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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精神病院的誕生

　　下面這些故事我們是耳熟能詳的，在各种精神病學的史書上都有所描述。這些故事要證明的是，當瘋癲終于被按照我們長期以來視而不見的真理來認識和對待時，是一個多么幸福的時代。
　　高尚的公誼會……竭力使其教友相信，如果他們不幸喪失理智而又沒有足夠的錢財在昂貴的机构中獲得各种醫治和与其身份相稱的舒适生活，那么有一种自愿的募捐金能夠提供資金，而且在過去兩年間，在約克城附近建立了一個收容院。這個收容院似乎既具有許多优點，又十分節約。如果當一個人對那种似乎生來就是為了羞辱人類理性的可怕疾病望而生畏的話，那么只要他想到有一個聰明的慈善机构一直有能力想出各种看護和醫治的辦法，他就會感到一种欣慰。
　　這個收容院座落在約克城外一英里遠的景色宜人的鄉間。它絕不會使人想到監獄，而會使人想到一個大農場。它周圍是一片有圍牆的大花園，沒有鐵門，沒有鐵窗。
　　下面這則解放比塞特爾的精神病人的故事也是十分著名的。皮內爾決定解除牢房中犯人的手銬腳鐐。一天，庫通（Couthon）到該院視察，了解是否有隱藏的嫌疑犯。當其他人看到這位“被人攙扶著的殘疾人”而膽戰心惊時，皮內爾卻勇敢地走上前去。這是大智大勇的慈善家与癱瘓的怪物之間的一次較量。“皮內爾把他直接帶到精神錯亂者的區域。牢房的情況給他留下痛苦的印象，他要詢問所有的病人。但是多數病人只是污辱和謾罵。繼續詢問已無意義。他轉身向皮內爾：‘公民，你要給這些野獸解開鎖鏈，是不是發瘋了？’皮內爾平靜地回答；‘公民，我相信，這些瘋人之所以難以對付，僅僅是由于他們被剝奪了新鮮空气和自由。’
　　“好吧，你可以按你的愿望處置他們，但是我恐怕你會成為自己想法的犧牲品。”說完，庫通就被扶上馬車。他一走，所有的人都如釋重負，長舒一口气。偉大的慈善家（指皮內爾）馬上就開始工作。”
　　這些故事都具有重要的想像成分：在圖克的收容院里有一种家長式統治下的平靜，因此病人心靈的亢奮和頭腦的紊亂便逐漸被平息了；皮內爾頭腦清晰，意志堅定，他用一句話或一個手勢就能制服兩個緊逼過來向他咆哮的野獸般的瘋人；皮內爾的智慧能夠在胡言亂語的病人和嗜殺成性的國民公會成員之間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危險。這些形象帶有傳奇色彩，廣為流傳，至今不衰。
　　關于皮內爾和圖克的傳說帶有神話色彩。19世紀的精神病學認為這种情況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是，在這些神話背后有一种運作，或者說有一系列的運作。這些運作不聲不響地組織起瘋入院的世界，治療方法以及對瘋癲的具体体驗。
　　首先是圖克的行動。由于這种行動与皮內爾的行動是同步的，而且由于他因獲得整個“博愛”潮流的擁護而聞名，因此他的行動被視為一种“解放”行為。但實際情況則大相徑庭：“……在一些特殊的場合也能觀察到，我們社會中的個人蒙受著重大損失，因為照管他們的人不僅完全不懂我們的原則，而且還常常把他們和其他病人混在一起。他們可能會沉溺于不健康的語言和招致非議的活動。在病人恢复理智后，這种情況似乎還經常對他們的頭腦留下無益的影響，使他們疏离他們過去的宗教情感，甚至使他們染上原來沒有的惡習。”休養院應成為一個實行道德和宗教隔离的工具，通過隔离在瘋癲周圍重建一個盡可能類似公誼會教友社區的環境。這樣做出于兩個理由。首先，邪惡的景象是造成每一個敏感的心靈的痛苦的原因，是恐懼、仇恨、厭惡等各种強烈有害的情感的根源。而這些情感都能引發和加重瘋癲。“下述想法錄十分正确的，即在大型公共收容所里，不加區別地將具有對立的宗教情感和宗教禮儀的人混在一起，將放蕩者和有道德的人混在一起，將褻瀆林靈的人和嚴肅認真的人混在一起，會阻礙病人恢复理智，并且會加重病人的憂郁情緒和厭世思想。但是，主要的理由則在于，宗教能夠發揮自然本性和外界制約的雙重作用，因為一方面它在世代相傳的習俗中、在教育中，在日常活動中已經化為人的自然本性，另一方商它同時又是一种穩定的強制源泉。它既具有自發性，又具有強制性。在這种意義上，當理性喪失時，它是唯一能夠抗拒瘋癲的無節制狂暴的力量；它的戒律“只要已經強烈地浸透進入的早年生活，……就會變成与人的自然本性一樣。即便在精神錯亂的指妄狀態下，人也經常能感受到它的制約力量。強化宗教原則對精神病人思想的影響，被認為如同一种治療手段一樣，具有重大療效。”‘即在精神錯亂的辯證法中，理性隱藏起來但并未自我廢除，宗教便构成了那种不可能變瘋的成分的具体形式。它負載著理性中不可戰胜的成分，負載著在瘋癲背后繼續存在的准自然本性，并在瘋癲周圍构成一种具有穩定吸引力的氛圍，“在這种情況下，當病人處于神智清醒的間隙或康复狀態時，會喜歡周圍那些有相同習慣和見解的人組成的社會”。宗教在瘋癲出現時保護著理性的古老奧秘，從而使早在古典時期就來勢凶猛的約束變得更緊、更直接。在古典時期，宗教和道德環境是從外面強加于人，結果使瘋癲受到控制，但未能治愈。但是在休養所里，宗教是整個活動的一部分。這种活動表明，不論在什么情況下瘋癲中都有理性存在。這种活動使人從精神錯亂恢复到健康狀態。宗教隔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義：它并不是試圖保護病人免受非公誼會教友的有害影響，而是要把精神錯亂的人單獨置于一种道德環境中，讓他与自己及環境展開爭論。由于給他造成了一种不受保護的環境，使他不斷地受到“戒律”和“越軌”的困扰，因而總是處于焦慮狀態。
　　“精神錯亂很少能減輕恐懼，因此，恐懼原則被認為在管理病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恐懼是精神病院中的一种基本現象。如果我們記起禁閉的恐怖，那么毫無疑問，恐懼是一种古老的現象。但是，禁閉的恐怖是從外面包圍著瘋癲，標志著理性和非理性的分界，而且具有雙重力量：一方面是制止狂暴，另一方面是控制理性本身，將其置于一定距离之外。在休養院產生的恐懼卻要深刻得多。它在理性和瘋癲之間活動，從中斡旋，尋求雙方的共同點，借此將雙方聯系在一起。一度支配一切的恐怖是古典時期疏离瘋癲的最明顯標志，而現在恐懼則具有消除疏离的力量。這使它能恢复瘋癲者和有理性的人之間的原始共謀關系。它重建了二者之間的某种相互性。現在瘋癲不再會引起恐懼。它自己因我韓子立而感到恐懼，從而完全听憑關于睿智、真理和道德的教育學的支配。
