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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惡俗！ 惡俗之所以會在美國泛濫成災，是因為在所有的國家中，它是最樂于經營自我夸耀和沾沾自喜之道的——甚至比法國還厲害。“上帝要我們擁有世界上道德最高尚的國家”，俄勒岡州的一名護士莉莎·尼爾森宣稱（引自《今日美國報》）。正是這一普遍的信念，為美國拒不放棄對前殖民地如巴拿馬和菲律賓行使道德警察身份的習慣找到了正當的理由，于是，被控罪者給拖回了尚未腐化的“大陸”司法部接受審判和應有的恥辱。 美國是全世界道德虛夸的大本營。美國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視自己為自由世界的領袖，因而對于那些沒那么幸運的國家來說在所有方面都高于他們，并且是他們的楷模，這一習慣使得美國人很容易忽視某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實。以目前成年人文盲比率而論，在我所居住的這座大城市（指費城），已承認的就有40％，毫無疑問，實際比率會更高。的确，在組成聯合國的158個國家中，美國的文化程度僅排在第49位。1990年的人口普查因為一個令人吃惊的原因而遇到了麻煩：有相當一大批人，當拿到丟在他們信箱里的人口普查表時就把它扔了，僅僅因為他們讀不懂這張表，就像他們讀不懂任何英語文章一樣，其中包括《三只小熊》和《灰姑娘》。這就是那些會在火車站上不得不問站在身邊的人去羅切斯特的火車該上那號站台的人們，因為他們讀不懂標志牌。這也是那一大批看不懂鐘面的人：那些會在大街上把你攔下來問時間的人。并不是因為他們買不起一塊表，只是他們看不懂那上面都說了些什么。 夠了，夠了，你會說，這些不過是“少數”，要么就是顯然來自下層社會的成員，他們自然什么都是糟糕透了的。不過，在6000万功能性文盲大軍中，就有許多如喬納森·柯佐在《文盲的美國》一書中所描繪的那种職業人士。謹小慎微卻又极端精于裝模作樣，此君在紐約工作的情形如下： 早上起床，淋浴剃須，穿上深灰色的上班族西服，然后下樓，在他住的街角報攤上買一份《紐約時報》，并將報紙整整齊齊地折好，走進地鐵，并于上午9點到達工作地點。 他將折好的《紐約時報》緊挨著辦公桌上的公文包放好，開始為編輯交給他的一份廣告稿設計平面圖表，那位編輯就是他的老板。 “跟我好好講講這份稿子。盡管放心，你想要什么我准能抓住要點。” 那位編輯，毫不怀疑，把這看做是一個合情合理的要求。在詳細闡述其稿件的過程中，他背下了稿子中的每一句話：一种迅速印在了制圖者腦海里的語言。 午飯時他夾著折好的《紐約時報》，隨身帶著它進了一家咖啡店，把報紙放在他的碟子邊上，吃了一塊三明治，喝了一杯啤酒，很快便返回工作地點。 下午5點，他拿著他的公文包和他的《紐約時報》在等電梯，步行穿過兩個街區去赶開往城外的公共汽車，然后在街角的一家商店停下來買了些副食品，然后上樓。 到了家，他把他的《紐約時報》整齊地放在堆報紙的老地方。稍后，他將用其中一兩天的報紙包裹垃圾。吃完了晚飯，他打開電視，如果明天辦公室里“有誰想听到什么新聞里的故事，他會依据他從電視里獲取的信息給一個干巴巴的、玩世不恭的回答”。實際上他已經躲過了不少這樣的時刻，盡管還是很害怕自己什么時候會不得不那么做。他最常出現的惡夢之一，他對柯佐說，就是某個時候某某人舉著一張上面寫著東西的紙走上前不耐煩地沖著他問，“這是什么意思？”每每遭遇這一最令他羞恥的景象，他便會從惡夢中尖叫著惊醒過來。 