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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到帕爾馬一家過去的住處，敲他鄰居的門。里面傳出女聲，“誰呀？”問話者無意開門。在此之前我花了許多時間考慮我的計策，在開車來貝塞斯達的路上我甚至還演練過，但我覺得破綻還是不少。 “我是鮑勃·斯蒂文斯，”我說，語气中帶著謙恭，“找赫克托·帕爾馬。” “找誰？”她問。 “赫克托·帕爾馬，他過去住在你的隔壁。” “你有什么事？” “我欠他一筆錢，想找他，僅此而已。” 倘若我是來收房租的，或者是來執行別的令人不快的任務，那帕爾馬的鄰居們肯定會有戒備心理。我想這是一個高明的小計策。 “他搬走了。”她斷然道。 “我知道。你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他搬离這個地方了嗎？” “不清楚。” “你看見他搬家嗎？” 我想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她沒法再搪塞了。但她拒絕回答，反而退到里間，也許在打電話叫保安，我重复一遍我的問題，又按響門鈴，沒有任何反應。 我來到赫克托家另一側鄰居的門前。門鈴響過兩遍后，門輕輕打開，直到門后的鏈條繃直，一個与我年齡相仿、嘴角殘留著調味醬的男人問道：“什么事？” 我又把那套鮑勃·斯蒂文斯的話重复了一遍。他仔細听著，他的孩子在他身后的客廳里嬉笑打鬧，電視的聲音很吵。現在八點已過，外面又黑又冷，而我則打扰了一頓很遲的晚餐。 但他并沒有不高興。“我一直不認識這個人。”他說。 “那么你認識他太太嗎？” “不認識。我經常旅游，大部分時間不在家。” “你太太認識他們嗎？” “不。”他匆忙答道。 “你或者你太太看到他們搬家嗎？” “上周末我們不在家。” “你也不知道他們搬往何處。” “是的。” 我謝了他，轉身發現一名穿制服的大塊頭保安。他像電影中的街頭巡警一樣，右手的警棍不斷敲打左手掌心。“你在干什么？”他厲聲道。 “找個人，”我說，“把警棍拿開。” “拉皮條是犯法的。” “你聾了嗎？我在找人，不是拉皮條。”我從他面前走過，向停車場走去。 “我們接到投訴，”他在我身后說，“你得离開。” “我這就走。” 在不遠處的一家連鎖店里喝杯啤酒，吃了塊玉米餅當晚餐。在郊區的飯館里吃飯使我覺得更安全。這家飯館供應面包和牛排，是一家全國連鎖店。它在新興的小鎮中開有分店，因而著實賺了不少錢。就餐者主要是在政府机關工作的年輕公務員，下班之前在此小聚，一邊喝著生啤酒，觀看体育比賽，一邊談論著國家大事。 獨處是對生活的一种調節，暫時把妻子和朋友都拋在腦后。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埋頭苦干了七年，也無暇顧及友誼和婚姻，沒想到到了三十二歲還得重過單身生活。當我觀看著電視比賽，打量著周圍的女人時，我不禁問自己，難道還要回到酒吧和俱樂部尋找安慰嗎？應該有別的地方可去、別的方法可循。 我感到沮喪，离開了飯館。 我慢慢開車回城，不急于回到寓所。我的名單在租房者名錄上，存放在某個地方的電腦中，我想警察不費多大力气就能找到我住的閣樓。如果他們想逮捕我，肯定會夜里來。他們喜歡半夜敲我的門，使我惊慌失措；搜身的時候他們會趁机修理我一下，給我戴上手銬，推我出門，乘電梯下樓時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塞進警車的后座，最后把我押送到市監獄。我將是那天夜里唯一被捕的有体面職業的白人。他們肯定會把我投進臨時牢房中，同監犯中什么樣的殺人犯都有；他們會讓我在里面自生自滅。 我不管做什么，都隨身帶著兩樣東西。一樣是手机，我一旦被捕就用它通知莫迪凱；另一樣是一沓鈔票——有兩万之多——用來充當保釋金，這筆錢能助我逃脫牢獄之災。 在离我的住處兩個街區以外的地方，我把車停下，仔細觀察每一輛空車，看是否藏有可疑的面孔。我就這樣小心謹慎地走進閣樓，沒人來打扰我。 我的客廳中添置了兩張帆布椅和一只塑料儲物箱，這只箱子我平時也用作咖啡桌或腳凳。