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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馬丁·路德·金在田納西州孟菲斯市的一家汽車旅館的陽台上被人暗殺。5月，那些窮人在華盛頓游行時，安代·沃霍爾又被人用槍擊傷。6月，羅伯特·F·肯尼迪被B·舍爾翰刺殺。墨西哥諾加累斯地方法院判決巴巴拉·杜登·羅斯与理查德·羅斯离婚，這一切都是由狄克与巴巴拉操辦的，巴巴拉覺得這种事辦起來真是輕而易舉。 巴巴拉在离婚書上簽字時，几乎無動于衷，因為很早以前他們的感情就已不和；然而從潘沙克拉回來后，孩子們卻都表現得不正常。他們在紐約的時候，艾妮特拒絕看望她的父親和她父親的妻子。克利斯蒂安把尼克斯運動衫送給別人，借口說自己穿著不合身了，他倆晚上常做惡夢，得抱到巴巴拉的床上哄才行。春季的早些時候，巴巴拉請教了一位儿童心理學家，他說艾妮特和克利斯蒂安的反常行為是由于心煩意亂引起的，都屬于正常現象，過一段就會好的。她才放下心來。 “我對你和狄克鬧到這個地步，感到遺憾。”一天，巴巴拉帶著孩子到她母親那儿度周未，母親對她說。“但我不想掩飾對這件事的惊奇。” “我怕你會生气的，”巴巴拉說，“這在咱家畢竟是頭一次。” “別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你确信自己的決定是完全正确的嗎？”巴巴拉的母親想探知究竟，巴巴拉也不想再隱瞞什么了。 “這是我能做出的唯一決定，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狄克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現在的我，是1957年的我；而我現在已不再是那時的女孩子了。” 伊万吉蘭·杜登鎮靜了一下，說：“我想這是變好了。” 當巴巴拉長大時，她開始越來越理解她的母親。她的母親是少有的實際和理想相結合的人。她承認現實，深知沒必要去設法改變不能改變的事情。六十六歲了，但她看上去比她五十四歲還年輕。自從她丈夫去世之后，她的變化真是令人吃惊。她從一個消极依賴型的小城市婦女一下子變成了复雜的、活躍的成年人。巴巴拉曾想過她母親是否有再婚的想法，她對自己的想法感到奇怪，离婚已大大地改變了她的生活觀。 “請告訴我，如果你和你的孩子們同我一起度過夏天如何？” “我得征求一下他們的意見。”巴巴拉說。這是她不想做出的決定，對于离婚，她已深感內疚。 然而，艾妮特和克利斯蒂安對在普林度過整個夏天的想法喜出望外，對于他們這是非常新奇和令人异常興奮的事。而對巴巴拉來說，也是件令人滿意的折衷辦法：他們度過了他們已經習慣了沒有父親的几個月的痛苦生活之后，他們盼望著有一件令人喜悅的事情，而她對此也不必感到內疚，這是他們的選擇。 “你需要單獨有一些時間，”她母親說。“你需要考慮一下你自己和你的生活。” 當巴巴拉駕車回城的時候，她回憶起，在她去蒙托克見狄克之前的1959年秋天与她母親的談話，她母親對她首先要使自己起變化的勸告奏效了：她的勸告使她离婚了。現在既然婚姻結束了，而這勸告似乎比以前更加有价值了。她确實需要自私，把時間留給自己，考慮她自己的生活和將來。 巴巴拉決定，現在是結束消沉局面的時候了，她認為，自覺控制自己生活的時刻已經到了。 格雷摩西公園的公寓使她感到掃興，這里充滿了各种各樣的回憶——好的和坏的。它們潛伏在那里，無時無刻地侵扰著她的心境。