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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沒人确切地知道，“等級”這個詞究竟意味著什么。有一些人，例如万斯·帕卡德，曾嘗試援用更客觀的術語，也談論過“社會地位体系”。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后繼者們，傾向于在談到一個人擁有多少財富以及它的利益杠杆作用時才談論“等級”。他們談的“地位”是指一個人擁有多少觀眾的社會聲望，而他們說到“党”時，則是在衡量一個人的政治勢力多大，也即是說，你究竟擁有多少內在的力量去免除他人的騷扰和麻煩，不受別人的擺布。我說的“等級”包括以上三個方面，不過也許對“地位”尤其強調。我真誠希望“等級”（caste，尤指印度的世襲等級制度。一譯者注）這個詞已經美國化了，因為它能很好地表達這個國家實際上非常嚴格的等級界線，以及一個人想從養育了他的地位向上或向下移動的困難程度。 我們不僅要問：美國社會里一共存在多少社會階層，最簡單的回答是：兩种——富人和窮人，雇主和雇員，地主和佃農，資產階級和貧民階層。或者，不考慮經濟和政治因素，而只考慮風度和生活格調，則有紳士和無賴。當一組社會學家向一位調查對象詢問“社會等級”一詞包含了什么意思時，他回答：“看你有沒有教養”。而按“社會化”的標准來考察，則把那些“享受”世襲財產的人和那些根本不考慮這件事的人區別開來。保羅·布盧姆伯格注意到，今天還存在一种“基本的社會等級差別”，這就是買得起房子——任何房子——的人和買不起房子的人之間的差別，如果按這一思路再降一級，這种區別就變成了買得起車的人和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等公共汽車的人。英國幽默作家吉麗·庫柏在她的《等級》（1981）一書中，暗示了一幅二分的社會圖景：“有負疚感的”人和“被欺騙的”人。她寫道： “一邊是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盡管他們通常不一定比工人階級掙得多，卻總是心怀歉疚，滿腦子都是社會關怀。另一邊則是各种勞動階級，他們已經被電視和報刊雜志中關于美好生活的种种想像徹底洗了腦，于是因為大蛋糕上自己的那一塊大小而覺得受了欺騙。” 世界上只存在兩個等級——這种觀點也被二戰期間英國駐北非第八步兵團的一名士兵意識到了，他曾雄辯地描繪了這种區分： “長官，這就是一個倒霉蛋打發自己倒霉的一輩子的好辦法，不是嗎？您听說過等級差別這回事嗎，長官？讓我來告訴您這是什么意思。它是說，維克斯·阿姆斯特朗掙了錢卻裝成輸了的樣子，邱吉爾又點燃了一支雪前，《泰晤士報》在解釋“自由”和“民主”，而我，屁股坐在利比亞的戰壕里，用鋼盔朝一個昏迷的家伙劈頭蓋臉地澆涼水。只要你能呆在一個好等級里——這一點非常重要——這等級制就錯不了，長官；因為一個等級得到蜜糖，而另一個等級只有狗屎。” 對這名士兵的結論可以另外有一种我們的表達，那就是，每一個地方的所有工作都能分為兩類：安全的和危險的。每年有十万名工人因為与工作相關的事故或疾病死亡，四十万人因工傷致殘，六百万人在工作時健康受到損害。在《勞動階層的大多數》（1974）一書中，安德魯·李維遜寫道，“所有那些認為過去的等級差別已經消失的陳同濫調和讓人樂觀的說法，都會因為下面這個不爭的事實而變得毫無意義——美國的工人必須將重傷甚至死亡視為他价：每天現實生活的一部分。中產階級則不需要。”他接著說： “想象一下，如果每年總有那么几個公司總部像礦井一樣坍塌下來，砸死六十到七十名管理人員，全球會爆發多少抗議的呼聲？或者假設所有的銀行都長期彌漫一种可以令經理。職員、出納員們生癌的看不見的毒塵，情況會怎樣，最后，試著想象一下，如果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大學教授在他們工作時失聰，斷指、失去手或者有時是眼睛，請想象一下那种恐怖…… 說到死亡和受傷，也許是美國最可怕的等級分界線。正是這條分界線，把听任自己的孩子在越南被殺害或遭受殘暴而無能為力的父母們，与那些逃脫了這場惡夢的富有的父母們（這主要得力于臭名昭著的S－2大學生緩期服役計划）區別了開來。這一次等級分界，已經深深切進了美國社會的心髒地帶，它帶來的創痛將持續毒害好几代人。誰若對這個國家的等級意識仍將信將疑的話，就應該去听听一位失去儿子的勞動階層父親的直白： “我心里很苦，真的。敢用你那該死的美元打賭，我心里很苦。正是像我們這樣的人，為這個國家捐出了自己的孩子。那些商人，他們經營這個國家，并從里頭大把地掙鈔票。那些上過大學的人，那些大學教授，他們去華盛頓告訴政府該怎么怎么做？但他們的儿子，他們并沒有在沼澤里死掉，我說在越南。先生，他們沒有。” 一位母親補充說：“我們始終沒辦法弄明白，當我的孩子不得不動身上路時，所有那些富人家的孩子，那些住在郊區的高級住宅里的孩子，是怎么逃開這一切的。” 二分法的确能簡易而又有效地強調不公和表達痛苦。但一种三分法也同樣被很多人采用，這很可能是因為，“三”這個數字代表著胜利、希望、智慧。它總能奇特地預示征兆，令人聯想到民間傳說，甚至還頗有神秘的魔力。至少從上個世紀起，當馬修·阿諾德（19世紀英國詩人，曾在死前游歷美國。一譯者注）將他的鄰人和朋友划分為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或者像他那令人難以忘怀的三個命名一樣：野蠻人（注意，指上等），菲利士人（中等）和平民（下等），英國人早已普遍接受了三個等級的划分。中等階層的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從這個三層觀念出發來思考等級制度，這不僅因為這個觀念為他們提供了道德和社會安全感，同時，這种划分恰到好處地使中層能夠等距离地遠离那個高于他們的階層（也遠离那些屬于上層特有的种种罪惡，諸如驕傲、勢利，揮霍、漠不關心），和那些低于他們的等級及其各种特征（諸如肮髒、拘束、羞慚、屈辱）。盡管稱呼“下層階級”的英式婉語“勞動階層”大有取前者而代之的勢頭，上層、中層、下層仍是稱呼這三類人的習慣性用語。 如果說，在等級划分上，普遍為人接受的數字是三層，社會學家們則更傾向于“五”層： 上層 中上層 中層 中下層 下層 要將等級的數目一一數清，有些人可能會自動放棄，因為他們會像寫作《美國的炫耀》（1981）一書的約翰·布魯克斯發現的一樣：“在新的美國結构當中，各种各樣的等級仿佛無窮無盡。”或者，他們會像一位被問及波士頓等級狀況的當地人一樣回答：“要我去數清楚或者叫出名來的等級大多了……見鬼，大概有十五到三十個吧。”(就像一個良好的美國公民，他會馬上補充一句：“不過，這事儿跟我可他媽毫無關系。”） 我的研究結果使我确信，這個國家的等級最好分為如下九類： 有一點最開始就要弄明白：區分這些等級的決非只有財富一項標准。