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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從日光去宮城縣的嗚子。繞道鬼首，折回陸羽東線，到了鶴岡，登了湯殿山，然后去看了日本海的湯之濱。這一路，几乎沒有什么稱得上文化的東西。日光也是塵土很重，地方窄小得讓人覺得憋悶。東照宮之美，与其說引人感歎，還不如說成了一种資料，一种得以使人從中痛感到某种民族缺陷的材料。在細小的技藝得以充分發揮這一點上，東照宮确實稱得上美侖美美，但就像讀一本日本短篇小說大全一樣，在构思上，給人的感覺是一种寄生虫式的扁平和點綴。自然，這里不會有抽象的東西存在。在險峻的山岳，變幻的溪谷和飛瀑之前，作為构思的立足點的思考法則，便除了信賴自然本身，別無他法。在把三級跳當做忍術中最不可或缺的技能的日本式的自然之上，日本的藝術，也只能反反复复作這樣的呼吸吧。 浸淫于歐美知識的人，環視日本的自然，猶豫間，不知不覺把身上穿著的華麗衣服一件件脫了下來，成了裸体。穿著衣服的人見狀道，你是因為不夠穿才脫的。脫去衣服者則嗤笑道，等著瞧吧，呆會儿他就走不了路了。在這兩個互不理解對方意思的人的笑聲深處，斯塔夫羅金則無時不在宣告著這兩個人的愚蠢。敵人也許就在這兩人中間！醒來者突然發出叫聲，結果招來眾人一頓老拳。 自君士坦丁堡誕生于這塊土地以來，約一千年間，在歐洲出現了黑暗時代。這期間，羅馬教皇提供給各個民族的訓誡是，你們當中若有讀《圣經》者，當處以死刑。民眾在一干年間信守著這份訓誡。十六世紀初期，自路德籌謀翻譯《圣經》，确立了德語的基礎之后，《圣經》便在民眾的頭腦中重新复活了。但時至二十世紀，《圣經》又在俄羅斯遭禁，那些領袖們用科學取代了怪經》，宣稱唯有科學才是值得信仰的，是唯一的圣典，是神話。然而，科學正在日益殘害著人類生命的事實，是誰都無法否認的。但与此同時，人們又不得不相信科學在拯救著整個人類。在這截然相反的兩個信念之上，更高度地關聯著的思考法則究竟又是什么？我們對怀疑論是如此的不信任，對處在人的目的与自然的目的的擠壓之下橫遭非命的那些杰出的人，則必須作出思考。 我在此間夏鳴子街的舊書店里覓得一本鷗外１的短篇感想集，展讀起來。這位在柏林生活過的人，回國后，眺望自己國家的文化，覺得沒完沒了地發牢騷很無聊，故而先著手整理身邊的日常生活。于是，那种對賢人生活的描寫就构成了這本集子的大部分內容。跟荷風２一樣，鷗外并不想從本國文化那里抽身离去，他似乎确信，与其對人大聲提出警告，還不如利用人們喜歡對貌似秘密的背地里的話豎起耳朵的習性，用低聲悄气的絮叨，更能奏效。鷗外的确具有足智多謀者的風度。應該說鷗外是很欣賞英國培根的作風的。不過，鷗外要在日本民眾中深入人心，尚需等待上二十五年時間。我讀鷗外，覺得從當時到今日，文學离開了評論，就寸步難行，不要說進步，毋宁更給人退化之感。不過，評論較之其他一般文學顯得更為進步的現象，也表明了它在引人注目之前，一直處于一种滯后的狀況。鷗外是當時的一代評論家，現在看去，鷗外諸多作品中，評論几乎都顯得學識淺薄，直覺力也顯得遲鈍。但在鷗外之后出現的那些評論家里，其評論在身后仍保持著生命，并且生命力一直延續至今的，卻一個也找不出來。鷗外評論的主要理論支柱是Hartman３哲學，這一點從他論旨的歸趨中即可看清，但對評論家說來，導致其死亡的最致命的原因，便在于反复地將自己評論的立足點置于別人的构想之上。