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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早晨我赶到辦公室上班時，發現一名瘦小的婦人正倚門而坐。快八點了，辦公室尚未開門。溫度在冰點以下。起初我以為她蜷縮在那里過夜，想利用門廊擋擋風，但她看到我走近時，她一下子跳起來對我說：“早上好。” 我笑了笑，打個招呼，開始摸口袋中的鑰匙。 “你是律師嗎？”她問。 “是的，我是。” “是為像我這樣的人工作的？” 我猜她是漂泊街頭者，而那正是我們對每一個求助者要問的問題。“對，進來吧。”我打開了門，房間里比外面更冷。我調了調取暖器，就我所知，它絲毫不起作用。我到廚房煮咖啡，順便找到了几個不新鮮的油炸餅圈。我給了她那些餅圈，她很快就吞下一個。 “你叫什么名字？”我問。我們坐在房間的前部，索菲亞辦公桌的旁邊，一邊等咖啡一邊祈禱著取暖器不要出故障。 “露比。” “我叫邁克爾。你住哪儿，露比？” “我沒固定住處。”她穿一套灰色的運動服，棕色的厚襪子，腳穿一雙髒髒的廉价白色膠底帆布鞋。她年齡在三十到四十之間，骨瘦如柴，輕度斜視。 “來，”我微笑著說，“告訴我你住哪儿。是住避難所嗎？” “過去是，后來不得不离開。差點儿被強奸。我有一輛車。” 我來時并未看到有車泊在附近。“你有車？” “是的。” “你自己開？” “沒法開，我睡在車后座上。” 与往常不同，問她問題時我沒作筆錄。我倒了兩大紙杯咖啡，回我的辦公室，謝天謝地，取暖器終于咯吱咯吱地開始工作了。我掩上門，莫迪凱就快來了，而他從沒學會該悄悄地進來。 露比側坐在咨詢者專用的那張棕色的折疊椅上，雙肩塌陷，整個上半身緊縮在一起，牢牢地握住那杯咖啡，仿佛那是世界上唯一的溫暖。 “我能為你做點儿什么？”我間，准備好各种記事簿。 “我為我的儿子而來。他叫特倫斯，今年十六歲，他們把他搶走了。” “誰搶走了他？” “市當局和收養人。” “他現在在哪儿？” “他們給帶去了。” 她的回答因為緊張而語無倫次。“別緊張，慢慢講。”我寬慰道。 她果然照我說的去做了。她毫不費力地看著我的眼睛，雙手握住咖啡杯，慢慢地談了起來。几年前，她記不清确切的時間，那時特倫斯大約十歲，她和他獨自住在一間小小的公寓房里。她因販毒而被捕，在監獄里呆了四個月，特倫斯去和她的姐姐住在一起，她出獄時，把他接回來，從此開始了街頭夢魔般的生活。他們睡在小汽車里，占住在空樓里，天气暖和時睡在橋下，天變冷時住迸臨時避難所。她想盡辦法維持他上學。她在街上乞討；出賣她的肉体——她把這稱為“接客”；販賣少量的廉价可卡因。她什么都于，供儿子吃飯、穿衣、上學。 但她自己吸毒，又不能戒斷毒癮。她后來怀上了，嬰儿一生下就被市當局接走了，那是個毒品嬰儿。 她對那個嬰儿似乎沒有感情，感情全寄托在特倫斯身上了。市當局開始盤問他們，這樣母子倆就陷得更深了，注定要漂泊街頭。万般無奈之下，她只得求助于她曾幫過工的羅蘭一家。那家人家中只有老夫婦倆，子女全都長成，分開另過。他們在霍華德大學附近有一個溫馨的小家。她愿意每月付五十美元如果他們同意特倫斯借住，在后門廊的頂上有一間小小的臥室，她曾打掃過多次，特倫斯住再好不過了。羅蘭夫婦起初不太愿意，最后還是同意了。他們那時候良心很好，允許露比每晚与她的儿子團聚一小時。他的成績上去了；衣著整洁，讓人放心。露比為自己的決定感到高興。 她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与他同步：選擇更靠近羅蘭一家的施粥所；選擇不同的避難所以應付緊急情況；選擇不同的小巷、不同的公園、不同的廢棄車作落腳點。她每月拼命攢錢，每晚都來看儿子。 直到她再次被捕。第一次被捕是因為賣淫；第二次是因為睡在法拉格特廣場公園的長凳上。也許還有第三次，但她記不清了。 有一次有人發現她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她被急送到特區總院。