“不可能只根据金錢，”一位工人說得尤為正确，“因為誰也不會确切知道你這方面的情況。”与金錢同樣重要的因素還有風范、品味和意識。喬治·奧威爾說過：“從經濟上說，毫無疑問只有兩种等級，富人和窮人。但從社會角度看，有一整個由各种階層組成的等級制度。每一個等級的成員從各自的童年時代習得的風范和傳統不但大相徑庭——這一點非常重要——而且，他們終其一生都很難改變這些東西。要從一個人出生的等級逃离，從文化意義上講，非常困難。”當約翰·肯尼迪在電視上看到理查德·尼克松露面時，一臉吃惊地回頭沖他的朋友說：“這家伙一點沒檔次。”當然他指的并非金錢。 想象巨額財產和高薪就能賦予一個人高等身份的人們，或許能從一本名叫《与一位百万富翁共同生活的一年》的小書中獲得些許安慰。該書的作者是科尼里斯·文德比爾特·惠特尼，他于1981年圣誕節將此書（免費）送給他的朋友們。不用多說，這位作者的平庸、愚蠢，自滿和毫無智慧，只能讓讀者聯想到《拉德納響鈴》中的角色。或者像辛克萊·劉易斯的《認識柯勒惠芝的人》一類的諷刺喜劇里的人物。“他們很有大城市人的气派，”惠特尼在描述一次聚會上遇到的人們對說，“來自全國各個地方。”他說得越多，讀者就越容易覺察，除了他的錢以外，惠特尼骨子里壓根儿就是一個中產階級家伙，他不自覺他說著他那個社會階層的种种陳詞濫調。 對于再往下的階層，這條原則同樣适用：金錢并非那么說明問題。約翰·布魯克斯援用兩家在郊區毗鄰而住的居民為例，很好他說明了這一點，一位先生是汽車修理厂的机修工，典型的“藍領”；另一位是一家出版社的雇員，“白領”。他們的收入不相上下，可生活差別卻大极了。“藍先生”購置了一座干淨漂亮的“牧場小屋”，“白先生”買下了一座破爛的舊屋，并且自己動手重新裝修了一番。藍夫人在當地的商店，尤其是住家附近的購物中心采購，并覺得它們棒极了，“多么方便啊。”而白夫人去城里的店舖買她的衣物。藍先生飲酒，但宁愿偷偷摸摸，并通常是在星期六晚上，窗帘緊閉。白先生一家也飲酒，很開放，常常在自家的后院里喝。藍先生夫婦常沖著對方大喊大叫，聲音穿過他們的每一個房間，或傳遍他們那塊地皮的每一個角落，但他們并不覺得有什么不妥。白先生一家總是控制著自己的音量，有時聲音小到互相听不清楚。至于家居擺設，書籍當然是一個重要標准。藍先生家中見不到哪怕一本書，而白先生家的起居室里有無數堆放得滿滿的書架。布魯克斯總結道：“總的來說，這兩個家庭可以說毫無相似之處……，但他們的……收入卻大体相當。”同樣，拉塞爾·林斯也正是因為數年前就注意到品味，知識和感覺比金錢更能決定人的社會等級，才提出一個三重結构的說法，即把人分為有高度文化素養的人。有一般文化教養（中產階級趣味）的人、和缺乏文化教養的人。 并不是說最上層的三個等級沒有錢。界定他們地位的關鍵因素并非只是金錢，而是他們擁有金錢的方式，作為衡量一個等級的指標，金錢的來源遠比金錢的數量更有意義。將上層的三個等級區別開來的最重要的標志，是他們繼承的財富与自己實際掙得的財富之間的比值。“看不見的頂層”（像洛克菲勒家族，普家族、杜邦家族、梅隆家族、福特家族、文德比爾特家族等），完全依靠繼承來的財產。無論一個人擁有的財富多么龐大。如果是靠自己的勞動掙來的，比如像電影明星們，就不能位列這一等級，盡管他們的巨額收入和揮金如土的消費可以使他們模仿這一等級的身份。繼承的財產——也就是俗話所說的“老錢”——是標志頭三個等級的不可或缺的原則，而且最好這個家族的財富已經傳了三代或四代人了。不同地區的人們各有不同的微妙方式來鑒別這种財富的“年齡”。英國旅行家喬納森·拉班在美國中部旅游時，遇上了一位名叫薩莉的姑娘。她告訴他說，“‘新貴’們管密蘇里州叫Missouri；‘老錢’們則說Missoura。” 看不見的頂層 一個看不見的階級。他個的錢來源于繼承遺產。他們曾經喜歡炫耀和揮霍。后來，他們在媒体，大眾的嫉恨、慈善机构募捐者的追逐下銷聲匿跡了。 “當我想到一位真正的富人時，”一位波士頓的藍領階層人士說，“我想到的是那些你從公路上壓根就瞅不到影子的大宅的主人。”所以，我們或許可以干脆把最高等級稱作“隱蔽的階級”，他們的豪宅從來就建在遠遠避開街道或公路兩側視線的地方。他們喜歡隱匿在山里，要么就遠走希腊或加勒比沿岸的小島（他們往往會買下這些島嶼），但求能暫時避開世人的嫉妒和种种煩扰，避開懲罰性課稅，最后，避開政府對私有財產的征用。万斯·帕卡德推測，正是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嚇坏了那些巨富，教會了他們在炫耀自己的財富時變得“謹慎，几乎一言不發”。從三十年代開始。大批財富從一些很能鼓勵表現僻的地方（比如紐約上城第五大道的豪宅），轉到了弗吉尼亞的小城鎮，紐約州北部的鄉村，康涅狄格州，長島和新澤西州。十八世紀九十年代索斯廷·范伯倫在《有閒階級的理論》中諷刺過的情形与今日相比可謂大异其趣。在他那個時代，富人們喜歡舖張聲勢地炫耀自己，奢華的仆人和隨從隊伍就是明證。如今他們藏匿了起來，并非只為逃离妒忌和報复，也是為了躲避媒体對他們的曝光。他們的心机和殘忍与范伯倫時代相比亦大有長進。他們尤其想逃避一個根本不為范伯倫當年所知的更嚴重的威脅：福利基金會的乞討。那些身著三件套筆挺西裝的行乞者，總是成群結伙不屈不撓地打攪著這些有錢人。在美國，巨富的最大滿足曾經來自炫耀；如今，他們不得不隱居山林。真是堪稱憾事。 不僅只是豪宅被藏了起來，“看不見的頂層”的成員們也紛紛從他人的窺視和探查里消失了。這一等級的人們往往會极力避開社會學家、民意測驗者，以及消費調查人員們詳盡的提問和計算。無人對這個等級做過細致研究。因為他們的确看不見。一位“看不見的頂層”的成員极可能會輕蔑地將一份調查問卷扔在地板上。這种視而不見的作風倒是与“看不見的底層”頗有几分神似。正是從這里，我們開始觀察到美國等級制度當中最奇妙的一幕——“看不見的頂層”和“看不見的底層”之間那奇特的酷肖，如果實非“源自兄弟之情”的話。 就像那些隱匿在遙不可及的住宅高牆背后或形形色色的小島嶼的頂層人物一樣，底層的人們也同樣隱而不見。他們如果不是被收容在一些公共机构或幽閉在修道院里，或隱居在寺院和群居村里，就是在躲避那些想索回自己的車子或家具的債主、受騙的假釋擔保人。或被欺騙的商人們，這個“看不見的底層”只會短暫地出現在某時某地，比如春大的紐約街頭，嘴里一邊咕味著自己倔強的幻想。這個一年一度的儀式性自我展示結束后，他們就會再次消聲匿跡。正是由于避開了他人，這兩個階層的人分享著一种同樣的焦慮，但求自己的名字不要見諸報端。底層人物——范伯倫說他們自己不掙錢，他們只接受錢——不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或天賦，而是得益于福利机构或管教体制，他們才能在經濟上應付自如，真是如出一轍，頂層人物也是從別人（祖輩）那里獲取財富，還有一個相似之處：這兩個階層的人都极少隨身攜帶現金。從主要的方面來看，我們可以認為，“看不見”的頂層与底層的實際身份大致上明顯地證明了一個歷久不衰的原則，即所謂“兩极相通。” 上層 一個富有又看得見的階級。可能是大銀行的主管，還喜歡參与國會某委員會的事務。