那6000万文盲目中肯足包括個少這樣陰職業人士，永遠害怕在人前露餡，惶惶不可終日地生活在這一為勞心者所預設和操縱的世界上。如果有6000万人像那個人一樣是功能性文盲的話，就還有6000万人只具備可以仁慈地描述為“小學五年級水平”的閱讀能力了。每年讀書超過一本的人數，只占成年人口的6％，而且這里所謂的“書”是一個十分寬泛的定義，包括准色情的言情小說和“怎樣使你看上去比現在更棒”之類的生活指南。天啊，每年讀一本“書”！而其余94％的人把他們對于現實的意識完全寄托在電視、廣播、道听途說、以八歲孩子的大腦為對象的報紙，以及主要用來提高讀者“自我評价”的雜志上了。 結果是，与其工業化的同僚相比，美國在許多別的方面就缺陷更多了。最明顯的，就是表現在工業設計上相對于日本的自卑感，在這一領域，如批評家道格拉斯·戴維斯所寫，“我們落后于我們的競爭對手數十年，”一個被我們喜歡自我評价的積習掩藏与霧化了的事實。“可殘酷的現實是，”戴維斯指出，“美國消費品的風格枯燥乏味，眼光低下，制作加工粗糙，于此很少有什么例外。”同樣，在社會福利方面，較之于大多數歐洲國家，美國的低下是有目共睹的，只要諸位睜著眼睛旅行的話。我們的謀殺和暴力犯罪率遠遠高于其他工業國家，再加上嬰儿死亡率是日本的兩倍，美國根本就沒有多少可以自我陶醉的机會。事實上，在“文明”國家里，美國的嬰儿死亡率排在第22位，遠遠高于法國、意大利、過去的東西德、奧地利、比利時和英國。甚至西班牙和愛爾蘭在此方面也比美國低。此外，這里一旦某人出生了，他或她的麻煩并未因此結束。全美青少年死亡人數的3／4以上均由暴力引起——自殺、謀殺或交通事故——堪稱一項世界紀錄。《紐約時報》于1990年3月宣布，“与其他11個發達工業國家相比，美國的孩子有更多的人生活貧困，只和一個家長生活在一起，在他們到達25歲年齡之前被殺。”在所有工業大國中，美國的防火安全紀錄是最差的，無數人被活活燒死，更不必去提令人震惊的吸毒人數了。 將美國對于暴力偏愛、我們對軍火像得了相思病似的熱愛、和美國對于毒品的渴望加在一起，你就會得到這樣的發現（《紐約時報》，1990年6月27日）： 美國至今已成為工業發達國家中的殺人首都 据聯邦調查局人員報告，美國年輕人中的殺人率（即謀殺率，見“惡俗語言”）是其他工業發達國家中的4至73倍。他們透露3／4的謀殺是在本國使用武器的結果，而只有1／4是在海外使用武器的。 在這片自由的土地上的确人人都可以自由地揮舞著一把槍，在這塊勇敢者的土地上，沒有誰可以被看做是真正勇敢的，因為你可能是一場架還沒吵完，那邊一把槍已經做好了。 此外，美國人的愚蠢和無知在歐洲長期成為他人的笑柄。不再是“美國的青春活力”，我們現在可以說的是“美國的愚蠢”了——或者，用克里斯托夫·拉什的話說，叫做“麻木的擴散”。學校竟然連半受教育的人口都生產不出來己不再成為新聞了。美國高中里十七歲的學生中只有42％的人能夠看懂一篇報紙社論，即便是我們最愚蠢的報紙上的文章也不行——盡管其原因或許并非由于“閱讀理解”的失敗（一种被极其聰明地掩蓋起來的完全無法閱讀的能力）。中學生學習能力測試的分數日益下滑的傳聞已經多年了：1969年至1989年間，志在考“大學”的高中生的分數下跌了53分。在大多數美國大學里，大多數學生要把第一年（有時第二年也加上去）的時間花在其實只能稱為補習的“學習”上。最近，紐約電話公司不得不從5.7万人中篩出2100名“聰明”得足以胜任電話接線或維修安裝工作的人。