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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我到華盛頓特區的國家資料檔案處，告訴閱覽室的人員我想借閱南北戰爭北卡羅來納州阿拉曼斯郡的人口普查記錄，于是卷卷的縮微膠卷便送到我面前來。透過机器，我讀著一千八百多名不同人口普查員用舊式文体所寫下的一連串密密麻麻、排列無止盡的長串名字，這引起我相當大的好奇心。在看了几卷冗長又累人的膠卷后，我惊叫了，發現自己的眼睛正注視著：“湯姆·墨瑞，黑人，鐵匠；愛琳·墨瑞，黑人，家庭主婦……”緊跟著是外婆姊姊們的名字——大部分我都已在前廊上听過外婆提了無數次。“伊莉莎白，六歲！”在普查的當時，外婆甚至都還未出生！ 并不是我不相信外婆和其他姨婆所講的事，而是不得不相信。我覺得相當不可思議，竟然坐在美國官方政府的記錄資料室內目睹到這些名字。 住在紐約時，我盡量擠時間到華盛頓去——在國家檔案資料處、國會圖書館以及美國革命圖書館的各個分館搜索資料。無論我在哪里，每當黑人圖書館員一知道我要查資料，我所需要的文件都以惊人的速度送到我面前。在一九六六年不斷地查詢后，我至少已能掌握整個家族歷史的珍貴精華部分。我終于有些東西可向外婆交待了——然后我記起喬姿亞表姨婆說過的，所有的祖先“都在天上看顧著你”。 現在的問題是我要在哪里、用什么以及如何來追蹤我們這位非洲祖先所講的語音。事實似乎明顯，我必須盡量多去實地接触非洲人，因為非洲有太多不同的部落語言。于是我開始在紐約市做起似乎听來很合邏輯的事：我開始在下班時分前后抵達聯合國大廈；電梯所載乘的人潮一波波地從大廳里涌出來准備回家。在那里要遇見非洲人并不難，于是每見一個我就上前把音念給他們听。一兩個星期后，我猜我大約詢問了有二十多人，可是每個人都匆匆地看我一眼，急忙地听听，然后搖搖頭地又倉促离開。我并不怪他們，因為我是帶著田納西口音在与人溝通非洲語。 由于一再地遭遇到挫折、碰釘子，我便和一位一起在漢宁鎮長大的喬治·錫姆斯長談。他是位研究專家。几天后，喬治帶給我一張上面有十多位對非洲語言學有相當學術聲譽和知識的學者名單。其中一位的研究背景立刻勾起了我的注意和興趣，他是比利時的強·范西納博士。他在倫敦大學的非洲与東方學系畢業后，曾住到非洲的村中部落做他早期的研究，并寫了一本書叫做《語言的傳統》。于是我打電話到他目前教學的威斯康辛大學去，然后約了時間与他見面。當時是星期三上午，我飛到威斯康辛州的麥迪遜郡，內心充滿著對一些奇怪語音的好奇心，我做夢也沒想到接下來開始發生的事…… 那天晚上我在范西納先生家的客廳里告訴他那些我在孩童時所記得的每個口述音節——最近還由住在堪薩斯市的弄姿亞表姨婆糾正。范西納博士在專心地听完整個原委后，便開始問我問題。身為一位口述歷史學家的他對我們這种世代以口傳歷史的方式相當地感興趣。 我們談得相當晚，因此他留我過夜。翌日清晨，范西納博士面容嚴肅地對我說：“我昨晚想了一晚，你們這种世代以口述來保留語音的方法實在令人噴噴稱奇。”他說他已与一位研究非洲史學的同事菲利普·柯廷博士通過電話；他們兩人都很确定我所說的音是來自“曼丁喀”語，但我從沒听過那個字眼。他告訴我說那是曼丁喀族人的語言，然后他試著翻譯某些音。其中一個音也許是指牛；另一個也許是指起源于西非的面包樹。他說“可”這個字有可能是指“可拉琴”，那是曼丁喀族人最古老的弦樂器，是由切半的大葫蘆瓢覆上羊皮制成的，它有個長頸柄，其上有二十一條弦。一位被俘虜為奴的曼丁喀族人可能把“可拉琴”聯想到美國奴隸所擁有的某些弦樂器。 我所听過一個最意味深長的音是“肯必·波隆河”，那是我祖先指著弗吉尼亞州斯波特瑟爾維尼亞郡的瑪它波里河時對他女儿所說的音。范西納博士斬釘截鐵地說在曼丁喀族語里，波隆意指為流動的水或河流；前頭的肯必可能暗指岡比亞河。 