他們貪圖安逸， 有時還很有趣，家中賓客川流不息。但是有一點：他們對思想和精神生活毫不關心。 頂層往下的一個等級，上層階級，在兩個主要的方面与“看不見的頂層”存在差异。首先，盡管這個階級的財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得自繼承，但他們自己也從工作中掙得相當多的財富。通常，如果不做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工作(如果干起來很輕松的話)，他們會深感無聊甚至羞辱。他們的工作极有可能是控制銀行或歷史悠久的公司，主掌智囊團和基金會，或者他們也會与聯邦政府的行政部門（通常是國會）一道忙于支持較古老的大學，幫忙處理外交關系顧問委員會、對外政策協會、或經濟發展委員會等机构的事務。在由外行擔任外交官的年代里，外交官里的大部分是從這個階層中挑選出來的，而很少出自“看不見的頂層。”其次，上層是人們看得見的，他們經常惹人注目地表現自己。這也就是說，“看不見的頂層”已經遠离了范伯倫所說的那個舖張炫耀的結构，而留給上層階級來扮演自己以前的角色。當你走在街道上或駕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時，只要經過一座外觀相當醒目的房屋，你就知道那里住的肯定是上層階級的一員。白宮恐怕是最好的例子了。它的居民當中，哪怕曾經有過富蘭克林·D·羅斯福或是肯尼迪家庭這樣的人，能被列為“看不見的頂層”的人卻一個也沒有，而只是“上層階級”而已，這座周身純白。刻意座落在高地上的建筑簡直太過顯眼，而對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在這里的短暫居留通常意味著落泊和失勢。這地方無可救藥地也只能屬于上層階級——或者甚至更低，比如在哈利。杜魯門居住時期。 當然，人人都無一例外地屬于所有這些等級當中的一种，不妨想一想威廉·魯道夫·赫斯特和他在圣西梅昂的住宅。從地理位置上看，這“屋子”屬于“看不見的頂層”的風格，因為你從高速公路（离宅子最近的公共通路）決無可能瞧見它的尊容。一旦你穿過綿亙數里的戶外公園和“動物園”，看到了迎面而來的大宅之后，便會感到主建筑的正面設計原來是為了喚起敬意，或不如說敬畏，這時你就會明白，這种假貴族的作派，完全不能掩飾赫斯特的真實身份：他根本不是個“看不見的頂層”。他太操心自己會給別人帶來什么影響了。他在排場奢華的宴會上使用紙餐巾的舉止倒有可能標志著一個真正貴族的怪癖，但他讓自己住所的正面引人注目的用心——看起來活像埃維拉大教堂（埃維拉，西班牙中部城市，建于十一世紀，以其天主教大教堂聞名。一譯者注），包括其他几座風格雷同的建筑——卻暴露了他的秘密，只有中上層階級會在小男孩才會有的炫耀方式上栽跟頭。 像其它所有階層一樣，上層階級也有它自己獨樹一幟的標記。例如，它會在《社會名流紀事》上出現，而中上層階級卻不可能，盡管它會垂涎三尺。用名字命名一條街道也很可能標志一個人的上層身份，但至少必須用你的姓氏。如果用名字，比如凱希街(Cathy Street)，你就是個中產階級或者更糟。說一口流利的法語，盡管這語言与你的實際生活、事業或興趣等毫無關系，也是上層的標志。自然，避免過于正确或完全“法式”的口音也很重要。 完全不吸煙是很有上層階級風格的，不過一旦讓人注意到這風格是經戒煙得來，你便立刻下降到中產階段。家中“訪客”川流不息是上層万元一失的身份標記，因為這意味著大量空閒的臥室，以及一應俱全的飲料，食品，游戲。派對等等，可以讓客人們隨心所欲地休閒娛樂。在上層階級的成員面前，你必須注意不要隨意夸贊別人，因為那會被視為不恭——那里的一切理所當然地美麗、昂貴。耀眼，這點是毫無疑問的，不需特意提及。只有中產階級才習慣性地回報別人的恭維，因為這個階級需要從恭維中攝取信心。 上層階級從來不質疑一個人的价值觀問題，因為它不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某位青年藝術家拜訪一對祖上來自英國古老家族的夫婦。走進餐廳時，他忍不住贊歎說從沒見過如此精彩的海波怀特椅子(George HeppleWhite，英國十八世紀著名家具設計家，以其設計的椅子聞名。一譯者注）。沒過一會儿，他就被主人逐出門去。他們這樣對別人解釋：“那個家伙居然夸獎我的椅于！無禮得可惡！”与上層人物一同進餐時，一般也不要夸獎食物的美味，因為女主人上好的品味自然不會有錯。況且，這也不是出自她的廚藝，家里的廚師當然是一流的。另外，如果你把酒杯碰洒了，請不要惊慌，仆人自會過來把一切收拾干淨。 對馬的熱愛——買馬、養馬、騎馬、賽馬、騎在馬背上追獵小動物——仍然是相當值得信賴的上層階級的標識。盡管在中上層階級學會了仿效之后，這种生活方式已不再是上層的獨占，這情形有點像此前的雙陸棋戲，它在日漸流行后也就喪失了等級。不過，美國的上層与所有貴族共享一种一望而知的特性：他們對形形色色的思想無動于衷，毫無興趣（這也是“看不見的頂層”的標志，科尼里斯·文德比爾特·惠特尼拙劣的文字表演就曾證實過此點）。馬修·阿諾德之所以把他們稱作“野蠻人”，正是由于他們對思想的漫不經心。他明确地將他們的安祥歸咎為“從來不讓任何人的思想煩扰自己。”盡管如此，他們仍不失為一個不錯的階級。只要對任何才情煥發、獨樹一幟的說法閉目塞听，他們的生活就是舒适、优裕甚至妙趣橫生的。 我們現在該談一談中上層階級了。 中上層 一個有錢、有趣味、喜歡游戲人生的階級。所有比這個階層低的階級，都渴望成為中上層階級。 這個階層的家財与前兩個階層不相上下。區別在于，其中的大部分財富，是通過諸如法律，醫藥。石油。航運、房產、乃至更令人起敬的藝術品買賣等行業賺來的。中上層有時也會享有一些繼承的財產，或者說白了，家里用著一些“繼承物”（如銀器和東方地毯），但他們總是被一种布爾喬亞式的感覺——比如羞恥感——困扰，因為這些人有一個信念，依賴別人的錢，哪怕是袒宗賺來的錢生活。總歸不是太好。 中上層階級的等級標志包括在住宅里留有不少空房間，以備大批“夜客”涌人時，能模仿上層階級好客的派頭。另一個標志則是這個階級性生活的純洁，能打動這一階層女士的浴袍一定是世界上最不性感的東西（這里的世界包括英國和加拿大），男式內褲則是中上層男士們愛穿的拳擊短褲。中上層男女的服裝設計是為了遮遮掩掩，而決非為了強調兩性在解剖學上的差异。因此，由于肩膀是男人第二性特征，他們穿溜肩的短外套，因為肩章強調肩膀，因此容易使自己与下層階級混淆（貧民階層的雙肩是為体力勞動准備的）。軍隊制造了大量肩章，立刻暴露了与貧民階層的內在關聯。如果有人在最近的總統競選中投了約翰·安德森的票，十有八九她（或他）是中上層階級。這個階級也是“角色保守”的一群人：男人決不考慮烹好或家務，而女人的就業范圍則不外乎新聞，戲劇或房地產（當然了，只有中產階級的主婦才老是足不出戶）。中上層階級喜歡通過給自己的寵貓起名為斯賓諾莎、克呂泰墨斯特拉（古希腊神話人物。一譯者注）、或者坎代德，以此顯示自己昂貴的教育水准。