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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极權主義時代的人生哲學《哈維爾文集》序 李慎之 捷克現任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是我們時代杰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戲劇家著名，后來又成為突出的异議人士、哲學家，最后因為一九八九年底柏林牆被推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与一系列中東歐國家發生革命而被推為總統，到現在已經九年了。 雖然他擁有极其耀眼的頭銜，但是歷史將永遠記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權主義結束的思想家与實踐家。他最大的功績就在于教導人們如何在后极權主義社會尊嚴地生活，做一個真正的人。 哈維爾出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不到兩年半，希特勒的鐵騎就占領了他的祖國。他十二歲的時候，也就是一九四八年，發生了二月革命。因此，哈維爾一生迄今為止六十二年的時間絕大部分都是在右的和左的极權主義之下度過的。雖然他几乎沒有過過比較正常的生活，但是由于良知，由于他相信“潛藏于人民心底的人道的与民主的傳統”，他還是能夠對极權社會作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為爭取真實的生活而奮斗。他堅持不懈地這樣做了，終于成功了。 哈維爾成年之后大部分時間所生活的社會是他所謂的“后极權社會”。哈維爾所用的“后”是西方文字中的POST，即后工業化社會与前工業化社會之“后”，相當于“在……之后” 的“后” 。 但是， 我認為這個“后”在西方文字中應是与EARLIER相對的LATER，相當于前漢与后漢之“后”。因為哈維爾所說的极權主義社會与后极權主義社會，在道統上与法統上并無改變，在性質上也沒有本質的區別，而且如果把他所描述的社會認為是极權主義之后的社會，那末捷克在一九八九年底革命成功，他出任總統以后的社會，如果不算做极權主義之后的社會又是什么社會呢？ 還有一點，我對捷克的歷史近乎無知。我不知道那里的后极權主義應當從什么時候算起。哈維爾的文章里有一處把一九五六年人民起義被鎮壓以后的匈牙利稱做后极權社會。如果那樣，那么在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給被處死的捷共原總書記斯蘭斯基平反以后的捷克就也可以算作后极權主義社會了。但是捷克情況的复雜之處在于它在一九六八年曾有一個被稱為“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執政時期，后者很快又因為蘇軍的鎮壓与占領而歸于消失，哈維爾的論文絕大部分都是在那以后寫的。在哈維爾的心目中，是不是一九六八年以后的捷克才算進入了后极權主義的時代呢？ 除了在用辭上我不能不提出异議和在時代划分的界限上有一點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維爾對后极權主義社會所作的描述与分析。 什么是后极權主義？后极權主義就是极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車禍去世的蘇聯作家阿爾馬里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松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与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体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制（注意：絕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彌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 哈維爾屢次以下面的一個案例來開始他的分析： 某一個蔬菜店的經理在他的櫥窗里貼了一個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這樣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們傳達什么信息？他是否對全世界無產者的大聯合真的十分熱衷？他當真覺得他的熱情強烈到非得讓公眾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過，這個大聯合該怎么實現，實現了又怎么樣？ 哈維爾斷言：大多數商店經理對于櫥窗上的標語的意義是從來不會過問的。 標語是上面批發蔥頭和胡蘿卜時一起發下來的，經理只有照貼不誤，否則便會有麻煩。他這樣做不過是表示“我，某某經理，懂得自己該作什么，是個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應該過上平安日子。”如果這個經理奉命貼上另外一條標語：“我膽小怕事，最守本分。”雖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經理倒不會無動于衷，因為這樣做就表示了他是一個怯懦的人，而這有辱他做人的尊嚴。因此這個經理貼“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可以掩蓋他唯命是從的可鄙的心態，同樣也掩蓋了權力的可鄙的基礎。“它用某种高等的東西掩蓋基本的現實。這個高等的東西就是意識形態”。 為什么一個蔬菜店的經理會被編織進意識形態的网中？因為恐懼。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恐懼： “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不穩；學生跟在老師后面重复他的話，因為恐懼自己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 青年人加入共青團參加不論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种畸形的制度下 ，因為恐懼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學總分，使得父親采用所有責任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懼拒絕的后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推荐出來的候選人投票，并且假裝他們認為這种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于對生計、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懼，他們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怎樣才能打破這种出于恐懼而憑借謊言生活的現實？ 