即使在評論里，也可以看到，种子總是從它自身的地貌土質中吸取養分的。我讀鷗外的評論，老有這么一种感覺，就是，它的思考法則，是在令其主人瀕于破產的同時向前推進著的。 １森鷗外（1862—1922），日本近代小說家、批評家、翻譯家。1881年東京大學醫學部畢業后當軍醫。1884年留德，1888年歸國，創辦評論雜志《柵草紙》。小說有《舞女》、《泡影記》等。 ２水井荷風（1879—1959），日本近代小說家。曾留學美、法，執教于慶應大學期間，編過《三田文學》，小說有《地獄之花》、《梅雨前后》、《墨東綺譚》、《斷腸亭日乘》等。耽嗜唯美頹廢，但對畸形社會現象也有所批判。 ３二十世紀前期德國哲學界主要人物之一，其思想深受柏拉圖影響，認為現實是沒有意義的，盡管它是有秩序的，并且部分合理，因而人必須在一個完全違背其抱負的世界里生活，這也算是一种英雄業績。著述有《柏拉圖的存在邏輯》、《本体論的新途徑》和《德國唯心哲學史》等。 就像人們所說的，理性是各個民族可以通用的東西，這一點誰都不會存有疑義吧。但采取這种觀點的理性，卻是各民族各自不同的理性，這一點又是誰都無法提出怀疑的事實。而在這無可怀疑的兩者之中，肯定一方就必然意味著否定另一方，這种精神上的單純性，由于其單純，因而如果借助邏輯的假設，將人類心理納入形式之中，就只會將其扼殺。這就是目前歐洲民族的理性。 隨東羅馬帝國滅亡，保存在君士坦丁堡圖書館里的那种獨一無二的古希腊科學、文學和哲學書籍，便被土耳其人所使用的那种世界上最早的大炮轟散了。好不容易漂流到了意大利，在那儿開出了佛羅倫薩之花，歐洲的黑暗時代遂因此得見天日。而与此同時，大炮也從此時起在世界上推廣開來。隨著信仰自由、思想自由這一人類生路的重新發現，對它起有阻遏作用的炸藥，也在与之平行、并且增長勢頭更快地興盛開來。這之后，當新教舊教出現了長達數世紀的相互殺戮時，火藥總是主動地承擔起了審判的職責。 羅馬教皇黑暗時代的生命至今仍殘留著。在今日由舊教僧侶控制著民眾的西班牙，那場意欲把西班牙當做各國武器的收購市場的戰亂，至今仍采用著中世紀的方式。現代中國雖然沒有西班牙的舊教，并且已由鴉片取代了宗教，但各國所關注的仍是隨武器采購而來的喧嚷。捷克的武器公司回絕了向葡萄牙所訂的貨，而去中國采購武器這一違約事件遂招來了歐洲的危机。在精神獲益變成物質獲益，物質獲益又變成武器獲益的現代，作最后判決者的仍是炸藥。要使人們懂得希腊的光明是比黑暗時代還要黑暗的道理，尚需几個世紀的武器和精神的改進吧。 智慧的新教開山祖加爾賓，以頂撞父母為由，判處他的教徒死刑。本該是面向和睦的邏輯，每推進一步，便對喪失自由的三段論有了更深的領會。使理性服從于所有的怀疑，极度壓迫悟性的自由，將存在的自由作為真理的自由來加以定義，這种笛卡爾的自由論，便是歐洲思考法則的源泉。科學對神的認可和容忍也即導源于此。但神的否定者、最早的唯物論家La Mettrie１從法蘭西逃到普魯士后，為了在普魯士國王面前測定人的食物致死量，死命吞食而死。他与十七世紀的笛卡爾差不多是同時代人。 １梅特里（1709—1751），法國醫師、哲學家，主張笛卡爾“動物是机器”的觀點也适用于人，從机械唯物論觀點解釋人的精神活動，著有《人是机器》等。 人一旦將邏輯應用到有關神的論證上去，便會遭到失去自由這一非常現實而又嚴酷的懲罰。這一點古今皆然。因為《圣經》中記載有儿女頂撞父母，兄弟閱牆，以及把神的東西歸于神處置、把國王的東西歸于國王處置之類的事，遂為羅馬教皇所禁。