她被收容在戒毒病區，但三大后就跑出來了，因為她想念特倫斯。 一天晚上當她和儿子呆在一起時，他盯著她的腹部問她是不是又怀孕了。她無法抵賴。誰是孩子的父親？他追問道。她無法回答，他罵了她而且沖她吼，最后羅蘭夫婦不得不赶她走。 她怀孕時，特倫斯對她很冷淡，這令她心碎。她睡在破車里，沿街乞討，每天見他之前度日如年，可這么做換來的只是儿子的不理不睬。在那一小時內，她呆坐在儿子寢室的一個角落，儿子自顧自地忙著他的功課。 露比說到這儿時痛哭起來。我做了些記錄，一邊听她訴說。這時听到莫迪凱登登的腳步聲，他好像在向索菲亞尋釁。 一年之前她第三次分娩，產下又一個毒品嬰儿，隨即又被市當局要走了。她產后在醫院中休息了四天，沒能見到特倫斯，出院后又回到了以前的老路上。 特倫斯成績优异，數學和西班牙語尤其突出。他還會吹長號，參加了學校的戲劇社。他想報考海軍學院，羅蘭先生曾在軍隊服過役。 露比有天晚上狼狽不堪地去探望儿子，羅蘭夫人在廚房中迎面撞見她，于是發生了爭吵。雙方互相詈罵，羅蘭夫婦給她下了最后通牒。特倫斯站在羅蘭夫婦一邊，三比一。要么戒毒，要么就別指望踏迸羅蘭家半步。露比說她只想帶儿子走，可特倫斯說他哪里也不去。 第二天晚上，市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員帶著文件來找她，有人已告上法庭，特倫斯已經被領養，羅蘭夫婦是他的領養人，他已經与他們一起住了三年。除非她戒毒，在六十天內不沾毒品，否則取消她的探視權。 三周過去了。 “我要見我的儿子，”她說，“我太想他了。” “你在戒毒嗎？”我問。 她飛快地搖搖頭，閉上了眼睛。 “為什么不戒毒？”我問。 “進不了戒毒所。” 我不清楚一個流落街頭的吸毒者怎樣才能進戒毒所，但現在是該弄清楚的時候了。我的腦海中出現了一幅畫面：特倫斯呆在他溫暖的房間里，吃得好，穿得好，平平安安，遠离毒品，頭腦清醒，在羅蘭夫婦的指導下做功課。他們已經變得像露比一樣疼愛他。我能想見他在餐桌旁進早餐的情形，一邊喝著熱騰騰的麥片粥，一邊背單詞；羅蘭先生拿著一張晨報，与他用西班牙語交談。特倫斯生活無憂，不像我的可怜的當事人，生活在地獄里。 而她竟要我幫她母子團圓。 “這需要點時間，明白嗎？”這么說的時候我一點頭緒都沒有，不知道要花多少時問。緊急避難所的一張床位有五百戶家庭在等候，在這樣一個城市里，不可能有多余的床位給癮君子使用。 “除非你戒斷毒癮，否則你不能見特倫斯。”我對她道，盡量掩蓋語气中的信心不足。 她的眼睛濕潤了，一言不發。 我意識到自己對吸毒上癮知之甚少。她從哪儿得到毒品？購買毒品要花多少錢？一天要注射多少次，有几次快感？她要治療多長時間才能痊愈？去掉她十几年來的痼習的机會有多大？ 還有，市政府怎樣處理那些毒品嬰儿呢？ 她沒有證明，沒有住址，沒有身份證，除了一腔苦水外一無所有。她似乎很愿意坐在我的椅子上，我不知道該如何打發她，咖啡早喝光了。 索菲亞尖利的叫聲使我回到現實。在她的周圍有人高聲呼喝。我沖向門邊，第一個想法就是又有一個像那位“先生”那樣的瘋子持槍闖了進來。 但進來的不只是一位持槍人。加斯科少尉又回來了，帶著一大堆幫手。三名著制服的警察正逼向索菲亞，她破口大罵，但毫不奏效。兩名身穿牛仔褲和運動衫的警察正准備動手，我走出辦公室的同時，莫迪凱也從他的辦公室里出來。 “哈囉，米基。”加斯科對我道。 “究竟他媽的怎么回事？”莫迪凱的咆哮聲使牆壁顫動起來。一名穿制服的警察當時就伸手掏槍。 加斯科徑直向莫迪凱走去。“奉令搜查，”他說著掏出了搜查令，在莫迪凱眼前一晃，“你是格林先生？” “我是。”他答道，一把搶過搜查令。 “你們要搜什么？”我向加斯科大聲道。 “還是那件東西，”他大聲回敬道，“把它交出來，一切都好說。” “它不在這儿。” “什么文件？”莫迪凱看著搜查令問道。 “有關驅逐住戶的文件。”我答道。 “沒見你起訴嘛。”加斯科對我道。我認出來了，著制服的警察中有兩個分別是利利和布洛爾。“說說大話吧。”加斯科道。 “他媽的給我滾出去！”布洛爾慢慢移向索菲亞的辦公桌時，她狂叫道。 加斯科顯得胸有成竹。