哈維爾的答案十分簡單：“在真實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 西方文字是LIVING IN TRUTH！ 這話看起來太理想，太虛無飄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議譯者改變譯文，因為如果用大白話來說，無非就是“過說真話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話中”，“做一個說真話的人”而已。 不要把這樣簡單的話的涵義看得太簡單了。 在哈維爾看來，“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种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說真話，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說話行事，這對极權主義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著謊言的生活的軀体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說真話的威力被哈維爾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話《國王的新衣》里那個首先沖著國王叫“他光著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樣，能得到所有的人道義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無比的。 正因為如此，哈維爾說：“時机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并不直接參与權力斗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于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難以預料的是在何時、何地、何种情況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种影響得以產生）。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面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劇烈沖突或者社會和文化界气候發生無法壓制的轉變。因為所有的問題的關鍵被謊言厚厚的外殼掩蓋著。我們無法弄清楚什么時間那最后一刻會來，那最后的打擊會來。” 哈維爾相信一定會來而又無法預言的最后打擊終于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來了。 哈維爾的主張實際上是“人人說真話，人人做實事”。除此之外，他還加上了第一次大戰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總統馬薩里克的號召：“從小處著手！ ”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或者可以爭取做到的。這就是哈維爾所說的“無權者的權力”。 哈維爾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极權主義社會的結构和運作情況。在那個時期，生活的邏輯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開腔，我一定滅亡。”例子多到不胜枚舉，布哈林、季諾維也夫還有哈維爾本國的斯蘭斯基都是的。哈維爾應該能夠認識到，從那個時代轉變到人們多少可以爭取“說真話”，“從小處著手”，橋下流過的水（不，是血）已經很多了。既然歷史已經走到后期极權主義社會，那么也就可以套用中國人十分熟悉的雪萊的詩句：“如果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 人們說真話，動因是什么？哈維爾回答說：“良心”。 他認為政治不應僅僅被理解為對權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權術和伎倆。也許陰謀可以使得某個人登上某個寶座，但這也就是他成功的頂峰了，因為不可能以陰謀改進和推動社會。在哈維爾看來，“政治是求得有意義的生活的一种途徑，是保護人和服務人的一种途徑”。“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論的聲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圖超越于良心的呼聲上的責任”。換言之，人們有權拒絕為适應政治需要而壓抑自己內心深處感到的道德要求。 在這里，哈維爾有兩層意思：一層是針對后极權社會的。因為那是一個荒誕的道德淪喪的社會，要擺脫那樣一個社會，“必須回到政治的原點——有個性的個人，必須喚醒個人的良知” 。 另外一層是針對歷史翻轉以后的社會的。他的觀點是：“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會的价值所支持，也將不能在自身之內保證其合法性。”“沒有共同擁有的和普遍樹立起來的道德价值和責任，也就沒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恰當地運轉。” 自從馬基雅維利以來，西方政治學一直把政治定義為權力的游戲，而哈維爾卻提出要以道德，以良心作為政治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正因為如此，他把這樣的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 “反政治的政治”初見于一九七七年的“七七憲章”。哈維爾是憲章的發起人之一，大概這個詞儿就出自他筆下，至少反映了他的思想。 几十年間，哈維爾就是憑借無權者的權力取得了行使反政治的政治的權力。人們現在期待他倡導的反政治的政治能取得進一步的成功。 哈維爾最初以荒誕劇作家成名，我對他的劇作沒有看過一個字，因此也不能贊一字。但是我知道他所以要寫荒誕劇就是要在這個荒誕的世界上尋求意義。他的一生是追求意義的一生。 為了這种執著的追求，哈維爾曾多次被捕，几度入獄，甚至在他當總統那一年的上半年也基本上是在牢里度過的。