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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卡岡似乎非常惊訝，他并沒有生气。他和丹尼爾一起坐在他家的臥室里，這是一個地基很高的、廉价的四居室房子，和格瓦那的其它房子并無兩樣。 在房間的一角堆滿了裝衣服的盒子，卡岡背后的牆上挂著一些杰出人物的肖像畫，緊挨著的是西牆上的一幅水彩畫，沒有陽台，祈禱間很小，在后牆与一座草蓋成的阿拉伯房子之間。 在水彩畫的下方是一面手繪的旗幟，藍色緊握的拳頭象征著格瓦那党和它的傳說：遺忘意味著死亡。在旗幟的左邊是一個玻璃門的柜子，里面裝著二十卷猶太法典，一部猶太學者的注釋，以及猶太法規的條例。柜子上靠著一支步槍。 烈日當空，駕車行駛在哈布隆路上真是又熱又孤單。從哈布隆到格瓦那大約七百里的路還沒有開通，走在彎彎曲曲、塵土飛揚的小路上，仿佛在地獄中一般。丹尼爾經過警衛的檢查，忍受著格瓦那人的敵對情緒，最后才進了卡岡的前門。 丹尼爾終于見到了這位領導人：五十多歲、個子矮小、外表虛弱、容易興奮，蘇格蘭威士忌般顏色的胡子、深藍色的眼睛。他的臉頰消瘦、頭發稀疏，他穿著一件很大的天鵝絨大衣，這遮住了他大部分的腦袋。他的衣服非常朴素——白襯衫，黑長褲，黑皮鞋，挎著一個包，輕飄飄的。丹尼爾從來都沒有看到他增加体重，無論是在照片中還是在軍隊面前。 卡岡從咖啡桌上的碗里拿出一個青苹果，給丹尼爾分了一半，遞到他的手上。當丹尼爾謝絕時，他便拿起水果吃了起來，這時一個傷疤很明顯地從他的上顎露了出來。他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上，露出瘦弱的前臂，下面一段被太陽晒黑了，而上面則是白的。 “一件麻煩事，”他說，用熟練的希伯來語說，“几名阿拉伯少女被殺死了。” “我想你就是為了這件事來找我的。我很感激，探長。” “真恐怖，”他重复說，“一個人的生命的消失真是一個悲劇。我們都是上帝創造的。” 丹尼爾感到他的話中帶著一种嘲弄： “我听說你認為阿拉伯人是劣等民族。” 卡岡搖頭否認了： “花言巧語。敲一頭驢子的頭以引起它的注意——這是一個古老的美國笑話。” “我知道。” 卡岡繼續嚼著苹果，一直嚼到了果核，他將果核嚼碎，然后吃了下去。當僅僅只剩下果梗時，他把它從嘴里拉出來，用食指捻來捻去。 “丹尼爾，”他說，“一個古老的也門人名字。你是摩瑞·薩達姆·丹尼爾的后代嗎？” “是的。” “不要猶豫，我相信你是。也門人有最好的血統，是我們中間最优秀的血統。你參加彌撒嗎？” “有時我在會堂里祈禱，其它時候我在自己家里做。” “你家里……哦，是的，當你告訴鮑勃·艾倫你是教徒時，我已經查過了，我原先認為這只不過是政府的借口。 我的聯系人告訴我，你正是你所說的那种人。” “謝謝你的信任。”丹尼爾說。 “不要沮喪，”卡岡溫和地說，“應該怨政府。四個月來他們一直想回避這個事件……我想你并不知道任何情況，是嗎？” 卡岡從碗里拿出另一個苹果，在空中拋著。他搖著頭說道：“猶太人是猶太人的內奸，這就是成千上万的猶太人死去的原因，不是嗎？我們應該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在世界的某個地方猶太人能夠像一個王子一樣在街上散步，而無須恐懼，無須害怕背后的刺刀。” 卡岡打住話頭。丹尼爾听到他在喘息——活像個哮喘病人。 “丹尼爾警官，你應該保持你高貴的也門血統，而不要和那些歐洲人混雜起來。” 丹尼爾自然明白他話中的全部含義，但他卻裝作完全沒听見一樣，說道：“我想要一份你手下的所有的成員的名單。” “你將會得到它的。一式四份，或許更多。” “一份最新的名單，包括每一個成員的工作和地址，以及他們的旅行及其旅行日記。” “旅行日記，”卡岡笑了，“你太不嚴肅了。” “這是非常嚴肅的事情，拉比。