她認識到了這一點，因為對她來說在此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改變——与你曾在一、起生活的人分离以后——你住過的地方。巴巴拉自己所作出的第一件重大決定就是搬家。 她從未動用從她公公那里繼承來的那筆錢。她仍然把它存在銀行里，巴巴拉常想，把這筆錢投資出去，但是她不知道怎么辦，也不知道去問誰。而現在她對沒有把這筆錢投資出去而感到高興，這筆錢終于有了用處。 巴巴拉花了八万美元在第77東大街的派克和麥迪遜之間購買了一套五居室的公寓，尤金對她的談判方式很贊賞，因為他就是一個難以對付的談判者，享有令別人畏懼的盛名，而巴巴拉這一次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巴巴拉一有了新的公寓，就作出了第二件重大決定：她把結婚時所得到的全部物品都捐獻給斯龍——凱特靈·斯瑞福特商店。她把在50年代后期買的保爾·斯圖雅特沙發、狄克母親送給他們一套萊諾斯瓷器、在家俱行一起為孩子們買的家俱都給了商店；她又賣掉了裝飾用的織物，地毯，混合酒具，兩台電視机，一台加法机，狄克的制圖桌子和灰色金屬椅子，她的全部夏裝，他們的雙人床及床單，枕套和毛毯。 然后，她開始了長達六個月的大采購，買她擺脫沮喪的出路。她為自己買了一張新床，買了新地毯、新床罩、新盤、碗、新沙發、新桌子、椅子和鏡子，給孩子們買了雙層床，這樣他們可以留客人住宿。她把所有的業余時間都花在了布隆明戴爾，波紹爾，w·J·斯隆和羅德·泰勒等商店里。她每天都買新東西，每天晚上下班后，都有許多新的包裹需要打開，總是有些新的東西讓她去占有。真有些荒唐，她想。然而，艾利克斯·羅斯的錢從他儿子那里給她買到了自由，此外，又買到了一個新的自我。 她那所有的大膽而又富有戲劇性的決定，到目前為止，其效果都极為顯著。漸漸地，她的沮喪、內疚和懊悔都消失了，而逐漸開始感到更加堅強而自信了，她最感到遺憾的，是她的被動。她在狄克知道之前，很長時間就已知道了他們的婚姻已經結束了，但她對此卻無計可施。直到最后，只好离婚。回首往事，她不明白自己當時為什么缺乏勇气，不能首先擺脫那种生活。 在過去，巴巴拉一向以自己在處理事物中作為主導角色而感到自豪，現在她已認識到她有能力處在他們的前列。在六十年代末期，婦女們開始談論解放了，巴巴拉明白她們的抱怨不是能用語言來表達的：她不得不在工資少，不滿意的工作中掙扎。她已把她的要求排在了狄克和孩子們的要求之后，她假裝謙卑和消极，她那時坐在能量与憤怒的火山口上。 過去的十年，在一片混亂之中消逝了，對生活的想往未能實現。舉國上下玩世不恭，越南戰爭造成了极度痛苦，巴巴拉認識到她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她已從消沉變成了活躍。 巴巴拉不能把目光從利昂·克拉瓦特的被咬掉了指甲的手上移開，她被它們迷住了。他注意到她在凝視著他的手，但他強制自己不把手移開。 “斯但利·白爾曼，”他說。“你認識他嗎？” “听說過他。”斯但利·白爾曼在威尼城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銷售經理。巴巴拉不知道為什么克拉瓦特在談話中把他的名字拉了進來，因為納德·杰爾德已經退休，她就在克拉瓦特的辦公室里，討論她的新的工作，利昂·克拉瓦特已經告訴她，要給她加薪，年工資將從一万五千美元升到一万七千五百美元，并有了新的頭銜：推銷經理。 “他將加入到我們這里來，”克拉瓦特說。“將對我們公司增加許多力量。”