　　圖克曾經講述他如何在休養院接收一位躁狂症患者。此人很年輕，力大無比。他發作起來使周圍的人、甚至包括看守都惊恐不已。他被送到休養院時被鐵鏈捆綁著，帶著手銬，衣服也被繩子纏緊。他一入院，所有的鐐銬都被去掉。他被允許与看護一起進餐。他的亢奮狀態立刻就平息了；“他的注意力被新處境吸引住了。”他被帶到自己的房間；看護向他解釋，休養院中的一切都是根据如何使每一位病人享有最大的自由和盡可能的舒适而安排的，只要他不違反院規或一般的道德准則，他就不會受到任何強制。看護聲明，雖然他有強制手段，但他并不愿使用。“這位躁狂症患者感到自己受到善意的對待。他承諾克制自己。”他有時依然會狂呼亂喊，使其他病人受到惊嚇。看護就提醒他在入院第一天對他的警告和他自己的承諾，如果他不克制自己，那他就要重新回到過去的生活中去。病人听了會更加亢奮，但很快就漸趨平靜。“他會很注意地傾听這位友好的談話者的勸說和理由。在談話之后，病人通常有几天或一個星期比較好。”4個月后，他完全康复，离開了休養院。在這個例子中，病人直接感受到恐懼，但他不是通過刑具而是通過談話了解恐懼的。這里不僅對超出界限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而且標出了一個受到贊揚的簡單責任范圍，在此范圍內任何瘋癲表現都將受到懲罰。于是，一度把离軌和非理性聯系起來的模糊的罪意觀念發生變化。作為一個原初有理性的人，瘋人不再為成為瘋人而有負罪感。但是作為一個瘋人，他在內心深處應該對可能造成道德和社會騷扰的一切事情感到負有道德責任，應該認為由自己而不是別人來承擔所受的懲罰。确定罪責不再是通行于瘋人和一般健康人之間的關系模式，而是每個瘋人与其看護相互依存的具体方式，是瘋人必須具有的對自己瘋癲狀況的認識方式。
　　因此，我們必須重新評价人們賦予圖克工作的意義：解放精神病人。廢除強制，創造一种人道的環境。這些僅僅是一些辯護之詞。實際的操作則大相徑庭。實際上，在圖克創立的休養院中，他用令人窒息的責任取代了瘋癲引起的無限制的恐怖；恐懼不再是監獄大門內的主宰，而是在良心的名義下肆虐。圖克把束縛精神病人的古老恐怖轉移到瘋癲者的內心。誠然，休養院不再懲罰瘋人的罪過，但是它的做法比懲罰還厲害。它把那种罪過變成秩序中的一部分，使負罪感成為瘋人本人的一种意識，一种与看護的單向關系，使罪過成為有理性的人的他者意識，一种對瘋人的生存狀態的治療干涉。換言之，這种負罪感使瘋人變成永遠可能受到自己或他者懲罰的對象。承認自己的客体地位，意識到自己的罪過，瘋人就將會恢复對自我的意識，成為一個自由而又負責任的主体，從而恢复理性。也就是說瘋人通過把自己變成他老的客体對象從而恢复自己的自由。這种轉變過程在勞動和觀察活動中都可能完成。
　　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正處在一個公誼會教友世界。在這里，上帝賜福的標志就是人的事業成功。正如在圖克的休養院里一樣，工作首先是以“道德治療”的面目出現的。工作本身的強制力优于一切肉体強制方式。因為在工作時必須服從規定的工作時間，集中注意力，并負有做出某种成果的職責，這就使病人不能胡思亂想，否則可能有嚴重的后果。工作還使病人進入一個責任系統。“有規律的工作或許是最具有普遍效力的。從道德和身体兩方面看，那些有足夠的運動量的工作無疑是效果最佳的。它們最适合病人來做，而且最能阻止病人的幻覺。”通過工作，人便能回到上帝的戒律所規定的秩序中，使自己的自由服從道德和現實的法規。腦力勞動不應受到否定。但是，應該絕對嚴格地排除一切幻想活動，因為它們与激情、欲望以及各种誘委幻覺有聯系。相反，研究什么是自然界中永恒的東西，什么是最符合上帝的智慧和仁慈的東西，就能最有效地縮小瘋人的無節制自由，并使他去發現自己的各种責任。“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分支提供了最有益的研究科目，可以用來調動精神病人的大腦。”在精神病院里，工作不再具有任何生產意義。它僅僅是一种強加的道德控制。它限制病人的自由，使他們服從秩序和承擔責任。唯一的目的是使陷于過度自由的頭腦恢复正常，而肉体強制僅僅能在表面上限制這种自由。
　　比勞動和他人的觀察更有效的是圖克所謂的“希望受尊敬的需求”。“人的思想中的這一原則盡管常常是隱秘的，但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們的一般行為方式。它在我們進入一個新的交際圈時具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在古典時期的禁閉中，瘋人也很容易受到觀察，但是這种觀察基本上不是觀察他本人，而僅僅是觀察他的可怕外表和顯露出來的獸性。這种觀察至少包括一种相互性，因為正常人像照鏡子一樣，在瘋人身上看到自己即將面臨的衰亡。而圖克提出的觀察是精神病院活動的一個重要成分。它更加深入，但它的相互性更少。這种觀察是在瘋人身上，在瘋癲已經悄悄地有別于理性并開始獨立于理性的地方，尋找難以識別的瘋癲跡象。瘋人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對這种觀察做出反應，因為他純粹是被觀察對象，他好像是理性世界的一個新來者，一個遲到者。圖克以這些觀察為中心安排了一整套儀式。其中有英國式的社交活動，參加者必須模仿一切正式的社交活動要求。但是除了自由觀察外，不得隨意做其他任何事情。觀察的目的是刺探任何能顯示出瘋癲的語無倫次、行動失調的跡象。譬如，院長和工作人員定期邀請几位病人參加“茶話會”。客人們“都穿著最好的衣服，相互禮讓。他們受到最好的款待，得到了陌生者應得到的各种關注。整個晚會极其和諧愉快，几乎沒有任何令人不快之處。病人對自己的控制极其出色。整個气氛既奇特，又令人滿意。”奇特的是，這种禮儀活動不是親密無間的交往，不是對話，也不是相互了解，而是圍繞著瘋人組織的一個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所有人的表現都与瘋人相同或相似，但他依然是一個陌生人，一個典型的陌生人，因為人們不僅從外表上，而且從他情不自禁地流露的東西上審視他。瘋人不停地扮演著這种名不符實的陌生客人的角色。他人的觀察、禮節和偽裝無聲地強加給他某种社會人格。他要不停地對付可能暴露自己的各种東西的挑戰。這樣，瘋人不得不使自己變成理性眼中典型的陌生人，即不暴露自己奇特性的人。理性之城歡迎他的正是這种身份，他付出的代价是使自己屈服于這种匿名狀態。
　　我們看到，在休養院里，對肉体進行部分的強制是整個系統的一部分。該系統的基本要素是建立一种“自我克制”。在自我克制時，病人的自由不僅受工作和他人觀察的約束，而且不斷地因承認有罪而受到威脅。必須承認，病人不是屈從于那种單純否定的運作，而是被控制在一种肯定的運作中。前者只是解開束縛，將病人的深層本性從瘋癲中解救出來，而后者則用一個獎懲系統來禁煙瘋癲，把它包容在道德意識的活動中。這樣就從一個譴責世界過渡到一個審判世界。但是，由此才可能產生瘋癲心理學，因為瘋癲被置于觀察之下，這就要求人們不斷地否定它在表面上的偽飾。人們只能根据它的行動來審判它，不能指責它的意圖。它的奧秘也不會受到探尋。瘋癲僅僅為自身可見的部分負責。其他部分都陷于沉寂。除了可見的部分，瘋癲已不存在了。精神病院里建立的那种親近關系不會再被鐵鐐和鐵窗所破坏，但是卻不允許有相互性，只允許有觀察的親近性。觀察時為了看得更清楚，可以監視、刺探和貼近，實際上卻越來越遠离病人，因為它接受和承認的只是這個陌生人的价值。精神病科學在精神病院里發展時永遠只能是一种觀察和分類体系。它不可能是一种對話。只有當精神分析學祛除了這种對19世紀的精神病院十分重要的觀察現象，用語言的威力取代了其無聲的魔法后，精神病科學才能成為一种對話。更准确地說，精神分析學用被觀察者的無休止獨白雙倍地擴大了觀察者的單向觀察。這樣，既保留了！田精神病院的單向觀察結构，又增添了一种非對稱的相互性，一种無回應的新的語言結构。