我倒從沒听過此种解釋。 在這些不可思議的事情解決后，我堅定了自己的感覺——是的，我的祖先們都在天上看顧著我…… 有一次我到紐約市的烏提卡學院演講。在与邀請我去的那位教授一起走在走廊時，我告訴他我剛從華盛頓飛抵，并說了為何在那里的原因。“岡比亞？假如我沒搞錯的話，最近有人向我提及那個國家有位相當杰出的學生在漢密爾頓大學念書。” 古老且卓越的漢密爾頓大學就在紐約市的克林頓，也許只有半小時的車程。在我還沒完全問完時，該校的一位教授查爾斯·杜德立刻說：“我知道你是指埃布·曼根。”在詢問了一位安排課程的職員后，他告訴我說我可以在農業經濟學的課堂里看到他。埃布·曼根的個儿很小，雙眼炯炯有神，待人謙恭有禮，皮膚和煤炭一樣黑。在仔細地确認我所說的字眼后，他顯然很訝异我會發那些音。我問他曼丁喀語是不是他的家鄉話？他回答：“不是，但我很熟悉那語言。”他是個沃洛夫族人。后來在他的宿舍里，我談及了我的追蹤探索；于是我們就在下個周末動身一同飛往岡比亞。 翌日清晨，當我們抵達塞內加爾的達喀爾時，我們轉搭輕型飛机到岡比亞的云杜姆机場，然后再乘坐一輛載運旅客的卡車進入首都班珠爾。埃布和他的父親阿哈里·曼根召集了小群對這個小國家歷史有相當認識的人到我下榻的大西洋飯店來見我。就如同我先前對威斯康辛范西納博士說的一樣，我告訴他們我的家族世代口述歷史的傳統。我以倒敘的方式從外婆講到湯姆，再往上到雞仔喬治，最后講到濟茜說她非洲父親如何對其他的奴隸堅持他的名字是“金塔”，并一再地重复提及那些辨認各种不同事物的語音，以及他在家鄉村落砍木頭時被攻擊，然后被俘虜的故事。 當我結束時，他們以极想笑的口吻說：“當然啦，‘肯必·波隆河’意指岡比亞河，每個人都應該知道。”我很激動地說并不然，這世界上還有許多人并不知道！然后他們十分感興趣我那位一七六○年代的祖先堅持他的名字叫“金塔”。他們說：“我們國家那些最古老的村落都是以好几世紀前最先定居在那里的家族來命名的。”于是他們拿來一張非洲地圖指著說：“你看，這里有個村落叫做康達·金特，而不遠處也有個叫做康達金特·約尼·亞的村落。” 他們接著告訴我一件我做夢也沒想的事：在此國家一些較古老而且不是很文明的村落里可能發現一些被稱為“史官”的老人，他們就像是一本歷史的活字典。一位資深的史官通常是在六十五至七十五歲之間，在他們之下有一長列較年輕的史官——以及學徒男孩。當這些男孩將來有資格成為一位資深史官時，他已在老史官講述長達几世紀的村落、种族、家庭或偉人歷史的耳濡目染之下熏陶了四五十年。他們告訴我，整個黑非洲都是靠這种口述方式把遠古迄今的年代志傳下來的，因此這种傳奇性的史官人物把非洲歷史逐一不漏地說上三天也不會有所重复。 一看到我震惊的神色，這些岡比亞人又向我說明每個人的歷史都可追溯到遠古沒有文字的時代，當時人類的記憶、嘴巴和耳朵是唯一能儲存和轉播資訊消息的工具。他們說我們這些西方世界的人已習慣于“印刷的歷史”，因此几乎沒人能夠体會人類的記憶力可被訓練至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 因為我的祖先說了他的名字是“金塔”——他們說正确應為“金特”——而且金特家族在岡比亞是既古老又有名；因此，他們承諾要盡最大的力量來找出一位能夠幫我溯本追源的史官。 回到美國后，我開始大量地閱讀有關非洲歷史的書籍，狼吞虎咽地不放過任何一本。此時我才知道我對這片地球上第二大洲的了解和關注竟是如此的貧乏和扭曲。至今仍令我相當難為情的是直到當時我對非洲的觀念仍停留在“人猿泰山”似的電影里，而且孤陋的淺聞也是由偶爾翻閱《國家地理雜志》的片段中推知的。現在，在整天不斷地啃食非洲歷史后，我夜晚都坐在床沿詳究著非洲地圖，記下每個國家的相關位置和當時奴隸船航行的河流。 數星期后，岡比亞來了一封挂號信；信上提議說可能的話請我再回去一趟。可是當時已經濟桔据的我在長久沒動筆寫文章之下已顯得捉襟見肘了。 