正如你已經領悟到的，這种做法同時意味著，他們几乎完全吻合1980年那本無人不知的《權威預科生手冊》（莉莎·伯恩巴赫与他人合著）中所描繪的階級特征。 1970年紅遍全球的電影《愛情故事》，還有一首常青藤名校歌曲，也曾漚歌過這個階級。這兩樣東西惊人的知名度表明，中上層階級的生活風格對所有該階層。以下的美國人具有相當的吸引力。事實也是如此，絕大部分中產階級或以下的美國人宁愿成為中上層階級，也不愿成為上層階級或“看不見的頂層”。一次最近的路易斯·哈里斯民意測驗顯示，當要求回答“你愿意成為哪一階層的成員”時，大部分人選擇中層。當問題是“你愿意屬于中層的哪一部分”時，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中上層”。成為中上層階級是人們諳熟說可靠的夢想：這個階級的習俗較之中產階級稍顯尊貴，易于辨別，便于習得。而如果做一名上層階級成員，你可能會因不知如何食用魚于醬和某道法國菜，或如何使用一只洗手指的碗而臉紅心跳。很少有美國人私下里不愿意成為中上層階級的。 對于中上層階級，我們如果用一种較為粗略的方式，只需稍稍瀏覽一下兩本書：約翰·T·莫羅依所著《為成功著裝》（1975）和《為成功而生活》(1981)，就可以收集到更多這一階級的等級標志。將自己稱作“美國第一位衣櫥工程師”的莫羅依，憑著令人不敢小視的天才受雇于一些工商企業，是一位提供公司著裝原理的顧問。他的理想是要使每一位企業雇員都看上去像中上層階級，因為中上層階級就意味著成功。他意味深長地解釋說：“成功的著裝無非就是達到中上層階級的良好趣味和外觀。”甚至行政人員辦公室也要經歷一番不甚內行的整修，直到它們開始洋溢著成功的气息。正如莫羅依所說：“成功的辦公室也會流露中上層階級的素質。”也就是說，“辦公室要(或顯得）寬敞疏空。要豪華、整洁、醒目、舒适、并且私人化。”來賓等候區域也要与您的其他辦公室一樣，能夠讓每一位來賓在第一眼就能讀出“中上層階級”几個字。莫羅伊認為，除了衣著，辦公室、接待室以外，人們的面部表情、身体、手勢和姿態，也能被改造得具有中上層階級的外觀特征。在《為成功而生活》中，他用曲線圖展示了貧民階層和中上層階級男性側面形象的差异。貧民階層男性要么是下巴痛苦地充滿挑釁地緊縮著，要么是嘴張著，一臉愚蠢的好奇。相反，中上層階級男性雙唇微閉，雙臂舒展，絕無諸如狡猾、畏縮、和“老爺，再打我一鞭子”式的頹靡不振等失意的下層人專有的特征。莫羅伊還發現，“中上層階級和中下階層的人們不光站姿不伺，他們的舉動也有差別。中上層階級的舉止由于自控而顯得精确無誤。他們擺動手臂和選擇落腳點的方式，与中下階層的人們有非常明顯的不同，后者的兩只胳膊總是向外擺，而不是緊貼著身体。” 毫無疑問，像莫羅伊和麥克爾·科爾達（《成功！男人和女人如何獲得》（1975）一書的作者）這樣的指導者，完全能夠教會那些胸怀抱負的人們如何模仿中上層階級的外表。但是，至于他們能不能真正培養出真正的中上層階級，能不能培養出那种与這一階層協調的（或者亦可理解為這种風格的原因）放松、游戲感，以及适度的嘲弄，則讓人心存疑惑。我們可以想象，任何其他階層的人都有委婉的說法來表示“我們干吧”（指性活動，一譯者注）。比如”我們的确知道其他階層的人可能發出饒有趣味的邀請：“讓我們藏蜡腸吧。”但是，就像《權威預科生手冊》中記載的，除了中上層階級，我們不敢想象還有其他階層的人們會說：“讓我們來玩藏腊腸游戲吧，”并且隨即充滿柔情地將“腊腸”簡稱為“腸”，就像他們將“血瑪麗”（一种用伏特加酒和番前汁調成的雞尾酒。一譯者注）簡稱為“血”，或者將“金湯力”（一种用杜松子酒和湯力水調成的雞尾酒。一譯者注）簡稱為“G和T”一樣。對于中上層階級而言，一切都是游戲（實為“生活的游戲”），難怪他們天生就對高爾夫球、网球和游艇等無聊的活動興致勃勃。 等級地圖 擁有最多和最完備的保齡珠設施的城鎮，一定是等級最低的地方。沒有一份好的報紙，或者宗教气氛過于濃厚的城市，有品味的階層不會居住。新英格蘭各州，毫無疑問是美國上層階級的心髒。 至此，我們有必要在這個不斷向下推進的討論進程中稍作停頓，來考慮一下區分以上三個階層的地理分布。中層和貧民階層的成員傾向于認為這三個階層与地理位置問題毫不相干。只要你屬于上層階級，呆在哪里不都一樣嗎？這种看法就大錯特錯了。 （“我明白了，年輕人，你想加入‘大都會俱樂部’”。 “是的，先生”。 “告訴我，你是哪儿的人？” “實打實的說，先生，新墨西哥州。” “哦，原來如此。”[眼光轉到了另一邊]） 在美國，成百上千個地區大到足以擁有自己的郵政編碼。只要具備足夠的知識和良好的品味，你就可以根据所有這些地區在階級差异上從上至下來一個分類排比，從格羅斯點和沃徹山往下直到尼德斯和派克斯維爾。從社會意義上看，那些經濟上精細審慎的盎格魯一撒克遜人居住時間最長的地區很可能位居榜首：比如羅德島州的新港，康涅迪格州的漢達姆，以及緬因州的巴爾港。至于洛杉磯，并不僅僅因為她的丑陋和平庸乏味而不入流，還因為西班牙人在這個地方盤距的時間委實太長，同樣的原因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圣路易斯(美國密茹：里州重要城市，主要為白人居住。一譯者注）要比德克薩斯州的圣安東尼奧位高一等。 要精确他說明究竟是哪些因素賦予一個地區等級，最終的可能性比較渺茫。五十年前，H·L·門肯在《美國向導》中嘗試創造一种可信的測量方法。他的辦法是發明一百個“社會指數”，比如某地居民中有多少人在《名人錄》中榜上有名，有多少人訂購《太平洋》雜志，或者誰消費了大量汽油。不過，我們今天倒极有可能將一個人口增幅最小的地區列為上選，時間可以從門肯那個時代算起。至少，我們得出如上衡量標准是由于從1940年至今，有許多糟糕的地方人口猛增，如邁阿密（佛羅里達州南部港市，住有大量古巴移民。一譯者注），人口已經從17万2千猛增到了34万3千；而鳳凰城（亞利桑納州主要城市，住有大量墨西哥移民。一譯者注）的人口從6万5千增加到了如今的68万3千；圣迭各（加州南部与墨西哥交界城市，是墨西哥移民進入美國的主要地點。一譯者注）的居民則從20万飛躍到今天的84万。 另一個似乎可取的等級標志，是看這個地方是否沒有保齡球場。此話听來似乎詫异，但實在言之有据。在《地區估評年鑒》（1981）中，理查德·伯那爾和大衛·薩瓦古發現，究竟是些什么地區提供了最多最完善的保齡球場地。我們一看之下，發現這是些多么可悲元趣的地方： 蒙大拿州的Billings 肯塔基州的Owensboro 德克薩斯州的Midland 伊利諾斯州的Peoria 愛荷華州的Dubuque 德克薩斯州的Odessa 路易斯安娜州的Alexandria 剛才我已表明，指出一個地區為什么不具備社會學意義上的等級地位較為容易，而要指出一個地方為什么可取則比較困難。 評估某地區的不可取性還有一种辦法：看這個地區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達到什么程度。俄亥俄州的阿克榮（從其他標准看，這地方肮髒丑陋），就因為是雷克斯·杭巴德牧師的故鄉而臭名遠揚。