　　監視与審判——由此一种新的重要人物形象已經出現了。這种形象對于19世紀的精神病院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圖克本人在講述一個狂暴不止的躁狂病人的故事時就推崇這种形象。一天，這個病人与看護一起在精神病院的花園里散步，病人突然亢奮起來，走出几步遠，撿起一塊大石頭，做出要向著護擲去的姿態。看護站住不動，盯著病人，然后向病人走過去，“用一种堅決的語調……命令他放下石頭”。當看護走近時，病人垂下手，扔掉了他的武器；“然后他順從地、默默地被帶回他的寓室”。有某种新事物誕生了。這种事物不是彈壓，而是權威。直至18世紀末，在瘋人的世界里看管他們的只是抽象的無個性的權力。這個世界除了瘋癲之外，毫無生气，看守也常常是從被禁閉者中挑選出來的。相反，圖克在著守和病人之間、在理性和瘋癲之間，設立了一种調解因素。社會給精神錯亂提供的這個空間現在經常有“來自那一邊的”人出沒了。他們既代表實行禁閉的權威，又代表進行審判的嚴厲理性。看護手無寸鐵，僅僅用觀察和語言進行干涉。他在逼近瘋癲時，沒有任何自我保護的或使他顯得具有威懾力的手段，而且冒著單槍匹馬与瘋癲直接沖突的危險。但是，實際上，他不是作為一個血肉之軀，而是作為一個理性存在物，去面對瘋癲。因此，在沖突發生之前，他已具有因神智正常而產生的權威。過去，理性只有憑借物質力量并通過某种實際較量才能取得對非理性的胜利。現在，胜負已事先決定。使病人和有理性的人相遇的具体環境已預先确定了非理性的失敗。在19世紀的精神病院中沒有強制措施，并不意味著非理性獲得解放，而是意味著瘋癲早已被制服了。
　　由于這种新的理性統治了精神病院，瘋癲不再是絕對的抗爭形式，而是代表了一种未成年地位，表現了自身的一個方面，即沒有自治權利，只能移植到理性世界才能存活。瘋意就是一种幼稚狀態。在休養院里，一切安排都是使精神病人變成未成年人。他們被“當作精力過剩、胡亂發泄的孩子。必須給他們立竿見影的獎懲，否則就沒有效果。必須實施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對他們的思想進行新的引導。必須首先使他01服從，然后再鼓勵他們，給他們安排工作。這种工作應該用一种誘人的手段使他們做起來感到愉快。”用‘長期以來，法律也把精神病人視為孩童，但這是用限制和監護規定所抽象地确定的一种法律地位，而不是人与人之間的具体關系。對于圖克來說，未成年地位是一种适用于瘋人的生存方式，對于看守來說，是一种行使統治權的方式。在休養院里十分強調“家庭”的概念，用“家庭”把精神病人和看護組織起來。表面上，這种“家庭”把病人置于一個正常而自然的環境中，但實際上更异化了病人。法律上賦予瘋人以未成年地位是為了把他當作一個法律保護的對象，而這种古老的（家庭）結构變成了一种共同生存的方式后，便把瘋人當作一個心理學對象完全交給了有理性的人的權威。后者對于瘋人來說是一個具体的成年人形象，換言之，是一個代表統治和榜樣的具体形象。
　　在對瘋癲和理性的關系進行大改組時，“家庭”在18世紀末發揮一种決定性的作用。它既是一幅想像中的畫面，又是一個真實的社會結构。“家庭”既是圖克的出發點，又是他所逐步實現的目標。通過賦予它那些在社會中尚未損害的原始价值，圖克使“家庭”發揮一种解除精神錯亂的作用。在他的玄想中，“家庭”是与被18世紀的人視為一切瘋癲之源的“環境”相對立的環境。但是，他在把“家庭”引進休養院時則采取十分實際的方式，使之顯得既符合病人和有理性的人之間可能發生的种种關系，同時又是這些關系的准則。法律上的受家庭監護的未成年地位已經剝奪瘋人的公民地位。現在這种未成年地位則變成了一种剝奪他的實際自由的具体處境。瘋癲的全部存在，在這個為它准備好的世界里，被我們可以提前稱謂的“家長情結”包裹起來。在資產階級家庭中，家長制權威圍繞著瘋癲复活了。精神分析學說后來所揭示的正是這种歷史積淀。精神分析學說通過一种新的神話使這种歷史積淀具有某种命運的意義。這种意義被說成是全部西方文化，甚至是全部人類文明的標志。但實際上，這种積淀是由西方文化逐漸形成的，僅僅是在這個世紀初才定型。當時，瘋癲在“家庭”中被雙重异化（疏离），一方面是被關于家長制的純洁性可以解除精神錯亂的神話所异化，另一方面被按家庭模式組建的精神病院中的實際具有异化作用的處境所异化（疏离）。今后在一段時間里，事情的結局雖然尚無法預測，但是非理性的話語則肯定將与半真實半想像的“家庭”辯證法難解難分地聯系在一起。這樣，對于那种狂暴的表現，人們曾經必須將其解釋為對神靈的褻瀆，而今后則必須視之為對“父親”的不斷進攻。因此，在現代世界，過去那种理性与非理性之間的無可補救的重大沖突就變成了本能對牢固的家庭制度及其古老象征的隱秘攻擊。
　　在禁閉世界里，瘋癲的這种演變与基本社會制度的發展令人吃惊地匯聚在一起。我們已經看到，自由經濟体制往往把照看窮人和病人的責任交給家庭，而不是交給國家。家庭便成為社會責任的擔負者。但是，如果瘋癲病人也可以托付給家庭照看，那就太奇怪了，也太不近人情了。而圖克恰恰是在瘋癲周圍建立了一個模擬家庭。這既是一种滑稽的模擬制度，又是一种實際的心理環境。由于家庭供不應求，圖克就代之以由各种符號和動作构成的虛擬的家庭氛圍。然而，由于一种十分奇怪的交錯作用，總有一天家庭會擺脫照顧一般病人的責任，同時卻保留下与瘋癲有關的虛构价值。在窮人的疾病再次成為一件國家大事后，精神病院仍會將精神病人留在強制性的虛构家庭中，瘋人依然是未成年者，理性仍將長久地對瘋人維持著自己的父親形象。
　　精神病院被這些虛构的价值籠罩著，因此不受歷史發展和社會演變的影響。在圖克的思想中，問題是如何建造一种能夠模仿最古老、最純淨，最自然的共同生活方式的環境，即那种与社會環境相差最大的，最有人情味的環境。實際上，他分离出資產階級家庭的社會結构，在精神病院里象征性地重建了這种結构，并讓它在歷史中隨波逐流。精神病院總是追求那些不合時宜的結构和象征，因此可能會完全不适應時代，落后于時代。而且恰恰是在獸性顯示了某种超歷史的存在、某种永恒的回歸的地方，將會慢慢地重新出現無法追憶的家庭宿怨留下的古老創傷，已被遺忘的亂倫和懲罰的痕跡。
　　皮內爾從不提倡任何宗教隔离。更确切地說，他提倡的是一种与圖克的實踐方向相反的隔离。革新后的瘋人院應該對一切病人都有好處，但那些宗教狂人除外，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受到神靈的啟示，竭力招攬信從者”。按照皮內爾的意圖，比塞特爾和薩爾佩特利耶爾變成了一個与圖克的休養院互補的形象。