有次，在《讀者文摘》舉辦的露天茶會上，總裁之一的德威特·華萊士女士告訴我她相當欣賞我所寫的《最難忘的人》——有關一位体粗力大的船上老廚師，他在美國海防隊里曾是我的上司。在离去之前，她主動向我提及若有任何需要她幫忙的地方直說無妨。現在我提筆寫了一封很難為情的信給她，簡扼地說明我現在的計划和處境。于是她召集了一些編輯与我約談，看看他們覺得如何，并邀我共進午餐，進餐時我几乎不間歇地說了三個小時。過后不久，《讀者文摘》來了一封信告訴我說他們每個月愿意資助我三百元，外加——我最急切需要的——“必要的旅行花費”。 我再度去探望堪薩斯市的喬姿亞表姨婆——冥冥中的第六感催促我如此做，而我竟發現她身染重病。但一听到我已得到資料并將繼續探尋時，她相當激動。她祝我一路平安后，我就飛往非洲。 先前与我交談過的那些非洲人告訴我，他們已替我找到一位相當專精金特家族歷史的史官。他們說他叫“凱巴·康伊·馮方納”。我几乎等不及地問：“他人在哪里？”他們很奇怪地望著我說：“就在他的村子里啊！” 我發現假如我想見這位史官的話，我得准備一樣我從沒想過自己必須要做的事——組織一團小型樂隊！我整整跟非洲人那种嘮叨的洽商習慣周旋三天才租到一輛汽艇准備往上游走，然后租輛卡車和吉普車來載運所有的裝備，最后再雇用十四個人——包括三名翻譯和四名樂師。他們說在那种窮鄉僻壤地區的史官沒有音樂伴奏是不會說的。 當汽艇在“肯必·波隆河”上振動航行時，我覺得自己像個异鄉人。最后，我們來到了一處被英法兩國用來作為奴隸轉運站至少兩世紀的碉堡“詹姆斯島”。在請他們靠一會儿岸后，我在那仍由陰森的大炮所守護的斷垣殘壁下踱步，內心刻畫著當時黑奴們在此地面臨离鄉背井，永不能回來且哭訴無門的絕境，也試想自己被上枷鞭打的情景。我想找些有著古時鎖鏈遺痕的殘留物，可是最后只帶走一只木杵和一塊磚頭。數分鐘后，我們又回到了汽艇上。我一直注視著這條我祖先把它的名字帶過大西洋到弗吉尼亞斯波特瑟爾維尼亞郡傳給他女儿的河流。后來，我們抵達了一個叫做奧爾布達的村落。我們上了岸，徒步走往我們的目的地——那位史官所住的嘉福村。 來到西非此偏僻地區的第一天，我有股從未有過的激動，到達了所謂的“顛峰体驗”。當我們看到嘉福村時，在外邊玩耍的小孩子立刻發出警訊，于是大人們紛紛地從茅屋里跑出來。那是個大約只有七十來人的村落，就像大部份窮鄉僻壤的村落一樣，它還保留了兩百年前的模樣：圓環狀的泥牆和圓錐形的茅頂。在聚集的人群當中有位穿著一襲磨白了的長袍，鷲形的黑臉上戴著一頂無沿帽，甚有“大人物”气象的人，后來我才知道他就是我們要千里迢迢赶來會面的人。 當那三名翻譯過去和他打開話匣子時，其他七十多位村民則緊圍在我身旁瞪著我，只要我稍微一動，就會碰到最靠近的人。此時一股澎湃洶涌的情緒在我的五髒六腑內翻攪著，一時不知所措的我正納悶著那究竟為何。突然，頓悟就像一陣狂風般地襲擊著我，在我一生中有許多次被群眾包圍的經驗，但從沒有像這樣被宛如黑炭的人群困住的記錄！ 此時，一股很強烈的感覺沖擊著我，仿佛當我們猶疑不定，覺得沒有安全感時易于做出的動作一樣，我垂頭看著我手上的褐色皮膚。此時，另一次的頓悟像一次甚至更猛更迅速的狂風襲擊著我：我覺得自己是太多混合物的合成品……我覺得自己是夾在純种中的不純者；那真是股相當可怕的羞恥感。就在那時，那位老人突然离開那三位翻譯，群眾也因而离開我跑去擠在他身邊。 其中一位翻譯很快地走向我，在我耳邊低語說：“他們之所以會這樣瞪視著你，是因為他們從沒見過美國的黑人。”當我領會到這層深厚的意義時，更是宛如晴天霹靂。他們沒有把我看成是自己人，我在他們的眼中只是象征著大洋彼岸他們未曾謀面的那兩千五百万名黑人中的一位代表。 大家都群擠在那老人身旁，全部的人在興高采烈地用他們的曼丁喀族語竊竊私語后不住地向我投來眼光。一會儿，那位老人轉身，腳步輕快地穿過人群擦身走過那三名翻譯，直接朝我走來。