒店，瑞奇還要喝最后一杯啤酒。在這個小酒店后面有一些帳棚和几間搖搖欲墜的汽車旅館式的房子。我問了一下价，要兩美元。我問苔麗怎么樣，她說很好，但是我們還抱著孩子，我們應當讓孩子睡得舒服些。小酒店里有一個牛仔樂隊在一本正經地演奏。喝了几杯啤酒之后，我和苔麗帶著孩子去一間汽車旅館式的房子睡覺。龐佐還在晃悠，他無處可去。瑞奇到他父親的葡萄園休息去了。 “你住哪儿，龐佐”我問。 “沒地方住，伙計。我原來和大羅絲一起住，可她昨晚把我給赶出來了。我今晚就在卡車里睡一覺算了。” 外面傳來优美的吉他聲。我和苔麗凝望著星空，然后互相親吻。“明天，”她說，“明天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你相信吧，我的好索爾？” “當然，寶貝。”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每天都听到這個詞——“明天”——多么誘人的字眼，也許它意味著天堂。 小約翰尼跳上床，連衣服都沒來得及脫就睡著了。沙子從他的鞋里溢了出來，墨德拉的沙子。夜里，我和苔麗爬起來拂去了被單上的沙子。早晨我起床后，在附近轉了轉。我們現在是在离沙比納5公里的棉田和葡萄園里。我問一個胖女人這些帳棚的主人是誰，是否有空著的可以租用。她說，最便宜的那頂是空著的，每天一美元。我交了一美元，便搬了進去。里面有一張床，一個火爐，柱子上還挂著一面破鏡子，這已經很令人滿意了。我必須躬著身子進去。當我走進去時，卻發現我的寶貝以及我們那寶貝男孩已經在里面了。我們等著瑞奇和龐佐把車開來。他們終于來了，還帶來許多啤酒，我們就在帳棚里喝開了。 “肥料的事怎么樣了？” “今天太遲了，明天吧，伙計。明天我們再掙錢。今天我門喝啤酒。啤酒怎么樣，不好嗎？” 我被他刺了一下。“明天——明天！”瑞奇叫道。我開始意識到我們原計划靠他的卡車運肥料賺錢的想法是不現實的：車就停在帳棚外面，散發著和龐佐身上一樣的臭味。 那天晚上帳棚里的空气很清新，我和苔麗心情舒暢，我正准備睡覺，她說，“你現在想要我嗎？”我說，“約翰尼怎么辦？” “不要緊，他睡了。”但是他并沒睡著，只是沒說話。 第二天，那幫家伙又把糞車開來了，然后又去買威士忌，回來后就在帳棚里痛飲起來，那天夜里，龐佐說天气大冷，就在我們帳棚的地下睡了下來，用雨布裹著身子，雨布上盡是牛糞的臭味。苔麗很討厭他，她說他纏著她哥哥，實際上是想接近她。 我和苔麗除了饑餓之外，什么事也沒有。于是早上我去農村轉了轉，想找一份摘棉花的工作。人們都讓我到高速公路那邊的一個農場去看看。我去了，那位農夫正和他的妻子待在廚房里，他走出來，听我說了自己的情況，然后提醒我，摘100磅棉花，他只能付給3美元，我想我一人每天可以摘300磅，便答應了，他從倉庫里取出了一些長長的帆布袋，并告訴我明天清晨就開始摘，我赶回去告訴苔麗，我們都很高興。路上一輛運葡萄的車輪胎爆了，葡萄撒得滿地都是，我撿了一些回去。苔麗很開心。“約翰尼和我一起去幫你。” “不！”我說。“用不著這么興師動眾。” “你知道嗎？摘棉花可不是件容易事。我教你。” 我們吃著葡萄，晚上瑞奇帶來一塊面包，一磅漢堡包，我們搞了一次野餐。我們旁邊一個稍大一些的帳棚里住著一大家人，他們也是摘棉花的。老祖父整天坐在椅子上，他年紀太大，不能干活。儿子、女儿還有他們的孩子每天早晨穿過高速公路和我去同一個農場摘棉花。第二天早晨，我和他們一起去了。他們告訴我，早晨棉花上沾著露水，比較沉，所以比下午更能掙錢。