電視机放在另一只与之配對的儲物箱上。我喜歡房間里家具少少的，多給自己一點空問。沒人會看到我是怎樣生活的。 從電話留言中得知母親曾打過電話來，她和父親正為我擔心，要來看我。他們已和我哥哥沃納談過我的事，他可能也要來看我。我几乎可以想見到他們談論我的新生活的情形，肯定會有人來勸我。 為朗蒂舉行的示威集會成了十一點的頭條新聞。電視上反复播放停在市政大樓台階上的五副黑棺材的特寫鏡頭，以及隨后的游行。莫迪凱對人群發表演講的場景也被攝入鏡頭。參加游行的人數之多超出我的想象，從電視上看大約有五千人。市長對游行未置一詞。 我關掉電視，給克萊爾打電話。四天來我們沒通過話，我想我該顯示點儿騎士風度，還是由我來首先打破僵局吧。嚴格說來我們還是夫妻。一周后一起吃頓飯還是不錯的。 鈴聲響到第三聲時，一個陌生的聲音不情愿地問道：“喂。”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一剎那之間我惊訝得說不出話來。現在是星期四晚上十一點半，克萊爾房中竟然有一個男人，我搬出一周末到。我几乎想挂斷電話，但還是打起精神，說：“請克萊爾听電話。” “你是誰？”他生硬地問。 “邁克爾，她丈夫。” “她正在淋浴。”他說，好像松了一口气。 “告訴她我給她打過電話。”說完我飛快地挂斷電話。 我在房間里來回踱步一直到深夜，然后穿上衣服出門走走。外面很冷。當一樁婚姻破裂時，你就會胡思亂想。究竟是因為志趣不投呢，還是真實原因要复雜得多？難道我事先沒瞧出一點端倪？他究竟是個偶然的一夜過客呢，還是他們早就有來往？他是個有家室的一時頭腦發熱的醫生呢，還是個能彌補我給她帶來的空虛，年輕的精力旺盛的醫學院學生呢？ 我一直對自己說，這算不了什么。我們不是因為不忠于對方才決定离婚。現在考慮她有沒有胡來為時已晚。 我們的緣分盡了，再明白不過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會再原諒她。她已成為過去。我決定放棄她，忘了她。如果我有權追逐女人，那么她享有同樣的權利。 對，就這么定了。 凌晨兩點，我不知不覺來到了杜邦廣場。我不理同性戀者發出的口哨聲，走過無家可歸者的身旁，他們蜷縮在破被子里，睡在長凳上。這很危險，但我絲毫不在意。 几個小時后，我買了一盒十二只裝的油炸餅圈，外帶兩大杯咖啡和一份報紙。露比如約等在門前，凍得直打顫。她的眼睛更紅了，笑容也有點僵硬。 我們的談話地點在辦公室中前面的一張辦公桌上，上面堆放文件最少。我把桌面清理了一下，招待她喝咖啡吃餅圈。她不喜歡巧克力夾心的，而偏好那种水果夾心的。 “你看報嗎？”我打開報紙時間她。 “不看。” “你認識字嗎？” “不多。” 于是我讀給她听。我從第一版開始，主要是因為上面登著一幅巨照，照片上的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報道配以大字標題，登在報紙的中問。我把全文一字不漏地讀給她听，她很用心地听著。她也听說了有關伯頓一家凍死街頭的傳聞；她對細節很感興趣。 “我會這樣死去嗎？”她問道。 “不會，除非你車中裝有引擎，打開空調取暖。” “我希望有空調。” “你會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么意思？” “凍死。” 她用餐巾紙擦擦嘴，小口喝著咖啡。奧塔里歐一家喪命的那天夜里气溫是華氏十一度。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來的呢？ “天气最冷的時候，你去哪儿呢？”我問。 “哪儿都不去。” “你呆在車里嗎？” “是。” “你怎樣御寒呢？” “我用許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從沒去過避難所？” “從沒去過。” “你愿意去避難所嗎？如果你愿意，就能見到特倫斯。” 她側過頭來，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再說一遍。”她說。 “你想見特倫斯，對不對？” “對。” “那么你必須戒毒，對不對？” “對。”