那對銳利的眼神直視著我，似乎覺得我應該了解曼丁喀族語的他，向我表達他們對住在奴隸船所前往的目的地上那兩千五百万名從未謀面的黑人的關注和感覺——然后翻譯解釋說：“我們的祖先告訴我們說這地方有許多人被囚禁到一個叫做美國的地方——和世界其他地點。” 這位老人面對著我坐了下來，而其他人立刻匆忙地圖到他身后。然后他開始為我背誦金特家族的遠古歷史，就像好几世紀以來世代口述相傳不斷地延續下來一樣，那不只像是談話，更像是讀著一卷歷史卷軸；對這些靜肅的村民而言，無疑是項重大的事件。史官傾著身，聚精會神地說。說完一兩句話，他會向后挺直背，聆听翻譯員的詮釋。從他嘴里傾瀉出來的是無數世代以來金特家族的复雜祖譜：誰娶了誰；誰又有多少小孩；那些小孩又嫁娶了誰，繁衍了多少后代子孫，其詳細實在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我不只被深遠的細節所震懾，也為他背述年代志的方式感到激賞和詫异，例如：“——什么人娶了誰當妻子……生下了……又生下了……再生下了……”然后他會一一地把他們的后代子孫及配偶交待清楚。至于年代，史官則用當時重大的事件來做代表，例如：“——在大水發生的那年”——是指洪水——“他屠宰了一頭水牛”。如果要找出正确的日期，就得探索那次特別的洪水是發生于何時。 簡化史官所告訴我那像百科辭典般的家族歷史后，整個祖譜的精要大綱是金特家族起源于一個叫做古馬里的國家。當時金特家族的世代傳統都是以鐵匠為業——史官以“他們征服了火”來解釋——婦女們大多制陶或紡紗。后來，家族中有一支子弟遷移到一個叫做毛里塔尼亞的國家；也就是從毛里塔尼亞起，這個家族中的一個儿子卡拉巴·康達·金特，旅行到一個叫做岡比亞的國家。他首先抵達一個叫做巴卡里納的村落，在那里待了一陣子后，再遷徙至一個叫做吉法榮的村子，最后才定居在嘉福村。 卡拉巴·康達·金特在嘉福村娶了第一位妻子，她是名曼丁喀族女子，名叫瑟媛。她生下了兩個儿子叫約尼和索羅。之后，他又續弦，第二位妻子名叫愛莎，生了一子叫歐瑪若。 這三個儿子都在嘉福村長大成人。然后較年長的兩位，約尼和索羅，离開該村到別處自建一個村落叫金特·康達·約尼·亞。而最小的儿子歐瑪若則留在該村，三十歲時娶了一名曼丁喀族女子叫嬪塔·卡巴。大約在一七五○年至一七六○年之間，嬪塔·卡巴為歐瑪若生了四個儿子，長幼順序是康達、拉明、蘇瓦杜和馬地。 至此，史官已連續講了將近兩個小時，而在他所提到的這些人名當中至少已提了五十件与他們有關的事件。接著，在提了歐瑪若那四個儿子的名字后，他又補述了一個細節—— “大約在國王軍隊抵達的那年”——史官的另一個參考年代——“歐瑪若的長子康達外出去砍木頭后，就沒有人再看到他了……”史官繼續他的講述。 當時的我宛若尊石雕僵在那里，血液似乎也凍結了。此位一輩子都窩在非洲這偏僻村落里的人万万也想不到他剛講了一位我自幼起就在田納西州漢宁鎮外婆家的前廊上一直听到的名字——“那位非洲人一直堅持他的名字叫‘金塔’，他把吉他叫做‘可’，把弗吉尼亞州內的一條河叫做‘肯必·波隆河’。而當他外出去砍木頭准備做個鼓時，被俘虜成為奴隸。” 在我伸手在隨身的帆布袋里亂搜后抓出一本記事簿時，我把記載著外婆所講的故事的前几頁給翻譯看。在快速地略讀過去后，他顯然相當震惊，于是立刻對史官說，并把記事簿給他看，史官也變得非常激奮。他起了身，對他的村民高喊，并指著翻譯員手上的記事簿，大家也都變得十分激奮。 我記不得是否有人下了口令，只憶起那七十多位村民突然在我身旁圍了道人牆，以反時針方向繞著走，高低有致地唱著歌；他們的身体緊靠在一起，膝蓋舉得老高，猛烈地踏著赤色的塵土堆。 突然，一位身后背著嬰儿的婦女從移動的人圈中沖出來，她那張顰蹙的黑臉邊注視著我邊解下背后的嬰儿。她几乎很粗魯地把嬰儿塞給我，動作像是在說“抱著吧！”于是，我照做了，把嬰儿緊緊地抱住。