如今，當你听說某法律公司的一位合伙人抱怨甚至畢業于最好的法學院的產品都不能說或寫得清晰流暢，更不必說雄辯了，這沒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這些就是在當今的電視和視覺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沒有能力理解法律其實和不能精确地解釋和有效地利用語言是一回事。 學校教師中的許多人都來自文化上無能的社會階層。一所公立學校的老師證明：“我所在的學校的一名二年級老師走到我跟前間我一年有多少個星期……接著她問我一年有多少天。”當這位二年級老師問她是怎么知道這些事情的時候，這位有學問的老師回答說她是在幼儿園里知道的。很顯然，學校的課程（盡管為了讓每個老師都不至于濫竽充數而必須有死要求，許多學校卻毫無要求）對于許多老師來說都太難了，他們索性繞開那一大堆他們不懂的東西，至于學院的狀況，即便E.D.赫什在論及為改善“文化文盲”建立一套標准的“人人必須了解之事物”的必要性時恐怕說得過分了點，但每天仍有全新的、令人震惊的、公眾無知的例子涌現出來。某全國性報紙最近刊印了一幅布什總統正在接受一個榮譽學位的照片，照片是在披肩布（hood）從他的頭上往下滑的一刻拍的。“布什總統，”照片說明文字寫道，“正在接受他的人文博士學位腰帶（sash，多指女佣）。”這家報紙居然曾獲得過無數次普利策獎。 美國這种与日俱增的愚蠢，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也能見到。任何寫了50年銀行支票的人都會注意到，甚至在這樣重要的地方也能顯露愚蠢。如今有人覺得有必要在支票上印一個小方框，這樣你就可以用數字把金額寫在里面，意思好像在說，如果不這樣的話你就會搞不清楚住哪儿填寫那些數字。支票的背面如今也產生了一項重大更新，有一個确定的地方告訴你往哪儿寫你的簽名，好像你肯定不知道要在支票的哪一頭簽名似的。如果這樣看來，現在有必要立刻發一封信通告全体美國人：“郵資不足郵局不予投遞”，一件過去根本就用不著說就能做好的事情。 人手一台“正确拼寫”打字机怎么樣？這東西之所以如此流行是不是因為沒有几個“作家”駕馭語言的能力好得不需要机器的幫助就能拼寫正确？再看看一個國家的老百姓竟如此愚蠢，當他們花了大筆的錢買東西時，竟然絲毫看不出所謂“減免退款”（rebates）的主意中有什么荒唐可笑之處，從不去指望這价格一出厂就能降低一點。想想吧，鄭重其事地把錢遞出去，然后等著，有一些錢竟又奇跡般地被遞了回來，然后就樂滋滋地覺得在這場討价還价的交易中賺了一把。在美國全國鐵路客運公司的乘客被允許出現在月台上之前，先檢驗一下他們的車票這种新式做法又怎么樣？其假設的前提很明顯，文盲（平均占每天乘客總數的30％）既讀不懂車票又讀不懂大門口的顯示終點站的標示牌。天气預報，不光在地方台（上帝呀你省點事吧），而且是在全國上下所有的台，被看做是電視新聞的一個有趣的話題，由花大价錢請來的專業人士正經八百地評頭論足，對于這种現象所處的文化，我們又作何感想呢？ 把無數億美元花在“探索”外層空間上，而同時又有數以百万計的貧窮和饑餓之徒如加爾各答的當地人一般露宿街頭，這樣的一個國家如何？成百上千万的人在精神和文化上皆如此空虛，以至可以證明自己的存在及獲取自尊的主要方法就是去“買東西”，對于一個這樣的民族，又如何？垂涎于使東歐美國化，在那里培植諸如帶給我們白色超大型豪華轎車，帶給我們唐納德·川普、吉姆·貝克爾、利奧娜·海姆斯利。以及米爾肯和波絲姬之類人的价值，一個這樣的國家，亦复何如？ 