　　在瘋人院里，宗教不應成為生活的道德基礎，而應納粹是一個醫療對象：“在瘋人院里，宗教見解應該僅僅從嚴格的醫療關系來考慮，即應該把有關公眾崇拜和政治信念的其他各种考慮置之一邊，僅僅研究是否有必要阻止可能由此產生的思想情緒的力奮，以便有效地醫治某些精神錯亂的頭腦。”由于天主教通過人們對彼岸世界的恐懼而刺激起人們的強烈感情和恐怖意象，因此常常引發出瘋癲。天主教造成人們的誘妄信仰，鼓勵人們的幻覺，導致人們絕望和憂郁。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如果“檢查一下比塞特爾瘋人院的登記簿，我們就會發現，其中有教士和修道主，還有許多被關于來世的恐怖描述嚇瘋的鄉民都夫”。如果我們看到因宗教而瘋癲的人數變化，就更不會感到奇怪了。在“舊制度”和法國革命期間，由于迷信勢力十分強大或者由于共和國反對天主教會的斗爭十分激烈，因宗教原因患憂郁症的人數成倍增多。在局勢恢复穩定，“教務專約”門和消除了反宗教斗爭后，這种類型的誘妄症狀使消失了。共和十年，比塞特爾百分之五十的憂郁症患者患的是宗教瘋癲，第二年還有百分之三十三，第三年便只剩下百分之十八了。因此，瘋人院必須擺脫宗教，擺脫它的各种形象。“因虔誠而患憂郁症的人”不得擁有宗教書籍。經驗“告訴我們，這類書籍是使精神錯亂持續，甚至使之不可救藥的最有力手段。我們對它們越寬容，就越難以平息病人的焦慮”。總之，精神病院應該是中立的，應該排除掉基督教造成的那些意象和情緒，因為它們會使人的思想誤入幻覺、謬誤，并很快導致誰妄。這种觀念比其它任何觀念都更遠离圖克及其建立一個宗教社區的夢想。因為圖克認為·這個宗教社區同時也是一個進行精神治療的有利環境。
　　但是，皮內爾所關心的是減少宗教的圖像形式，而不是減少宗教的道德內容。宗教一經“過濾”，就擁有消除精神錯亂的力量，就能驅散意象，安定情緒，使人返朴歸真，使人更接近自己的道德真理。正是在這方面，宗教經常具有治療效果。皮內爾講述了几個伏爾泰式的故事。譬如，有一名25歲的“身体強健的女子与一名弱不禁風的男子結婚”。婚后，她患上“一种強烈發作的歇斯底里症，以為自已被魔鬼纏身，這個魔鬼化作各种形狀糾纏著她，她有時發出鳥叫的嘈雜聲，有時發出凄涼的聲音，有時則發出刺耳的哭喊。”幸運的是，本堂神甫更注重自然宗教，而不是修煉驅妖術。他相信能夠通過大自然的恩惠醫治疾病。這位“開明仁慈和諄諄善誘的人，支配了病人的思想，設法誘導她离開病榻，重新操持家務，甚至整理花園，……這种方法的效果极好，以后三年健康無恙”。當宗教回歸到這种极其純朴的道德內容時，它就不可避免地与哲學、醫學以及各种能恢复精神紊亂者理智的智慧和科學攜起手來。甚至還有一些實例說明，宗教可以做初步治療，為瘋人院的工作做准備。譬如，有一個少女，她“表面溫順虔誠，而其實性情熱烈”。她被“自己的內心傾向和約束自己行為的嚴厲准則”的對立折磨得六神無主。她的忏悔牧師勸導她加強對上帝的信仰，但毫無效果，于是列舉了關于堅定而有節制的圣洁狀態的例子，“向她提出壓制激情的良方：忍耐”。她被送到拉薩爾佩特利耶爾后，根据皮內爾的指示“按照同樣的道德原則”對她進行治療。她的病“只持續了很短一段時間”。這樣，瘋人院所吸收的不是宗教的社會主題，即讓人們感到自己是同一教派中的兄弟姐妹，而是安慰和信任的道德力量以及對大自然的順從。它必須繼續從事宗教的道德事業，＿但是要排除其狂熱的內容，在道德、勞動和社會生活方面要絕對如此。
　　瘋人院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宗教領域，一個純粹的道德領域，一個道德一律的領域。凡是能保留在舊的差异痕跡的東西都已消滅。宗教儀式的最后遺跡也被清除。過去，禁閉所在社會范圍內繼承了麻瘋病院的几乎絕對的界限，從而成為一個异國他鄉。現在，病人院必須代表社會道德的偉大連續性。家庭和工作的价值，所有公認的美德，統治了城人院。但是，這种統治是雙重的。首先，它們實際上支配了瘋癲的核心部位。因此，當精神錯亂產生了表面上的狂暴和失調時，堅實的基本美德不為所亂。有一种原始的道德存在著。它甚至一般不會被最嚴重的痴呆所影響。正是這种道德在治療中顯現并發揮作用：“我可以證明，通過治療經常表現出純淨的美德和嚴格的原則。大多數有幸進入康复期的精神病人對配偶疼愛，對子女慈祥，對情人熱烈。對職責盡心竭力。除了在小說中外，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看到超過他們的表現。”這种不可剝奪的美德既是瘋癲的真相，又是瘋癲的消除。這就是為什么它一旦取得支配地位就必然能夠發揮作用的原因。其次，瘋人院消除差异，壓制罪惡，消滅越軌行為。它譴責一切有悖于社會基本美德的作為，其中包括獨身——“在共和員年和共和13年，未婚女子變成白痴的人數比已婚女人多7倍；至于智力衰退者，其比例則高出2至4倍。我們由此可以推斷，婚姻對子女人是一种保護措施，可以防范這兩种最頑固、最難醫治的精神病。”放蕩、通好和“极端的反常習慣”——“諸如酗酒、無限制地亂交、冷漠麻木等惡習都會逐漸地敗坏理性，最終導致徹底的瘋癲”；懶惰——“普遍的經驗證明，像在監獄和醫院里一樣，在一切公立瘋人院中，保持身体健康、維持良好習慣和秩序的最可靠或許是唯一的方法，是嚴格執行關于机械勞動的法規。”由此可見，瘋人院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實行統一的道德統治，嚴格對待那些想逃避這种統治的人。
　　但是也因此而造成一种冷漠態度。如果說法律不能實現普遍的統治，那是因為有些人并不承認它。這個社會階層的人生活在混亂之中，被人忽視，几乎處于非法狀態。“雖然我們看到許多家庭在多年和諧一致的气氛中欣欣向上，但是還有多少家庭，尤其是社會下層的家庭触目惊心地展示著放蕩、內證和貧苦無告的情景！根据我的日常記錄，這种情況正是我們在醫院中加以醫治的精神錯亂的最主要的根源。”
　　在皮內爾的主持下，瘋人院同時既是整肅道德的工具，又是進行社會譴責的工具。問題在于用一种普遍的方式來推行某种道德，使之從心靈上支配那些不懂得這种道德的人和那些已經精神錯亂但尚未表現出來的人。對于第一种人，瘋人院必須訴諸被遺忘的本性，起一种喚醒和提醒作用。對第二种人，必須借助于某种社會環境變化，把他從目前的處境中搶救出來。在圖克的休養院里，實行的辦法是很簡單的：實行宗教隔离以達到道德淨化的目的。而皮內爾的方法則比較复雜：實施綜合道德教育，保證瘋癲世界和理性世界之間的道德連貫性。但是他是用實行某种社會隔离來進行的。這种社會隔离將保證使資產階級的道德成為普遍的事實，并成為一种強加在各种瘋癲上的法律。
　　在古典時期，貧困、懶惰、邪惡和瘋癲都以同樣的罪名混合在非理性之中。在對貧困和失業進行大禁閉時，瘋人也被网羅于其中。而且所有被禁閉對象都被認為形同犯罪，屬于人類的原始墮落。現在，瘋癲則屬于社會缺陷，其原因、模式和界限都未顯出与眾不同之處。再過半個世紀，精神疾病又將變成一种性欲倒錯。但從此時起，主要的、真正危險的瘋癲是那种從社會底層產生的瘋癲。
　　皮內爾的病人院作為一個現實世界的避難所，絕不會成為類似圖克的休養院那樣的返朴歸真的空間，而是一個整齊划一的立法領域，一個道德教育場所。在那里，產生于社會外圍的各种精神錯亂統統被消除掉。病人的生活，看護和醫生的行動全部由皮內爾加以安排，以保證這些道德教育能發揮作用。他的手段主要有下述三個：