我今天開始依次和他們談話。我手下的人將在下午到達，我們將留在這儿，直到我們和所有人談完話為止。” “也包括孩子嗎？”卡岡挖苦說。 “成人。” “為什么排除小孩子呢，警官？他們一斷奶，我們就把他們送給阿拉伯人。”卡岡張開手臂，擁抱丹尼爾，用手拍著臉頰。 “太精彩了。安全的猶太复國主義要得到贊揚。”他放下苹果，盯著丹尼爾的眼睛：“你進行過什么戰斗？你看起來太年輕了。” “你的聯系人沒告訴你嗎？” “沒有。” “1967年戰爭。耶路撤冷劇院。” “你是有特權的人。” “1967年時你在哪儿，拉比？” “保衛布魯克林的克容哈特街道。為了阻止那些人搶劫猶太老婦人和偷她們的信用卡。并沒有像解放耶路撤冷者那樣受到贊揚，但是一直在堅持做。或許這儿的猶太人和美國猶太人一樣軟弱、愚蠢。” 丹尼爾看了看放在膝蓋上的几份資料，說：“你的一些成員在警察局有記錄。你手下有什么新成員帶有犯罪背景嗎？” 卡岡微笑著說：“我手下只有一個在警察局里有記錄。” “現在一些人正力圖破坏我們得之不易的和平与穩定，我們得提高警惕。” 這似乎是在侮辱卡岡。他皺了皺眉頭，再次拿起第二個苹果，狠狠地咬了一口，以至果汁都濺到胡須上了。他用紙巾擦干，然后又問丹尼爾： “你難道不想要些水果嗎，警官？” “不，謝謝。” “一個彬彬有禮的猶太人？現在我真的有些怀疑了。” “請回答我的問題，拉比。你這儿有一些新成員有暴力史嗎？” “我不知道，即使我將這些情況都告訴你，對你目前的工作又會有多大的幫助呢？” “拉比，”丹尼爾說，“調查是一种方法，否則就用其他方法。如果你合作，一切都將會很順利。” “合作。”卡岡說，似乎是學到了一個新名詞，“你參加這种調查多長時間了？” “從一開始。” “從一開始，”卡岡重复說，“所以，毫無疑問，你在調查期間參觀過一兩個阿拉伯人的家，而且你無疑在這些家庭里得到過食物，阿拉伯人有友好待客的文化，對嗎？” “拉比，卡岡……” “等一會儿，警官。”卡岡輕柔但很堅定地說： “你由阿拉伯人提供食物……大量的小核果、水果和种子。他們在把食物擺設出來之前也許往上面擦了一層驢肉，也許他們在食物里唾了唾沫。但是你都笑容可掬，并且說：謝謝，先生，然后把食物全部吃完，是不是？你所受到的訓練告訴你要尊敬他們的文化……上帝不允許他們中的任何人受到冒犯，是不是？但現在你是在這儿，在我的家里，我讓你吃水果，你都謝絕我。你是不擔心冒犯我的，如果一個猶太人受到侮辱，誰會咒罵一句呢？” 卡岡凝視著丹尼爾，等著他回答。卡岡沉默了一會，又說：“我們在這儿建立了一個可愛的猶太复國主義民主政体，不是嗎？丹尼爾·沙拉維，摩瑞·薩達姆。丹尼爾的后代？我們仇恨那些遺棄我們的人，但是卻在殘害我們的兄弟。為什么你在1967中戰爭中戰斗，警官？你射擊和刺殺阿拉伯人難道不是為了他們的自由？ 因為你給了他們很多私人權利，如醫療保險、福利，把他們當作你的小兄弟。以至他們像老鼠一樣繁殖，一直把我們擠到了地中海？或許物質主義蒙蔽了你的雙眼？或許你想給孩子們買影碟机、《花花公子》雜志、快餐館，這些异教徒們令人惊奇的禮物難道能夠給我們更大的快樂嗎？” “拉比，”丹尼爾說，“現在是談謀殺案，而不是政治。” “哦，”卡岡厭惡地說，“他們馴服你，使你純正的也門血統离開了你，而你竟然沒有看到這一點。” 他站起來，背著手，朝房間走去。 “我是克利塞特的一員，我不會容忍這些胡說八道。” “沒有誰不受正義影響，”丹尼爾說，“假如我調查到了總理，我也會坐在他的房間里，詢問他，索要他的旅行日記。” 卡岡停下來，轉過身，望著丹尼爾。 “一般來說，我反對這种垃圾一般的談話。你是怎樣調查到我的呢？” “我不會告訴你。但我相信你是能夠推斷出來的。” “我認為這是政治替罪羊。一對阿拉伯夫婦被殺害了……然后就去譴責猶太人。” 