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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70年代起，福柯開始在非總体化、非表現性和反人本主義的框架下重新思考現代權力的本質及其運作方式。他反對把權力的本質簡單地規定成壓抑，也拒斥權力為國家机器專屬和為階級斗爭服務的現代宏觀理論。他提出了一套后現代的微觀權力論。具体說來，他反對兩种現代宏觀權力論：（1）馬克思的經濟主義模式；（2）現代法律模式。前者主張經濟決定，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必將引發無產階級革命，因而權力不僅是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無產階級的手段，也是無產階級反抗壓迫、奪取政權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簡言之，權力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后者則在法權、道德權力和政治主權的意義上解釋權力，它是專屬于法人主体的。對于福柯來說，"權力"是一個尚未規定的、推論的、非主体化的生產性過程，它把人不斷地构成和塑造為符合一定社會規范的主体。它本質上不是壓迫性的，而是生產性力量，它只"關注生產性力量，讓它們發展并且規范它們，而不愿阻礙它們、壓抑它們或者毀滅它們"。 在《規則与懲罰》一書中，福柯描述了歷史上從壓抑性權力模式向生產性權力模式的轉變，即從對達米揚（Damiens）的殘酷折磨到對囚犯、學生等的道德改造。權力不再是一种物質力量如刑法（"殺一儆百"）的代名詞，而是通過社會規范、政治措施來規勸和改造人。 在《性經驗史》中，福柯稱這一新的權力模式為"生命--權力"(biopouvoir)。它首先是一种規訓的力量，是"人体的解剖政治學"(anatomo-politique du corps humain)所討論的對象。那么什么是"規訓"(surveiller)呢？福柯把它定義為"規范人的多樣性的手段"。它源于修道院，并在17世紀晚期發生瘟疫的小鎮上發展起來。最初這只是一個監督和隔离的方法，如在瘟疫流行時期，必須首先找出人群中感染上瘟疫的病人，然后把他們与正常人隔离開來。這种規訓的手段不久就迅速地應用到整個社會中去，成為一种規范制度。 其實，這种新的生命--權力是專門對付"人類的身体"(lecorps-espece)，即"社會眾生"(la population)。福柯指出："各种政府發現它們對付的對象并不是臣民或'人民'，而是'眾生'，以及它的特殊的現象和各种變量：出生率与死亡率、壽命期望值、生育率、健康狀態、發病頻率、飲食和居住模式等。"這种對"社會眾生"的監督和規訓，其目的在于"讓生命進入歷史"，把一個生物人整合在知識和權力的結构之中，成為符合各种規范的主体。因而在18世紀，性成了理性管理和塑造的對象。 此外，福柯反對知識是中性的和客觀的實證主義觀點和知識是解放全人類的力量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他認為"知識"是与權力控制分不開的。換言之，任何時期的"知識型"同時就是權力机制。因而，現代性的理性觀念和解放觀念受到質疑和批判。在法文中，discipline就兼有"學科"和"規訓"的雙重意義，換言"社會學"和"犯罪學"等學科是從社會監視、規訓大眾和懲罰犯人的實踐中產生出來的專門研究領域，同時這些學科的研究結果又強化和改進了社會規訓和控制的手段。而醫院、精神病院、避難所和監獄只是這些所謂學術研究的實驗室，目的仍然在于更好地強化社會控制。 不過，与鮑德里亞爾等极左的后現代主義者不同，福柯對啟蒙理性并不完全持拒斥態度。在《什么是啟蒙？》中，福柯認為，在我們的時代与啟蒙時代之間仍有某种連續性，即理性對獨斷論和教條的批判作用。因而完全接受啟蒙理性与完全拒斥啟蒙理性同樣不可取。他指出："如果說理性是應該被消滅的敵人這种論斷是极端危險的話，那么，說任何批判的質疑將會把我們導向非理性的論斷也同樣是危險的。"總之，福柯所持的理性觀念是批判性的和創造性的。它与哈貝馬斯、利奧塔的理性觀念其實相去并不太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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