　　l．緘默。皮內爾釋放的第五個帶鐐囚犯曾經是一名教士，因瘋癲而被革出教門。他患有自大妄想症，自以為是基督。這是“以請安表現出的最嚴重的人類傲慢”。他于1782年被送到比塞特爾，被鐐銬束縛了12年之久。由于態度傲慢，思想狂妄，他成為整個醫院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觀之一，但是他以為自己是在重現基督受難。“他長期忍受著這种殉難的痛苦和他的躁狂症所招致的無數嘲諷。”盡管他的指妄十分嚴重，皮內爾仍把他列為第一批釋放的12個人之中。但是皮內爾處理他的方式与處理其他人不同。皮內爾二聲不響地給他打開鐵鐐，并且“明确命令每個人都要像他一樣自我克制，不与這個可怜的瘋人說任何話。這道禁令得到嚴格的執行，結果在這個自我陶醉的人身上產生了比鐵鐐和土車的效果要明顯得多的效果。他在獲得自由后，陷于一种他從未經歷過的被遺棄和孤獨的處境中，他感到羞辱。最后，經過長時間的腳繚后，他主動加入了其他病人的交往圈子中。從此，他的思想變得比較實際了”。
　　“釋放”在這里的含義是相當矛盾的。上牢、枷鎖，不斷地被人觀察和譏諷，對于這個据安病人來說，正是他的自由的要素。他因此而得到承認，而且他因外界許多人都与他形成一种共謀關系而心醉神迷。因此，他無法從直接感受到的這种現實中解脫出來。但是，解除了枷鎖之后，周圍人的冷漠和緘默束縛了他，使他那种空洞的自由受到限制。他在緘默中被釋放，而陷于一种不被承認的、徒勞展示自己的真實中，因為他不再是一個景觀，甚至不再受到羞辱，因而再也不能趾高气揚。現在，受到羞辱的不是他在諸妄時想像的化身而正是他本人。因為肉体束縛已被一种自由所取代，而這种自由几乎無异于孤獨；諸妄与奚落的對話已被一种語言的獨白所取代，而這种語言在他人的緘默中逐漸枯竭；整出狂妄与凌辱的表演被冷漠所取代。從此，他受到了比上牢和枷鎖更真切的禁閉，完全成了自己的囚徒。他本人陷入越軌范疇，而其他人則与恥辱無關。其他人都變得清白了，不再是迫害者。罪惡感轉移到內心。它向病人顯示，他不過是被自己的傲慢所蠱惑。敵對者的的面孔消失了。他不再感到觀看者的存在，而是感到自己不再受到關注，人們轉移了觀看的目標。其他人不過是在自己前進時不斷后退的一個界限。雖然他被解除了枷鎖，但是他現在被緘默帶上了越軌和恥辱的枷鎖。他感到自己受到懲罰，但是他由此又看到了自己無辜的跡象。雖然他擺脫了各种肉体懲罰，但他必須證明自己是有罪的。他的苦難曾是他的光榮，他的解放必然使他受到屈辱。
　　在文藝复來時期，理性与瘋癲不斷地展開對話。相比之下，古典對期的拘留就是一种對語言的壓制。但這种壓制不是徹底的。語言沒有真正被消除，而是接入各种事物中。禁閉、監獄、地牢甚至酷刑，都參与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間的一种無聲對話，一种斗爭的對話。現在，這种對話停止了。緘默籠罩著一切。在瘋癲和理性之間不再有任何共同語言。對渡委的語言只能用沉默不語來對付，因為誘委并不是与理性進行對話時的一個片斷，它根本不是語言。在一种最終沉默的意識中，它僅僅表示一种越軌。而且只有在這一點上，才可能重新有一种共同語言，因為它將成為一种公認的罪狀。“最后，經過長時間的腳踢后，他主動加入了其他病人的交往圈子……”沉默不語是瘋人院生活的一個基本結构，它与忏悔時的徹底坦白相輔相成。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謹慎地恢复語言交流，或者說，重新開始傾听這种已經被磨損成獨白的語言時，他听到的總是那些關于越軌違戒的套話。對此我們何必大惊小怪呢？在這种年深日久的緘默中，越軌違戒的主題已經控制了言語的源頭本身。
　　2鏡象認識。在圖克的休養院里，瘋人受到觀察，而且他知道自已被觀察。但是這种直接觀察只能使瘋癲間接地了解自己，除此之外，瘋癲無法直接把握自己的性狀。但是，在皮內爾那里，觀察僅僅在瘋癲所限定的空間內而不在其表面或其外部界限之外進行。瘋癲能夠看到自己，也能被自己看到。它既是純粹的觀看對象，又是絕對的觀看主体。
　　“有三個精神錯亂的人，都自以為是國王，都自稱是路易十六。有一天，他們為君王的權利爭吵起來，各不相讓，有點動火。看護走近其中一個，將他拉到一邊問：‘你為什么和那兩個顯然瘋瘋癲癲的人爭論？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就是路易十六嗎？’受到這番恭維后，這個瘋人高傲地瞥了那兩個人一眼，便立刻退出爭吵。同樣的花招在第二個病人身上也發揮了作用。爭吵頓時便煙消云散了。”這是第一階段，即狂想亢奮的自傲階段。瘋癲得以觀察自己，但卻是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它在他人身上表現為一种無根据的要求，換言之，表現出一种荒謬。但是，在這种譴責他人的觀察中，瘋人确認了自己的正确性和自己指委的正當性。狂妄与現實之間的裂痕只有在客体對象中才能被認識，而在主体中完全被掩蓋住了。主体成為直接的真理代表和絕對的裁決者：自我陶醉的權威痛斥和剝奪他人虛假的權威，從而肯定自己設想的正确無誤。作為純粹的指妄，瘋癲被投射到他人身上，而作為徹底的無意識狀態，它卻被全盤接受下來。
　　正是在這一點上，鏡子作為一個合作者，成為一個消解神話的工具。在比塞特爾，還有一個自以為是國王的病人。他總是“居高；陶下地以命令的口吻”說話。有一天，當他稍稍平靜下來，看護走近他，問他，如果他是一位君主，為什么不結束對自己的拘留？為什么還和各种病人混在一起？從此，看護每天都提同樣的問題，“他一點點地使病人看到自己裝腔作勢的荒謬，并指點他看另一個瘋人，后者也一直認為自己擁有最高權力，因而成為一個笑柄。開始，這位躁狂症患者感到震惊，后來便對自己的君主頭銜產生怀疑，最后逐漸認識到自己是痴人說夢。這种出人意料的道德轉變僅用了兩個星期。經過几個月的考驗，這位病人康复回家，成為一個稱職的父親。”這個階段是妄想消沉的自卑階段。由于瘋人自以為与誰妄的對象同一，就像照鏡子一樣，他在這种瘋癲中認識了自己，因為這种瘋癲的荒謬性是他早已斥責過的。他的堅實的權威主体在這种他所接受的、因而喪失神秘密性的客体對象中消解了。現在，他受到自己的冷峻審視。其他代表理性的人一言不發地支撐著這面可怕的鏡子。在這些人的沉默中，他認識到自己确實瘋了。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18世紀的醫術試圖用何种方法和用什么樣的神話方式來使瘋人認識到自己的瘋癲，以便將他從中解救出來。但是，現在的做法則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質。它不是用關于某种真理、甚至是虛假真理的強烈印象來驅散謬誤，而是用瘋癲的自負而非瘋癲的失常來醫治瘋癲。古典主義思想譴責瘋癲對真理的置若罔聞。而從皮內爾開始，瘋癲將被視為出自內心的沖動。這种沖動超越個人的合法界限，無視他應遵守的道德界限，從而導致自我神化。在以前几個世紀，瘋癲的初始模式是否定上帝，而在19世紀，其模式是自認為上帝。這樣，瘋癲在自身表現為受屈辱的非理性時，就能夠發現自己的解救途徑。因為當它陷于自己的絕對主觀的訪妄時，它會意外地在同一個病人那里獲得關于那种指妄的荒謬而客觀的圖像。真理巧妙地，似乎通過一种意外的發現（不是通過18世紀的暴力形式）而顯示出自己。在這神反饋性觀察活動中，真理除了自身之外絕不會看到其他任何東西。但是瘋人院在瘋人中設置的鏡子，使瘋人在肆言放行后必然會惊愕地發現自己是一個瘋人。瘋癲擺脫了使它成為純粹的觀察對象的枷鎖，但是它卻失去自己自由的本質，即自鳴得意的自由。它開始對自己所認識的真理負責。它使自己陷于一种不斷自我對照的觀察中。它最終因成為自己的客体對象而戴上羞辱的枷鎖。這樣，意義就与羞愧聯系起來。這羞愧是由于意識到自己与他者同出一轍，意識到自己已經在他著身上蒙受羞辱而產生的。在能夠認識和了解自身之前就已自慚形穢。