一個這樣的國家，把一個年老体弱的電影明星，對現代与當代歷史如此無知以至在有知識的人中上演一場經久不衰的鬧劇，一個對世界現狀如此麻木不仁以至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竟然斷言已經沒有几個活著的德國人還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了的人，一個這樣的人被大家選為、并接著再次選為自己的總統，并以這种方式宣揚其价值，一個這樣的國家怎么樣？而此人的智囊團最早提出校園禱告与廢除富人稅賦為國家所需，外加堅定地相信貧困和無家可歸是人們心甘情愿的結果，又如何？ 美國的愚蠢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呢？肯定不是從富蘭克林和杰弗遜那儿開始的。某些粗魯的怀疑論者和具有粗俗智慧的家伙（對他們來說沒有什么東西是神圣的）企圖將“卑躬屈膝的傻瓜作風”（一位記者的說法）的起源定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其時約瑟夫·史密斯以口授記錄的方式從莫羅尼（Moroni，亦指愚笨）天使那儿得到大量悲慘的書面陳述和訓喻，并繼而說服了一大批鄉巴佬開始了一种新的宗教。馬克·吐溫認為這种愚蠢在他的時代已經很發達了。也有些人說伴隨著瓊斯城的集体自殺，它差不多在1978年前后達到了某种高潮的狀態。到了今天，這整場運動已經非常清楚了，足以提出兩种當代的主導現象（如果不說是原因的話）。 首先是電視，加上其搞笑頻道指示觀眾何時該笑（惟恐那些擠眉弄眼和夸大其辭不奏效），及其將它的廣告訴諸最無知、最輕信和心理上最缺少安全感的觀眾的需要。怀疑和批評已經嚴厲地驅逐了出去，因為要是它們跑過來溜一眼，電視就再也不能成為一种令人滿意的愚蠢工具了。第二條原因就是公立中學教育的坍塌。最后一次見到管理學生逃學、曠課的學監是何年何月的事了？ 這兩件事情是導致我們的知識与文化困境的主要原因，對此大家似乎已取得了廣泛的共識。芭芭拉·艾倫萊徹扼要地總結了從“几十位電視評論員”的表現中獲得的發現，并指出“由于電視和埃普考特（Epcot）式教育的聯合，美國的文化已經私有化、原子化、并可能不可逆轉地白痴化了。”即便承認某些對如此确鑿理由的不同見解，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愚蠢的一個小小的代价就是，美國的經濟力量轉入了日本；而一個大的代价就是，對使一個國家值得人們在其問居住的要素——舒适、差异、复雜和美好——的事物的徹底摧毀。 使之更糟的是近年來技術的飛速复雜化。當今的美國可以被簡單地定義為：一個巨大的、由那些并不特別敏銳和專注卻被迫操縱一种永遠取胜的獨特而复雜技術的人所构成的凝聚物。難怪四處潛伏著謬誤和尷尬，難怪掩飾和自夸（也就是惡俗）已成了最受人喜愛的國民風格。今天一個標准的景觀就是，一位焦慮的年輕人要用五分鐘來完成一次簡單的零售交易，這么長的時間干什么呢？竟是由于那架魔鬼般的机器，嗡嗡、嘰嘰、哼哼，同時是現金點數机、賬目登記机、發票書寫机，雇員偷盜檢測机等等，原來都是為了滿足它的需要。每一名雇員都是一台机器的跟班。那位頭暈眼花、微不足道的年輕的職員，不過是同与日俱增的數碼按鈕和指示燈作戰的飛行員的較簡單的版本。商場職員常常根本無事可做，而飛行員也只好偷偷地切斷電源以免他的工作變得太复雜了而不能胜任。 所有這一切的自然結果就是過度補償（over compensation），最常常導致的就是某一种形式的惡俗。大多數人所經驗的實際的美國人的生活是如此枯燥乏味、單調和胸無大志，如此疏离于過去的傳統和歐洲文化的共鳴，于是它要求把自己“提高”和呈現為某种絕妙的東西來補償。