然而他們卻一直從拂曉干到太陽下山。老祖父是內布拉斯加人，30年代大蕭條時期來到這里——与那位蒙大拿牛仔告訴我的情況完全一樣——一大家人開著一輛破舊的大卡車來到這里。自那以后他們一直在加州，他們很喜歡干活。這10年里，老人的儿子已經有了四個孩子，有的已經長大，可以幫著摘棉花了。這些年里他們擺脫了貧困交加的處境，可以住上較好的帳棚，并且有了一定的地位。他們為自己的帳棚感到自豪。 “回過內布拉斯加嗎？” “沒有，那儿什么都沒了。我們現在最迫切的是要買一個可以用汽車拖著的活動房，”我們彎下腰開始摘棉花，這里景色很美，棉田那邊是我們的帳棚區，一望無際的棉田在清晨藍色的空气中与那些棕黃色的小山麓、白雪皚皚的獅子山融成一体。這比在南大街洗盤子不知要強多少倍。但是我對摘棉花一竅不通，我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把一朵白色的棉花從它綻開的花苞中剝离下來，而別人只要用手指輕輕地一彈就可以完成這道工序。沒過多久，我的指尖就開始流血了。我需要手套，也需要更多的經驗。有一對黑人夫婦也在棉田里和我一起干活，他們摘棉花簡直有上帝那份耐心，就象南北戰爭之前他們的祖父們在阿拉巴馬時那樣。他們沿著田□慢慢向前移動著，彎腰，直腰，袋子里的棉花在不斷增加。我的背開始發酸。但是跪在地上，躲在棉田里時的感覺簡直太妙了。如果我感到需要休息，我就停下來趴在田里，臉貼著濕潤的大地，鳥儿伴著我歡快地歌唱，我想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工作。炎熱的下午，苔麗和約翰尼在地頭向我招手，并且跳進棉田和我一起拼命地干著。真他媽的見鬼，小約翰尼竟然比我摘得還快！——當然苔麗要比我快一倍。他們在我的前頭摘著，讓我把一堆堆雪白的棉花裝進袋子里。我一面裝著，一面心里感到很內疚。我算一個什么男子漢，竟然連自己都養不活，更不用說他們了。他們陪著我干了整整一個下午，太陽落山的時候，我們才艱難地從田里走出來。我把所有的棉花倒出來稱了一下，只有50磅，我掙了一元五角錢。我向一位農場的小伙子借了輛自行車，騎到99號公路交叉路口上的一個百貨店，買了几听實心面和炸肉圓罐頭，還買了面包、奶油、咖啡和蛋糕，然后把一大包東西挂在車把上騎了回來。我一遍遍地發著誓。仰望天空，我向上帝祈禱，給我一些机會讓我能為自己愛著的人們做些什么吧。路上沒有人注意我，我相信自己今后一定能做得更好。正是苔麗，她使我重新獲得了生命力。回到帳棚里，她把所有的食物都熱了一下，我又餓又累，所以這是我一生中吃過的最美味的一頓飯。我就象一個摘棉花的黑人老頭，斜靠在床上一邊歎气，一邊抽著煙，外面，從涼爽的夜里不時轉來几聲狗叫。瑞奇和龐佐晚上已經不再來了，對這點我很滿意。苔麗蜷縮在我的身旁，約翰尼坐在我身上，他們在我的記事本上畫著小動物。我們帳棚里的燈光很亮。小客棧里牛仔們演奏的樂曲在田野中回蕩著，調子很低沉，但正与我的心境相符，我吻了吻我的寶貝，然后熄燈睡覺。 早晨，露珠把我們的帳棚壓得有點下垂。我從床上爬起來，去汽車旅館的總盥洗室洗了把臉。回來后，我穿上長褲——它已被我在棉田里跪破了，昨晚苔麗又替我縫好——戴上那頂破草帽，它本來是約翰尼的玩具，然后背著我的帆布棉花袋，穿過高速公路，向棉田走去。 每天我都能掙一到一個半美元，這僅夠我們每天的伙食。