像南加州的格林威爾鎮，因為是伯比·瓊斯大學（美國著名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教會學校。一譯者注）的所在地而“聲望”卓著。而伊利諾斯的云頓則与云頓大學划了等號。人們記得這地方，是因為把這儿當作發了跡的比利·格雷漢姆傳教牧師的根据地。同樣，加州的園溪也只是因為羅伯特·舒勒牧師大人而讓人難以忘怀，此人以机械的微笑和他那溫馨滑稽的“玻璃教堂”著稱。一位屬于高級階層的成員會選擇弗吉尼亞州的林奇伯格居住嗎？很可能不會，因為那個小鎮是杰瑞·弗爾威爾博士的無線電傳教發源地，也是他的教堂所在地，并且是自愿捐贈的匯集地。 看來，這的确已成了一條屢試不爽的通則：社會階層高的人們，決不會居住在一個与宗教預言或奇跡有牽扯的地方，比如麥加，伯利恒，法蒂瑪，洛爾德，或者鹽湖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開化的城市——像倫敦，巴黎，甚至紐約——都能安全元恙地通過這項測試。盡管用最嚴格的標准衡量，羅馬仍會讓人不大放心，但還是比那路撒冷要更有格調。 一個城市最重要的新聞報紙的質量，也是這個城市（在等級意義上）可取程度的標志。盡管華盛頓一貫以它作為首都的优越地位——各國大使館和其它諸如此類的原因——而自居，但是一旦你翻開《華盛頓郵報》，這個城市頓時顯得微不足道。周日版為它的讀者們(上層貧民？)提供的不但有天宮圖，還有長篇累犢的電視肥皂劇情節介紹，外加上安·蘭德斯教導人們如何往上爬的建議。与此相似，你只需注意《印第安納波利斯墾報》為它的讀者們提供的所有与《華盛頓郵報》雷同的貨色，包括頭版的《今日禱辭》，你就可以推斷，這座城市毫不具備等級上的优勢。 數十年來，佛羅里達（也許棕櫚灘除外）和南加州一樣，一直被認為是社會等級意義上最糟的兩個地區。似乎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國外，尤其是一些暴發戶“新貴”聚集的地區，比如西德，那些毫無品味和格調的夜總會總是有可能被叫做“佛羅里達”。有教養的人們拒絕考慮在但帕（佛羅里達州一海濱城市。一譯者注）附近居住的另一個原因是，七十年代，此類廣告牌在但帕附近的呵波羅海灘赫然可見：“名叫龍巴多的家伙想跟您作鄰居。”同樣，加州伊斯康迪多的退休公民會被慫恿去買進“勞倫斯。威爾克鄉村俱樂部不動產”的一部分股權，目的是為分享他們的音樂英雄的魔力，在最近一期貧民階級最愛讀的《國民探密者》雜志的分類廣告欄中，有四則廣告正在出售偽造的大學文憑：所有這四個地區從地址上看都在加利福尼亞。另一些例子則在等級意味上相當令人滿意：被廢棄的瑪麗女王號游輪，作為一堆廢銅爛鐵恰恰被扔在一個元聊的地方：加州長島（南加州洛杉磯附近一海角。一譯者注）；而佛羅里達的圣彼得堡成了達利博物館所在地；自然地，勞德代爾堡（佛羅里達州南部一海濱城市。一譯者注）是STP公司的總部。 于是有了這樣一個問題：那么，一名最高階層的成員可能住在這個國家的哪些地方呢？紐約當然是首選，接下來芝加哥，舊金山，費城、巴爾的摩、波士頓，也許還有克利夫蘭。或者在康涅狄格州、紐約州，弗吉尼亞州、北卡羅萊納州、賓夕法尼亞和馬薩諸塞州深處的鄉村地區。情形大致如此。除了伯納德斯維爾或者普林斯頓以外，在新澤西州居住并不是個好主意。但是，新澤兩的任何地方都要胜過加州的太陽谷、松柏城和康普頓，俄亥俄州的坎頓，內華達州的雷諾，怀俄明州的夏延，新墨西哥州的阿爾布開克，喬治亞州的哥倫布，以及其它相似的軍營城鎮：，當然還有俄亥俄州的帕爾瑪——這城市人口有10万，卻沒有一份日報，也沒有公共汽車系統、旅館、甚至自己城市的地圖。科羅拉多州的氏青城同樣不可能被號慮，因為約翰·欣克利（刺殺里根總統的凶手。一譯者注）就是從那儿來的；以及達拉斯，因為——眾多理由中的一條——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刺殺約翰·肯尼迪總統的凶手。－譯者注）曾居住在那里。 据說，某位研究此類問題的專家將拉斯維加斯稱作“世界下等人之都”。我認為，您完全可以憑自己對這類知識的諳熟程度，對自己的社會等級高低有一點眉目了。對了，上面的城市中，還有阿卡普爾科吧？ 中產階級 一個最謹小慎微、了無生气的階層。他們是企業的螺絲釘，“可替換的零件”。他們最懼怕“他人的批評”，因此是為他人而生存。他們是全社會中最勢利的一群人。 現在，我們再回頭談論等級。有助于我們辨認出中產階級的是它的一本正經和心神不宁，而不是其中等水平的收入。我認識一些很富有卻頑固地保留著中產階級身份的人們，這也就是說，他們依然對于別人會如何看他們感到恐懼，并且一心希望將每一件事都做得無可挑剔，但求不被他人批評。餐桌上的儀態對中產階級來說是個极重要的問題。用來掩蓋某些活動的网眼窗帘也很盛行，比如遮掩“藏腊腸”活動（當然，中產階級是不喜歡用這個詞的，他們這一行為的對應詞是呆板的“做愛”）。經常擔心會不會冒犯別人的中產階級是“漱口水”的主要推銷目標，如果這個階級不存在了，整個“除臭”工業恐怕會就此坍塌。如果說內科醫生通常是中上層階級，牙醫則不得不沮喪地對自己的中等階層身份有所認識。据說，若在社交場合將一位牙醫介紹給一位“醫師”——牙醫們喜歡這樣稱呼對方，牙醫經常會感到嚴重的地位焦慮。而醫生們稱自己為大夫，并尤喜在牙醫面前如此，當然，他們也喜歡在大學教授，按摩師或牧師面前這么說。（英語中，Doctor 一詞既有大夫的意思，也是博士的意思。美國的大學教授通常是哲學博士，牧師是神學博士，因此作者用此作為反諷。一譯者注） 据《白領》(1951)和《權力精英》（1956）的作者c ·賴特·米爾斯稱，“地位恐慌”最具中產階級色彩的焦慮形式，所以他們才需要申請越來越多的信用卡，訂閱《紐約人》雜志，因為他們估計這表現了中上層階級的品味。中產階級對這份雜志，或其中的廣告的熱愛，恰好印證了米爾斯對他們的描繪：“不從更高的社會環境借來地位，他們就會不得其所。”《紐約人》雜志的廣告商看來早就對這批讀者的心態了如指掌，他們在這些中產階級面前的“准中上層階級”姿態有時簡直逗噱。比如，最近剛剛大事抨擊了使用昂貴信箋的惡習，這儿，他們用了一張打印的請帖。躍人眼帘的第二個單詞格外醒目，造作地遵循英式拼法將美國通用的honor拼成honour： 茲訂于 本周五于康涅迪格州斯但福鎮狩獵谷俱樂部 列奧那德·亞當·威斯特曼博士和夫人 杰弗里·洛岡·布蘭頓博士和夫人 恭請您光臨—— （到這儿上層階級可能會說“雞尾酒會”，或者，如果絕不會出差錯的話，說“酒會”。但這里，布蘭頓“博士”和夫人邀請您特別消費——） 香檳和魚子醬 這儿唯一漏掉沒提的是食品的商標和品牌。 如果說此類東西的讀者，曾一度是歷史最久。廣泛植根于美國的一群人的話，今天的中產階級卻似乎是最沒根基的群体。中產階級的成員不光購買自身階層的傳家寶如銀器什么的，他們還得常常每隔几年奉自己所屬的公司之命長距离地搬家（通常目的地是所有最沒格調的地方）。