但她又把嬰儿抱走，另一位婦女則接著遞上來，然后又一位，再一位……我大約抱了十多個嬰儿。直到一年后，我才從哈佛大學一名專攻此方面的教授學者哲羅姆·布魯納博士那里得知：“你不知道你當時正在參与人類有史以來最古老的一項叫做‘触手儀式’的典禮！借此方式，她們告訴你‘經由這個小生命代表我們，我們今后就是你，你就是我們！’” 后來，嘉福村的人帶我進去他們用竹子和茅草搭成的清真寺，然后他們用阿拉伯文在我身旁祈禱。我記得自己當時雙膝下跪，心想在我找到自己的來處后，我竟全然不懂他們所說的只字片語。后來，翻譯員對我解釋他們的禱告文：“感謝阿拉神把這位長久失了群的一分子歸還給我們！” 既然我們是走水路來的，因此回程時我想走陸路。當我坐在那位年輕健壯的曼丁喀族司机旁時，一個念頭突然鑽進我腦中……假如每個美國黑人都能像我這般幸運，能夠知道一點自己列祖列宗的線索的話——例如父系或母系方面的非洲祖先是誰，被抓走時住在何處，以及何時被抓走的——只要有這些線索也許就可以請位老史官分析他的祖先來自哪一族，或甚至哪個村落。 我的腦海里開始模糊地投影下一幅我們數以百万名祖先當時被集体運上奴隸船的情景。數千名是像我自己的祖先康達一樣被個別擄走，但上百万名是在夜晚熟睡中，當他們從一片火海中尖叫惊醒過來沖出屋外時，被前來偷襲的人侵者擒住。他們用鐵鏈把每個人的脖子鏈結成列，有時候隊伍可長達一英里之長。我想象著有些人無法承受沿途不斷的折磨面奄奄一息或被丟在路旁等死，以及那些抵達岸邊的人全身被上油，毛發被剃掉，然后烙上熾熱的烙鐵印；我想象著他們被鞭笞，然后被拖上船，以及他們如噩夢般地尖喊，雙手無助地掙扎和奮力地想咬住一口家鄉泥土的情景。我想象著他們被半拍半推地進入那臭气沖天的船艙牢寵里且被鏈在層層的架子上，而架子上的空間又小得大家必須側躺，就像抽屜里一排排的湯匙一樣…… 當我們前進到另一個大多了的村落時，我的一顆心仍在激蕩著。我注視著前方，我意識到剛才在嘉福村里所發生的事情一定已經傳到此地了。司机慢了下來，我可以看到村民們群擠在前面的路上；他們邊招手邊喊叫，而站在吉普車上的我也對他們揮手。 我想在我們繞過了三分之一的村庄后，我才反應到他們在叫什么……那些消瘦的老人和壯年男子、母親們和她們一絲不挂的小孩，大家都雙手高舉地對我招手，而且齊聲叫道：“康達先生！康達先生！” 讓我告訴你們一件事吧！我也是個人，我全身的細胞都在啜泣，從腳底直沖向上到臉部；我放聲痛哭，為歷史對人類的殘酷而哭…… 從達卡飛回美國的路上，我決定寫一本書，我自己祖先的故事無疑是所有非洲人后代在美國的象征家族史——他們毫無例外的是有位跟康達一樣在非洲某個村落土生土長的祖先，后來被俘虜、上鏈拖進奴隸船內，遠渡重洋經歷了無數的農場与轉賣，一生中一直為自由在掙扎与奮斗。 返回到紐約后，我的電話答錄机內留給我一則消息：我那八十三歲的喬姿亞表姨婆已病逝于堪薩斯市立醫院。后來，在換算了時差之后，我發現她就在我踏進嘉福村時去世的。我想她既是當年在外婆前廊上傳述歷史故事中僅存的老婦人，鼓勵我到非洲去的使命自然落在她身上；而在我任務達成后，她也加人其他的列祖列宗到天上去看顧著我們…… 事實上，從我小時候起所發生的一連串相關事情來看，它們似乎都是為這本書催生的導引線。外婆和其他老婦女不斷地灌輸我家族歷史，后來，當我在美國海防艦艇上當廚師時，很偶然的机會下，我開始長期性以种种方法來訓練自己寫作。因為我相當愛海，所以初期的寫作都是以美國海防檔案資料處的海事記錄做基礎，而寫成了海上探險故事。若沒有當時在海防隊里的那段經歷，今天我也不可能寫出此書中有關航海的經過。 此外，外婆和其他老婦人經常提及奴隸船把這位非洲祖先帶到“某個叫做‘納波利斯’的地方”。我現在知道她們一定是指馬里蘭州的安納波利斯港，因此我覺得自己必須試著找出當初是什么樣的船從岡比亞河航行到安納波利斯港，以及他們載運“這個非洲人”的那艘船。 我首先必須找出大概的年代。