他停了下來，很明顯，他期望著巴巴拉對他的突然決定會表示祝賀。 “那很好。”巴巴拉說，她想知道白爾曼會安插在什么地方，是否會影響她。除非他另有目的，因為利昂·克拉瓦特決不是那种把他的計划泄露給他的雇員的人。 “他將被任命為推銷董事長。”克拉瓦特繼續說，有點心不在焉。 “我將向誰匯報工作呢？” “嗯，向斯但利·白爾曼，他將在管理委員會。” “而我不是？”巴巴拉看穿了：他們給她提薪以使她保持安靜，給她提職以堵住她的口。他們給她的更多是責任，然而他們卻安排進來一個對本部門工作一無所知的人來進行管理。 “只有各部門的負責人才是管理委員會成員。”利昂·克拉瓦特說，好象他在和一個白痴說話。 “我認為我才是這個部門的負責人，我畢竟領導這個部門已經二年半了。” 利昂·克拉瓦特把手搭成橋形，雙手的手指磨擦著手指甲下的粗肉。“我們知道你所做出的貢獻。”他說。“我們覺得在這樣的部門中，讓男人听從女人的命令會使人感到恥辱。” “他們已經听從我的命令有二年半時間了，他們很喜歡我。”巴巴拉說，“你的意思就是說你不愿意服從女人的命令。” “我并沒有那樣說。” “你沒有必要那樣說。”她的手開始顫抖，她也不想控制它們。 “不要感情用事。”利昂·克拉瓦特以屈尊和寬宏的態度說，“要象我們那樣去觀察事物。” “我決不會象你們那樣去觀察事物。” 利昂·克拉瓦特開始說一些安慰她的話，然而巴巴拉什么也未听進去。她站起身走了出去，把他和他那半句話一起扔在那里。 感情用事？五分鐘后，在利昂·克拉瓦特的辦公室里，巴巴已變成了威脅者。 利昂·克拉瓦特手里拿的這封未署名、未署日期的辭職信猶如一柄劍，懸在董事會的頭上。這封信就放在巴巴拉的辦公桌上的《時代与生活》的案卷內。不到一分鐘她就發現了這封信，她用紅色鉛筆涂去利昂。克拉瓦特的名字，打上她的名字，署上日期。然后把它放在內部辦公室郵件箱內，并在信封上寫上“個人”字樣。 她把她的化妝盒，電話本，記事冊塞進本代爾購物包內，最后一次离開了她的辦公室。她直接回到家里，就在打一個電話的時間內，她就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一周之內她就要到帕利塞德出版社——平裝書公司上班，職務是推銷董事長，提薪三千五百美元，六個星期前，她曾拒絕過帕利塞德，當他們得知她改變主意時，非常高興。 五點三十分，利昂·克拉瓦特給巴巴拉打了電話。 “你的行為是很出格的。”他說。很明顯，他不想用自己的刀砍掉自己的頭。 “你的行為也是一樣。” 沉默，這是利昂·克拉瓦特的第二招拿手戲。 最后，“我們希望你重新考慮一下，”他說，“你知道我們很重視你的工作。” 是啊，巴巴拉想。那就雇佣另外一個人來享受這种榮譽吧。然而，盡管這樣的回答很漂亮，但還是讓過這次机會吧。 “你真的讓我重新考慮嗎？” “這就是為什么我給你打電話。”巴巴拉注意到他把复數人稱“我們”變成了單數人稱“我”。 “好吧，條件是我要做推銷董事長，我要進管理委員會，每年工資提高三千五百美元。” “我相信你是知道我們公司提高工資的政策。”克拉瓦特說，巴巴拉很喜歡那种委婉說法：增加。“我們每年增加工資量只是百分之十，要在執行委員會審查這項請求之后才能定。”他在裝腔作勢地念著官方的台詞。在執行委員會后面設有一些障礙，以使管理人員避免与那些不滿雇主的雇員發生爭執。 “幸運的是，帕利塞德出版社未听說過你的政策。”巴巴拉說。 又一次沉默。這次沉默巴巴拉認為是：利昂·克拉瓦特不知道她有了另一份工作。她等著他的反應。 最后，他終于說：“我們希望你在新的工作崗位取得成功。”