他說：“監獄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也許，他在一九七九年底到一九八三年初最長的一段鐵窗生涯期間給他的妻子奧爾加寫的几百封信是他的哲學思維和生命体驗的最集中的呈現。如他自己所說：“這些信使我有机會用一种新的方式審視自己，并且檢驗我對人生根本問題的態度。” 因為，在哈維爾看來，他所處的后极權主義的世界是一個荒誕的世界。它是無姓名的，無面目的，沒有個性化的人，沒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頂多再加上“祖國”、“階級”這么几個詞儿。因此，哈維爾直探本源，追求存在的意義。他說：“只有我們從存在中分化出來，進入异化的世界，我們才能認識到存在的根源”。從存在分离出來的“我”，“只能通過他自己在這個現實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种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這些話也許有些拗口，但是其實同中國古代哲學所說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分分不已”的命題相去并不很遠。世界各种哲學的初始命題和終极命題，大致都應該是差不多的。 哈維爾并不諱言他對存在有一种神秘的信仰。他說：“追求存在，作為一种精神狀態，也可以理解為一种信仰。一個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質上就是對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義，對他自己持有一种信心。希望、惊奇、博愛、對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這一切揭示了他与生活的關系。”他還相信有“一個無所不在，絕對存在的地平線，……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 ”。對此，人們永遠應當謙卑。 我們中國人几十年來飽受唯物主義的思想訓練，也許會不習慣于哈維爾很少提到但是決不諱言的對神的信仰。 其實，中國哲學中本來有“敬畏天命”的傳統 。這是一切深思的人都不能回避的問題，只是，也許是受了“無法無天”的思想的影響，近年來有人以“与自然交朋友”來對“天人合一”作极其庸俗的解釋， 使我們對中國哲學中最深刻的神秘性越來越生疏了。 哈維爾在存在与人的關系中看到了良心（即良知）這是我們中國人不難理解的。“天地良心”，“人心通于天心”，“良心即天理”這樣的話現在還存在于人們的口上筆下，可悲的只是，這樣說，這樣想的人越來越少了。哈維爾的特异之處是他從人的同一性（IDENTITY，我譯“自性”）中看到了人的責任，每一個人對万事万物的責任。良心和責任构成了他的哲學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話“非常籠統、模糊和不現實”但是他保證“所有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來源于非常具体的對世界的經驗”。“實事求是”不也僅僅是兩千年前一個漢朝的皇子說過的相當模糊籠統的話嗎？但是在經歷過二十年极左路線之后，又有多少中國人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比良心和責任更具体一些的是，哈維爾特別強調公民和公民意識，這未免使我感到一絲悲哀。我在二十多歲時曾當過一陣公民教員。在去年有次討論政治改革的會議上，我說，如果一個人還能有下一輩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當一輩子公民教員。因為我知道在我們這個國家，要養成十來億人民的公民意識，即使現在馬上著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進國家。 哈維爾深受后現代主義的影響，因此行文晦澀冗雜，但是即使如此，讀他的著作也不能不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就在他出任總統時的就職演說——《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中，他在歷數國家面臨的問題之后說：這些都還不是症結所在。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生活在道德淪喪的環境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應心對我們來說已習以為常。我們已學會不相信任何東西，不再關心別人而只顧自己…··（我這樣說時）我針對的是我們所有的人，因為我們全都已經習慣了，适應了這個极權制度，接受了這個制度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成全了它的運行。換言之，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极權机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 曾出了一份力。 這些話同我們二十多年前還想要“解放全人類”的橫霸之气和現在侈談中國哲學“可以拯救全世界”的虛驕之气相比，反差何其鮮明！ 他在肯定民主自由已經在胜利中之后又說： “但是人間天堂還沒有得胜，它將來也不會得胜。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沒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縱歷史的人才會安于得胜的觀念。人間天堂還沒有得胜。我們前面還有許多困難的時刻，得胜的只是一個真正的希望。” 對最高的存在的謙卑永遠是哈維爾哲學的一部分，也應當是每個人的哲學的一部分。哈維爾的反政治的政治當初甚至反對組織政党，反對提出政綱，他唯一的主張就是人人憑自己的良心說真話，做實事，不過他始終強調要“干”。他說：每件事情堅持或失敗就在于“干”……。事情在“干”，原則上總比“不干”要強。他在給妻子的有一封信里說：“我可以以我認為合适的的方式行動。我深信每個人都應該這樣，即擔負起自己的責任。有人會反對說這沒有用處。我的回答十分簡單：有用。” 這段話也許是哈維爾對現在在中國紅极一時的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复。昆德拉曾經認為哈維爾他們所干的不僅徒勞無益，而且只是為了表現自己，也就是出風頭。但是歷史在僅僅几年之后證實了哈維爾的行動的价值：“有用”。 中國現在正處在后极權時期，哈維爾的思想和實踐對我們中國人有什么借鑒和啟發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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