几個月前在嘉福村時，那位史官用“國王軍隊抵達的那一年”來解釋康達·金特被俘虜的時間。 回到倫敦后，在第二個星期搜檢英國軍隊于一七六○年期間軍事行動的記錄時，我終于發現“國王的軍隊”是指一個叫做“奧哈爾上校部隊”的軍事單位。這個單位于一七六七年從倫敦被派遣出發前往駐扎在岡比亞河上一個當時由英國控制的“詹姆斯奴隸轉運站”。 我去了趟倫敦勞埃德保險社。在一位名叫蘭德斯總裁的辦公室里，我滔滔不絕地說出自己正籌划要做的事。他從辦公桌后的椅子上站起來說：“年輕人，勞埃德保險社會全力支持你。”我相當幸運，透過他們的幫助，我得以順利地在無數卷舊時大英帝國的海事記錄中搜尋資料。 我永遠記得前六個星期的工作是我這輩子中最耗費体力的經驗，那似乎是永無止盡、徒勞無益的搜索。我日以繼夜地翻著一柜柜、一疊疊在英國、非洲和美國之間做三角航行的運奴船文件。在一再的挫折當中，我愈是覺得激怒，就愈覺得當時的販奴生意只被大部分的人視為一項普通的事業而已，就像和今日買賣与運載牲畜一樣平常。許多記錄似乎自儲存后就沒有再被翻閱過；很顯然，沒有人覺得有再看一遍的必要。 我一直沒找到從岡比亞開往安納波利斯港的任何船只檔案。直到第七個星期，有天下午大約兩點半時，我正在翻閱第一千零二十三張的運奴船記錄，那是張寬大的四方形文件，上面記載著一七六六年至一七六七年之間出人于岡比亞河的三十多艘船只。我的眼睛順著名單往下看，在看到第十八號船只時，自然而然地也瀏覽了一下它各類的標頭資料。 一七六七年七月五日——也就是“國王的軍隊抵達”的那年——里弓尼領主號由船長湯姆士·戴維斯自岡比亞河航行到目的地安利波利斯港…… 我不知道為什么，可是當時的我反應相當遲鈍，我憶起自己只是消极被動地把此資料記下來，然后把記錄簿歸回原位就走到外頭。我走進角落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館，叫了杯茶和一個甜甜圈。當我坐下來啜著茶時，一個念頭突然敲醒了我——把康達·金特運過來的很可能就是那艘船！ 到目前為止，我仍然欠那位老板娘茶錢，我當時沖了出去，立刻用電話确定了泛美航空公司當天回紐約的最后一個航班。我几乎連回下榻旅館的時間都沒有，就叫了輛計程車直奔倫敦机場。在徹夜不眠的飛行里，我的內心看到在華盛頓特區國會圖書館內的那本書，我必須再把它弄到手。那本書有棕色的封面，上面印著暗棕色的字体——“安納波利斯港的船舶”，由華格罕·布朗所著。 東方航空公司的机場班車把我從紐約載至華盛頓后，我叫了部計程車到國會圖書館去借那本書。在從圖書館員手中急忙地接獲后，我像机關槍掃射一般猛翻著書頁……找到了，一切證實了！里弓尼領主號于一七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安納波利斯港報關。 我立刻租了一輛車飛奔到安納波利斯港去，到馬里蘭檔案資料廳內要求檔案處理人員菲比·約瑟森女士可否給我一七六七年十月第一個星期左右當地所出版的報紙。她很快地取出一卷馬里蘭官報的縮微膠片給我。透過投影机，在几乎看完一半十月一日的報紙后，我看到一則廣告：“最新引進口，在戴維斯船長從非洲岡比亞河駛來的里弓尼領主號上裝運著一批‘特選的健壯黑奴’將于十月七日星期三在安納波利斯港以現金交易拍賣，該船將以一吨六先令的運費載運煙草至倫敦。”此篇廣告是由約翰·里德奧与丹尼爾兩人所刊登。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我覺得自己的當務之急是無論如何得站到安納波利斯港的碼頭上——我真的去了。那天正好是里弓尼領主號靠岸后兩百年整。我向遼闊的大海望過去，望著這片當時把我曾曾曾曾祖父帶來的海水。再一次地，我發現自己在哭泣。 一七六六年至一七六七年之間岡比亞河域上詹姆斯奴隸轉運站的文獻記載著里弓尼領主號載運了一百四十名奴隸。可是究竟有多少人在漫長的航行中存活下來呢？