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我忘記了東部，忘記了狄恩和卡羅，也忘記了那條滴血的路。我整天帶著約翰尼玩，他喜歡我把他一下子拋到天上，然后再落到床上。苔麗坐在那儿為我們縫補衣衫。我是一個真正的男人了，就象我曾在帕特森夢想過的那樣。傳說苔麗的丈夫回到了沙比納，并且揚言要來找我。我正等著他，有天晚上，一群農場工人在酒店里發瘋，他們把一個人捆在樹上，用棍子把他打成了肉泥。那時我正在睡覺，只是后來听說的。從那以后我在帳棚里放了一根木棒，以防万一。他們總覺得我們這些墨西哥人污染了他們的營地。他們以為我是個墨西哥人，當然，從某种意義上講也對。 現在已經是10月了，夜變得一天比一天寒冷。隔壁那戶人家有個火爐，以備過冬。我們什么也沒有，并且房租已經快到期了。苔麗和我痛苦地決定离開這里。“回家去吧，”我說，“無論如何你不能帶著小約翰尼在帳棚里過冬，可怜的小東西會受不了的。”苔麗哭了，因為我触痛了她那种母性的敏感。我本意并非如此。一個灰蒙蒙的下午，龐佐把他的卡車開來了，我們決定去她家看看情況。但我只能躲在葡萄園里。不讓他們看見。我們開車去沙比納，途中車子坏了，更糟的是天上又下起了瓢潑大雨。我們坐在破車里罵著。龐佐只好冒著雨下去修車。說實話，這家伙倒是個大好人。我們倆會意地交換了一個眼色。下車后，我們走進了沙比納墨西哥街的一個破舊的小酒店，在里面喝了一小時的酒。我在棉田里的工作已經結束了，我感到我自己的生活在吸引我，在呼喚我回去。我花一便士給姨媽發了張明信片，讓她再寄50元來。 我們的車向苔麗家駛去。她家在葡萄園中間的一條小路上。我們到那儿的時候，天已經黑了。他們把我留在离她家25米遠的地方，然后徑直向大門走去。燈光從門里泄了出來，苔麗的其他六個兄弟正在里面彈吉他、唱歌，他父親坐在屋里喝酒，我听到歌聲里還夾雜著叫聲和爭吵聲，他們罵她婊子，因為她离開了那個無用的丈夫，把孩子留給他們，而自己卻跑到洛杉磯去了。那位老頭咆哮著，面色枯黃、憔悴的母親痛苦地勸說著他們，最后他們終于答應苔麗可以回家住了。她的兄弟們又唱起歡快的歌，節奏強烈。我縮成一團，在風雨交加中觀看10月峽谷中葡萄園里的一家所發生的一切。我的腦海中突然涌現出比麗亞·荷利黛唱的那首動听的歌《情郎》，我的心中也在舉行著自己的音樂會。“有一天，我們會重逢，你將把我的淚擦干，一聲甜蜜的低語輕輕吹過我的耳畔，熱烈地親吻，緊緊地擁抱。呵，我們彼此多么思念，我的情郎，你將走向何方……”比麗亞唱得是那樣优美、和諧，就象一位少女坐在溫柔的燈光下輕撫著愛人的頭發，風在咆哮，我感到很冷。 苔麗和龐佐終于出來了，我們立即開車去見瑞奇，瑞奇現在和龐佐的女人大羅絲同居。我們在黑洞洞的巷子里猛按喇叭，大羅絲把他推了出來。事情弄得很糟，那天夜里我們住在卡車里，苔麗緊緊地擁著我，讓我不要离開她。她說她可以去摘葡萄掙錢養活我們倆，我可以住在她家路那邊一個叫赫費爾芬格的農民家的倉庫里。我什么事也不用干，只管每天坐在草地上吃葡萄。“你樂意嗎？” 早晨他的堂兄們開著另一輛貨車來接我們。我突然意識到這個地方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都已知道了我和苔麗的關系，這一定成了他們一個有趣的話題。她的堂兄們都十分有禮貌，并且長得很有魅力。我們高興他說笑著，我們講述了一些各自在大戰中的經歷，她有五個堂兄，都很好。他們似乎和苔麗家關系很密切，但決不象她兄弟們那樣整天抱怨。但我喜歡粗野的瑞奇，他說一定要去紐約找我。