教皇立此法規，是懼怕作為自己學生的各國君主屆時起而仿效。我們的先祖不曾受到過這种羅馬教皇一手制造的對仿效者的制裁，但卻受到過在西班牙傳教士Francisco Xavier１手里受過洗，并被人喚作國王的封建將軍的制裁。但這种將軍的暴君秩序，到了明治時代，便為民眾所尊崇的我們的神抵所擊敗，神的秩序從此重新光臨日本。而在奧林匹斯諸神的腳下，為理性的光明所普照的希腊國民，隨知識的旺盛，精神一旦發展到了成熟的頂點并顯出衰弱的跡象，便為后起的生机勃勃的蠻族所滅。 １西班牙傳教士（1506—1552），1540年至印度傳教，后至日本傳教，1552年在中國廣東病逝。 對歷史研究中，由現在追溯到過去這一逆向角度，要比現在向未來延展的角度進展得更為神速這一點，我以前并不十分清楚。總之，歷史研究在發掘古希腊及其周邊大文化這類以理性為特征的歷史方面，即旨在逆溯到過去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進展要比今日向明日發展那种前瞻快得多，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隨著史前大文化的風貌一步步呈現，今日歐洲大文化在向未來的推移過程中，反而呈示出一种衰滅的跡象。我對文化衰亡的原因尤感興趣。對現代人說來，印度和中亞文化是一段弄不懂的歷史。印度甘地一派的不抵抗主義，顯然源自于印度的思想傳統，但它同樣也在俄國托爾斯泰那里出現了。這件事表明，在中亞，存在著某种使得印度和俄國彼此發生關聯的東西，而這种東西也許來自于亞細亞式的渾沌。將信奉基督教作為自己本分的托爾斯泰，應該熟知基督大聲說過的那句話：賣掉衣服，拿起劍來！然而，曾經創造出不制作武器便會擔惊受怕這一深刻認識的地域寬廣的印度，卻夾雜在歐洲和中國中間，信奉不抵抗主義，將主權交付給英國。嗣后，整個亞洲的和平便被人褫奪而去。一次又一次的戰爭，作為亞洲人的凱爾特族被驅逐出歐洲，開始了民族大遷徙；基督教則在歐洲确保住了自己的地盤。這一時代遠比佛教遠播日本的天平時代還要遲晚。賣掉衣服，拿起劍來！當此思潮在歐洲蠻族中流播的時候，正是持不抵抗主義態度的佛教在日本日益擴張勢力范圍的時日，正是平安朝大平年代臨近終結之時，這時候，羅馬的皇帝正一個個斃命于毒藥，帝國的分裂像阿米巴菌，迅速繁衍開來。 大約十年前，因翻檢尼祿１皇帝的史事，我曾重讀了一遍羅馬史。在那個羅馬漫長的殺戮時代，思想家中，塞內加２和奧古斯丁３兩位給我留下了印象。我很喜歡塞內加的言行，以致后來時常想到要讀讀他的故事。法蘭西革命導火線之一的伏爾泰受過他很大的影響。伏爾泰時代的十八世紀初期的法蘭西，正是波拿巴王朝危若累卵的時代，思想家的生命也必須時常承受著塞內加時代的那种危險。從歷史上看，与太平盛世的思想家多半會成為哲學家相反，戰亂時期，思想家成為倫理家的現象更突出些。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如果与倫理學相比顯得更具哲學意味，如果是這樣一种情況，那么這個時代大概就是戰亂很少的時代。基督教与其說是哲學，毋宁說是倫理學，這一生成于戰亂的學說，与同樣是戰亂產物的孔子倫理學之間，有著十分相似的特點。 １尼祿（37—68），羅馬皇帝，以凶殘荒淫聞名，曾下令處死自己的母親和妻子，傳說為博王妃一笑而舉火焚毀羅馬城。 ２塞內加（約公元前4—65），古羅馬雄辯家、悲劇作家、哲學家、政治家。公元一世紀中葉羅馬學術界的領袖人物。哲學上主張靈魂和肉体兩分，靈魂為万物的第一要素，是神的呼吸，即使肉体有多多不幸，靈魂依然能生生不息。曾任尼祿的私人教師，后因被政敵指控參与謀反而被勒令自盡。著有《美狄亞》、《阿伽門農》等悲劇。 ３奧古斯丁（354—430），古代基督教會最偉大的思想家，396—430年任羅馬帝國非洲領地希布（今阿爾及利亞）主教，著有《忏悔錄》、《論上帝之城》等。 日本也是這樣，平安朝這一太平時代，佛教非常繁盛，一到鐮倉時代的戰亂時期，流行的便是异常簡洁的禪宗。昭和時代早已不是太平時代了。馬克思、列宁的教義在俄國被禁的事略有所聞，与羅馬法皇禁讀《圣經》的政略如同一轍，戰亂時代，哪儿都需要一點單一化的思想口號。日本現在的戰斗口號是“為了東亞和平”。反對一切戰爭的克魯泡特金，在世界大戰之際，對自己所率的一伙無政府主義者說，“若德國戰胜，和平就不會來臨，因而我們支持協約國作戰”，從而傾力援助協約國軍隊。戰爭既已發生，比起一味作理想的思考，加深對現實的認識，接近理想之境會更快些。 在我國，除了戰亂，人的生命淪喪得最厲害的，要數大正十二年的大地震了。在法國，大約相當于關東大地震死難者人數的人，死于巴托洛梅為之在巴黎拉歇茲神父墓地制作了雕刻（死者紀念碑》的那場大虐殺。這是一場舊教徒的大虐殺。這場虐殺中被鮮血浸染過的那幢淡黃色的三層樓石砌建筑，當我從巴黎城的小島上眺望時，心里猶能生出陰郁之感。這場大屠殺，可以說是古今整個歷史中最大的一場屠殺，而這場屠殺又是發生在最最尊崇仁愛的基督徒之間。兩千年來，神的問題經由各個階級，不斷成為歐洲人生命、生活和道德的對象。但在日本，人們精神的對象通常是自然，這一點与基督教尚未出現之前的古希腊頗為相似。希腊的奧林匹斯諸神，如同我國的八百万神祗，希望在民間培育起一种自然的秩序，這在今日的歐洲仍是一個不斷期盼著的神話。借助科學尋求自然秩序和真理法則，既是一种神話，同時也是一种理想。在歐洲，作為人們生活對象的神遭受傷害是事出有因的，科學一改蒙受了一千五百年壓迫的命運，而宗教則不斷地殺戮著人，与此相反，宗教對人的生命的傷害這种事在日本几乎不曾發生過。但科學一旦演變為社會科學，就勢必會對守護自然科學的神抵們持以否定的態度，這是一种奇妙的邏輯，許多人的生命或許就是在這种顛倒中消失的。這十年間，精神科學一直處在社會科學与自然科學的夾縫中，為應該袒護或支持哪一方而舉棋不定。但即使馬克思，也不允許在自己的頭腦中隨心所欲地否定神抵。高爾基說，神抵存在于民眾之間。法蘭西的左翼至今仍保持著星期天上教堂做禮拜的習慣，這是我親眼目睹的。 由于人類不可能無限度地追問自然界的一系列原因，因而神為不少學者所信奉；但由于這种不可能，神又為另一部分為數不少的學者所否定。時至今日，民眾在這中間也相應地分為兩派。第一個把精神科學當做科學并賦予其价值的學者是笛卡爾，笛卡爾肯定了這樣一种設定：神是超越在人的認知能力范圍之外的一种存在，但他并沒有否定神的存在。 “我要公開說明，在我的證明中，几乎采納了前輩為神存在所作的辯護中曾提供過的所有論證”，笛卡爾說，他將理解神的存在在方法論上的可能性，置于自身的認識之上來加以證明，但此時，他對人類探求神的目的這一暴舉，則持警戒的態度，要求人們避免將精神科學耗費在人類所無法探究的事物上。繼笛卡爾之后，社會科學乘虛而入，在精神科學有所不能的地方，盡其所能上下折騰個遍，怦然一付秉承神的意旨的姿態，由此導致了現代的混亂。