于是我為此任務再一次前往馬里蘭檔案資料廳去查詢。我發現資料登記著一艘抵達安納波利斯港的貨柜船，貨單上以舊式的文字寫著：“三千二百六十五枚象牙；三千七百磅蜂蜡，八百磅生棉，三十二盎司岡比亞金礦沙和九十八名‘黑奴’。”船在一路上損失了四十二名非洲人，大約是三分之———這是當時運奴船的正常損失率。 由這一次，我終于了解外婆、伊莉莎白姨婆、普拉絲姨婆和喬姿亞表姨婆都以她們自己的方式扮演了“史官”的角色，我的記事簿上記載著長達几世紀的事：我們的非洲祖先賣給了“約翰·華勒主人”，他替他取了個新名字叫“托比”。當他第四次逃亡，在被逼得走投無路時，用一塊石頭傷了兩名職業捕奴者中的一位，因此被砍掉一只腳板。“約翰主人的哥哥，威廉·華勒醫生”救了這名奴隸的生命。他相當憤怒自己的弟弟那般慘無人道的行徑，于是向他買了這名黑奴。我斗膽地希望這些真實的文件記錄能夠存在。 因此，我去了弗吉尼亞的里士滿，熟讀里弓尼領主號一七六七年九月靠岸以后弗吉尼亞斯波特瑟爾維尼亞郡所簽署的一切法律文件。我翻到一份日期為一七六八年九月五日的冗長契約，里面記載著：“約翰·華勒与其妻將下列之土地及物品所有權轉移給威廉·華勒二百四十英畝之農田……以及一名叫托比的黑奴。” 我的天啊！ 自從十二年前在大英博物館見到羅塞塔石碑后，我想自己起碼已旅行了五十万英里。在不斷地搜尋、查考、篩選、核對再核對后，不僅找出越來越多的人證實了前人口述傳下來的歷史，更是把大洋兩岸的關系牽連起來。最后，為了全心全力著手寫這本書，我忍痛割舍更多資料和證据的探究。描述康達·金特重年和青少年時期的過程花了我相當長的時間，而且我絞盡腦汁地想寫好他被擄的經過。因此當我開始寫此部分時，為了揣摩那些岡比亞人坐在奴隸船上橫渡大洋的心路歷程，我特地飛到非洲，再從非洲港口搭一班貨輪橫渡回美國。上了船后，我向船長解釋我希望在此船上得到某些体驗，好助我寫我祖先當時橫渡大洋時的心境。于是每天傍晚，我爬下層層的鐵梯到那又深、又暗、又冷的船底艙去。我脫去所有的衣物，僅因內衣，然后躺在冷硬的艙板上，強迫自己待完那趟航行的十個晚上。我這么做是想捕捉康達當時所看、所听、所感、所嗅和所嘗的一切經歷——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當時內心想著什么？和康達、他那些同樣被俘的同伴，以及成千上万名被惶恐地套上枷鎖上了鏈并苟延殘喘地在那污穢髒亂的牢籠內度過八九十天的殘酷折磨相比，我的這趟航行簡直是奢侈豪華得可笑。但無論如何，我最后還是完成了橫渡大海的經歷。 最后，我終于把家族的七代歷史編撰在這本書里。在寫此書的那几年當中，我曾在許多听眾面前提到《根》這本書的故事；很自然地有人會問：“《根》這本書的真實性有多少？杜撰的有多少？”我可以說《根》里所談到的祖譜都是我家族世代小心翼翼地口述傳下來的，而且我也從史料中證實到許多。因此《根》內的靈与肉是我多年來在三大洲上走遍五十多個圖書館及檔案資料室，不斷地精密查詢研究后所凝聚而成的。 由于故事發生時我并不在現場，所以大多數突發事件的對話和情節都是我在比對資料時靈感所及，再加上必要性的戲劇化所构成的。 我想現在不僅外婆、喬姿亞和其他老婦女們“都在天上看顧著”，還有所有的其他人：康達和蓓爾、濟茜雞仔喬治和瑪蒂達、湯姆和愛琳。外公威爾·帕默、貝莎、繼母——以及最近才剛加人他們行列的父親…… 父親去世時是八十三歲。當他的孩子們——我、喬治、尤里烏斯和蘿依絲——在討論喪禮事宜時，有人表示父親這輩子算是過得相當完美而且丰富。此外，他走時相當快，沒有什么掙扎或痛苦。以我們知他之深，每個人都同意父親一定不愿看著我們成天以淚洗面；因此我們也盡量節哀。 我發現自己竟如此沉湎于過去的回憶里。因此，當殯儀館的人提到“死者”二字時，我才訝异地察覺到那是指我父親，一個一輩子從不平凡乏味的父親。在我們為他于華盛頓特區舉行第一次追悼會時，教堂里擠滿了親朋好友。