我一直在想象著他來到紐約時的情景，把什么都給忘了。那天他正在一塊不知是誰家的農田里喝酒。 我在交叉路口下了車，堂兄們則帶苔麗回家。他們在門前向我示意，父母都不在家，去摘葡萄了，所以我今天下午能待在這里。這是個有四間屋子的農舍，我難以想象他們一家數口是怎么住下的。廚房里蒼蠅橫飛，沒有窗帘，就象歌中唱道的那樣：“窗戶，她破爛不堪，雨，她走進了房間。”現在苔麗在家里了，她圍著水壺轉，不斷往里面添水。她的兩個妹妹對我咯咯直笑。小孩們在路上嘻戲。 當晚霞從烏云后面鑽出來的時候，這是我在峽谷的最后一個黃昏，苔麗讓我去看看那個農夫的倉庫。赫費爾芬格在路邊有一個收成很不錯的農場。我們把箱子聚攏到一起，她從屋里拿來几床毯子舖上，一切就安頓好了，只是屋頂布滿了蜘蛛网。苔麗說沒關系，只要我不去碰它。我躺在床上，看著這些可怕的東西，我走進墓地，爬到一棵樹上。在樹上我唱起“藍色的天空”。苔麗和約翰尼坐在草地上，我們一起吃著葡萄。在加州，你吸吮著葡萄汁，然后把皮吐出來，真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夜幕降臨，苔麗回家去吃晚飯，九點鐘她回來了，還帶了許多她吃的面條和豆泥。我在倉庫的水泥地上生了一堆火照明。然后我們開始躺在箱子上做愛。苔麗坐起身，赶緊往家跑，因為父親在叫她，我在倉庫里能清晰地听見他的聲音。她給我留下了一個披肩，好讓我暖和些，我把它圍在脖子上，走進月光下的葡萄園，想看看她家里究竟會發生什么事。我躡手躡腳地走到离她家不遠的地方，跪在溫暖的泥土上。她的五個兄弟正用西班牙語唱著憂傷的歌。滿天的星斗低低地懸在小屋頂上，火爐上的煙囪往外冒青煙，屋里飄散出豆泥和辣椒的香味。她父親吼叫著，兄弟們仍在憂傷地唱著，母親默默地坐在一旁，約翰尼和其它孩子們在臥室里咯咯地笑，一個多么典型的加利福尼亞家庭。我躲在葡萄園里，注視著這一切。我感到自己就象一個百万富翁，在一個瘋狂的美國式的夜晚里冒險。苔麗出來了，砰的一聲把門關上。我從黑暗中向她走去。“怎么啦？” “哦，我們吵了起來。他讓我明天就開始干活。他說不想讓我再蠢下去。索利亞，我想跟你一起去紐約。” “但是怎么去呢？” “我不知道，親愛的。我會想你的。我愛你。” “但是我必須离開。” “好吧，好吧，我們再在一起住一夜，然后你走。”我們回到了倉庫，就在蜘蛛网下面做愛。這些蜘蛛現在正在干什么呢？我們在木箱上睡了一會儿，這時火已經滅了。午夜時分她起身回家。他父親醉了，我能听到他的大聲咆哮，然后一片寂靜，他大概睡著了。星光映照著沉睡的鄉村。 早晨起來，赫費爾芬格從馬棚的窗子里把頭伸進來，說：“睡得怎么樣，小伙子？” “很好。我希望在這儿沒打扰您。” “當然沒有。你愛那個墨西哥小蕩婦？” “她是個很好的姑娘。” “也很漂亮。我想牛大概已經出欄了。她有一雙藍眼睛。”我們又談起了他的農場。 苔麗把我的早飯送來時，我已經整理好帆布包，准備回紐約。從我在沙比納拿到錢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這一天在等著我了。我告訴苔麗我要走了，她已經想了一夜，這時只有听任命運的安排。她動情地在葡萄園里吻了我一下，便背對著我走開。大約走了十几步，我們都不約而同地轉過身來：愛情真象是一場決斗，我們彼此再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 “紐約見，苔麗，”我說。