丹尼爾打開箱子，拿出菲特瑪和朱莉婭的被害現場的照片，遞給卡岡。這位格瓦那領導人拿過照片，平靜地看了一下，然后還給了丹尼爾。 “所以……”他漫不經心地說，但聲調有些干澀。 “那正是我所反對的，拉比。” “那是阿拉伯人在1929年干的事，格瓦那沒有一個人會那樣做。” 卡岡搖著腿，摸了摸胡子，抽出一卷猶太法典。 “好，好，”他說，“整個的事情都是政府策划的，人民可不傻……你會使我成為一個受迫害的英雄。”他舔了舔手指，開始翻書。 “現在結束了，警官。我必須學習，沒有時間花在你身上了。”他看起來很惊奇，“誰會知道呢？体在我們這儿花了這么多時間，或許你將會出什么事。你會看到你鑄成的大錯，現在讓我們做正确的彌撒吧！” 格瓦那成員亂糟糟地擠成一團。他在餐廳里接見他們，這是一個水泥建筑物，天花板用十幅油布蒙著，中間放著鋁桌和折疊椅，一股熱油的气味從廚房里飄來。 大約一半是耶路撤冷人——大部分是更年輕的摩洛哥人和伊拉克人，一些也門人。 他們都是以前在街上浪蕩的小伙子，有一雙敏銳的眼睛，言辭咄咄逼人。美國人由于宗教原因沒有蓄須，并且粗魯的言談也使他們很容易被辨認出來。 鮑勃·艾倫很晚才來，他是一個中年人，有著灰色的卷發，長得像灌木叢一樣的絡腮胡子，一只受過傷的大鼻子，和一張硬梆梆的股。他在耶路撒冷住了兩年，由于違反法規和襲擊他人被逮捕了三次。 他穿著一件褪色的夾克，“紐約雅克”牌T恤衫邊接著子彈夾，襯衫很緊，顯出他厚而多毛的胳膊和腆起的肚子。插在肚子旁的是一支美國造的槍，丹尼爾想這小子在模仿美國牛仔。 除了槍之外，卡岡的這位部下還帶著一把獵刀，拿著一根黑色的棒球棍，他告訴丹尼爾，和他談話感到很高興，當丹尼爾回答后，他將口音由美國語調換成英國語調。 “看看朝鮮的行動。這些就是我們行動的目標——徹底赶走阿拉伯人，這很清楚。當我回到美國時我到處戰斗。” “‘到處戰斗’是什么意思？” 艾倫眨了眨眼：“很簡單，做我自己的事，為人民謀利益。一种很好的感覺，你懂嗎？我最后一次是在紐約布魯姆區的一場戰斗，你听說過這個地方嗎？我在那儿工作了五年，從沒有出過任何問題。”他購嘴一笑，揮了揮棒球棍。 “我能看一下你的刀嗎？” “這？請相信這是真正的男人用的武器，它已經有十五個年頭了。”艾倫解下刀，遞給丹尼爾。丹尼爾把刀放在手掌上，觀看著寬闊、沉重的刀鋒，這刀非常鋒利。但是從萊維大夫告訴他的話來看，灰人并不是使用這樣的刀，他使用的刀鋒較狹窄，并且還要鈍一些，小一些…… 他把刀還給艾倫。 “你有其他的刀嗎，艾倫？” “其他的？哦，有。我從美國帶來了一箱子，但是還沒有机會使用，他們說卡利列河有一种很好的魚，是真的嗎？” “是的。你的其他的刀呢？艾倫。” “一把槽刀和一把刻度刀在箱子里，還有一把瑞士軍刀，我想它們都在這儿。或許一把大刻度刀也在這儿，這儿還有我在馬里蘭州得到的一把日本劍。想知道關于槍的事嗎？” “現在不，其他的偵探馬上就來，他們將檢查你的武器。” “好。”艾倫笑起來，“如果我是殺死那個阿拉伯人的凶手，我就不會把刀的情況告訴你，不是嗎？我會把所有的刀都拿給你看。” “你想做什么，艾倫先生？” “把它們擦亮，然后涂上油，把它們收藏起來，如果這樣能行的話。” “你有別的事告訴我嗎？” “你找錯地方了。格瓦那不會承認這儿有阿拉伯人的。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他們全都是游擊隊。” 接下來的是一群女人，她們的言行是一种奇怪的無禮和奴性的混合，當丹尼爾提問后，她們毫無笑意，她們將孩子帶來，以阻止丹尼爾將人帶走。 “我要問的問題并不适合讓孩子們听，”他告訴為首的一個，她帶著三個小孩子，其中最大的一個女孩不超過四歲，最小的還是個嬰孩，躺在她的怀中。 “不，我想他們也應該看一看，”她說，“我堅持。”她很年輕，臉色蒼白，薄薄的嘴唇，穿著一件長袖襯衫，一直遮住了膝蓋。她的頭發上蓋著一條白頭巾。 “為什么？”丹尼爾問。 “為了讓你看看他們喜歡什么。” 她叫著一個孩子，一個藏在父母背后的小孩。這個孩子很小，但是她的眼睛明亮、敏銳。 “你喜歡什么，格瓦特·思特斯坦？” “這個世界。”她掃了一下周圍，說道： “仔細听著，孩子，這就叫迫害，這就是猶太人的生活。” 到中午時他和第三個人談話，但沒有一個人理睬他，除了艾倫，艾倫被打破的鼻子被确認是警察干的，當時他反抗，這是他第一次被逮捕而不是被監禁的時候，足以證明他并不是那個變態殺手。 十二點半，午餐鈴響了，房間里的人擁人餐廳，他們找到自己的住置后，吃起了煎魚和沙拉。丹尼爾發現座位是事先安排好的。他站起來，离開大廳，正好碰見卡岡和他的妻子走了進來。 “幸運嗎？警官？”這位領導人大聲問道，“在我們里面發現殺人狂了嗎？” 卡岡太大退了一步，似乎她丈夫開了一個可伯的玩笑。 丹尼爾不置可否地一笑，朝衛兵定去，一直走到他听不見卡岡夫婦談話聲為止。 在十二點四十六分時，施姆茨和克漢駕車赶到警衛處。勞孚爾想用四個偵探來詢問格瓦那人，但人手不夠，丹尼爾讓埃維從舊城區赶來，但是沒有達奧得的消息。 埃維將車停在丹尼爾的車旁。他与施姆茨走出來，穿過傾斜的小道，丹尼爾歡迎他們，給了一份格瓦那成員名單，告訴他們要檢查所有的武器，特別是鮑勃·艾倫的。 “有什么事可以讓艾倫感興趣嗎？”施姆茨問。 “他是一個美國人，他喜歡玩槍和刀子，并且他討厭阿拉伯人。” “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嗎？”施姆茨笑著問。 “充滿血絲，”丹尼爾說，“其他沒有什么特別之處。” “不要玩政治游戲，不要浪費時間。” 埃維連連點頭。 “好，讓我們開始吧，”丹尼爾說，“給勞孚爾一份報告，然后我們走。” “勞孚爾認識我父親，”埃維說，”他認為我是他的孩子，我則認為他是個小人。” “馬可斯基是干什么的？”丹尼爾問他。 “什么也不是。我希望我再也不和這樣的小人玩這种游戲。” “這個小人早上在大廳追上我，”施姆茨說，“想知道我們調查的事，我告訴他我們才剛剛開始，沒什么可說的。” 丹尼爾大笑：“他對此有何感想？” “就像一輛老汽車——气急敗坏，哼哼直叫，像金屬摩擦的聲音——然后朝著盟洗間走了。” 兩點十三分，丹尼爾回到了耶路撤冷，在火車站附近從一個水果小販那儿買了一些水果，開車到總部去的途中吃完了它們。回到辦公室，他開始以審方名義謄寫一個与卡岡的面談要文，想要盡快地取消它，然后打電話給接線員要求与東方人取得聯系。接線員在和東方人取得聯系之前插話說： “正好有你的電話，你接嗎？” “可以。”他靜靜地等了一分鐘，便与阿費夫取得了聯系。這個大胡子的朱澤人，從邊境巡邏的吉普車上給他打來了電話。 “我在野外，同一些貝都因人在一起，這群人我們在第一天早上談及過。他們向南遷移，他們發現了一個地方，對于我們偵破此案极有价值。” 他告訴了尼丹爾這個地方的准确位置——以軍事坐標的形式。丹尼爾展開地圖小心而准确地找到了那個地點，從斯科普斯山脊向北三公里半。 這么近。 “到那里去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我開車過來，”阿費夫說，“把你帶回來，跟蹤驢子的足印前行。但是要是你先爬一千米左右，走到山坡那儿，可能會更快。從那里可以直行。你的鞋怎么樣？” “我的鞋可以通過去，現在我就走——与你在那儿會合，注意那儿的情況，再會。” “沒事，”朱澤人說，“盲人也不會讓它溜掉。” 丹尼爾放下電話，推開卷宗，叫來了施姆茨。 ------------------ 瘋馬 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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