　　3．無休止的審判。由于這种鏡子作用，正如緘默所起的作用一樣，瘋癲被迫不斷地審判自己。此外，它每時每刻還受到外界的審判；不是受道德或科學良心的審判，而是受某种無形的常設法庭的審判。皮內爾所憧憬的瘋人院就是一個小型的司法世界。他的設想在比塞特爾，尤其是在薩爾佩特利耶爾得到部分的實現。為了使審判能發揮作用，審判必須具有威嚴的形象。在瘋人的腦子中必須有法官和執法人的形象，這樣他才能懂得自己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審判環境中。因此，恐怖無情的司法气氛也應是醫治瘋人的一部分條件。在比塞特爾，有一位因恐懼地獄而患宗教指妄的病人。他認為，逃脫天罰的唯一辦法是嚴格禁食。為了抵消這种對未來審判的恐懼，就需要讓一种更直接、更可怕的審判出場。“若想遏止不可抗拒地折磨著他的邪惡觀念，除了用一种強烈而深刻的恐懼印象外，還能有什么辦法呢？”一天晚上，院長來到這位病人房間的門口，“擺出一副嚇人的架勢；他怒目毗裂，吼聲如雷。他身后跟著一群工作人員，手持重鐐，并搖晃得丁當亂響。他們把湯放在瘋人身邊，命令他在當夜喝掉，否則就會受到殘酷的待遇。他們退出后，瘋人陷入在眼前的懲罰和來世的懲罰之間做出選擇的极其痛苦的困境。經過這几個小時的思想斗爭，前一种選擇占了上風，他決定進食。”
　　瘋人院作為一個司法机构是完全獨立的，不承認其他權威。它直接判決，不許上訴。它擁有自己的懲罰手段，根据自己的判斷加以使用。舊式的禁閉一般來說不屬于正常的司法形式，但是它模仿對罪犯的懲罰，使用同樣的監獄、同樣的地牢、同樣殘酷的体罰。而在皮內爾的瘋人院中，司法完全自成一体，并不借用其他司法机构的鎮壓方式。或者說，它使用的是18世紀逐漸為人所知的醫療方法，但是，它是把它們當作懲罰手段來使用。把醫學變成司法，把治療變成鎮壓——這种轉換在皮內爾的“慈善”和“解放”事業中并非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吊詭。在古典時期的醫學中，由于醫生對神經系統性質的各种古怪認識，浸洗和淋浴被當作靈丹妙藥，其目的是使机体解除疲勞恢复元气，使枯萎的纖維得以放松。誠然，他們還認為，冷水淋浴除了令人愉快的效果外，還有驟然不快的感覺所造成的心理效應，即打斷病人的思路，改變情緒的性質。但是，這些認識依然屬于醫學思辨范疇。而在皮內爾那里，淋浴法則明顯地成為一种司法手段，淋浴是瘋人院中的常設治安法庭所慣用的懲罰手段：“它被視為一种壓制手段。它常常能夠使對之敏感的瘋人服從体力勞動的一般律令，能夠制服拒絕進食的頑症，并能制服被某种想入非非的古怪念頭所支配的精神病人。”
　　總之，一切安排都是為了使瘋人認識到自己處于一個天网恢恢的審判世界；他必須懂得，自己受到監視、審判和譴責；越軌和懲罰之間的聯系必須是顯而易見的，罪名必須受到公認。“我們可以利用洗澡的机會，用一個龍頭突然向病人頭上噴射冷水，提醒病人認識自己的越軌或疏忽。這樣常常能用一种突如其來的強烈印象使他倉皇失措或驅散原來的偏執想法。如果那种想法仍頑固不化，就重复進行冷水淋浴。但是一定要避免使用強硬的語气和刺激語言，否則會引起反抗；要使瘋人懂得，我們是為了他而不得已使用這种激烈措施；有時我們可以開個玩笑，但不要過火。”這种十分明顯的懲罰必要時可經常反复使用，以此使病人認識到自己的過失。這一切都應為了最終使司法過程變為病人的內心活動，使病人產生悔恨。只有產生了這种結果，法官才能同意停止懲罰，因為他們可以斷定，這种懲罰會在病人的良心中繼續進行。有一位躁狂症患者有撕扯衣服和亂摔手中東西的習慣。對她進行了多次淋浴，并給她穿上一件緊身衣。她終于顯得“深感羞辱而神情沮喪”。但是，院長擔心這种羞愧可能是暫時的和表面的。“為了使她有一种恐懼感，院長使用一种冷靜而堅定的態度對她說話，并宣布，以后她將受到最嚴厲的對待。”預期的效果旋即產生：“她痛哭流涕近兩個小時，一再表示悔悟。”這种過程反复了兩次；過失受到懲罰，過失者低頭認罪。
　　然而，也有一些瘋人不為所動，抵制這种道德教化。這些人被安置在瘋人院的禁區，形成一批新的被禁閉者。對他們甚至談不上用司法手段。當人們談到皮內爾及其解放活動時，往往忽略了這第二次幽閉。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皮內爾反對將瘋人院改革的好處提供給那些“宗教狂人，他們認為自己受到神靈的啟示，竭力招攬信從者，他們以服從上帝而不服從世人為借口挑動其他瘋人鬧事，并以此為樂”。但是，禁閉和牢房也同樣适用于“那些不能服從一般的工作律令的人，那些用邪惡手段折磨其他被收容者和不斷挑動其他人爭斗并以此為樂的人”，以及那些“在瘋癲發作時有不可抑制的偷竊病的”女人。宗教狂熱導致的不服從，拒不工作和偷竊，是對抗資產階級社會及其基本价值觀的三种重大罪行，即使是瘋癲所致也不能寬有。它們應受到最徹底的禁閉，受到最嚴厲的排斥，因為它們都表現為對道德和社會一律化的抗拒，而這种一律化正是皮內爾的瘋人院的存在理由。
　　過去，非理性被置于審判之外，從而被武斷地弓版給理性的權威。現在，它則受到審判）但不僅僅在它進入瘋人院時為了識別、分類和使它從此變得清白而對它進行審判。它已經陷于一种無休止的審判中。審判永遠跟隨著它，制裁它，宣布它的過失，要求它体面地改過自新，甚至驅逐那些可能危害社會秩序的人。瘋癲逃脫了那种武斷的處置，其結果卻是進入了一种無休止的審判。瘋人院為這种審判配置了警察、法官和刑吏。在這种審判中，根据瘋人院所要求的生活美德，任何生活中的過失都變成了社會罪行，應受到監視、譴責和懲罰。這种審判的唯一后果是，病人在內心永遠不斷地悔悟。被皮內爾“釋放”的瘋人以及在他之后受到現代禁閉的瘋人，永遠被置于受審的地位。如果說他們已不再被視為罪犯或与罪犯相聯系，他們仍每時每刻受到譴責。他們受到指控，卻從未見到指控的正文，因為他們在瘋人院的全部生活就构成了這种指控的正文。在實證主義時代，皮內爾創立的并引以為榮的瘋人院不是觀察、診斷和治療的自由領域，而是一個司法領域，在那里，瘋人受到指控、審判和譴責，除非這种審判達到了一定的心理深度，即造成了悔悟，否則瘋人永遠不會被釋放出去。即使瘋癲在瘋人院外是清白無辜的，但在瘋人院中將受到懲罰。在以后一段時間里，至少直到我們這個時代之前，瘋癲一直被禁閉在一個道德世界之中。