惡俗于是成為一种可以理解的，對于全民族的空虛和乏味的自然反應，并且，它的方式的确代表了至少是對虛幻和与眾不同的价值的追求。例如：如果一個城市沒有一家值得光顧的餐館，那么，与餐館老板合謀參与惡俗的游戲也算是當地人可以聊以自慰的事情吧？——正儿八經地對待狗屁不通的菜單、偽裝的法國菜、跳芭蕾舞似的餐酒服務，全部是對純正事物的粗笨模仿，要想体現惡俗，你必須要有兩個演員，一個展示者和一個光顧者，二者同時參与顛覆真實的陰謀。再說了，如果一個城市沒有美，沒有個性，沒有魅力，而且的确僅僅被財迷、庸人和自滿的鄉巴佬所占居，那么和當地的“畫廊”兼禮品店合作也是一种安慰，從那儿獲得一些可怕的批量生產的“雕塑品”，并認真地把它們當作“藝術品”擺放在家中。 恐怕沒有必要在此特別指出并非美國的一切都是糟糕或惡俗的。這里仍然有一些品味活了下來，足以將穆罕默德·阿里之流赶出視線以外，使他在公眾面前說不了話；足以認清（盡管僅僅是含蓄而無聲地）越南戰爭是一件丑聞。有些東西，真的不錯，甚至非常好，如美國開放的邊境，只要它尚未被諸如麥克卡倫一沃爾特法案這樣的蠢事所損害，只要美國公民是自由的這一假設仍然成立，而且他們的确可以被邀請去周游世界。再加上“第一修正案”，那你就會擁有一大堆令人敬仰的价值，甚至值得為之去死。外交官兼學者喬治·F·坎坎農對此非常了解，盡管他在最近寫的書《生活速記》中給了美國一個糟糕的評价。他在該書中但言，一個像“冷漠荒涼”這樣的詞語或許可以最好地描述出他今日所見的自己國家的形象。他解釋道：“讀者可能會以為我（在美國）只看到了丑陋、庸俗和衰微。”但是，他總結道，引導他的目光流連于這一切污跡的只是朴素的感情：“如果沒有只屬于我自己的對于這個地方的熱愛，附著在它表面上的這一切不完美就不會如此有力地擊中我……” 一年中總有那么一天，美國接受的惟有贊美。那一天是七月四日。在所有其他的場合中，那些對美國怀有美好祝愿的人們，就要全力以赴地將美好与糟糕，尤其是將美好与惡俗區分開來。 惡俗之未來是無邊無際的，遠遠地回應著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于1879年就詩歌說過的未來。他當然錯了，不過未必比我們更錯，只要我們想想是否寫一本書或罵罵街便能拖延惡俗的進程。新的無聊女神已經坐在馬上，還有她的仆人“貪婪”、“無知”和“公共性”護駕。 一句話，惡俗已經領先了一大步；任何力量也休想一下子讓它慢下來，哪怕我們應該炸毀師范院校，使航空國有化，恢复C而不是B作為大學平均成績，在高中重新開設拉丁語課程，停止把儿童稱做“小子”（kids）、把警察稱做“狗子”（cops），取消校際体育賽事，抑止自吹自擂的民族沖動，提高資本所得稅，教導一代人鄙視廣告并對占星術嗤之以鼻，建造不會坍塌的橋梁，遠离太空，說服有文化的人批評是他們的頭等大事，以有品味和精微的方式說寫英語及其他語言，將流浪漢招集成新的國民衛隊，制作有智慧的電影，在海軍中發展更高的勇气和紀律水准，創辦几家成熟老練的全國性報紙，給在惡俗餐館吃飯的人以勇气說“不”（當餐館經理問他們晚飯吃得好不好時），摒棄一切自我陶醉式的冷戰心態的殘余，改善公共標志的措辭和公共雕塑的品味，讓那些有藝術才華的人設計我們的郵票和錢幣，將公共電視發展成一种与商業沒有任何關系的媒体。 因為這一切事情都不大可能發生，所以惟一的辦法就是去嘲笑惡俗。如果連這個也不行的話，你就只好去獨自哭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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