就像海水從蟻穴灌入一樣，精神世界為物質所填塞，武器作為物質界的化身，便占据了這個世界商品的王座。這一來，消費品便成了人本身，物品生產与消費的關系便附体在操縱這种關系的人身上。這种毫無制約的經濟，由蘇聯影響到了中國，并進而左右著各國知識界的選擇。二百年前，接過笛卡爾手中傳下的接力棒，斷言人類無法對神的目的和用意作出探求的斯賓諾莎，他那偶然產生于某日的謙讓心怀，竟在后世掀起了這樣一場軒然大波，這是當時的人連做夢也想象不到的吧。 巴托梅洛雕刻的那場大屠殺，是由法國舊教徒發起。与此相反，在英國，卻是一茬又一茬的新教徒在虐殺舊教徒。我在這里也能看到，倫敦塔是個屠場。英國國王為了從羅馬教皇的控制下逃逸出來，便讓反抗羅馬教皇的新教徒得勢，自己成為新教之王，從而贏得民眾的支持。這是人所皆知的史實。然而，結果卻招致了正宗舊教、羅馬教皇的學生、西班牙國王的憤恨，英國与西班牙的戰爭便由此一代代連綿不絕。伊麗莎白時代以來，英國國王的勢力趨上升勢頭，在受西班牙壓迫的同時，新教轉而壓制起舊教來，舊教徒被驅逐到了海外，結果，耶穌會派數一數二的重要人物Francisco Xavier罹受了由巴黎大學流亡到日本平戶的命運，開始在我國播下了基督教的种子。借助織田信長１的勢力，強迫全日本三十万知識階級予以接受。一冊新教的抄本，由于某种原因被帶入德國，德國作為西班牙的領屬國，位于最遠离馬德里的地方，文化發展遲晚，對舊教的指令十分淡漠，因而新教在這里成了燎原之火。但這火不僅是新教之火，而且還成了馬克思之火，進而燒毀了各個民族的傳統之根。人類不可能探求得神的目的，這一斯賓諾莎知識論的最終結論，就這樣在歐洲誘致了各种各樣的運動。于是，時至今日，馬克思的思想就像新教舊教之爭一樣，如今也開始分成了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兩派。如是思考的話，那么在我看來，日本便成了對此一無所思的一幅全新的山岳圖。在這片山岳中，几乎什么都雜然混合其間，聚滿了力主歐洲知識的普遍性和妥當性的學者群。但這种對理性普遍性和妥當性的運用，使人感到的是運用者各自的過去。對我們說來，既然要緊的不是未來而是現在，那么由于對過去創造著現在這一普遍認識深化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從而在我們心里產生出有關歷史的各种獨創性感想。力主將諸种并列的觀念悉數栓牢在理性身上，從而推進文化的發展，与在運用這些觀念的過程中，注意將基于自身生活實際的心理和思想填補進去，從而促成文化的發展，在這兩种傾向之間，在理想的名義下，科學被引導了進來。但科學的目的并非人的目的，而是自然的目的。科學是自然的法則。科學家總是以科學的目的當做自己的目的，然后將它拴在人的目的上，而沒有意識到這樣一來，科學已不是科學，而成了倫理學。最初察覺到這一點的，是文學。一言以蔽之，文學乃是對有著“思考的蘆葦”之稱的人所作的思考。 １織田信長（1534—1582），日本戰國、安土桃山時代的大名，其一生為建霸業，東征西討，一掃戰國大名割据局面，雖中途受挫，但為日后丰臣氏統一日本打下了基礎。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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