這些人通常是石油公司雇用的地質學家，電腦程序設計師，航空動力學工程師，或是被派駐到一方新市場的推銷員，以及被公司委派的“市場”（從前叫“銷售”）經理，以便監督他的前任。這些人和他們的家人散布在各個郊區和新開發的住宅區，如小H·怀特所說，他們所屬公司的雇主就是他們的人生目的地。IBM和杜邦公司從一些二流大學召募來這些雇員，并不斷教育他們，如果不是成了這個團体的一員，他們簡直什么都不是。沒有任何余地留給所謂個人，他們亦尤自由哪怕是溫和地表現自己的怪僻。這些雇員很快便學會了將所有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說法拋諸腦后，這一點哪怕是從他們起居室的裝飾也能体現得一清二楚。這些人由于异常害怕失掉工作而在生活中變得非常被動，他們僅僅將自己當作一個無限龐大的結构中的一個部件，進而磨滅了自己的人性，他們是可以隨意替換的部件。IBM的一位行政人員曾對人吹噓說：“公司的培訓計划使我們的雇員成為可替換的零件。” 大部分時間被當作奴隸對待的中產階級，對實力和成就抱有一种狂熱的錯覺，實在是不足為怪的事情。其中一個標志便是他們對紋章證書的追求（“這張美麗的壓有凸紋的證書會顯示您的家譜”）；另一個標志是他們習慣于每年發出家族通訊，報告家里人在成為“職業人士”的角逐中的最新名次。 約翰年方二十二，正在韋恩州立大學的牙醫學院度過他的第一個學年。 卡羅琳在愛達荷州博伊西市（州首府）一家很有聲望的公司謀得了一個相當不錯的職位：行政秘書。” 有時候，這些驕傲的一覽表著實令人心碎，上面滿是家里人在過去一年中建立的“關系”：“今年鮑勃成為了四個組織的成員：地方商會平民會，北美啤酒罐收集者聯盟，伊万斯威爾大學校友會，以及凡德伯格縣青年共和党組織。”（參見：范伯倫曾論述道：“由于保守主義是富人們的特征，也因此在社區享有更好的名聲。這樣一來，保守主義也就獲得了某种能令人肅然起敬、并富于裝飾意味的价值。”）由于害怕自己淹沒在人群里，中產階級家庭主婦在出門購物時總是精心地梳妝打扮。就像一位中產階級婦女，對刨根問底的社會學家講的一樣，她的直覺告訴她，“你一走進百貨商店就會明白，等級是存在的。女人穿得越体面，受到的招待就越好。” 字典中對“勢利小人”一詞的通常解釋是：“把出身或財富當作檢驗价值的唯一標准的人。”要想發現勢利之徒，就到中產階級中去尋找。中產階級總是為自己的品味、以及這些品味究竟對自己有沒有好處憂心忡忡，因此總是將自己与想象中的金錢、權力和品味的擁有者聯系起來（過于脆弱的聯系），用來克制自己向下沉的自然傾向。中產階級苦苦戀著“正确無誤”和別做錯事，因此，即使在最普通的餐會后，他們也要寫一紙感謝函，贈送過于昂貴或“正确”的禮物，絕不會哪怕略為提及任何公認等級低俗的地方——比如，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游歷過很多地方的讀者會很從容地接受英國的勢利學研究權威內爾·麥克伍德的發現——比利時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勢利之輩的搖籃，也可被看成是全世界中產階級的大本營。 中產階級的另一個標志是迫切要讓自己從屬于什么的欲望，以及他們用購物等机械行為達到這一目的的方式。“俱樂部”或“協會”等用語（例如在“每月一書俱樂部”和“文學協會”等稱呼中）總是具有強大的誘惑力。很自然，中產階級也就成了下面這一類房地產開發商的廣告針對的目標： 您屬于 森林公園住宅！ 只要您舉步邁入我們這個地區，您就會懂得 歡迎的含意： 您是這個大集体的一分子…… 怪癖、內向、熱愛隱私，這些都是中產階級最大的敵人，是与他們的高尚秩序截然相悻的价值。中產階級當中流行一种觀念：建一道篱笆，哪怕高一點的灌木，也是對他人的有意侮慢。此外，他們還流行一种觀念，你可以事先不打電話預約便造訪鄰居或朋友。中產階級生來幼稚。殷勤。不事遮掩，所以很難相信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又由于生性羞怯。思想傳統，他們當中誰也不敢想象有人會在下午——而非夜晚——性交。很顯然、夜晚才是事務纏身、行為庄重的公司職員此舉的正确時間。小威廉·H·怀特曾一面在一處郊區閒混，一面研究那里的居民。一位典型的中產階級婦女告訴他：“再也沒有比我們這條街上的人更友善的了，他們來的時候總會敲門。” 女人們珍視“友善”，男人們則視擁有一個体面的職業為至寶（這經常比金錢更重要），并且尤其強調“管理人員”一詞。（事實是，人們面對這個術語時，究竟是心怀敬意還是唯恐避之不及，標志著等級的重要分野。）在家中安裝一台錄音電話的做法，自然很容易（花費相對較低）就能模仿高級專業人士的作風，但不要指望在蜂嗚聲過后會有一個滑稽或古怪的聲音——例如用法文。或者模仿唐老鴨或理查德·尼克松的聲音——告訴你可以開口講話了。中產階級都很膽小，如C·賴特·米爾斯所說，“他們向來是別人的人，如公司的、政府的、軍隊的……”沒有比中產階級更小心謹慎的了。一位“管理顧問”告訴斯塔茲·特克爾：“你的妻子和孩子應該守規矩，你應該克己。遵守社會規范，你應該小心注意自己的行為。”喬治·奧威爾在《為舒暢而來》（1939）中為他書中的中產階級英雄代言，把這一點說得很到位： “過去好多蠢話講的是勞動階級的痛苦。我自己并不為貧民階層感到難過。……貧民階層的痛苦是身体上的，可他不勞動時是個自由人。但在每一座灰磚小盒子里，總有那么些可怜虫，從來就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只除了蒙頭大睡的時候。” 由于本質上是一些推銷員，中產階級人士也就培養了一种推銷員式的風格，因此也才有他的樂觀主義。他堅信，只要自己奮力投入，就必定有自我改善的可能。音樂劇《安妮》和《拉·曼恰的男人》之所以有那么高的票房收入，是因為向中產階級男人和他們的妻子提供了諸如《明天》、《總會實現的夢想》一類歌曲，井向他們允諾，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可望又可及。中產階級的最后一個標志，源自這個階級的社會不安定感，即習慣性地拿自己開玩笑打趣。盡管尚無法确定這些玩笑在傳達何种社會效應，但“推銷員”的角色使他們有必要推銷善意和樂觀主義。于是，中產階級人士充當自己心醉神迷的听眾。有時候他會當眾道出几句也許聰明的俏皮話，但隨即便會環顧四側，捕捉听眾的反應。當然，他強烈地渴望稱贊。 中產階級青年酷似他們的父輩。如果你想知道是哪些人在研讀約翰·T·莫羅伊的作品，以求掌握打入中上層階級的手段和技巧，這些年輕人就是答案，一個又一個公司培訓計划將他們送到全國各地，所以你常常能在飛机上遇見他們。他們的襯衫總是白得讓人難以置信，外套總是過分的深色，領帶模仿企業家的風格，發型仿照五十年代的樣式。他們常說的話是“底線”，需要說“不”時，他們總會說“一點也不”。他們的脖子總是顯得長度不夠，眼球的轉動則太頻繁，不是從上到下，而是瞟來膘去。他們將以公司受訓人員的身份步人自己的成年，并在四十五年盡忠職守的生活后成長為一名公司高級職員。