她打算一個月之后与她哥哥一起開車去紐約，但是我們心里都明白這是不可能的。走了100米，我又回頭望了她一眼，她正拿著給我送早飯的盤子，向家里走去。我凝視著她。噢，多么令人憂傷，我又上路了。 我從高速公路向沙比納走去，在路邊的樹上摘了几個核桃吃，我穿過鐵路，走過了一個水塔和一個工厂，來到鐵路郵局去取從紐約寄來的匯單，但這儿關門了。我一邊罵著，一邊坐在台階上等。郵遞員回來了，邀我進去，我的錢來了！我姨媽又救了我這個懶虫一命。“明年誰將獲得世界集郵冠軍？”面孔瘦削的老郵遞員問我。突然我意識到現在已經是秋天了，我正在回紐約的路上。 峽谷的10月，白天很長。我沿著鐵路線走著，希望能遇上一輛大平板車，這樣我就可以加入那些摘葡萄的流浪漢們的行列，一路上分享他們那純朴的快樂了，然而始終沒有等到。我走向高速公路，在那儿很快就搭上了一輛小汽車。這輛車簡直是我一生中坐過的最快、也是喇叭最響的車。開車的小伙子是加利福尼亞牛仔樂隊的提琴手。這是一輛嶄新的車，他把車速開到了每小時80英里。“我開車的時候從不喝酒。”他說著遞給我一品特酒。我喝了几口，又遞給他。“太好了。”他說著，也喝了起來。我們從沙比納到洛杉磯的愉快旅行，長達250英里，只花了四個小時。我在好萊塢的哥倫比亞影業公司前面下了車。我如期到達，又開始按原訂計划進行了。我買了去匹茲堡的車票，因為沒有足夠的錢買票直達紐約。我到匹茲堡之后才真正感受到沒錢的窘迫。 汽車10點鐘開，我還有四個小時可以好好地在好萊塢轉轉。我買了一塊面包和一些意大利香腸，准備做10個三明治帶著上路。我只剩下一美元了。我坐在好萊塢停車場后面的矮牆上，做三明治。正當我在進行著這項偉大工作的時候，突然好萊塢無數只耀眼的弧光燈射向天空，把整個西海岸照得如同白晝。包圍著我的是黃金海岸之夜的喧囂和瘋狂。這就是我的好萊塢“生涯”——這就是我在好萊塢度過的最后一夜。 拂曉，汽車穿過亞利桑那沙漠，無垠的大漠一直向南延伸到墨西哥山脈。然后我們又往北開過亞利桑那山脈和一些小山城。我從好萊塢教堂里偷來一本精彩的書，但現在我更愿去讀美國這秀麗的風光。汽車的每一下顛簸，每一次爬坡，窗外的每一個景致，都會激起我神秘的渴望。傍晚時分車子駛過新墨西哥，天亮以前到了得克薩斯州的達爾哈特。在一個蕭瑟的星期日下午我們駛過了奧克拉荷馬的一個又一個小城，黃昏過后到了堪薩斯。車子繼續往前開，我10月份就可以到家了。 中午，車子到達圣路易斯。我走下車，沿著密西西比河散步。巨大的原木從北面的蒙大拿漂流而下——這种巨大的奧德賽原木是我們美洲大陸的驕做。古老的蒸汽船上雕刻的花紋已被河水和風暴所侵蝕，花紋上沾滿了沙子，老鼠來回亂竄。下午的密西西比河上籠罩著厚厚的烏云。汽車繼續前進，夜里穿過印第安那州的玉米地，月光鬼影似地在地里晃動。在車上我結識了一位姑娘。在到印第安那波利斯的一路上，我們彼此愛撫著。她的眼睛近視，當我們下車去吃飯的時候，我不得不拉著她的手。我的三明治早吃完了，她替我買了飯。作為報答，我給她講了很多故事。她是從華盛頓來的，整個夏天都在那儿摘苹果，她家住在紐約北部地區的一個農場。她邀請我去那儿。我們約定在紐約的一個旅館里再見。她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下了車。我就一直睡到匹茲堡，然后又搭了兩次便車，一輛是運苹果的貨車，另一輛是個大棚車。在一個溫柔多雨的夏夜，我到了哈里斯堡。我一刻也沒耽擱，因為我很想家。 這真是一個鬧鬼的夜。