“听著，女士，”他用慣常的嘲諷的口吻道，“有兩种選擇。第一种是乖乖地坐下，閉上你的嘴；另一种是我們銬上你，讓你在車的后座上呆上兩個小時。” 一名警察正探頭查看兩側的辦公室，我感覺到露比在我身后放慢了腳步。 “放松些，”莫迪凱對索菲亞道，“別緊張。” “樓上放些什么？”加斯科問我。 “雜物。”莫迪凱答道。 “你的東西？” “是的。” “文件不在那儿，”我說，“你在浪費你的時問。” “我們不得不如此，你說對嗎？” 一個想進來咨詢的客戶打開前門，里邊的人全部嚇了一跳。他的目光在室內不住地游移，最后停留在三個穿制服的警察身上。他嚇得赶緊退去。 我順勢打發了露比，我走進莫迪凱的辦公室，隨即關上門。 “文件在哪儿？”他低聲問。 “這里沒有，我發誓，這是無端騷扰。” “搜查令看上去是真的。上面說你偷了文件，他們認定文件在你身邊也是自然的。” 我想說些与律師身份相稱的聰明話，說些有分量的行話唬住他們，使他們立即停止搜查，赶緊离去，急切之間卻無辭以對。相反地，因為我的原因而招來了警察，事務所被搞得亂糟糟的，我為此感到羞愧。 “你有文件的副本嗎？”他問。 “有。” “你有沒想過給他們原件？” “不行，那等于自己招供。他們無法證明文件在我手上，即使我還回，他們也知道我留下了复印件。” 他摸摸自己的胡子，同意我的看法。我們走出辦公室，看見利利在索非亞旁邊的一張無人使用的辦公桌旁一下絆倒，文件撒滿一地。索菲亞高聲叫罵，加斯科依樣回敬，吵著吵著就要動武。 我鎖上前門，以免外面的人看見，“我有個法子。”莫迪凱高聲道，警察個個瞪著眼想听听到底他有什么法子，搜查律師事務所畢竟不像搜查一個容留未成年人的酒吧那樣輕松。 “听著，那份文件不在這儿，請相信我。你們可以檢查所有的文件，但不能打開，否則就違反了客戶保密法。同意嗎？” 所有的警察都看著加斯科，等他示意。他聳聳肩，算是勉強同意。 從我的辦公室開始。六名警察，我，還有莫迪凱全都擠進那間窄小的辦公室，大家都避免碰到他人，我打開辦公桌的每個抽屜，每次都使了好大勁儿才打開，我听見加斯科低聲自言自語道：“辦公室真不賴哪。” 我把柜子里的文件一件件取出來，在加斯科面前一晃，再放回原處，我星期一才開始上班，所以沒什么好搜的。 莫迪凱輕輕退出去，抓起索菲亞辦公桌上的電話。當加斯科宣布我的辦公室已正式搜查完畢，所有的人都退出時，剛好听見莫迪凱在听筒上說：“是，法官大人，謝謝您。他正好在這儿。” 他咧嘴笑著，露出一排牙齒，他把听筒硬塞給加斯科：“這是簽發搜查令的基斯勒法官，他要和你講話。” 加斯科不情愿地接過話筒，好像話筒剛被麻瘋病人摸過。“喂，我是加斯科。”他發話道，听筒离頭有好几英寸遠。 莫迪凱轉向其他警察：“先生們，你們可以搜查這個房間，僅此而已，你們不能進兩側的私人辦公室，這是法官大人的口諭。” 加斯科含糊應道：“是，先生。”然后挂斷電話。 我們監視他們的搜查足足有一小時，他們一張張桌子搜過來，總共搜了四張，其中包括索菲亞的。几分鐘后他們終于明白這次搜查是白費勁，于是就拖延時間，動作慢條斯理。每張桌子上都堆滿了很久沒打開過的文件，桌上的書籍和法律雜志都是几年前沒有人動過了。有些文件堆上布滿了灰塵，有的蒙上了蛛网。 每份文件都被登記造冊，案件名稱被記下來，兩名警察負責記錄，加斯科和其他人報給他們听，整個過程瑣碎無聊，毫無意義。 他們把索菲亞的辦公桌留到最后，她自己整理，依次報出每份文件的名稱，挑一些簡單的如瓊斯、斯密斯、威廉姆斯報給他們。警察們与她保持距离，她飛快地打開抽屜，只容快速地一瞥，她有一個存放私人物件的抽屜，沒人要看，我敢肯定里面藏著槍。 他們走時沒打招呼，我為這次搜查向索菲亞和莫迪凱道歉，然后躲進自己的辦公室。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gd.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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