剩下的時間里，他們會納悶生活是不是應該大致如此。 關于這個占我們人口几乎80％的偉大的中產階級（人們這樣描繪自己的等級，如果你天真地表示贊同的話），我們就談到這里。 上層貧民 一個被稱為“藍領責族”的階級。他們靠手藝吃飯，認為自己和律師、醫生們一樣也算“專業人士”。它們的錢夾總是鼓鼓囊囊的，外邊還會勒一根皮筋。 循序漸下，我們自然該談談中下階層了。六十和七十年代的經濟蕭條使這個階層陷入貧困，并已逐漸演變為上層貧民階層。所以，他們決不會比中產階級存在的時間更長。他們同中產階級相比，區別究竟何在呢？更加缺少自由和自尊。這個從前的下中產階級，如今的上層貧民，是“大眾”的領頭羊。但即使將他們定位在各個貧民階層的最前列，你仍能辨認出他們的原型。他們深深地受制于金融政策、巧取豪奪的廣告、時代要求、錯覺、低級大眾文化、速食品和劣質消費品。早在四十年代，這個國家的确存在過一個名副其實的中下階級。他們憑著自己充足的中學教育，以及對“儲蓄”和“收支計划”的迷戀，得以停留在一個高于勞動階級的等級——當然，總是岌岌可危。小賴特·米爾斯說，那時候，“小老百姓比今天要少。區區几年中學教育，恰恰使他們（數目相當可觀）避開了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一些更尖銳的工作体驗。他們無拘無束地享受著自己种种根深蒂固的幻覺：對個人能力，對這個体制的總体上的信任。然而，隨著同類的与日俱增，他們不得不日漸屈服于周薪工人的境況。” 結果是社會等級的降低。這些從前的低薪白領，如今不過是些工作机器，他們的妻子也通常得像丈夫一樣賣力工作。 一般講，工种和他們焦慮的類型將貧民階級依次划分為三個等級。上層貧民是熟練工人和手藝人，比如印刷工人。中層貧民是電話接線員，公共汽車司机。下層貧民是毫無技能的体力勞動者，比如碼頭工人，上層貧民獨有的焦慮是害怕喪失或降低等級地位：他深深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木匠而驕傲，并希望這個世界能正确無誤地理解他和体力勞動者的區別。中層貧民特有的焦慮是擔心丟掉工作。至于下層貧民，咬嚙他們內心的苦痛是感覺到自己可能永遠掙不來足夠的錢或者自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干不成自己想干的。 上層貧民的工作類型總是使他們執意將自己稱作真正的“專業人士”，比如，大城市的“清洁工人”。一位郵遞員告訴斯塔茲·塔克爾他為什么喜歡自己的工作：“人們總在說，‘送信人怎么怎么啦’……我覺得，這是一份在全國最受尊敬的工作。”從事護理行業的貧民階層婦女從來就津津樂道自己是如何如何“專業”，而她們當上空中小姐（上層貧民最心儀的職業）的女儿們同樣有此癖好。由于軍官總是在上司面前膽戰心惊，他們可能更是中產階級，而不太像上層貧民。盡管如此，他們越聲稱自己“專業”，就越發顯得等級低：他們在越南丟人現眼，隨后又為自己的社會名聲坐立不安，上述說法就越來越像是冒傻气的套話。一位軍人的妻子說，“有人喜歡把醫生、律師叫做‘專業人士’。所有的軍人都是‘專業’的嘛。”然后，一處明顯的邏輯偏差：“還有誰會比用自己的一生來保衛祖國的人更專業呢？” 确定某人究竟是中產階級還是上層貧民成員有一條普遍适用的原則：此君的工作服和“最好”的衣服懸殊越大，所屬等級就越低。不要僅只籠統地考慮体力勞動者和藍領階層，也要想一想看門人、年輕侍從、農夫、鐵路管理員、火車司机和消防隊員。他們中有一位曾說過：“我原來打算做律師，唉，我還想過做醫生。可我就是做不到。你得腦瓜聰明才行。”但上層貧民是很聰明的，至少是精明。因為通常沒有人嚴格監督他們的工作，他們信奉個人獨立并為之驕傲，不太瞧得起那些不能像自己一樣獨立的人。這些人，就像社會學家E·E·拉馬思特斯在他的書《藍領貴族》（1975）中對他們的描述，他們對中產階級的蔑視与貴族階級對中產階級的蔑視很有些相似。一位上層貧民說：“如果我儿子打算一輩子都系著那根見鬼的領帶，對老板打躬作揖，他有權利那么做。可是上帝啊，如果他愿意的話，他至少也應該有權用自己的兩只手老老實實地干活謀生啊。”拉馬思特斯說，像其他貴族階層一樣，這些人“已經在他們那個社會環境的頂層了，所以就沒有必要花時間和精力來‘往上爬’了。”他們在其他方面也頗有貴族气，比如對賭博的忠誠，對獵鹿的喜好。室內裝飾的鹿角使他們的住處看來不亞于一個蘇格蘭貴族的小屋。奧特加·加塞特指出，上層貧民還“傾向于把游戲和運動當作自己畢生的職業來從事，”并對女人抱一种不甚浪漫的態度——這方面也酷似貴族。 由于這些人絕不打算在選擇正确的地位標識上憂心忡忡，他們也就相當地悠閒自在。他們可以舉止隨意，無論說什么話，怎樣穿戴。裝扮，都少有羞恥感。羞恥感屬于比他們优越的中產階級。進一步講，羞恥感主要是一种資產階級的情緒。吉利·庫柏發現，約翰·卡爾文是中產階級的先知；卡爾·馬克思則是貧民的代言人，盡管這兩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對此一無所知。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絕對可靠的標志幫助你辨認上層貧民階層。他們“屬于”大過圣誕節的一族，經常通過分期付款購買大宗物品。比如，他們喜歡把錢花在精致的彩色電視机。立体聲音響和操作复雜的電冰箱上。而中產階級傾向于投資購買“品味良好”的家具，并一一陳列于客廳和餐廳。開車的時候，上層貧民階層的男士們坐在前座，他們的妻子被安放在后座。（如果看一看中產階級，總是前座一對夫婦，后座另一對夫婦。而在中上層階級中，你很可能發現兩家的丈夫分別和另一家的妻子同坐一排座位。） 社交活動中，上層貧民一律守時不誤，遲到二十來分鐘是更高等級的標志。如果你打算在酒吧估測一位男人的等級地位，不妨找個借口与他聊聊，直到他摸出自己的錢夾，上層貧民的錢夾總是鼓鼓囊囊的，里頭不光有妻女儿孫的快照，以備酒后展示一番直至被感傷情緒淹沒，更有各類讓人留戀的紙張紀念品，比如重要的体育比賽門票票根、信件、以及其它一些能隨時掏出來“證明”什么的文件。百分之百的上層貧民錢夾，上面一定綁著一根寬寬的橡皮筋。 貧民階層人士無一例外地對廣告和商標抱有高度的敬意。了解這些東西，你就能夠展示聰明和時髦，同時將自己与廣告商品的成功聯系在一起。熱天飲一听包裝醒目的可口可樂，并不單單是為解渴消熱。這意味著你在与比你优越的人們——可口可樂公司——以及你的鄰居分享一种公認的成功模式，他們還會認為你的舉動是地道的美國化，簡直妙不可言。約翰·布魯克斯發現，紐約地鐵車廂里的涂鴉作者會在任何地方涂鴉，但几乎不碰廣告牌。“似乎這些創作者尊重社會的這一方面：廣告”。 菲利浦·羅斯所著的一本書里的主人公索菲亞·波特諾，一直在中產階級和上層貧民之間徘徊。若說她那措辭強烈的自我夸耀是中產階級式的，她對廣告商標的尊敬和對物价的敏感則很有上層貧民的味道。她在談到黑人女佣時對儿子說：“只有我一個人對她那么好。只有我一個人給了她整整一罐金槍魚作午飯。