他又把人稱變成了“我們。” “我們謝謝你，克拉瓦特先生。”巴巴拉說完，挂上了電話。 就是這樣，她想。 巴巴拉·羅斯——利昂·克拉瓦特的這個章節到此結束了。 或者她是這樣想的。 1969年。月2日，巴巴拉開始了新的工作。這一天，艾森豪威爾下葬在堪薩斯的阿貝林。巴巴拉的天真与美國的天真同上帝一起，在六十年代的某個地方死去了。 天真并不能象鳳凰涅盤，它不能在幻想和成熟的死灰中复蘇。巴巴拉對它的逝去表示遺憾，但是，正象她媽媽一樣，她是個不情愿的現實主主者，而且她承認過去的事情就是過去了。連續几年的越南戰爭，尼克松和約翰遜無休止的扯皮，美國的天真已被痛苦和對權力的蔑視、自暴自棄的享樂主義所代替。巴巴拉的天真被獲得的知識代替；在1969年她三十二歲時，巴巴拉開始明白了所需的是什么，并且如何去得到它。 從斯伯林出版公司到帕利塞德出版社就象從迪法尼到舊車輛市場一樣，在帕利塞德，每月都有二十四本不同內容的書籍出版，在斯伯林公司一年兩次：春秋兩季。貿易表里有二四個精選并仔細編輯的選題，而擁有數百万美元資產的帕利塞德出版社在七年前就已成立，一個被稱之為瘋子的杰。伯格仍然擁有該出版社。 1962年，用《男性雜志》分送員預付的錢，杰·伯格開始每月出版四本色情書，在傳統的平裝書中，他們把封面改為銅版紙，里邊為軟紙。在這些年，如果出版商在書中夾雜淫穢，吸引讀者花75美分買書而又不受社會譴責和不進監獄，踏出一條路來，這是一項絕好的買賣。而杰·伯格恰恰就是走在這條路上的天才。帕利塞德繁榮，壯大起來了。一直到杰除了干合法的事外，沒有別的選擇為止。帕利塞德開始出版受人歡迎的幻想和紀實小說，每月出版數量都在增加。結果，合法的出版物所帶來的收入与出版色情書的收入几乎一樣，而在集會上，杰·伯格發現人們把自己當作“出版商”來介紹，這种稱呼非常适合他的媚上做下的本性。 杰曾對他的職員吹噓說，他從不讀刊登有關帕利塞德的書評。他覺得只要編輯把書中情節簡單地向他介紹一下，他，杰就傾力扑在選擇書封面設計上。這樣，他就能把書更好地賣出去。對這樣的分工大家都滿意；杰從不浪費時間去讀帕利塞德出版的便宜貨，而且在主編与具有文學偏見的出版商之間也沒有發生過爭吵。 除了其它的特點外，杰·伯格是個十足的妄想狂，他辦公室的牆上點綴著古代和現代的武器及戰爭用具。室內一角立著一副盔甲，弩、弓、箭、刀、長柄刀、毒環都安排在展示箱內。一顆手榴彈作為鎮紙，當問到這些不合常規的裝飾物時，杰·伯格說：“它使我感到安全。” 除了他對武器感興趣外，杰很怀念色情業。色情是他真正的事業，他繼續經營帕利塞德出版社是因為該社能掙許多錢，他的心思卻放在他和他妹夫一起創建的一個新公司里，這個公司的名字叫“藍色電影有限公司”，生產低級的色情影片。主題簡單，裸体鏡頭居多，它們掙不了大錢，但是自從帕利塞德變得小有名气之后，卻給他帶來了他所怀念的那种滿足。總之，杰·伯格是個幸運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說：“我能得到大餅，并且可以吃掉它。” 只有少數几位美國人能夠講這樣的話。 性革命已經開始并取得胜利，這時巴巴拉三十一歲，离婚了，但她發現自己仍有魅力和能力。起初，她是那場革命的胜利者。雖然青年文化聲稱生活在三十歲結束，但是，巴巴拉發現六十年代末期的紐約，是男人的節日，而她則是主要的主持人之一。 紐約到處是男人：各种類型、年齡和身高的男人，他們運用各种口味，場合，活動，地位和試驗。有在旁搞小動作的已婚男人；有的有小孩和沒有小孩的鰥夫；有職業的單身漢；有离婚和分居的男人。