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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貝馬斯曾說，在他們這一代人中，福柯是對時代精神影響最大的思想家。對福柯思想地位的這一高度評价，已經為福柯去世十多年以來，福柯思想研究的活躍狀況所證明。對福柯思想的研究，不僅沒有像一些人所認為的那樣逐漸歸于沉寂，相反，卻出現了許多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諸如德勒茲（GillesDeleuze）、伯努爾（JamesBernauer）等人對福柯理論的重构与發展，已經超越了當年德雷福斯和拉比諾（DreyfusandRabinow）對福柯理論的闡述，這些研究深化了人們對福柯的思想傾向和一些基本觀念的認識。特別是德勒茲對福柯著作的卓越分析，為理解發展福柯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有許多學者沿著福柯業已開辟的方向，進一步發展了福柯的許多重要論述，如煌煌數卷的《私人生活史》（福柯已經成為心態史領域最常被提到的几位學者之一），福柯生前助手埃瓦爾德（FrancoisEwald）對國家、法律的研究，以《經濟与社會》雜志為核心的許多學者對治理術的研究等等。這些研究的重要意義在于，它們不再像以往的一些福柯研究那樣圍繞一些似是而非的主題（諸如“人之死”）糾纏不休，而是在歷史分析和社會分析的層面，將福柯的工作推向深入。福柯研究的這兩個方面，表明福柯的思想具有不可低估的巨大潛力。而對于福柯研究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解讀福柯的文本（這一點恰恰是福柯本人最反對的），而是要發展福柯著作中的多樣性和可能性，從而繼續福柯的思想探索。 有一點常見誤解，認為福柯晚期的思想是轉向一种自我的倫理學，一种有關主体的理論。這种說法沒有充分認識到在《性史》的第二卷（《快樂的享用》）和第三卷（《自我的愛護》）中的研究和福柯以往對知識与權力的分析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 福柯本人曾經解釋這种轉向与以前的權力－知識理論的關系：“如果想分析西方社會的主体系譜學，那就必須不僅考慮支配技術，而且必須考慮自我技術。可以說，必須考慮這兩种技術的互動關系，因為人支配人的技術需要借助于個人對自己采取行動的方式。” 福柯尤其強調其系譜學的研究，這位被譽為“20世紀法蘭西的尼采”的思想家极力推崇尼采的發現，并認為系譜學研究可以有三個領域：“第一，有關我們自身与真理關系的歷史本体論，通過它，我們把自己變成知識主体；第二，有關我們自身与權力領域關系的歷史本体論，通過它，我們把自己變成作用于他人的主体；第三，有關倫理學的歷史本体論，通過它，我們把自己變成道德代理人。所以，系譜學可能有三個軸心，在《瘋癲与文明》中三個軸心并存，但有些混淆；《臨床醫學的誕生》和《詞与物》研究的真理軸心，《規訓与懲罰》研究的是權力軸心，《性史》研究倫理軸心。”我們不妨把這些話視為福柯對自身思想進程的一個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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