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時問。你愿意嗎？” “讓我想想，”她說，“讓我好好想一想。” 這僅僅是一小步，但并非無足輕重。 “我能幫你見到特倫斯，你會成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須戒毒，不再吸毒。” “我怎樣才能做到呢？”她問，目光不敢与我相接。她用身子圍住咖啡杯，熱气冒上她的臉頰。 “你今天去‘內奧米之家’嗎？” “是的。” “我跟那邊的頭談過。他們今天有兩個聚會：酗酒者和吸毒者聚會，就是所謂的‘禁酒禁毒協會’。我要你都參加。那邊的頭會打電話給我。” 她點點頭，那模樣就像個挨了罵的孩子。眼下我不想逼她太緊。她小口吃著餅圈，啜飲著咖啡，出神地听著我給她念報上的故事。她對國際新聞和体育報道不太感興趣，但頗關注本埠的新聞。她許多年前曾參加過一次投票選舉，所以對本城的政治倒也不是一竅不通。她能听懂犯罪報道。 一篇長篇社論抨擊國會和市當局沒能妥善安置無家可歸者的生活，它警告道，還會發生像朗蒂一家這樣的悲慘事件，還會有儿童死在街頭，死在國會山的腳下。我把社論解釋給露比听，她贊同上面的每一句話。 外面下起了一陣輕柔的冷雨，我開車送她去她的下一站——“內奧米之家”。那是坐落在西北部第十大街的一幢四層樓的排屋，它所處的街區房屋結构与別的街區相似。它每天上午七點開門，下午四點關門，向前來求助的無家可歸的女人提供食物、淋浴、衣服、各种活動和咨詢。露比是那里的常客，所以當我們到達時她的朋友紛紛向我們打招呼。 那里的負責人是一個名叫梅甘的年輕女人。我与她輕聲交談，計划讓露比戒酒戒毒。那里收留的女人中一半心理不健康，一半是酗酒吸毒者，還有三分之一HIV呈陽性。梅甘告訴我露比沒患傳染病。 我离開時，女人們擠在大廳里齊聲歌唱。 我正埋頭工作時，索菲亞敲我辦公室的門。我還沒開口她就進來了。 “莫迪凱說你正找一個人。”她手中拿著記事本，准備記錄。 我想了一會儿才反應過來她說的是赫克托。“啊，是的，我在找一個人。” “我會幫你。告訴我你知道的關于他的一切。”她坐下來，開始記錄。我一口气說出他的姓名、住址、失蹤前受雇的公司、外貌特征，以及他有妻子和四個孩子的事實。 “年齡？” “三十歲左右。” “大概的薪水？” “三万五。” “既然他有四個孩子，那么至少有一個在上學。從他的薪水以及他住在貝塞斯達來看，我怀疑他有額外收入。他是西班牙裔，所以很可能信天主教。還有別的情況嗎？” 我再也想不出別的。她返回她的辦公桌，打開一本厚厚的記事本，飛快地翻動著內頁。我讓門開著，所以能看見她做的一切。她的第一個電話打給在郵局工作的某人，隨即談話變成了西班牙語，我听不懂。她一個接一個地打電話，先用英語与接線員打招呼，然后又換作她的母語。她給天主教教區打電話，接著又引來一大串電話。我對她的舉動失去了耐心。 一小時后，她走到我的門邊，大聲道：“赫克托一家搬到了芝加哥，你需要他們的住址嗎？” “你是怎樣……”我吞下了后半句話，吃惊地盯著她。 “別問了，是通過他們教堂的一個朋友的朋友。他們上個周末匆匆忙忙地搬去。你需要他們的新住址嗎？” “要多長時間才能找到？” “這可不太容易，不過我能告訴你大致的方向。” 已經有六個人坐在她的辦公桌前，等待咨詢。“現在不忙吧，”我說，“待會儿再說。多謝。” “小事一樁。” 小事一樁？我花了几個小時晚上去敲他鄰居的門，晚上寒气逼人，還要躲避保安的糾纏，又得提防有人打黑槍。而她只打了個把鐘頭的電話就辦妥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芝加哥分部有一百多名律師，我以前辦案去過兩次。分部的辦公室設在靠近湖畔的摩天大樓里，大樓的門廳就有几層，樓前環繞著噴泉和許多商店，自動扶梯蜿蜒而上。對赫克托·帕爾馬來說，這是再好不過的藏身瞭望之處了。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gd.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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