男人們想要從同性戀的床上解脫出一個晚上。并想要從——利用憤怒和有敵意的女人作為證明他們嗜好的优越性——同性戀者的身邊解脫出來。有些證券經紀人，他們的沖動隨著杜·瓊斯的變化而變化，有些吸毒者、騎士們徘徊在P·J和艾林周圍，費了很大勁几卻沒有激情；還有些年輕人，他們感情專一的時間決不超過他們沖動的時間。 巴巴拉在工作中、舞會上、集會上、會議上會見男人。在瑞金西旅館的酒吧里，有兩次她允許自己被帶走，并在一個星期日上午，在第三大街的熟食店又一次允許自己被帶走。有一次，巴巴拉采取主動，約會飛往華盛頓特區的東方航空公司的市場經理。巴巴拉對已婚的朋友迎接不暇，在小型晚宴上，她被介紹給朋友的朋友，她的電話號碼几乎都是不相識的人，又給了完全是陌生的人們。 所有的慣例都改變了，第一次見面就拉手，第二次見面就親吻，已不再是問題了。六十年代后期，如果一個女人接受了男人的邀請，一般雙方都會明白，她也接受了一同他睡覺的邀請。在現實生活中，這倒非常實際，因為巴巴拉不久就發現，如果她喜歡与一個男人到了愿意同他外出散步的程度，她也非常愿意与他同床而眠。 在她离婚后的兩年里，巴巴拉与電視廣告商同居，他由于吸食大量的大麻，致使性欲大減，無能為力。一個有權有勢的政治家曾對她表明永恒的愛慕，而在床上度過了一個熱烈的周未之后，就再也沒有音信了。她曾与一個深懂心理分析的律師有過一段短暫的羅曼史，他對她愛得發瘋，而后來，他承認了心理上的原因：离過婚的女人對他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分析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擺脫這种奇怪的糾纏。她与一位著名的電影編劇一起看日場戲，他告訴她，他真正愿意三人同住，并且問她，如果他邀請了另一個女人她是否介意。巴巴拉表示反對，他聳聳肩，并且問她如果那樣，可否給他洗襪子和內衣，因為察里利——他所居住的地方的洗衣服的費用太昂貴。 有兩次，巴巴拉認為自己陷入了情网。她与艾列克斯·普羅斯卡同居了几個月，他是一位頗有點名气的藝術家，他把聯盟廣場的工作室搬到了巴巴拉的公司，几個月后他說她毀了他的藝術。他搬走了，留下十英寸見方的油畫，作為告別的禮物，而在當時，它能值五千美元。 在艾列克斯离開半年后，一個叫萊恩·克隆納的律師闖進了巴已拉的生活。萊恩离過婚，他有魅力而又堅定。他向巴巴拉求婚，兩周后她接受了他的請求，但是萊恩事先沒有通知巴巴拉就又与他的前妻复婚了。這次的被遺棄使她遭到很大的打擊，為了修复她那破碎的情感，她要找更多的男人。就在這時，她在華盛頓机場遇到了這位市場經理，她發誓要使他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許多時候，她一夜只与一個男人約會一次，二星期內則有种种韻事。只要向她提出要求，她愿意和任何一位有魅力的男人一起睡覺，有時早上醒來，由于房事興致未盡，她竟想不起在她身邊的這個男人的名字。她有同時作愛的癖好，一次与兩個男人作愛。殷勤和競爭使她興奮；有時以惡作劇把一人從另一人面前隱藏起來，又使她亢奮异常。 一段時期，這种事情是很有刺激性的，就象一個似是而非的電影一樣，已巴拉愛上了她自己。愛自己的影子，愛能夠吸引許多男人的這位女人。但是巴巴拉開始認識到她所愛的影子并不愛她，她認識到她處于一個持續亢奮狀態中，這种亢奮狀態要依靠下一個男人，下一個電話、下一個約會來解脫。這是一种無法滿足的激情。 巴巴拉知道從感情上不能進行雜交。