魔鬼是一個背著紙做的背包的小干癟老頭，他說他要去“加拿狄”，他走得很快，命令我跟在后面，并告訴我前面有座橋，我們可以從那儿過去，他大約60歲左右，喋喋不休地談著他曾經吃過的美餐；他們給他的煎餅上涂了多少奶油，他們多給了他多少面包；老伙伴們又是怎樣邀他去度周末；他臨行前又是怎樣痛快地洗了個澡；他現在頭上戴的這頂嶄新的帽子又是怎樣在弗吉尼亞的路邊拾到的；他又是怎樣闖進城里的每一個紅十字會，以證明他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哈里斯堡的紅十字會又是怎樣地名不符實；他在這個世界上活得又是怎樣艱難等等。但是無論怎樣我一眼就看出他只是個不那么令人尊敬的流浪漢，他一會儿可以闖進紅十字會，一會儿又可能站在南大街的角落里傷心地向行人要上几個子儿。我們都是流浪漢，我們一起沿著嗚咽的沙士魁納何走了七英里路。這真是一條可怕的河流，兩邊峭岩上的灌木叢象披著長發的魔鬼站在水里。漆黑的夜色遮沒了一切，只是偶爾有一輛車從河上穿過，車燈把兩邊峭岩上的灌木令人恐怖地展現出來。老頭告訴我他背包里有一根很漂亮的皮帶，我們停下來讓他從里面抽出來。“我買這根皮帶是在——是在馬里蘭的佛萊德里克。他媽的，我把它忘在佛萊德里克斯堡的柜台上了嗎？” “你是說佛萊德里克。” “不，是佛萊德里克斯堡，在弗吉尼亞州！”他又開始喋喋不休他說著馬里蘭州的佛萊德里克和弗吉尼亞州的佛萊德里克斯堡。他總往路中間走，好几次差點被車撞上。我真希望這老家伙在這漆黑的夜里赶緊上西天，死掉算了。前面根本就沒有橋。我在一個鐵路地下過道處把他甩了。我走得滿身大汗，我穿了一件汗衫，兩件毛衣。一個小酒店射出的燈光，照著我痛苦而又疲憊不堪的樣子。有一家人正走在馬路上，這時正好奇地看著我。我感到特別惊奇的是，這個賓夕法尼亞破舊的小酒店里竟然有一個純正的男高音在唱著感傷、動人的黑人民歌。我聆听著，呻吟著。天開始下起大雨。一個人把我帶回了哈里斯堡，告訴我路走錯了。就在這時，我看到那個干癟老頭正站在路燈下，伸著大拇指，做出要搭車的手勢——可怜的、被遺棄的老頭，迷途的羔羊，身無分文、衣衫襤褸的幽靈。我對司机說了這個老家伙的故事，他把車停下，告訴那位老人： “听著，伙計，你應當往東走，不是往西。” “啊？”老魔鬼問道，“不要給我指路。我已經在這儿走了几十年了，我知道。我是去加拿狄。” “但這并不是去加拿大的路，這是到芝加哥和匹茲堡的路，”老頭對我們滿肚惱火，走開了。我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他那只白色的背包消失在阿利根尼憂郁的夜色之中。 我本來以為美國的野性只表現在西部，然而當我遇到這個沙士魁納河畔的幽靈時，我的看法改變了。不，東部也充滿野性。這就是本·弗蘭克林在牛車時代所看到的野性，這就是喬治·華盛頓當印第安斗士時所表現出的野性，這也是丹尼爾·布納的小說中所措寫的那种野性，當布萊德福德筑成了公路的時候，大伙們在小木屋里歡呼著把他拋向天空。 那天晚上我在哈里斯堡火車站的長凳上睡了一覺。清晨，車站的主人把我赶了出來。當你還是個無憂無慮的孩子時，當你還生活在父母的怀抱里時，難道你不是對一切都抱著肯定的態度嗎？然而當你獨自面對人生時，當你發現你自己原來是那樣可怜、悲慘、窮困潦倒、赤身裸体、無依無靠，面容枯槁、形如魔鬼時，你就只能面對這夢魔般的人生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了。