我說的可不是那些不值錢的破爛玩意儿，阿歷克斯，我說的可是优質的，被稱為‘海中雞肉’的那种……四毛九兩罐。”以“藍領婦女”為主要目標的《真實故事》雜志，向它的廣告商們信誓旦旦地承諾，這本雜志的讀者“對商標最最忠貞不貳”，這一點無疑是正确的。如果你是一位上層貧民，你所做的一切正是這個商業社會要求你必須做的。 在西南部（這個地方我們應該欣然表示接受，以避“精英主義”之嫌），上層貧民階層家庭最流行的晚間娛樂活動是去洗車行洗車，并順便在回家的路上光顧一下當地的連鎖食品超市，或者也可以去看冰上表演，招牌上寫的是：“太空邦尼虫”。 中層貧民 一個在工作中失去自由的階層。由于經常受到老板的斥責而對生活心存怨恨。他們生活中唯一的樂趣，也許就是串親戚。 上層貧民階層為人不錯。可是再往下走，中層和下層貧民階層的舉止可能就會讓一些人覺得受冒犯了。中下層貧民為自己的工作感到痛苦，通常是因為對他們的監督和管理太嚴酷，總被別人當成任性的孩子一樣對待。一名汽車裝配厂的工人說：“這儿就像在軍隊，不，比軍隊還糟糕……哪怕你去撒尿，也得領一張護照。”《勞動階級大多數》（1974）一書的作者，安德魯斯·列維森，曾提示我們想象一番“老有一雙工頭的眼睛在你身上掃視的滋味，中產階級社會里絕對不會有這般禮遇。”領薪的專業人士當然也有自己的上司，但人們終究難以想象，如果一位教授或者管理人員曠了一大工，會有人要求他們出示醫生的病假條，或者匯報他們上衛生間的具体次數。 中層和下層貧民之所以處于如此情形，是因為他們在一個范伯倫稱為“人對人的強制性壓制”中扮演著犧牲品的角色，這一現像委實令人不快。（施加這种強制，而不是讓自已被人強制，這就是那些更幸運的人們的特權：經理，教師，作家，新聞記者，神職人員，電影導演等）。 的确，實施監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顯示等級差別。這就表明，整個等級体制更像是在識別自由的价值，而非僅只宣揚金錢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監督，比你從這种受監督的勞動中能領回多少報酬，更能顯示你的真實等級。這一點說明了為什么中學教師比大學教授的地位要“低”。中學教師有責任每周向校長，行政負責人或“課程協調人”報告“授課計划”，也就是說，承認自己的屈從地位。而大學教授因為無須向任何人匯報工作而要位高一等，盡管中學教師有可能更聰明，更有風度，更有錢。（如果你想發現貧民，就會立刻注意到，只有在公立中學、郵政部門，警察署，才常常听到這樣的術語——督察、指導。） 如果一個人的恭順服從總是第一位的，他或她一定是個中層或下層貧民。職業階層從事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不發生差錯或失誤，或者即使發生，也可以遠遠逃避后果，做到事不關己，無人問津則更好。千万不能因為立刻被發現而遭到老板的斥責，蒙受恥辱和丟臉。由于長期在工作中忍受屈辱，下層貧民總是精神消沉。如一位女工所說，“我們中間好多人……的工作，對我們的精神來說簡直太沒勁了。”圣路易斯的一位出租汽車司机這樣為美國發動越南戰爭辯護：“我們可不能是一個可怜的、沒救的巨人。我們要讓他們明白，我們是第一。”“您是第一嗎？”史塔茲·特克爾問他。沉默片刻，“我是零蛋。”他回答。 貧民傾向于用簡化的方式表達對等級的失望。當我們觀察貧民時，最好注意英國批評家理查德·霍嘉特的結論：“絕對不存在簡單的人。‘平常’人也很复雜。”羅伯特·布萊一定會表示贊同，因為他的詩歌已經表明了這點。這首詩的名字叫《跟我來》： 跟我來，進入那些事物，那些 感受這絕望已太久的事物—— 那些在可怕的孤獨中嗥叫的 被卸下的雪佛蘭車胎。 躺在灰燼和塵土里，像醉倒的人 赤身 搖晃著跌下山，在夜晚，終于 湮沒了，在池塘， 那些棄在高速公路路肩上的內胎，破裂， 黑色，干癟的軀体，被使用過，爆開 并被扔掉。 那些散落在車庫長椅周圍，蜷縮的薄鋼片， 有時候還溫暖，堅硬，當我們握住 它們，但也放棄了，只把万事歸咎政府 那些南達科他的公路，迂回著 四處探触， 在黑暗里…… 這倒是一個提醒：正是他們，那些中層和下層貧民階層，一一退縮到他們私人的樂趣中去：家庭作坊，房屋修繕，洗車擦車，打扑克，釣魚，打獵，野營，觀看電視上的体育比賽和西部片，把自己當作球場上的四分衛或者開拓邊疆的英雄，走親訪友（相反，大多數中上層人士對親戚退避三舍，只与朋友來往），在周六或周日与家人在當地的商廈購物。 下層貧民 一個沒有明天的階級。非法移民的大軍，過一天算一天是他們的常態：，正是這一階層。承擔了美國社會中最低下的工作。 勞動階級的最底層——下層貧民的特征是：明顯地對就業感到不穩定。這個階層包括非法外來人，如墨西哥的水果采摘工，以及其他一些移民工人。這層人的定律是与社會隔絕。霍廓特對英國低層勞動階層的描繪同樣适用于其他地方：“這個社會階層的……每一天、每一周都几乎毫無計划。沒有日記，看不到記事簿，書信往來极少。”他們的特征是疏遠和孤獨，就像生活在阿帕拉契亞山谷當中。我們會發現，這些人曾經受過訓練，如今卻一無所獲，很可能會出于徹底的、一意孤行的絕望而入伍。 赤貧階層 一個無家可歸流落街頭的等級。懶隋、失望和怨恨壓倒了他們的自尊。這是人們看得見的最貧窮的一族。 但他們的境況還是要比看不見的底層好得多，后者并無季節性工作可干，只能完全靠福利救濟過活。赤貧階層与“看不見的底層”的區別不在于他們比后者錢多一點，而在于他們“看得見”。“看得見”的底層出沒在充斥著廉价酒吧、乞丐、酒徒的街道上，是隨身攜帶購物袋生活的人，是在公共場所長篇大論地向听眾訴苦的人，是那些從紙袋裹著的酒瓶子里喝酒的人（美國法律禁止在公共場所喝任何含酒精的飲料，因此街上的流浪漢為了逃避警察，便套著包裝紙袋喝。一譯者注），是那些出于渴求別人的認可而當街“表演”的人們。 看不見的底層 一個在慈善机构和管教所里渡過一生的階級。像看不見的頂層一樣，我們看不見這群悲慘可怜的人。 因此，當過失和苦惱到了讓人絕望的地步，人們就淪為“看不見的底層”，要么整日守在福利机构的房間內，要么想方設法讓人弄進一處公共設施，至于那是慈善机构還是管教机關，對他們來說并不那么要緊。 各個階層大致如上所述。 把它們想像成一條長街兩側數間毗鄰的劇院也很形象。這里，每一家劇院門口都挂著挑出的遮篷，上面貼著無數海報。每一家劇院，無論是最舒适的，最少裝飾的。還是最簡陋的，都在曠日經年地上演有關自尊的戲劇。奇怪的是，沒有哪一家能晉升為毗鄰更高一級的劇院。關鍵問題是：每一家劇院，無論气派最為不凡的，還是平淡無奇的，都不見有演員表演。因為每一個演員都害怕自己會跌交，漏念了台詞，或者穿錯了戲服，反正是諸如此類的倒霉事而以慘敗收場。如果你能找到一個美國人，此君對自己的等級地位完全無憂無慮，請把他披挂好展示出來。這樣的家伙我還從來沒有見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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