從一個男人投入另一個男人的怀抱，從一張床走向另一張床，仍不能使她滿足。她發現在她与一個男人睡過几次覺之后，她變得依附于他，依靠于他，總想從他那里得到更多、更多。自相矛盾的是，她為自己建立的生活方式卻不能使她得到更多，不能使她滿足，她所付出的代价卻沒能得到應有的報償。 她嗜毒成癖一般的性欲，內心饑餓無比。她發現在她那走馬燈般的劇院、音樂會、穿超短裙和大禮眼的生活后面，沒有家也沒有家人。家只是個軀殼，她怀念那种老式的一夫一妻制的關系，也怀念她的孩子們。有趣的是，在她怀念家庭生活時，卻不怀念狄克，事實上，每當想起他和他們一起生活那的情景，她就頭痛。在她真正想起他的時候，她只能回憶起她是如何地疲倦：她對婚姻，事業和孩子們感到厭倦，對安排的時間表和購貨單感到厭倦，對去干洗店和儿童醫院感到厭倦，對從上午七點到深夜那樣無休止的工作，對作為妻子、母親、女主人和事業型女人都感到厭倦。那時她未認識到這一點，也許是因為她太累了才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在精疲力竭之中度過了她二十多歲這段黃金時光。現在她三十剛出頭，處在欣喜若狂的精神狀態，但這种狀態卻与一种絕望的瘋狂邊緣相連接。 但是，巴巴拉不顧失望，而繼續走自己的生活道路。 在生活中有些事是循環的，早些時候頭腦中的事情有時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重現；而有些事情是一次性的：即有初始、發展和結束。以我們看來，不可能知道哪种經歷歸于哪一類。當巴巴拉進入三十歲的時候，她已有兩种經歷：一是一次性的，如她的婚姻和意想不到的從她公公那里繼承的遺產；二是循環性的。 艾妮特和克里斯蒂安到巴巴拉在普林的中學去是循環性的。第一個夏天分別之后似乎非常自然，同意讓孩子們和外祖母在一起。在五十年代，巴巴拉曾憧憬過馬考爾式的同居生活。這樣的分离會使她感到恐懼。但是現在，七十年代了，离婚，獨居，忙干事業是實用的。巴巴拉想，也許她是尋求借口，但是這是處理這件事的的一种方式，即實際上是她的母親，而不是她，哺育了她的孩子。 他們二人都喜歡鄉下：克里斯蒂安喜歡室外運動，艾妮特毫無畏懼，走著去上學。對巴巴拉的孩子們來說，這种沒有攔路強搶、沒有少年犯罪、沒有販毒的生活，要比處在危險之中的城市生活強得多。 實際這是很容易做出的決定。把克里斯蒂安和艾妮特介紹給麥里納先生也很容易，麥里納先生以前是普林中學學校的校長，當巴巴拉在那儿讀書時，不知他是否說謊，他說他仍記得她曾寫過一篇文章而獲得過雄獅俱樂部獎。作周未母親是很容易的，只是在星期五晚上到達，從智慧玩具商店和斯沃茲商店帶來的裝滿教育玩具和系著絲帶的箱于就行了。 巴巴拉很難相信專家們的警告——他們以前多次帶她走在花園的小路上，很難想象克利蒂安將來會是同性戀者，艾妮特是個孤獨的酗酒者。她正讓她的孩子們在沒有父親的強壯身影情況下長大，而她自己又經常不在。 并不是巴巴拉不愛她的孩子，并不是不想為他們作任何事情，包括給他們提供如專家們所說，對男女青年健康感情發展至關重要的男性气概。但巴巴拉別無選擇，祖父和外祖父都去逝了，狄克住在潘沙克拉，為另一個婦女的三個孩子作了父親，而巴巴拉還未遇到她認為可以結婚的人。那時巴巴拉的生活充滿了一系列基于試驗性的情人及過夜的男朋友，据專家們認為，這些人都是絕對靠不住的人。男人們的那种朝三暮四是再坏沒有的了。 所以跟著一個抵抗力小而實踐能力大的警察，并讓她的孩子們与她的母親生活在一起則易如反掌，又很難忍受這种草率決定所造成的內疚。