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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個地方流傳著一首詩歌，它的大意是，上帝在神秘地活動，在創造奇跡。 對于研究過大西洋沿海地區歷史的人來說，這個說法的真實性是很明顯的。 十七世紀的前五十年，美洲大陸北部住著一批對《舊約》理想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不知內情的參觀者還會把他們當作摩西的追隨者而不是基督的信徒。寬闊寒冷波濤洶涌的大西洋把這些開拓者与歐洲國家隔斷了，他們在美洲大陸建立了一种恐怖的精神統治，這在對馬瑟家族的大規模搜捕和迫害中達到了頂點。 乍一看，要說這些令人起敬的紳士對寬容傾向頗有功績似乎是不可能的，而這寬容傾向在英國与從前殖民地之間的敵對情緒爆發前的《美國憲法》和其它許多文件里又講得明明白白。實際情況是，由于十七世紀的鎮壓非常可怕，便注定導致了比較有利于自由思想的強烈的反作用。 這并不是說，所有的殖民主義者都突然派人去找索茲尼的選集，不再用罪惡之地和罪惡之城的故事來嚇唬孩子們。但是他們的頭目几乎都是新思想的代表，都是些有能力有計謀的人，他們自己的寬容思想都建筑在羊皮宣言的基礎上，新的獨立民族的大廈就要在這上面拔地而起。 如果他們是對付一個統一的國家，那也不會這么成功。但是在美洲的北部建立移民區一直是件很复雜的事情。瑞士路德派的人開辟了一部分土地，法國派來了一些胡格諾教徒，荷蘭的阿米尼教徒占領了一大塊土地，而英國的各個宗派則都想在哈德遜灣和墨西哥灣之間的荒涼地帶找到自已的小天堂。 這有助于各种宗教的發展，不同宗教之間有很好的平衡，在一些移民區里，一种最原始的初級的互相忍耐形式被強加在各派移民者的頭上，要是在一般情況下，他們非揪斷彼此的喉嚨不可。 對于那些靠坐收漁利發財的体面紳士來說，這個發展實在討厭。在新的仁慈精神出現許多年之后，他們仍然在為維持舊的正直理想而戰斗。雖然他們沒撈著什么，卻成功地使年輕人疏遠了一种信條，這個信條似乎是從比它野蠻的印第安鄰居的仁慈善良的概念借用來的。 我們國家幸運的是，在這場長期的爭取自由的斗爭中，最受攻擊的是人數不多卻勇气十足的反對者。 思想在輕快地傳播開來，甚至一只小小的八十吨重的雙桅帆船就足以傳播使整個大陸陷入混亂的新見解。十八世紀的美國殖民主義者沒有什么雕塑和大鋼琴，但他們并不缺乏書籍。十三個移民區中的聰明之士開始懂得，這個大世界正在受到震撼，這在星期日的布道中是听不到的。那時的書商成了他們的先知。他們雖然不公開脫离已有的教士，表面的生活也沒什么改變，但是時机一到，他們馬上就表示自己是特蘭西瓦尼亞老王儲的最忠實信徒，那個老王儲拒絕迫害唯一神論的臣民，理由是因為上帝已經明确地給了他做三件事的權力：“有能力進行從無到有的創造，知道未來，支配人的良知。” 當需要制訂一個將來治理國家的具体的政治和社會綱領時，這些勇敢的愛國者就把自己的思想寫進文件里地理想置于公共輿論這個最高法庭面前。 如果弗吉尼亞善良的公民知道他們洗耳恭听的一些講演是由不共戴天的敵人——自由思想者——直接操縱的話，他們一定會被嚇得魂不附体。然而最成功的政治家托馬斯·杰弗遜本人就是一個很有自由觀點的人，當他說宗教只能用道理和說服力來管理，不能用武力或暴力時，當他又說所有的人都有同等權利按照自己的良知自由運用宗教時，他僅僅是在重复以前伏爾泰、拜勒，斯賓諾莎和伊拉斯謨的思想和作品罷了。 后來人們又听到如下邪說：“在美國謀求任何公職都不需要把宣布信仰作為條件”；或者說：“國會不應用法律來干涉宗教的建立或者禁止自由運用宗教”，美國的反叛者們默許并同意了這种做法。 