喬治告訴主持禮拜的博伊德牧師說，俟禮拜程序到了某個适當的時刻時，我們這些子女想和親友共同追憶父親的往事。 因此在傳統的禮拜儀式完畢后，大家唱了一首父親生前最喜愛的歌。然后喬治起身站到開著的棺木旁，說著父親對我們那些記憶猶新的教誨。他說我們家中至少總會住上一位父親极力苦勸那鄉下農夫讓他們子弟來上大學的學生，并以“吃住与我們一起且全部免費”的許諾才取得了他們的首肯。結果，喬治估計光南方大約就有十八位郡農產品代理商、中學校長与老師們自稱他們是“哈雷教授的孩子”。 喬治談到早期的回憶說當我們住在阿拉巴馬州時，有天早餐父親說：“你們這些男孩子動作快一點，我要帶你們見一位偉大的人物。”于是他開了好几個鐘頭的車載我們到阿拉巴馬州塔斯基吉的一間神秘實驗室去拜訪一位黑人天才科學家喬治·華盛頓·卡弗博士。博士告訴我們要努力用功，并給我們每人一朵小花。弟弟喬治說父親晚年時常因整個大家族不能如他所愿地每年團聚一次而苦惱心痛，于是他請求在場的所有親友和我們一起默禱感受我們正為他，也与他一同舉行一次團聚。 當喬治坐下時，我站起來走到棺木旁看著父親。我對每個人說，身為長子的我可以追溯現在躺在這里的這位紳士以往的生平事跡。例如，我童年對“愛”的第一個深刻印象是父親和母親在鋼琴旁彼此互視著。當時母親正在教堂里彈著前奏，父親則站在她身旁准備引吭高歌。另一則早期的追憶是無論日子過得如何緊縮，我總是可以從父親那里拿得五分一角的，而我要做的只是纏著他講述以前作戰的經過。 但是，我對參加者說，對我而言，父親在蘭姆學院結識母親后最重大的一件事是轉學到北卡羅來納格林斯伯勒的農業科技大學就讀時險些遭退學而回家鄉來做佃農。“因為，儿子啊，我當時兼了四份零工，几乎沒有時間讀書。”在他离校之前，接到通知要他暑假到火車上當臨時服務生。有天在從水牛城到匹茲堡的夜班車上，大約凌晨兩點左右，他的服務鈴響了，一對睡不著覺的白人夫婦各要一杯牛奶。牛奶端來時，父親說“我當時想要离開，可是那個人相當愛說話，而且似乎很訝异我竟然是個半工半讀的大學生。他問我許多問題，之后給了我相當可觀的小費”。在省吃儉用存下每一分錢后，父親于一九一六年九月開學后回到學校念書，當時校長拿了火車上那位男士寄來的信給他看——原來他是科地斯出版公司一位已退休的經理，名叫波義斯一一他先寫信來詢問全年的總費用，后來又寄來了支票。父親說：“當時學費、宿舍費、餐點費和書籍費總共是五百零三塊一角五分。”后來他的學期成績使他獲得康奈爾大學農學院每年頒給最佳黑人學生的獎學金。 我告訴大家這是父親在康奈爾大學得到博士學位的經過，日后他成為教授，而我們這些孩子在他的熏陶之下深受影響。另外也要提及的是我母親的親族家人，由于他們的付出，我今天才能很幸運地成為一名作家，喬治成為美國新聞處的副理，尤里烏斯是美國海軍部的建筑師，蘿依絲是音樂老師。 我們將父親空運回阿肯色州，又舉行了一次追思禮拜，當時全場又擠滿了他以前在派思布拉夫大學里的朋友以及任農學院院長時的同事，父親四十年的教育生涯便結束于此。因為我們知道他的愿望，于是載著他的遺体繞校園一周，并繞了農學館旁的“哈雷道”兩次，那是為了紀念他退休所命名的一條路。 追思禮拜后，我們將父親運到他生前已交待過我們他以后要安葬的地方——小岩城的退伍軍人公墓。在棺木放人墓地時，我們這些子女——康達·金特第七代的后裔——誰也不看誰地快速走開，因為我們事先已講好誰也不哭的。 因此，父親就這樣加入了其他祖先的行列。我可以感覺到他們真的在天上看顧指引著我們，也感覺到他們和我一樣希望我們家族的故事能夠告示世人：盡管歷史是由胜利者所寫的，但整個歷史過程是所有相關的人串連而成的。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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