　　除了緘默、鏡像認識、無休止的審判外，我們還應提到瘋人院特有的第四种結构。這种結构是在18世紀末确立的，即對醫務人員的神化。在上述結构中，這种結构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為它不僅确立了醫生与病人之間的新聯系，’而且也确立了精神錯亂与醫學思想的新聯系，并且最終決定了整個現代瘋癲体驗。在瘋人院的前三种結构中，我們發現它們与禁閉的結构相同，只是發生了位移和形變。但是，由于醫務人員的地位發生變化，禁閉的最深層意義被廢除了，具有現代意義的精神疾病就有可能出現了。
　　盡管圖克和皮內爾的思想和价值觀差异很大，但是在轉變醫務人員的地位這一點上他們的工作卻是一致的。我們在前面看到，醫生在禁閉過程中不起任何作用。而現在，他成為瘋人院中最重要的角色。他掌握著病人的入院權。圖克的休養院明文規定：“在批准病人入院時，委員會一般應要求申請人提交由一名醫生簽署的診斷書。……診斷書還應說明，病人是否還患有精神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最好還應附有其他報告，說明病人精神失常已有多長時間，是否用過或用過何种醫療手段。”自18世紀末起，醫生診斷書几乎成為禁閉瘋人的必要文件。瘋人院內，醫生已具有主導地位，因為他把瘋人院變成一個醫療空間。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醫生的介入并不是因為他本人具有醫療技術——這需要有一套客觀知識來證明。醫務人員在瘋人院中享有權威，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科學家，而是因為他是一個聰明人。如果說瘋人院需要醫務專業人員，也是當作司法和道德的保證，而不是需要科學。一個廉正而謹慎的人，只要具有在瘋人院工作多年的經驗，也能胜任工作。醫療工作僅僅是瘋人院的龐大道德工作中的一部分，認清這一點就能保證對精神病人的治療：“給躁狂症患者提供在确保他和其他人安全的條件下的各种自由，根据他越軌行為的危險程度來壓制他，……搜集各种有助于醫生的治療的事實，仔細研究病人的行為和情緒變化，相應地使用溫和或強硬的態度、協商勸慰的詞句或威嚴命令的口气，難道這一切不應是管理任何瘋人院，不論是公立還是私立的瘋人院的神圣准則嗎？”据圖克說，休養院的第一位醫生是因為他具有“堅韌不拔的精神”而被推荐任命的。這位醫生剛進人休養院時，毫無精神病方面的專門知識，但是，“他以滿腔熱忱走馬上任，因為他的技術發揮關系到許多同胞的切身利益”。他根据自己的常識和前人提供的經驗，試用了各种醫療方法。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這并不是因為療效很糟，也不是因為治愈率太低：“醫療手段与康复過程并不是密切相關的，這使他不能不對它們產生怀疑，認為醫療手段可能并非是康复的原因，而只是陪襯。”他發現利用當時已知的醫療方法几乎毫無作用。由于怀有博愛之心，他決定不使用任何引起病人強烈不快的藥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位醫生在休養院中無足輕重。由于他定期看望病人，由于他在休養院中對全体職工行使權威，因此“這位醫生……對病人思想的影響有時會大于其他護理人員”。
　　人們認為，圖克和皮內爾使瘋人院開始接受醫學知識。實際上，他們并沒有引進科學，而是進一种人格。這种人格力量只是借用了科學的面具，至多是用科學來為自己辯護。就其性質而言，這种人格力量屬于道德和社會范疇。其基礎是瘋人的未成年地位，瘋人肉体的瘋癲，而非其頭腦的瘋癲。如果說這种醫務人員能使瘋癲陷于孤立，其原因并不是他了解瘋癲，而是他控制了瘋癲。實證主義所認定的那种客觀形象只不過是這种統治的另一面。“贏得病人的信任，使他們產生尊敬和服從的情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目標。而這只能是良好的教育、高雅的風度、庄重的語調和敏銳的洞察力所產生的效果。愚昧無知、沒有原則，盡管可以用一种專橫來維持，但只能引起恐懼，而且總是激發不信任感。看護已經獲得支配瘋人的權力，可以隨心所欲地指揮和管束他們的行動。他應該具有堅定的性格，偶爾施展一下他的強制力量。他應該盡量不去威嚇，而一旦做出威脅就要兌現，如果遇到不服從，立即予以懲罰。”醫生之所以能夠在瘋人院行使絕對權威，是因為從一開始他就是父親和法官，他就代表著家庭和法律。他的醫療實踐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過是對秩序、權威和懲罰的古老儀式的一個補充。因此，皮內爾十分清楚，無須現代醫療方法，只要醫生使這些古老的形象發揮作用，就能醫治瘋人。
　　皮內爾援引了一個17歲少女的病例。這個少女是在父母的“极端溺愛”下長大的。她患了一种“輕浮的語妄症，其病因無法确定”。在醫院里，她受到极其有禮貌的對待，但是她卻總是擺出一种“高傲”的樣子，這在瘋人院中是無法容忍的。她在談到“自己的父母時總是出言不遜”。瘋人院決定對她實行嚴厲管教。“為了馴服這個桀驁不馴的人，看護利用浸泡的手段，表明自己對某些膽敢對父母大逆不道的人的強硬態度。他警告這個少女，因為她抗拒治療，并且頑固不化地掩飾自己的病因，今后她將受到各种理所當然的嚴厲對待。由于這次前所未有的嚴厲態度和這些威脅，這個少女受到“深深的触動，……最后她承認了錯誤，并坦白說，她喪失理智是因一段無法實現的痴情所致，她還說出了所迷戀的人的名字”。在第一次坦白之后，治療變得容易了：“一种最理想的變化發生了，……她從此平靜下來，并且百般表達對這位看護的感謝，因為是他使她結束了長期的煩躁，使她內心恢复了平靜。”這個故事的每個情節都可以用精神分析的術語加以轉述。應該說，皮內爾的看法是相當正确的。醫務人員能夠發揮作用，并不是由于對這种疾病有了一种客觀界定或者有了一种詳細分類的診斷，而是憑借著一种包含著家庭、《威、懲罰和愛情的秘密的威信。正是由于醫生讓這些力量發揮作用，由于他自己戴上父親和法官的面具，他就可以一下子撇開純粹醫療方法，而使自己几乎成為一個巫醫，具有一個薩馬特古斯Q22’的形象。他的觀察和語言足以使隱秘的故障顯露出來，使虛幻的念頭消失，使瘋癲最終讓位給理性。他的出現和他的言語具有消除精神錯亂的力量，能夠一下子揭示過失和恢复道德秩序。
　　正當有關精神病的知識試圖呈現出某种實證的含義時，醫療實踐卻進入了一個似乎能創造奇跡的不确定領域。這是一种奇异的吊詭。一方面，瘋癲使自己遠遠地處于一個非理性的威脅已經消失的客觀領域里。但是，与此同時，瘋人卻傾向于与醫生牢固地結合在一起，而這种合作關系可以回溯到十分古老的聯系。圖克和皮內爾所建立的瘋人院的生活造成了這种微妙結构誕生的條件。這种結构將變成瘋癲的核心，成為象征著資產階級社會及其价值觀的龐大結构的一個縮影，即以家長權威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關系，以直接司法為中心的越軌与懲罰的關系，以社會和道德秩序為中心的瘋癲与無序的關系。醫生正是從這些關系中汲取了醫治能力。正因為如此，病人發現，在醫生一病人的結合關系中，通過這些古老的聯系，自己已經被交給了醫生，而醫生則具有了几乎是神奇的治愈他的能力。