這樣一來，美國成為第一個宗教和政治明确分离的國家，成為第一個公職候選人接受任命時不用出示主日畢業證的國家，在法律上成為第一個人民可以隨意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國家。 但是這里就象在奧地利（或是其他這种地方）一樣，平民百姓比領袖們落后得多，領袖們稍微有一點偏离舊路，他們就跟不上趟了。許多州不僅繼續給不屬于主導宗教組織的百姓施加限制，而且紐約、波士頓和費城的人仍然不容忍持异見者，好象他們從未讀過一句本國憲法一樣。對于湯姆·佩恩來說，所有這些不久就都降臨到他的頭上。 湯姆·佩恩為美國的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他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宣傳員。 從血統上講他是英國人，職業是水手，在天性和訓練上是個反叛者。 他訪問各移民區的時候已經四十歲了。在倫敦時，他遇見了本杰明·富蘭克林，接受了“西行”的建議。一七七四年，他帶著本杰明親筆寫的介紹信，啟航駛住費城，幫助富蘭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貝奇創立了《費城公報》雜志。 湯姆是個老牌的業余政治家，他很快就發現自己處在了考驗靈魂的重大漩渦之中。不過他的頭腦非常有條理。他收集了關于美國人不滿悄緒的凌亂材料，把它們融入一本小冊子中，篇幅不長，寫得卻很親切。小冊于通過一般“常識”，使人們相信美國的事業是正義的，應當得到所有忠心愛國者們同心同德的合作。 這本小冊子馬上就傳到英國，傳到歐洲大陸，許多人有生以來第一次知道有個“美國民族”，這個民族完全有理由，而且具有神圣的職責，向母國開戰。 獨立戰爭剛一結束，佩恩就回到歐洲，告訴英國人民統治他們的政府的种种蠢行。那時塞納河兩岸正發生著可怕的事情，体面的英國人開始用非常怀疑的眼光觀看著海峽對岸的情況。 一個叫埃德蒙·伯克的人嚇破了膽，剛剛發表了《對法國革命的見解》。佩恩馬上用義憤填膺的《人的權利》作為回擊，結果英國政府通令他應為叛國罪而受審。 与此同時，他的法國崇拜者們選他進入國會。佩恩對法文一竅不通，卻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接受了這項榮譽，來到了巴黎。他在這儿一直住到受羅伯斯比爾怀疑為止。佩恩知道自己隨時有可能被捕或砍頭，就赶忙完成了他關于人生哲學的一本書。這本書名叫《理智時代》，第一部分是在他行將入獄時發表的。第二部分是他在獄中的十個月里完成的。 佩恩認為，真正的宗教，他稱之為“人性的宗教”，有兩個敵人，一個是無神論，另一個是盲信主義。但是他在表達這個思想時受到了大家的攻擊，一八○二年他回美國后，人們都以极大的仇視態度對待他，因而“又肮髒又可鄙的無神論者”的名聲直到他去世后還持續了一個多世紀。 他沒出什么事這倒是真的，既沒有被絞死燒死，也沒有在輪子上被分尸。只是大家都不理睬他，當他壯著膽子要出門時，大家就慫恿小孩子向他伸舌頭，他去世的時候已經變成被人唾棄遺忘的人。他撰寫了一些反對獨立戰爭中其他英雄人物的愚蠢的小冊子，用來發泄自己的憤怒。 對于一個好的開端來說，這似乎是最不幸的結局。 但這是近兩千年的歷史中反复發生的典型事情。 公眾的不寬容剛一發泄完自己的憤怒，個人的不寬容又開始了。 官方死刑己告終止，而私刑處死又問世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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