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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哈姆·施姆茨不惹人注目地穿過所羅門·謝拉頓王飯店的大廳，從一群游客中間擠了過去，走下樓梯，經過日本餐館，走進美國餐館中。淺色的橡木家具、深綠色的家具裝飾布和鏡子般的牆面，塑料封面的菜單，裝著假古董的玻璃盒子。很漂亮。那個女人喜歡美式食品。 和往常一樣，他來早了，而他也正想等她。但她卻已經到了，正坐在設有鑲鏡面的凹室里一個火車座中，讀著菜單——雖然她很可能已經記住那些菜了——手邊放著一杯咖啡。 她看見他，微笑著朝他招招手，很漂亮。 應該說對她這個年紀的人來說是很漂亮的了。 雖然他明知道笑臉是刻意做出來的，他還是喜歡看她。比起為了讓性罪犯程序一案運行而做兩個小時的筆頭工作來，和她見面要愉快得多。 一位女服務員主動幫他找座位。他告訴她自己要与那位夫人坐在一起，接著就向火車座走來。她過分熱情地問候他，伸出一只骨骼很好看的手，說他們倆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見過面了。 “太久了，”施姆茨說，“肯定有三、四個月了。”從上次聯系至今有三個月，而從在艾拉特的那個晚上至今已經十個月了。” “确實如此。請坐，親愛的。” 一名金發碧眼帶美國北方口音的服務員走過來，遞給他一本菜單，听他點了一杯加檸檬的熱茶后便离開了。 “你气色不錯。”施姆茨對她說。這句話雖然沒有說完，倒也是他的本意。她把頭發染成了接近栗色的深棕色，但不慎保留了几根灰白的發絲。她穿著剪裁合体的米黃色亞麻布西裝，領子上的黃玉胸針更襯托出了她的棕色眼醇。她的化妝品使用得很有效果——使她的皺紋柔和了些，而不是試圖去掩蓋它們。 總而言之，她是第一流的优雅人物。她的身材棒极了，玲瓏有致。他曾听到過一些關于她的故事：1950年她成了寡婦，開始在海外巡回演說，從倫敦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然后在紐約呆了很長時間；她在美國股票市場上發了大財；她卷入了艾赫曼大搜捕中；她利用她親生的孩子作為掩護。沒法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胡說八道。現在辛·貝特擁有了她，她終于呆在了离家近的地方，雖然施姆茨還是不知道她的家到底在哪里。有一次他曾經去查過文件，試圖找到她，想跟蹤她到艾拉特去。可回答總是：沒有她的地址。沒有她的電話號碼。沒有叫這個名字的人，先生。 她微笑著，手交疊著放在面前，施姆茨卻在想象她正在承擔的那种職責：在領事館的宴會上啃著魚子醬烤面包的社交界女總管。安慰公園長椅上的老奶奶，喂她的孩子吃甜食，尿布也要搶占她錢包里九毫米寬的空間。富有的女游客下榻在飯店套間里，与某位來訪的顯貴所住的套間剛好相鄰，用听診器貼在牆上听，听到古怪的机器旋轉的聲音和“嗡嗡”聲。她不必去做文字工作，也不必對垃圾箱進行監視。 艾拉特的那一夜應該算是一次僥幸，是執行完任務后放松一下緊張的心情吧。 他環視著餐館。房間對面坐著一群美國大學生，三女兩男，很可能是希伯來大學的。晚上到城里來吃頓飯，免得去吃食堂的飯菜。九美元一個的漢堡包和可口可樂。 在遠遠的另一頭坐著一對年輕夫婦和兩個小孩。丈夫留著胡子，戴眼鏡，看上去像個教授；妻子個子不高，姜黃色的頭發，是個真正的游客，兩個孩子都是男孩，一個大約有六歲，另一個還要小一些，他們喝著牛奶，開怀大笑。他偶然听見几個談話的片斷，是美國口音的英語。他們都穿著顏色鮮艷的短褲和馬球襯衣。也許他們美國人就是這個樣子的，雖然你永遠無法确切地了解他們。 在其他方面，這個地方可說是死气沉沉——大多數旅游者都是篤信宗教的人，在大衛王路吃了安息日的齋飯，因為那里的裝璜更為傳統一些。 “沒有太多公事。”他說。 “吃完飯再說。”女人說。 服務員端來了他的茶，問他們點好菜了沒有。 她點了一份小牛排和帶土豆條的炒雞蛋——把這稱為法式炸土豆——又點了咖啡。他中午在科哈維那里吃的什錦燒肉還沒有消化掉，就只點了一筐蛋卷、冰淇淋和果凍。 他們吃飯時只談了些輕松的話題，她要了苹果餡餅作為甜食。服務員把碟子收走以后，她把錢包放在桌上，取出一只粉盒，打開它，照了照粉盒里的鏡子，撫平几絲并不亂的發絲。在她整理自己的時間，施姆茨注意到她的錢包是開著口的，這樣他就看見了里面的錄音机——是個日本產的微型机，聲控，只有一盒煙那么大。高科技。她們那种人喜歡這個。 “我明天要上街購物，親愛的。”她碰了碰他的手說。這個肌膚的接触喚起了許多回憶，柔軟雪白的皮膚上蓋著黑色的絲綢。 “你需要些什么嗎？” 明知故問，他對她說。 ------------------ 文學資訊 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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