　　在皮內爾和圖克的時代，關于這种能力并沒有什么特殊的說法。人們僅僅用道德行為的效能來解釋和論證它。它与18世紀的醫生稀釋体液或放松神經的能力一樣不具有神秘性。但是，醫生很快就拋棄了這种道德實踐的意義，而將自己的知識限定在實證主義的規范中。因此，從19世紀初開始，精神病專家就不再明白自己從偉大的改革家那里繼承的能力具有何种性質。改革家們的效能似乎完全与精神病專家關于精神病的觀念、与其他醫生的實踐毫無關系。
　　這种精神治療實踐甚至對于使用者也很神秘。但是，它對于确定瘋人在醫學領域中的位置十分重要。首先是因為在西方科學史上，精神病醫學第一次具有了几乎完全獨立的地位。要知道，從古希腊以來，它一直僅僅是醫學中的一章。我們已經看到，威利斯是在“頭部疾病”的標題下研究瘋癲的。而在皮內爾和圖克以后，精神病學將成為一門獨特的醫學。凡是熱衷于在生理机制或遺傳傾向中尋找瘋癲病因的人都不能回避這种獨特性。由于這种獨特性會把愈益模糊的道德力量卷入其中，從而在根本上成為一种表現內疚的方式。這就使人們更不能回避它。他們愈是把自己局限于實證主義之中，就愈會感覺到自己的實踐在悄悄脫离這种獨特性。
　　隨著實證主義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醫學和精神病學，這种實踐變得越來越模糊了，精神病專家的能力也變得越來越神奇，醫生与病人的關系也越來越深地陷入一個奇特的世界。在病人眼中，醫生變成了一個魔法師，醫生從社會秩序、道德和家庭中借用的權威現在似乎來源于他本人。因為他是醫生，人們就認為他擁有這些能力。皮內爾以及圖克都曾堅決認為，醫生的道德作用不一定与任何科學能力有聯系。但是人們，首先是病人認為醫生之所以具有消除精神錯亂的力量，是因為他的知識具有某种奧秘，他甚至掌握了几乎是魔鬼的秘密。病人越來越能接受這种屈服于醫生的狀態，因為醫生既具有神圣的力量又具有魔鬼的力量，是不可用凡人的尺度來度量的。這樣，病人就愈益把自己交給醫生，完全而且預先就承認了醫生的權威，從一開始就服從被他視為魔法的那种意志，服從被他視為具有預見能力的科學。結果，病人就成為他投射到醫生身上的那些力量的最理想、最完美的對象。這是一种除了自身惰性之外毫不抗拒的純粹對象，隨時准備成為被愛爾科（Charcot）用來贊美醫生的神奇力量的那种歇斯底里患者。如果我們想要分析從皮內爾到弗洛伊德的19世紀精神病學的認識和實踐中的客觀性的深層結构Q24），我們實際上就得說明，這种客觀性從一開始就是一种巫術性質的物化体現，它只有在病人本人的參与下才能實現。它起始于一种明明白白的道德實踐，但是隨著實證主義推行其所謂科學客觀性的神話，它逐漸被人遺忘。雖然這种實踐的起源和含義已被遺忘，但這种實踐活動一直存在。我們所說的精神治療實踐是一种屬于18世紀末那個時代的某种道德策略。它被保存在瘋人院生活的制度中，后來被實證主義的种种神話所遮蔽。
　　然而，如果說醫生在病人眼中很快就變成了一個魔法師，作為實證主義者的醫生則不可能這樣看待自己。他不再明白那种神秘的力量是如何產生的，因此他不能解釋病人何以如此合作，他也不愿承認那些构成這种神秘力量的古老力量。但是，他又不得不給這种神秘力量以某种地位。而且，因為在實證主義的理解范圍內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實這种意志傳達或類似的遙控操作，所以不久人們將要把這种异常現象歸因于瘋癲本身。雖然這些治療方法憑空無据。但決不能被視為虛假的療法，而它們很快將成為醫治假象疾病的真正療法。瘋癲并不是人們認為的那种東西，也不是它自認為的那种東西。它實際上遠比其表象簡單，不過是信服和迷惑的組合。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巴格斯奇氏癲症的緣起。通過一种奇怪的翻轉，人們的思想又跳回到几乎兩個世紀之前：在瘋癲、虛假的瘋癲和模擬的瘋癲之間，界限不清一相同的症狀況在一起，以致相互交錯，無法統一。而且，醫學思想終于做出了一項鑒定，將瘋癲的醫學概念和對瘋癲的批判概念等同起來。而在此之前，自古希腊以來的整個西方思想一直對此猶豫不決。在19世紀末，在巴彬斯奇同時代人的思想中，我們看到了在此之前醫學從未敢提出的奇妙公理：瘋癲說到底僅僅是瘋癲。
　　這樣，當精神病患者被完全交給了他的醫生這個具体實在的人時，醫生就能用瘋癲的批判概念驅散精神病實体。因此，這里除了實證主義思想的空洞形式外，只留下一個具体的現實，即醫生和病人的結合關系。在這种關系中概括了各种异化（精神錯亂、讓渡、疏离），它們既被聯系起來，又被分解開。正是這种情況使19世紀的全部精神病學實際上都向弗洛伊德匯聚。弗洛伊德是第一個极其嚴肅地承認醫生和病人的結合關系的人，第一個不把目光轉向別處的人，第一個不想用一种能与其他醫學知識有所協調的精神病學說來掩蓋這种關系的人，第一個絕對嚴格地追尋其發展后果的人。弗洛伊德一方面消解了瘋人院的各种其他結构的神秘性：廢除了城股和觀察，廢除了瘋癲的鏡象自我認識，消除了譴責的喧嘩。但是，另一方面，他卻開發了包容醫務人員的那种結构。他擴充了其魔法師的能力，為其安排了一個近乎神圣的無所不能的地位。他只關注這种存在：這种存在隱藏在病人的背后和上方，表現為一种不存在，而這种不存在同時也是一种無所不在，這就是分布在病人院的集体生活中的各种權力。他把這种存在變成一种絕對的觀察，一种純粹而謹慎的緘默，一位在甚至不用語言的審判中進行賞罰的法官。他把這种存在變成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中，瘋癲以一种平靜止的運動抓住自己而又放棄自己。
　　對于醫生來說，弗洛伊德改變了皮內爾和圖克在禁閉所建立的各种結构。如果說“解放者”在病人院中异化了病人，那么弗洛伊德的确把病人從這种瘋人院的生存狀態中解救出來。但是，他沒有使病人從這种生存狀態的最基本因素中解脫出來。他重新組合了瘋人院的各种權力，通過把它們集中在醫生手中而使它們擴展到极致。他創造了精神分析的環境。在這种環境中，通過一种神奇的短路，精神錯亂（异化）變成了對精神錯亂（异化）的消解，們為在醫生身上，精神錯亂已變成了主体。
　　醫生作為一個造成异化的形象，始終是精神分析的關鍵因素。也許是由于精神分析并沒有壓制這种最根本的結构，也許是由于它把其他各种結构都歸并于這种結构，因此它過去不能，將來也不能听到非理性的聲音，不能通過它們來破解瘋人的符號。精神分析能夠消除某些形式的瘋癲，但是它始終無緣進入非理性統治的領域。對于該領域的本質因素，它既不能給予解放，也不能加以轉述，甚至不能給予明确的解釋。
　　自18世紀末起，非理性的存在除了在個別情況下已不再表露出來，這种個別情況就是那些如划破夜空的閃電般的作品，如荷爾德林、奈瓦爾、尼采及阿爾托的作品。這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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