所以巴巴拉一想到，她竟以為自己的生活比孩子們的生活更有趣時，就很不安。她還從未听到過或看到過任何其他的女人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她對自己的無情和自私感到自責；她怀疑她是否正在失去作母親的本能，上帝，她真希望那几個說“重要的是与孩子們一起度過時間的質量而不是數量”的專家，知道他們在說什么、只是后來，由于婦女也認為哺養孩于是令人厭倦、枯燥，而且可能會有第二個，以及永久的婚姻，巴巴拉終于大聲地承認了她的內疚，這樣也就從內疚中解脫出來了。 1970年1月，經過三十二個月的戰爭、饑荒，比阿佛拉認輸了，牛仔隊總是輸給強隊而聞名，在吉保爾以16：13輸給了巴爾的摩克茨隊，大家都預言阿里馬克洛和利安奧尼爾的《愛情故事》是本年度最紅的電影，時髦的設計者們認為五十年代是适合這种复蘇時代，巴巴拉以她自己的條件，又回到了斯伯林出版公司工作。 巴巴拉再也不想看他一眼，利昂·克拉瓦特打來電話，邀她去意大利餐館一起吃午飯。 “布拉塞爾怎樣？离我辦公室很近，”巴巴拉說，該是她要按自己的意愿處理自己生活的時候了。她知道那個旅館，認識那里的管理人員和侍者，看起來這些人好象是她自己的人了。“一點鐘如何？”克拉瓦特問。 “好吧，一點。” 巴巴拉准時到達，她已向利昂·克拉瓦特陳述了自己的觀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可不久他會告訴她的。 “你是否考慮一下回J＆S作？”他問。他已經告訴她，當然是秘密地，斯但利·白爾曼不能“胜任工作。” 巴巴拉本來在一年前就可以告訴他這一點，但是一年前利昂·克拉瓦特并未問起過這事。 “我的條件不變，”巴巴拉說。她顯得滿不在乎，在某种程度上她是滿不在乎。她喜歡帕利塞德；帕利塞德也喜歡她。她受到很好的待遇，她有充分的自由，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如果○斯伯林出版公司需要她回去，他們也要同樣對待她。 “我們准備見見他們，”利昂·克拉瓦特說。他的聲調沒有改變，但很有分寸。如果IBM可以生產一台使自己焦慮不安的計算机，那它就是利昂·克拉瓦特。 “職務，工資及地位？”巴巴拉問。 “一切都照樣，”利昂·克拉瓦特說。“我們讓你走，是犯了個大錯誤。” 他承認了錯誤是多么好啊，巴巴拉想。他等待著她的回答，她讓他等著，她攪拌著黑咖啡，擠一擠在小托盤里的檸檬皮。利昂。克拉瓦特的右手放在白色的桌布上，她就坐在他的右邊，她沖動地捧起他的手，仔細地觀察著。 “你知道，利昂，”她說。“你真是太老了，而不應再操心了。” 胜利是無休止的東西，《紐約財報》的一位記者采訪了她，他准備寫一篇報道職業婦女進步的文章，包括從咖啡服務員到政策的制定者。她在廣告俱樂部就書籍的推銷和廣告的問題作了講演，《出版商周刊》登了他的部分講演，《作家簡訊》就巴巴拉的迷人、能力和光明的前途大加吹捧； 巴巴拉得到了錢和地位，她已學會了大膽反抗，學會了如何取胜。她的生活在繼續，電話和交易，最佳銷售員和作者引人注目的旅行、情人和愛情、孩子及用錢和權利能買到的放任——這一切一直遲續到1971年的夏天。 那年八月，她遇到了納特·鮑姆。 ------------------ 轉自白鹿書院 王錦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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