我踉踉蹌蹌地走出車站，我已經控制不住自己，我眼前只有如同墳墓一般蒼白的早晨。我几乎要餓得昏死過去，我唯一剩下的就只有几個月前在內布拉斯加的希爾頓買的几片感冒藥了，我舔著它們外面的糖衣。我不知道怎樣去乞討，几乎連走到城外的气力都沒有了。我知道如果再在哈里斯堡過夜，我會被抓起來的。我詛咒這個城市。帶我搭車的那個瘦子告訴我有節制的饑餓對健康的好處。當車子向東部疾駛時，我告訴他我快要餓死了，他說：“太好了，太好了，這對你大有益處。我自己也已經三天沒吃東西了。這樣能活150歲。”他瘦得皮包骨頭，象一截木棒，象一個玩偶，又象個瘋子。如果我搭的是一個肥胖的大富翁的車子，那該多好啊！他一定會對我說：“我們開車去找個餐館，先吃些火腿和大豆再走吧。”真倒霉，我碰上的卻是這么一個瘋子，他竟然相信饑餓療法！車開了100多公里之后，他才寬厚地從車后面拿來了一些奶油面包和三明治。他是一個管道裝置公司的推銷員，經常去賓夕法尼亞一帶推銷產品。我狼吞虎咽起來。突然我笑了，只有我一人坐在車上等他，他去亞林鎮打電話了。上帝啊，我被生活折磨得筋疲力竭。但這個瘋子快要把我帶到紐約了。 突然我發現自己已經在時代廣場。我周游了整個美國，行程八千哩，現在又回到了時代廣場，這時正好是交通高峰期，我用單純、陌生的眼光看著這個喧囂瘋狂的紐約。數百万人毫無休止地為了生存而四處奔波，象一場噩夢——掠奪、攫取、失去、歎息、死亡，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長島外面的那些城市里為自己爭得一塊墓地。我站在地鐵的人口處，想壯壯膽子去撿一個煙蒂，但每次剛彎下腰，就被擁擠的人流沖開了，煙蒂已被黑壓壓的人群湮沒碾碎。我沒錢乘車回家，帕特森离時代廣場還有好几英里路，你想想難道我還有力气步行回家，穿過林肯隧道，或者走過華盛頓大橋進入新澤西嗎？現在已是黃昏。哈索爾在哪儿？我在廣場上尋找著哈索爾，他不在這里，他在瑞克島。狄恩在哪儿？我的那些朋友們都在哪儿？我的生活在哪儿？我有家可歸，我應當躺在溫暖的床上好好地反省一下這次旅行的得失。我只能去乞討几個子儿來乘車了，最后我看准了站在牆角處的一個希腊神父，他給了我兩角五分錢，便神色緊張地赶緊躲開了。我隨即沖上汽車。 回到家里，我几乎吃光了冰箱里所有的東西。姨媽起床，看著我。“我可怜的小餓鬼，”她用意大利語說道，“你瘦了，你瘦了，這么長時間，你都到了些什么地方？”我穿著兩件襯衣，兩件毛衣，帆布包里裝著摘棉花時磨破了的褲子和一些破爛不堪的鞋。我和姨媽決定用我從加州給她寄回來的錢買一只新的電冰箱。她去睡了。我躺在床上抽著煙，直到深夜仍然難以入眠。我寫了一半的手稿仍放在桌上。現在是10月，我回家了，我要繼續開始。陣陣冷風吹打著窗戶玻璃，幸好我關得及時。狄恩曾來過我們家，在這里住著等了我好几天。每天下午當我姨媽在破地毯上縫補衣服的時候，他就坐在那儿陪著她聊天。我回來的前兩天他才离開，也許正沿著我走過的路去賓夕法尼亞、俄亥俄，最后去洛杉磯了。他在那儿有自己的生活，凱米爾已經找到了房子。我在凱米爾那里的時候從沒把她放在眼里。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只是非常想念狄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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